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中的1966--1976年

我眼中的1966----1976年

作者：马一涛

我出生在牡丹江海林的一座军营里，祖籍山东。1965年我父亲被调任到我老家当军分区司令员，所以全家随父亲回到了山东。

在我的印象里，老家所在的县城虽然是地区行署所在地，但是却相当的贫穷，只有两条不超过一公里长的街道，没有柏油路面铺的是鹅卵石，人口也不多。

1966年5月底分区召开紧急会议传达中央指示，现在我才明白那个指示就是著名的“五一六”通知。并传达了批判了彭、罗、陆、杨等人的指示。

大概到了8、9月份开始有身着绿军装带着“红卫兵”袖标背着背包打着红旗的学生在街道上游行通过，街道两旁摆满了各单位出的临时供水站，听大人说这是红卫兵去北京串联。不久我大姐也跟随他们学校的红卫兵去了北京，回来后还被请到各个学校做报告。大姐逢人便讲她见到了毛主席，这在当时是一件十分了不起的大事情。甚至连我老爸都不无羡慕的说“我革命几十年都没见过毛主席，丫头有福分呐！”。

大概也就在这个时间开始揪斗走资派，有些地委行署的头头脑脑被戴上纸糊的高帽子挂着牌子游街示众。

大概在10月份的一天，我哥哥和大院里的一帮孩子带着我跑到了我们对门的街道办事处，那里有很多大人孩子排起了队等着发电影票，虽然我们不归办事处管辖，但他们都认识我们，所以也发给了我们电影票，那次看的影片就是“毛主席接见红卫兵”。说是要票，事实上不管大人孩子基本上都让进的，只是有票的可以坐位子，没票的也就站在过道或者舞台上面看，因此我们“幸福”的看了两场。

那时我哥哥姐姐们都穿着用爸爸的旧军装改制的衣服，我们大院里的孩子基本都穿着军装，这让外面的孩子很是羡慕了一回。我为了要军装和妈妈哭闹了几次，但妈妈始终没有给我改过军装，大概是因为我还没有上学的缘故吧。

我们附近有个师范学院和卫生学校，还有一个第三中学，我经常可以看到学生们在那里唇枪舌战的辩论，口才好的会经常受到围观群众的鼓掌和喝彩。

大概在元旦节左右，大喇叭喊出了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口号，街道两旁也贴满了红红绿绿的宣传标语。也是在这个时候我爸爸带回家一本红塑料皮的毛主席语录。

这个时期我们大院和各家也都发生了变化，首先是分区大院门口树起了大纸报专栏，原来写着标语的大影壁墙换成了毛主席去安源的画像，其次是家里把原来的电影招贴画改换成了毛主席的画像和语录，而且人人都戴上了毛主席像章。并且，我们附近的京剧团和豫剧团还把一些古戏装都烧掉了。我还拣过一些烧变了型的龙风铁片。这时地委和行署门口也都建起了大纸报专栏。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福祸”，我爸爸在“摸底排队”中被查出“隐瞒家庭出身”的重大政治问题，成了“混进军队里的走资派”被隔离审查了。

我父亲祖籍鲁西平原，出生在一个大地主的家庭里，16岁上中学时期秘密参加了一个共产党领导的区队。据父亲说他们不象小说电影里那种区队，他们白天上学，晚上去搞宣传，打鬼子除汉奸。后来有个区队成员被捕叛变，区队被迫解散了。我祖父怕牵连到家庭宣布和我父亲脱离父子关系，不准他进家，我父亲就跟着区队中唯一的一个共产党员奔波2000余里到了延安。由于那个共产党员知道我祖父宣布跟我父亲脱离父子关系的事情，再加上我父亲年龄小只有16岁他害怕被批评，就介绍说我父亲是孤儿无依无靠，这样我父亲的履历上就变成了“孤儿”，这在后来填写家庭出身时因为是“孤儿”且无依无靠，自然的也就填写了贫农。在其后的数年间我父亲和家庭一直没有任何的联系。文革开始后的不久部队开始“摸底排队”，我父亲的家庭出身被揭露，因欺骗党组织受到开除军籍降留党察看的处理，转业到了地方。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平反昭雪在全国盛行。当时家人亲戚和我父亲的老战友都劝我父亲写平反申请，我父亲坚定的说“就是我没有如实的向组织填写自己的家庭出身，错在我自己，有什么可平反的？！”。

后来上级有关部门，大概也有我父亲老战友的“功劳”吧，给我父亲平了反，恢复了军籍和职务，恢复了军分区司令员职务。我父亲将补发的工资全部交了党费，并且每月都把两级工资拿出来作为党费上交，一直坚持到他老人家逝世。

有道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大概因我爸爸的问题我妈妈突发脑溢血主进了医院，由于当时医疗条件的落后，三个月后病逝。

同时爸爸也被开除军籍留党察看，转业到了当地一个公社任革委会付主任，应该说这样的处理在当时来说还算是比较幸运的，无非也就是降级使用工资少了许多而已。我爸爸因为刚到地方，没有什么民愤，且问题已经调查清楚，所以在以后的历次运动中再也没有受到冲击。但是，我的哥哥姐姐和我因为这个“地主”成分，在后来的年岁中受到了相当的政治歧视。以致于我们在后来的上学招工填表时，在家庭出身一栏都填写的“革命干部”。

由于妈妈的去世，爸爸又去了下面公社工作，我和三个姐姐一个哥哥兄妹五人住到了离县城八华里的外婆家。外婆家没有儿子，只有三个女儿，我妈妈是老二，大姨妈在牡丹江，正是因为姨妈的介绍，我父亲才和我妈妈结合了。

外公外婆是两位很慈祥的老人，对我们兄妹十分疼爱，加上爸爸经常给钱，生活过的还算不错，至少我们家比当地的农民都强。

大概67年初的时候，开始了著名的文革武斗。所谓的武斗在我外婆的村子上没有发生过，虽然那个村子有3000多村民，但是从来也没有发生过打斗之类的事情，倒是经常夜晚开会，还经常批斗村里的地主富农。批斗也就是开会时让他们站在前面，然后有人诉苦喊口号，从没见过象城里那样给他们戴高帽挂牌子。其间也听说过别的村子与村子之间发生过武斗，但没听说过伤人或者死人的事情。

67年的中秋节，我和外婆去城里买东西，看到身穿蓝帆布工作服，头戴柳条编制安全帽，肩扛红蓝大木棒的游行队伍。据说那就是造反派的的“文攻武卫”组织，他们喊的口号至今我还记得：文攻武卫，严阵以待。该我的战友，还我的血债。

68年初听说全地区八个县有7个被“炮轰派”占领，只有一个县是“捍卫派”占领。于是，七个县的“炮轰派”便联合起来去攻打那个县的“捍卫派”，而且动用了机关枪和手榴弹。据说，在两个月的战斗中，双方共死亡了三个人，至于受伤情况没人说也就不知道了。

68年7月我开始在外婆的村子里上小学一年级，当时上学的年龄限制是非常严格的，不满七周岁是不让报名的。当时，我们的一年级上册读了两次，原因是我们上学时是七月招收一年级新生，但到了第二年却变成了二月招收新生，所以多读了一次上册。但是到了五年级又改成了七月招收新生，我们又多读了一个五年级下册。总之，整个小学我们多读了一年。

应该说，我的阅读和记忆能力是非常好的。早在66年我就能够背诵《老三篇》，因此还被作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在全县大会上默诵过。所以我上学后老师总是教读几遍课文后就让我领读，我的学习很好，自然也就成了班长。这大概也许是因为当时学校里可能不知道我们的地主成分吧。

当时，我们兄妹五个的粮食计划都在城里，所以大姐每月都要跑几次城里的粮店。一次大姐买粮回来说，粮店负责打油工作的老头（大概4、50岁吧），克扣斤两，贪污了几百斤油，结果被举报，从他家里搜出两大缸油来。后来我大姐又去买粮回来说，“那老头被隔离审查时，上吊自杀了。粮店的墙上都写着‘贪污分子自绝于人民’”。可笑的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此老头竟然“平反昭雪”，其理由是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那个时候每人每月的食油定量只有半市斤，此老头竟然还要克扣大家，真是天理难容。再说他自知罪孽深重，自杀身亡怎么能是“被迫害致死”呢？我至今都想不明白。

69年初的一天，我爸爸来到外婆家说他换了工作，被调到“五七干校”任副校长。还说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了，城里的一切都恢复了秩序，他打算申请到住房后就把我们接回城里去。但是，直到两年以后我们才回到了城里。在这期间我大姐和二姐都参加了工作，一个分配到了化工厂，一个分配到了百货公司。

具我爸爸后来回忆说，在“五七干校”的犯错误干部，基本上就是进行学习和检讨思想，有些时候也参加一些农业生产劳动。关于生活方面都是吃正常的计划供应，住的地方也就是一般的宿舍，至于后来说什么“吃不饱”“住牛棚”之类的全是胡扯淡。这些干部不光是走资派，绝大多数是在文革中犯了派性错误的干部，其中很大一部分参与了打、砸、抢。这些人后来基本上都恢复了工作。

1969年3月发生了著名的中苏珍宝岛战争，各行各业开展了向“生命不熄，冲锋不止”的英雄孙玉国学习的运动。在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梁不称霸”和“要准备打仗”的号召下，全国上下搞起了人防工程建设，同时开始了“三线建设”。

同年春天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在北京胜利召开。

1970年5月20日，毛主席发表了《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帝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既著名的“五二0”声明。有力的声援了越南、老挝、柬埔寨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其间柬埔寨首相西诺若墩.哈努克亲王还到我们的城市进行过访问。

同年春天，第一颗人造卫星飞上了天空，人们可以从收音机中听到它播放的乐曲《东方红》。

1971年夏天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北京会见了美国国务助理基辛格。会见后发表公告，宣布美国总统尼克松将在适当的时候来中国访问，这在当时成了老百姓头等议论的新闻。

1972年年初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北京毛泽东书房拜会了毛主席。会见后发表了《上海公报》。

这一年的夏天，我爸爸被调到地区劳动局任局长，大概在九月份爸爸要到了家属院并和财政局的一位阿姨结了婚。就在那年秋天我被爸爸接回了城里居住，从此离开了我亲爱的外公外婆。

在外婆家居住的几年，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是非常快活和难以忘记的。

当时人们都是在生产队做农活，不过家家也有少量的自留地，在我的印象中我外婆的村子里每人都有0.7分的自留地，我外公外婆加上我小姨妈三人共有2.1分的自留地。自留地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随便种东西，不过当时粮食比较紧缺大家一般都是种植小麦和玉米的，也有一些农户种上一部分豆角、茄子或者白菜的，反正家家户户的田间地头都会种上一些蔬菜瓜果之类的东西，以备全家食用。

那个时候农村种地根本没有化肥，庄稼上的都是土杂肥，有时候也随着浇水的时候上些氨水、硫酸之类的东西，具大人讲硫酸是用来治理盐碱用的。因为没有化肥，积造土杂肥便成了当时的重要工作之一。积造土杂肥有两个方法，一个是挖一个土池子，按比例在里面放上青草、土和水在六月天发酵。一个方法是利用家畜制造肥料。因此当时养猪养羊便成了农民的一件大事。猪不但生产队养而且家家都要养上一两头，绝大多数是养一头的。一来可以造些农家肥，二来到年底可以卖掉换些钱。生产队每年都会杀上三四头猪，将肉分给社员过年。当然，农民自己也可以将自养的猪杀掉，将肉去城里卖掉，自产的东西包括粮食是可以自由买卖的，不会有人管的。但是绝对不会允许你倒买倒卖，否则就是投机倒把，被群众检举了是要坐牢的。不过，农民绝大部分还是将生猪交到食品站由公家去宰杀。农民养猪羊积造的肥料可以自己使用到自留地，用不了也可以交给生产队按方丈量后换成工分。

我外婆家自然也养了一头猪，而且在我们兄妹去后还养了四只羊，因为我们兄妹除大姐外（大姐被准许参加生产队劳动，可以给外婆挣些工分），都可以放学后打些猪草或者放羊，我和哥哥最喜欢的工作就是放羊，把羊牵到沟边或者河边上就不用管了，而且还可以和小朋友玩耍。有时候我们看不到羊也会跑到地里啃些庄稼的。

除了这些我们还会在过秋过麦的时节去帮生产队拾麦穗、剥玉米皮，生产队会相应的给些工分记在外婆家的帐上的。那个时候的农村大人小孩一年四季都没有闲着的时候，我外公外婆都是60多岁的老人，外公终年都在生产队的菜园里劳作，外婆也会被分配一些力所能及的农活。小孩子自然就是打猪草放羊了。

我外婆家是一个有3000多人的大村子，村子里有一所中心小学，学校里设有初中班，我哥哥便是在那里上的初中。当时的学习还是比较轻松的，完成规定的课程就可以，学生们都比较喜欢上体育和音乐课，对英语课开始都比较新奇，时间一长就相当反感了。那个时候学校有宣传队，经常排练一些文艺节目，我三姐就是文艺活跃分子，她的样板戏选段就唱的非常好，后来她参加工、工作时就进了文化局艺术馆。

那时侯虽然物资比较匮乏，但孩子们的精神还是相当充实的。我外婆的村子边上有一个军用雷达站，驻着一个连的空军地勤兵，他们每个月至少要放两场电影，附近的村民都可以去看，放电影的时候自然也就成了孩子们的节日，我们都会提早搬着凳子去强占有力地形。雷达站有军医，说是军医大概可能就是卫生员吧。村民们得了一般的头痛脑热、磕磕碰碰都到大队赤脚医生那里去看，严重一点的就去找军医，军医也会很热情的接待，据说他也治好了不少的疑难杂症，如果再严重的话人们便会去城里的大医院去看。如果得了大病农民拿不出医疗费，一般都是有公社一级经过认真的走访调查，然后给医院出证明妁情部分减免或全免，那个时代的农民都是比较淳朴的，只要自己能够解决的绝对不会麻烦政府的。如果你想欺骗政府基本是不可能的，一来政府要充分调查，二来也会有群众举报的。

那时侯农村的男孩子也是比较调皮的，偷生产队的瓜果梨枣是不可避免的，即便被看管人员发现了也就是吓唬两句完事，俗话说的好“瓜果梨枣，不偷是憨小”。当然，偷烧生产队的豆角、地瓜、玉米那是经常的事情。更有甚者有的时候还会在必经之路上挖下陷马坑给大人来个袭击，大家躲在一旁偷乐。当然这种事情如果搞过分了挨骂是不可避免的，有时候还会被家长臭揍一回。我们兄妹几人从来没有因为这种事情挨过打，尽管我和哥哥都比较调皮，外婆外公从来没有打过我们，村民也对我们忍让有加，这大概是因为我们失去了妈妈的缘故吧。

晚饭后应该是孩子们最高兴的时候，每当听到“东边的孩，西边的孩，都来玩，你不来玩俺走哩，明天包包子十五哩”的呼喊，很快就会有几十个孩子聚集一起。捉迷藏、狐狸捉鸡、点毛一、木头人，接电是那个时代的典型游戏。如果是白天女孩子一般会玩踢毽子、跳房子、跳皮筋、砸沙袋等等，男孩子则玩打木撅、放风筝、抽螺旋、推铁环、砸四角等，如果兴致起来还会玩上一通中国打美国。

总之，在外婆家的几年是我童年最美好的时光。

1972年的秋天，我和三姐哥哥离开了外婆回到了城里，我大姐二姐因为相继参加了工作已经先行回到了城里。不过她们经常会去看外婆外公和我们的，到了83年左右我大姐把我外公外婆都接到了她们家，一直照顾她二老到去世。

回到阔别多年（那个时候的感觉）的城里，忽然发觉那里的变化太大了。以前的鹅卵石路面换成了柏油路，街道比以前既宽阔也长了许多，街道两旁增加了不少的楼房和单位，不过那个时候的楼房也就3--4层那么高。而且城市里的许多居民都换了全砖的新式瓦房，路上的自行车、汽车都比以前增加了许多，连以前凭票证供应的火材、豆腐、茶叶、粉条、食糖等很多商品已经开始了敞开供应，街道和商店以及各个单位的门头都漂亮了很多，在我眼中简直就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具我爸爸说，现在美国已经来求和了，中国的国际安全环境有了很大的改观，政府开始逐步加大提高人民生活的力度，估计用不了几年，大家的生活还会好上许多。

这一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来中国访问，我们家属院里的一位中年干部给田中写了一幅毛笔字寄到了日本，后来他还接到了田中先生的回信。这件事当时在我们城市是一个爆炸性的新闻，所以我记得特别清楚。至于他给田中写的什么字，田中回信给他说了什么，当时没人说，因此我也不知道，此写信的干部如今已经作古，这事大概要成为我一生中的迷团之一了。

这一年还有一件事情我记得非常清楚，就是我同学的父亲是当时地区所在地的县委书记，因为犯了错误被全县批评通报。

事情是这样的，一天我同学杜XX家来了客人，他爸爸便到县委招待所食堂去打菜。可能当时的炊事员有些想巴结县委书记的意思，给他盛了一茶缸的肉片只在上面盖了点白菜。不料这事情被一同打饭的职工看到，于是便把这事举报到了地委，地委立即派了工作组，经调查属实，对该书记作出了党内处分，并责令其在全县干部大会上做检讨，而且补交了七角钱。因为全城的有限广播都播报了这个事情，所以同学们都知道了这件事，有的同学就嘲笑这位杜同学，为这事杜同学还哭着回了家，好几天没有去上学。这个事情对我的印象非常深，以至于在几十年后的同学聚会上我提及此事时，竟引得同学们包括那位杜同学哈哈大笑。

还有一件事情我记得也非常清楚，就是我们院里一位管监狱的干部因为虐待犯人受到了掉离原工作撤消职务的处分。

原因据说是毛主席接到了犯人家属控诉北京监狱残酷虐待犯人的事情，毛主席严令北京卫戍区查处这种不人道的法西斯做法，并允许犯人举报揭发。此是被迅速在全国监狱开展，这个干部就是因为被控诉而受到了处理。当时许多人对他表示同情，都说对犯人严厉一点有什么，何必因此处理干部呢？

当然，还有一件天大的事情我记的也相当的清楚就是林彪叛国投敌在蒙古的温都尔汗折机沉沙一命呜呼。不过，到今天我也不敢相信林彪能够做出这样的事情。不相信归不相信，文件上就是这样说的。清宫还有四大迷案呢，谁保现在就全都清明？政治啊，总是这么神秘！

1973年全国开展了批林批孔运动。我记得林彪有一个条幅叫做“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这条幅究竟与林彪的反革命有什么关系，我当时没明白直到今天也不十分明白。但是就是这条幅的“克己复礼”引出了批判孔子的事情，因为孔子就说过这句话。但是，因为批孔我却受益匪浅，因为在批判材料上我第一次接触到了《三字经》，并且从中知道了许多的历史典故。还有值得一提得是，在批林的同时邓小平同志却再次被启用，名义上是副总理实际上是担负周总理职责的，因此可以说邓在当时已经触摸到了权力的中心。

据后来说，毛主席的意识当时已经不是太清楚了，常常会受到某些人的欺骗。他会受谁的欺骗呢？文件说是受“四人帮”的欺骗，但有些资料又说，当时毛主席是“四人帮”不容易见到的，即便是江青也是很难见到毛主席的。那我就有些纳闷了，既然他们见毛主席都不容易，怎么能够“常常欺骗毛主席”啊？思来想去我只能认为是那些所谓的“资料”信口胡说罢了。

8月份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召开，王洪文、华国峰进入了中央政治局，邓小平、王稼祥、潭震林、乌兰夫等一批曾经被打倒排挤的干部重新当选为中央委员。此后邓小平同志进入中央军委任副主席、总参谋长。

当时，我爸爸不无感叹的对好友说“政治风向有些要变的味道”。

农历新年前夕，发生了南越军队侵犯西沙群岛的事件，好象解放军很快就对侵略者给予了迎头痛击。

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进入高潮，其中把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复辟问题作为主要问题加以批判。著名的黄帅反潮流事件就发生在这个时期。

1975年毛主席发表了“要安定团结，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指示。

1976年1月周恩来总理在北京逝世，同年4月5日爆发了著名的天安门事件。

4月4日，天安门广场聚集了大批的人流，他们有的向英雄纪念碑献花圈以示对周总理的怀念，有的在广场张贴朗读诗词既后来的《天安门诗抄》。其中有一首我依稀记得是这样写的：

欲悲闹鬼叫，我哭豺狼笑。洒酒祭雄杰，扬眉剑出鞘。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我们信仰马列主义，我们要得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让那些阉割马列主义的秀才们见鬼去吧。

甚至有些人公开打出了拥护灯小平同志的标语条幅。

同日，华国锋召集在北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开会，错误地认为群众的革命行动属于反革命性质，并于当天晚上清理了天安门广场的花圈、标语和诗抄，驱散了人群和抓捕了个别人。4月5日，更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在天安门上演，并打出了“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的标语口号，并再次打出了拥护邓小平同志的标语口号。而且天安门广场出现混乱局面，人群烧毁了一些汽车和报亭。经过毛主席批示，当晚7时30分，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对天安门地区以及全国发表了讲话，将天安门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暴乱”，并勒令人们离开天安门广场。9时30分出动了万名首都民兵和数名警察将天安门广场包围，最后驱散了人群抓捕了部分人员。

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在这次事件中，充当了“四人帮”的爪牙，在4月4日的会议中，他污蔑邓小平同志说“：“看来这次是一个有计划的行动。邓小平从1974年至1975年他作了大量的舆论准备，……今年出现这件事是邓小平搞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形成的。性质是清楚的，就是反革命搞的事件。”。其实，吴德就是一个见风使舵的卑鄙小人，粉碎“四人帮”后，尽管他表面十分积极，向全国发表了祝贺粉碎“四人帮”的讲话，以示自己的清白，但邓小平同志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早就看穿了他两面派的嘴脸，在他发表反“四人帮”讲话后的不久，既撤消了他的党内外一切职务，清除出了领导层。当然，这也是所有两面派应得的下场。

天安门事件后，根据毛主席的提议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和《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但是，毛主席十分注重邓小平同志的才华，提出了“保留党籍，以观后效”的建议，为邓小平同志日后的复出留下了余地。本人认为，毛主席还是相信邓小平同志的，所以某些人所杜撰的邓小平同志曾经向中央政治局保证“永不翻案！”是一个谣言。尽管当时的人民日报曾经公开发表过这个说法，我认为这完全是“四人帮”的政治谣言，有些事情是背着毛主席干的。比如所谓的“你办事，我放心，不要慌，慢慢来”据说是毛主席给华国峰的题词，即便在粉碎“四人帮”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官方媒体还有这种说法，但从改革开放后公布的一
些资料来看却是子许乌有的事情。所以，政治这东西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

应该说1976年是中国的灾难年，这一年中国接连失去了共和国的三个支柱，周恩来、朱德、毛泽东三个伟人相继过世，其中还伴随着惨绝人寰的唐山大地震。

7月6日共和国的红司令朱德委员长与世长辞。

“朱毛”，“朱毛”，朱之不存，毛何附焉？

1976年9月9日0时10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毛泽东同志在北京逝世，终年83岁。

在我的眼里，尽管1966---1976年中国经历了数个政治运动，但国家建设以及人民生活总是迅速发展的。如果剔除政治运动造成的某些因素，总的国情是朝着积极向上的方向发展的。那时的社会清明和人际关系的和谐是令人们向往的。助人为乐、为人民服务是民官两道的道德标准和根本宗旨。

尽管毛主席犯过某种错误，但他为人民服务的基本宗旨从来没有动摇过。今天的人们之所以怀念毛主席，是怀念那个没有黄赌黑毒、没有贪官劣绅、没有剥削压迫的相对较为公平的社会。如果我们的当政者都能以人民的疾苦为疾苦，以人民的福祉为福祉，何愁德不到人民的拥护。如果我们的政府能够真正做到为人民服务，人们何必怀念毛主席？

今天党中央提出建立和谐社会的目标，笔者认为建立和谐社会必须抱守一个诀窍，那就是必须坚决彻底的贯彻为人民服务的基本方针，如果偏离了这个方针任何建立和谐社会的想法都只能是一句空话。“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