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违心”之惯说——如何解释历史

在某论坛看到引导人们攻击周恩来的帖子，就发了言，结果被删除。为此，也想到了“史学”人惯用的“违心”说，于是就想说上几句。
看到的哪个文字，是说周恩来在“九大”上所说“林彪是南昌起义代表”这句话。
林彪不是南昌起义的领导人，但是，林彪在“九大”上却是南昌起义诸多人中“最杰出”的人物，而人们往往有一个习惯，即，把一个圈子里最杰出的人，当作这个圈子的代表，不管他是否最初的首领。这个习惯，现在乃至将来，也会继续沿用。因此，如果离开现实而说什么“违心”，即使是“好意”，人们也会不可避免的产生某些看法。
实质上，判断一个人所说是否违心，只说大环境，下判断的人，显然是出与某种目的，而故意混淆。如何判断是否违心，其实很简单，依据两个条件即可。一是，说话的人所说的话，是不是非说不可的，即别无选择，必须“非否即是”进行表态。一是说话之人即使必须表态，所说之话有否其他的语言替代，即是否存在另一种表态语言，而不说此话。
周恩来在“九大”上，没有必要非说“林彪是代表”的话，即根本不用表这个态，完全可以用其他的话来替代。从环境上说，林彪是写进党章的接班人，没有人会把林彪当敌人去看待。从中国文化习惯上看，正如上面所说，林彪此时是“最杰出”的，说其是“代表”，完全符合中国的文化习惯。
实质上，周恩来在“延安整风”中所说的“中心关键在反毛”并且总结出“四个阶段”，也是诚恳而客观的。同样，周即使需要表态，只自我批评和批评“立三路线”“王明路线”即可，没必要总结“中心说”和分“阶段”，即完全可以用其他的语言来替代“中心关键在反毛”。
一个“当时环境”就成了一些人的“万金油”，只要不合自己的观点，便统统以“当时环境”归结为“违心”，也即否定其真实性与客观性，这是一种很不严肃的态度。

 

附文1：周恩来是如何进入黄埔军校的

 

关于周恩来是如何进入黄埔军校的问题，现有的各种文字资料记载，有三种说法。一是张申府推荐周恩来进入黄埔军校；一是蒋介石招徕周恩来进黄埔军校，一是毛泽东（中共）派遣周恩来进黄埔军校。
这三种说法那一个是正确的？本文就此问题做一个探讨。
1、    张申府推荐周恩来进黄埔？
黄埔军校于1924年初开始筹建。1923年末，孙中山接受苏联顾问的建议，派遣蒋介石到苏联考察。1924年1月中旬，蒋介石回国向孙中山复命，由此，拉开了黄埔军校的筹建工作。张申府因与国民党方面的廖仲恺和戴季陶关系不错，因而被聘请为黄埔军校的政治部副主任。廖仲恺在蒋介石离开时期，代理筹建军校的委员长，之后并任黄埔军校的党代表，戴季陶人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根据张申府的回忆，张申府一次跟廖仲恺、戴季陶一起吃饭，闲谈时，廖仲恺和戴季陶希望张申府推荐一些中共方面的人才，来校担任政治教官。为此，张申府事后开列了一个十五人的名单，有周恩来、周佛海、恽代英、赵世炎、高语罕、沈雁冰、欧阳继修等人。
黄埔军校于1924年5月正式成立，但是，一个月后，政治部主任戴季陶不辞而别，也就是“开小差跑了”。张申府主要是跟戴季陶关系不错，戴季陶“跑”了，张申府也就在6月19日，也同样不辞而别的“跑”了。由此，张申府开列的中共方面的名单，也就作罢。
所以，张申府推荐周恩来进黄埔军校一说，也就难以成立。推荐周恩来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一说，则根本不存在。存在的事实，只是张申府曾经推荐周恩来等进黄埔军校担任政治教官。
2、蒋介石招徕周恩来进黄埔？
黄埔军校教育长、后任代校长的方鼎英曾说：“本校政治部之共产分子，如熊雄（也是蒋介石在莫斯科逗留时认识的中共党员）等，皆为校长延揽而来。”
黄埔军校政治部的“共党分子”， “皆为校长延揽而来”。这校长，指的就是蒋介石。毫无疑问，对黄埔军校干部及教官的任命，必须取得蒋介石的认可。但是，对“共党分子”进黄埔军校，首先得得到中共方面的组织同意，尤其是在中共方面担任重要职位的党员。
这一点，是毋庸细说的。
3、毛泽东派遣周恩来进黄埔军校
所谓毛泽东派遣周恩来进黄埔军校，也即中共派遣周恩来进黄埔军校。
黄埔军校成立之时，全国大多数省份依然在军阀势力的统治下，因此不能公开招生。国民党中央便乘“一大”会议之际，委托各省中央委员私下招生，“其中最积极者有毛泽东、于右任、戴季陶、居正等”。
毛泽东的“积极”，与其他几个人不同。毛泽东是抓住机会，积极指令各省的共产党组织，推荐和派遣合适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进步青年参加招生考试。最终，有五十多位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成为黄埔军校的正式学员。
毛泽东在1923年的中共“三大”上，被选举为中央局五人成员（相当于常委），并任中央局秘书。当年9月，毛泽东回湖南时期，由罗章龙“兼代”中央局秘书一职。1924年5月10日至15日的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又以中央局秘书的职务，兼任中央组织部长。
毛泽东对中共军事建设早在中共“三大”上，就提出了方向。张国焘回忆，毛泽东在中共三大上发言说，湖南工人数量很少，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更少，可是满山遍野都是农民。因而他得出结论：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他还证以中国历代的造反和革命，每次都是以农民暴动为主力。中国国民党在广东有基础，无非是有些农民组成的军队，如果中共也注重农民运动，把农民发动起来，也不难形成像广东这类的局面。
然而，毛泽东的主张不被陈独秀等党内大多数成员赞成。但是，毛泽东则始终按着自己的道路走。这也就是毛泽东是中共唯一积极指令中共各地组织推荐黄埔军校学员的根本原因。
周恩来在留学四年后，于1924年9月回国。回国后即担任广东区委书记，相当于广东的省委书记。周恩来担任这一党内职务，显然是中共中央的委派。换句话说，也就是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中央局秘书兼中央组织部长毛泽东的委派。《周恩来传》记载：十月间，中共中央决定重新建立广东区委，由周恩来担任委员长，并兼任宣传部部长。
也是在10月，周恩来兼任黄埔军校的政治教官。
由于接替戴季陶出任政治部主任的邵元冲工作不力，遭到师生的反对，要求撤换。为此，廖仲恺提出希望中共方面能推荐一位适当人选接任军校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及中共广东区委经过认真考虑，决定派周恩来接任这一职务，同时兼任中共广东区委军事部长。
周恩来是广东区委书记，其去向和职务变动，必须由中共中央批准。也就是必须得到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并兼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的毛泽东的批准。这一点，是无须解释的！
因此，有些纪实文学上直接说毛泽东提携周恩来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相对于其他说法，更有着事实根据。

 

附文2：中央苏区时期的组织问题

1927年9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上了井冈山后，次年的4月，朱德、陈毅率领湘南起义部队与毛泽东会合。同年稍后，彭德怀也率领平江起义的部队上了井冈山。1928年末，毛泽东率部下井岗，开辟了闽西根据地。1929年初，毛泽东又率部到达赣西东固。1930年，开辟了赣西南根据地。由此，形成了中央苏区。
中央苏区的组织系统，自始至终都处于一种较为“混乱”的状态。这种“混乱”的状态，表现在党内地位与职务的不相协调，而出现各种职务上的“交叉”现象。本文就此问题，做一个探讨。
1、    “中央大员”来临前的组织问题
毛泽东在井冈山遭遇了几度“钦差大臣”期间，朱德两度率领红军主力下山，导致了两次严重的失败：一次是“三月失败”，一次是“八月失败”。
“钦差大臣满天飞”的现象，主管军事的中央领导人周恩来，要负主要责任。
中共建党后，1925年之前，权力基本掌握在几个中共党的创建人手中。“一大”、“二大”，陈独秀、张国焘等。“三大”陈独秀、毛泽东。“四大”开始，“留洋派”的归来，逐渐控制了中央的权力。毛泽东由“中央二号人物”，被排挤出中央的领导岗位。1927年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周恩来同时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1月的会议上，毛泽东因为上井冈山、首先打出中共武装革命的旗号、不执行“逼迫农民革命”的指示等错误，被瞿秋白等开除出政治局。周恩来虽然也因“南昌起义”的失败受到批评，但却擢升为政治局常委并主管军事。周恩来刚一上任，就提出：对毛的部队要派人去视察，要坚决的改组；如毛的观念不好，一定要撤换。
毛泽东的“观念”，从中共“三大”开始，就与中共高层的所有人产生了分歧。1921年7月建党，建党后的主要任务是“工人运动”。中共“三大”前的工人运动，毛泽东领导的湖南，成绩最大，而且也“与众不同”：毛泽东的工人运动，是一种在党组织严密领导下的既取得胜利又“不流血”的模式；其他的工人运动，则可以称之为“惨案式”。
正是看到了工人运动没有出路，毛泽东才重新思考道路，并把革命的主要力量对准了农民。“三大”上，毛泽东直接提出农民运动的同时，还委婉的提出组织农民军队，象国民党一样形成军事力量。结果被否决。1924年，毛泽东利用国民党成立黄埔军校之际，积极为中共招徕军事人才、储备军事力量。周恩来就是在毛泽东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和中央组织部工作期间，被中央派往黄埔军校任政治部主任的。1925年的中共“四大”，毛泽东被排挤出中央主要领导人的岗位。毛泽东便按照自己的道路，掀起了农民运动。1927年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拒绝了瞿秋白的挽留，领导了“秋收起义”。
中共武装斗争的开始，走的是“城市道路”，因此，毛泽东的“观念”也自然的与临时中央相悖逆，也即“观念不好”。“城市道路”最初并非效仿苏联，而是效仿“北伐”，而参与“北伐”的中共著名人物，除了叶挺外，就是周恩来。
井冈山时期，几度“钦差大臣”虽然都暂时剥夺过毛泽东的权力，但是，都因为失败而不得不把毛泽东再“请”回来。就在毛泽东又开辟了闽西根据地的同时，临时中央又发出“二月来信”（1929年2月周恩来起草的指示信），要调离毛泽东和朱德，并且指示红军以连排为单位“分散”游击，被毛泽东严词拒绝。但是，毛泽东却因此在红四军“七大”上，再次失去了权力。
由此，出现了第一次的组织“混乱”：取代了毛泽东的陈毅，连中央委员都不是，却领导着中央委员毛泽东。
2、项英的到来
1930年2月，毛泽东根据中央指示，统一了根据地的军队和地方组织系统。但是，在五月，军队的组织系统就开始“混乱”。临时中央把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独立开来，互不相属。在彭德怀的坚持下，8月，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没有执行中央指示，而是组成了红一方面军的统一领导。地方组织却在8月成立了省临时行委，独立于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之外。10月，临时中央在周恩来的多次提议下，组成了苏区中央局，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撤消毛泽东的中军委主席的职务。11月，临时中央又派遣邓发接受闽西根据地的领导权，实质上也是对总前委的一个“分权”。
1931年1月中旬，项英受临时中央的派遣，来到苏区，出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和中革军委主席。此时的中央苏区，项英是中央常委，毛泽东是中央委员，邓发是新进的中央委员。其他如朱德等，连中央委员也不是。1931年4月，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以“中央三人团”的名义来到苏区。任弼时是政治局委员，王稼祥、顾作霖则是中央委员或中央候补委员。1931年10月，毛泽东取代项英，代理苏区中央局书记。10月底，临时中央批准。11月初，毛泽东又被撤职，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仍然由项英担任。
这个期间的组织混乱，则是由于“三人团”的特殊地位导致的。项英是中央政治局常委，而政治局委员的任弼时等，就有权建议撤消项英的职务，而且，在没有得到临时中央同意的情况下，有权暂停项英的职务。毛泽东以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党内职位出任代理书记后，被领导者的项英、任弼时，党内职务都高于毛泽东。
3、周恩来的到来
1931年11月上旬，中央苏区举行了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大会，毛泽东出任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政府主席（国家主席）和人民委员会主席（总理）。临时中央政府的职责是：领导全国的中共苏维埃运动（当时的中共革命称为“苏维埃运动”）。也即，毛泽东以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党内职务，担任了中共革命的最高名义领导人。其他党内领导人都在临时中央政府内担任委员或者其他职务：常委张国焘、项英，担任副主席和副总理；常委博古、张闻天、周恩来等，担任政府委员；政治局委员任弼时等，也在政府内任职。
1932年1月，周恩来进入苏区，出任苏区中央局书记。国家主席和苏区中央局书记哪个职位高？从党内职务上讲，周恩来的职位高于毛泽东，但从行政职务上讲，毛泽东的职位则高于周恩来。这一职务上的“交叉”，正是毛泽东在第一次“宁都会议”上被剥夺军权的根本原因。
毛泽东的“国家主席”职位之高尚，不是苏区中央局书记可比。这一点，可以从周恩来在“宁都会议”召开前给任弼时等人的信中证实：
“为前方作战指挥便利起见，以取消政府主席一级，改设总政治委员为妥，即以毛任总政委。作战指挥权属总司令、总政委，作战计划与决定权属中央军委，关于行动方针，中央局代表有决定权。”这实质在说明，有政府主席在，苏区中央局书记的周恩来，没有“决定权”，因而才提出“取消政府主席”、“中央局代表有决定权”（周恩来给后方的信）。
即使如此，周恩来也不得不把获取“决定权”的“授权单位”说成“中央政府”而不是苏区中央局：“现在我想是否可改为军事最高会议，由政府明令发表以周、毛、朱、王四人组织，周为主席，负责解决一切行动方针与作战总计划。”（周恩来给后方的信）
因此，周恩来此时坚决不担任“总政委”，而强调“取消政府主席”后由毛泽东担任。因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根本不具备什么决定权，而是要受中革军委、苏区中央局、中央政府的领导。所以，在“宁都会议”排挤了毛泽东后，周恩来才半推半就的就任总政委一职。
正因为毛泽东政府主席的职务权限极大：“以政府主席名义在前方，实在不便之至。且只能主持大计，这又与中央局代表或军事会议主席权限相同”，所以，周恩来坚决要求“必须改变”。也因此，在不能“取消政府主席”的情况下，只能把毛泽东排斥出军队领导体系了。
4、博古、张闻天的到来
博古和张闻天于1933年初来到苏区。博古、张闻天对毛泽东的政府主席的职务，也是心存颟顸：中央政治局开会，由博古主持，而中央政府开会，则由毛泽东主持。因此，博古在苏区第一次运做“一元化”领导体制，想撤掉毛泽东政府主席的职务，由自己来兼任。结果，遭到了共产国际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等人的反对，致使博古没有集党内“总负责”和“国家主席”于一身。这“国家主席”，依然由毛泽东担任。
因此，博古、张闻天只好“求其次”，由张闻天取代毛泽东的“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把毛泽东架空。尽管如此，在名义上，毛泽东还是与博古“并驾齐驱”：博古党的“总负责”领导一切，毛泽东“国家主席”，名义上是中共苏维埃运动的最高领导人，实际被排除在权力之外。
这个时期的职务“交叉”，可以说是混乱了。张闻天以中央常委的党内职务，隶属于国家主席毛泽东的领导，在党内，毛泽东的职位则低于张闻天。周恩来等常委，在政府内，则完全隶属于毛泽东这个政治局委员领导。
实质上，博古、周恩来等“三人团”的成立，根本原因还是因为这种职务交叉。毛泽东虽然被排挤了，架空毛泽东的张闻天，却有了相当的权力。不在名义上排除张闻天，则博古等的绝对权力就难以行使。因此，成立的“三人团”，就成了名义最高、权力集中的团队。

附文3： 不可思议的“临时中央”

 

肖（萧克。笔者著）将军说，他曾问过在中央特科工作过的同志，他们说：“一九三O年前后，敌人的情况我们基本上是掌握的，他们没有AB团这个特务组织。在国民党特务机关工作过的有关人士，他们也说特务组织中没有AB团”。 (《项英、周恩来纠正中央苏区肃反错误》  曾宪新)
中央特科，是临时中央直接领导的肃反部门，掌握着敌情情况。由萧克将军的回忆看，中央苏区肃反时，中央特科对“AB团”的情况是十分了解的，明确知道“没有AB团这个特务组织”。也就是说，临时中央对“AB团”的情况也是十分了解的，也明确知道“没有AB团这个特务组织”。
既然如此，临时中央为什么从1929年开始，三令五申的指示中央苏区“打AB团”？上海临时中央的政治局中，谁主管中央特科的工作？可曾根据掌握的“没有AB团这个特务组织”的情况，向中央汇报或者介绍过？是否向不了解这个情况的中央苏区地方领导人和红军领导人通报或介绍过？
历史留下的线索是明晰的：主管特科的领导者，根本不曾向中央和苏区通报或者介绍过有关“AB团”的资料，更没有介绍过“没有AB团这个特务组织”的情况。而且可以断定：是故意隐瞒。“打AB团”的肃反，可谓甚嚣尘上，时间也长久，在这种情况下，明知“AB团”怎么回事，却不向中央和苏区通报掌握的情况，只能是故意隐瞒。
实质上，临时中央的肃反指示，是在“反右倾”的总方针下进行的。“反右倾”的直接目标，就是毛泽东：毛泽东从1927年“秋收起义”上井冈山后，就一直是临时中央集中打击和整肃的“右倾”。
当时的毛泽东，已经成为中共成员中“名声最大”的人物，不管在国内国共两党内，还是在共产国际内，毛泽东的名望，是无人能够企及的。共产国际会议大厅悬挂的中共领袖人物的画像，就是毛泽东，还有朱德；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会师时，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也只知道毛泽东、朱德，而不知道“中央领导人”；国民党蒋介石，则更是只重视毛泽东。
临时中央批判所谓的“罗明路线”，最直接的原因，就是罗明在给中央的信件中写道“我们最好的领袖毛主席”。红一红四方面军草地会师时，一些“中央领导”激烈批评红四方面军不尊重“中央领导”，其原因也是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只知道毛泽东、朱德，而不知道其他中央领导人。
象毛泽东这样一个唯一的“一贯右倾”，调，调不“动”（毛泽东说：即使八抬大轿抬我，我也不走）；撤，又暂时撤不得（还要依仗毛泽东开辟局面，离开毛泽东，就彻底失败）；想杀，又不敢下手（毛泽东的名望太大了。在苏区的威望如日中天），该怎么处置？
唯一的办法，只有象木菩萨一样，丢到“茅坑里”，弄成“浑身发臭”：既对毛泽东加以利用，又让毛泽东掌不了权。
所有情况综合起来，不能不令人产生一个疑问：中央苏区“打AB团”，是不是临时中央的某些人围绕毛泽东展开的一个阴谋？即“中心关键在反毛”的阴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