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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世界民主的中国模式——人民协商民主》之二“西方民主的起源”

火烧 2015-06-17 00:00:00 网友杂谈 1028
文章探讨西方民主起源,解析民主概念及雅典城邦民主发展,重点分析梭伦改革对民主制度的影响,同时引出人民协商民主的中国模式,强调民主制度的演变与实践。

 《未来世界民主的中国模式——人民协商民主》之二“西方民主的起源”

 
【导读】“民主”的词源从何而来?我们现在理解的“民主”或者从字典和经典上查出来的“民主”是什么?西方历史上民主”起源”的希腊民主又是怎样的民主?为什么世界民主的“起源”在希腊而不是东方?我们一起来完整了解世界“民主”起源的希腊民主的全貌。 
 
一、民主溯源
(一)西方民主的起源 
     
        我们现在通常所说的“民主”,基本是专指西方“民主”模式,在当今特指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形式。西方民主起源于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发展于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中,丰富于现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并驾齐驱的浪潮下。
 
        “民主(democracy)”概念源于两个希腊文字的组合:Demos和Kratos。前者指人民或公民,后者指统治或权力。两个希腊文组合在一起就是民主,含义是指统治权归人民所有,或者称为人民主权。
 
        民主最原始的含义在于全体公民拥有平等无差别的参与和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 
 
        近现代以来,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民主是个好东西”,但民主并不是从一开始就被看作“好东西”的。在过去的两千多年间,民主大部分时间被看作是“坏东西”,它被看作是普通穷人愚昧、不理性的产物。随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不断变化,世界进入了资本主义时期,民主被资产阶级改造成可以为资本和资本主义服务的工具,并逐步使其发展成一种社会制度——资本主义民主宪政制度(简称民主制度),以及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也即欺世盗名的“普世价值”而广泛运用。
  
        雅典的城邦民主产生于公元前6世纪初的梭伦改革,由于雅典城邦的小国寡民特征,小地域和少人口因素为直接民主制的诞生奠定了良好基础。少数的公民享有直接参与和决定城邦事务的权利,为“所有人”的统治,即“人民的统治”奠定了最基本的民主含义,这样的直接民主制为后世民主内涵和外延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梭伦在政治上,首先废除世袭贵族的垄断权利,不再以出身而以财产的数量来划分公民等级。按一年农产品收入的总量把公民分为4个等级,各等级的政治权利依其财力之大小而定。第一等级可担任一切官职;第二等级的公民可以担任除司库(即财政官)以外的高级官职;第三等级可任低级官职;第四等级的公民不能担任公职,但有权参加公民大会和民众法庭。这个改革使并不富有的广大公民也享有一定的政治权利,这为城邦公民最大范围地享有民主权力奠定了基础;二设立四百人会议作为公民大会的常设机构,作为最高行政机关。四百人会议由4个部落各选100人组成,除了第四等级外,其他公民皆可当选;三设立陪审法庭(也译为民众法庭,相当于最高法院),作为最高司法机关,任何公民都有权上诉。陪审法庭的陪审员由所有等级的公民经抽签方式选出。陪审法庭受理并裁决公民投诉或上诉的案件,扩大了公民的权力,这充分地体现了民主必须的“参与”精神;四制定新法典取代德拉古的严酷法律,使整个雅典法较有人道色彩。
 
        梭伦的以资产为基础的“民主政治”改革相对于雅典过去的“世袭政治”而言,有了一定进步,但是他所设计的以资产界定社会阶层的方法,奠定了“资本”在政治中的话语权,首创“资本”把持政治之先河。后来美国“国父”们制定美国宪法和以资本规模限制参议员参政资格,就是源于梭伦的创举。所以,“梭伦改革”成为民主的“起源”,而不是东方的原始民主成为世界民主的“起源”,有着统治世界三百年的西方“资本”的有意选择,和资本控制的媒体的持续鼓噪的原因。
 
        在现今,民主在西方几乎成了一个完全的政治概念,但事实上,民主首先是一个经济的概念,没有繁荣的经济和人民稳定的物质生活,民主就会成为空中楼阁。因此,在雅典民主改革进行的同时,梭伦在经济改革上做了如下三点:一废除雅典公民以人身作抵押的一切债务,禁止再以人身作抵押借债,禁止把欠债的平民变为奴隶。由国家出钱把因无力还债而被卖到异邦为奴的人赎回,并废除了“六一汉”制度(平民无力还债,不得不为债主耕种土地,把收成的六分之五作为地租交给债主,自己只能保留六分之一,所以被叫做“六一汉”),这一措施史称“解负令”;二实行一系列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政策的措施,包括限制粮食出口,扩大橄榄油输出;实行货币改革,以利于商业贸易;奖励外地工匠移民雅典,提倡公民学习手工业技术;改革度量衡,铸造雅典新币,制定了一些有关财产继承、禁止厚葬、抚恤为国牺牲公民的亲属等法令;三承认私有财产继承自由。因此,在雅典民主改革进行的同时,梭伦一系列发展工商业的措施,大大促进了雅典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使其很快成为古代希腊最繁荣的工商业城邦,加强了工商业奴隶主和平民的经济实力,为雅典民主政治的转变奠定了经济基础。
 
        雅典民主制能够发展起来,还在于雅典奴隶制度比较完善,如果没有35万奴隶干活,6000人的公民大会经常开会,这6000公民及其家庭根本就无法生活。只有经济发展,才有可能采取这种自由民广泛参与的直接民主。因此发展民主的基础是丰富的物质条件,换成现在的话,就是繁荣的经济。民主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
 
        梭伦政治和经济改革的民主价值在三方面:一《解负令》将广大平民从债务奴隶制的枷锁中解脱出来,成为享有自由权利的公民,形成了民主政治必备的公民群体;二改组国家权力机构,打破了贵族对国家权力的垄断,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公民参与国家事务的政治权利;三财产等级制度的确立,以财产资格取代血缘资格,从根本上瓦解了贵族世袭政治特权的基础,且使工商业奴隶主分享了政治权利,也使下层平民获得了一定的公民权利。
 
        雅典民主制成就的辉煌是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的民主。作为奴隶制下(资本)民主的典范,雅典民主制也具备当今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民主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主权在民、法律至上、权力制约和公民意识。对于西方政治而言,雅典的民主成就是不容忽视的,它体现在:
 
        第一,主权在民。主要体现在国家权力结构(公民大会,四百人的议事会和民众法庭)和雅典公民“轮番为政”上。
 
        公民大会不是由公民选举出来的代表组成的,而是全体公民都能参加的大会,一般要达到6000人(当时雅典公民约4万人,不包括4万左右外邦人和35万左右的奴隶),才是法定最低人数;公民大会可以对雅典事务的方方面面进行讨论和表决,包括战争、条约、外交、财政、法律、流放等事务,也包括宗教、喜庆、摆渡等议题;公民大会每年至少召开40次,每次的会期是5个小时。
 
        公民大会的一个常设机构——四百人议事会(后来在克利斯提尼时期发展为“五百人会议”)。任何公民都有权经四百人议事会向公民大会提出建议与议案。除了节日和不吉利的日子外,议事会每天都要召开会议,每年至少有260天要开会。议事会的400位成员都是从雅典当时的4个部落抽签抽出来的,任期一年,每个公民一生最多可以担任两次议事会成员。
 
        作为司法机构的民众法庭。当时没有专业法官,也没有专业律师,如果有人被指控犯了法,就由200多位公民组成的民众法庭进行审判,根据多数票断案。苏格拉底就是被陪审团认定有罪而被判处死刑的。
 
        第二,法律至上。主要体现在严格实行法治,视宪法为最高法律,神圣不可侵犯,依法治国,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绝对禁止人治。法律不能自行,法治还是必须依靠人,甚至在初期要依靠个人大的权威来建立和巩固它,而拥有很大权威的权力者,是否能有长远眼光和公正精神将人治引向法治,并以身作则地自觉遵守法律,的确又相当依赖于这一权威者的自身素质。法须持人方能力行,而人又须持法方能久安,这是人治和法治的一种持久互动,而其健全的解决之道要依赖于各方面的有利条件配合,有时甚至依赖于幸运。的确,梭伦指向法治的改革成功不仅与其个人政治素质和魅力有关,也还依靠了雅典人当时已经比较尊重法律的民情,而紧随其后的僭主庇西斯特拉图又实际上执行了一条没有梭伦的“梭伦路线”,这就更是梭伦立法的一种幸运了。
 
        第三,权力制约。主要体现在雅典最重要的三大机构(公民大会,议事会和民众法庭)之间的监督和制约。值得一提的就是贝壳放逐法。此法类似于现代对高级行政官的弹劾法,但区别在于,雅典执行此法的是全体公民。
 
        第四,公民民主意识。主要体现在雅典人强烈反对人治,遵守法治,雅典民主制带来了雅典相应的政治和文化观念的改变。公民民主意识与民主制度相辅相成,如果说民主制度建设是民主的“硬件”,那么,我们可以说“公民民主意识”则是民主的“软件”,重要性不亚于民主制度建设本身。而这点,正是当前中国社会真正缺乏的。
 
        综上所述,雅典民主之所以成为世界民主的“起源”,我们可以从雅典民主的“资本”和掌握资本的人把持政治、到三权分立,看到今天美国资产阶级政体的影子,恐怕这就是雅典民主成为世界民主起源,而不是中国更早时期的“禅让”成为世界民主起源的原因所在。
 
        但是雅典民主仍有巨大缺陷,一是尽管雅典协商民主信奉权力掌握在全体人民手中,但是事实上,雅典民主和今天西方选举民主一样,只是少数人的民主,参与政治的公民资格具有严格的排他性。享有民主权利的只不过是雅典居民中,父母都是雅典公民的年满20岁的雅典男子。相对于6000男人,广大妇女、35万奴隶,以及4万外邦人,都被排除在公民之外,没有民主权利。二是民主协商具有精英主义的倾向。能提出各种议案和以自己的演讲影响会议进程的,通常是那些富有闲暇、受过较多教育、有广泛社会联系,能言善辩的具有“高贵”出生和等级的人,因此公民在大会上的讨论与表决常常受这些人的影响,可想而知,富人阶层所代表的阶级利益和最终达成的提案共识是具有一定阶级性的和不全面的。三是易导致派系斗争和社会不稳定。其中许多重大问题常常屈从于个人的野心和以家族和朋党为基础的派系,政治斗争经常以一种高度个人化的方式出现,往往以流放或处死反对派从而在肉体上排除异己为结束。四是少数人的意见容易受到忽视。雅典民主制尊奉多数人的意见,视多数人的意志为正义,少数人的意见不仅易受到忽视,还会受到排斥和打击。这种将多数人的意见绝对化、缺乏保护少数人意见的做法,极易为专制政治提供土壤。五是雅典民主轮流执政,使每个人都有担任官职的同等机会,忽视了政府公职人员必须要具备知识和品德的条件。
 
        当今西方资本对于违反自己利益的反对派,也是以肉体消灭为主要手段,至今有7位美国总统死在任上,还有更多的议员死于非命,或者被资本操纵的选举民主抹黑,从雅典的人身流放改变成今天的“政治流放”,其中最主要原因都在于他们违反了资本的利益。雅典民主与今天的资本主义民主有着如此之多的类同,因此想不成为世界(资产阶级)民主的“起源”都“难”。
 
        雅典民主在当时就遭到一些著名思想家的批判。反民主的政治理论最早可追溯到苏格拉底,他根本不赞成雅典民主制度的权力集中在那些没有主见的“群氓”手中。其学生柏拉图也认为,只有哲学家才能充当统治者,普通民众没有能力也不适合管理国家。柏拉图的学生亚里斯多德也认为民主是个坏东西,他也反对民众参与政治。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及后来的罗马共和国晚期最有影响的政治家、思想家西塞罗等都加入到批判雅典民主和民主政治的行列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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