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唐山“头号走资派”的“三公子”评说毛泽东实录

唐山“头号走资派”的“三公子”评说毛泽东实录　　

他的父亲在文革中是一位副地市级干部，在全市第一个被揪斗打倒，因此，他的父亲虽然不是全市最大的干部，却是全市在文革开始时第一个被打倒的“头号走资派”。他在哥们中排行老三，大家都爱叫他“三公子。　　

他下过乡、当过兵，吃过许多苦，但是个乐天派，不乐不说话。我们是同事，他搞技术但有文才，爱作诗。我们在合作创作七个乐章大型皮影调大合唱《抗震组歌——换了人间》时结为好友，无话不谈。不久前的一天。我们又在我的陋室中谈论起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我最后征求了他的同意，将我们关于毛泽东以及毛泽东思想的对话在网上公开发布。奇谈共欣赏，歧义相与析，是非对错，当然欢迎众人品评。　　

一、关于“民间” 与“精英”毛泽东研究学派各自优劣势的评论。　　

我们首先谈论的是“民间”毛泽东研究学派，与“精英”毛泽东研究学派各自的优劣势。他说，与“精英”毛泽东研究学派相比较，“民间”毛泽东研究学派的研究在朴素的感情上，和在信息量的权威占有上，以及对自己研究成果的表述上，明显地处于劣势，而在政治因素的约束上，在对自己厉害关系的考量上却没有疑问地占有优势；而“民间”毛泽东研究学派相比较，“精英”毛泽东研究学派则在政治因素的约束上，在对自己厉害关系的考量上，以及在思想解放的程度上，应该说也明显地处于劣势，在信息量的权威占有，在朴素的感情上，还有在对自己研究成果的表述上，则却没有占有优势明显的优势。最后的结论是：“民间”毛泽东研究学派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更容易接近客观真理性。　　

二、关于毛泽东思想超越时代的强大生命力的主观原因的谈论。　　

“说不尽的毛泽东”在国内外历时40多年，经久不衰，不论是在中国的近现代史上，就是在世界近现代史上恐怕也是一个不多见的社会政治现象。他和我都认为，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这种超越时代的强大生命力的主观原因，十分特别，也十分有趣，更十分有研究的重大价值。　　

那么，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这种“超越时代”的强大生命力的主观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我们认为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毛泽东蕴涵在毛泽东思想中的超凡的“战略智慧”、“战略思维”和“战略经验”。这些对中国和世界社会经济、政治、军事和外交等和平、斗争与发展的“当前实际”（或者叫短期实际）与“长远实际”（也可以叫做长期实际）相结合的战略总结、科学抽象及理论概括，就构成了毛泽东思想这种“超越时代”的强大生命力的首要的主观原因。　　

那些只是对中国和世界社会经济、政治、军事和外交等和平、斗争与发展的“当前实际”（或者叫短期实际）的即席讲话，政治表态，策略选择和理论阐述，都必然是易碎的、短命的、没有“超越时代”的强大生命力的。它会随着“当前实际”（或者叫短期实际）的结束而失去其生命力和指导意义。而唯有那些对中国和世界社会经济、政治、军事和外交等和平、斗争与发展的“当前实际”（或者叫短期实际）与“长远实际”（也可以叫做长期实际）相结合的战略总结、科学抽象及理论概括，才会在它的“战略思维”的有效辐射范围内仍然具有“超越时代”的强大生命力和普遍的指导意义。这是被中国和世界思想史多次证明了的一条铁一般的规律。　　

二是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族领袖的高贵品质、人格魅力和崇高理想所决定的。这位唐山“头号走资派”的“三公子”说，一位学者，一位领袖，只有达到了无私、无欲、无我、无畏等最高的思想境界，进入心中只有人民，只有祖国，只有民族，只有未来等信仰和理想的自由王国的时候，他才会真正地、彻底地和客观地认识、总结和概括自然与人类社会中存在与发展的外在现象与内在规律。　　

有私、有欲、有我、有畏，就会影响和仿碍人们对人类社会中存在与发展的外在现象与内在规律的真理性认识、总结与科学概括。　　

一个心中只有自己，没有人民；只有家庭，没有祖国；只有宗族，没有民族，只有短视，没有未来等信仰和理想的学者和领袖，是永远也无法由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因而他也永远不会真正地、彻底地和客观地认识、总结和概括出自然与人类社会中存在与发展的外在现象与内在规律的。而只有自然与人类社会中存在与发展的外在现象与内在规律的客观认识和科学概括，才具有“超越时代”的强大生命力。　　

他和我都认为，从毛泽东投身革命，到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领袖的长期实践来看，他基本上就是一位无私、无欲、无我、无畏等最高的思想境界，心中只有人民，只有祖国，只有民族，只有未来等信仰和理想的民族和世界领袖，因此，他和他创立的毛泽东思想，才会在实践与理论的结合上，在“当前实际”（或者叫短期实际）与“长远实际”（也可以叫做长期实际）的结合上，真正地、彻底地和客观地认识、总结和概括出他生活的那个时代，以及他那个时代以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自然与人类社会中存在与发展的外在现象与内在规律，这也是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族领袖的高贵品质、人格魅力和崇高理想所决定的客观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