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城文革在枪声中"终结"

一月八日上午，他上街到国营副食品商店去买了些东西，主要是为乔丽生养之后所需的副食品做些准备。从商店里出来，街上空气好像有些不对劲，有一种无形的紧张，这紧张从每个行人的脸上身上走路的步子上透出来，四处弥漫、扩散，进入他的心中，成为他的感觉，把他也拉了进去，心里无端地就紧张起来。而气温也好像在下降，寒气透过衣服像无形的冰似的往身体上靠。　　

一个他并不认识的人眼睛看着他，对面朝他走来，在他面前停下，为的是要跟他说一句话，说：军管会出了《最后通牒》啦！说了就走了，并不打算听他的回答，好像说出这句话就能排解心中的某种恐惧似的，然而并没有排解掉，样子还是那样有点紧张，身子都收缩了起来，好像被寒冷驱赶着似的。　　

他从这可怜的人离去的背影上收回怜悯而疑问的目光，心中判断着，大约是军管会要求“控告团”限时从军管会撤出，因为他们在里面闹了有个把月了，不但影响军管会办公，让全市人心里牵挂，也已经引起了四周群众的不满，那高音喇叭一打开，不管是说话，还是吹号，反正那声音一出现，就让人的心揪了起来，真有国无宁日之感。虽然他好像还是能忍受、以至能理解的，但心里的焦虑和不满也与日俱增。可是“控告团”的《成立宣言》上还写着他的大名呢，好在那《宣言》早已被其它大字报覆盖掉了，而一般的人也不记得那个名单。　　

他从簇聚着的一小堆人那里，看到了刚才那人所说的军管会《最后通牒》，其实是《最后通告》，铅字印刷的，字很大，只有寥寥数言，简单说了几条义正辞严的理由之后，即限令“控告团”必须在一月九日零点之前撤出，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皆由“控告团”负责。　　

一阵真正的紧张刺入心中，他想，这就是姜顺堂所说的“采取果断措施”。他的大脑这个接受器，敏感地特别地记住了这句话。街上的无形的紧张空气，就是从这份全城张贴的《最后通告》上散发出来的，伴随着寒流，笼罩了亭州小城。　　

他的心收紧了，目无旁顾，从小巷抄近路，很快回到家中。感到小屋里特别的温暖、安宁。他把门关掩得只留一点空隙，考虑煤炉产生煤气的原因，而没有全关死。她对乔丽说，外面降温了。　　

然而外面也就有人光临，他开门一看，是两个学生，江进海、林集，两个学生身后还站着一些学生，有男生，也有女生。他从屋里出来，又把门掩上，解释说：我老婆要生养了。　　

学生们并没有在乎他的关门的动作，因为他的屋子太小了，也知道他现在不是一个人，他们本来就没有要到他的屋里去的打算，他们只是要跟他说一下话，要把他们的某种打算告诉他，听听在这关键的时刻他对问题是怎么看的，最好是能从他这里得到他们所需要的指导，要么是坚决支持他们，要么是有充分理由能把他们说服。他们神情紧张，面临大事，他们望着他这个年长于他们的人，是学校里有名的老师，又有那样不寻常的经历，是当年抗日民主根据地盐阜师范的学生，甚至有着新四军一员的资格，而且“文革”以来跟他们发生了那样血肉的联系，虽然他只是一个人，没有参加任何战斗队，甚至也算不上他们这一派的，他是一个无派的人士，但他的名字又是被写在“控告团”的《宣言》上的，他是同情和支持他们的，他一定能说出中肯的见解来，给他们指示方向、增添力量。　　

你们，有什么事？他却这样问他们。　　

学生们围近前来，江进海说，军管会出了《最后通告》，郁老师可曾看到？他说，看到了。江进海说，我们要抵制。学生们的眼睛一个个亮亮的看着他。他说，我劝你们不要管这事。为什么？江进海立即问。但也知道自己性急了，就不说了，让他说。他说，你们说，现在这形势，静坐军管会，是主动，还是被动？是正确，还是不正确？是得到群众拥护，还是引起群众反感？你们如果现在准备抵制，我说先不要忙，要抵制也来得及，你们先找个地方坐下来，把《元旦社论》好好从头到尾学习一遍，然后再作决定，好吗？“控告团”是有我的名字，但是我本人并没有表示同意。别的我也不好说什么了。我马上就要送我老婆到医院去生养。实在很抱歉，我说不出别的更好的意见。你们一定要慎重而又慎重，不要管这事了，啊？　　

说罢，他就往回走，在学生们的目送下进了小屋，而且把门又虚掩成那样，好像把自己与世界小心地隔开来一样。他的心里是很不好过的，他应当跟这些学生去领着他们学习《元旦社论》才对，他应当一直跟着这些学生，决不让他们采取什么抵制行动才对，他应当对他们更热情更关心一些才对，可是他几乎像个自私的冷血的动物一样就丢下他们回到自己的小窝里来了。他是不是太让他们失望了？他没有负起他应当负起的责任。他是一个胆小鬼。但好在他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的心里像一团乱麻一样。　　

学生来，什么事？乔丽问。　　

军管会出了《最后通告》，限定了时间，要“控告团”撤出，但是学生说要抵制，我劝他们不要这样。　　

乔丽叹口气，没说什么。　　

我们马上就到医院去吧。　　

这时却来了一个女生，说：大家派我来帮助师娘。　　

这真是太好了，他心中对学生不免又是一阵愧疚。在去医院的路上，他试着问这个女生，街上关于刘庄事件的大字报，你们看了吗？女生说，看了。他问，对那个农民的死，你们是怎么看的？女生说，那个农民死得当然无辜，但那是误伤人命。他说，另一派的大字报上不是说后来又扎了一刀吗？女学生说，如果这样，这事情当然不好，由个别人自己负责，但“工红”作为文化大革命的左派，大方向一直是对的。他听了也就不再说什么，要想较深地谈这个问题，在路上是很不便的，而乔丽正挺着大肚子艰难地走着，女学生在一边小心地保护着她。　　

到了医院，住进了妇产科，正是乔丽工作过的地方，熟悉的医生护士们都来问候乔丽，表示祝贺，这祝贺的后面，无形之中联系着他们昔日的悲剧和全部的凄惨，也就在很同情的不言之中了。他们感谢了那个女学生，让她走了。这样，他就一直守在医院里，倒也借此躲开了外面的世界。妇产科的大病房里，有刚刚生了孩子的，有等待着生孩子的，还有正在送进产房去生孩子的，来来往往的医生护士，加上产妇的家属人等，以妇女居多，小声地说着话，品评着刚出生的婴儿，说着产妇生孩子时的种种情况，一派兴奋的、神秘的、极有乐趣的、充满无限希望的气氛，与外面正紧张着的“闹革命”的天下，是两个迥然不同的世界。他贪婪呼吸着产妇病房里特有的一种主导着四周一切的气息，那是新生婴儿带来的温馨的气息，以及产妇们的极其安祥的气息。　　

乔丽来了阵痛，被送进了产房，他不能进去，就到产房外面的窗子下面去，想从窗帘的缝隙里看到一点，但里面窗帘遮掩得很仔细，什么也不让外面看到，而且窗子还比较高，需要用脚踩在墙楞子上，那墙楞子突出在墙外一点点，只够脚尖儿在上面着力，双手还要扒着高高窗台，这样支撑全身的重量，一次只能坚持那么一会儿，也就要下来，而且这种行为还可能遭到怀疑，是不适宜的，所以他也就放弃了这一努力，而改为站在那窗下发挥耳朵的功能，凝神听着。　　

午夜很冷，幸而无风，天上星空似乎低了许多，星星也大一些，叫人想到古歌《敕勒川》里“天似穹庐”的这个比喻，仰望“穹庐”，现在如此繁星缀满，简直是华丽而辉煌的。正当他因为夜空的神奇而暂时忘怀了别的事情，忽然听到远处传来一阵清脆而分明的“哒哒哒”的声音，接着又是一阵“哒哒哒”！难道是枪声吗？但接着他听到的是婴儿的啼哭声，分明是从产房窗里传出来的。他连忙奔进屋，到产房门口去，一个护士走了出来，认得他，对他说，郁老师，恭喜你，大人孩子都平安，你有女儿了！他连说谢谢，内心充满对冥冥的感激之情，不觉的泪水满眶，很想躲到一个地方去大哭一场。他看了一下时间，已经是凌晨一点半，是一九六八年的一月九日了。　　

护士人员将乔丽和孩子送回病房躺下，疲惫已极的乔丽幸福地闭目养神，或者是睡着了，那么美丽，婴儿就睡在她的身边。他在床边上守护着，后来不觉也就似乎睡了一觉，睁开眼时，天已经亮了。　　

他出去忙乔丽的和自己的早餐，屋外很冷，地冻天寒。一出医院大门，觉得人们的脸上以至走路的脚步上，都在向他传递着一种紧张的空气，好像发生了什么最可怕的事情。他想起夜里似乎听到了枪声，心头不觉如梦方醒，一定是的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想知道，又怕知道。他就只管忙自己的事去。烧饼、馒头、豆浆，都买到了，他也就听人们低声地惊恐地说着“军管会里打死了人”的可怕消息。他不及细听，心被一种恐惧感抓住，他的脸上他的脚步不觉也就把一种紧张同样传递到空气中去。他赶快到家中，吃着烧饼，喝着水，把豆浆煮过，把馒头蒸了一下，用旧棉衣包了保温，送往医院去。　　

可怕的消息也已经传到了产妇病房里，乔丽问他，在外面听到什么消息吗？这里的人说，夜里军管会里开枪打死人了。他回避着说，现在不谈这个事。就伏侍乔丽吃早饭。婴儿还不能喂东西，只能用一滴两滴水去滴在她的小嘴上，使她不要嘴干，她也就把嘴砸吧起来，而且还睁开了眼睛，是长长的丹凤眼。他和乔丽看着都笑了。那孩子一目了然是像乔丽的，这很合他的心意。　　

妇产科的熟人照顾他们，正好有一间单独病房空下来了，立即就将乔丽转移了过去。这样就方便得多，更加安静些了。到上午十点锺时，有两个女学生找到妇产科来，找到了他们，说是来帮助他们做事的。他们真是感激万分。但暂时还没有很多的事情要做，尿布才用脏了一块，她们发现了，拿去洗净，晾在暖气管上。她们喜爱地看着婴儿，说着赞美的话，让乔丽很高兴。作为医校的学生，她们就是将来的护士，作为女孩子，她们也是将来的小母亲。她们的到来，更给小屋里带来了生活的家庭的气氛，因为他和乔丽在亭州并无亲人，她们就像是来探视的亲人一样，弥补了这一缺憾。　　

他问起外面的情况，两个女生看着乔丽，不知道能不能说，乔丽说，不要紧，我已经听到一些了，你们说吧。　　

这样，他初步知道了从昨天晚上起，军管会里发生的事情。　　

原来，江进海他们昨天上午从他那里离去之后，倒是听了他的话，没有采取什么抵制的行动，连一张大字报也没有写。（但是不是如他所劝说把《元旦社论》再学了一遍，那就不知道了）。到晚上的时候，《最后通告》所限定的时间一小时一小时逼近，空气紧张起来，街上行人明显地少了。十一点锺的时候，江进海林集他们到军管会里去一看，“控告团”一个人也没有，军管会里空空荡荡。江进海非常气愤，说，这么怕死啊。他们火拨拨地到“工红”司令部去。工人头儿们都在，江进海对他们说，军管会里一个人也没有，“控告团”的人都到哪里去了？如果要撤出，也应当是光荣的撤出，要坚持到凌晨的到来，不能在军管会指定的时间之内撤出，也不能这样不声不响的撤出。江进海这个观点，“工红”的头儿们都同意，有的头儿说，我马上就去，大不了就是一死。江进海也不等他们做决定，说，反正我马上把学生都叫去，坚持到午夜零点。就这样，学生又打了先锋，“控告团”的事情成了学生的事情，但当时这种界限根本不存在了。江进海他们几个人就返回军管会，到了小楼上，打开高音喇叭一喊，把话一说，只一会儿的功夫，有上千的学生从四面八方都进了军管会，就连江进海自己也没有想到他振臂一呼，会有这样大的作用，而学生们好像本来就都守候着，都在四周等着听到这一声号令似的。　　

江进海把学生在军管会大院里集中起来，排成队伍，也没灯光，只见黑呼呼的一大堆人，他站在前面讲了一通话，接着就上大街游行。天气虽然很冷，但学生们热血沸腾，一点也不感到寒冷。学生队伍后面自觉地跟上了很多的工人。亭州大街空无一人，但他们把主要的街道都游行到了，口号呼喊了一遍又一遍。后来队伍就回到军管会，江进海对大家说，一定要坚持到夜里零点的到来。学生们四下散了，但都在军管会里，其中也有不少的工人。江进海他们就上了“控告团”占据着的小楼，这两个女生也上去了。屋子里有不少人，都挤满了。那个说不怕死的工人头儿确实也去了，大约是运输公司的，叫郑林。楼上的人用桌椅堵住楼道，以防止部队冲上来赶人。后来，大家都站在一起，共同面对着桌上的一只小闹锺，零点快要到了，时针分针将并拢在一起，只剩下五分锺。小楼上空气一下子紧张起来，大家都不说话。江进海说，大家唱《国际歌》。工人女播音员把旋钮调了一下，让唱歌的声音传出去。于是唱起了《国际歌》：“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唱得很全，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中大家都把歌词唱熟了。唱好了歌，大家都不说话，眼睛都看着小闹锺上的秒针分针，看着两根针一点一点地并拢，一时万分地寂静，空气都凝固住了，好像等待着“轰隆”一声，大家一起在爆炸中壮烈牺牲，有传闻说军管会到时要用炮弹准确地打中小楼。　　

但是，零点过了，并没有发生爆炸，任何可怕的事情都没有发生。一阵奇特的寂静过后，大家发出了欢呼声，并且喊着“毛主席万岁”。下面似乎应当是撤出了。但江进海说，我们不能半夜里这样不声不响地走了，少数愿意留下来的人就在这里休息，多数人可以回家休息，但早上六点必须到军管会来集中，当着全市人民的面，举着旗帜，正式撤出军管会。　　

江进海这个提议没有人反对。于是大家都散了，有些人就在小楼上没有走。她们也回家去了。但是枪声响了之后，许多人都重新涌向了军管会，那时也没有想到怕死。她们亲眼看到申恩梅被打死在楼梯上，是下楼时中弹，倒下来的，头部中了两弹。　　

说着的女生不说了，怕乔丽听了不好。乔丽说，不要紧，你说，我也是学医的，做过人体解剖，我不怕这些。那女生说，估计是大家散了之后，军管会里没人了，只剩楼上几个人，这时候就有部队从埋伏着的地方出来了，他们进入小楼，守在楼梯下的走道上，准备上楼。申恩梅正好下楼去，也许还发出了惊叫声，这就成了目标。一枪打在太阳穴上，从左穿透到右，一枪打在下巴上。可能下巴中的是第一枪，从下往上打，打穿了，中枪后往下倒，这时候太阳穴上又中了一枪，那就没有活的可能了。铜号还背在他的身上。　　

他叹了一口气，想起了那个工人和他吹的号。想起他夜里听到的枪声确实是响了两次。就在那一刻，他的孩子降生了，现在还没有取名字，他还不曾有空到邮局去打电报给乔丽的老家以及他的老家。　　

另一个女生胆怯地说，早上又打死了两个人。　　

但是早上的枪声他没有听到，可能当时他是睡着了。　　

早上的情况是这样：一个女孩被打死在机关后面宿舍区大院的一个厕所旁边。子弹正好穿过喉部，活不成了。可能她是起早出来有事的。而当时天刚亮，部队撤退，发现前面有人影一晃，就开了枪，大家分析说一定是这样的。其实这时不开枪也不会有人阻拦他们撤退。　　

他问，那女孩多大？什么样？　　

女生说，那女孩看上去是个初中生，挺好看的，她爸爸是宗进庭。　　

啊！是小宗静吗？他和乔丽都惊呆了。他的头皮一阵发麻。这时他好像才感到这一切是多么的可怕。　　

你们认得她？女生问。　　

我们认得。他说。　　

太可惜，太可惜了。女生擦了一下眼泪说。　　

还打死一个什么人？他问。　　

还有一个人工作服棉大衣上有粉笔写的号码，说明他是大早出来排队买煤球的，听到军管会这里出了事，就来看热闹，在军管会里乱走，撞见了，被打死，趴在地上。　　

唉！他唯有一声悲叹。　　

我弟弟当时也在场。一个女生说。　　

你弟弟？　　

我弟弟才十一岁，家里叫他去排队买煤球的，在一个破篮子里放一块砖头，排在那里就行了。他也跟着人到军管会里去看，看到了十几个解放军，都拿着枪，脚上穿的是高帮翻毛皮鞋，他以前只看见解放军穿绿色的球鞋，没看见过解放军穿这种鞋，好像是在电影上才能看到的，他只顾盯着那皮鞋看，一个解放军对他说，小鬼，走开！这里危险！他才走开十几步，听到后面的枪声，掉头看到那一队解放军向北面跑去。这其实是最后撤退的一个班。现在，那三个被打死的人就搁在军管会大门口。　　

啊！这？他没有说下去。　　

家里没有人来收尸吗？乔丽问。　　

没有，死者家里都没有人来，就连宗进庭家里也没有人来。　　

唉，真糟糕。他说。　　

就这样，他大致晓得了情况，心中真是感慨万千，无从说起。乔丽就说要去看兰贞，但她还不能出院，只好由他先去看看。　　

兰贞家的门关着，他敲了几下，门开了，是宗真，见到是他，叫了一声叔叔，就让他进去，又关了门。兰贞从屋里走出来，也就拭泪了。　　

他说，真不幸，多么好的孩子。　　

兰贞说，老宗可能还不知道。我们也不好去告诉他。　　

他说，我马上去，是不是让他回来一下？　　

兰贞忙说，不要，情况太复杂了。　　

他立即意识到，是的，宗进庭是不宜到军管会门口去看那被枪打死的女儿的。即使宗进庭现在已经知道了情况，也只能忍着悲痛，不要有任何言论行动，以免遭误解。　　

他说，你们的处境真是太难了，但确实还是只有忍耐、等待。　　

兰贞说，人反正已经死了，随她去吧。兰贞拭着泪。他说，乔丽要来看你的，但她刚刚生养，还没出院。　　

兰贞“噢”了一声，问生个什么？他说，是个女孩。兰贞点头，说，叫她不要来，我去看她。　　

一切都不要再说什么了，一切的话都是多余的，没有任何东西能挽回和弥补这种损失，失去的永远失去了，小宗静再也不能复活过来，而且还搁在军管会门口，躺在寒风之中。　　

从兰贞家出来，犹豫了一下，他还是到军管会门口去了。那三个死者确实被搁在军管会门口，军管会大门洞开，里面空无一人。街上路过的人，有的目不旁顾赶紧走了过去，有的近前来看一眼，马上就面无表情地离开了。他看到，小宗静安静地闭着双眼，蜡黄的脸上落了一层寒风刮来的灰沙，一颗子弹正好左右洞穿了她的咽喉，要了她的性命和一切。那个申恩梅的中弹情况，正如女学生的描述，而那个不知名姓的人，胸前中弹，血迹染污了他的蓝粗布的工作服棉大衣。　　

恐惧与悲剧的心情，攫紧了他。他也像所有近前来看一眼的人一样，低着头、面无表情地离开。心中似有多少话，又似无任何的话。心压抑着，似乎有东西像核桃一样凝缩成结实的一团梗塞着。是悲剧，是不幸，是无理。一切都是不应该的，一切又都是有来龙去脉的。一场梦，凌乱而有头有尾。这梦又是很现实的，它就是现实，与每个人都有关系的。大家都忍受着，就像无可摆脱地必须忍受自己身体的病痛一样。　　

他遇到几个学生，他们抱着许多报纸，一路上发给行人，也发给他一张。他一看，八开四版小报，报名是《东方红战报》，下面就是满版整块大文章：《血的真相》，作者署名“本报编辑部”，路上不及细看，他把报纸折起来收到衣服口袋里去。　　

他遇到了刘镇琛。有好久看不到这个学生了。刘镇琛有点诡秘地左右看了一眼，向他走来，他也就让到路边，以便说话。刘镇琛说，早上我都没有敢出门，这会儿才出来看看。说着从口袋里拿出报纸来，问，这个报纸你有了吗？他指了一下衣服口袋，说，还没有看。刘镇琛收起报纸，说，文章是林集写的，胆子真大，点名责问部队宋政委。但是他们不想想，部队如果没有上级同意，怎敢开枪？死的三个人当中，我认为有意识的目标只有一个人，就是申恩梅，他一天到晚在军管会里吹号，目标明显，部队里也一定有不少人认得他了，正好他头一个下楼，当然就打他。至于其它两个人，是不该出现在部队撤退的路上。听说，江进海也是一个目标，因为他在军管会里集合学生，站在前面讲话的，目标很大。但后来正好他离开了。　　

他说，哪个是目标，哪个不是目标，这情况怎么可能让外面的人知道？是一种推测吧？申恩梅是很明白地开枪打死的，但如果他没有下楼，而是别的一个人出现在楼梯上，那被打死的也许就会是别人。过了《最后通告》所限定的时间你还在小楼上，就要执行清除。但部队没有冲上楼去再打死人，也没有在小楼下面继续等待目标，立即就从小楼下面撤离了，这说明不以打死人为目的。所谓部队，也都是很年轻的人，他们奉命执行任务，不了解情况，高度紧张，以为造反派多么厉害，而且是面对群众，情况复杂，心情紧张，后来被打死的两个人就是这种情境下的牺牲品。真实情况大约也只能是这样。　　

刘镇琛信服了他的分析，问，下面怎么样呢？他反问，你说呢？刘镇琛说，我感到，枪一响，就冷静下来了，下面还是要老老实实坐下来谈大联合、三结合，把运动收起来。他说，对，也只能这样了，《元旦社论》指出了唯一可行的路，大局所在。　　

与刘镇琛分手后，又遇到范公望。但这时候他不想跟他高谈阔论。他抱歉说，老婆刚刚生养，要去照应老婆。范公望却说，农村里刚刚生养的女人，天寒地冻的，就自己下河边洗尿布了。他就只好站下来，听范公望说几句。　　

范公望说，我们的《形式论纲》，你还记得其中的内容吗？　　

他说，大意是记得的，我的看法我都说过了。　　

范公望说，你可以坚持你的立场观点，我也可以坚持我的，但你的是目前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我的是目前不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我们共同承认的辩证法告诉我们，这种情况也是可以转变的。中外历史上都有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后来被别的思想取代了统治地位这样的情况。汉初尊崇黄老，后来是独尊儒术，这一变，就坚持了两千年。　　

他点头承认。　　

范公望说，亭州太渺小了，但它像大海的一个泡沫，同样反映大海的波动和太阳的光辉。我们就更渺小了，但我们的头脑，同样反映着思想的和社会的矛盾斗争，除非我们死了。　　

他看着范公望，等着听“序言”之后的“正文”。　　

范公望说，我在《形式论纲》里提出过“反题的自身”，“正题的前身”，“人间正道的合题”这三个阶段，今天我可以明确说，它其实隐含着真切的社会内容。现在，亭州的枪声一响，其实枪声在“鹊湖事件”中已经响过一次，在“刘庄事件”中响过一次，这回在军管会里再次响起。枪声的响起，说明了什么呢？可以说明我和柳春芳合着的《形式论纲》是对的，它预言了不远将来的现实。“反题的自身”已经走到了尽头，它想改变苏联变修式的命运，而让“反题”永远存在，从而成为永远的“正题”。但枪声响起，而且绝对不止亭州一处，是全国性的，说明了它的终结。虽然说这次运动只不过是“演习”，但它是认真的，认真到响起了枪声，流起了鲜血。我们当然也应当认真地看它。事实上人们一开始就是极其认真地看对待的。我说，只让它“演习”一次就足够了，不可能再有第二回。为什么？因为枪声响了。人们最怕的就是枪声，再也不愿听到。“反题的自身”提出什么“防止论”，那就是意识到了某种不可避免。既然不可避免，那么你要“防止”，就是逆天行事，就要失败。如果我短命看不到这一天，那么我的儿子差不多可以看到这一天。“反题的自身”，终归要回到“正题的前身”。前身是什么？我就不说了。我们的前身才是正题，那个社会才是最正常的社会，说穿了，三十年代一边是旗袍美酒一边是贫民窟的大上海的社会就是最正常的社会。你如果不信，只要问你一个问题，为什么那时鲁迅、茅盾、巴金这些人都居住在上海？那时的一个三流作家，就超过现在的一流作家，学者就更不用说了。所以我说我们这个社会的前身才是正题。那么，由反题回到正题，从而得到“人间正道的合题”，就是不可避免、也不可“防止”的。“防止”就是反动，“革命”就是胡闹。《形式论纲》已经被作者之一的柳春芳烧了，但它仍是存在的，因为它所说的其实就是历史本身，它将由历史以事实的形式写在世人的面前。　　

他说，我不跟你辩了，从逻辑上，你是站得住脚的，从社会前进与倒退的反复较量上，你也是站得住脚的，但仅此而已，你不要想我承认得更多一些。有一天你的“正题”、“合题”成为我眼前的事实，我也不会承认它就是真正的“正题”和“合题”，那时我就会用你的话反过来指出，这是“反题的自身”，必将回到“正题的前身”，从而得到“人间正道的合题”。　　

范公望大笑，说，好对手，好对手，知识分子的文字游戏而己，那就不说了吧，把眼睁大些，试看来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　　

他说，我想再提醒你一下：马克思于1881年3月8日写给某个人的回信提出过一个重要思想：在某种相应的历史环境下，某些民族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也就是不必经历资本主义给人类带来的那种痛苦和屈辱，而走上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我想，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以来的世界历史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封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成为社会主义新中国，也是一个有力的证明。而你所向往的旗袍美酒加贫民窟的大上海，一方面固然是资本主义的天堂和乐园，另一方面也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泥坑。　　

范公望说，但是，我们看到在许多方面我们要补资本主义的课。他说，那是在社会主义前提下汲取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成果为我所用，而不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并不是你所说的从“反题的自身”，回到“正题的前身”，还有什么“人间正道的合题”，亏你想出了这些概念。如果照你的思想，那么我们应当怎样对待国内包括西藏在内的少数民族地区呢？是不是要让他们逐一经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漫长时光，然后再让他们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同样，放在世界范围之内，也应当这样看问题。我只能佩服你的勇敢执着精神，但在理论上，我无法对你肯定得更多。我们以后继续再辩吧。这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　　

跟范公望告别之后，他选择从大街上走。街上比起往日，人少得多，大字报也都是旧的，人似乎都尽量在人行道上贴着墙走，而不是像平常那样满街乱行。作为“好派”对立面的另一派，被“工红”称为“屁派”的人们，针对“一•九事件”，没有发表任何意见。所有的人们好像都被“一•九”的枪声镇住了，《最后通告》言出法随，毫不手软，令所有人胆寒。　　

他走着，看到在大街上的一处地方，聚集着百十人，都静静地仰头听着。原来，在街边一个二层楼上有人在扩音器里讲述《血的真相》，就是讲解《东方红战报》上的那篇大文章，他听出来了，是江进海，言词清楚，有条有理，愤激昂扬。这个学生真有一股得理不让、不屈不挠的劲头，他只觉得担心和害怕，他快步走了过去。　　

但他被人一把拽住了，是包吉。他心里真不想再跟他们有任何的关系，他甚至露出了几分畏缩的模样。果然，包吉很令他失望，竟大大咧咧的对他说，怎么，枪一响，把你大知识分子吓成这样了？他不得不规劝道，发生这样大的事情，你们也应当冷静下来了！包吉一怔，立即收敛了他刚才的轻浮麻木和装出来的不在乎，说，头头部正在研究下面怎么办，反正“控告团”的事情，就这样结束了，他们是枪杆子，他们狠。他说，枪杆子不能瞎狠，不是枪杆子也不能瞎狠，这就是教训。　　

他掉头就走，包吉说，你不想理我们了？包吉的声音里颤动着一种可怜。他掉过头来，甚至走近了几步，对包吉说，我的话，你们不听，现在这个结果，还要我怎么说？你带个信给刘克成，不要再搞任何小动作了，老老实实按照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的讲话，按照《元旦社论》要求的去做，必由之路，没有别的可能。“文革”作为一次“演习”，早就进入收尾和总结的阶段了。你们应当自觉配合，来赢得一些主动，现在也许已经嫌迟了一些。　　

包吉眼瞪起来说，他们不会放过我们的，他们做梦都想收拾我们。他说，以后再谈这个吧，我老婆生养了，我现在要去有事。他就走了，他能感到包吉站在那里望着他，似乎还想听他说几句以至骂他们几句。勇敢的闯将包吉现在露出了一丝悲伤、迷惘和孤独。他狠下心，坚决地离开了包吉，还将离开刘克成，离开江进海、林集，离开他们的这一切。他的头脑里同时出现寒风中小宗静可怜的遗体遗容和襁褓中刚出生的女儿的红红的小脸蛋，心头一阵痛楚，止不住一股泪水涌了出来……　　

然而，他却遇到了林集，这个像思想的怪物的中学生，刚刚勇敢地写了《血的真相》的大文章，他想躲开，却来不及了，而且，林集那两片白色眼镜片，像两个白色而模糊的大眼睛，正瞪着他，那脸像是惨白的，人也走到他的面前来了。　　

“你……”，一刹间，不知从何而来的一种恐怖，像冷电在他身上一过，令他一颤，竟说不出话来似的。　　

林集却没有说话，把一份传单送到他的手上，对他有点惨然一笑，说，这是瞿秋白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写的，给你看看。　　

他一看，题目叫《多余的话》，正文上面有个《山东矿院红卫兵按语》，说明着林集他们翻刻的这份材料的来源，《按语》说：　　

到目前为止，人们认为，瞿秋白是在国民党枪口下从容就义的，现在发现的这份材料里，他却称自己是“叛徒的一种”，说“虽然我现在很容易装腔作势慷慨激昂而死，可是我不敢这样做。历史是不能够，也不应当欺骗的。我骗着我一个人的身后虚名不要紧，叫革命同志误认叛徒为烈士却是大不应该的”，说他“决不愿冒充烈士而死”。   　　

瞿秋白为什么这样写？请你自己往下看，并作出你自己的判断。　　

他倒抽一口冷气，没有忙着看这奇特的材料，一抬头，看到林集已经离去，倒不像平常，总有些话要对他说，也许是已经觉得“多余”了？　　

他站在路边一口气就把材料看完了。真想不到瞿秋白在最后的时刻，会写出这些话来，分明是不应当那样写的，简直令他震惊，轰毁着他的头脑。但是，他又不能不觉得，那写的是真话，是一种可以理解的真实的心情和思想。从文笔上看，材料可信，伪造不出来。林集他们是什么想法呢？为什么林集没有说更多的话？他把传单折起来，在身上收藏好，继续走他的路。瞿秋白说的那些不同寻常、却有着惊人真实的话，一句一句在他头脑里颤动着：　　

不幸我卷入了“历史的纠葛”……一场误会，一场噩梦……一只羸弱的马拖着几千斤的辎重车，走上了险峻的山坡，一步步的往上爬……最好是趁早结束了吧……其实，最理想的世界，是大家不要争论，“和和气气的过日子”……一出滑稽剧就此闭幕了……我始终不能克服自己的绅士意识，我终究不能成为无产阶级战士……不管宇宙的毁灭不毁灭，不管革命还是反革命，等等，我只要休息，休息，休息……一生的精力已经用尽，剩下一个躯壳……　　

拐了一个弯，进入小巷，他裹紧了一下衣服。他想考虑什么，头脑里却忽然一片空白。丁未年小寒刚过，气温降到零下七度，加上五级西北风，天是特别地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