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阳：李辅--丹心化作“三种人”

李辅：丹心化作“三种人”

白阳

早在1982年我就知道李辅的大名，那时他任中共平遥县委书记。由于李辅同志衷心拥护并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大刀阔斧实行改革开放，进而使平遥面貌迅速改观，工作成绩相当突出。1983年秋我调到晋中地委办公室工作，几位地委领导同志都说：李辅同志德才兼备，有能力，有魄力，是出色的政治家，当个省委书记也是一流的。我初识李辅，是在1983年秋随地委领导同志到平遥宣布班子，他仍任县委书记。那次听了他的一番即席讲话，思想解放，思路清晰，谈吐不凡，出语惊人，改革开放意识强，讲话语气刚劲有力，凭我多年对县委书记的观察和直觉，我断定此人的确是个难得的人才，难得的帅才，难得的中华英才。从而也印证了许多熟悉他的人对他的高度评价。
后来我才知道，李辅同志1962年入党，1964年大学毕业，曾被选拔为革命事业接班人推荐考取山西省委党校，学习了四年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渊博的专业知识和深厚的理论功底，同时具有很强的组织领导才能。省委党校毕业后被分配到省委机关工作。文革中又到阳曲县辛庄大队插队劳动锻炼，表现突出，被选为大队党支部书记。早在1971年，他就为在“四清”运动中打成“走资派”的大队干部申冤平反。李辅任书记仅一年时间，全村粮食总产由92万斤增加到150万斤，解决了农民长期饿肚子问题。因能力和政绩突出，1971年被选为中国山西省委第三届候补委员，后调任山西省委调研室副主任、山西省委农村政治部副部长等职，那时他才30出头。1973年12月，从省委机关下派出任中共襄汾县委书记。他坚持从实际出发，全力领导发展生产，任职三年，使襄汾小麦总产增加1亿斤，粮棉贡献在全省名列前茅，被广大干部群众公认为襄汾历史上最优秀的县委书记。然而，粉碎“四人帮”后，因山西清查扩大化，李辅同志被错误地打成所谓反大寨的“四人帮”分子，关押批斗了16个月，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省委、地委、县委才为他彻底平反，恢复名誉，随后便出任中共平遥县委书记。在任期间，他带领全县人民大胆改革创新，仅仅两年时间，全县小麦总产由1800多万斤增加到7000多万斤，棉花总产由100多万斤增加到400多万斤，平遥由财政赤字县变为全省财政先进县。至今平遥人依然这样评说李辅：他是我们共产党最好的党员，是平遥历史上最好的县委书记。
从山西省委机关到阳曲县挂职劳动锻炼，从阳曲县回到省委机关任职，然后从襄汾县委书记到平遥县委书记（这两个县都是山西的大县，重要县份），李辅同志一贯坚持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以百姓之心为心，务实、清廉、为民，为人正派，作风过硬，一心为公，不谋私利，敬业奉献，带头苦干实干，创造了众所公认的显著业绩。对于李辅同志的德才与工作，当时的山西省委是给予充分肯定的。1981年5月，省委第一书记霍士廉和省委第二书记、省长罗贵波向中央书记处汇报山西工作时曾经专门谈了李辅同志的情况，当得知李辅虽然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也参与过造反，但后来很快觉悟，每到一个地方都有闪光点，工作都十分出色时，胡耀邦、习仲勋等中央领导同志明确表示，像李辅这样德才兼备的优秀年轻干部应该作为重点培养对象，提拔重用。政声人去后，公道在人心。李辅同志被迫离开领导岗位20多年了，但是凡他工作过的地方，人们一提起他，无不充满敬重和惋惜，并引发对某些打击陷害他的人的极大愤怒。
古人云：“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一位现代名人说过，“凡是有才能的人，总会受到外在世界的压迫”。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1983年，中央决定整党，纯洁党的组织，这本来是一件好事。在整党中，小平、陈云等老同志特别提出要坚决清理“三种人”，即“在文化大革命中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这“三种人”，一个也不能留在党内。李辅同志从小受党的教育，对共产党、毛主席有着极其深厚的感情。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也是那一代人的共同特征。作为一名受党培养教育多年的共产党员，毛主席、党中央号召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向所谓走资派造反夺权，参加这场运动是一个党员党性的体现，是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的，是符合党章规定的，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虽然历史证明这场运动有严重错误，但主要责任在当时的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李辅同志与其他许多同志一样，也参加了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曾一度担任一派群众组织的头头，但他绝对没有参与打砸抢，没有严重的帮派思想，更不是靠造反起家的。不仅如此，文革中山西省委被夺权后，他还尽力保护了一批老干部，比如把被当局打成“黑省委特务”的某领导办公室主任从监狱中营救出来。特别是1967年4月，康生等人以莫须有的罪名把左权将军的夫人刘志兰打成反革命分子，李辅仗义执言，力保刘志兰，认为她是一位公道正派的好同志。为此，他不仅受到人格侮辱，而且遭到严重的打击迫害，被游街示众，关押在地下室折磨三个月之久。李辅的职务完全是凭能力、凭政绩，一步一步按正常程序提拔上来的。应当特别指出的是，山西在文化大革命中分成两大派，一派是所谓学大寨派，代表人物是陈永贵；一派是所谓反大寨派，代表人物是谢振华。其实李辅同志并不是反大寨的，只是对大寨和学大寨中的某些左的东西有看法，实践证明他是正确的。而在整党期间，正好是谢振华的对立面在山西主政，李辅同志被看作是谢振华的得力干将。某些负责人不顾事实真相，偏听偏信，无中生有，捏造事实，甚至策划作伪证，编造谎言，硬是把李辅这个老百姓公认的好干部打成“三种人”，开除党籍。熟悉山西政治历史情况的正派人都认为，李辅这个难得的人才是山西派性整党的最大受害者，把他打成“三种人”，是三中全会后山西最大的冤案之一。在我看来,李辅同志个性突出,能力突出,政绩突出,但他也肯定不是完人，在全国极左盛行的年代，他在工作中也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这是很正常的，并且他也多次作过自我批评。但是，把李辅定性为“三种人”则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按照党中央关于“三种人”的标准根本不能成立，是完全违背历史事实的。
李辅同志对党的事业忠诚实干，为老百姓办过许多大事、好事、实事，对于这一点，山西省委是应该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地予以充分肯定的。改革开放初期，正是国家需要大批知识分子和改革人才的时候，被开除党籍时李辅只有40多岁，他是对党和人民赤胆忠心而被某些人错误地整倒的。当时我这个根本不懂诗的人有感而发，诌了四句话：“天宇求贤揽才俊，李生资质更无伦。可怜新主弃旧主，丹心化作‘三种人’。”以此为他悲叹和打抱不平。
我与李辅同志相识相知20多年，他是我的老领导，是我所认识的人中最有价值的人之一，更是我终生敬重的良师益友。虽然被开除出党，但他始终以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严格要求自己，以一个合格的政治家来观察和思考问题，他生活简朴，乐于助人，勤奋学习，苦心探索，倾心关注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李辅同志多次对我说过：中国的问题核心是政治民主化问题。不改革政治体制，不实行民主政治，腐败问题永远解决不了，贫富两极分化问题也无法根本解决。身为一介平民，他却一如既往地忧党忧国忧民，衷心希望我们的党和国家好，老百姓都能过上好日子。许多基本政见，我与李辅同志是高度一致的，并向他学到不少东西。
由李辅同志的大冤案，让我更加深入地思考中国的政治制度问题。本来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但事实却是一个干部的命运完全掌握在他的上级领导手中，人民群众对干部的任免毫无发言权，这是根本违背社会主义宪政民主精神的。无论毛泽东时代还是邓小平时代，李辅同志都是佼佼者，都是群众公认的优秀县委书记，优秀领导干部。如果让人民投票选举，我相信，他肯定可以高票当选更高级别的领导人。但让某些帮派思想严重的人当政，却把这样一个优秀县委书记硬是整成“三种人”，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李辅同志丹心化作“三种人”，固然山西派性整党是一个重要原因，但我以为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我们的政治体制有问题，是以长官之心为心，而不是以百姓之心为心；是任人唯派，而不是任人唯贤；是专制政治，而不是民主政治。为此，我强烈建议山西省委真正对干部负责，以事实为依据，以党章为准绳，为李辅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同时建议党中央彻底纠正清理“三种人”扩大化的错误；更重要的是建议党中央领导中国实行政治改革，真正建设“以百姓之心为心”的现代民主制度。惟有重新公正评价晚年毛泽东，实现政治民主化，才可能最大限度地避免李辅一类悲剧的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