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八一军旗红”到“集体智慧结晶”，都是为了虚无毛泽东

　　从“八一军旗红”到“集体智慧结晶”，都是为了虚无毛泽东

　　鉴于我国三十多年来历史虚无主义的泛滥而造成的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极度混乱，已经严重地威胁到了我国的国家安全，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就任党中央总书记之后不久，就断然用“前后两个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的这个指示，开始了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反击。然而尽管对历史虚无主义进行反击的决心，不可谓不强。对历史虚无主义进行反击的力度，也不可谓大。可是时至今日，收效却甚微。究其原因，就是由于没有找准对历史虚无主义进行反击的方向。

　　伴随着改革开放而兴起的且目前仍然还异常猖獗的这场历史虚无主义有一个鲜明的特点，那就是专门用矮化、丑化、甚至是妖魔化的手法，来虚无和解构毛泽东和毛泽东时代的人民英雄以及我国历史上的所有民族英雄。特别是在矮化、丑化、甚至是妖魔化毛泽东这一点上，历史虚无主义者们所采取的手段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他们大到形成了一个“权威文件”，小到对一首歌曲的歌词，也要无耻地进行篡改。

　　权威文件不仅把毛泽东晚年所创立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认定为是“毛泽东的晚年错误”，而且还更是把毛泽东所创立的用于指导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胜利的那部分毛泽东思想，霸占成了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这才吹响了矮化、丑化、甚至是妖魔化毛泽东的集结号，这才引发了这场越发猖獗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而后，随着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越发猖獗，不仅我党、我军的既定历史被推翻，而且就连凡中国人就耳熟能详的一首歌曲的歌词，也遭到了篡改。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检阅和进行阅兵分列式的时候，军乐团吹奏的进行曲中，有一首乐曲叫作《人民军队忠于党》。《人民军队忠于党》，原是一首歌曲。 一九六○年，词作家张永枚和曲作家肖民合作，创作了《人民军队忠于党》这首歌曲。《人民军队忠于党》这首歌曲在创作之初的时候，由于毛泽东还在世，所以在原歌词中，凡是提到毛泽东名字的时候，都以毛主席相称。以毛主席来称呼毛泽东，这绝不是什么为了神话毛泽东，而是遵从于我们中国人从不直接称呼他人名讳的这种习惯和传统。

　　《人民军队忠于党》这首歌的原歌词，开篇便是“雄伟的井冈山，革命战旗红。”然而到了改革开放年代，这句歌词却被悄然篡改成了是“雄伟的井冈山，八一军旗红”。

　　当年，作为毛泽东所开辟的中国革命第一块根据地的雄伟的井冈山，的确是插满了革命的战旗，然而这与“八一军旗”，却根本就扯不上多少的关系。

　　一九二七年七月下旬，为了反抗蒋介石和汪精卫等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残酷屠杀政策，中国共产党决定动员当初为了东征讨蒋而已经集中到了江西九江和南浔一带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来发动一场暴动。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凌晨两点，在中国共产党人谭平山、李立三、周恩来、恽代英、张国焘、澎湃、叶挺、林祖涵、吴玉章、徐特立、聂荣臻和刘伯承等人的领导下，由叶挺担任师长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深受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所影响的贺龙麾下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第二十军，被叶贺两部所裹挟进来的由蔡廷锴任师长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第十一军第十师，在南昌举行了暴动并很快就占领了南昌。后来，这次暴动被称为了是“八一南昌起义”。“南昌起义”举行之后的第二天，共产党员周士第担任团长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第四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团和深受中国共产党主张影响的第二十五师第七十四团与第七十五团各一部，也赶到了南昌。随即，由这部分兵力经过补充后重建了第二十五师，由周士第担任师长，李硕勋担任党代表并编入到了起义后组建的由叶挺兼任军长的第十一军建制。

　　“八一南昌起义”举行之前，中国共产党成立了起义的领导机构前敌委员会。前敌委员会的组成人员有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和澎湃，由周恩来担任书记。起义军在占领了南昌之后，谭平山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的名义，在南昌支持召开了国民党中央委员及各省区特别市和海外各党部代表联席会议。这次会上，成立了由贺龙、经亨颐(未参与)、何香凝(未参与)、朱晖日(未参与)、黄琪翔(未参与)、张曙时、徐特立、宋庆龄(未参与)、于右任(未参与)、郭沫若(此时还为参与)、陈友仁、张发奎(未参与)、邓演达(未参与)、谭平山、恽代英、林祖涵、吴玉章、彭泽民、张国焘、李立三、周恩来、叶挺、澎湃、江浩和苏兆征等二十五人组成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这个最高领导机构。会后，发表了《中央委员(中国国民党)宣言》。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核心为主席团，主席团成员则有邓演达、宋庆龄、张发奎、谭平山、恽代英、贺龙与郭沫若。而由于邓演达、宋庆龄、张发奎并没有到南昌就职，所以主席团的主席，就由共产党人和曾经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的谭平山来担任。

　　举行了南昌起义的部队，起义后仍然沿用的是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番号，打出的仍然是国民革命军的旗帜，总指挥仍然是原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总指挥张发奎，前敌总指挥仍然是原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第四军的军长黄琪翔。只是由于张发奎不仅没有参加起义，反而还要坚决镇压起义，所以总指挥一职，便由贺龙来代理。而黄琪翔的情况，由于与张发奎完全一样，于是叶挺也就代理了黄琪翔的前敌总指挥一职。而原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郭沫若，则担任了起义后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政治部主任。在八月五日郭沫若赶到南昌之前，政治部主任，也曾经由后来的著名右派章伯钧代理。

　　“南昌起义”后所组建的这支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全部部队编为了第二十军、第十一军和第九军共三个军。第二十军的军长，由贺龙兼任，叶挺兼任第十一军的军长及第二十四师的师长，而蔡廷锴任师长的第十师，则编入到叶挺兼任军长的第十一军建制。

　　“南昌起义”后，为了虚张声势，为了凑够编制，特别是为了引诱一部分驻扎在江西一带的滇军也能响应起义，于是还对外公布了一个第九军这样的建制。“南昌起义”部队所任命的第九军军长，名字叫作韦杵，而副军长，就是后来成为了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的朱德。

　　属于原北伐军序列的国民革命军第九军，是由属于滇军的第三军发展分化而来的。“南昌起义”举行时，隶属于由滇军组成的第五路军。第五路军下辖第三和第九两个军，而总指挥，就是朱德在云南讲武堂就读时的同学朱培德。而第九军的军长金汉鼎和隶属于第九军建制内的第二十八师师长韦杵，和朱德也都是云南讲武堂的同学。

　　一九二七年一月，朱德被派到到由原滇军改编而成并由其在云南讲武堂时的老同学朱培德任军长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军中工作。到了第三军之后，朱德被朱培德任命为了军官教育团团长。第三军扩编成国民革命军第五路军后(辖第三和第九两个军)，朱培德又任命了朱德为第五路军的总参议。一九二七年四月，在被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任命为江西省主席后，朱培德在又任命朱德为南昌市的公安局局长。一九二七年六月五日，迫于蒋介石的压力，朱培德将包括朱德在内的在第五路军和江西省工作的共产党员，全部“礼送出境”。

　　被朱培德驱逐之后，朱德到武汉向周恩来进行了汇报。鉴于朱德对南昌的情况比较熟悉，尤其是朱德与驻防在江西地区的国民革命军第五路军的许多高级军官都有着深厚的同窗之谊。所以，在汪精卫也继蒋介石之后叛变了革命的情况下，党中央决定派朱德回江西继续工作，为发动武装暴动做准备。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日，朱德赶到九江，准备策动他在云南讲武堂学习时的同学，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九军军长的金汉鼎。后见策动无望，朱德遂于七月二十一日秘密来到南昌，投入到紧张的武装暴动的准备工作之中。在“南昌起义”举行之前，朱德又给他的另一位同学，时任第九军第二十七师师长的杨如轩写信，劝其弃暗投明。

　　“南昌起义”举行时，原第三军军官教育团还留有第三营的四百来人滞留在南昌。而第一和第二营的学员，已经提前结业。“南昌起义”举行之后，由于韦杵既没有响应起义，也更没有到南昌任职，于是朱德也就成了光杆的副军长。幸好还有第三军军官教育团这四百来人和南昌市公安局两个保安队的一百多人这些朱德曾经的老部下，于是这些人在起义之后，也就被划拨到了第九军的名下，从此这才免去了朱德这个光杆副军长的尴尬。而后，见引诱韦杵响应起义是实在无望，于是起义部队的指挥机关干脆就任命了朱德为第九军的军长。朱军长的大名，从此叫响。

　　“南昌起义”举行之后的第三天，起义部队开始陆续撤离南昌而南下广东，计划在夺取沿海地区从而在获得苏联的援助后，进行第二次北伐。南下途中，朱德先是带领所部为主力部队打前站。当到达三河坝时，南下部队决定留下由周士第任师长，由李硕勋任党代表的第二十五师在此阻击追敌，主力部队则继续南下。而此时朱德的第九军由于已经没有了几个人，于是朱德也被上级指定留下，协助周士第和李硕勋指挥部队以完成阻击的人物。可是当第二十五师打了三天的阻击任务完成了，“南昌起义”的主力部队却也溃散了。

　　“南昌起义”的主力部队溃散之后，留在三河坝担任阻击任务的第二十五师，也只剩下了两千多的兵力。而当部队走到江西天心圩的时候，部队不仅更是减员到了只有八百多人，而且师长周士第和师党代表李硕勋等大多数领导也更是抛下了部队而去寻找党组织。于是在这支部队中，团级以上的领导，只剩下了朱德和七十三团的指导员陈毅以及七十四团参谋长王尔琢。就在部队即将溃散之际，朱德挺身而出，通过发表一篇激情四射的演讲，稳定了战士们的军心，鼓舞了战士们的士气。随后，朱德又化名王楷，带领这支部队潜藏到了朱德的一位老同学，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军长范石生的部队之中，从而保全了“南昌起义”的这点余脉。后来，朱德保全下来的这参加了“南昌起义”的八百多人，就成了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的那些部队的代表和象征。而由于保全了“八一南昌起义”部队的这支余部之功，因此在后来的党史记述和公开宣传中，朱德也就成了“八一南昌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由于处在国共合作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所以“南昌起义”尽管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但它却又属于是一场典型的体制内的造反。因此参加“南昌起义”的每个人在起义过程中和起义后的地位和职务，取决于他起义前在中国共产党内和原体制内这样双重的地位与职务的高低。就是因为如此，所以虽然还不是共产党员，但是由于在原体制内的职务高于叶挺，所以贺龙才被任命为了是起义时的总指挥和起义后重新组建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代理总指挥。而谭平山虽然只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局委员，但由于他同时又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常委，所以在“南昌起义”后成立的最高领导机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里，才出任了主席团的主席。所以当朱德“也成为了南昌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之后，为了与他在“八一南昌起义”举行之时这个主要领导人之一的身份相适应，在后来的党史记述和进行公开宣传时，把朱德在“南昌起义”举行之前便被朱培德免去的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和南昌市公安局局长的这两个职务，在没有引起人们注意的情况下，也悄然地在朱德参加“南昌起义”的时候，便予以“恢复”了。于是朱德在参加“南昌起义”时的身份，也就变成了原国民革命军第三军的军官教育团团长和南昌市公安局的局长。而也只有在起义前便具有如此高的地位和身份，于是才有成为“南昌起义”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可能。否则，以起义时不管是在党内，还是在军内都是白丁之身，而却能够成为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那么无论如何，在情理上也是说不过去的。而越往后，由于朱德在党和国家以及军队中担任的职务也越高，因此朱德在领导了“南昌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中的排序也就越往前。最后终于跻身于周恩来、贺龙和叶挺之后，而排在了第四位。

　　与总是过度地拔高宣传、赞美朱老总不同，排挤、打击和虚无毛泽东，却是一贯的老传统。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初，刚刚指挥红一方面军接连粉碎了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进行的第二和第三次大“围剿”的毛泽东，在王明、博古和张闻天等左倾机会主义分子派来的任弼时、王稼祥和顾作霖主持召开的“赣南会议”上，就受到了不点名的严厉批判。不仅如此，在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做出的由朱德任主席，彭德怀、王稼祥任副主席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的决定上，更是撤销了红一方面军司令部，而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直接指挥红一方面军。因此毛泽东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自然而然地也就失去了。可是在直接指挥红一方面军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中，而仅在其后两天便被选举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的毛泽东，却只是十五名委员之一。左倾机会主义分子就是这样采用釜底抽薪的手段，非常巧妙地剥夺了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的权力。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底，周恩来到达中央苏区，就任了苏区中央局书记一职。到达中央苏区之后，急于建功立业，特别是急于在军事上有所建树的周恩来，马上就提出了攻打赣州的动议。尽管此前曾经担任过中共中央的最高军事领导人，但是由于当时的党中央是隐藏在上海滩的外国租界里，所以周恩来的军事指挥，也就只能是连“瘸子打围坐着喊”那样都不敢喊的纯粹的纸上谈兵。因此对能否打下赣州，周恩来没有多少的把握。于是，便只好问计于毛泽东和彭德怀等人。然而尽管毛泽东用详尽科学的分析，指出了红军不可能攻克赣州的各种理由和条件。但是由于有彭德怀等人信誓旦旦的保证，于是一九三二年一月十日，周恩来还是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下达了《攻取赣州的军事训令》，并任命了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而毛泽东由于反对攻打赣州，于是不仅被赶到一边去坐冷板凳，而且还更是受到了顾作霖等人“等打下赣州，再和他老毛算账”这样的威胁。

　　一九三二年二月十日，攻打赣州之战正式打响。尽管有彭德怀保证的信誓旦旦和红军指战员的无畏勇敢，但战斗的结果却果然不出毛泽东所料，周恩来、朱德、王稼祥、顾作霖和彭德怀指挥的中央红军不仅未能攻克赣州城，而且还更是被困于敌军重兵防守的坚城之下而无法撤出。攻，无法攻克;撤，又怕敌人乘机追击。无奈之下，周恩来只能派项英去请毛泽东前来解围。而毛泽东当接到项英送来的红军被围困在赣州城下无法撤出的消息后，连夜冒雨赶到赣州，巧施妙计，从而将处于困境之中的中央红军全部安全撤出。

　　赣州一战的成功解围，使周恩来不仅对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才能有了更深的了解，而且在感情上的距离，也更是拉近了。于是便建议任弼时、项英等人允许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身份，随军行动并参与军事指挥。一九三二四月二十日，毛泽东指挥的红一军团和红五军团一部，攻克了闽南重镇漳州。漳州一战，红军不仅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和其他军用物资装备，而且还更是缴获了两架飞机和一百多万银元与十多万的美元。大量的缴获不仅有力地保障了中央红军和中央苏区的发展，而且还更是为躲藏在上海滩外国租界里的以博古和张闻天为首的党中央，提供了大笔的经费。

　　出色的战绩，令周恩来对毛泽东钦佩不已，于是在周恩来一再建议并强烈坚持下，一九三二年八月八日，苏区中央局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彭德怀和王稼祥的名义，发布了正式任命毛泽东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命令。

　　可惜好景不长，就在毛泽东再度出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还不到两个月时间的一九三二年十月三日，就在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在前方浴血奋战并取得节节胜利的时候，就在革命事业蓬勃发展的时候，在后方坐享其成的任弼时、项英、顾作霖和邓发等左倾机会主义分子以及刘伯承却赶到前线与周恩来、毛泽东、朱德和王稼祥汇合而召开了“宁都会议”。在“宁都会议”上，这次任弼时、项英、顾作霖和邓发等左倾机会主义分子由于手握博古和张闻天等人所把持的临时中央发给他们的“尚方宝剑”，于是不仅群起而攻恶狠狠地批判了毛泽东，而且更是再次直接剥夺了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的权力而让毛泽东专做政府的工作。令人遗憾的是，在“宁都会议”上，除了王稼祥为毛泽东争辩了几句之外，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与毛泽东已经并肩战斗了五年多的朱老总，能为毛泽东分辨几句的史料。因此在“宁都会议”结束后，当王稼祥在送毛泽东去长汀福音医院养病的途中表示他还要为毛泽东争取一下时，毛泽东伤感地对他说：“稼祥，算了吧，我们是少数，还是服从多数把!”

　　一九三三年六月，博古与张闻天等人所把持的党中央和朱德任主席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假门假事地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建议，以“南昌起义”日的八月一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每年的八月一日要开展纪念活动。

　　一九三三年六月三十日，还未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批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迫不及待地就发布了《关于决定“八一”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的命令。该命令这样指出：“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发生了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领导的南昌暴动，这一暴动是反帝的土地革命的开始，是英勇的工农红军的来源。中国工农红军的历年的艰苦战争中，打破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历次进攻，根本动摇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已成了革命高涨的基本杠杆之一，成了中国劳苦群众革命斗争的组织者，是彻底进行民族革命战争的主力，本委员会为纪念南昌暴动与红军成立，特定自一九三三年起每年八月一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一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作出了《关于“八一”纪念运动的决议》。

　　参加“南昌起义”的部队除蔡廷锴所部之外，尽管都是听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可是起义之后这支军队不仅旗号没有改变，而且这支军队的性质也没有改变。这支军队所要进行的中国革命的性质，更是没有改变。起义之后，这支部队并没有马上开展土地革命，而是想南下回广东以便获得苏联的援助后，进行第二次北伐。

　　“八一南昌起义”失败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没有开展土地革命。尽管从起义的一开始，也提出了要进行土地革命的口号和没收拥有土地二百亩以上的地主的土地这个主张，但是因为我国南方地区拥有二百亩以上土地的大地主并不多，特别是由于起义军并没有就地或是到农民运动基础较好的两湖地区去开展土地革命以发动群众，建立农村革命政权从而发展壮大革命的力量，而是一味地想南下广东并设想最后夺取广州以便获得苏联的援助从而实现第二次北伐。因此“南昌起义”这才严重地脱离了群众，这才严重地脱离了中国革命的实际，这才遭到了失败。然而尽管“南昌起义”因为严重地脱离了群青和脱离了中国革命的实际而遭到了失败，但是由于当时把持着党中央的那些左倾机会主义分子们更是严重地脱离了群众，更是严重地脱离了中国革命的实际而只知听命于共产国际，所以仍然深受那些左倾机会主义分子们的青睐。而真正结合了中国实际而领导中国革命的毛泽东，也才会屡受左倾机会主义分子们的排挤、打击和虚无。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九日至十日，在上海滩的外国租界里，瞿秋白主持召开了有苏兆征、李维汉、任弼时、罗亦农、向忠发、顾顺章、周恩来、张太雷、李立三、张国焘、邓中夏、蔡和森、彭述之、任旭和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参加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一项《政治纪律决议案》，决定给予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和澎湃这四个“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的成员以党内警告处分，开除“南昌起义”的最早提出者和最高负责人谭平山的党籍，开除“秋收起义”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和湖南省委委员的职务。然而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因为要承担“南昌起义”失败的主要责任并因此而受到了党内警告处分的周恩来，却又受到了由政治局候补委员直接提升为政治局常委这样重用。而李立三，后来也同样成为了政治局的常委。这件事，是中国共产党至今未解的一件历史之谜。

　　在“八一南昌起义”举行一个多月之后的一九二七年九月九日，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开始了。“秋收起义”举行之前，毛泽东不仅明确地提出了“秋收起义”要“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帜”，而且还更是把参加“秋收起义”的部队命名为工农革命军并委派何长工等人设计及制作出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军旗，从而第一次堂堂正正地打出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反抗国民党残酷统治的旗帜，第一次组建了人民的军队。而后，毛泽东又率部进军井冈山。在那里，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打土豪、分田地，深入开展土地革命，普遍建立革命政权，广泛进行游击战争，发展壮大革命力量，积累宝贵革命经验，探索正确革命道路，从此拉开了我国土地革命战争的历史序幕。

　　“八一南昌起义”，事实上只是中国共产党联合了国民党左派并以国民党左派的名义打响的武装反抗蒋介石和汪精卫等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特别是在“南昌起义”的过程中，中共产党联合了国民党左派并以国民党左派的名义，不仅将蔡廷锴这样的国民党左派，而且还更是将区寿年和欧震这样的国民党反动派，也裹挟了进来。而正是由于是被裹挟才参加了“南昌起义”，因此在撤离南昌的第二天，蔡廷锴不仅就率部脱离了“南昌起义”的队伍，而且还更是将其所部中的三十多名共产党员,全部杀害。而区寿年和欧震这两个国民党反动派，一个在南下的途中也率部离队。而另一个则更是在起义军与敌军激战之际阵前倒戈，从而使南下途中的起义部队，遭受到了致命性的打击。因此，如果说“八一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打响的武装反抗国民党残酷屠杀的第一枪，那么多少还能牵强附会出一点的道理。然而如果把“八一南昌起义”说成是“这一暴动是反帝的土地革命的开始，是英勇的工农红军的来源”，则完全是彻头彻尾的胡说八道了。历史的真实，不是因为朱德保全了“南昌起义”的余部而这才有了英勇的工农红军，而是由于朱德带领这些人汇入到了井冈山的革命洪流中并接受了毛泽东为人民军队所注入的人民性质和为人民军队所确立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这一根本宗旨和目的，这些人才变成了英勇的工农红军。

　　当年的土地革命，就是打土豪、分田地，废除封建债务，实现“耕者有其田”。而要开展土地革命，那么不仅就要建立革命的武装，而且还更要在农村建立革命的政权。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八日，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第二次打下了茶陵县城。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和指导，十一月二十八日，我国革命历史上的第一个县级革命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正式成立。谭震林、李炳荣和陈士榘这三人，则分别是广大工农兵群众选举出来的各自代表。而由于是工人出身，谭震林则更是被选为了茶陵县工农兵政府的第一任主席。

　　一九二八年三月下旬，根据中共湘南特委要毛泽东率部到湖南去支援“湘南暴动”，然后掩护朱德和陈毅所部及“湘南暴动”后所组建的农军向井冈山转移的指令，虽然此间由于误传了党中央的决定而被开除了“党籍”因而只能担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的毛泽东，在安排好防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工作之后，马上就率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和第二团前往湖南。到了湖南之后，由于得知朱德和陈毅已经兵分两路，于是毛泽东便指示何长工与袁文才率领第二团向郴州方向挺近前去救援陈毅所率领的郴县县委机关干部和湘南特委机关的工作人员以及宜章县农军和郴县农军的第三团。而毛泽东则亲率第一团向桂东、汝城一代挺近，前去接应朱德所率领的包括“南昌起义”余部在内的主力部队。

　　何长工与袁文才所部挺近到湖南资兴县时，首先接应到了邓允庭带领的郴县农军第七师的两个团。为了阻击北犯的广东敌军，汇合后的两军在何长工的统一指挥下南进到滁口，在击溃了敌军一个团又一个营之后随即北撤，在资兴附近接应到陈毅所率领的郴县县委机关干部和湘南特委机关的工作人员以及宜章县农军和郴县农军的第三团后，马上一起向井冈山的方向转移。在湖南酃县的沔渡，与朱德所率领的主力部队汇合。

　　兵分两路之后，三月二十八日，毛泽东率领第一团来到湖南省桂东县的沙田圩。二十九日，毛泽东率部击垮了桂东县的反动武装挨户团。而后在停留这里寻找战机的八天时间里，毛泽东不仅决定以班、排为单位组织宣传队，开展各种形式的宣传，以消除群众顾虑;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帮助建立工农政权，发展地方武装和做好军队筹款工作。而且在这里，毛泽东还更是制定出了后来被称为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军纪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

　　在沙田圩寻找战机的八天时间里，工农革命军第一团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不仅组织当地群众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运动，指导、帮助建立了桂东县工农兵政府和二十多个乡、村一级的革命政权以及地方武装，派人担任了这些革命政权和革命武装的主要领导。而且由于有近百名的工农群众踊跃参加，工农革命军第一团，也更是发展壮大了自己的力量。

　　四月七日，毛泽东率部由汝城田庄圩出发，然后经水口、径口，进入土桥，驻黄家村。八日，攻占汝城县城。九日，继续与敌发生激战并随即撤出战斗返回田庄圩。十日，由田庄圩入南洞，然后进入湖南资兴县龙溪洞。十一日，在龙溪洞与萧克率领的宜章独立营会合。十七日，毛泽东率部在湖南酃县的吕公坳、水口击溃了当地的反动武装挨户团。十八日，在酃县城西接龙桥一带击溃尾追朱德所部之敌张敬兮团。十九日，率部进入酃县县城。二十日，毛泽东率领一团又在接龙桥与敌人湘军第八军的一个团和茶陵的反动武装挨户团进行了激烈的战斗，把敌人打得狼狈逃往茶陵，而毛泽东也率领第一团由酃县一直乘胜追击到了茶陵。四月二十四日，在打垮了尾追朱德所部和“湘南起义”农军的各部之敌并得知何长工与袁文才所部已经和朱德、陈毅所部会师后。毛泽东派人指示何长工，让他率第二团先回宁冈砻市做两军会师的准备工作。二十八日，毛泽东率部回到砻市，与朱德、陈毅和王尔琢等人开始了第一次会面。五月四日，朱毛两部举行了会师大会并奉党中央的指示，将两支部队改编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陈毅任政治部主任，王尔琢任参谋长兼二十八团团长。朱德所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编为了第二十八团，“湘南起义”的农军主力部队编为了第二十九团，“秋收起义”的部队编为了第三十一团，袁文才、王佐所部则编为了第三十二团。

　　毛泽东所组建的工农革命军及中国工农红军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前躯，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中国人民解放军及其前驱中国工农红军和毛泽东所组建的工农革命军的建军原则之一，首先就是政治建军，就是思想建军。而这一原则的确立，就是源自于“秋收起义”后不久的“三湾改编”，完成于后来召开的“古田会议”。中国人民解放军之所以不同于以往人类社会以往的任何一支军队，就在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人民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这一根本宗旨和目的。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人民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这一根本宗旨和目的，最早在进行“三湾改编”的时候，毛泽东就为其确立了。因此，尽管“南昌起义”要早于“秋收起义”一个多月，但却没有历史依据说是“这一暴动是反帝的土地革命的开始，是英勇的工农红军的来源”。

　　当年，为了忠实地执行苏联人的旨意，为了苏联人的利益，博古、张闻天和李维汉等左倾机会主义分子们对探索出了独立领导中国革命道路的毛泽东是一再排挤、甚至是打击。而排挤、打击毛泽东的最好办法，那就是象后来的“集体智慧结晶”那样来虚无毛泽东，就是突出其他所有人的作用，而唯独抹煞毛泽东的功绩。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博古、张闻天等左倾机会主义分子们，这才不仅要大肆宣扬朱德和陈毅在率部隐藏到范石生所部前所进行的那个“赣南三整”，想以此来抵消毛泽东的“三湾改编”。而且还更是把中国工农红军的建军节，确定在了八月一日“南昌起义”的这一天。

　　朱德和陈毅等人所进行的“赣南三整”，就是后来被总结出的“天心圩整顿”、“大庾整编”和“上堡整训”。

　　所谓的“天心圩整顿”，其实根本就算不上是什么整顿。因为在天心圩时，不管是朱德还是陈毅和王尔琢，对部队都没有采取任何的整顿措施。“南昌起义”的余部在走到天心圩时，所发生的只是在面对失败，许多人由于对革命的前途渺茫而失去了革命信心从而导致部队即将溃散之际，朱德用自己的一番激情四射的演讲，从而鼓舞了士气、稳定了军心、稳住了队伍。尽管朱老总在天心圩的演讲算不上是什么整顿，但是由于是朱老总的演讲稳定住了队伍，所以朱老总的功劳还是非凡的。而也只有首先稳定住了队伍，才有后来进行整编和整训的可能。

　　离开天心圩到达大庾镇之后，朱德和陈毅、王尔琢在这里对部队进行了整编。“大庾整编”，首先就是由陈毅主持对党、团组织进行了整顿。重新登记了党、团员，成立了党支部并把一部分党、团员分配到了连队中去担任基层单位的指导员。

　　在对党、团组织进行整顿的同时，朱德和陈毅、王尔琢也对部队进行了整编。这次整编取消了原有的建制并把部队整编为一个纵队，朱德任司令员，陈毅任政治指导员也就是党代表，王尔琢任参谋长。整编后的部队为一个步兵支队，一个特务大队，一个机炮大队和一个教导队，从而成为一支组织精干、指挥灵活的战斗部队。

　　整顿、整编自己的队伍，完善组织、指挥系统，不用说象蒋介石和张作霖、吴佩孚等那样的反动封建军阀，而且就是连胡传魁与座山雕这样的汉奸和土匪头子，都知道是必须要做的事，更何况象朱德和陈毅这样的革命者呢?因此朱德和陈毅、王尔琢等人在大庾对部队进行的整编，根本就不具有任何的历史开创性。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初，朱德和陈毅、王尔琢等率部来到了位于湘、粤、赣三省交界处的崇义县上堡。在这里，朱德所部停留了二十多天，对部队进行军事训练。

　　对部队进行整军事训练以提升部队的战斗力，和对部队进行整顿、整编一样，是连胡传魁和座山雕这样的汉奸与土匪头子都懂得的道理。所以威虎山上的座山雕这才不仅要演习防御，而且还要演习追击。

　　从“赣南三整”的内容和作用上看，“赣南三整”和“三湾改编”，根本就没法同日而语。没有任何根本性政治内容改变的所谓“赣南三整”，或许还能“整”出一支“英勇的工农红军”，但它却绝对整不出一支人民的军队。因此所谓的“赣南三整”，纯粹就是后来为了抵消毛泽东的“三湾改编”，而有人用虚夸的手法故意“整”出来的。

　　近年来，在拔高地夸赞朱老总而专门矮化、丑化和妖魔化毛泽东这一点上，最卖力气因而也“功劳”最大的人，就当属是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副主任和战略研究所的所长、战略学博士生导师、教授的金一南将军了。而影响最大的，就是《炎黄春秋》杂志上曾经发表的《朱德，不可替代的总司令》一文和金一南将军所著的《苦难辉煌》一书以及金一南根据这部书所改变的《走向辉煌》这一系列讲座了。

　　在《走向辉煌》系列讲座中的《土地革命与红军将领》(一)这一讲里，在讲述井冈山朱毛会师这一历史事件时，金一南是这样讲的：“这八百人上了井冈山，上了井冈山之后，成为红军战斗力的核心。我们说这八百人上井冈山的时候，朱毛红军会师的时候，正是井冈山最困难的时候。当时毛泽东带了秋收起义的队伍上井冈山，毛泽东因为是没有打长沙，被当时的中央处分，开除出政治局。传到井冈山的时候，传成被开除党籍了。被开除党籍，毛泽东的这个党代表就当不成了，只有当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第一师的师长。毛泽东当师长了。毛泽东当师长，他觉得又非常为难。毛泽东纵横捭阖，战略布势，他的(把握)大的宏观(局面能力)非常强，你让毛泽东具体规划这排兵放哪，那挺机枪放什么地方，我这门炮在什么地方集中开炮，这个战术动作你让毛泽东同志规划，确实太勉为其难了。所以毛泽东同志当时讲的一句话‘军旅之事，未之学也’，他觉得非常为难。一九二八年四月份，朱德来了!”

　　接下来，金一南又更是这样渲染到：“当时井冈山的人何长工、杨至诚、谭震林他们在回忆里都讲到，一听说朱德带着红军来了，朱毛红军会师了，他们讲话这下可好了，来了个会打仗的。第二还说，唉，朱老总有个‘十六字诀’，他有个秘诀，有个战胜敌人的秘诀。后来的肖克回忆，当时的部队对朱老总，有一种迷信般的崇拜。

　　朱德同志提出了这个‘十六字诀’，在提出‘十六字诀’做了非常大的贡献。毛泽东同志呢?毛泽东同志‘十六字诀’，因为你一种作战理论的提出，你需要胜利来奠基呀!没有胜利的证明，你这个理论是站不住的。毛泽东用他丰富的军事实践，证明了‘十六字诀’。朱德最先认识，最先提出，毛泽东用胜利加以证明，它是这样一种综合体。”

　　不用说铁的历史事实明明白白地摆在那里，仅是从逻辑上，就能看出金一南的此说，完完全全就是地地道道的胡说八道。因为就是在这同一讲中，当在讲到“毛泽东用他丰富的军事实践，证明了‘十六字诀’。朱德最先认识，最先提出，毛泽东用胜利加以证明，它是这样一种综合体”这里之前，金一南曾经又是这样讲的：“我们前几集讲了领袖，讲了路线，讲了方针怎么确定的。怎么贯彻实施?需要一批战将，就在革命战争年代，需要这批战将，用胜利来证明领袖的领导是正确的。这批人是最终的是通过战场的搏杀，来确定你两个集团，或者你两种道路，两个路线，那么谁最正确。我们讲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的标准。这里面的实践，中国革命的实践，就是战争实践，就是胜利实践，就需要胜利来证明。我觉得就是我们为首的朱德同志，很多人长期以来呐，对他的具体的功绩呢，并不是很了解，就象我们前面讲的，不太很了解。”

　　金一南在他所著的《苦难辉煌》一书和所做的《走向辉煌》系列讲座中，把毛泽东定位是领袖，而把朱德定位为了是战将，而且还是中国工农红军以及后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为首的战将。根据金一南在该书和该讲座中自己所遵循的逻辑，领袖是路线和方针的确定者，而路线和方针的贯彻实施，则需要一批战将。战将要用胜利，来证明领袖的领导是正确的。那么到底是毛泽东是路线方针、包括军事理论的确定者?还是朱德是路线方针、包括军事理论的确立者?到底是朱德用他丰富的军事实践，证明了毛泽东所确立的路线方针、包括军事理论是正确的?还是毛泽东用他丰富的军事实践，证明了朱德所确立的路线方针、包括军事理论是正确的?金一南一会说毛泽东“军旅之事，未之学也”，也就是没有任何的军事实践。一会又说“毛泽东用他丰富的军事实践，证明了‘十六字诀’”。既然金一南已经认为“这个战术动作你让毛泽东同志规划，确实太勉为其难了”，那么毛泽东哪里又会有什么“丰富的军事实践”。尽管是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副主任和战略研究所的所长、战略学博士生导师、教授，可是金一南对历史的观察、对历史的分析、对历史的研究，却就是敢这样的胡说八道。金一南在他的同一本书和同一场讲座中所遵循的逻辑，就是这样的来回颠倒。这真是“卖屁股逛窑子，翻来覆去都是他的理”。可就是这样违背史实、逻辑错乱、纯属就是胡说八道的一本书和一场系列讲座，却不仅还被拍摄成了长达十二集的大型历史文献纪录片，而且国防大学的政委刘亚洲上将，还更是担任了该片的出品人并还亲自为该片题写了片名。中国人的逻辑，当然不至于都错乱到如此的地步。然而不管是谁，只要是贬低毛泽东，那么马上就会暴露出他们的无耻与无知。

　　在《土地革命与红军将领》(一)这场讲座里，金一南不仅说是朱德首创了游击战争的“十六字诀”，而且还更是说朱德早在一九二五年在苏联接受秘密军事训练时，就曾经说过“队伍小有小的打法，大有大的打法。必要时，拖队伍上山。”然而尽管金一南为了表白是朱德首创了游击战争“十六字诀”时，说得是喋喋不休，可是金一南却并没有举出一例朱德运用游击战争“十六字诀”打过某一仗的具体战例。特别是到了敌军七个师的重兵围来这样必要时，朱德率领“南昌起义”的余部和“湘南暴动”后成立的农军的确是拖家带口地上了山。然而朱德却并没有就近在湘南地区上哪一座山，而是长途远涉几百里并在毛泽东率部的接应下，上了毛泽东创建的中国革命第一块根据地的井冈山。

　　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华大地上，绝不是仅有一座井冈山。仅是朱老总和陈毅等人率领“南昌起义”余部参加“湘南暴动”最初地点的湖南省宜章县境内，不仅就分布着五岭之一骑田岭的主峰二尖峰和莽山的主峰猛石坑等海拔超过一千米的高山一百五十多座，而且还座座是地势险要、山高林密的开展游击战争的绝佳去处。而毛泽东在“敌军围困万千重”中，率领“秋收起义”后残存的那八百多名“泥腿子”，能够创建中国革命的第一块根据地，靠的不就是游击战术吗?无需任何史料佐证，仅是朱毛两军会师的地点和过程，就足以证明毛泽东和朱德，到底谁才有首创游击战争“十六字诀”的这个能力。

　　井冈山的斗争，始终是艰苦卓绝的。然而如果说“朱毛红军会师的时候，正是井冈山最困难的时候”，则不仅严重有违历史，而且也更不符合逻辑。

　　在即将遭遇敌军重兵合围的情况下，为了不被敌人吃掉，唯一的办法就是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转移或是向友军靠拢以增强自己的力量，从而使敌军不敢追击。金一南所说的“正是井冈山最困难的时候”，当然不是指经济上的困难，而是指军事上的困难。身经百战的朱德率部不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地区转移，而却来到敌人力量强大的井冈山，难道是想找死?

　　对金一南所说的“后来的肖克回忆，当时的部队对朱老总，有一种迷信般的崇拜”这件事，不用说了解多少中国革命的历史，仅是看完《苦难辉煌》这本书或是听完金一南《走向辉煌》的整场讲座，就能够看出或听出，金一南所说的“后来的肖克回忆，当时的部队对朱老总，有一种迷信般的崇拜”这番话，纯属就是骗人的鬼话。

　　当时部队中的个别人，如肖克对朱老总“有一种迷信般的崇拜”，这或许还有可能。但是如果说整个部队对朱老总有什么“一种迷信般的崇拜”，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朱毛两部井冈山会师之后，一九二八年六月三十日，就在江西敌军准备大规模围攻井冈山的时候，湖南省委特派员杜修经却携带湖南省委给红四军前委的两封指示信来到井冈山，命令红四军向湖南进军。针对当时敌强我弱和其他的一些实际情况，毛泽东坚决拒绝了湖南省委的错误指示。然而朱德和陈毅却拒不听从毛泽东的正确意见，认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无法坚守，于是便带领着由他们带上井冈山的部队所组成的红四军第二十八和第二十九两团，跟从杜修经下了井冈山向湖南进军。然而在朱德率领第二十八和第二十九两团下了井冈山之后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里，不仅没有获得相应的战果，反而竟然还发生了第二十八团二营营长袁崇全率部叛变并且杀害了前来制止叛变的红四军参谋长兼二十八团团长王尔琢的严重事件。而第二十九团的损失则更为惨重，全团哗变而只有团长胡少海和党代表龚楚领着肖克所部的二百余人跟了回来。就在由于军心严重涣散而且又处在敌人重兵的围追堵截之下而部队陷入绝境的时候，毛泽东亲率第三十一团三营下井冈山来到湖南进行接应，再次将朱德及其所部引领上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而就在毛泽东亲率第三十一团三营下山接应朱德以及所部的时候，留下来保卫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三十一团一营和三十二团也在朱云卿与何挺颖的指挥下，打了一场漂亮的黄洋界保卫战，从而粉碎了国民党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一次大规模的围攻。朱德听任党内左倾冒险主义分子的瞎指挥并放任部队搞极端民主化而却拒不接受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亲率第二十八和第二十九两团贸然向湖南出击但却遭到了惨败的这次行动，在党史和军史上，被称为是坚持井冈山的斗争时期的“八月失败”。

　　我们大多数的中国人尽管不太懂什么是逻辑，但起码也还是能够听出什么叫作“前言不搭后语”。肖克所说的对朱老总“有一种迷信般的崇拜”的部队，第一只能是朱老总所率领的八百多人的那“南昌起义”的余部，也就是后来的红四军第二十八团。第二就应该是也在朱老总的率领下上了井冈山的由“湘南暴动”的部分农军所组成的部队，也就是肖克所在的红四军第二十九团。然而这两支部队如果真的“对朱老总，有一种迷信般的崇拜”，那么又怎么会背叛朱老总，又怎么会发生叛变和哗变这样的严重事件。真不知“当时的部队对朱老总，有一种迷信般的崇拜”这样的鬼话，到底是肖克将军说的?还是金一南将军说的?

　　以往在歌颂和赞美朱老总的时候，都总是不忘说为了救国救民，朱老总才抛弃了少将、旅长、云南省陆军宪兵司令、云南省警务处长兼昆明市警察厅长的高官厚禄，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在旧军阀混战时期，朱德的确是曾经拥有过上述的这些官职。然而后来朱德失去了这些官职却不是为了革命，而只是为了逃命。

　　护国战争结束后，由于唐继尧为了控制四川，所以护国军并没有撤回云南。此后，为了争夺四川，川滇黔军阀进行了多次混战。一九二○年九月中旬，云南军阀唐继尧再次挑起了和四川军阀熊克武之间的战争。而此时的朱德，则在驻川滇军第二军军长赵又新手下任旅长。战至九月下旬，滇军失利，川军则乘胜追击，进攻朱德所部防守的泸州。十月八日，泸州被川军攻克，驻川滇军第二军军长赵又新也被川军杨森部打死。就在朱德所在的驻川滇军第二军行将溃散的时候，驻川滇军第一军的军长，也是朱德在云南讲武堂读书时的老师顾品珍召集了第一军和第二军的高级军官会议，商讨驻川滇军的出路。在会上，朱德提出了一个回滇倒唐的办法。朱德提出的这个办法，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而后，其他各部驻川滇军在得到消息之后，也赞同朱德的主张。于是，驻川滇军各部共推顾品珍为首，率军回滇倒唐。

　　驻川滇军的反叛，打了个唐继尧猝不及防。仓促之间，只得逃往了越南。而朱德则亲率一个团，一直追击唐继尧到中越边境。一九二一年二月九日，顾品珍进入昆明，自任滇军总司令。三月五日，顾品珍委任朱德为云南陆军宪兵司令。一九二二年一月，顾品珍又调任朱德为云南警务处长兼省会昆明市的警察厅长。

　　一九二二年二月，唐继尧卷土重来，率部反攻昆明。顾品珍在任命金汉鼎代理滇军总司令和云南省代省长之后，亲自率军去战唐继尧。一九二二年二月二十四日，顾品珍战败身亡。前线战败的消息传到昆明后，三月九日，金汉鼎、朱德和唐淮源等一批高级军政官员带着机枪营和警卫连的数百人和几十匹马并携带大量的金钱物质，马上逃出了昆明。三月十七日，返回昆明的唐继尧以“各卷巨款分途逃窜”为由，下令通缉追捕金汉鼎、朱德和唐淮源等人。

　　逃出昆明后，金汉鼎和朱德等人先是想经过大理逃往国外。然而大理镇守使兼第九旅旅长华封歌却不仅不准金汉鼎和朱德等人通过，反而还派人追杀金汉鼎和朱德等一行。于是金汉鼎和朱德等人只得掉头向北，打算逃往四川。由于沿途不断遭到缉捕，所以当金汉鼎和朱德一行于三月二十一日逃到四川攀枝花的陶家渡时，不仅只剩下了十七个人和四匹马，而且朱德的左臂还被流弹击伤。直到经陶家渡渡过金沙江之后，金汉鼎和朱德一行，才算脱险。然而尽管脱险了，可是金汉鼎和朱德等人的高官厚禄，却也就此失去了。

　　渡过金沙江之后，金汉鼎和朱德一行到达了会理。在金汉鼎的好友、会理知事赖建侯的帮助下，金汉鼎和朱德一行途经德昌、西昌、越西、雅安、嘉定(乐山)、叙府(宜宾)，于五月中旬到达了南溪朱德夫人陈玉珍的住处。在休养半个月之后，金汉鼎和朱德、唐淮源离开了四川，经水路到达了上海。到了上海之后，金汉鼎、朱德和唐淮源先去投靠孙中山。而此时刚刚被陈炯明从广东赶到上海的孙中山见滇军悍将金汉鼎、朱德和唐淮源前来投靠自己，喜出望外，马上提出由自己资助三人十万银元，让金汉鼎、朱德和唐淮源三人去收买范石生、杨希闵和朱培德等顾品珍的旧部，然后攻打唐继尧，武力夺回云南。然而此时的朱德对军阀混战已经心生厌倦，于是怀着对孙中山的失望拒绝了孙中山而去寻找共产党。可是陈独秀对朱德提出的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却设置了很高的门槛。于是朱德只能与金汉鼎、唐淮源分道扬镳，然后和好友孙炳文远赴到德国找到了周恩来。在经过周恩来和张申府的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朱德才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从丢弃了高官厚禄为了逃命，到抛弃了高官厚禄为了革命。就是这一点小小的改动，就使朱老总的形象，顿时高大、高尚、完美起来。

　　不管是被迫也好，还是自觉也罢，朱老总最终还是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最终还是为中国革命，为中国人民，为中华民族立下了大功。朱老总的历史功绩，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朱老总的历史形象，也更是早已成为了永恒。共和国十大元帅之首和“永远的总司令”，就是对朱老总的历史功绩和历史形象最充分的肯定。所以就象不管如何矮化、丑化和妖魔化，毛泽东的形象也贬低不了一样。不管如何过度地赞美，朱老总的形象也拔高不了。因为每个人，都早就有了自己的历史定位。特别是某些人过度地吹捧朱老总，也并不是真心的热爱朱老总，而只不过就是欲效法当初把周总理推上圣坛而把毛泽东拉下神坛的做法，想通过拔高朱老总而把毛泽东送上魔坛，从而继续矮化、丑化和妖魔化毛泽东。

　　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历史来看，当年中国革命所遭遇到的那些挫折和所付出的无谓牺牲，完全是由于排挤、打击、虚无了毛泽东。因此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正确，特别是正确，完全是来自于毛泽东的伟大、光荣和正确。所以，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就是为了维护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合法性，就是为了维护中国共产党今天的执政地位，就是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坚决反击。

　　中国人民解放军及其前身中国工农红军和工农革命军的人民军队这个性质的确立，就象是《人民军队忠于党》这首歌里所唱的“开天辟地第一回，人民有了子弟兵”那样，的确是件开天辟地的事。而所谓的“赣南三整”，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及其前身中国工农红军的人民军队这个性质的确立，是不可能起到任何作用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人民军队这一性质的确立，不仅在于毛泽东为其所确立了“党指挥枪”、“支部建在连上”和在军队内部所建立民主制度等这样的根本性制度，而且还更在于毛泽东为其所确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根本的宗旨和目的。正是因为如此，所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及其前身中国工农红军，这才成为了人民的军队，这才成为了人民的子弟兵。所以，小到从“井岗战旗红”到“八一军旗红”这样对一首歌词的篡改，大到以党的“权威文件”的方式把毛泽东思想分割并霸占成了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而这所有的一切，全都是为了虚无毛泽东。

　　中国人民解放军之所以不同于古今中外的任何军队，就在于毛泽东为它注入的人民军队这一性质，就在于毛泽东为它确立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根本宗旨和目的。失去了人民军队的这一根本性质，中国人民解放军就不是人民的军队;背叛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这一根本宗旨和目的，那就更不是人民的军队。而正是由于毛泽东通过“三湾改编”和“古田会议”等所确立了一系列的根本性制度以及《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这一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军纪的确立，才为这支军队注入了人民军队的这一根本性质，才为这支军队确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这一根本宗旨和目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当然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缔造的，但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人民军队的根本性质和根本宗旨与目的，却是毛泽东为其注入并确立的。因此说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支人民军队的创立，只能是始自于毛泽东。只有在“三湾改编”和“古田会议”之后汇集在毛泽东旗帜下的军队，才能够称得上是真正的人民军队。

　　文革时期，许多人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长壮大的历程，根据当年我国革命的历史事实，要求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改在九月九日“秋收起义”的这一天。然而为了维护党和军队的团结，为了维护战友们的历史荣誉，为了维护“南昌起义”的历史地位，为了维护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正确，毛泽东没有同意怎么做。因此仍旧把每年八月一日的这一天，继续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

　　与“三湾改编”相比，“赣南三整”不过就是惯常的组织建设和军事训练而并没有什么历史性的创造，所以“赣南三整”并没有改变朱德所统帅的南昌起义余部这支部队的任何性质。如果这支部队不是在后来汇入到井冈山而接受了毛泽东所确立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民军队这一根本宗旨与目的并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的这条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那么等待它的，只能是和后来追随张国焘南下的红四方面军与西路军一样，也必然是失败的命运。因此，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农村包围城市”这条中国革命正确道路的确立，不仅是人民军队创建的起点，不仅是土地革命的起点，不仅是红色革命政权开始创建的起点，而且也更是当年的中国革命开始走向胜利的起点。而这一切，完全是来自于毛泽东。所以把“井岗战旗红”这句歌词篡改成是“八一军旗红”，就是为了凸显他人而虚无毛泽东。这是典型的用虚有历史的手法来混淆历史，来篡改历史。这是当前极度泛滥与猖獗的历史虚无主义，又一种突出的表现。

　　也许是天人感应，也许是既悲心如海而又充满了智慧的毛泽东真能预知未来。毛泽东知道，为了澄清历史，后世的中国人可能要更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然而毛泽东更知道，不管中国人民是多么地爱戴他，无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全体指战员是如何地忠于他，但也绝不可能把他忌日的这一天，更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于是，神一般的毛泽东，果真选择了在九月九日“秋收起义”纪念日的这一天，离开了他所为之奋斗了一生并奉献了一切的中国人民，离开了他用全部的心血和智慧来守护的中华民族。可是尽管毛泽东悲心如海，然而一些已经阴损到了无以复加程度的卑鄙小人，却把他忌日的第二天，就定为了是我国的教师节。

　　早在改革开放前不久的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邓小平就曾经这样说过：“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各族人民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所以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而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实践更是证明了，背叛了毛泽东，背离了毛泽东思想，中国共产党根本就谈不上什么伟大、光荣、正确。因此反击历史虚无主义，首先就要严厉打击对毛泽东的矮化、丑化和妖魔化。然而在中国共产党仍然还在执政的当今中国，对于专以矮化、丑化和妖魔化毛泽东而表现出来的历史虚无主义的泛滥与猖獗，不仅没有任何权力与能力的人民群众对此无能为力，而且就连毛泽东亲手缔造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对此也同样是万般的无可奈何。

　　二○一五年七月二十日，国防部官方网站发布了这样一则消息：“ 中国军网讯，乔梦报道：七月二十日，‘我们和英雄在一起’网络名人走进军营活动总结座谈会在京举行。军地部分媒体、网络名人和新媒体账号负责人参加座谈，并就网络时代如何更好地捍卫英雄精神、反对歪曲历史进行研讨、发起倡议。”

　　这次总结座谈会发布的这个《倡议》，标题为《“捍卫英雄精神、反对歪曲历史”》，其内容如下：

　　“ 一、尊重历史，敬畏英雄。对于歪曲历史、丑化英雄的言论，不围观、不点赞、不转发。

　　二、认真甄别，严格审核。互联网企业和自媒体平台不为这些不良言论提供传播空间和渠道，对恶意谣言及时处理。

　　三、净化网络，从我做起。对网友认识上的误区，释疑解惑;对别有用心的抹黑攻击，积极驳斥、坚决斗争;对诋毁英雄的谣言炒作，及时举报。

　　四、网络拥军，共铸长城。自觉抵制用历史虚无主义手法丑化军队的言论，维护革命英烈和人民军队的形象、声誉。

　　五、弘扬英雄精神，创造英雄业绩。唱响主旋律，传递正能量，为实现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

　　让我们团结起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群策群力，携手共进，使网络空间清朗起来!”

　　天可怜见，国防部是干什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的基本职能是：统一管理全国武装力量的建设工作，如人民武装力量的征集、编制、装备、训练、军事科研以及军人衔级、薪给等。然而面对歪曲历史、解构英雄精神的历史虚无主义的泛滥与猖獗，掌管全国武装力量的国防部却竟然束手无策。不仅不敢对宣扬历史虚无主义的人进行严厉的打击，反而还只能言之哀哀、情真意切地对广大网民进行号召。这样的做法，难道是想再上演一场老子的哀兵必胜?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泽东亲手缔造的，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是国家安全与民族尊严的坚强捍卫者，是人民利益的坚强守卫者。然而如今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由于象金一南这样的将军太多，因此对历史虚无主义不仅打击不利，甚至都不可能进行打击。只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如果任由历史虚无主义这样继续泛滥与猖獗下去的话，那么不用说守卫人民的利益、捍卫民族的尊严、保卫国家的安全，恐怕就连自己，也都可能要保护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