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化发展别走拉美老路

中国城市化发展别走拉美老路　　

樊旭兵　　

拉美城市化的教训和原因　　

早在1650年，西班牙在南美最大的银矿城市波托西，就已经拥有16万人口，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最富有的城市之一，人口超过了当时的巴黎和马德里；而同期，英国在北美的殖民地马萨诸塞的波士顿，人口还不及波托西的十分之一，那时的纽约市还被称为新阿姆斯特丹。　　

北美走上了独立和工业化的发展道路。随着工业化不断深入，农村人口不断进入城市，中产阶级不断壮大，美国的城市化率在1920年达到50%，1970年达到70%，2000年达到80%。在美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早期，也有爱尔兰“农民工”大量涌入（人数竟然超过了本土英国），但都迅速被工业化吸收成为了“城里人”。　　

而拉美由于外部原因，却始终没有建立起独立的工业体系，大庄园主和权贵阶层垄断着经济命脉，城乡二元化非常严重，无法形成庞大的中产阶级。二战后，拉美国家人口激增，大量农民涌向城市，政府在工业化过程中执行“进口替代战略”和“高福利政策”，致使城市人口进一步急剧膨胀，城市化发展过度，陷入随后的“赶超陷阱”。2000年拉美工业化水平只有30%，城市化率却达到75%，仅次于北美，超过欧洲与大洋洲。过度城市化，造成大量进城农民找不到工作，大量工人失业和大量非正规部门的就业，进而形成大量城市贫民窟。　　

中国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20年，并缺少从容工业化的时间　　

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是随着工业化的进程逐步建立的，城市化与工业化基本同步发展。如美国的城市化经历了从1840年（10%）起步到1960年（70%）基本完成的120年漫长过程。　　

1978年我国城市化率为17.9%，2009年已达到46.6%。但比较各国在人均国民收入达到1000美元时的城市化率，美国58%（1945年）、法国58%（1953年）、英国78%（1957年）、日本68%（1960年），世界平均大约为54%。中国在人均1000美元时，城市化率只有34%（2001年）。按中国城市化率年均提高1%计算，中国城市化比工业化国家同期落后大约20%。　　

造成中国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的原因是：中国的工业化很大程度上是外生的，主要靠80年代融入全球化和出口拉动。全球化向中国转移的主要是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产业，工业化并没有给中国带来相应的工人工资大幅度提高（主要指农民工）；由于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农民享受到土地升值收益也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因此中国农民要想成为市民，总是“差钱”。　　

       由于人口红利优势逐渐丧失、发展中过度依赖于出口拉动和“中国制造”战略，中国在主动产业升级和“中国创造”方面已经失去了一些机会。随着美国重新启动“美国制造”战略和印度将“印度制造”上升为国家战略（印度劳动力充足且平均比中国年轻十岁，工资水平目前只有中国的一半），时代留给中国的“战略转型窗口期”已经不多。一旦“中国制造”向美印转移超过向内地转移，中国工业化就有失去动力或面临中断的危险。在全球化的“国家马拉松”赛上，中国受到“前堵后追”，也缺少从容城市化的足够时间。　　

       况且中国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体制、户籍管制等政策，也抑制了农民进入城市，客观上延缓了中国城市化的进度。“警察”多的地方 “交通堵塞”常常比较严重。　　

       由于产业升级慢、竞争国家逼、限制因素多，造成中国不可能向欧美国家那样有100年甚至更多时间从容走完工业化和城市化道路，也不能象日本那样在短短20年内迅速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　　

中国需要走城镇化和城市化双管齐下的道路　　

中国要解决城市化不足的问题，必须要大力发展小城镇，走城镇化和城市化双管齐下的道路。1984年国务院决定在乡政府驻地非农业人口超过2000人的地方设立建制镇，通过大规模“撤乡设镇”，加快小城镇发展。到2008年全国建制镇达到19234个，平均镇区人口大约为10000人，平均建制镇的总人口超过40000人，建制镇的城镇化率超过25%。小城镇人口占城镇总人口的比重由1978年的20%上升到2008年的45%。可以说小城镇为中国的城市化做出了巨大贡献。　　

假设到2030年中国总人口为16亿，城市化率达到65%，则届时城镇总人口为10.4亿。经过笔者测算，以目前的经济发展速度，到2030年中国的大中小城市总共可以容纳大约5亿人口，剩余的5.4亿城镇人口需要生活在将近20000个小城镇（建制镇）中，这大概相当于2030年中国城镇总人口的52%。那时平均每个小城镇的城镇人口约为27000人，是目前的2.7倍。　　

不难想象，如果没有小城镇化战略，中国的城市化将成为工业化的“生命中无法承受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