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微不足道的共产党员（纪念我的祖父）

一个微不足道的共产党员　　

            ---纪念我的祖父　　

文：鲁夫莎    2011年4月11日　　

我的祖父已经去世5年多了，几次提笔想写一篇纪念他的文章，都放弃了。正如本文的标题一样，他是一个极其普通，甚至是微不足道的共产党员。他没有什么功绩可以让身为后人的我们去“歌”。“德”是有点，在当下可能也谈不上值得去“颂”。　　

甚至于拿现在的标准，他也称不上是一个好党员；甚至于拿现在的标准，他更不是一个好父亲。　　

但是他有他的价值：他活着无愧于头顶的天空，他逝去时又成为了他和他的先辈们耕耘过的土地。

一、飘摇。　　

我的祖父生于20世纪30年代，那时的中国就像是一艘被污水快打翻的破船，那船上既有残存的五千余年的遗产，也有各个时代嘱托给“代运”的瓶瓶罐罐。这艘船上地位高低分明，人与人之间还有着人与半人的区分，高贵的“洋”和“半洋”老爷骑着大马在本来就险些被淹没的甲板上横冲直撞，吃着“蛇果”喝着“红酒”。纤夫们被鞭打致死，妇女和儿童的脖子上套着绳索，不停地被踹下船去，到海里被本地的或者西来东来的“王八”撕咬着，或快或慢的死去。我祖父出生的年代，活下去就很不可思议。　　

祖父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家庭，遗憾的是，关于那一段历史我竟没有过问过，而祖父也不曾过多提起。他的父亲是靠砍柴然后卖几分钱，攒了几毛钱供他读书的，“柴米油盐”都会要了一家子的命。祖父的口头禅是：“富家郎儿不景气”。他常常用这句话来批评他的子孙们（尽管他的子孙们那时才刚刚解决温饱，小康还是个美梦）。　　

这一点在他的身上得到了体现，祖父的成绩远优异于同村的孩子们（尤其是算术），生活的寒酸反倒锻炼了他们的风骨。但是他终于没有读完，因为家里实在是拿不出一分钱了。农民还可以活着，但是要看老天和地主的颜色，生存以外的事情都是极为奢侈的。没有读完书，是祖父平生最为遗憾的事情。那时候，读书可以左右人的命运。而祖父何其不幸因为极为贫穷的缘故被命运左右了。　　

读不了书，还可以劳动。一个家庭里有了好的年轻劳动力似乎庄稼也会长得好。很难想象他都干过什么活、吃过什么苦，但是他经常自夸自己从小不生大病，结实得很，常常引起我们的嘲笑。他只得重复好几遍，他的表情严肃，而我们的表情则十分的嬉皮。　　

他还要照顾两个弟弟，国民党和日本鬼子（豫湘桂大战时日本鬼子路过我们家乡）来的时候还要把他们带到后山上。那时候人们带着细软都跑到后山上（这是对付日本鬼子和国民党的妙招，因为末路的野兽总是来不及追逐过多的猎物），躲到沟里了。国民党和日本鬼子比瘟疫还可怕。祖父可以指出谁家被洗劫了，谁家的墙头上支起过机关枪，谁家的弟兄被抓壮丁当了国民党然后没了下文。当然，那时也有地下党，地下党是很受人尊敬的。　　

关于那飘摇的岁月，我已没有机会向他询问了。对于历史而言，这是十分残忍的。

二、做人的资格。　　

1949年以后我的家乡就解放了，人们从来没有如此的振奋过。地下党都陆续浮出了水面，“咱们”解放军来了，用老百姓的话说，“坏人都滚蛋了，好人的世界来临了”。山上有了驻军，我不明白为什么人们直到90年代还叫他们新四军（其实是人民解放军）。可能是老百姓在旧社会只知道八路军和新四军是好的的缘故吧，又或许是新四军曾经在旁边的山上驻扎过。　　

祖父们终于有了扬眉吐气做人的资格，小地主大地主都成了普通的老百姓，或者逃亡去了。在那个热火朝天、万象更新的年代，“分田分地真忙”，类似于群众会这样的新事物冲击着穷惯了怕惯了的老百姓的脑袋和心灵。那一刻，是极为幸福的。正如祖父们所说的：“毛主席，那可不是一般人”。邻近的姓毛的村子的人们，最为高兴，人们也对他们格外的钦佩，这影响到我的结果就是对那个村子投以神奇兼好奇的目光。《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曲子早在那些大字不识的老太太们的嘴里传唱起来，她们的内心好像从来没有这样的激动过。　　

在祖父的生命里，1949年是极为重要的一年。因为他经常说“解放后”怎么这么，“解放前”怎么这么。这样说的不只他一个人，而是所有人。

三、共产党员。　　

由于祖父出身贫苦又勤劳好学（解放后又获得了学习的机会），被分配到了供销社，后来入了党（从祖父的言谈中我意识到这又是一个重大的事件），后来还做了“经理”。这算是祖父一生中的一个辉煌，乡里的人也会对他刮目相看。祖父成了“当权派”，乡里免不了要让他帮助，村里的人们大事小情都要他帮忙。他不徇私，但是村子里几乎所有的人都受过他的帮助。村民间也互相帮助，好不团结。那是一种同仇敌忾，“大家好才是真的好”的一种感情。　　

祖父有许多笔记，上面密密麻麻的写满了东西，没有一本笔记是没有写完的。他的箱子里还有许多书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毛泽东选集》、《党的生活》和《雷锋日记》等我都是从那里翻出来的。　　

祖父曾经说“贪污腐败”是想都想不到的事情，是难以想象的。只能说他们那一辈的许多人正直得“理直气壮”。祖父就曾经因为过于“死劲”，结果被人用炸药来威胁，最后惊动了公安部门。他经常兴高采烈的跟我们说他在那时候去过许许多多的大城市，像北京、上海、郑州和武汉等。我问他去过天安门没有，他说当然去过。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祖父被批斗过，因为是“当权派”。期间也发生过很多事情，但是祖父从来都不曾提及。对于文革，他只说过一句话：“林彪和四人帮都不是好东西，没有好下场”。　　

我没有听他抱怨过“文革”。

四、没落。　　

改革开放了，祖父所在的单位“第二工业局”也渐渐的被撤销了。一时间，他不知道自己的去路了。历史开始让他感到了糊涂，他后来又被派到国营加油站和纸箱厂做了会计。没有学历，更不懂经济，当然在其他的部门也无法安置他。　　

市场经济的大潮，人们一拥而上，各种各样的人物和故事又冒了出来。人们近乎疯狂追求物质利益，走私可以发财，投机可以发财，偷东西可以发财......　　

祖父这下糊涂了，他弄不明白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利己主义”让他的“集体主义”无所适从了。　　

这次他落伍了，在时代的狂潮中回头望望，徘徊不前，消沉下去了。那些曾经他不屑一顾的人物都趾高气昂的出现在了他的面前，炫耀着，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也不再像以前那样淳朴了。　　

儿女也埋怨他，说他没有给自己谋到一个好的前途，“权力不用过期作废”，又说别人的子女云云。这些儿女，现在有给人做保姆的，有在外打工的，也有不得已经商的。　　

祖父在那些单位依旧很受爱戴，因为会做饭，会缝纫，书法也不错。可是他的工资已经远远落后于他人，也远远满足不了子女的要求了。他擅长决策，能把一件事情分析的清清楚楚，似乎没有什么到他这里是不可以解决的。　　

祖父也不知道自己的组织关系到了哪里。自己家的房子永远的停留在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模样。20年过去了，还是那样。　　

腐败和丑恶的事情在他的身边也发生了，他看不惯，但也无能为力。他发出了抱怨：“党，是怎么了？”这个时候我就会反驳他，我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终于，加油站和纸箱厂陆续倒闭。他“退休”了，可是直到去世的时候，退休的手续都没有办下来。没有人能说清楚他的组织关系到了哪里，他也不知道去哪里交党费，以至于“脱党”了。这就是我说他不是一个好党员的原因。　　

祖父不屑于同村委会的人打交道，他认为那些人都是“小人”。　　

祖父面带愁容坐着小汽车回到了村里，人们都被小汽车吸引了，没有注意到他的愁容。不过，很快他又快乐起来了，农村一天到晚有忙不完的活。农闲时他也会听听收音机，喝喝茶。　　

我的祖父具有那个时代的人所共有的三个优点：　　

艰苦朴素。他喝茶的杯子是一个用过的罐头瓶子，喝的茶叶是散称的，儿子打工寄回来的好茶叶都藏起来不舍得喝。祖父不会抽烟也不会打牌，只喜欢在吃饭时喝上一小口酒。酒也是6块钱2L从集市上打回来的散装酒。他喜欢吃辣椒和五花肉（因为瘦肉贵），也可能是小的时候太苦了。有什么好吃的他都会指示我去把左邻右舍的几个老哥们叫来品尝品尝，或者让我端去。如此的生活颇具古人“安贫乐道”的风度。　　

整洁有序。祖父对于物品的摆放很有讲究，院里院外必须整洁，不然就会把我们呵斥一番。花钱什么的都会“斤斤计较”，一笔一笔的登记入账，开不了源，只能节流。他晚年没有享受过什么的清福。他喜欢侍弄一些月季和桂花，还会嫁接，几十盆花被安置的井井有条。各种农具也被贴上了标签。　　

勤劳朴实。祖父没有一天不是在5点40之前起床的，早早的起来打扫院子，烧开水，去地里干活。晚上也是伴随着最后一件活儿的结束才休息的。他唯独不能忍受的事情是无所事事。干活的时候，他总是要做的“滴水不漏”，在质量上绝对不可以打折扣，一定要比别人做得好，不允许马马虎虎。　　

祖父的豪爽也给他带来了许多的麻烦，他曾经为一个朋友做过担保，贷款了2万元。可是朋友最后“失踪”了，他受到了责难，子女为他垫付了2万元，他觉得很对不起子女。　　

祖父经常跟我讲他在路上遇见曾经的“同志”在拉人力三轮车。他说那些人以前都是干部啊，怎么沦落到了这般的田地。还有一些老同志见到了我的祖父就泣不成声的非要让他坐自己的人力三轮，祖父经常为此红了眼眶。一些老伙计陆陆续续的去世了，祖父的心里也多了丝丝愁苦。　　

他决定要争取自己的权利，一定要把退休给办下来。可是没有地方给他退休，他们这些老同志被县领导“接见”了。祖父说县长跟他拍桌子，他也毫不留情的跟县长拍桌子，终于把问题“解决”了。当我看着他拿着一个崭新的存折跟我说那是他的退休金（每月100元）时，我哭了，直到他去世的时候我也没告诉他那其实只是“低保”。　　

后来，别人家的生活条件渐渐的好了，他就担心起他的子女们了。过年的时候，祖父居然买了一些香表把各路菩萨和财神拜了个遍。当我看到一个老共产党员跪倒在那些偶像面前的时候，不由得上前制止，他只说：“我不搞封建迷信，只是希望你的父辈们能顺顺利利的过上好日子，多挣钱”。　　

“多挣钱”这三个字从他的嘴里说出来是多么的“迫不得已”啊！他是一个党员，一个集体主义者，从来都不谈利益和得失，居然为了他的子女而跪在了虚无的神怪面前：在当今的社会，没有钱，他的子孙将会怎么样呢？　　

祖父很关心我的学习，他深知学习和知识对于个人发展的重要性。　　

五年前的那个春节过后，他把我送到县城的高中，看我报完到，他回到家，第二天心脏病突发，去世了。那天下午，下起了雪，他还跟邻居说：“县城离得太远了，要是近的话，还可以给我的孙子送棉袄去，太远了。”

五、盖棺不能定论。　　

纷纷扬扬的雪花带走了祖父，使他重新回到了那片他和他的前辈们奋斗过的土地。祖父生前曾说：“人算个啥，到时候一把火烧成一把灰，呵呵。”　　

他的子女违背了他的意愿，农村人“入土为安”的观念占了上风。　　

之后，民政局的人“登门拜访”，子女们生气的说：“你把公家的人找来，我们还没完呢！”民政局于是再也没有出现了。　　

如开头所言，我的祖父没有什么“功德”可以让后人歌颂，甚至还是一个组织都不知道在哪里的微不足道的共产党员。　　

去世时，那些几乎没有往来的乡党却突然为他恸哭一声：“好人，如此就走了。”　　

无人会给他树碑立传，乡党的评价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逝。　　

然而，他有他的历史，一个微不足道的共产党员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