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乡关系变迁中的基本规律

我国城乡关系变迁中的基本规律

林 刚

    有观点认为，在处理工农、城乡关系中存在着一种普遍规律：即现代工业要靠挤压剥夺农业才能获得原始积累，而且只有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才可能进入“工业反哺农业”阶段，也才可能根本改进农业的落后状况。据说，这是“发达国家”现代化过程的一般规律，我国也是如此。这种观点影响颇大，但却是一个违背历史常识的说法。

　　城乡之间的良性互动，源于我国的基本国情

　　对任何国家而言，保障人民的基本生存条件，即解决好吃饭和就业问题，应是第一位的经济目标，无论生产方式的“现代化”程度达到何种水平，都不能脱离这个基础。早期工业化国家往往是通过商业、国际贸易乃至海外殖民地，建立起有利于自己的国际经济秩序，解决吃饭就业问题。但对于我国，基本国情的特点是：人口多，人均资源和生存资料相对紧张，利用国际资源发展经济的条件又相当不利。这个基本国情在我国历经两千余年，仍未发生根本变化。这使得我国经济的长期运行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即不能依赖从国外进口粮食来满足如此庞大的人口的基本生存，也不能依靠向国外大规模出口劳动力来解决人口的谋生即就业问题，而只能主要依赖国内资源，立足于国内力量来解决“国民”的吃饭和就业问题。这是我国重视工农、城乡关系的根本原因。

　　19世纪中后期，西方列强侵入国门。我国出现了近代工业及近代城市。但是，我国面临的国际环境，使其不仅不能利用国外资源发展工业，本有助于启动工业化的资金却成了巨额赔款；原有的国内市场也被洋货大量占领；国内一些对发展工业有重要意义的矿产和农产品资源在不平等条件下输出国外。主要工业—轻工业原料要靠农业农村；因无国外市场，国内市场更只能靠农村，这就决定了工业化只能建立在农村农业农民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基础上。而另一方面，传统生产方式已趋极限，没有新生产力和现代工业的帮助，传统农村经济难以发展。于是，我国在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一开始就在客观环境上决定了工农城乡关系只能良性互动而绝不能互损。

　　近代史上，我国城乡关系实际出现了良性互动与恶性循环两种趋势

　　良性互动关系是指：新型工业部门与传统产业部门之间，在原料、市场、生产组织和技术关联等方面，存在着相互促进、相互补充的经济关系，其后果是双方共同获利，共同发展。良性互动的典型表现是，农民广泛使用大工业产品——机制棉纱进行家庭织布业的生产。使用机纱，一方面明显提高了农村土布的质量和数量，提高了土布的市场竞争力，同时又使大量不产棉花的农村，兴起家庭织布业，这就在整体上促使农民家庭尽量利用剩余劳力，增加了收入，并推动了当地农村经济的发展。而另一方面，农民大量使用机纱，为中国机器纺纱工业奠定了市场基础。中国近代工业的支柱产业——棉纺工业，正是建立在农民家庭织布业发展的基础上，而这又直接促使民族重工业的主要部门——机器制造业的诞生和发展。

　　近代我国常常出现的是新型工业部门与传统产业部门之间的恶性循环趋势。机制面粉业、机器火柴工业、机器织布业等，突出体现了新型工业部门与传统产业部门之间的制约关系：一方面，工业生产的生活消费品，不能为广大农村农民大量消费；另一方面，这些工业品对农村手工业严重冲击，减少了农民家庭收入，影响了农村经济的整体提高，这又反过来制约了这类工业品的国内市场。这两种趋势同时存在的后果是，近代中国的工农、城乡关系始终未能理顺。良性循环是局部和间歇性的，自生自灭，未能形成全国性的主流。

　　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城乡关系的变迁中，把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根本要义

　　新中国建立初期，在帝国主义军事侵略的严重威胁下，不能不将建设重点放在重工军工方面，这确实为新中国的工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同时也存在诸多矛盾。陈云同志于1961年，曾极其中肯地总结了建国后工农业比例失调的四次情况和对国民经济的巨大冲击。陈云将这四次情况，上升到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遵循的基本经济规律，即“工农业协调发展”的理论高度加以总结：“农村能有多少剩余产品拿到城市，工业建设及城市规模才能搞多大。其中关键是粮食。这已经有了几次教训”。“国民经济的基础是农业。农业好转了，工业和其他方面才会好转。所以，工业不能挤农业，城市不能挤农村，而要让农业，让农村”。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中央采取了三方面措施，使我国城乡关系又发生重大变化。这一时期是建国以来工农城乡关系发展最好的时期，也是全国人民生活和全国经济改善最快的时期。其实质正在于从改善“三农”与工业、城市的关系入手，抓住了城乡协调发展的关键。
　　但随着经济的发展，“三农”问题还是再次出现，根源之一，是城市化、工业化的步子迈得过快，而现实问题是，我国的庞大人口和剩余劳动力是城市化工业化难以容纳的。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整理的结果显示：在1978年至2004年的27年中，乡村总人口从79014万人减至75705万人，减少3309万人；乡村总劳动力从30638万人增加至49695.3万人,增加19057.3万人;从事农业劳动力从28455.6万人增至30596万人。也就是说，经过27年我国经济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尽管我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已超过70％，尽管城市和工业大发展吸收了大量农民进城务工，农村总劳动力和农业总劳力还是以极大的数额在增加（而如果按“半工半农”的实际，这些农民工还远远算不上已经实现了转移）。

　　因此，我国的现代化，在相当长时期中，只能在“城市化和工业化难以容纳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前提条件下进行。也正是在这个前提下，我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我国要走上现代化，必须走一条符合国情的中国式道路：它不可能像西方国家那样，主要靠现代工商业和城市力量去拉动。强调工业的反哺不能根本解决问题，而是需要在思想观念上，不能把农业和农户经济看作是落后的或要被取代的经济，并在实践中形成工农业互补互动的产业结构和发展战略。

　　对我国而言，长期经济活动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任何“非农”产业都不可能在损害农业农民农村经济的前提下得到真正发展。无论在数千年的古代农业文明时期，还是在国门被迫打开的一百余年的近代我国经济初步“转型”期，或是在当代我国的计划经济和市场化改革中，都是如此。只有切实认识到这一点，才不致将对“三农”的扶持，视为解决短期经济问题（如启动内需）的权宜之计，也才有助于人们去探索，什么是我国国情的基本特点，如何去把握我国现代化所必须注意的基本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