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反腐及其它

中国老百姓对毛泽东、共产党有着很深的朴素的感情，用一句最精炼的话，叫着“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当一个一穷二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从山河破碎到团结统一，从饱受列强欺凌到备受世界尊重，从贫穷落后到人民生活总体实现小康，应功归于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但也存在着经济发展不平衡，分配结构不合理，民众利益诉求表达渠道不畅等社会矛盾，以至于人民群众至今忘不了敢讲真话，敢讲实话的朱镕基前总理。　　

朱镕基敢讲，无所顾忌，敢于言人之所未言。他的话真诚，发之肺腑，令人感到是真情的自然流露。尤其是朱镕基“从来不吓唬老百姓，只吓唬那些贪官污吏”，让老百姓听了觉得舒坦、解气。比如，朱镕基说：“反腐败要先打老虎后打狼，对老虎绝不能姑息养奸，准备好一百口棺材，也有我的一口，无非是个同归于尽，却换来国家的长久稳定发展和老百姓对我们事业的信心。”　　

    “关于我本人，除了我确实是在埋头苦干以外，我没有什么优点，我不希望别人学习我，特别是某家香港报纸说我的本事就是拍桌子、捶板凳、瞪眼睛，那就更不要学习我。但是这家报纸说得不对，桌子是拍过，眼睛也瞪过，不瞪眼睛不就是植物人了嘛，板凳绝对没有捶过，那捶起来是很疼的。 至于说我这样做是为了吓唬老百姓，我想没有一个人相信他这种说法。我从来不吓唬老百姓，只吓唬那些贪官污吏。”　　

他当面训斥那些腐败高官：“自己不勤政，又不廉政，吃吃喝喝，乱批条子，任人唯亲，到处搞关系，把国家财产不当一回事，你坐在主席台上面作报告，下面能不骂你？”　　

朱镕基执政时以铁腕著称，认准的事哪怕遇到再大的阻力也要强力推进，被称为“经济沙皇”。他反腐败很严厉，但导致腐败泛滥的根源却来自于他所主导并强力推行的改革政策。以至于出现“越反越腐”的局面，这似乎在老百姓眼里很难统一起来，但却是无可辩驳的即成事实。如“砸三铁”，“大下岗”，在“勇踩地雷阵”的喝彩声中，人民还未听见雷响就迎来了“新的三座大山”，就有了国有企业职工减员增效、改制分流，掌握国民经济命脉的垄断性资源企业大规模海外上市，“住房私有化”、“医改市场化”、“教改国际化”，等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把数千万公有制企业下岗职工无情地推向市场，人为地造成昔日的“领导阶级”成为“弱势群体”，而使极少数人靠变卖、低价侵吞国企而一夜暴富。　　

二是分税制改革直接或间接地坑害了农民。邓小平自下而上的改革，激发农村的活力，使农民得到了实惠。朱镕基自上而下的改革，却让基层政府和底层工农群众受到切肤之痛。从朱镕基施政纲领到实际改革措施，基本没有解决“三农”问题。农民的利益保障和生活水平不仅没有得到与时俱进的提高，反而因其国税地方税的分税制改革，富了国家财政穷了地方财政，而先收后返的承诺常常因政治经济甚至技术上的障碍，不能及时兑现，导致财政常作无米之炊，穷疯了的地方官员只好拼命地压榨最低层最可怜的农民，强制进行各种摊派，强征农业税及各种上交提留，闹得鸡犬不宁，苦不堪言，以命相搏的抗税抗费的命案，时有发生。2000年湖北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给他的信“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朱有所醒悟，但并未引起重视。《中国农民调查》真实地反映了其执政时期，农民“生计艰难，负担过重”，基层干部“横征暴敛，草菅人命”的 “三乱风”，涉及基层各个收费行业和部门，“几十顶大盖帽管一顶破草帽”。直到今天仍然无法根除，遗患无穷。　　

　三是由朱镕基亲自主持制定和签署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是造成今天的血泪强拆的原因。自　2001年11月1日　施行之日起，无论是城市居民还是农民住房土地，都可能被列入今天或明天拆迁范围，合法资产随时都有可能剥夺或廉价收购，刚刚实现居者有其屋者，时时提心吊胆，害怕明天就会上无片瓦下无寸土。伤害的是最低层的广大民众，受益的是官与商，拆迁使财富飞速向官与商集中，造就了一批超级富豪，《条例》成了被既得被利益集团巧取豪夺的利器。　　

四是崇尚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大力推进私有化，动摇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基础。经过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公有制企业不是充满了生机与活力，而是遭到致命性伤害而大量死亡。大多数企业的生产、经营、运转陷入困境，资不抵债，破产倒闭，或者变为私有资本企业。工人阶级又成了贫困的雇佣者阶级，造成全国近4000多万工人失业下岗，生活陷入了困境，成了弱势群体。工人阶级，尤其是农民工，重新沦为受剥削、受压迫、受奴役的雇佣劳动者。与此同时，央企高管的天价薪酬,垄断企业高工资、高福利,与社会平均工资水平差距过大等问题日益凸显。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全国七个垄断行业有2833万人,不到全国职工人数的8%,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则占全国职工年工资总额的55%。而且高层、中层管理人员与基层职工收入差距越拉越大。由于企业改革指导思想的错误，使支持、鼓励私有经济的发展变成了纵容资产阶级围剿公有制企业的改革。引发了大范围的公共权力寻租，官商勾结，腐败公行。　　

五是放弃保护，过度开放。朱镕基力主尽快加入WTO,不惜大幅让渡国家经济主权，接受不平等条约。制定优惠政策吸引外商投资，推动国有企业“靓女先嫁”。以外向型经济满足国际需求为由，长期压低中国工人工资，以极为廉价的劳动力和资源价格，生产廉价的物质商品，出口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在货币政策上，人民币不断升值吸引大量热钱投机，外汇管理未能有效阻止热钱投机，实行强制结售汇，导致大量外汇储备结余。再将巨额外汇储备去购买美国国债和各种美元资产。最后形成了中国社保基金2010年余额仅8566亿人民币，人均仅657元，而中国借给美国社保和住房等福利资金高达约2万亿美元（按历史平均价格约14万亿人民币）。也就是说，美国这个富裕国家的国民每个人平均借中国人4.5万元人民币。　　

六是主持制定“高薪养廉”政策，继续拉大分配不公。根据刘植荣一组数据：中国最低工资是人均GDP的25%，世界平均为58%；中国最低工资是平均工资的21%，世界平均为50%；中国公务员工资是最低工资的6倍，世界平均是2倍；中国国企高管的工资是最低工资的98倍，世界平均为5倍。朱镕基强力推进的改革，产生了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社会产生了严重两极分化，到2003年他卸任的时候，中国的基尼系数上升到0.4386。有人总结说，邓小平理论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朱镕基的理论是“让一小部分人先暴富起来”。他力荐继任者继续强力推行这种政策，使基尼系数进一步上升到2009年的0.47以上。 　　

但朱镕基自己并不这么认为。他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与师生座谈时，直言不讳地就分税制、土地财政等社会热点话题，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谈及分税制，朱镕基手拍着《中国农民调查》说道：“攻击分税制，说分税制掏空地方财政，造成农民贫穷的人，根本就是无知。无知还透顶！” 分税制是1994年后推行的新税制，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是强力推进者。从　1993年9月9日　到　11月21日　两个多月的时间，他带领60多位部委负责人跑了17个省、市、自治区，苦口婆心解释中央要推行的分税制方案。其间，中央与地方讨价还价，并最终相互妥协。推行分税制前后变化大致可归结为：1994年以前的财政收入，中央占3成，地方拿7成，财政支出则是倒过来，中央拿7成，地方拿3成；1994年以后，中央政府在名义上可以得到60%以上，甚至可占7成。不过根据相互间的妥协，中央仍须在自己的收入当中提取若干返还地方。到2003年，朱镕基卸任时，分税制实施整整十年，财政的盘子从4349亿元增长到21715亿元，增长了将近四倍。在清华座谈现场，朱镕基列出2010年财政收入数据予以批驳，其中提及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分账数据，尚未有官方披露过。他说：“去年全国财政收入83000亿，其中，地方直接收入4万亿，中央税收返还(给地方)33000亿，两者相加是73000亿，占了大部分啊。中央财政收入多少？是15900亿，占83000亿的20%左右吧。92、93年中央财政收入比重是28%、27%，现在20%都不到，怎么能说中央把税都收上去了，收得过多呢？”　　

　　朱镕基在清华说：“最近呢，还有一种谬论。国外的报纸也有，国内的报纸也有，说这个房地产项目这么沉重，都是过去这个分税制搞坏了，说税收都收给中央来了，地方没钱了，所以它只有发展房地产才有钱？狗屁！”从2005年起，楼市价格开始了暴涨历程。由此而起的诸多社会抱怨中，对分税制的声讨此起彼伏，亦有不少专家学者撰文称，高房价的深层原因是分税制掏空地方财政，地方倚重土地财政直接推高房价，且使地方政府被房地产业绑架，阻挠中央调控楼市政策落实。对此论调，朱镕基说：“(财政收入)总共8万亿，一来一回(地方)收回来7万3千亿，还少啊？还没钱？现在地方有的是钱。这房地产(问题)根子就是房改政策错误。这个不讲，你们看书。”朱镕基说：“我们制定了一个错误的政策，就是房地产的钱，都收给地方政府，而且不纳入预算，这不得了。这个钱就是搜刮民膏，所以把地价抬得那么高。这个绝对不是分税制的错误。地方没少收钱。”朱镕基对清华的学生说，房改更多的失误就不多讲了，请大家多看书(注：指即将出版的《朱镕基讲话实录》一书)。　　

据深圳特区报讯，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朱镕基讲话实录》一书在全国统一上市，深圳中心书城、罗湖书城、南山书城也同步隆重推出。该书收入了朱镕基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总理期间的重要讲话、谈话、文章、信件、批语等348篇，照片272幅，批语、书信及题词影印件30件，从各个方面翔实记录了朱镕基领导中国经济的历程，内容涉及中国财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住房制度改革、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治理通货膨胀等经济社会各领域重大问题。　　

朱镕基曾说过，不出书，不写回忆录，不题字等，但好事者还是有本领说服他在湘西留下不少的墨宝，因为这里是他的家乡，在那兵荒马乱之时他就是在湘西度过的。朱镕基在西方世界很有人缘，出外访问常被称之为“朱旋风”。 　2011年4月11日　《朱镕基答记者问》英文版（Zhu Rongji meets the press）首发式在伦敦举行。现场播放了一段朱镕基用英语讲述的视频。他说： “我的好朋友基　辛格　博士写了精采的序言，为这本书增色，我要向他表示衷心的感谢和敬意。” 他还说，“我不敢说这本书立论如何正确，更不期望每个读者都会同意我的观点，我只想说，我在本书中的讲话都是真话，这是我一生坚持的原则。” 　　

朱镕基退休后写书、出书，在位时读书、用书。他在位时最推崇的一本书叫《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中国展望出版社》1988年4月第1版)。当他大加赞赏的这本书一浮出桌面，就被邓小平等老一辈掌舵者给否定了。但1997年的“后邓小平时代”，在朱镕基的强力推动下，《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开始全面付诸实施，被人民群众称为新的“三座大山”就是从那时起逐步压在了中国人民的头上。因此有人说，这是将中国改革开放导入歧途，祸害最深的一本书。　　

《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一书的作者简介中这样描述：吴敬琏的主要研究领域为比较经济学。周小川的主要研究方向包括发展经济学和国际经验比较。郭树清的研究方向是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李剑阁的主要研究方向包括经济体制比较。这部饱含吴敬琏、郭树清等人心血的研究报告虽然有理有据，论据充分，但由于当时极“左”思想还很有市场，他们的设计显得过于超前，所以并没有获得迅速反应和重视。研究心血，只好束之高阁。“吴敬琏、郭树清等人在上世纪80年代末完成的那份《中国经济改革总体设计》的研究报告，后被时任副总理的朱镕基找出来了，他不但对这份研究报告很感兴趣，而且建议逐步采取这一方案。”（摘自《百位经济学家论国富》一书）。我们还清楚的记得从中国经济实现“软作陆”后，便是“砸三铁”，“大下岗”，在“勇踩地雷阵”的喝彩声中，中国人民就迎来了“新的三座大山”，就有了国有企业职工减员增效大下岗，掌握国民经济命脉的垄断性资源企业大规模海外上市，“住房私有化”、“医改市场化”、“教改国际化”。一时间大江南北老百姓们把这几项精英忽悠的内容编成了这样的话：“国企改革砸了咱的碗，住房改革端了咱的窝；教育改革断了子孙的路；医疗改革要了咱的命。”　　

资源型垄断国有企业、金融企业的海外上市给中国人民留下了深深的创痛。资源价格大幅上涨的利好，国家经济高速增长的红利，中国人民不仅没有享受到，还受到了国外资本集团的大肆盘剥。1997年开始的石油石化重组，减员增效、分拆上市、改制分流。一方面，石油石化产业把优良资产拿到海外上市，融入大量建设资金，上市企业轻装上阵，加上石油价格的大幅度攀升（上市前11美元一桶，上市后最高到147美元一桶），资源型企业效益成倍增长；另一方面，把石油石化产业分成了上市企业、存续企业，把职工分成了在岗职工、内退职工、协议解除劳动合同职工，大部分职工并没有享受到企业高速成长和改革的成果，形成大量遗留问题和不稳定因素。据有关资料统计，中国石油当初在美国上市融资不过29亿美元，上市四年海外分红却累计高达119亿美元。仅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四家上市公司，四年海外累计分红就超过1000亿美元。在这1000亿美元分红中，两家通讯企业占了大头。他们用手机双向收费的不当手段把国人的资金收集起来拱手送给外国人，理应受到比石油石化企业更大的谴责。但他们的手法是钝刀子割肉，温水煮青蛙，避免了公众的强烈反弹。而中国石油则成了快刀杀“牛”，回归A股后，股市由“牛”变“熊”，造成大量中小投资者被套，以致血本无归。却让国外“股神”，投资银行家们赚了个钵满盆满。客观上不仅仅是对国人物质财产的侵害，更是对民族情感的亵渎，对人心的深深伤害。美国投资集团高盛等利用中国企业缺乏金融专业知识的弱点，通过信息披露、制造概念、诱人上当等擅长手法，如唱空中国银行业并趁机杀入。在2004年中国国有银行改制的时候，高盛相继发表报告，诋毁中国的国有银行，称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比率接近40％。但结果是高盛以极其便宜的价格收购了中国银行上市的股权，仅在工商银行上市，高盛就通过入股该行四年获利近120亿美元。这些美国的资本投资集团通过低价贱买准市场化国家的国有资本，然后通过改名改制重组，乔装打扮，高价回售。就这样，中国石油、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以垃圾的价格抛售给了美国银行、花旗银行、巴菲特，然后再以高于5倍的价格卖给中国的老百姓。　　

对国企改革、金融改革领域的贪腐行为、误国卖国行为，对医疗、教育、住房、社会保障等社会公共服务领域的过度市场化行为必须进行清理整顿，刻不容缓。因为这直接关系到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国家政治体制，关系到中国国民经济运行的核心部门安全，关系到全体中国人民民生状况的改善，关系到中国未来经济社会的发展走向。能否在这些关键领域率先实行拨乱反正，回到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道路上来，直接关系到中华民族能否实现伟大复兴。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历史人物的千秋功过，当然不能以自己或某个人出的几本书来评判，最终要由人民来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