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常青”回忆样板戏

附南方周末：把《红色娘子军》搬上银幕
作者: 李文化

■一个电影摄影师的回忆

   观摩美国电影片结束后，进入样板戏拍摄筹备阶段。这一阶段，开会地点改为人民大会堂。参会的人，除我们北影四人（钱江、成荫、谢铁骊和我），各样板团领导、样板戏的主要演员和编导都来了，如于会泳、浩亮、刘庆棠、谭元寿和其他主创人员等。
这一阶段，几乎天天到人民大会堂开会（晚上10点左右一直到第二天三四点），参会的创作人员有时多，有时少，北影四人每天必到。各样板团的人，可能是根据需要确定前来参加会的人数。

   参加会议的领导人也经常变。刚开始时，张春桥、姚文元也来参加，林彪的夫人叶群也经常来。叶帅、李德生、黄永胜、吴法宪也来过。周总理有时也过来，进门说：“我来晚了，接见客人。”随即坐下，一两个小时后，起身站起来，和江青说：“明天早上还要送客人，得先走一步。”然后就提前离开了。我心里就嘀咕，江青太有权威了，她让总理来，总理就来；让叶帅来，叶帅就来。

   几个月后，样板团拍戏的前期交流工作基本结束。大家做了分工。《智取威虎山》的导演是谢铁骊，摄影是钱江（我曾做过分镜头的工作）；《红灯记》由八一电影厂拍，导演是成荫，摄影是张冬凉；而我被江青指定到《红色娘子军》摄制组担任组长和摄影师 （尚缺导演），负责与芭蕾舞剧团联系和《红色娘子军》拍摄事宜。

当时的样板戏摄制组，不像故事片摄制组那么庞大、复杂。样板戏一切都是成型的，编剧、导演、编舞、布景、服装、道具、音乐等，都是样板了，根本不能再改动。照样把戏搬上银幕，做到“源于舞台，高于舞台”，符合“三突出”原则即是成功了。

   芭蕾舞剧具有风格独特的艺术语言，把它与电影表现手段融会贯通要下很大的功夫，对我这个舞剧的门外汉来说，更是如此。在这几个月内，我天天学，天天看，凡有排练和演出，我是场场必到，力图寻求两种艺术语言之间的桥梁。经过努力学习，对拍好这部戏心里有了底，深入生活阶段也就结束了。

   江青召集样板团和电影厂的主创人员，宣布下一阶段就开始拍摄了。我向狄福才提出：《红色娘子军》还没有导演呢，怎么办？狄福才说：“会给你派来的，别着急！”不久，狄福才对我说：“人来了啊，潘文展来当导演，傅杰来任副导演。”这两个人过去没有深入生活，对舞剧语言也很生疏，仓促地接受导演任务，怎么拍下去呢？我意识到将来必会有麻烦。

   果然，分镜头工作一开始，就把导演潘文展难住了，由于缺乏准备和必要的经验，他手足无措、一筹莫展。只是无奈地摊开手，笑着说：“大家都比我专业，大家看这个镜头该怎么分？”一时间，大家面面相觑，场面十分尴尬。

无奈，我只得冒着可能被人说成“揽权”的风险，从头分了一些镜头，大家认为还不错。

制片主任王志敏回北影厂请示狄福才，他的回复很果断：“既然潘文展干不了，李文化是组长，又能干，就让李文化干嘛！”于是，我名正言顺地接过了这摊工作。从此，我兼任了三个角色：组长、导演和摄影师。

在实拍现场，我是最辛苦最忙的人，随时要处理拍摄事宜，一刻也不能离开，连上厕所都要跑去跑回。其间，我的老母亲病重去世，我自知请假也不能获准，最终竟未能见上一面。

从开拍以来，江青再没有直接和摄制组接触。只是有时会通过文化组刘庆棠了解进度及拍摄情况。直到在影片完成后的审查时才见到她。那天她和周总理坐在最前边，后一排是吴德、刘贤权和文化组的几个领导，包括狄福才。剧组和摄制组的主创人员全坐在后边。影片放完后，我看她有些兴奋，情绪很高，慢条斯理地问：“总理啊！你看拍得怎么样？能不能上映啊？”总理说：“我看拍得很好，这个戏的长处和优点通过电影艺术手段都很好地体现出来了，比舞台戏交代得更清楚了。春节快到了，现在拿出去，一定会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江青高兴地说：“我同意总理的意见。我看拍得挺好。舞剧有舞剧的特点，通过电影的手段，比舞台表现得更好了，总理都批准了，就演吧！”

近年，关于舞剧《红色娘子军》电影的著作权问题的报道，产生了混乱，完全与事实不符。似乎谣言说上千遍，就能够变成真理，历史的真相不应该遭到肆意的歪曲。

我是《红色娘子军》实拍现场的总指挥。《红色娘子军》从第一个镜头到全剧最后一个镜头，都是我一个人导演，一个人摄影的，与其他任何人无关。好在当事人刘庆棠、李承祥（舞剧编导和南霸天的扮演者）、薛菁华（剧中女主角）等，俱都健在，一问便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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