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人毛泽东

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能够站在平民百姓的立场上说活、办事，同时具有创新精神和革命行为的领袖人物。但是，至今一些极右分子在极力抵毁他，而且社会中仍有人在误解他，甚至淡化了他建国后对社会主义实践和理论的贡献。　　

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误解，就是认为毛泽东建国后不断发动政治运动，是为了整掉，甚至就是为了杀死一些过去同自己患难与共的“老干部”。他在文化大革命前后对彭德怀、刘少奇等人的态度，就如同刘邦对韩信、赵匡胤对郑子明、朱元璋对部分开国元勋的做法是一样的，无非是排除异已，私有天下而矣。因此，“飞鸟尽，良弓藏”是自然定理；“天下定，功臣戮”是历史必然。天下打来后就要杀功臣，这是从秦始皇开始就立下的规矩，毛泽东也不例外。由此说明，毛泽东是一个封建帝王观念极重的人。这也许是极右分子诬认毛泽东主席有所谓“帝王幻境”最有力的证据。　　

不错，毛泽东建国后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都要上上下下整掉一批人，而且被整掉的这些人一般都是中国共产党内部过去对革命有过贡献的人。如现在我们大家都认可的刘青山、张子善。从现象看，这与历代封建帝王天下初定即杀功臣的做法似乎是一致的。但谁又能透过这一现象去深深地想一想其背后最本质、最真实的原因呢？　　

实事求是地说，毛泽东以发动运动的形式“整掉”的“功臣”中不泛冤假错者。但是他这样做又决不能与历代封建帝王一概而论。历代封建帝王杀功臣无一不是以成个人家天下为动机，而毛泽东却是以维护中国共产党的生命永存，使“党不变色，国不灭亡，官民平等”为本心。　　

让人民当家做主来永远保持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最终防止党因其成员腐败而短命，这才是毛泽东所以倾心运动的初衷。如果一些人对此仍有异义，那么就应该细细地品味一下历史究竟对这一问题是怎么回答的。　　

历史的开头是这样的：　　

一九四四年四月，中国共产党正在整风，毛泽东在三月十九日至二十二日的《新华日报》上，用红笔圈阅了郭沫若发表的一篇题为《甲申三百年祭》的文章。并口头批示“告诉每一个共产党员，当做整风文件看。”　　

《甲申三百年祭》一方面写了明朝的覆亡以及崇祯皇帝做为亡国之君时国家政权的腐败。另一方面对进京前的“流寇”李自成等大加褒扬。特别是对“不好酒色，脱粟粗粝，与其下共甘苦”的李自成，不能有效的制止其集团“胜利后骄傲”，骤染腐败之疾，仅坐了十八天天下，就轰然惨败，致使十八年的基业毁于一旦的历史悲剧进行了反思，提示中国共产党切莫步李后尘。做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当然不能不为自己集团的前途和命运负责。于是毛泽东对郭文章中所提的问题极为敏感，因此，看到郭的文章后，如何有效地制止取得中国革命胜利后的共产党不被胜利后的骄傲和腐败所征服，就成了毛泽东的“心病”。所以，毛泽东圈阅了郭的文章后，在四月十二日的一次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又强调说：“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后骄傲的错误。”　　

如果说毛泽东通过看郭的文章只不过认识到了“胜利后骄傲”危险性的话，那么，黄炎培的来访及其有关“兴衰周期率”的论述，则使毛泽东进一步认识到了“腐败”比“骄傲”对党的危害更大。就是说，他已经认识到了在党内“反腐”比“反骄”更重要。或者说，最起码在当时毛泽东的心目中的“反腐”和“反骄”对延续党的生命应该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　　

一九四五年时任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黄炎培先生来延安，曾向毛泽东主席提出了一个非常严正，又是历代中国主政高手从未解决过的历史性课题。他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因为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条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主席当时就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送走了黄炎培，毛泽东的心始终没有放下。　　

毛泽东深通中国历史，他完全明白中国自从“家天下”开始，官道腐败日深一日，以至凡史见更朝亡国，无不系于官道腐败至深之故。　　

战国时贪污现象已经普遍，“为奸利以弊人主，行财货以事贵重之臣者，身尊家富，父子被其泽”（《韩非子》）。　　

秦汉，君主专制的中内集权政体确立后，贪污亦愈演愈烈。后汉人左雄谓当时“乡官部吏……廉者取足，贪者充家”（《后汉书·左雄传》）。　　

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吏们也同样“潜受贿骆，阴为威惠”，“求纳财贿，不知纪极；生官列赠，非货不行”。（《册府元龟·卿监部·贪冒》）。　　

宋代，官僚中“赎货暴政，十有六七”（《包孝肃奏议》）。　　

明代，“贪官吏遍布内外，剥削及于骨髓”（《明史》卷一百六十四）。张居正亦说：“自嘉靖以来，当国者政以贿成，吏胶民膏，以媚权门”（《张文忠公集》）。当时有一首讽刺贪官的打油诗：“来时萧索去时丰，官帑民财一扫空，只有江山移不出，临行写入画图中。”此把明朝官僚贪赃形象勾画得淋淳尽致。　　

清代官吏贪污之风更甚。乾隆盛世时军机大臣和珅通过贪污受贿，据说竟积累了约十亿两银子的财富。在他当政的几十年里，文武大臣竞相受贿，被揭发的大贪污案案屡屡出现，至于嘉道以后的吏治，更是每况愈下。　　

官道腐败激化了社会阶级矛盾，破坏了社会的整合状态，从而使社会稳定与均衡成为不可能，实际上起了导致王朝毁灭的“催化剂”作用。　　

纵观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一次次周期性政治危机，一顶顶王冠落地，都是官僚机构的贪污腐化的恶果。　　

走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共产主义，让全民平等并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理想的承诺决定了即将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应该是人民的天下，是中国共产党的天下。就是说，共产党的国家不是封建王朝，她必须时时刻刻为人民负责，为党的事业和前途负责。毛泽东也不能是封建帝王，他必须始终保持人民领袖的本色，永远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代表人民说话、决策、执政。但从历史上看，破坏一个旧的体制难，改变一个旧的习惯更难。毛泽东虽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的理念，却没有让人民监督政府的实践。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能不能以他让人民当家做主的设想，跳出那个历代王者都没跳出的“兴衰周期”，心里也不是十分有底。所以，毛泽东最最担心的是：由于自己的同伴可能会象刘宗敏和牛金星那样，把历史赋予人们习惯上的荒谬当做真理，认为天下打下来了，理当打天下的人以帝王将相的身份管理国政，坐享洪福了。致使胜利后自己能做到的事，自己的同伴却很可能做不到。　　

因官道腐败而亡国的历史的悲剧绝不能在中国共产党身上重演，毛泽东显然是下了这样的决心。　　

一九四九年三月，全国解放在即。为了防止李自成的悲剧在中国共产党人身上发生。十三日，在划时代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正重地向全党发出了警告：　　

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　　

这又是一个预言。　　

后来的事实证明，毛泽东的预言是精彩的。精彩之处就是毛泽东的警告终归没有改变其同伴们对历史习惯的尊从，他在其对全党的警告中所预想的事实，竟然很快地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发生了。　　

一九五一年冬的一天夜晚，毛泽东细阅了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的高岗呈递的一份报告。报告除了描述了资产阶级对党的肌体的侵蚀的两种方式（拉过来，派进来），还重点总结了中共一些党员干部的五种贪污行为。这五种行为是：　　

第一种：贪赃枉法，接受贿赂。一般的都是由小到大，由内到外。开始是接受私商、坏分子请吃饭，向他们借钱，然后合谋贪污。因此就包庇和隐藏毒贩、逃亡地主、漏税户、现行犯、或来历不明的人，完全丧失了立场。也有把私营工商业者的不合规格的建筑物、加工品免受检查卖给国家的。还有偷漏物价机密，使国家遭受损失的。也有代行二房职权，迫胁群众，从中牟利的。　　

第二种：沿袭旧社会的恶习，实行半公开的贪污。如修理汽车要回扣百分之二十至三十。有的干部在婚丧嫁娶，过生日，生男育女，孩子过满月时，就接受私高和坏分子的礼物。　　

第三种：盗卖公物或窃取公款、公物。粮食公司曾一次丢失十一袋大米。百货公司第二仓库主任、副主任卖掉共价值一千五百多万元（人民币）的各种物品；总务股一个技工和管理员，从去年五月到今年七月，盗卖各种物品达人民币一行零五十八万元。　　

第四种：占用公款公物，投机倒把，籍以自肥。个别干部借公款进行资金“周转”，有用过六亿多东北币的。某采买员曾一次倒把获利四百八十多万人民币。工商局自称曾用公款二十三亿（东北币）为本单位“小家底”作基金达三年之久，获利四十多亿（东北币）。各专业公司都有“家底”数十亿（东北币），名为“福利基金”，随便开支。这虽属本位主义的性质，但也是违法的行为。　　

第五种：敲诈勒索。在撵群众搬房子、牲口交易、检查卫生、修建、交税或办其他手续的时候，刁难群众或施以威胁，达到敲诈的目的。变相的敲诈，如借钱、借粮、借煤不还，下饭馆吃饭不给钱等，有的公安员吃了两年饭都没给过钱。有的公安员从伪满时代到现在，理发从来没有出过一次钱。　　

报告最后提出：东北的许多党员干部被腐蚀了，蜕化了，全国其他地区的一些党员干部是不是也如此呢？东北已经开展了运动。这个运动要不要在全国展开呢？　　

这使毛泽东联想起近期阅过的若干类似高岗报告的呈文，认为在党内干部中贪污并非是个别现象，必须及时予以严惩，于是愤然提笔，在高岗的报告上写了如下批语：　　

各中央局，并请转发分局，各省市区党委，各同级政府党组和各同级军区，并告中央和军委各部门首长，中央政府各部门党组：　　

兹将高岗同志于本年十一月一日所作关于开展增节约运动，进一步深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一件发给你们，中央认为这个报告是正确的。请你们重视这个报告中所述的各项经验，在此次全国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中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在开展这个运动和这些斗争之后，每一部门都要派出必要的检查组检查所属的情况，总结经验，向上级和中央作报告。　　

中 央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十日　　

这是毛泽东在几个月中为领导三反运动所写的二百多篇指示、批示中的一篇，也是第一篇。批示第一次向全党提出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问题，“三反”一词由此而诞生。　　

中国共产党自身腐败的来势如此疾迅，这不能不使一国之主的毛泽东心存忧患和危机，“救党如救火，救国如救兵”，毛泽东很快便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要开展“三反运动”的意见，征得了中央其他领导的拥护。周恩来总理说：“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没有解决执政阶层的贪污腐化问题，这种状况一定要在我们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时代结束！”于是，十二月一日中共中央便作出了《中共中央三反决定》。　　

但在历史恶习的操纵下，事实并非以毛泽东的意志为转移。毛泽东批示及中共中央关于开展“三反”的决定刚刚发出，十二月四日，北京市又把一份“关于反贪污现象”的报告呈送给了毛泽东，报告所展现的一些京官们的贪污问题更加触目惊心。　　

一、贪污总额约十五亿元，其中一九四九年一百六十六人，一九五０年二百八十九人，一九五一年一百九十五人，但已发现的仅仅是贪污现象的一部分。据市税务局、市人民银行、市供销合作社等单位初步检查和估计，各该部门工作人员贪污现象极严重。北京市供销合作社作重点检查的结果，发现九区联合消费合作社，一百三十二名工作人员中有贪污行为的有三十九名，计百分之三十；六区联合消费合作社一百三十二名工作人员中有贪污行为者三十四名，计百分二十六；九区有一个街道消费合作社二十三名工作人员全部集体贪污。　　

二、在已发现的六百五十名贪污分子中：　　

（一）最多为财政企业部门，计有四百二十名；其次为公安部门，计有一百一十二名，其它各部门为一百一十八名。　　

（二）党员一百零八名；团员十九名；非党、团员五百二十三名。　　

（三）留用干部和新干部五百一十四名；老干部七十九名；其它五十七名。　　

（四）科长以上干部三十四名；科长以下工作人员六百一十六名。　　

三、在六百五十名贪污分子中，已发现的贪污方法：公安人员主要是设障不管；税务人员和大宗采买的人员主要是接受私商贿赂，串通私商合伙贪污；银行、贸易和合作社工作人员有造假帐和假单据的，有偷票子的，有大秤入小秤出的，有受贿的；机关总务人员，主要是买东西、买房子、修房、要回扣和接受礼物，冒领和克扣薪资以及盗窃公共财物；仓库物资管理人员主要是盗卖公物；此外，并有携款潜逃的。　　

这些人贪污的原因，在留用人员中主要是过去有贪污的恶习；老干部中主要是堕落腐化；有一部分则是受坏分子的引诱。　　

面对这幅京都贪官图，毛泽东的心隐隐作疼。这使愤怒的巨人更加愤怒了！他突然愤然而起，挥毫批示，指示全党、全军，在接到他指示的三个星期内，至迟一个月内，检查所有的贪污现象！并使用了“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地“惩治贪污”这样的严辞厉句。从此他便亲自挂帅将大部分精力用于开展“三反运动”。　　

为了使共产党的旗帜永不愧色，毛泽东率先垂范。　　

进城后的毛泽东之“土”是感人至深的。一九四九年，毛泽东从香山搬进中南海丰泽园，一位身边工作的同志见毛泽东坐的木椅太破旧，出于好心换了把新的。毛泽东一见就发火了，把那位同志找来，指着椅子批评了他一顿。除了为外事活动和登上天安门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时做过一身新衣服外，至到一九六二年底，毛泽东几乎再没有做一件新衣服。他既使正正经经吃饭，也不外乎四菜一汤，其中包括一碟干辣子，一碟霉豆腐。这汤，有时就是涮盘子水。他甚至不摸钱，他“最讨厌钱”。他是人民的领袖、党的领袖，但在进城后好长一段时间内，他不允许任何个人崇拜的事情发生。一九五一年时，许多干部群众自发的发来了很多致敬信，四月三十日，秘书长向毛泽东报告，“有七千多封”，而且，“还在继续寄”。毛泽东批注：“组织群众成批的写致敬信不好，以后不要这样做。”但势头仍然煞不住，有人还送锦旗，送礼品。十二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尖锐地批评说：“这不仅仅是一种浪费，而且是一种政治错误。”毛泽东很清楚，他们必须防微杜渐，把持住一个革命家的品格和追求。　　

正如毛泽东很早就担心的一样，进城后毛泽东做到的，毛泽东的一些同伴却未能做到，其中有的人竟然成了腐败的典型。刘青山和张子善就是这样的典型。　　

刘青山，３５岁，捕前曾任中国共产党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张子善，３７岁，捕前曾任天津地委书记。据控告：刘青山、张子善辜负了共产党、国家和人民的重托，在天津地区任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主要负责干部，为了大量贪污、挥霍浪费，竟胆敢不顾国法党纪，不管人民疾苦，凭借职权，狼狈为奸，大量盗窃国家资财，剥削治可民工，勾结奸商投机倒把，扰乱金融，破坏国家经济机构，并在共产党内公然行贿，散布资产阶级毒素，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向共产党进行破坏，使共产党、国家和人民受到了严重的难以计算的损害。刘青山、张子善盗窃国家和剥削人民的资财，共计一百七十一亿六千二百七十二万元！仅半年时间，他们便挥霍掉所谓“特费”达三亿七千八百多万元！所谓“特费”，实际就是“权力费”。刘、张的一张条子便可以随意支取。对他们这种掌权者来说，工资并不能说明什么，只有这种无边无沿的“特费”才能证明他的身份。在“特费的名义下，他们可以食必美味；可以请客看戏；可以吃饭送礼，动辄数十、百万元以至千万元。　　

对这种腐败堕落的生活，刘、张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因为“天下是老子打下来的，享受一点还不应当吗？”（刘青山语）他甚至还感到委曲地说：“老子们打天下，小子们来享受！”甚至在逮捕后，他仍然不认为这是犯罪，而是有点大手大脚，有点游击作风罢了。刘青山的执迷辨解显然代表了当时所有有腐败行为“功臣”们的共识。　　

做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如果普遍存在着这种“以臣功自居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及“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那么就一定会失去为民执政的身份和资格，而成为与封建统治者本质相同的政治独裁者。这便完全违背了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毛泽东绝不会容忍自己领导的政党走向这样一条与自己政党的宗旨相背离的道路。他更不干心把中国共产党的命运同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一样搅入历史周期率之中。于是，他挥泪杀了刘青山和张子善，以惩儆全党。　　

做为官道腐败的土壤是中国几千年世袭至今的正统的家天下管理旧制。这一旧制每时每刻，自发地，大批地产生着腐败分子，并不断地使官道腐败合法化、习惯化。当若干掌握实权重权的腐败分子，得到了腐败的甜头，便会形成集团力量来对付反对腐败者。毛泽东尽管继“三反”之后，又发动了若干次政治运动来对付上上下下的腐败分子，但是腐败者却象割掉的韭菜一样，在家天下的土壤上割而复生，而且越长越旺，越长越多，并由“香韭菜”转成“辣韭菜”，再由“辣韭菜”向“臭韭菜”转化。已经得到“安乐窝”更不会轻易放弃。于是毛泽东反腐行为最后招致“官场众怒”，他本人几乎处于被孤立的地步。万般无奈，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当付出令世界振惊的惨重代价后，他最终向全党发出“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警告，而后便与世长辞。　　

在生产资料归公的社会条件下，还存在着阶级，这在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中是找不到的；并且说“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这在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中更找不到。因为这完全不是理论的规定，而是历史发展到现在，表现的事实就是如此。这一方面说明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发展的预见是不全面的。另一方面说明毛泽东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判断，是世界共产主义理论的真正创新，是对马克思旧有的“阶级斗争学说”的突破和升华。　　

真实的历史正在非常清楚地告诉人们，毛泽东建国以来的历史功绩就在于：　　

一、通过发动一系列政治运动，以惨重的历史为代价，使马克思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更加符合时代真迹。“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结论是毛泽东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理论贡献。　　

二、通过“抓革命，促生产”，提倡国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其辞世前，不是如个别人所言把一个经济几乎达到崩溃边沿的中国，而是一个人人公认的“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国家交给了他的接班人。　　

三、毛泽东在世时，历来把群众当成主人，他相信群众，相信党，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利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提倡百姓们起来造权贵反等真正的民主形式，使为官者人人自畏，在其领导的官僚集团内部最终也没有形成腐败。　　

可以说，在中国漫漫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唯有毛泽东时代，是旧社会被视为社会最底层的工人、农民最开心、最有国家主人公地位感的时代；同时也是历代被视为其高位尊颜神圣不可侵犯的所有权贵们最闹心、最烦心，最有失落感的时代。　　

帝王无不是利用自己庞大的官僚机器以压迫人民为特点，而毛泽东的一生不仅没有一次压迫过人民的记录，相反，却有着始终冲锋在人民队伍的最前面，高呼着“人民万岁”的口号，敢于向“帝王将相”开战的真实行为。甚至为了革命毛泽东把包括自己儿子内的十多位亲人的命都搭上了。试问李悔之之流，毛泽东的帝王幻境究竟在哪里？给人民以权力，让人民开心地、放心地与不为人民负责的权贵们展开针锋相对斗争，利用人民的力量制止官道腐败，这难道就是那个名叫李锐的人所说的毛泽东的愚民行为吗？再说只有一个李锐说毛泽东说过他在搞愚民政策、是在训政，就是真的？请问国人，除了李锐，还有谁听过毛泽东说过此类话？如果没有，那就是李锐在造谣！　　

当然，毛泽东是人，不是神，纵观其文其行，并非全对，却绝对没有犯过对不起人民的错误，更没有犯过对人民情感不深的错误。一方是人民，一方是自己的过去战友、今日的同事，为了维护人民的利益，毛泽东不惜得罪自己好多已经腐败或向往家天下的战友、同事，这是何等的大义之举。仅凭这一点，在中国大地上，那怕再过百年、千年、万年，总会有90%以的人对毛泽东终生以人民为主，又终生“为人民服务”的大德大行是认可的。大义不可战胜。在毛泽东这位举大义之事的大义之人脚下，某些人不过是个心愿成人的蚂蚁而已，实在是太可怜、太渺小了。　　

毛发动数次运动，特别是“文革”，都不是针对老百姓的，而是直接针对过去建国有功，现实已经变质，进而腐败的所有共产党执政官员的。毛在“文革”中确实有为了打“狼”伤及“无辜”的事儿，可伤及“无辜”，又不能否定毛为了打“狼”的本心。　　

单说共产党的功臣，建国后数年中，由于受“家天下”环境的影响，虽不能说百分之百，起码百分之九十，都在变质腐败之中。这些已经或正在变质、腐败的“功臣”基本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习惯变质分子；另一类则是违法腐败分子。所谓习惯变质分子，就是在历史习惯的操纵下，不知不觉地脱离群众的功臣。中国的历史习惯是，打天下的功臣就应该封王封侯，享受与老百姓大不同的待遇，其中甚至可以包括以官谋私，欺压百姓的待遇。李自成打下天下，刘宗敏就应该成为将军，而享受将军的待遇；牛金星就应该成为宰相，而享受宰相的待遇。那么共产党坐了天下，难道就不该让功臣们过一过当将军和宰相的瘾吗？于是功臣们当上了“宰相”“将军”，虽心里不反党、不反社会主义、不反毛主席，却没把生活上有人前呼后拥，支用过度当会事儿。对此，被历史恶习麻木的老百姓也认为理所当然。其不知，这恰恰是功臣变质的开始。可这是习惯使然，并不违法。贺、彭等，皆属此类。所谓违法腐败的分子，就是既深受历史恶习之害，又拿了法定不该拿的东西，进而生活腐化堕落的功臣。刘青山、张子善，便属此类。　　

贺龙元帅女儿“文革”中的一张大字报写到；“平时只要贺龙起床电铃一响，贺家工作人员就为他一人忙碌，公务员赶忙进屋给他穿衣服、穿袜子、穿鞋；医务人员前来量血压；炊事员立即做美味的早餐，其每餐要保持一定热量，为此特让北京医院营养科的人来贺龙处精密计算食物所含热量。　　

贺龙每天至少有两、三次散步活动，常要老婆、秘书、护士、警卫人员陪同，因怕冬天院内散步冷，花了国家数千元，将原来的走廊披上了大玻璃，专供散步之用。夏天因大院太小，有时到体育馆去散步，由於那里人多吵闹，贺龙就将体育馆的人全部轰出来。　　

这个挥霍无度的贺龙还喜玩猴子，给猴子吃香蕉、桔子。一次从东北带回一只价值几千元的警犬，狗病了还请医生看、吃药、打青霉素，甚至还住医院，狗吃的饭比人还好，顿顿有肉有鱼，堂堂副总理、政治局委员，竟对猴子和狗如此关怀备至，这跟西方‘自由’世界的大资本家整天无所事事，玩猫、玩狗没有什么区别。”　　

如果上述不假，那么便证明贺已由过去一名与百姓同甘共苦的红军战士转变为彻底的“共和国元帅”。　　

功臣有功，理当待之以殊荣殊遇，却不可“殊荣殊遇”过极，达到不能再像过去打天下那样与百姓同甘共苦，酷似《红楼梦》中的贾赦一样，自己变质腐败了不说，还带着儿孙同自己一齐腐败的程度。贺女大字报的字里行间，恰恰反映了建国后在共和国功臣身上过极“殊荣殊遇”的不该，并说明：　　

一、功臣以功臣自居，享受“殊荣殊遇”过极，最终必然导至因脱离群众而失尊失政。以贺为代表的功臣们，主动把自己的生活距离与普通百姓拉大，这不能说对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毛泽东不能容忍党的高层干部似这样：“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的利益。他们有了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更证明毛泽东临终前告诫全党“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的断言，无比正确。　　

二、以人的私有制为本质的小家庭共生组织形式和不良的传统生活方式是官道腐败的总根源。历史上，面对私有政治和私有经济，小家庭的所谓亲情关系显得特别薄弱的惨事很多很多。否则就不会出现“玄武门之变”、“武则天杀子”、“慈嬉囚帝”这类过去惊心动魄，如今又比比皆是，习以为常的事儿。既然贾宝玉不满贾政，光绪不满慈嬉，贺女反贺也在政治恶习的允许之中，无可非议。对中国几千年形成的贵人伦、重亲情传统的破坏，也许从“专殊刺王僚”的时代就开始了，何谈只有“文革”如此。　　

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专制习惯的国家，加之受孔夫子“民不可犯上作乱”理念的教育和影响，全民以“惟上皇至尊”视为正统的习惯，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那一天止，就从来没有动摇过。在这样一个强大的历史惯性的影响下，就建国初期的历史现状看，整个中华民族虽不能说百分之百，起码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不同程度有着“官父民子，民顺君意”的思想。不仅难保毛泽东有帝王幻境，更难保周恩来有宰相幻境、彭德怀有元帅幻境、老百姓有渴求“真龙天子”，忠君顺民幻境等等，就是说，本是一个普遍而人人共犯的过错，却惟独突指责毛一人之错，是不公正的。如果换位思考，试想你我中任何一个人就是当时的毛泽东，也许比毛的帝王幻境更为突出。毛泽东能把自己的儿子送到朝鲜战场上当“炮灰”，我们能做到吗？试想，中国历代帝王哪一个是这样做的呢？这便证明毛的顾全大局，不是装出来的，而是实实在在做出来的。至于毛的个人权力始终没有得到社会力量的有效制衡，这是一个至今在中国仍没有彻底解决的问题，更没有必要去单独挑毛一人的“眼”。　　

 在制度上，而不仅仅在思想上“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才是大同社会（共产主义）的基本特色。关键是打破现在普遍认为是社会细胞的小家，建成一个或多个意味着人类生活社会化及人类生活大合作的大家。无此制度规范，想信任何思想家，包括马克思、毛泽东、邓小平，如果认为小家庭神圣不可侵犯，把小家固定化，实现不了人归社会所养、所育、所教、所用、所管、所护的人类生活大合作目标，大同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将永远实现不了。孔子的悲剧就在于他企图在保留小家生存方式的前提下来实现大同。可由于他的学说，是站在“帝王”的利益和立场上说话的，所以每到天下大治后，统治者又无不是依此愚弄人民，结果延续了中国的封建寿命不说，还把中国变成了貌似“礼仪之邦”用战争杀人，用剥削吃人最多、政治上不伦不类，习惯上恶习难改的国家。在中国的历史上，孔子的东西，董仲舒、王莽、朱熹都曾实验过，却无一给中国的进步带来力量。　　

本来试之失败的东西，就不要再以成功对待；本来食之无味东西，无须再去品尝。可是目前孔子东西在中国再一次表现出复活的迹象，这当然与统治者的需求有关，不过，但请国人试目以待，如此再次把孔学试于治国，绝对不会超过黎元洪提倡孔学运动的水平，结果一定是“黎元洪倒台”，孔教定会随之倾灭（不否定孔言中正确的一面）。　　

没有慎重科学地研究人类的生活关系以及人类生存及生产发展的关系。只把自己的理论水平限定在对物的所有制（生产资料所有制）及独立生产关系的肤浅认识上，是现在世界上所有社会科学家及社会科学工作者的错误。　　

鲁迅终生致力于中国国民性的研究，指出了以“假洋鬼”和“阿Q”为代表的中国国民性的不足，实质揭露的就是中国民众（说群众也可以）的弱点。就是说，以众意掩压真理、趋从于历史习惯、“大爷说啥我说啥”、盲目于随大流，哄事整事等等特点，绝不是仅仅表现在个别中国人身上的特例。执政党相信群众没有错，但绝不能相信到连上述国民性弱点都能容忍和允许的程度。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的真实目的，也许真的为通过“破四旧，立四新”来触及国人的灵魂，启发国人继续革命。可是回顾文化大革命整个过程，全中国基层群众的每一次保护毛主席革命路线所谓行为，都不过是一个人整人，泻私愤、图报复，草菅人命的悲剧过程。那时，社会上没读过马列，只不过手拿《毛主席语录》，抑或背诵了几句毛主席语录，自封为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者，大有人在。这些人利用文化大革命这一特殊的政治舞台，充分扮演着“假洋鬼”和“阿Q”的角色，他们的每一个所谓的革命行为，与其说是在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钱，不如说借助毛泽东的这个钟馗，为实现自己的私欲打自己升迁路上的“拦路鬼”罢了。文革中张百奇公开向毛上书，本是合法行为，却被所谓保毛官员们中途违法拦截，并直接扣上反革命帽子，打入死牢，后又交给以“假洋鬼”和“阿Q”为主要成份的民兵小分队批斗了多次，双脚踢断致残，险些丢了性命。实事求是地说，张百奇的信，毛半个字都没看到，我凭什么说全是毛的不是，多恨无知刁官恶众而已。这说明文革的错误不仅仅是毛一人的错误，还有群众的错误加不良官员的错误。更多的执行错误应由群众和不良官员们来承担。同时还说明，文革中毛相信的人，并没有办毛足以相信的事，岂不悲哉！　　

斗争作为革命手段之一，不是不可用，千万不能乱用。乱用斗争，以至达到盲目而过激的程度，这是文革诸多悲剧形成总根源。不明阶级转化现实，使革命主体失位不清，必然会导致毛在文革中施用斗争手段失控不当。阶级是动态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家天下”的条件下是互相转化的。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到文革初期的不过二十年中，中国的阶级现状变化很大。过去一些确实以无产阶级身份参加革命的人，由于分家各过，拥有了特权和财富，好多已转化成了如刘青山、张子善一样的富有阶级。而过去的地主、富农、资本家，特别是他们的子女，多数成为拥有少数资产的普通劳动者。可是文革自始至终，执政者都是在静态地把握着阶级划分的标准，认为地主永远是地主，贫农永远是贫农，于是把不该斗的劳动者，如地富子女，斗得个河烂海干，好多该斗的特权分子，因为过去是贫下中农，却成了施威施暴无所顾忌的“好人”。加之“假洋鬼”和“阿Q”们的参与帮闲，乱斗一气，于是，中国正义者之路，便全部被堵死！对此，文革的错误也是有历史的局限性的。　　

毛虽然最终认识到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却认为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继续斗争，以发动多次文革的形式，才能有望消灭他所认为的资产阶级。果真是无产阶级专政还有情可愿，可事实是当时好多身为专政主体的所谓无产阶级，不是“假洋鬼子”，就是“阿Q”，或者是一些一味投机钻营者。靠这些人继续革命，不把中国革乱了套才怪呢！让他们来消灭阶级，更是没门！　　

历史早已非常清楚地告示着国人：改革传统的共生组织，使人类生活社会化、科学化，是消灭阶级的惟一途径。其实在中外民族发展的历史，都有过通过改组，相对小范围、短时间消灭阶级的真实记录。三国的刘关张，刘是卖草鞋的无产者，关羽是中产者，张飞是地主，他们结义共生一体，原有阶级没了，就都成了同一阶级。毛是地主出身、周恩来是资本家出身，可他们融入红军起义队伍的集体中共同生活，就是成了同红军每一个成员相同的无产阶级。只有大共生，才无阶级。只有全人类都能像红军一样，形成一个超出小家庭严界的全民共生体，形成人类生活的大合作，使人类生活社会化变成现实，才有望阶级的相对消灭（绝对不可能）。需要的是整个人类的觉悟、组合、合作以及对传统生活组织的变革、改组，靠不明真象的斗争，是根本消灭不了阶级的。　　

现在更是忽视了阶级对经济及整个社会安定和谐的破坏。阶级的扩大势必会造成更多的社会财富被少数人占有而有限消费，多数人因占有财富过少，无力消费而出现国民经济发展失衡，甚至长期滞后的被动局面。同时，在扩大的阶级中，如果富有人中不劳而获者过多，必然会产生真正的劳动者陷于长期贫穷中不能自拔。“出东门，不顾归”的仇富心理和行为，会不挑自生，整个社会必会永无宁日，又何谈安定和谐？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你所担心的“有人利用当今中国存在的政治矛盾和社会矛盾，借崇毛之名挑动阶级仇恨，乃至操弄民粹煽动暴力革命，企图将中国拉回毛泽东极左时代。”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但愿觉悟的中国人能够践行共生救国的民生正路，避免再次全民斗争悲剧的重演。　　

大家都应勇敢地面对所有威胁人类的可怕，去努力以大共生的善心善行化解当今的一切对人类的可怕，为人类早日进入大同社会而奋斗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