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劳动者重新找回”家“的感觉

　　让劳动者重新找回“家”感觉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但是相信有不少人会和我一样有一种说不出的失落感。什么原因，就是缺少了一种“家”的感觉。当然这个“家”既不是国家的那个大家，也不是个人的那个小家，而是工作单位的那个“家”。人们把改革开放前的年代，称为“毛泽东时代”。现在不少上了年纪的老人都很怀念毛泽东时代。为什么？因为那个时代，我们都有一个“家”。那个时代有一个非常流行的提法，在工厂叫“爱厂如家”；在公社叫“爱社如家”。有两个人物我记得非常清楚，一个是老工人孟泰，他把工厂的废物都收集起来，从中捡出有用的东西以备后用。哪怕是一颗螺丝钉。一个是电影中的李双双。李双双见到对集体不利事就要管，为此得罪一些人，丈夫喜旺劝她少管闲事，还为此离家出走。但李双双坚持原则，最终赢得社员的信任和拥护，同时得到丈夫的理解和支持。这两个人物反映了那个时代广大工人和农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涌现出新人新事，新面貌、新风尚。在那个时代，只要你进了工厂，你就是这个“大家庭”中的一员了，生老病死工厂全包了。有的大工厂不仅有托儿所、幼儿园、厂子弟小学、中学，医院、电影院等，甚至还有自己的工人业余篮球队、演出队。工厂经常举办各种体育比赛，文艺汇演。一个大工厂几乎等于一个小社会，一个大厂领导能够管好一个大厂，管好一个城市都不成问题。总之你什么都不用操心，一切组织上都给你想到了。现在的所谓三座大山（上学难、看病难，住房难）那时根本就不存在。农村虽然不如城市，但是人民公社也在为农民努力提供相应的各种保障设施。改革开放后，这一切已经荡然无存，成为人们心中一种美好的回忆。

　　我之所以提到这些，是因为习总书记在多次讲话中一再强调要做大做强国企。我也一直在思考怎么才能做大做强国企。通过我对四十多年来国有企业改革的反思，我认为要做大做强国企就应该让劳动者重新找回“家”的感觉。比如现在农村重走集体化道路，就让农民重新找回了“以社为家”的感觉。那么工厂应当怎样做才能让工人重新找回“家”的感觉呢？

　　记得多年前曾参加一次国企改革研讨会。当时中央党校张蔚平教授的发言给我印象很深。由于年头已久，记得不是很清，记得大意是：我们国有企业改革完全是把西方市场经济理论当作教条来指导我们的国企改革。比如从企业这个概念出发，来看我们的国有企业，认为我们国有企业不符合市场经济理论中关于企业的概念。这个问题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指出：“我们讨论问题，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不能按照教科书对文艺的定义来指导文艺工作。可后来国企改革显然没有采纳张教授的意见。比如按照西方经济学理论中关于“企业”概念的规定来衡量我们国家的国有企业，认为企业就是搞生产的，而不能把企业办成社会。因此把原工厂所办中小学、幼儿园、医院等统统剥离，交给社会管理。把工厂的党委领导下厂长负责制改为董事长、总经理负责制。按照产权清晰的原则，把原属于国家的国有资产划归企业所有。由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等等。原以为这样就能把国有企业搞活，结果还是把企业搞死了。为何如此，在笔者看来，这就是市场经济理论指导下，私有化改革的必然结果。

　　一、现在看来，以为企业减负为名把原来工厂办的托儿所、幼儿园、厂子弟小学、中学，还有医院、电影院等推向社会效果并不好。虽然企业管理者管的事大大减少，企业的相关费用大大减少。但是职工的负担却增加了。职工原来对婴幼照管、儿子女上学、生病看病、住房等问题根本不用操心。现在全要自己操心。如产妇生下孩子没有照顾，只能自己照顾，有的不得不休长假，不能上班。即使上班也要牵扯很大精力，从而分散上班时的精力，很难做到精力集中。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被辞退。由此造成青年职工不愿生、不敢生。另外现在社会上只办幼儿园，不办托儿所，职工根本就没办法解决婴儿抚养问题。而且社会所办幼儿园、中小学、医院等都是独立的经济实体，都要想办法多挣钱。所以这大大加重了职工的经济负担。同时他们有各自的分管单位，职工对他们的服务没有任何监督机制。还有职工退休交给社会，企业经济负担减轻了，但社会的经济负担却增加了。社会养老机构不仅要养一大帮工作人员，还没人监督。如果投资失败或被人贪污，养老金不够，还得国家财政拨款。国家财政不够就得从企业多征税。里外里企业还得多拿钱。若是企业自己管这些事，就没这些问题了。什么“三座大山”，几座大山都解决了。比如企业办养老院肯定比社会办养老院效果要好。企业解决职工就业，子女托管、上学等问题，职工就不存在不敢结婚，生不起、养不起的问题。中华民族断代的难题就迎刃而解。

　　二、现行国有企业的管理方法是，企业工作人员到年龄退休后就推向社会。也就是企业工作人员退休后就与企业再没有任何关系。这种方法不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不仅企业员工不会为企业长远发展着想，企业的负责人也不会为企业长远发展着想。西方一些发达国家有些企业之所以能够有百年历史，与其是家族企业有很大关系。因为企业属于某一家族，这一家族就必然要为企业长远着想。我国进行私有化改革也具有这方面的考虑。（不是我赞成私有化）但作为国有企业来说，在这个问题上就存在问题。比如企业负责人虽然持有企业股份，但是只要企业没有完全私有化，企业就不可能属于企业负责人。一方面他没退休时，就可能被上级调动工作，离开企业。另一方面到年龄必须退休离开企业。离开企业后，他仅能从所持股份中得到收益。而接管他的新的企业负责人由于没有股份，可能就采取多发工资奖金的办法，少按股分红。或者新的负责人为中饱私囊，采取各种手段侵吞国有资产，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国企资不抵债。原负责人手中股票贬值，或作废。所以即使企业负责人持有企业股票，他也不可能为企业长远着想。除非他对企业控股，即使离开企业也对企业有决策权。这也就是企业完全私有化，而这是国有企业改革所不能允许的。那么对国企负责人来说就存在一个“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问题。他势必会利用有限的掌握权力的机会，来实现权力为个人服务的最大化。把本该用于企业的一些好处用于企业之外有利于个人的地方。企业员工也是如此。比如某员工有某项技术发明，他不会用在企业上，而会想办法用于企业之外什么地方，为个人捞好处。这样不仅可以在职时就实现利益最大化，而且退休后仍能享受技术发明给自己带来的好处。而且对于员工来说，必然要求早退休，而不愿意延长退休年龄。因为早退休可以早出去为个人挣钱。到年龄退休会错过几年为个人挣钱的机会。但如果员工退休后仍由企业管理，退休后的待遇与企业休戚相关，他就得考虑企业长远利益。把自己的技能用在企业上，甚至希望多干几年，为企业做贡献。企业也便于根据工人的年龄和身体的实际情况，给工人调整安排适当的工作。这就有利于解决人口老龄化，需要延长工人退休年龄的问题。企业负责人只要不离开企业，退休后仍由企业管理，也是一样道理。为什么西方一些家族企业对在企业工作一定年限的员工可以签订无限期合同，道理也在这里。

　　三、国企搞股份制是极其不合理的。首先，国企的资产是属于全民所有的资产。不仅属于国企本身的全体员工，而且属于其他企业包括农村的所有劳动者。国企的国有资产首先是国家的投资。而国家用于某一国企的投资，是用包括农村劳动者在内的全国劳动者创造的剩余劳动（价值）进行的投资。而且国家对各个国企投资是不完全一样的。对某一国企投资多少，投资的技术含量多少都是由国家决定的。并且国家对国企规定的政策，给予国企的待遇也有所不同。所以把某一国企股份分给国企职工，特别是国企负责人还拿相当比例的股份是极其不合理的。其次，所谓国企自主经营也是不合理的。因为国家投资不一样，所享有的政策待遇不一样，企业的起点也不一样。比如国家投资移动通信业务与投资建高速铁路、公路的国企起点能够一样吗？农民工难道不应该享受到国有企业的红利吗。

　　四、我们国家生产资料本来都是公有制，都是属于国家，属于全民所有，属于集体所有。所有的劳动者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社会主义相互协作的生产关系。所有劳动者都是一家人。整个国家就是所有劳动者共同的大家庭。改革开放前，我们国家是全国一盘棋，实行有计划按比例的生产，实行按劳分配。企业与企业之间，工人与工人之间都不存在生存的竞争。工人与干部之间、与科技人员之间有差别，但是差别并不大。工人不仅工作有保证，而且工作时间有严格地限制，同时享有各种福利待遇。所有的国有企业之间相互配合，相互交流，科研技术成果从不自己保留，而是所有企业，所有劳动者共享。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有力地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改革开放后，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成了相互竞争，甚至是你死我活的相互竞争关系。许多人（包括企业的领导者和普通工人）都有一种生存竞争的危机感。不论个人怎样努力，这种危机感都不会减轻，只会加重。各个企业各自为战，相互封闭，盲目研究，盲目生产。为了生存的需要，甚至不择手段，不讲道德，不顾消费者死活，不惜掺假、造假，污染环境，生产有毒有害产品。从而造成生产过剩，造成社会生产力和社会资源的浪费。社会出现两极分化，人民的生命健康受到极大伤害以及三座大山等一系列社会问题。现在是到了该彻底扭转这种局面的时候了。

　　五、我为什么要讲这个问题。因为虽然我已离开国企多年，但是在我看来直到今天我们对国企改革也没有进行认真的总结和反思。有些专家学者现在还把国有资产的流失归为国有企业没有办法搞好，而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

　　我认为按照目前国企改革的相关规定，根本不可能搞好国有企业。现在之所以尚存为数不多的国企，主要是因为这些国企具有垄断性质所决定的。同时也与有国家相关政策的保护、维护有关。换言之，如果国企失去垄断地位，没有国家相关政策保护、维护，恐怕早已破产。这样下去，国企很难保证今后的生存与发展，一方面会变成完全的私有制企业。另一方面也有可能变成外资控股的企业。要想改变这种情况，必须彻底否定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回归计划经济的体制。2021年12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