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微：媒体站在哪？

媒体站在哪？

微微

　　上海的一所民工子弟小学被区教育局强行取缔，某天清晨，区教育局带着治安人员强制性地把这些学生接到了新的学校。强制的过程中发生了肢体冲突，还有一些事件在被扩大化。这种扩大化的原因是因为媒体来了，扩大化的一个结果是更多的媒体来了。扩大的好处就是可以通过各方舆论促使这件涉及各方利益的事件最终能够保持一定程度上的公平，并且又一次引起了各方对民工子弟教育的关注。

　　事情最初是由《新安晚报》报道的，报道最终的关注重点在孩子身上，他们认为孩子受到了惊吓，有个题目就是“孩子流泪了”。还有几天就要放寒假了，期末考试就要考完了，为什么不能采取一个和缓的方式关闭这所民工子弟学校。为什么要在年幼的孩子面前上演暴力的一幕，给孩子的心灵带来阴影。这则新闻很快就被各网站转载，引起了诸多媒体的关注。而我以前的同事也在当天赶到了上海。我全程陪同，又重温了一次众口纷纭的采访过程。

　　赶到民工子弟学校的时候，学生已经全部转到新学校了，只剩下零星不愿离开的学生在学校附近转悠，还有些为孩子学习前景担忧的学生家长来学校打听情况。仔细环顾了下学校，除了陈旧，校舍还算正规，这是一所工厂技校的旧址。进了教室发现有些教室的玻璃破了，也没能补装上，想象冬天寒风中坐在破窗户下的孩子不禁有些同情。以前陪同事去过上海的几所民工子弟学校，公道说，眼前这所还算是正规的，至少通风、采光、活动场所都还有一定的保证。采访了老师、家长、学生，这里的采访对象自然是带着对政府的不满，而一群教师一下子就变成了失业人口，心理的忿恨和不平也可想而知。我们坐上了教师去上访的汽车，后来由于上访的时间不对，这里的采访场景也就告一段落。

　　找到区教育局长的时候，他正在新开张的学校现场办公。来到新学校，眼前瞬间开阔。新校舍自然是让人耳目一新，学生们正在教师的安排下有秩序地放学回家，一派井然有序欣欣向荣旧貌换新颜的繁荣景象。而在当天，上海媒体做出的报道也正是描述旧学校如何破落，孩子们如何做在宽敞明亮的新校舍里安心读书云云。一行采访的人都说，还是新学校好啊。在敞亮的新房间里，教育局长和我的同事R热情握手并接受了采访。席间还不断有一拨拨媒体的采访电话打给局长。局长总的观点就是，民工子弟学校本身存在很多问题，这所民工学校也是有很多隐患，因为种种原因一直存在着，现在本区有了一定的办学资源，为什么不能把这些学生接到更好的环境里来。语重心长，有理有据。我作为旁听，也提了几个问题，这个事件的逻辑顺序是什么，是为了民工子弟而新建了这所学校，或者有了这所新学校后，筹备着把学生转移到更好的环境来。但是，为什么又会发生这种抢生大战式的突发事件。局长没有讲清楚，他也不会解释清楚。我的同事R在和局长的再一次深情握手拍肩后结束了采访。

　　可是，站在敞亮的楼道，我怎么也亲近不起来。不合规则，我仍坚持着自己的怀疑。按照一级政府一级财政的原则，新学校是为社区居民也就是真正有本市居民户口的市民建设的（局长也证实了这一点），用的是地方教育财政款。凭什么为民工子弟的孩子服务呢。教育局一再强调这才是有作为的政府做的事情，为民工子弟着想，如果到了九月份，本区的新学生需要入学了，在本区居民和外来民工的子弟中，学校会选择谁呢？我带着担忧。这些宽敞明亮会永远为外来民工子女平等地给予和开放么？我面对的簇新和热情，都只是阳光照射下的某个角落，如果你换个角度，会发现很多空气中飞舞的灰尘。还有很多在背后进行着。

　　见到华师大对民工生存状况有所关注的文军教授。他谈起自己前几年在浦东做过的一件事情。就是对浦东六十多所民工学校进行测评，然后根据总体状况，制定了一个切实可行的民工子弟评价标准，根据这个标准保留了三十所学校，政府给予投入进行整改，然后给予这些学校合法的办学资格。如今除了浦东，上海大多数民工子弟学校都是不合法的，民工群体的特殊性，子弟学校办学条件上自然无法和公办相比。政府不投入，办学环境不稳定，学校随时有可能被叫停，私人办学方也不敢随便投入，民工子弟的就学环境只能是恶性循环。这样的背景下，浦东的试点倒是具有了典型的意义。这是我在采访中，在纷繁的事件人物声音中，听到的最有意义最有启发的部分。相比之下，那个教育局长所说的有作为的政府行为显得多么苍白。事件原本可以缓冲，可以通过浦东这样的办法得到解决，为什么要采取这种方式激化矛盾？这难道是政府的原意么？还是有别的原因。开发商希望尽快动迁、本区生源不足导致的抢生大战，这些都不得而知，也不能妄加断论。行政程序的规则是政府制定的，而政府可以对自己的行为有解释权，这种解释权加上政府的资源和强势地位，使得他行政时更象一个家长。家长平时不对自己的孩子加以正确地引导和教育，想出手时就出手，扇孩子的耳光还能够喊着老子教育儿子的口号，振振有词，忿忿不平，摇头叹气，而出手的原因呢，也许是某天心情不好，也许是因为别的事情积怨一起算帐。被打过的孩子呢，无语，默默哭泣。犯错误是事实，而被暴力侵蚀的心理伤痕也无法抹去，或许还会埋下些许日后逆反的伏笔。 这是政府的暴力。当然，也不是为民工子弟的办学者们说好话，他们是商人，办学的目的是赚钱，一夜间自己的企业被洗劫一空，见到民工子弟学校的校长时，他的脸上写着一个破产商人的失落。既然，政府和学校两方谁都无法说清楚对错，还有对谁倾向的问题么，我觉得没有了。

　　这个时候，再回到媒体该站在哪方的话题。华师的教授认为《新安晚报》的报道情绪化了，我觉得这个评价是客观的。《新安》的报道似乎没有结尾，同事R赶到上海的时候，《新安》的记者已经回去了，为什么没有再去对新学校和教育局进一步采访，可能是因为事先报道的影响使得教育局一方无法采取配合的采访态度，还有什么别的原因呢，我也不知道。网上说学校和报社潜规则，我看了难以接受，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谁敢断言。至少作为曾经的同行，我觉得在对于这些事件的报道上，一个记者会在蝇头小利和社会效应面前随意权衡么？情绪化的报道倒是有些报纸惯有的炒作嫌疑。上海的媒体也关注了孩子，但是孩子真的能平等生活在明亮之中么？他们并没有关心，话语倾向明显可见。《中国青年报》的报道比较客观，各方的话语都只是引用，没有得到证实的，记者都会有所标明，最后记者把问题指向了失业教师的去留，这和青年报的受众群体有一定的关系。也给我一定的启发。各种利益博弈中，透过纷繁的事件，我们应该关注弱势群体和真正的公平。

　　华师大的陈映芳老师认为，失业的教师和学生家长这两个群体的话语我们没有好好关注。我们关注了利益两方的诉说，还在考虑究竟应该倾向谁，其实还有很多的声音我们需要更多倾听。中央台的老师希望我的同事能代他去新学校听听学生家长的担忧，种种原因没能成行，但是疲劳过后，我还是不得不佩服老记者的眼光和经验。停留在面对新学校的喜悦之上，对于探求教育的可持续公平并没有推动。R回去后，部门领导也决定动态事件报道完之后，不再急着做后续了，等开学吧，再去新学校看看，还有些需要事实需要时间来考验和监督。这些是媒体需要做的。不过我觉得，浦东的模式可以宣传推广，这是在推动有效机制的建立。寻找真正的公平，也是这场闹哄哄的事件过后应该继续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