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与市场

计划与市场

作者：和满

  现代社会总的经济结构问题，其实就是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以下我们从理论分析与史实分析两方面看看。

  如果我们把个人消费视做人力资源生产与再生产，那么整个社会经济活动就是一个资源不断循环的有机整体。要搞清资源分配，需要引入“效用”这一概念。“效用”并不是像“质量”、“体积”之类物质本身所具有的属性。一个物体，要与人的实践结合，才能具有效用。同一物体，有不同的效用，即使用于同一种产品制造，单位效用与边际效用也是不同的。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只有当效用资源比达到最大时，才能实现生产总值最大化。无论对于个人、厂商，还是整个社会，都是如此。

  先让我们看看纯粹的计划手段。不可直接度量的复杂整体，如果不引入一些间接度量手段，就无法使其量精确化。这在建筑工程学中称作“静不定”。一个国家的经济生产比一栋房子要复杂得多。如果由宏观管理者直接考察效用，必然也会遇到“静不定”，如果无法克服“静不定”，就无法在社会生产上达到效用最大化。最典型的情况是无法处理具体的创新。没有创新就没有经济的发展，创新就是使用前人没有的方法，如果事先能知道具体什么搞，也就不是创新了。所以创新本身就决定了创新事先不可确知。

   即使解决了“静不定”的问题，宏观管理者还是不能直接对效用精确定量。这是因为人类至今为止，还没有找到精确预测“互动三体问题”的方法。[1]一个孤立物体的运动很容易精确预测，两个相互作用物体的运动，也可以精确预测，三个相互作用物体的运动则不可能精确预测。经济运行中，各种产品的生产是相互作用的，资源的不同投入，又会导致生产的变化，这要求资源投入又要对生产变化进行预测。这是比“互动三体问题”复杂得多的问题。因此，纯粹的计划手段难以达到资源投入的精确，难以实现资源效用的最大化。我们用这种方法看看前苏联的铁路系统：前苏联铁路系统运行效率是西方国家铁路系统运行效率的四倍。但铁路系统的运行效率指的是物流量，至于具体的物品该不该运？要不要放到铁路上运？这些问题运行效率是不能解决的。

不能精确，不等于不能大致上“准确”。例如流体，是由许多分子或原子构成的互动集合。如果通过考察每个分子或原子的相互作用来预测，必然由于“布朗运动”使人无法适从，但我们可以使用现代流体力学的方法，把流体视做一个宏观整体，从而预测出总的趋势。“准确”与“精确”在静态条件下，也许差别不明显，但只要循环，就会产生巨大的乘数效应，1/100的差别，在循环过程中经过100个环节，结果就会翻番。

有人认为，“打仗”是没有什么讨价还价可言的。打仗的指挥方法很象纯粹的计划经济指挥方法。为什么一般条件下，搞经济用纯粹的计划方法就不好？这是因为：任何作战计划都不是死板的，都会给予各级指挥员一定的自主性，否则还要各级指挥员干什么？各级指挥员遵照作战计划，根据敌我双方的具体情况决定具体怎么办。如果指挥员搞不清敌人的情况，那只能是瞎指挥。在经济建设中，如果搞不清资源的效用，那也只能是瞎指挥，而目前人类发现的最能反应效用的办法，就是通过市场。

    再让我们看看纯粹的市场手段。“无形的手”要挥作用，有两个基本前提：一是“最大化原则”，二是“信息充分”。 [2]“最大化原则”长期以来是一个混乱的概念。关键在于，是“利润”最大化，还是“利益”最大化。例如，一个人如果努力工作，可以赚更多的钱，但他更愿意有闲暇时间去享受生活，于是选择了后者。这符合他的“利益”，却不符合他的“利润”。这几乎是每个人都遇到的问题。又如厂商采用一套新的生产工艺，可以获得更大的“利润”。但他已经习惯于传统的工艺，对传统工艺进行管理，对他来说是享受。于是仍然不愿更新。这在老牌市场经济国家是通病。人的需求是复杂的，“利益”不等于“利润”。凯恩斯主义否定“最大化”，所否定的是“利润最大化”。新、老古典主义肯定“最大化”，肯定的是“利益最大化”。无论是对“利润”的否定，还是对“利益”的肯定，都不能成为“无形的手”的基础。“信息完全”要求四个条件：1、买者、卖者的数量趋于无限；2、信息传递的速度约等于零；3、进入或退出各行业完全自由；4、同一种商品完全无差别。这都是值得置疑的。就以第4点为例，即使在基本粒子层次，每个粒子的动量、位置也不完全一样，由基本粒子组成的物体怎么可能完全无差别？绝对完全无差别是根本不可能的。当然，商品的差别都是相对的，可是我们怎样决定差别的尺度？不同厂家生产的同一型号的扳手，对新手来说可能没什么不同，对一位熟练工人来说，只要一用，就可以感到明显的差别。品质标准怎么定？除非我们用最严格的标准，否则就不能达到“无差别”。而一旦我们这样做，必然造成很大的浪费，不能实现资源效用最大化。退一步说，即使两大基本前提存在，由于价格具有刚性，“无形的手”还是不能完全发挥作用。例如，当一种商品（如房地产）由于炒做，价格变得很高，而足够数量的投机者又退出这一行业以后，尽管有许多的实际需求者，商品的拥有者却不愿降价出售，于是供求双方处于长期的僵持状态，资源的效用不能实现。新古典主义提出“理性预期”作为对价格刚性的辩护。可现实中的人常常不能做出完全的“理性预期”。再退一步，假设人人都能做出完全“理性预期”。个人的理性非组织化集合起来，也会造成社会的非理性。例如，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一些厂商就会进行固定资本投入，以扩大再生产。由于乘数效应，使得社会总需求增加，就会有更多的厂商进行固定资本投入，从而进一步增加需求。但固定资本投入不是持续的，当达到一定临界点，社会总的固定资本投入就会骤减，于是爆发危机，大量的资源不能实现其效用。理性使得厂商们在需求增加时增加固定资本投入，但不能告诉人们临界点在哪里，于是总会爆发危机，浪费大量的资源效用。由于基本前提问题，价格刚性问题，理性预期问题，使得市场不能合理分配资源，实现资源效用最大化。但市场可以通过价格机制，精细地反映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

    一般情况下，计划与市场可以结合起来。宏观管理者可以像处理流体力学问题一样，达到宏观上的准确；而把微观问题转化为个人与市场、企业与市场的动态双体问题，实现微观上的精确化。同时市场也为计划提供精确的信息，使得计划可以不断趋于合理，并为政府正确地干预市场提供条件。特殊条件下，由于整体利益不能建立在局部利益之和的基础上，市场完全失效，或时间有限，这时计划经济是最佳选择。

再看史实。我们可以分四个阶段进行考察。第一阶段，苏联诞生前。这一阶段，世界列强中，没有一个是纯粹采用市场手段的国家。那时候，人们一方面高唱自由主义的颂歌，一方面遇到关系到切身利益的现实问题，又不得不求助于政府。政府不想介入都不行。尽管那时的计划很笼统，如“保护本国工业”、“开发东方市场”等。手段也主要是产业政策与贸易政策。但计划是普遍存在的。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德、日这两个高速发展的新列强，计划程度都很高。政府不仅通过计划间接引导市场，还通过直接干预市场以保证计划的实施。第二阶段，苏联诞生至二次大战。尽管苏联人政治上一直搞内斗，经济上却只用了20年时间，就从一个农业国跃升为第二大工业国。自由主义的理想在其它国家普遍受到质疑，纯粹市场的实践越发行不通。于是德、意走向了国家社会主义。美国走向了凯恩斯主义。第三阶段，二次大战期间。无论是德、意、日，还是美、苏采用的都是战时计划经济。第四阶段，战后至苏联解体。这一阶段，由于苏联工业基地附近的资源日趋枯竭，也由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计划更加有效。苏联的发展比战前相对放缓。但是，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并不象许多人想象的那么糟。以下资料可以为证：1951年至1983年，苏联国民收入、工业产值和农业产值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7.1%、8.3%和3.0%，发展中国家为5.2%、6.3%和3.1%，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3.8%、4.1%和2.1%。1950年至1980年，苏联国民收入年均增长7.5%，仅次于日本（8.3%），比美国（3.5%）、联邦德国（5.1%）、意大利（4.8%）、法国（3.7%）、英国（2.4%）等资本主义国家都高。[3]如果数字有水分，苏联曾是世界一大强国，这是各方面公认的。从各方面指针看，至少在80年代中期以前，苏联的经济模式并不差。那么，苏联为什么会解体呢？人类社会有个有趣的现象：发展与稳定未必成正相关。[4]以朝鲜半岛为例，南韩经济发展快，当政者却接二连三地跨台，朝鲜经济很糟，领袖们却牢牢地把握着政权。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是政治上的。

    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都不能与苏联相比。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一个明显的特例——日本。1950年日本经济只等于美国的3.8%，1990年达到55.9%[5]，并最终超过苏联，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日本的经济体制有三个特点：1、日本施行的是强计划的市场经济。这种经济模式与凯恩斯主义的出发点是不同的。凯恩斯主义是以市场为出发点，通过政府校正市场；强计划的市场经济以计划为出发点，政府、市场都是为计划服务的，这导致政府介入市场的程度不同。日本政府与企业界、学术界、民间组织一起制定宏观发展的五年计划。日本政府通过市场手段直接介入市场，在日本社会，甚至蔬菜，都有“蔬菜供给安定基金”直接买卖调节。2、私有制。“农地改革”之后，日本国民的合法私有财产受到严格的保护。日本政府是社会谈判的组织者、谈判决议的执行者，但不是高高在上的命令者，更不是侵犯私有财产的强盗。在当代日本，无论多大的官，只要敢公然侵犯合法私有财产，就等着去坐牢罢。3、计划相对正确。日本确立的“专家治国”思想、“社会广泛参与”的具体手段，保证了这一点。其它国家也搞计划，如中国“大跃进”计划，英国“传统产业复兴”计划，韩国“大企业发展”计划等等，现在看来这些错误的计划还不如没有计划。有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日本经济发展得快主要是因为日本防务开支小。其实日本防务开支的优势，被其矿物资源劣势所抵消。以下资料可以为证：1980年日本仅矿物体燃料进口额就为722亿美元，合国民生产总值的5.46%[6]。1980年美国国防支出1312亿美元,合国民生产总值的5.0%[7]，1981年美国对外贸易收支中“燃料与润滑剂”逆差为71.3亿美元，仅合国民生产总值的0.27%[8]。1980年苏联国防支出171亿卢布，占国家预算支出5.8%[9]。当时，苏联每年有2亿吨以上标准燃料能源出口[10]。日本一旦偏离强计划市场模式，问题就会出现。近年来，“泡沫经济”引起的日本经济困境，用日本本国学者自己的话说，是由于“谁也不能监视或约束银行，银行也不能监视或约束产业企业。”“为此现在金融检查厅人数应扩充到10倍左右，对银行加强监管”。[11]可见经济模式是关键。

（朝鲜不是计划经济国家，对此另有论述）

索引：

[1]《霍金讲演录》，史蒂芬·霍金著，杜欣欣，吴忠超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

[2]《对西方经济学基本前提假设的研究》，张延，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

[3]《简明世界经济读本》，蔡南成等，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

[4]《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亨廷顿著，王冠华译，三联书店，1989.

[5]《世界经济地理》，孟春舫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6]《现代日本经济历程》，生野重夫著，朱绍文等译，中国金融出版社，1993.

[7]《经济调整与国防工业转产》，约翰·林奇著，潘孝先，王惠民，毕爱芳等译，兵器工业出版社，1992.

[8]《当代美国经济》，洪君彦，时事出版社，1985.

[9]《苏联经济》，陆南泉，人民出版社，1991.

[10]《苏联经济若干问题》，复旦大学苏联经济研究室，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

[11]《日本的金融危机与亚洲经济混乱》，桥本寿朗，南开管理评论，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