我们最危险的敌人是制度膨胀和非组织势力的恶性膨胀

我们最危险的敌人不是腐败而是制度膨胀和非组织势力的恶性膨胀　　

在我国封建时代，制度膨胀和非组织势力的恶性膨胀，是导致一个王朝灭亡的根本原因。　　

什么是制度膨胀，制度膨胀就象通货膨胀一样：表现为制度越来越多，所规范领域和程度越来越深，但制度的总体效力越来越低。　　

膨胀的制度，主要地表现为有法不依，有令不行。而且对于管理部门来讲，严格执行制度的官吏，往往容易使自身利益受到很大损失；而把制度的贯彻当作商品进行交易并获得收益的官吏，却往往能够拥有较好的人际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已有的制度执行不力，不能有效地调节社会关系，所以社会秩序混乱。统治者不能认识到社会秩序混乱的原因，常常会以为制度不够完善和严厉，往往倾向制定更多的制度和采取更严厉的惩罚以调整社会关系。　　

这就导致了这样一个结果，即膨胀的制度的负淘汰效应。即自觉遵守制度的人或群体，利益受损最大，违反制度的人却得到最多的利益。由于这种负淘汰效应的存在，就导致了社会价值取向的扭曲，人们往往倾向于违反制度。从另一个方面讲，这也即统治集团信誉的集体破产。信誉破产的统治集体，离崩溃也就不远了。　　

所以在封建时代，有远见的政治家，特别地重视制度的遵守和贯彻。唐代著名的书法家和政治柳公绰曾经讲过：“赃吏犯法，法在，奸吏舞法，法亡。”法亡了，由法所维系的统治集团也就必然灭亡，这是一个规律。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制度膨胀的现象呢？其原因很简单，就是封建时代或缺乏监督和约束的权力，往往容易滋长非组织势力的恶性癌瘤，正是这种毒瘤的存在，导致了制度的无法贯彻。　　

非组织势力，在封建时代往往表现为皇帝及权势者身边的人或亲属。从最高层来讲，民间常讲的皇亲国戚以及太监，就是两种最典型的非组织势力，比如唐代和明代后期的宦官，比如两汉后期的外戚，唐末和东汉末的军阀，这些都是非组织势力。就基层而言，非组织势力就是知州、知府、知县的幕傣以及讼师，最基层的是乡间的恶霸和劣绅。这些力量，往往不是把整个国家或组织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是想方设法地谋取个人或小团体利益的最大化，他们因此贿赂官员，诱使官员下水，循私舞弊，使整个国家“纲纪废驰”、人心涣散而走向灭亡。所谓俗儒以文乱法，就是指这种现象。　　

由于非组织势力的存在，使法律不能得到严格的执行，金钱和权力往往取代了公理和正义，法律只能成为强者压迫弱的工具，这就必然形成前面讲的负淘汰现象，即诚实守法的人往往利益受损，强横违法的人往往得到最多的好处。这就必然导致严重的社会不公，著名的窦娥冤，其实就是表现了这种不公平，这种不公平的结果，就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社会的动荡！　　

所以，我们一定要高度重视非组织势力的滋生和制度膨胀现象的蔓延，一定要象柳公绰一样，对那些非组织势力严厉打击，严格执行各项制度，这样才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　　

具体到现实生活中，作为党培养多年的一名副处级干部，居然忘记了党的宗旨，把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对立起来，就我们党本身来讲，这难道不是代表了党内的一种非组织势力吗？　　

本来是某些干部习惯于行使权力淫威，横行霸道强奸民女，然而在权力的干预下，强奸变成了“推坐”。但由于网络的出现和民间的激愤，我们巴东迫于本县某些领导的权力和网络民意压力，居然搞出个“正当防卫故意伤害罪”，这难道不是舞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