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教师自杀,五七指示,与又一次常委会

令他怎么也想不到的是，他自以为开得极其成功的九月的那次全市干部大会，其效果是运动的向右急转。也许，与其这么说，不如说是他在大会上所作的较全面的发言，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相反，却似乎完全被片面地作了领会，以至于曲解。但问题似乎不在于他在大会上作了检讨，也不在于老宗的发言有着老宗一贯的有时很激烈的倾向性，而在于一种人心、一种形势，即干部之心和运动的往复之势。　　

当医校学潮过去之后，所谓“保守势力”大为抬头，形成“秋后算账”的一种空气，这就从另一面不利于运动的正常开展了。老黄在常委会上已经说到过，但说到归说到，并不能阻止这种形势。　　

他并非完全不赞成这种形势，事实他也同意了老宗采取的一些措施，比如对医校静坐学生形成的压力。如果说这是对前一阵那种“造反”的抑制，从国家社会来说，在他看来，那也是有所必要的。在亭州，事情可以理解成：为了这种必要性，市委书记也作了检讨。如果仅仅这样理解，倒也好了，但分明又过头了，他也掌握不住。他原有的、他所应有的权力好像不知不觉从手中滑掉了。　　

许多的人，不止老宗一个，似乎有老李，也有老魏，乃至众多的声名显赫的部委科局级干部，他不知道他们在怎样影响这个城市的各个系统。要知道，他来亭州的时间还不长，而这些常委、许多干部，都是老的。不少人从一进城就在亭州工作，或者是由本地工农、教师、职员而成为干部。他们在这里得到升迁和提拔别人，既在这里经风雨、见世面，也在这里生儿育女、似水流年。　　

对这个城市的角角落落，他们像对自己的手指头一样熟悉。有的人也许一个眼神、一个声音，就能把他们分管的那个系统指挥起来，真是达到不落言筌、无为而治的程度了。而他对这个城市的领导，决定性的前提只是上级指定的市委书记身份，某种意义上仍像戏曲舞台上走马到任的官员，靠的是袖中有一方大印而已。可以说，跟这些干部相比，在实际上，他是学生，而他们是老师；他是客，而他们是主；他要尽量地尊重他们。当然，他不能以此放弃自己的责任，要不然党和国家派他来做什么的呢？　　

事情的效果，他首先是从自己家里得到的，也就一叶而知秋了。那已经是好几天之后的一天中午，儿子说，我们学校出事了。告诉他：一个老师自杀，一个学生被捕。他头皮一麻，镇静了一下，问具体的情况。　　

儿子说，老师就是写蔡校长大字报的高均，学生是我们班上一个平时会说怪话的。高均因为被定成反党分子，并且受到一些学生拷打、折磨，在学校里上吊了。今天上午十点钟发现的，很多人都去看了，很可怕，也很难看，因为从脸上到身上全被浇过墨汁，像从地狱来的。　　

他沉默片刻，问，谁把这个教师定成反党分子？谁定的？怎么定的？儿子说，高均被从北京抓回之后，有人对他作了宣布，要他写认罪书。他问，谁对他宣布？儿子说，可能你不知道这个事情，因为都说你在市委作了检查。　　

他一听，真是吃惊不小，问，都说我作了什么检查？儿子嗫嚅着告诉他，说是检查了“右倾”，造成了群众斗死干部。　　

对儿子的话，他不置可否，不便于解释，但他示以不为所动的神情。他问，那个学生是怎么回事？儿子说，学校里布置了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上的一小节文章，让大家写，交上去对笔迹，第二天这个学生就被捕了，说他写了反标，正好他平时爱说怪话，大家也就将信将疑。老师说，全市出现多处反标，写反标的有男有女，还有国民党潜伏特务。大家听了寒毛都竖起来。他对儿子说，运动很复杂，你在外面不要议论。　　

使他郁闷的是，常委会上说过抓学生、抓人要提交常委会讨论，但儿子所说这些情况，他却不知道，这是不正常的。他很想立即打电话问老宗，但转又觉得冒昧不妥。他也很想立即打电话问公安局长老汤，可也觉得用什么语气、从什么角度，都是颇费斟酌的。最好的办法，就是静等。这些事情终归要向他报告，他终归会在某种形式之下被告知。这一切后面的最高指挥当然是老宗，表现着老宗的某种英雄气概和政治能力。他心头不觉反而轻松下来，从精神上把自己退后一步、抽身而出，以静观事情的发展。倘若运动果真能被老宗这样地“收”起来，并且真的就“收”起来了，又有何不可接受的呢？但倘若一切并不如老宗的料想，那也要由实践来让老宗明白一切并不如此简单。　　

老宗应当看到，造反的群众虽然目前受到你这一方面的压制，处在某种“低潮”，但毛主席党中央在原则上是支持这一方的，迅速地从无形中召唤、集结、培养起这样一支特殊的政治力量，以用于文化大革命的开展。反过来，这些人最强大的精神支柱也就在此，他们将会以执行和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名义，跟你们做斗争，即使不能把你们斗下去，至少也不能最后被“秋后算账”。问题集中到这些被召唤出来的群众切身的政治生命问题上来了。　　

也许，你如果能对他们说，保证不跟你们“算账”，你们回到学桌后面、机器前面去吧，我们甚至真的是能从正面理解和肯定你们的政治热情的呢，一切也就会风平浪静下来，什么跟“走资派”的斗争，也就不必再谈了。但老宗这样的人坚持强硬立场，让造反的人有所畏惧，却似乎也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前提。事情就这样是力的较量、政治心理的较量。　　

他感到他已经把握到运动的某种脉搏，至少从亭州观察起来就是这么回事了，一切其实很简单。这将是一个客观的过程，将会如《十六条》所预见的，“斗争会有反复，甚至可能有多次的反复”。然后大家彼此弄清了对方，谁也吃不了谁、谁也还是谁，而上面也终有一天认为那个不足“百分之五”的人们的问题解决了，中央就会发出“收”的信号，于是上下一致、偃旗息鼓，社会如《老子》所说“复命曰常”，浑水见清。　　

他要做的，是不能让这激荡的浑水泛滥出来，而希望看到它的早日沉淀。在这个意义上，他是“知常曰明”的。人们也许不会听他的，但他要坚持，他的坚持也是不可少的一种力量，而且要加入那总的力的运动中去，这就是他的职责所在。他要执其中道，让两方面的人们都不要走极端，包括老宗也在其内。这种指导意识，他现在较为明确起来。　　

奇妙的是，运动存在着截然不同的政治倾向和力量，有如棋盘上楚河汉界两边的车、马、炮一样，发生着虽不是生死、却也是严重的对立和较量，但不时地，却有惊人一致之处，甚至你接过我的口号，我接过你的口号，你今天这样做，我明天也这样做，如不了解内情，光看这些表面，是会被弄糊涂的。这正是浑沌。但也正如《老子》所说，虽然惚恍，不易判断，却是其中有象，其中有物，其中有精，其中有真，其中有信，一切是有实质性内容的，都需要而且可以把握住，也能够把握住，但在方法上，他要若客、若朴、若涉冬川、若畏四邻，谨慎地在这浑沌惚恍中做工作。能感受、把握这种微妙，好像也是一种政治的精神的享受呢。　　

情况已经证明，老宗不仅是市委的一个常委，同时也是某一倾向的代表。需要完整看到老宗具有极其生动的两面，而不能僵化地只看其作为常委的一面，那样看就是不明事理，就会弄僵，这正是浑沌中一个可加把握的要点。　　

更详细的情况这天下午就知道了一些。来的是老黄，使他知道，宣布高均为反党分子的，是工作组留下来的联络员，当时在场的还有蔡美凤校长，以及学校的其他一些人。联络员是从法院抽调去的老姚，是个老庭长。　　

老姚对高均说，你可能看不起我这个老头，但我现在还是法院审判庭的庭长，同时也是市委派驻在学校的联络员，你的反党分子的帽子，已经给你量了尺寸、做好了，抓在群众手上，什么时候给你戴，怎么处理你，就看你怎么认识自己的问题。你在这次运动中成了反党的急先锋，这就是我们对你这个人的结论。　　

当天晚上，高均被一些学生拷打折腾到深夜，多次被打翻在地上。后来就自杀了，第二天上午发现时，人已经完全僵硬。　　

高均留下的纸条上写着五个字：“是你们反党”。老姚拿着高均这张纸条，浓眉紧锁，法眼凝视，两手发抖，最后说，这是精神失常。　　

对于高均自杀的性质，公安局的看法与老姚一致。他问老黄是怎么知道情况的？老黄说，有个副校长跟我较熟，认为事情有点不对，心中不安，告诉了我。还反映说：认定那个学生写反标，是带着框框的，抓去后有可能屈打成招。　　

他问，打吗？老黄说，打得厉害，用了狼狗。　　

他正吃惊，老黄说，狼狗没有对这个学生用，但对一个女青年用过了，是庆阳茶叶店的，每天打扮得格挣挣的站在那里卖茶叶，说是发现了她跟特务有联系，抓了进去，狼狗一上，扑在胸口上，女店员就承认自己写了反标。这情况是公安局内部一个老同志个别地跟我说的，这同志认为这次“打反”有不妥之处。　　

“打反”二字又令他暗吃一惊。　　

老黄说，一共抓了八个人，医校郁平一个，这是常委会上定的，其他不是常委会上定的，但老宗在会上提到过反标问题。八人里面确有一个是特务，“文革”前已经暗中监控，表面身份是归国华侨、华兴机械厂技术员，一直没有惊动，还评过先进工作者，这次逮了起来，茶叶店的那个女店员跟这个华侨是工人文化宫周末舞会上的舞伴，所以怀疑她被吸收参加特务组织了。老宗的计划，这个华侨要判死刑。　　

“判死刑”三字更令他暗吃一惊。　　

他问，你怎么知道老宗有这个计划？老黄说，还是公安局这个老同志对我说的，说还有两个也可能要判死刑，一个是剧场里扫地、冲厕所的老头，抓起来后，承认就是自己在厕所墙上写了“打倒”的反标。这老头身上很脏，一早起就喝酒，整天糊糊涂涂的，也没有亲人，过去当过国民党的兵，怀疑是潜伏特务，是伪装糊涂，也正在审问。另一个是精神病人，群众称为疯子，这个疯子满嘴反动话，影响确实不好，以前派出所也抓起过，因为大家都知道是疯子，不好处理，只好又放掉，这回抓起来是不会再放掉了。　　

他问，除了拘捕八人，面上的情况如何？　　

老黄说，我大体是听到一些的，现在没有一张大字报是写领导的了，全是群众写群众的，还有群众的“认罪书”。我并不认为可以无条件地赞成学生、工人的所有造反行动，但目前这种局面，恐怕是不符合中央精神的。运动自身也许会发生多种情况，但作为指导的方面，不能有偏向。人为地推向右边，或推向左边，都不行。听说医校有学生上北京告状去了，我想这就是一种不好的后果。市一中那个高均也是进京告状的，但被学校派去的师生给抓了回来。我听说打高均的时候蔡美凤就在隔壁房子里，她不可能不知道。作为一个校长，怎么可以这样？真是想不到！也许我偏听偏信了，情况也没有亲自调查，所以我及时到你这里来。　　

他说，我也在观察与思考之中。你的担心是有道理的，我也想跟老宗商量一下，如果他认为一定要抓人，也要重证据，轻口供，避免错案，还有个时机问题要考虑，但目前有些问题我也不能看得很清楚。　　

老黄的反映，并没有改变他给自己确立的基本态度。老宗所为可能有点过份，但老宗所代表的总的意图，是有其坚实基础的，很难加以纠正，更不好硬行纠正。这似乎已经成了这次运动一种难以改变的复杂性，就是说，很多干部敢于公然对抗中央精神，用的方法可以说是接过中央的口号来自行其是。但他一再告诫自己，不要把自己跟老宗他们对立起来，而一定要借助实践的发展让他们自己有所认识。他需要很恰当地跟老宗处好关系。　　

想到此，他疑惑自己对党的忠诚是否打了折扣？如果全国的大小市委书记都像他这样不能及时地旗帜鲜明地做工作，而让老宗这样的做法占了上风，毛主席他老人家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岂不是要被无数老宗这样的人弄成了另一回事？变相地不就是棋盘上的“叫将军”吗？好厉害，这才是真正的“造反”呢。　　

到底如何才能既对得起上，又协调于下，既周旋于当前，又适应于将来，而且让自己问心无愧？这样的一个最佳之点，他一直在浑沌中寻找、捕捉、力求牢牢把握，但稍纵即逝，还没有较准确而稳定的在握之感。　　

他希望着有别的常委来像老黄这样跟他谈谈，但没有出现，至于老宗，也不在办公室里。他几乎是无聊地翻阅起以前发下的一些文件来，把毛主席几个月前写给林彪同志的《五•七指示》又拜读了几遍。一个多月前的八月一日《人民日报》社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实际上就公布了这个指示。　　

社论说，“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革命化大学校的思想，就是我们的纲领。”他猛然想到，中国目前发生的最大的事情，也是可以用《五•七指示》来说明的。正如毛主席在这个指示的最后所写的，“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年以来，很多人已经是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至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要有所发展罢了。”　　

毛主席说的，就是军队除打仗以外，还做农、工、民等各种工作，各行各业的人都要向人民解放军学习，毛主席特别说到学校，说：“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毛主席说要“普及”，这是主张把军队几十年来是一个革命大学校、革命工作队的做法，发展和推广到全社会去，这就成了关于社会的总体设计，成了社论所说的“我们的纲领”。他觉得，这个指示的意思是很好的，只是一般人很难过那种绷得很紧的日子，也很难想象把社会搞得那么规范，因为那至少是有点半军事化的，跟社会人们各有习惯、较为散漫的日常生活有很大距离，也好像要使人们都过一样的日子、成为一样的人。毛主席的设想确实体现了一种比较革命化的要求，打破了根深蒂固的一些界限，带有“消灭三大差别”和“反修防修”的意义，他老人家的理想是要从城市到农村建立革命而团结，统一而强大的国家社会。这样的一面，加上核试验成功了的一面，国家当然是强大的。只不过在具体实现的长途中，要碰到人的和社会的许多习惯问题和现实问题需要解决，性急还是不行的，但当然这就是我们各级今后工作的主要内容。　　

从根据地、解放区，到建国以后的中国社会，在斗争中、也在不知不觉中，是逐步朝着毛主席的这个理想往前走的，人与人之间，人在内心世界里，从农村到城市，都在毛主席要求下改变着面貌。如果按照毛主席的要求做下去，那就是“六亿神州尽舜尧”，每一个人都能正确认识客观世界、正确改造主观世界，都力求成为高尚的人，而不是自私自利的人，每个人都将是多面手，又能做工，又懂种地，又能为文，又能为武，虽不可能人人是专家学者，但人人是普通劳动者，是平等互爱的，每一个人都生活在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精神境界里，充满战斗的奋进的欢乐，每一个人的这种快乐都和全体人民融为一体，并且成为建设祖国、保卫祖国的强大力量。“春风杨柳万千条”，天空无比明净，大地如花似锦，河水欢笑，鸟语花香。儿童们健康成长，个个聪明好学，努力向科学的文明的高峰攀登……　　

《五•七指示》如果作为正面摆出的一张理想蓝图，那么从反面摆出来的，就是5月16日《通知》和《十六条》，就是要通过文化大革命来“清洗、调动”党政军文上层里反对这张蓝图、不赞成这条路线的人。　　

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上列出“毛泽东同志近四年提出的英明决策”九条的最后一条是：“人民解放军和工厂、农村、学校、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都应该成为一个革命化的大学校”，实际上也就是《五•七指示》精神的体现。　　

他记得，一九五一年发展农业生产互助组时，中央对山西省委倡办互助组有过一个著名的批语，说这是“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意欲及时加以阻止。当然，后来的事实是，这一阻止本身却被阻止了，从互助组到合作化一直发展到现在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可是写这条著名批语的人，后来对于一九五八年的“共产风”，又有很大责任，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确实是不好理解。王雪倒说得有趣，说是一个心理学问题。他不敢相信这样高级地位的人会有这样低级的心理学问题。这次运动，在上层，已明摆着是针对这个人的。只不过《炮打司令部》对这些旧账并没有提。也可能是没有必要一下子提得太多，先把藤扯下来，以后再数上面有多少瓜。总之，事情是闹大了。　　

现在距离一九五一年，已经很遥远了。但那时既然说过这话，那么不言而喻，相应地就另有一种自信是不错误、不危险、不空想的主张，它转入退却和隐伏，它要实行的，既不是“社会主义农业”，也不可能公然是“资本主义农业”，大约可以叫做“新民主主义农业”吧？也就是保持土地改革后的单干状况的农业，既不向社会主义发展，又不向资本主义发展，就那样保持着。岂不正好是第三条道路、中间道路！正反两面，明明白白，虽有诸多令人扑朔不明之处，却不是完全糊涂不清的，这正是浑沌中的有象、有物、有精、有真，是确切的东西，是认识和分析某些问题的重要依据。他一阵悚然，就像触摸了神圣可怕不能触摸的东西一样。　　

老宗好像本能地跟这个运动抵触，想来老宗是不会愿意照《五•七指示》说的那样去过日子的。老宗还只能算是小官，毛主席屡屡提到的“作了大官”的人们又将如何？毛主席大约是想从几千年的生活习惯、从老根上来解决“反修防修”问题，简直是跟人们过不去呢。社会地位越是高的人，将越是会感到不可思议、不可接受。　　

想到此，他好像对事物的某种实质又触摸到了一点，其实一切都很简单。他感到毛主席的善意和伟大、理论的彻底和信念的坚定，是要在实际中坚持马列主义早就指明的方向。若从另一面，就会很平庸地说，这太好高骛远了，这太教条主义了，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但仅仅这一点区别，对于治国，也就十分不同或完全不同。他联系自己扪心自问，切实感到了习惯势力的强大无边，因为这势力就在我们自己的心中，就在我们无数普通人的身上，那退却隐伏下去的力量和主张是多么有力，因为它们好像是更“实际”的，是植根在我们的肉心之中、而为我们所乐意的。问题多么复杂和重大。他不禁忽然悲从中来！　　

他站到室外去，抽起一支烟，望着远远近近的屋舍树木，望着天空，觉得眼前这个世界已经没有多少确凿无疑的东西，即使本来再清楚不过、再坚信不过的东西，当其真的要贯彻到底时，好像反而被裹在一团灰蒙蒙的迷雾中看不清楚了，双脚好像不再踏实地踩在大地上，而是有点漂浮起来，有点不知所往了。这种感觉是从未有过的，简直就“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一样。那么如果不搞“文革”，不谈这些呢，问题是不是就不存在了？不，情况照样存在，正好向另外一面静悄悄地走去，只不过如在梦中昏睡不醒而已，而“文革”好像把一个大梦惊破了！要认真说起来，那还是毛主席清醒、深远、伟大啊，可是人们不理解！即使起来“造反”的这些青年，又真正理解了多少？也许有一天，所有的人们都将发觉自己成了叶公，并非真的好龙，是好乎似龙非龙者也。而这似龙非龙的东西，在不同的人又是不同的。那时思想上真将是一片混乱！现在，一部份本来不起眼的人，如医校的学生史宏之类的，却出来声称自己认识真龙、好乎真龙，这首先特别让老宗这样的一些人，难以容忍！　　

他的背上滚过一道寒气，叮咛自己政治上要注意再注意、小心再小心。有些问题，你这种基层地位的人，就不要去多加考虑了。以后怎么办，反正还是跟着上面跑。　　

程主任在楼下走过，也看见了他，他做了个手势，程主任就上楼到他办公室里来了。程主任朝他桌上望了一眼，说，书记在看文件呢！他也就把文件递给程主任，说，我刚刚又学习了一遍，你一定学过好多遍了？程主任忙说，我学得不够，我理解不深。他说，你再认真看一遍。　　

程主任就逐字逐句看了一遍。他问，有什么体会？程主任说，主席讲的是革命化的问题，对我们的社会如何往前发展、如何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具体指出了方向，是大破大立的，是有革命传统做基础的，是把马列主义真理跟具体实践相结合。理想坚定，途径明白。我记得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这个小册子里好像就说过一句这方面的话。　　

他说，对的，我划在这里呢。说着，他取出列宁的书，读道：“消灭人与人之间的分工，教育、训练和培养出全面发展的、受到全面训练的人，即会做一切工作的人。共产主义正在向这个目标前进，必须向这个目标前进，并且一定能达到这个目标，不过需要经过许多岁月。”　　

程主任说，是这一段。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因为已经有了建立革命根据地以来的实践，是大为具体和发展了，毛主席说我们已经做了几十年，确实是这样。这个指示，有些已经写在《十六条》的第十条《教学改革》上，总的精神也夹在社论里公布于世了，对社会已经产生着重要影响，比如听说江南农村社队工业比较兴旺，一九五八以后农村普遍有了工厂，重视的地方就发展得比较好些。我有个姓张的邻居，很有学问，他正好有三个孩子，就到派出所去给孩子改了名字，一个叫张是工，一个叫张是农，还有一个叫张是兵。我考虑我和我的老婆孩子，也都可以走《五•七指示》指引的道路。我作为十七级干部，比起群众在待遇上要高一些，但也没有多少放不下的特殊的东西。过去我们叫地主、资本家放下他们特殊的东西，用的是革命的、改造的、赎买的方式，如果革命要我们自己放弃特殊的东西，跟人民进一步打成一片，来巩固政权、建设国家、向共产主义迈进，我们总不应当想不通吧？当然，还有个习惯的问题，要逐步来。共产主义还不是人们的习惯，需要我们给人民做出带头示范，需要长时期的耐心的努力。我敢说，如果毛主席有适龄子女，他一定首先让他们走“五•七道路”，就像他把儿子送到朝鲜战场上去一样，他难道不晓得这个儿子对于他是多么重要吗？他难道不晓得枪炮子弹的厉害吗？　　

他点头，说，看来你是认真思考过了，说实话，我也思考过了。确实如《十六条》开宗明义第一句话说的，“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程主任说，触及到灵魂深处了！　　

他说，你理解得不错，“五•七道路”是一个总的方向，只要是有一点革命经历的人，也并不陌生，一方面我们自己要保持和发扬，另一方面要逐步向全社会推行，这样持续不断努力。按照上级指示，这个月我们就要把二百多名街道知识青年安排到农村插队务农去，这也可以看作是贯彻《五•七指示》。一九五七年就有“邢燕子”下乡当农民，后来还有好几个典型，我们省里是董加耕。毛主席说，“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肯定了这个方向。现在又有《五•七指示》。　　

老程说，等文化大革命结束，目前在校的这些学生，想必至少也要有一部份插队务农去吧？看来这是必然的了！这里面说不定还有战略考虑呢，都聚在城市里，美帝苏修把核弹从空中掼下来，损失就大了，特别不能损失青年啊。　　

听老程这样一说，他心头不知怎的一坠，忽然想到了小宗静，还有儿子杨建国，当真让他们一辈子务农去吗？虽然光荣，虽然如老程突发奇想所说躲核弹是安全些，但可真是艰苦繁重的体力劳动，而且他们可能具有的个人才华，怎样及时得到培养、怎样能够发挥出来呢？但如果是一时的锻炼，那跟一辈子的务农倒是不一样的。他不觉立即产生了这样“机会主义”的潜在意识。总之，这对所有青年人、所有家长，将是一大考验！具体该怎么弄也很复杂。事情尚未临头，他却患得患失起来，真是可悲！　　

他不觉就荡开去说，地球上不光有我们，还有我们之外的世界，无产阶级可以在一国夺取政权，但不能在一国建成共产主义，要实现“世界大同”，想来真的是不容易、很遥远。现在即使让你老程是工、是农、是兵，也还不至于就叫你真的一辈子当工农兵，那你的工资还要不要取消或改变呢？你现在的工作不让你干，也得安排别的一个人来干，那这个人的身份就又不是工农兵了。毛主席在一九五八年压缩浮夸风时就说过，资产阶级法权现在还消灭不了，还要承认，还要用，不可能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五•七指示》这事情，现在还没有实施，看来也只能渐渐地做，不可能绝对地做。只要不失掉这个方向，就还是马列主义、社会主义，如果绝对化、性急，那肯定不行，你说是不是？再说，你知道敌人的核武器哪一天掼下来？但确实，我们中国援越，跟美帝、苏修之间，关系很微妙。美帝在向越南增兵，越南的后面是我们，而苏修在北方虎视眈眈，它和美帝之间又争霸、又勾结，总的来说我们的处境是敌强我弱，打着一个，防着一个。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是在过和平的日子，对于毛主席来说，一定程度上他还不得不考虑战争，他老人家一向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他一定是内外结合起来考虑的，他老人家想到的，我们不可能一下子都能很好理解。　　

程主任点点头。他觉得他的话说得大了些，于是把话题往回收缩，问，最近运动情况怎样？　　

程主任说，各方面秩序好了些。相对来说，运动回到正常轨道上，比较实事求是了，乱写领导大字报的现象基本没有了，以前这样做的人现在一般遭到群众责疑或者批判。　　

他说，我听我孩子讲，市一中有个教师自杀了。程主任说，那是精神失常。他留下的遗书只有五个字：“是你们反党”。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别人反党，怎么能成为他自杀的理由呢？当别人说他反党时，别人并没有自杀。怎么他说别人反党，他就要自杀呢？这不合乎逻辑。即使别人冤枉他反党，他反过来说“是你们反党”，他也没有必要自杀呀，这能证明什么呢？要证明别人反党，要证明自己清白，就需要自杀吗？如果说是害怕戴反党的帽子，但其实，在文化大革命当中被戴上一个大帽子，看来不算稀奇了，现在真是大帽子满天飞，群众每个人都能给别人扣大帽子，也都可能被别人扣上一个大帽子，但都不是组织的结论，即使是组织的结论，如果错了，以后也可以甄别呀。他本人就写了大字报，给蔡校长戴了“修正主义”的大帽子，蔡校长也没有自杀；别人反过来给他把大帽子戴了一下，还没有真正戴起来呢，只是说了他一下、吓了他一下，他就自杀了，这算是什么革命者？公安局给他定性为精神失常，我表示同意。不这样定，又哪样定呢？他在写校长大字报时，精神就已经不能算是正常了，只不过当时看不出来。当时他是把自己想象成革命的英雄，就连自己出身资本家、父亲还在拿定息，也不加考虑了，也在想象中不成为问题了，因为从理论上说，“出身论”是不对的嘛，没想到后来一下子被说成反党分子，所以立即走向另一个极端，想象自己全盘皆输、不能活了，但在登上死亡之路的时候，还要充一下英雄，甚至可以说是装扮一下英雄，所以写下了五个字作为遗书，他不但在英雄般的悲愤中死去，还要人们在他死后真的把他想象成英雄。他的精神病可以命名为得了“英雄狂”，至死都在妄想中把自己当作英雄，至少，也是一个正面人物。这说明文化大革命为什么是触及灵魂的，把最深处的东西就这样给触出来了。当然，我们一向提倡做革命英雄、做正面人物，但同一棵树上在结出正常果实之外，有这样一些不正常的歪果子、带病害的苦果子，也不算奇怪。不过，果子跟人还不一样，人有灵魂，有主观选择，而果子自己是无能为力的，所以，这事情定性为精神病，确实说得通，他的遗书就是最好的证据。为这事，我甚至在家里找出一本精神病学来看了一遍。　　

程主任一口气这样说下来，他感到很有意思。程主任说，当然，也会有人不这样看。但如果讲他是受了迫害，那么他有没有迫害校长呢？是他要搞倒校长在前，别人反击他在后，这也没有什么不公平的。当然，我们的教育从一个小学生起国家就要用钱，一个大学毕业生简直是国家用钱堆起来的，到头来这样年纪轻轻的死了，对国家人民贡献何在？确实是很可惜、很不应该的，也不符合文化大革命的要求。这说明我们的教育还有点问题，对于“英雄教育”，对于怎样做“正面人物”，还欠缺正确的指导，应当建立比较正确的英雄人物观、正面人物观，生理学里面要加进精神病学的初级内容，要编写专门教材。所以……　　

程主任忽然停住不说了。他问，“所以”什么？程主任说，所以……当阶级斗争的急风暴雨在一定程度上刮到人民内部时，人们一方面要当英雄，另一方面怕当狗熊，都要做正面的，怕成为反面的，怕成为最后的“百分之五”，这也是产生大帽子满天飞的一个原因，只要大帽子落到别人头上，那个预定要打击的“百分之五”够数了，自己大约就没事了。反党啊，右派啊，反革命啊，反动分子啊，这些大帽子落到谁的头上，谁都吃不消，但拿来压在别人头上，看着别人头上戴上了大帽子，不管那是不是恰当的，自己好像都无所谓，暗自庆幸，可能还幸灾乐祸。这涉及世风世道问题。谁都希望自己是革命的、正面的、英雄的、安全的，至于无情的急风暴雨、污泥浊水，都落到别人身上去吧。可什么是革命的、正面的、英雄的、安全的，往往并不一目了然，问题就复杂起来了，你想斗倒我，我就斗倒你，不是英雄，就是狗熊，自己先把可怕的鬼脸子戴起来好把别人吓死，成则为王，败则为寇，有人就会像这个青年教师，今天唯我独革不可一世，明天一片黑暗活不下去，临死还要充一个大英雄和正面人物……我感到有一种不正常的、有毒的东西，四处蔓延，成为一种流行性的社会心理，看不见，感得到，挡不住，抗不了，跟着跑，在无形中渐渐地、迅速地笼罩一切、裹挟一切，毒化人们的灵魂，大家都变得不正常，眼睛都红了，神经都紧张得绷起来，随时准备像阿Q在假洋鬼子的哭丧棒之下缩起脑袋，但一定情况下也随时能像阿Q一样去欺负小D小尼姑一类更弱小的人。有的人可能会变得像狼一样咬下你一块肉来。如果运动这样下去，或者说受到这种影响，那就会像瘟疫蔓延、极其危险，造成人与人之间的混战，造成群众性的精神不正常。照这样下去，运动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我不能说我们不可以搞运动，也不是说这已经成了运动的主流，但从我们历来搞过的一些运动看，这种顺风跑、乱紧张、出怪事的现象必然会有，只是程度不等，为害也不同。这次运动这么大，这个问题一出现就很严重，好像一下子放大了多少倍，如果让它控制了人的头脑，成了一种社会性的精神现象，真是后果不堪设想，会成为运动中的大问题！看来，“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设想很好，但代价会很大，什么问题都会暴露出来，等到群众从事实中认识到不对、吸取到教训、自己教育了自己，那后果必然已经是很严重了。我这样说也许是一叶障目、杞人忧天，也许一个民族就像一个人一样，只有把身上的病毒引发出来、生一场大病，才能健康。我说不清，我不是说这个运动不能搞……　　

他点点头，说，你说得真是深有道理，我们应该尽量做好我们的工作，防止此类问题的发生和蔓延，如果它真的来了，那就要因势利导，避免严重后果。关键问题还是要真正贯彻《十六条》。程主任说，对。但我还有一个想法，不知能不能说。他说，怎么不能呢？程主任说，这次“打反”，可能对运动的某些方面起到震慑作用，我想，虽然“有反必肃”，但如何把握，大约需要特别地考虑一下，因为这是在运动中“打反”，不是平常的“打反”，我们不能孤立地、常规性地处理问题，不能造成这方面的紧张。　　

程主任也有这一考虑，增加了他想对老宗有所进言以至有所纠正的信心。　　

那天晚上，他对王雪说，你这个局党委书记，也有好些时不向我汇报工作了。王雪说，一来我想观察一些时候再说，有些问题确实越想越复杂，二来，这一向时你对我这个下级视而不见，我成了你的盲点。王雪的讽刺让他笑了起来。王雪一向认为他“笑起来像个淮河边的农民”。他说，好吧，盲点现在变成焦点了，就听你说说吧。　　

原来，那次全市干部大会之后，卫生系统就行动起来，用不着她这个党委书记的布置，也用不着向她报告。是谁在指挥呢，她看不见，也不好问。可能本来就只是上下的一种默契，你根本无法说是谁指挥的。典型的事例当然是在亭州医院。锅炉工小钱被公安局拘留。小钱平时练石锁、举石担，拳脚有功。虽然王家山是投水自尽，但法医验出他身上有好几处挨过拳打脚踢留下的青斑，从时间上说，就是在挨批斗时落下的，有群众检举揭发打王家山时小钱很突出，小钱如果给你一拳一脚，确实不同一般。小钱的父亲是国民党上尉，双手沾有我军鲜血，在肃反运动中以历史反革命罪被我方镇压，小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也就不是偶然，是阶级报复、反攻倒算。另外，医院里出现了一批大字报，都是针对妇产科医生秦川的，“勒令”他交待与劳改犯乔丽“不可告人的关系”，说秦川“一手策划”了王家山事件。不但有大字报，还有批斗行动，秦川脸上被打肿、小腿骨折。有个妇女难产，没有人能解决，结果由两个护士扶着秦川接生。秦川宿舍门口贴了一张大字报，向秦川之妻小刘“喊话”，说她是受了秦川的“感情欺骗”。另有一份大字报更为独特，说“秦川思想意识极坏，见到好看的产妇，就给认真检查，而对不好看的产妇，就敷衍了事，表情也不一样”，等等。这样臭的大字报，不知出于哪一位医护人员之手，真是令人作呕！　　

王雪说罢，用她那水灵灵的大眼睛气愤地瞪着他，好像他也得对这种混账大字报负有责任似的。他忍不住“像个淮河边的农民”一样又放肆又胆怯似的笑了起来。　　

王雪缓了一口气，继续说，在卫生局里，出现了一种特殊的气氛，这几天来，她就没有看到局长、副局长。一般干部对她也有一种回避，好像怕跟她说话。她到医院去，也找不到医院的领导。她只好自己到处走走、看看，有时拦住个把认识的人做交谈，以便了解情况。她得出一个结论，问题就在市里的那次干部大会，好像到处都知道杨书记在大会上作了检查，杨书记在文化大革命问题上没有坚持党的领导，支持了无政府主义，造成群众闹事、干部自杀，甚至还有人说，杨书记马上就要调走了。他问，那么，干部们一般认为，我是支持学生、支持造反的吗？　　

是这样！所以他们对我的态度才这样冷淡，他们认为就是应该动用专政机关，该镇压的镇压，让一些人缩缩魂，多数干部都不反对这样做。　　

他不由得吃惊，怎么想到“镇压”这个词呢？他故意“引导”说，任何时候都是“有反必肃”的呀。王雪说，文化大革命是一种“时候”，但不是“任何时候”，只要想一想，为什么偏偏在这种时候搞“有反必肃”？　　

王雪说的道理跟老程是一致的。但他必须说服王雪至少要放“策略”一些。他说，你是有一定道理的，对于问题的这一面，我也时刻都在观察之中，必要时我将会请示地委书记，但尽量不要惊动地委，相信我们自己能处理好问题。地委有地委的麻烦，他们负有七县二市的责任，加上荷州有三所大学，工作量可想而知。地委书记因为极度疲倦已经住进医院了，我相信不是装病，是真的累坏了。对于亭州当前的矛盾，不要急于下结论，我其实是在等待，到我说话的时候，至少在常委会上我要摆出我的立场观点，但也不是一点委婉都不需要。你在外面千万不要这样直言不讳，要沉默，要含蓄，要留有余地，不要引起不必要的误解。　　

王雪仰面望着他，说，你说的这些，我知道，我不会在外面这样说话的。我还要劝你，别忙着阻止老宗，也别忙在常委会上说什么，要让矛盾有更充分的暴露，到底他们“打反”是怎样打的，打出什么结果来，他们让群众斗群众是怎样斗的，斗出什么结果来，那时再说话，也可能那时不用你说话，他们自己也会得到教训。确实，单有光明磊落还不行，有时还是要来一点深藏不露。我是完全赞成你、理解你的，我不希望你像我这样身上老是有一团火似的，你如果像我这样，我就要为你担心了。我现在忽然想到“赤发鬼牛唐”这个人，他那个红头发，就象征着他整个的人是在熊熊燃烧、火焰往上直窜。我们只知道外国人有红头发，想不到我们的《水浒》上就写过中国人的红头发，而且还这样有象征性。神来之笔，不可思议，但也许生活中确曾有过这样的个别事例，作者见到过的。反正我这一向时确实避免跟你说话，怕影响你。　　

他欣慰地点点头。在这样复杂情况下，如果王雪跟他不能在思想上、行动上有这样好的沟通、协调，那也是一种麻烦。他有心想跟王雪讨论一下《五•七指示》，他萌生了到一个山青水秀之处当农夫的想法，但他随即熄灭了这一不切实际的幻想，而回到现实中来，况且这一幻想简直是用不严肃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轻浮态度对待了《五•七指示》。但对于如何在干部中组织学习《五•七指示》，他不由得考虑起来，因为那似乎也存在左与右的问题了，左了右了都不好；而且，如何具体实行这个指示，也要等待上面布署，急不起来，那就拖一拖再说吧。　　

办公室给他送来一封北京寄来的信件，拆看一看，写信人竟然是高均。死鬼会给他写信吗？这真让他吃了一惊，手都颤抖了一下。但他当然很快就定了神，明白这封信是高均生前在北京寄出的。　　

“……我出身资产阶级家庭，但我一贯向党靠拢，认真改造自己，所以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来到之后，经过考虑，我义无反顾、积极投身运动，经受革命的洗礼。我有私心杂念，但我投身运动的主要动机是真诚的。我校党支部书记兼校长蔡美凤，利用职位，盗用党的名义，依靠一伙亲信，欺骗一批不明真相的学生，把贴她大字报的人们说成反党小集团、反党分子，并且指使学生整人打人，我就是其中受害者之一，逼我交待语文组是哪些人一起策划写她大字报的。大部份师生敢怒而不敢言，我气愤不过，只身一人到了北京，为的是看一看革命到底应该怎样进行。我没有请假，犯了自由主义错误，这是我不对，在这封信中，我先向党做个检讨。我在北京看了许多大字报，一方面觉得我校革命落后于形势，另一方面更觉得蔡美凤确有问题、并且是严重的。本来我们语文组几个教师已经商量好了，由我起草一份大字报，揭发批判蔡美凤平时如何离开党的正确路线，运动期间又如何执行了错误路线，以及她平时一贯霸道令人不能忍受的工作作风。蔡美凤指使不明真相的学生和我父亲所在公司的职工，合在一起，突然袭击抄了我的家，把我写好的初稿搜走了。但我头脑中的东西是搜不走的，现在我将蔡美凤主要问题列个提纲寄上，请市委看看蔡美凤是《十六条》所列干部四种情况里的哪一种……。”　　

高均所列蔡美凤问题，平时的错误有七条：全民的建党路线；修正主义干部路线；贬低、污蔑毛泽东思想；虚报成绩欺骗领导；推行修正主义和平演变教育路线；教学工作紊乱；丧失立场。运动中的错误有五条：不许别人写她和她的亲信的大字报；从不强调、也从不组织师生学习毛主席著作和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文件社论；开秘密会议布置揪人斗人，亲自指挥学生打人；大量抛出历史档案材料和教师集训期间写的向党交心材料，引导不明真相的学生斗教师，教师被弄得灰溜溜的；提出保卫党支部的口号，以对抗文化大革命、保护她自己。高均在信中问道：让蔡美凤这样一手遮天下去，我校运动怎样才能得到正确的开展？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怎样能进行下去？学校还是不是社会主义的？　　

高均的信，政治水平不算高，言语有幼稚之处，所揭发问题也可能存在夸张不确之处，但总的有一定真实性。从高均所说，可以透视到学校作为一个单位会有的一些普遍矛盾，蔡美凤作为一个负责人会有的缺点、错误，还有教育部门需要研究改进的问题。　　

他觉得他还不便直接去调查处理市一中的问题，他还是尽可能静观下去，到他不得不说话的时候再说话。　　

但老宗不让他静观了，而是让秘书来请示他召开一次常委会。这一举动本身让他感到不寻常，却促使他更抱一种虚心的态度，打算到会上多多倾听，力求汲收老宗的正确想法、集中大家富有启发性的思想，来丰富、以至调整自己的思想。他在主持会议时，对于这一点，开宗明义诚恳地作了表述。事实证明，这对于大家畅所欲言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老宗的“头炮”也就打出来了。老宗说，我需要向书记和常委会报告我手上的有关本市文化大革命的工作，请示和决定一些事情。在上次干部大会之后，在各级干部和真正的革命力量的努力下，运动形势出现比较好的局面，恢复到各学校按班级集中，教师按教研组集中。有了秩序的恢复，才能有思想的整顿。但整顿还没有达到更为公开、更为理直气壮的程度，群众还没有恢复以前的正常状态。那些不安定的危险的分子，心怀不满，随时准备再起来“造反”。我们还要作好运动可能有反复的准备。各个学校在前一阵浪潮当中的一些急先锋、为头的分子，很多都在群众批判的压力下写出了自我检查，用大字报张贴出来，白纸黑字，这是一个很大的胜利。但也有个别比较顽固的，比如医校造反学生头头史宏就跑到北京去了，还留下了所谓一封公开信，说什么“乌云即将过去，光明就在前头”。目前，医校正在组织对这封反动信件的批判。现在的反动跟从前不同，现在的反动有时显得比革命还要革命，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　　

上次常委会上我已报告过社会上出现一些反标的事情，目前，公安机关已经破获了一部份，已将作案人员抓捕在押。其中有一个是国民党的老兵，是有潜伏任务的，但以前十几年未有任何行动，现在以为有机可乘了，暗中书写反标两条。还有一个学生、一个工人、一个社会闲杂人员。另有一名海外派遣特务，携有电台，以前是暗中监控的，从文化大革命的安全出发，这次也抓了起来。上次常委会上决定拘留的医校历史反革命教师郁平，已经按照会上的决定，尽量不发生惊动，实行拘留。亭州医院的锅炉工钱某，出身反动军官家庭，其父在肃反中被我方镇压，该人在副院长王家山自杀事件中实施严重阶级报复，予以逮捕。另外医校有一个犯流氓罪的学生，本来考虑暂时不抓，但他是闹静坐的学生头头之一，这样的人混在学生队伍里，会继续煽动闹事，以掩盖他自己，所以还是及时抓起来为宜，也让多数天真单纯的学生好好地惊一惊、想一想。另外还有专门说反动话的疯子，这种人就不能看作是疯子，他为什么不说别的话，专说别人不敢说的反动话呢？你说东，他偏说西，你说万岁，他偏说打倒，但他从来就不说打倒他自己，也没有说他自己万岁，说明他其实不疯，是装疯。凭这个人说的那么多反动话，把他敲掉十回都够了。老宗把手中材料举了一举，以上所说，都是证据确凿、材料在手，请大家过目。　　

大家看了下来。材料确实是齐备的，有审讯笔录，有每个人的照片，反标也拍有照片，被认为书写反标的人都被收有本人笔迹，有刑侦方面的检验认定，还有犯罪人员自己写的坦白交待。锅炉工钱某也写有坦白书，另有群众对他的检举揭发。关于疯子，有多个群众的证词，有的是“文革”以前的，有的是现在的。老宗说，对这些材料的准确性，公安机关负责。现在我作为分管常委，提请常委会研究、批准处理。　　

老宗言罢，大家都不则声，自然是等他开口了。　　

他对老宗说，工作是你具体抓的，你考虑得比较多，你再讲讲，然后大家讨论。　　

老宗说，行。对于文化大革命，人民内部会有人理解成极端民主化、无政府主义等等，这已经得到证明；那么在人民外部，在阶级敌人理解起来，就会当成一次他们进攻的好机会。他们希望文化大革命越乱越好，直到把我们共产党闹下台。人民内部的矛盾和人民外部的矛盾，在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下，就这样发生无形的联系。阶级敌人为人民内部的极端民主化无政府主义叫好拍手，人民内部的坏人坏事无政府主义为阶级敌人提供搞破坏的好机会。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这些阶级敌人抓起来，拖到光天化日之下，教育人民内部的一些人，把他们的无政府主义收敛收敛。否则，让他们的极端民主化泛滥成灾，同时各种阶级敌人又这样趁机捣乱，彼此呼应、两下合流，而我们不闻不问，不干涉，不反击，那就还有大事要出，不但文化大革命要遭破坏，而且要动摇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根本。　　

这次抓捕的一些人，有的本来就在人民外部，有的是从人民内部堕落下去的。市一中那个学生，出身干部家庭，但父母都远在江西省，亭州这里只有一个管不了他的姑老太，不知怎么放心把他一个人丢在这里的，长期以来就处在自由散漫的状态下，平时什么话都敢说，生活上邋里邋塌，是一个典型的极端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分子。本来，学生的问题要放到运动后期处理，但现行反革命问题除外，《十六条》的规定就是这样，尽管如此，我还是考虑再三，才同意公安局拘捕这个学生。那个女店员，平时对现实不满，羡慕西方生活方式，被那个派遣特务拖下了泥坑。一个社会闲杂人员是社会渣滓，房子有两小间带一个小院，从大门口开始，到睡的床边上，全是他捡来的垃圾，外面的人要进去，脚都没处伸，屋子里的空气就不要说有多难闻了。他身上的衣服也像一堆垃圾，用垃圾布粗针大线的往上加。文化大革命来了，这样的人也乱写乱画，真是乌龟王八、牛鬼蛇神都出世了。也有人以为他是精神不正常，但从他写的反标说明他不是精神不正常，跟那个疯子一样，是对我们深怀刻骨仇恨。经查明，这个人是旧社会官僚子弟，而且还是旧社会大学毕业的，可他就是不想为新社会服务，宁可把自己弄得这样人不人鬼不鬼的，来给你新社会抹黑现丑，发泄对人民政权的不满。至于医院锅炉工钱某，对我们的干部实行阶级报复，是有目共睹，也有法医的检验报告为证。所以，我认为，对抓起来的这批人，郁平除外，一是要公开处理，二是要抓紧处理，其中有二到三人也可以考虑判处死刑，这必将对运动健康开展产生重要影响。　　

老魏说，我同意老宗的汇报和意见，要抓紧处理这批人，敲山震虎、杀一儆百。枪一响，就会冷静下来。老李说，我同意，这可以对当前的一些不良现象不良分子及时起到教育作用，但也要防止引起另外的一种效果和说法，我们在出的《布告》的语言上，要照顾到积极开展文化大革命。　　

底下该是宣传部长老黄表态了。　　

老黄说，抓起来的这些人，郁平之外，除了以归国华侨身份做掩护的特务很明显，必须依法惩处，其余的人，本来都在人民内部，即使那个在剧场里打扫厕所的老头，有一定历史问题，也没有定管制分子，说他是潜伏下来的，没有证据。那个社会闲杂人员，平时行为虽然古怪，但对社会不曾有过危害。那个茶叶店的女店员，说她被吸收为特务，也没有根据。那个华侨有较高文化水平，又有钱，又爱好社交娱乐，朋友较多，有男有女，不能说跟他有接触的就会被吸收为特务，这也要有证据才行。两个学生，一个是反标问题，一个是流氓问题。这些反标的照片我都看了，是反标，是应该追查，但说实话，我对照了一下抓来的这些人的笔迹，都很难说一定就是写反标的人。说那个检垃圾的人是旧社会的大学毕业生，只是老百姓的一种传说。公安局找不到他平时或从前写的字来说明那条反标属于他。我不知道凭这些材料怎样就能认定了这些人是作案者，我也不敢相信抓来的这些人里面连一个写反标的都不是，我简直感到很糊涂。我也犹豫，我是不是太多虑了？但我既有疑惑就该说出来。也许我确实是糊涂了。还有那个锅炉工，也是证据不足的，批斗王家山时一片混乱，你能说有哪几拳哪一脚算是他的呢？不能因为他的父亲是被我方镇压的，因为他平时喜欢练功夫，就说是他怎样怎样。这种阶级论，这种论断，我看过于简单。另外，从那个华侨自我交待看，他虽然藏有电台，但他不是政治特务，而是受雇于外国公司专门收集经济情报的，对这个人的处理，最好还是请示一下上级有关部门。此外就是那个疯子，我也见过这个人的，确实是个疯子，什么脏东西都吃，站在街头痴痴呆呆的，还流着口水。考虑到群众都知道他是个疯子，处理还是要慎重一些为好，一枪打掉很简单，但带来的问题可能很复杂。　　

老黄说过后，会议室里一片沉默。他把材料推给坐在右边的老李，说，大家是不是再仔细看一看？老李把材料慢慢推回给他，说，我们又不是鉴定笔迹的专家，我们只能根据职能部门报送的材料研究问题的处理。如果有疑问，可以发还职能部门，让他们重新鉴定、继续侦查，请上级部门帮着做鉴定也行。老魏说，我认为材料不会有问题，公安局那么多同志不是吃干饭的，有的老公安实际上已经是专家了，还有老宗这一向时一直亲自坐镇抓这件事。　　

老黄说，相信材料不会有问题，不等于实际上就没有问题，不能凭“相信”二字办事。对老宗、对公安局的同志，我也相信，但研究人命关天的事情不能光是这样说。我们应当考虑同志之间、上下之间的关系，但在这个问题上，首先要考虑对这些人定案要准。另外，退一步说，即使这几个工人学生都确实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不是要跟这个归国华侨特务、还有说反动话的疯子、打扫厕所的国民党老兵这些人放在一起，搞一个“打反、镇压”？在方式上、时机上也还是要慎重考虑，不能孤立地看待这件事，群众也不会孤立地看待这件事，你在《布告》上怎么说要积极开展文化大革命也没用，那成了空话套话。我看这件事可以搁一搁、缓一缓，把材料发还公安局，一方面再过细鉴定，保证不出错，一方面继续进行侦查。那两个学生的问题，如果不能真正确定，那就坚决地尽快地释放回去，还要跟学校里讲清楚，情况不写进档案，不影响前途和进步。　　

他这时的思绪却飘移开去，似乎想从眼前的争执高高地远远地超越出去。眼前情况很清楚，老宗是要借助“打反”，晓谕骚动的造反的人们，以进一步控制全市文化大革命的局面，有一种“铁腕”的精神，其支持者有老魏。老黄持有完全不同的意见，正力求挫败老宗的计划，老李算是老黄的半个支持者，但也不一定就反对老宗。现在就剩下他没有表态，他主要一面是倾向于老黄的，这一票投下去，老宗的计划就挫败了。从市一中高均自杀的情况看，这个“打反”一搞，形势还会更加“向右转”，可能会带来更大问题。但他不想这样直截了当加以反对，他怕伤了老宗的和气，也怕在常委班子里形成明显的两派，这样是很不利的。此外，他也不想让自己给人以造反派的支持者的印象，他觉得所谓革命造反以及对革命造反的支持，有些很难收手的问题潜在着，弄不好会跟多数对立起来，他不能把自己卷到这里面去，尽管他对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对群众起来造反，已经能够理解了一些，他对所见到的造反者们也总是待之以礼的，但他终归很难把自己无保留地卷进去，他清醒地看到问题的另一面，他如果不顾及这样的另一面，也违背自己的内心真实。无论如何，他都不能让自己简单化起来，那就变成一个幼稚的人或政治投机者了。他虽然很觉得一种痛苦和为难，但他无法硬行改变自己，无法把一个复杂的自己变成一个简单的自己。文化大革命的实际，还有他头脑深处的诸多考虑，让他自我告诫，不必那样急着要跟上什么似的，也不必那样急着要反对什么似的。暂且这样兼顾问题的两面，不左不右，不前不后，还能过得下去。他就让自己这样守住“中道”，尽力而为吧。要学那解牛的庖丁，“以无厚入有间”，才能做到游刃有余！　　

他已经捕捉到那个“有间”了，但还得让老宗再说一说。这时老宗脸上浮现出讥讽的笑容，眼睛朝老黄射出一种藏有杀机的寒光，老黄先是一惊，接着腰好像挺了一挺，用自己的目光无畏地迎向老宗的目光。二人虽然对面坐着未动，实际上却这样无声地“斗”了一下，他好像听到空中有宝剑交锋的“嚓”的一声，这种想象出于他在学生时代读过的《峨嵋剑侠传》之类的武侠小说。　　

老宗从容不迫地端起茶杯喝了一口，眼睛却仍看着老黄。接着松驰下来，面呈笑容，放下茶杯，说，黄部长的话是说到点子上了，问题不是孤立的。我们首先要讨论，怎样看待和对待当前的运动？我们这样“打反”，对运动的哪方面有利、哪方面无利？是对的还是不对的？这个前提不确定，这些人可以暂不处理，即使那个华侨特务，我们虽然早就晓得他是特务，不还是一直让他平平安安、舒舒服服过着的吗？而且还让他在亭州活得像个社会名流呢。如果常委会对于现在开展一次“打反”有较大分歧，我并不坚持自己的意见，天塌不下来。　　

老宗的话戛然而止。他注意到，老黄脸上有点僵住，但还是能够很镇静的。老宗虽不是针对老黄而言，至少却是在老黄面前炫耀了一种威权，甚至暗含一种威胁，体现着一种很绝对的权力，即生杀大权。老宗的位置一直在这个权力上，而老黄则不是，可能永远也不会被安排到这种岗位上。作为宣传部长，老黄也是文人，并且老黄被认为是亭州的才子，工人文化宫的周末舞会，有时老黄也去跳几圈的，“活得像个社会名流”一类的话，也就好像擦了老黄的边儿，耍弄了他一下。老魏老李不则声，装得一点也没有听出什么弦外之音。一切就看他说什么了。　　

他已经捕捉到了“有间”，也就是当前情境和事理中的一种空隙，他可以像“游刃”一样从中穿过去。他体会到思想的升华和飞越，“静了群动，空纳万境”，而觉得眼前的争执虽是存在的，却已经是不合理、不足畏、可以置之不顾的了。　　

胸有成竹的他，从从容容深吸一口烟，徐徐吐出，说，这个“有反必肃”的“反”和“肃”，都会跟一定政治形势发生联系，这个“有”和这个“必”，是一来一往，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们首先要充分肯定公安局同志的努力，充分肯定宗市长所抓的这项工作的必要性。如果怀疑这一点，那是错误的。至于笔迹材料是不是百分之百的准确，这是个技术问题，可作进一步鉴定，对反标继续侦查，力求不冤枉一个好人，不放过一个坏人，我认为这都不成问题。那么真正的问题在哪里呢？我认为在我们对中央精神还要有进一步的理解。中央为了搞好这次运动，对涉及肃反方面的问题，采取了一种很哲学的态度。我这话的根据，就在《十六条》上。按照毛主席《矛盾论》的观点，事物和斗争有方方面面，有大大小小，有主要的和次要的，有当前的重点和将来的重点，一切又都是互相转化、有所上升有所下降、有所向前有所后退。所以，我认为，我们恰恰不必从运动的方面来联系追查反标和抓人的事情。　　

第二，我们大家的思想，能不能从眼前跳出去。我们观看事物，有时需要拉开距离，才能看得清。以文化大革命来说，它是我们党领导开展的一次政治运动，我们一定要按照党中央文件，负起我们这一级组织的责任来，但另一方面，我们开展政治运动的目的，无非是清除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更好地建设我们的国家。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所发出的号召，最后就是归结到为实现第三个五年计划，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既然如此，从这个根本上说，眼前的许多事情，一方面是有它的意义的，需要处理好，另一方面又有暂时性，是为将来的新的局面作准备的。我们在策略上，就要考虑如何既合现在之理，又合将来之理，力求以将来引导现在。这就是辩证法所应当看到的。这样，就要我们在某种节奏、某种强度上，做到不紧不松、不快不慢、不偏不倚、恰到好处。如果不是这样，就要出问题，事实就是如此。前一阵出现干部自杀的现象，这一阵出现群众自杀的现象，这就说明着合理之中有不合理在起作用，说明我们的工作还不算到家，这当然主要是我的责任。什么叫“到家”？就是“中道”，凡事要站在当中多想一想。但当然，我们又不能反过来因为防止和纠正不合理，而把合理的也否定了，那就又不到家了。我想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能想到和做到的科学态度，这甚至有点微妙，但不是神秘。有一句话可以用来形容这种微妙的把握，叫做“得其环中，以应无穷”，也就是尽量不要纠缠到矛盾里去，永远掌握主动权。人不能揪着自己的头发上天，完全超越眼前现实是不可能的，你毕竟还是处在这个“环中”，四周险象环生，一不小心，就纠缠进去，进入四周的大循环，那就是苦海无边。这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的事情，甚至也可说是性命相关的事情。从这个角度说，刚才大家的意见都有正确的一面，都有价值，实际上应该和必须综合起来，使我们全体行动一致，退守“环中”的有利位置。敲山震虎是有道理的，不要挫折群众开展文革的积极性也是有道理的，都要考虑到。落实到具体，我就是个骑墙派。　　

我的意见是：案子继续查，既不大张旗鼓，也不立即就办，而是箭搁弦上，引而不发，跃如也。对已经抓起来的人，那个派遣特务不放，留待以后处理；那个捡垃圾的社会闲杂人员，还是当精神不正常的人处理为好，放他回家，依靠群众，继续观察；那个冲厕所的国民党老兵，其笔迹要特别再对照，如果嫌疑较大，就关押着，暂不释放，如果嫌疑不算很大，就放回去，交给单位，加强监视，谅他也没有能量做坏事；其余的学生、工人，都放回去。在释放时，对他们每个人说什么，对每个人所在单位说什么，都要从有利文化大革命的角度考虑。那个说反动话的疯子，究竟是个疯子呢，还是装疯？好像很难判断。我认为，要基本判断他是一个疯子，群众多年以来公认，我们为什么不认？但他为什么偏偏说反动话，不说好话呢？这是因为他头脑里有一根筋是反的。你说烧饼好吃，不能丢到茅坑里去，他一听，偏要丢到茅坑里去；你说狗屎这东西不好吃，他一听，偏要拿起来吃。大家这样说，他偏要那样做，其实他并不是有什么反动思想，他只是有个不健全的脑子，其实没有思想。对这样特殊的疯子，怎么办？还是不要当反革命处理，要不然不得人心。但也不能放任自流。他不是一个人，他的家里是有人的，要把责任给他家里的人，让他们把他看在家里，不要放出来。至于怎样才看得住，有什么困难，派出所和街道可以给一些帮助。这样的处理，刚才大家都说到过，老宗也有原则的灵活的意见，现在我加以综合。如果大家对此没有异议，就请老宗做好公安局同志的思想工作，第一，肯定他们、感谢他们，第二，向他们说明问题的复杂性。是不是可以表决一下？　　

这时，他是有把握的，但也做好了以三票（黄、李、杨）对两票（宗、魏）通过的思想准备。他所说的那些具体的和抽象的道理，归根结底，还是不同意老宗这个“打反”行动，这是很清楚的，所以，他也得准备老宗不同意他的主张。但在这个问题上，他已经不可能向老宗让步，他的意见已经既委婉又明朗地摆出来了。时间似乎一下子停顿了好久，常委们都沉默着，而他静等。他慢慢地抽了一口烟，他看到，老李第一个举起手来，老魏第二个，老宗第三个，老黄第四个。他的心放了下来，也举了一下手。他满意地注意到，老宗是第三个举起手来的，老黄是延迟到第四个举手的。　　

他说，行，这个重大问题，常委们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大家的态度我都很欣赏、敬佩，说明同志们的水平是很高的。案件问题依然存在，如无特殊情况，三个月之后再谈。我重点要对老宗表示感谢，我非常理解非常支持他的负责精神。他这次所准备的“打反”工作，没有白做，是我们总体工作的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不是不报，时机未到，时机一到，一切都报。我相信我们最终会有把弦上之箭有力射出去的那么一天！　　

最后一言，似乎使大家有点振奋。　　

老宗说，杨书记的意见，我完全同意，我再补充说一些情况。这几个工人、学生，虽然放掉，但从他们身上，我们已经得到了收获，我说的是我们已经了解到了他们的丑恶灵魂，审讯时我亲自在场，那个工人承认，他趁乱用拳头打王院长时，心中确实有着很痛快的感觉，而且他是运了功打出去的。他说溜了嘴，说好像报了仇一样。问他报什么仇？他又不敢说。他能报什么仇呢？他为什么不敢说呢？不就是他的父亲是被我们镇压掉的吗？医校那个学生头头，问他怎么当上学生头头的？他承认，虽然头头是大家推选、大家同意的，但自己心里也有这个愿望，自己的表情、态度，也向群众表达了这种愿望。那么他为什么要当这样的头头呢？不是也有人没有这样的胆量、没有这样的兴趣吗？他说是为了逞英雄。为什么要逞英雄呢？他说他并不是要在男同学眼中逞英雄，主要是想在女同学面前逞英雄。又问：难道只是逞一下英雄就够了吗？他不回答。问他：你这样说，是为了让我们高兴、骗我们吧？他说确实是内心有这种意识。其实，他内心的东西一定还不止这一点，但只要他承认了这么一点，也就够了，何必再问多少？那么他到底有没有流氓犯罪呢？这个他矢口否认，但承认心里有某些念头。你们说，这些回答是真实的吗？我看至少有几分真实，或者是用这几分真实来掩盖更深更坏的事实。一个中学生能说出这些来，哪怕是能编出这些来，也还是一种内心世界的反映。但我们还不能完全相信他。总之，这就是某一个造反英雄的灵魂，而且还只是一个中学生，才十九岁！我说嘛，哪有口号上喊的那么单纯、崇高！我看，凡是出头的人，十有八九内心有这些不干净的、以求一逞的东西！闹静坐时，这个学生是参加谈判的，也可以说当时我就把他看出来了！今天简单介绍这么一点点，这次就把他们放掉。对于我们来说，他们灵魂深处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不能让他们这样打着革命旗号来推翻了我们。东海龙王那么老的资格，败在小哪叱的手里总之不好！虽然是神话，也是历史教训，作家不是凭空瞎写的，只不过他反过来站在小哪叱的立场，嘲笑龙王，那是文学的需要。其实呢，我看还是孔老夫子说得对，“贵贱无序，何以为国”，不管什么时代、什么国家，这是基本的东西嘛。那个女店员，也并没有完全抓错她，她承认跟那个华侨是有所谓最密切关系的，她梦想那个华侨有一天能带她到海外去过灯红酒绿的生活！我们至少可以判断，在实际上，她已经是特务外围。总之我们抓起来的，确实都不是什么好人。　　

散会了，常委们走出会议室，他喊道，老宗。但老宗却只是掉过头来对他举了一下手，就在门口消失了。他的意思，是要跟老宗进一步沟通思想感情，因为老宗要求召开的这个会，不但没有实现老宗原先的意图，实际上反而被他否定了，不管他说得多么婉转，而且让老宗最后讲了那么一大通，老宗肚子里还是会有个不痛快的。另外，对于运动如何指导，他也想跟老宗谈一谈。没想到老宗却这样拒绝了他，好像是认为没有必要再谈什么了。这是因为理解了呢，还是因为不理解？从表面的神情看，老宗并无不快。但老宗的拒绝，却在他心中形成了一个阴影。书记是常委一班人的班长，做为一个常委，书记有话要跟你说，你怎么掉头走了呢？好像因为外面是一个造反的时代，影响到内部也有点“无序”起来了。但何必让这么一点阴影留在心头呢？何必计较呢？他调整了一下心情，不留芥蒂，收拾起桌上的香烟火柴，起身离开了会议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