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学记
社会主义制度就是好
文章强调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批判资本主义复辟现象，呼吁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重拾共产主义理想，坚定革命信念，继续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英勇斗争。
社会主义制度就是好
崔夕红
受右倾思潮的影响，伴随着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背叛，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相继被帝国主义所颠覆而改变了社会性质，复辟了资本主义。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这个世界上地域最广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被肢解；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信仰的变化，每个人心里也都明白；剩下的几个东南亚社会主义国家也已复辟或几近复辟。如今，唯有朝鲜和古巴这两个孤立的社会主义小国仍在大国外援不利，帝国主义封锁、讹诈日益严重的恶劣的国际情势下苦苦支撑，保持着自己的共产主义本色。面对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如此低迷的现状，面对着以美国为首的世界帝国主义列强的“胡萝卜”和“大棒”，面对着暂时能使躯体感到“享乐”的物质引诱和性的解放等“糖衣炮弹”，不要说普通群众，就是那些曾经举着右手、攥着拳头起过誓的意志薄弱的新老共产党员们，对于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对于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已经不仅仅只是觉着迷茫，而是前所未有地感到了绝望。那些隐藏在共产党中的败类，则完全背弃了誓言和理想，他们的举止做派比共产党的敌人还要龌龊、肮脏，他们干了帝国主义者多少年想干却又干不了的险恶勾当。
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能不能对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继而实现共产主义理想感到绝望呢？不能。就是感到悲观，也算不得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而是一个伪共产党人，一个机会主义者，甚至就是一个可能随时背叛自己信仰的政治娼妓。那么，为什么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呢？不首先认清这个问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仍旧会经历漫漫长夜，看不见曙光；不首先认清这个问题，国外帝国主义仍旧会称王称霸、不可一世；不首先认清这个问题，国内的一切新兴的资产阶级，特别是作为帝国主义代理人的“普世价值集团”，全面诋毁社会主义的复辟言论仍旧会甚嚣尘上，以一些汪精卫式的“曲线救国”的口号愚弄人民，麻痹人民，妄图开历史的倒车。因此，在世界上资本主义空前膨胀的今天，在自私自利等资产阶级道德思想占据统治地位的今天，在这个因失去了高尚信仰而缺失了人性的只顾眼前利益的无耻的金钱世界里，向人们讲清楚，尤其是向多年来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矢志不渝的人们讲清楚这个问题，使他们重新树立起坚定的革命信念，重新肩负起全世界被压迫人民赋予他们的神圣的历史责任，带领广大革命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解放军，在坚持社会主义和实现共产主义的光辉道路上继续英勇斗争并取得胜利，已显得十分必要并迫在眉睫。
好的与不好的
因为我们是常人，不是心容万物、天下为空的“神”、“佛”；因为我们的人性还未完全泯灭，还存有良知。所以看待世界上的人和物时就总是要分出个好与不好来。在这里，我们不去用，也无须用什么哲学的、辩证的或者是形而上学的等等接近教条主义的观点去揭示事物的好与不好，人的好与不好。我们只以普通人的朴素的思维方式和传统品德去简单地推断事物的好与不好，人的好与不好。基本明确了什么是好的，什么不是好的，也就随之明确了该怎样做人，该怎样做事，该选择怎样的社会发展道路。
什么是好的？什么不是好的？这个问题，是小到关系个人品质，大到决定社会发展的根本性问题。对于今日中国社会所有的人来说，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既清楚又含糊的。说清楚是因为有公理，即千百年以来人类总结出并一代代遵循和不断完善着的公理——为公之理。在中国，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仁义礼智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雷锋精神”和“五讲四美”，公理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人们的思维，规范着人们的行为，推动着社会进步。俗话说的“好坏自有公论”，即以公理论短长也。说含糊是因为在物欲横流的环境下，还真一下子说不太清楚，因为不同的社会制度、社会环境下，公理所指明的方向未必与人们所追逐的方向一致，在商品社会里，特别是在把劳动力都作为一种商品的社会里，这一现象尤为突出。
比如，在现代人的社会生活中，打网络游戏、打麻将、“斗地主”等各类形式的赌博行为，以及自私自利、损人利己、游手好闲、不劳而获、铺张浪费、性解放等等意识形态，这些事与这样思想和行为的人是好的吗？多数人会很干脆地回答：那些事不是好事，那样的思想不是好思想，那样做的人更不是好人。即便是有这样思想和行为的人，也会抢着回答：不是好事，不是好思想，不是好人。然而，只要各级政府不严管，不严办，人们就会如蝇逐臭，心向往之。放眼全国的城市和乡村，挣钱以外的时间，人们都在干些啥？宾馆、餐饮、麻将桌、网吧、发廊、洗澡按摩等等，这些所谓的“服务行业”的产值那么高，不就很是说明个问题吗。
再比如，做工、务农、搞科研，努力学习文化知识、科技知识，热爱劳动、一心为公，严于律己、乐于助人，艰苦朴素、拒绝金钱和性的诱惑，这些事与这样思想和作为的人是好的吗？多数人，不，在公开的或大众的场合，几乎所有人都会回答：是好事，是好思想，更是好人。然而，只要各级政府不大力提倡，各级政府领导不身体力行，这样的人就只能落得凤毛麟角，孤芳自赏，孤立无援。君不见，当今世界勤勤恳恳已成为笑柄，好逸恶劳却成了民风。诚实本分的工人、农民、科学家正饥肠辘辘，而那些掺杂使假、坑崩拐骗、利欲熏心的歪瓜裂枣们却脑满肠肥。
如今，只要有可能，很多人都喜欢多占地盘、多住房子，多买汽车，多穿光鲜高价的衣服，多吃稀奇价高的珍馐，多占有一切靠金钱和权力就能够占有的物质，不惜一切满足自己物质的和皮肉的欲望。即便如此，成天还是总琢磨着怎样才能比他人过得更有钱财、更有势力，甚至以剥削他人，骑到他人的头上为更加有体面。并以此类腐朽观念教育下一代、再下一代。
是这样子吧？
由此看来，在一切都成为商品的社会里，很多人所追求的不一定就是合乎公理的，不一定就是正确的，不一定就是好的。而往往不是合乎公理的，不是正确的，不是好的。难以理解的是，人们心里明明有公理，为什么却偏偏不依公理去行事呢？答案只能是：与公理相比，自身修养与社会制度、社会环境才是凌驾于公理之上影响很多人的价值取向的重要因素。然而，非常明确又不容置疑的一点是肯定的，这就是无论在何种社会制度下，何种社会环境下，也不论自身的修养如何，只要出于公心并一心为公的就一定是好的，出于私心并自私自利的就一定不是好的。
“人之初，性本善”，作为《三字经》的开篇，不知流传了多少年。现在，却突然有人像央视《百家讲坛》的教授们那样发明出新奇思想了，不再那样讲了，而反过来说“人之初，性本恶”。我们对于这两种“人之初”的假想或结论都不予苟同。我们以为，人的一生，从一出生开始直到死亡为止，人性的善恶始终是并存于一身的。没有哪个人始终是善的，也没有哪个人始终是恶的，善与恶的表现是随着自身的成长和社会制度、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好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环境将充分调动起并自觉发挥出人们内心光明的为公的善的一面，并使其始终处于支配地位，而压抑住灵魂深处阴暗的自私的恶的一面。相反，不好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环境将使一部分人充分暴露出他的阴暗的自私的恶的一面，却将光明的为公的善的一面视为枷锁而丢弃。对于世界上今天的、今天之前的以及今天之后相当长时间的大多数人来说，想要使他们学好，走正路，那是很不容易的，社会和个人都需要付出巨大的艰辛和不懈的努力，就像教育孩子健康成长一样。而要想使他们不学好，不走正路，则是比较容易的，只要社会倡导个人占有欲，鼓励不劳而获、贪得无厌，宣扬超前消费，法律、道德规范、社会舆论、社会制度又不反对或者干脆袒护其任意发展就足够了。正如前面那些简单的比方一样，对于学习文化、科学知识，很多人是比较抵触的，要学出好成绩就更要不畏劳苦，更离不开师长的严管严教。而对于不论多么复杂的赌博行为，很多人则一看、一闻便会，根本不需要什么刻苦努力，更无须老师来严加管教。武的呢，对精习武术强身健体、除暴安良，很多人不会很上心吧，而对电子游戏上的打打杀杀则总是乐此不疲。总之，只有在好的社会制度下，好的社会环境下，不断地加紧、加强教育和管理，并持之以恒，多数的人们才会变好，整个社会才会变好，这样的社会就是好社会。反之，在不好的社会制度下，不好的社会环境下，又疏于教育和管理，好多人就会变得不好，整个社会就会变得不好，这样的社会就不是好社会。
综上所述，可结为三点：
第一，在现实世界里，大多数情况下，当好人做好事难，不当好人不做好事易；建设和巩固好的社会难，自由发展不好的社会易。换句话说：比较而言，难以做到的事一般是好事，容易做到的事一般不是好事；难以实现和建设的社会一般是好社会，容易实现和自由发展的社会一般不是好社会。
第二，公理（不只是公认）之所以被人们用来判断好与不好，就是因为它的“公”的性质。公者，为公也；公理者，为公之理也。即以为民族，为国家，为集体，特别是为人类的大多数——工农劳动阶级的根本利益为基本出发点所论述的道理。而不是以迎合选票（这本身就是极端自私行为的民主个人主义）为出发点所作的空头承诺。所以，“公”的本身一定就是好的，“私”的本身一定就不是好的。依此推之：公字当头的人就是好人，私字当头的人就不是好人；公字当头的事就是好事，私字当头的事就不是好事；公字当头的社会就是好社会，私字当头的社会就不是好社会。
第三，古往今来，在人类已经走过的历史上，哪一种社会制度是好的，哪一种社会制度不是好的？依照以上两点来推断，已经没什么可含糊的了：从有阶级的社会开始，奴隶制度不是好的，封建制度不是好的，资本主义制度也不是好的。公有制比重日益增大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我们将要争取实现的共产主义制度才是最好的。
平等与自由
平等与自由的话题不知议论了多少年，多少代。最近三百年来，全世界的无产者也普遍向往并追求过平等和自由，但是到头来却什么都没有得到，或者是暂时得到的部分转眼就又失掉了。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在阶级社会里，“自由”与“平等”是完全对立的两种世界，不同阶级的两种目标，完全相反的两个方向。一个人能同时走在不同方向的两条道路上吗？不能。能同时追逐背道而驰的两个目标吗？不能。能同时生活在完全对立的两个世界中吗？还是不能。所以，对于工农劳动阶级来说，同时追求自由与平等的结果，就只能是这两样儿之中你一样儿也甭想得到。
乍听起来，“自由”与“平等”这俩词都很像是革命的，也像是革命者常常挂在嘴边上的词汇。资产阶级的人们和无产阶级的人们都高喊了好多年，好像两个阶级在这两个词的释义上比较地趋于一致，没有什么对立。如此看来，这两个词也就不怎么带有阶级性了吧？其实不然。
先说说“自由”。
“自由”在哲学范畴、政治范畴、社会范畴的定义是非常混乱的，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解释，不同时期的人也有着在各个时期的解释，不同阶级的人更有着彼此尖锐对立的解释，以至于他们之间针锋相对根本就无法沟通。所以，我们还是只从字面含义上直白地讲一讲。
从汉字词义上看，“自由”就是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行为上都“由着自己、不受约束”的意思。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谁最希望得到这样一种自由呢？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本本分分的工人、农民吗？当然不是。因为他们从来就不想只“由着自己”而不顾及他人，他们想的是能与所有人平等相待，和睦相处，所以他们需要的是平等而绝非“自由”。是极少数的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吗？即极少数的“能人”或者“精英”吗？对了。正是那些在“智商”、“技能”，尤其在自私自利、贪财好色和黑心、无耻方面都超过一般人的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即一切资本家及所谓的“白领”阶层的人。正是这些人将所谓“自由”鼓吹成什么“普世价值”。在商品社会里，这些人中的绝大部分自我感觉很是优越，无论在哪方面都自诩比大多数的人强了许多。他们总想着要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毫无保留地攫取公共的或者他人的资源和利益，而不被任何条条框框所束缚。他们把社会主义公有制说成是“吃大锅饭”，“能人”与普通人都吃一样的东西，没什么“特色”，所以，要砸烂那口大锅，要自己吃小灶。其他人吃什么那就管不了了，反正锅砸了。他们还高举着“主观为自己客观为社会”的似是而非的“婊子+牌坊”式的幌子，愚弄着所有在他们眼里“愚钝、低能、残障的”工农劳动者，并遵照“丛林法则”逐步地将工农阶级排挤出政治舞台，置于他们的压迫和剥削之下。如此循环往复，“能人”、“精英”们享有自由的贪婪之心就会加速膨胀，享有的“自由”空间也就随之不断地扩大，直至主宰整个社会，为所欲为，实现对工农劳动者的无情压迫与自由剥削。而“愚钝、低能、自卑”的工农劳动者们则是步步退让，其仅剩的一点点自由空间还不断被人反复压缩，直至完全沦丧，任人自由宰割。锅给人家砸了，米煮不成饭，就捡点生的吃，再么就像《金光大道》里的高大泉走进高台阶那样给“精英”们去打工，像《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里的张裕民那样“穷人就靠着自己几根穷骨头过日子，有一天受不了苦啦，倒在哪里，就算完在哪里吧”。很显然，“由着自己、不受约束”的“自由“，只适合于“精英”而不适合于工农，只适合于少数人而不适合于多数人，只适合于资产阶级而不适合于工农劳动阶级，只适合于“私”字当头的人及社会而不适合于“公”字当头的人及社会。
谈到这里，“精英”们肯定会不高兴的，他们一定会跳出来说：我们所说的自由不像你所描述的那样子自私，我们所说的自由是以不妨碍他人，不损害他人的利益为前提的。大家看看，这话是何等的苍白，何等的自欺欺人，这明摆着又是在欺骗和愚弄善良的人们。我们的回答是：只要有两个以上的人生活在同一社会里或者地球上，一个人的自由必然妨碍到另一个人或一群人，自由人的利益必然损害另一个人或一群人的利益。打个简单的比方，母亲刚刚生下个嗷嗷待哺的婴儿，他一会儿哭着要吃，母亲就给他吃，他一会儿哭着要睡，母亲就依偎着让他睡，看起来婴儿是自由的。然而母亲呢，当母亲困倦了想睡觉的时候，当母亲才放下婴儿要做其它事情的时候，婴儿却“自由”地哭了，又要母亲来照看他。你能说婴儿的自由没有妨碍到母亲休息吗？你能说婴儿的自由没有损害到母亲的健康吗？母子之间尚且如此，其他人之间就可想而知了吧。更何况让白领们津津乐道的所谓“蝴蝶效应”又该如何辩证：亚马逊雨林的一只蝴蝶自由自在地扇一扇翅膀，就会在万里之外的大陆掀起一场龙卷风。所以我们说，精英们所标榜的那种“以不妨碍他人，不损害他人的利益为前提的自由”，实际上是自相矛盾的，是不存在的。那只是一种幌子，一种伪善，其目的就是用以麻醉人们，并将之俘虏，置于精英们的控制之下。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然而，自从欧洲爆发资产阶级革命以来直到今天，“自由”、“民主”、“人权”的口号几乎响遍了全世界。资产阶级真心在喊，无产阶级跟随着资产阶级也附和着在喊，正在复辟资本主义的原社会主义国家的精英们更是使出吃奶的劲儿在高喊。各个阶级的人们为什么会一致崇尚这种只属于资产阶级自己的东西，并且还那样起劲地鼓噪，那样谜茫而迫切地追求呢？道理也并不复杂：“自由”这个词太“神圣”了，太吸引人了，也太麻痹人了，它就像精神鸦片一样让你欲罢不能。起初，资产阶级是为了破除束缚他们发展的封建专制的枷锁，建立适合其资本无限膨胀的资本主义制度而高喊“自由”；接着，当他们所希望的资本主义制度建立起来之后，为了缓和日益对立的新的阶级矛盾，麻痹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的斗志而高喊“自由”；最后，当他们的资本在本国已无空间继续膨胀或者本国的资源再也无法满足他们贪婪的需求的时候，已经发展成为帝国主义的他们，为了向外扩张并瓜分整个世界而高喊并输出“自由”——即自由向其它国家或地区扩张——全球一体（资本主义）化。其它国家的精英们呢，为了自己早一天能够成为或者幻想成为剥削阶级、大剥削阶级中的一员而起劲地呼应外国主子们所倡导的“自由”。各国无产阶级呢，在被资产阶级的糖弹击中之后，还硬是拖着残缺不全、半身不遂的躯体，为梦想着自己或者自己的下一代、或者再下一代有一天也可能成为精英而跟着正在压迫、剥削自己的人高喊“自由”。由此看来，“自由”的真正含义不外乎是套上了神圣外衣的更加极端的自私自利而已。无怪乎所有的资产阶级都会追捧它，无怪乎资本主义社会里的无产阶级也能够被动地接受它，也无怪乎走在特色道路上的中国“精英”们更那么起劲地称颂它，甚至将其奉若什么“普世价值”之经典，顶礼膜拜它。它，已经成为了互联网时代物欲横流社会中一种新的封建精神枷锁。
正如前面所谈到的那样，在一切都成为商品的社会里，很多人所追求的、接受的、称颂的不一定就是好的，而往往不是好的。
再说说“平等”。
“平等”是指人与人之间在政治上经济上处于同等的地位，享有相同的权利，几乎无差距地平均占有或者共同占有一切自然资源、社会资源以及金钱，决不允许任何人多吃多占。它是由中国古代不再甘心受压迫的揭竿而起的农民首先提出来的。司马迁说得不错：“天下之端，自涉发难”。自陈胜、吴广在大泽乡领导了世界历史上的第一次农民暴动开始，两千多年以来，类似“等贵贱，均贫富”等革命口号便响彻了中国的山河大地；要求平等、反对压迫的革命思想更是深深地植入了世世代代被压迫的劳动人民的心中。接受、拥护并为之不惜牺牲生命而奋斗的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劳苦大众何止千千万万。从这一点就不难看出，不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我们中国人最向往的是“平等”，并不稀罕什么“自由”。要举例证明吗？有必要吗？哪怕是小学生也都能随口说出几个历史事件和人物，甚至革命口号。远的不说，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标榜“自由”的资产阶级“精英”的代表人物蒋介石，就被倡导“平等”、“平分”的，代表被剥削、被压迫的工农阶级的毛泽东给打了个落花流水。对于这一点，就连老蒋的御用笔杆，那个叫陈布雷的，临终都有所觉悟，丢下老蒋自己去了。可老蒋和他的“精英”们最终仍是忘不了多吃多占，怀里紧紧地揣着搜刮、盘剥工农得来的黄金、珠宝跑到几个小岛上“自由”去了。
“平等”是说人人平等，是为着大家，就是为公；而“自由”呢，是说由着自己，不管他人，就是为私。所以，资产阶级等一切剥削阶级永远也不会去与被剥削的工农阶级讲平等。都平等了，他们还去剥削谁、压迫谁？他们只会以虚伪的可以由他们任意解释的“公平、公正”啦，“人权、仁爱”啦之类的欺骗性的口号去麻痹人们，让人们心存幻想，放松警惕，消磨工农大众的斗志。什么是“公平、公正”？钱越多就可以占有越多，这就是公平吗？金钱与刑期可以议价交换，这就是公正吗？什么是“人权、仁爱”？毫无信仰、投其所好、买卖选票的自由竞选，这就是人权吗？数以亿计的贪污受贿罪都可以不判极刑，这就是仁爱吗？可见，资产阶级所讲的“公平、公正”、“人权、仁爱”，都是对他们本阶级讲的，不是对工农大众讲的。即便是在他们剥削阶级内部，也是要以控制金钱和资本的多少来分配享有权和自由解释权的。金钱和资本越多，享有的“公平、公正”“人权、仁爱”就越多，自由解释权也就越大。反之就越少、越小。工农呢，当然只能得个零。这些享有权和解释权的实质是什么？就是资本主义的政治和法律，即“精英”或代理人们成天挂在嘴边上的所谓的“民主与法制”。那我们工农就不要“民主”、“法制”了吗？我们当然要，但我们要的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全体工农兵一心为公、不计较个人或小集体得失的，在政治、经济等所有社会领域内全面人人平等的民主；要的是工农无产阶级对一切修正主义者、资本主义者实行专政，对一切修正主义思想、资产阶级思想、自由主义思想、民主个人主义思想进行批判的法制。资本主义制度下、资产阶级思想主导下的世界永远也没有属于工农劳动者的“公平、公正”、“人权、仁爱”和“民主、法制”，就更甭说“平等”了。有的，只能是对工农劳动者的自由剥削和无情压迫。
纵观人类社会的发展史，我们会看到，在实现共产主义之前的有阶级的人类历史上，“平等”与“自由”就好比是事物的两个方面，既相互矛盾又互为依存，它随着阶级的产生而产生并将随着阶级的消亡而消亡。在阶级社会里，“平等”是一切被剥削阶级所追求的，而“自由”则是一切剥削阶级所独享的。在中国，从陈胜吴广之于秦二世到毛泽东之于蒋介石，直至今日的下岗摆摊的工人之于城管，被拆迁户之于开发商。在世界，从巴勒斯坦之于以色列，爱尔兰之于英国，到各国之于美国等等，莫不如此。“自由”的本意其实就是让“有能力”的人或者国家千方百计地扩大自己的权利，并且不择手段地剥夺“缺乏能力”的人或者国家的权利。那些“有能力”追求“自由”的人，被称之为“精英”，那些“有能力”的国家及其政权被称之为“列强”、“霸权”。“平等”的本意其实就是存在微小差距的“平均”，平均享有或共同享有一切资源，不让任何人多吃多占。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准则要求：国家不论大小、强弱、贫富，都一律平等。能平等吗？一派帝国主义的胡言。有人说“不平等是可以忍受的，吃饭活命才是硬道理”，可中国的农民自公元前209年开始了的反压迫斗争，直到新中国成立的这两千多年的长时期里；中国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自1921年开始与各帝国主义列强及其豢养的走狗浴血奋战，直至1949年取得最后胜利的二十八年的时间里，始终如一的回答却都是：为了实现平等，不惜牺牲生命。
立场和结论
我们的道理已经说透，我们的观点自然亮明，我们代表的是人类的大多数-工农劳动者。我们摆事实、讲道理的前提是“一心为公”和“为了人人平等”，这也是原则，不可逾越。
这就是我们的立场。
平等的、为公的就是好的，自由的、自私的就不是好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就是好的，之外的其它什么主义的社会制度都不是好的。
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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