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声音，可以刺破苍穹

        重要的是，这一切并不是“艺术家”们的突发奇想，而是一个由打工者自己创办的艺术团的自发创造。打工青年艺术团的团员们，用他们的生活，将一切可能的资源琢磨成自己的语言、自己的表达，他们为自己的这一行为，给了一个非常有概括性的总结——“自己搭台，自己唱戏”。
       2009年元旦，我就是在这个新工人剧场，在打工青年艺术团创办的“打工文化艺术节”上，看到了打工者的戏剧表演，感受到最具有创造性的艺术能量。在民众戏剧专场演出中的四部作品，都无比——不是朴素，是简陋，但却都同样直接、有力。《生活在挣扎》是一个城市家政工在诉说无处不在的城乡差别；《女人•工人》里的大姐说：我们进城打工，总有人在我们最危难的时候帮助过我们，我们排这个戏，就是想对他们说一声：谢谢……《路》，是一条惨淡的打工路，是一个个血与汗、希望与绝望交织在一起的打工路；而《我们的世界、我们的梦想》则更为集中、更为明确：它通过劳动者的目光打量着改革三十年，掂量着打工群体在这三十年中的付出，塑造着三十后打工者的精神面貌。
       叙述“我们的世界、我们的梦想”的主人公叫来子。他是一个和2亿打工者一样远离家乡到城市打工的普通人。来子的叙述支撑起的是打工群体的群像：死去的姐姐，是早期打工者中最惨烈的形象——1993年在深圳葵涌镇致丽玩具厂被烧死的打工者，是那个时代最惨烈的付出，也是这个时代最不愿意被人提起的沉重记忆；在来子的叙述中，我们看到了那些摆地摊的小贩、流浪的歌手，没有暂住证被追逐着四散逃窜的人群，还有那梦想着要写一首“奥运歌曲”而躲过被“清理”的工人……在来子的叙述中，我们也看到他们终于明白，这城市的花花绿绿，其实和他们没有关系——这城市，“就像那街边橱窗里的商品，你只能站在那看着它，而当你想伸手去触摸它时，中间却有着一层厚厚的玻璃，冰冷地挡住了你的手”。
        而更让人惊诧的是，在《我们的世界、我们的梦想》中，劳动者的目光所及、风格所向，并不是“苦情”，不是诉苦，更不是悲凉。在这部作品中，他们以大胆的调笑、暗自的嘲讽，以明快的诉说、强硬的心情，表达着的是建设劳动者文化的自信心态。在这种自信的目光下，他们不是在祈求城市的容纳，而是要在城市中理直气壮地建立自己的文化领土。他们知道，既然有人“怕我开口说话”，而“我就要开口说话”——他们要说出自己疼痛的过去，他们要通过诉说，不被时间轻易地抹去；他们要通过诉说，在为这个社会创造物质价值的同时，创造自己的文化。显然，他们要从主流社会对他们的身份框定，甚至对他们愿望的框定中脱身而出，他们要对着这用他们的双手建起的城市，说，不是金钱，不是身份，而是劳动最光荣。 
        来子——用戏剧中“来子”的话说，是他们家乡对“大米”的称呼，更是劳动者对生存的基本要求——“我们只是想拿到我们应得的，让家里的妻儿老小有饭吃、有学上，这难道有错吗？”在打工群体在为一饭一蔬而挣扎的时候，他们已经明白，对他们来说，文化不是附庸风雅，文化不是“文化人”的特权，他们要为劳动者争取更好的生存，也要争取劳动者的文化诉求。因为他们知道：“我们的文化，像一把刀子，割破那些让人麻醉自卑的幻觉”。只有有了劳动者文化，他们才可以从内心深处打破城乡的二元对立，打破城乡对立格局中潜藏着的对农民的剥夺、对打工者的不屑。他们如此铿锵不肯低头，是因为他们是在叙述这个群体的文化自觉。
        新工人剧场，坐落在北京东郊——据说，这片土地位于机场的航线上，地产开发商们因而很少问津。就在这样一片被放弃的土地上，打工青年艺术团打造了新工人剧场；而这个位于城市“边缘”的剧场，在它的背后，是2亿离乡背井的打工者。如今，当城市的文化逐渐枯竭，当城市的剧场除了搞笑就是谈情说爱，当城市的戏剧只会软绵绵地安抚人心，当技术、游戏、形体成为戏剧的主角，在这时，从这里洋溢出的声音，难道不是我们这个社会最有创造性的声音么？
这一种声音，可以刺破苍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