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九  探科学发展观—— 一问“共产是否共懒”

五十九                 探科学发展观——   一问“共产是否共懒”？

    科学发展观，是当前国内各界公认的继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思想、三个代表之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导思想。本人点开百度，查看了有关资料，深感科学发展观的确可以成为未来中国人民科学发展的一条阳关大道，相信只要不偏离既定的方针，就一定会看到光明、美好的未来。关于科学发展观的纲领，经十七大会议的讨论之后，被写进了党章。但愿以后，凡是写进党章的条文，就别再像过去的三十年来那样，可以把写进党章、还有宪法的条文，不经任何法律程序，仅凭少数人随心所欲的“忽悠”，篡改、抛弃、掏空其精髓，使党章、宪法变成面目全非的一纸空文。相信7000万党员中的绝大多数都能为维护党章的纯洁、神圣而不懈奋斗。老汉我不是共产党员，但也不希望看到神圣的党章被随意地践踏、篡改、掏空，因此二年来，不断地写着《探“共”请共探》的博客，发给网站，尽一份普通公民力能所及的微薄义务。党章的条文关系着全民的利益，其宗旨更注重的是普通民众的利益，所以有时，反而是一些非党民众，对于党章的敬畏心、较真劲，超过了许多挂着党员牌照的庸官、贪官。在学习了党的科学发展观之后，赞叹之余，内心也浮起了不少疑团，本人孤陋寡闻，难解心结，借用网络，求教各位网民，也求教各位领导及权威。这第一疑团便是：“共产是否必然共懒”？

     胡锦涛总书记说：科学发展观，第一要务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其基本的纲领如下：
      （一）科学发展观的本质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观。
　　（二)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三）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科学方法论。
　　（四）科学发展观的具体内容是：在“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与时俱进、实事求是地分析和对待发展过程中的一切问题，从而最大限度地促进生产力和一切社会事业的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五）科学发展观的终极指向是：促进生产力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使之服务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使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从而增进社会和谐，更好的建设和谐社会小康社会。所以，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最为提纲挈领的理论。

     首先，纲领说得很明白：科学发展观应归入社会科学之范畴。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有本质的区别。自然科学全人类都乐意利用，受全人类的欢迎；社会科学却难免要去约束社会上某些人失控的有害行为（就像社会细胞的恶性增生那样），所以不可能让全人类都乐意利用，不同利益集团甚至为主张不同的、观点各异的社会科学而争吵不休；社会科学毕竟不像自然科学中1+1=2那样地清晰、唯一，无可争议。由于价值观的不同，中国如果真要去奉行什么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发展观，就必然要看华尔街“老伙计”们不愉快的、甚至带着威胁的白眼；不过，要是按照以往的一些做法，将其搞成“假冒伪劣产品”，变成空壳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西方的“老伙计”们也就可以缓和下来，收起白眼，点头允许实施。所以也不能太乐观，据以往的经验，不是凡是写进党章、宪法的东西，都能一帆风顺、高枕无忧地实施。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随历史车轮的前进而不断发展、完善，中国的科学发展观既然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当然也需要在今后的实践中不断地发展、完善。“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说的是具体的情况在不断地变化，新的矛盾在不断地产生，执政党需要“与时俱进”地面对各种新的矛盾，眼下，特别是发生在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矛盾，如果无视这样的矛盾，搁置争议，不知所措，那只会使矛盾越积越深，积重难返，轻则使社会动荡不安，重则如北边那样的亡党亡国。既然主要矛盾存在于社会的不同阶层之间，要解决矛盾，就得允许不同阶层的人发表不同的观点，看一看，那一方说得更在理，更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发展观。当然，任何一方，都应以理服人，切忌乱打棍子、乱扣帽子，重复文革的错误。同时，需要话语权的把持者们取消一切禁令，允许各方在一个透明的环境中，透彻地议论，在议论中让真理露头。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初，为了急于“做大蛋糕”，而不是那么理直气壮地、甚至有点心虚地发布“不争论”命令，时至今日，围绕着“蛋糕”的切割问题，社会各派已闹得不可开交，充斥着“狗入的房价”等一类骂爹骂娘的呼喊，假如再去硬性地规定各大传媒继续“不争论”，什么事依然只让少数上层利益集团的代表说了算，而对下层百姓之呼声充耳不闻，继续玩弄“忽悠”，这还能说是在奉行科学发展观吗？掩盖矛盾，回避矛盾，只会加深矛盾，是不科学的态度，不能使社会和谐、稳定。令人寒心的是，眼下的一些传媒，只见非“毛”之言畅行无阻，挺“毛”之言常被封杀；既然一再地强调了正义、公平，又何必如此地害怕阳光，害怕人们去稍稍重温一下毛泽东的一些言论？毛泽东的许多观点，尤其是文革中的一些观点，在敲锣打鼓地公布之初，的确曾让无数的人摸不着头脑，很难理解、很难接受。然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正是在三十年之后，人们有了种种的经历，或“实践”之后，才愈来愈佩服毛泽东当初的深谋远虑、高瞻远瞩，正如王震说的“比别人早看了五十年”。他老人家的许多观点，包括过去那些曾被怀疑是否是“真理”的未经“检验”的“凡是”，竟然非常出乎意料地在后来的“实践”中被“检验”了，让人们真正地见识了什么叫做“唯一标准”的答案。

     这里，有必要对那些一谈文革就色变的朋友声明一下：赞同文革的一些观点，不等于赞同文革的作法。红卫兵也好，造反派也好，看来都只能作为毛毛糙糙闹革命的鱼龙混杂的冒失鬼形象，留在历史的画卷上了。毛主席把千千万万在文革中追随他的学生，带成了一群群别着红袖章、举着红宝书，干革命像是在闹着玩的顽皮的“毛孩子”，最终也没解决好接班人问题。实事求是地说，，伟人也是人，而不是神，不能认为伟人办事总是样样出色，最高指示也不可能句句优秀。文革虽似一场十年闹剧在中国的近代史上渐行渐远，但毛伟人那颗热爱普通百姓、热爱社会主义、对革命事业无比忠诚的拳拳之心，苍天可鉴，史册永留！

     “科学发展观的本质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而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中的一条主线。我们要认识和理解科学发展观，首先也应该抓住唯物史观这条主线。自由派把资本主义描绘成一种完美无比的制度，并以此为人类的终极目标。他们根本不承认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否定或曲解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讥笑共产主义理想是“乌托邦”。他们崇拜的是“崇高自由主义”幻影下的“西方神话”，并力图在中国复制这样的“神话”。其实，按资本主义唯利是图的本性，西方真正需要的是一个可以被殖民化的中国，而决不是什么自由派们梦呓的“发达的资本主义中国”。改开中留下了无数惨痛的教训，诸如一买就贵、一卖就贱、自主权缺失、金融风险、泡沫风险、资源枯竭、环境恶化、劳力贱卖、失业等等，使党的领导意识到了转变发展方式的必要性、紧迫性，因此详细地制订了科学发展观。十七大通过的科学发展观，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发展观为纲。按唯物史观的理解，当前在中国需要发展市场经济及私营经济，那只能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采用的发展方式之一，而绝对不应该是资改们的唯一方式，如果搞成了唯一的方式，让私有制压倒一切，也就是把国家绝大部分的资源配制，统统托付给市场、私营支配，这种局面，与1949年前的情形还有什么不同？如果所有的土地、工厂等生产资料再也没有劳动人民的份了，劳动人民只能像解放前那样，无产、无权，任人宰割，让翻了身的百姓重回黑暗的年代受二茬罪，面对这种局面，共产党人还能告慰天安门前烈士塔下的英魂吗？自由派们的全盘西化，纯粹是在搞复辟和倒退，使劳动人民无可奈何地接受当牛作马的命运，任人役使。私有化主宰了一切，绝对不可能吹得出什么共富的神话。爱“忽悠”的自由派们，你们一心向往的神话中的美国什么时候共富过了？驾机撞楼者斯泰克的遗言不是已解释得清清楚楚了吗？

     解放前的中国，长期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统治，贫穷、落后，任人宰割。少得可怜的一些民族工业分布狭窄，力量薄弱，连小小的火柴、铁钉都冠以“洋火”、“洋钉”的洋名。1949年，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了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迎来了新中国，人民共和国从此走上了不断发展、壮大的道路。要是问现代中国发展的起点究竟在那里？当然应从1949年算起。同样，十七大通过的科学发展观，也不能割断历史，不能断割1949年的起点，也不能割断1921年的起点，只有站上历史的制高点，才能通观发展的全局。 在共产党夺取政权后，国家究竟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发展？围绕着这个问题，执政党内部历来存在着极大的争议，有时甚至搞得非常地激烈。按毛泽东的发展观，坚持走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自五十年代始，首先在农村推广合作化，接着在城镇推进社会主义改造。众所周知，共产党接管的中国，是一个极度贫困、落后的国家，蒋介石卷走了几乎所有的黄金，美国佬在周边地区虎视眈眈，在如此险恶的形势下，要搞出一个中国历史从未有过的斩新的发展模式来，要遭遇重重的压力、困难，那是毫不奇怪的。也是天公不作美，1958年后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使立足未稳的农村合作经济遭受了沉重、巨大的打击。此时，刘少奇抛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论，顿时给火热的合作化经济泼上了一大盆冷水，也给合作化之路能否再走下去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饿死人的一些传言，让毛泽东之外的一些中央领导得出了合作化只有死路一条的判断，其逻辑推理是：农民只知道为自家干活，集体所有制压制了干活的积极性，为集体干活，干多干少一个样，提不起精神，吃大锅饭都在混日子，出工不出力，只会“磨洋工”，集体经济只会养“懒汉”，总而言之即“共产共懒”，凡此种种，都成了“七分人祸”论的主要论据（日后也成了资改们手上用以否定公有制而不断挥舞的“杀手锏”）。在“七分人祸”及“三分天灾”的夹击下，立足未隐的合作化经济，立马被搞得声名狼藉，难以为继。

      “人祸”论者首先把人性完全框定在自私自利的动物圈内，农民及农村干部都成了自私自利的动物，天生的懒虫，就像那不可教化的“榆木疙瘩”，不可理喻的“天生白痴”，鼠目寸光，搞不清个人、集体的关系，一下地，需要出力时，就会无师自通地遵循“成本最小化，利润最大化”的资本主义教义，偷懒，成了必然的“潜规则”。这里，可立即衍生出与“共产共妻”只差一字的“共产共懒”，如继续衍生下去，就可以断定共产主义是违背人性的，共产党也是违背人性的......所以，共产党应立即解散，或者更名，不然，谁也接受不了“共产共妻”，还要加上一个“共产共懒”......此时，毛泽东也许意识到了合作化争论中所涉及问题的复杂性，以及一系列由此衍生问题的严重性，于是，便把关于合作化问题的争论提升到了“姓社姓资”的路线高度，以后还把阶级斗争、反修防修一类的语句常挂嘴上。看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发展观首先要面对的难题，也许正是这个“共产是否必然共懒”的问题了？这可不像那不值一驳的“共产共妻”好解释。如果说，饿死人一定是合作化的罪，那么，私有制下的“路有冻死骨”是怎么回事？又如马克思说的在“劳者不获，获者不劳”制度下，最“懒”的人难道不正是那些获而不劳者？如果说，饿死人并非合作化之罪，“共产共懒”的论调，就像“共产共妻”那样地荒唐，那么，资改们三十年来不断地挥舞“杀手锏”，对准公有制乱砍、乱杀，简直无异于盗贼的行径。此种行径，网上揭露无数，声讨不断。正如毛泽东说的：“我们这样的国家还会走向反面。走向反面也没有什么要紧，还要来个否定的否定。如果我们的儿子一代搞修正主义，走向反面，虽然名为社会主义，实际是资本主义，我们的孙子肯定会起来暴动的，推翻他们的老子，因为群众不满意”。当然，谁也不希望看到毛主席后来说的“血雨腥风”。如果有谁能令人信服地证明“共产共懒”的论断非常准确，不是无端污蔑，那么，大家也是可以去齐声高呼“资本主义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共产党么？不改名，就解散吧，总比徒有其名、左灯右转地存在下去要好。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共产是否共懒”？当然也需要实践之不断检验。过去，提倡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学的究竟什么东西？总不会是那里的“共产共懒”事迹吧？很可惜，也很让人纳闷，为了资改们不受干扰地挥舞他们的“杀手锏”，现在已不允许提起那二个地方了。

    本人也有过那么一点点关于“共产是否共懒”的切身体验，我的工作很普通，因此也很有代表性。七、八十年代前后，我在上海郊区当农民，那里一直保持着合作化的经济，直至1995年，土地全部被房地产征用。我与老乡们肩并肩地工作了近三十年，干的都是农村中最脏、最重的体力活，记得那时，一个小组的人一同干活，谁也不甘落后，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面子，大家都把面子看得比钱重要。什么“共产共懒”，简直是一派胡言！在我看来，农民怎么也不像是什不可教化的“榆木疙瘩”，不可理喻的“天生白痴”，虽然挣的钱都很少，字也识得不多，然而都很知足、乐观、友好、勤俭、单纯，没有把“成本最小化，利润最大化”的教义用到挣工分上去，这样的教义，用在挣工分上立即让人厌恶，遭人蔑视。不知至今一直坚守着集体经济的的华西村、南街村的村民们。是否也有我以上同样的体验，一样的观点？如果有，能否请研究室里的资改们走出研究室好好地研究一下，如果“共产共懒”纯粹是恶毒的污蔑，那就请收起你们那种挥舞了三十年的荒唐的、凶狠的、别有所图的“杀手锏”。尤其是“国资委”，以后能否不再帮倒忙，而切切实实地为国资的不断壮大，增资增效干点实事？

    因自然灾害造成的的暂时困难而找出各种理由否定合作化，贬低群众中最最起码的做人人格、理智、道德、尊严，进而否定集体经济，否定公有制，其实，这是一种最最可笑、最最愚蠢的“因噎废食”！看看最近的西南大旱，倒很像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结出的苦果，抛弃合作化，是造成干旱的“七分人祸”，荒废了三十年的水利，吃完了毛泽东时代的老本，就只能让当地的百姓去吃够“三分天灾”的苦头。什么公有制养懒汉，大锅饭，混日子，压制了生产积极性，言下之意，经济要发展，必须废除公有制；那么，私有制能调动的积极性又究竟在那里？无非是资本家们对“利润最大化”不释手段的追求，而出卖劳动力的人只能去黑砖窑、黑煤窑、血汗工厂等那样的地方去体验工头们虎视眈眈下的“积极性”。三十年的摸来摸去，摸出了现在的二极分化、道德滑坡、信仰迷失、金钱至上，黄、赌、毒、黑、贪等等层出不穷的沉渣泛起，看来已远远不止是一个“懒”的问题了吧？！为了一个莫须有的“懒”字，而使那么多的沉渣泛起，败坏了社会的风气，难道可以用一个GDP的指标来掩饰的吗？

    方向摸错了，还是可以摸回来的。只有往回摸，才能摸出“丛林”的迷途，摸离西方乌烟瘴气的旁门邪道，什么虚拟呀，泡沫呀，投机呀，抄作呀、赌博呀等等，都是靠不住的，都只会助长社会上少数人不劳而获的“懒”风狂吹，而让多数人生活在劳而不获的阴影中。科学发展观的物质保证就是老老实实地发展经济，按社会的实际需要去计划增产财富；我们需要市场，但不能因此而全废计划，弄得对产能过剩不知所措。不能一提计划，就斥为违背科学，走回头路。只有自由化的道路，那才是最最可怕的回头路，对此，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科学发展观，都没有认同过。

    不错，刘少奇说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也说了合作化是“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还以幽默的口吻说了“剥削救人，剥削有功”等等，不过，马克思也说过“资产阶级在历史上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所以不能以以上的言论为由，定性为敌我矛盾，将他永远开除出党。给他加上“叛徒、内奸、工贼、走资派、中国的赫鲁晓夫”等等的罪名很让人感到在吹毛求疵。而“中国最大的党内走资派”之类的名声，更让现在的人觉得他很冤枉，他那个时候真的没干了什么，他是在为后人背黑锅，当替罪羊；就像阿Q那样，他被稀里糊涂地“大团圆”了。

        《师大奇遇》附文        2010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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