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与乡土中国： 试论《金翼》中的基督教因素

基督教与乡土中国

——试论《金翼》中的基督教因素

刘章才

(首都师范大学，北京100037)

　　摘要:《金翼》是人类学研究的经典之作，但书中有关基督教的内容长期没有受到重视，它不仅对两个家族的不同命运具有重要影响，而且有助于深刻认识基督教与乡土中国的复杂互动关系，深化学界对于人类文明走向的认识。

　　《金翼》是林耀华教授于40年代以自己在福建省玉田县黄村的成长经历为基本素材，用英文写成的一部小说体裁的人类学名著。学界对于《金翼》可以说耳熟能详，它叙述了两个家族在中国民间传统文化与经济的背景下，面对新的商业社会的经济方式，如何调整适应以求新的发展或因不能适应而日渐衰落的故事。两个家族的结局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反差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一类仍固守传统，依靠祖传田产为生;另一类受到现代教育和基督教思想的影响”①，该书英文版序言的点评可谓深刻，但令人遗憾的是：书中有关基督教的内容并未引起学界的真正关注，本文拟对这一问题进行针对性的探讨。

　　一、传教士如何在乡土中国进行传教

　　自从1807年，马礼逊受伦敦会差遣梯海而来,基督教正式传入中国，但基督教作为异质文明的结晶并不易为中国人所接受，他们在直接布道、皈依教徒方面收效甚微，所以他们积极投身到各种社会活动中，包括积极从事教育、医疗、出版等活动，“在那些传教士，不过欲用学术来做传道的工具”。②《金翼》生动地描述了传教士的传教手段：吴颂南的堂兄先为土匪，后来回到正途与他居住在一起，吴颂南图财害命杀了堂兄，结果堂兄的鬼魂常出没于他的房子，后来西方的传教士帮助他驱逐了鬼魂，乘机向他布道从而使之变为基督徒。③

　　其实自从耶稣会士来华，他们就遇到了传教的难题，“当传教士无法用武力或其他手段彻底铲除这些对立面时，他们唯一的选择只能是做出自身的调整，寻找并改善某种能够被传教者理解并且接受的方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④利玛窦首先以“西僧”面目出现，后又变身“西儒”，“正是因为学会了汉语、身着儒服又能遵从中国的各种礼仪，西方传教士才开始为中国社会所接受”。⑤基督教传教士进入中国后，面对着同样的传教困难，大炮可以轰开中国的大门，但如何使得基督为民众所接受仍然是一个难题。基督教传教士实际上借鉴了耶稣会士的经验，一方面努力掌握中国的语言和文化，另一方面采取一些特别的方式来显示自身信仰的纯正，比如表现出对中国人所惧怕的“鬼”无所畏惧。《金翼》中那个传教士的做法并非特例：著名传教士宴玛太夫妇来到上海后，“他们所租的房舍在世俗迷信里是个著名的有鬼的地方，那个女房东听宴玛太说不怕鬼显出很惊奇的样儿”。⑥这种在当时的中国人看来颇为惊世骇俗的举动扩大了传教士的影响《金翼》中的吴颂南正是由此而被折服，从而成为了基督徒。

　　传教士从事教育文化等活动实质上也是一种传教手段，“他们在兴办教育之时，往往将教育与传教联系起来，以培养虔诚的教师和信徒作为自己办教育的出发点”⑦，事实证明这种手段更具效果，它能通过长时间的集中学习生活使学生沉浸于宗教氛围，从而成为既掌握科学文化知识、宗教信仰又十分坚定的信徒。

　　《金翼》中也体现了上述方式的效果。黄东林的三儿子在本地学堂上了几年学后被叫了回来，然后到了英华书院（教会学校）读书，一直在那里学习了六年，三儿子正是在这里学习的过程中成为了基督徒。⑧

　　《金翼》还从另外一个方面展现了基督教的传播路径———通过家族网络传播宗教，这在黄东林的三儿媳陈素珍身上体现的极为明显。陈素珍之所以成为基督徒，这与她的成长环境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素珍的父亲是位基督徒，兼任传教牧师。她的姑丈林祝同也是位牧师”，⑨处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素珍自然成为了教徒，她“从来不崇拜别的神祗”。⑩可以看出，基督教的传播利用了乡土社会的宗族亲缘等关系。

　　二、基督教与乡土中国的文化

　　基督教肇始于古巴勒斯坦，它向西方传播的过程历尽艰难，罗马帝国统治者认为它对帝国统治秩序造成潜在威胁所以屡遭迫害，直到公元313年君士坦丁皇帝颁布《米兰敕令》，“基督教成为了等同于帝国内其他合法宗教的官方认可的宗教”。到392年时被奉为国教，在这个过程中，它吸纳希腊文化的精髓而变为了体现西方全部特点的宗教。基督教在西方确立了主流地位之后，日益向世界各地扩散，这同时也是一个文化冲突与融和的过程，尤其在中国，两者的冲突尤为激烈。

　　《金翼》中形象地展示了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冲突。春节作为中国人最为重要的节日，祭天敬祖是重要的节日礼仪，“东林让三哥在圣龛前烧香、鞠躬”，但是“三哥此时已经成了基督徒，发誓再也不拜祖先”，所以他就“向四哥递了眼色”，四哥走了上去将香插在了香炉上。随后的其他礼仪，三哥因为基督教的信仰也没有履行：午夜到来之前要“供春节米”，“全家一个接一个地从后面的桌子旁叩头”，“三哥因为有新的宗教信仰而没有履行这一礼仪”。三哥的做法并非个人行为，这是基督教要求信徒遵守的规范。自从耶稣会士明代来华传教之后,天主教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牴牾就已经彰现出来，由于耶稣会士并不是携西方殖民侵略之威而来，所以只能采取“适应”的策略。基督教传入中国之后，传教士利用了西方已经取得的优势，原来的适应策略已经变为了“征服”，“⋯⋯传教士坚信这一主张：只有从根本上改组中国文化，才能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他们要求信徒严格遵守基督教的教义和礼仪，摒弃原来敬天祭祖的习俗。但是，这导致基督教信徒产生一个内在认同危机———如何平衡作为一个中国人和基督徒的关系，“对于非信徒而言⋯⋯信奉基督教就等于将自己的炎黄子孙身分断送，将自己与族人隔离”，“族人因而质问信徒如何能保住中国人的身分”，“在与西方国家发生矛盾的时候,亚洲的基督徒常常被指责为缺乏爱国心，有些基督徒发现很难将自己的国家认同感和对西方宗教的忠诚调和在一起”。如三哥这样的基督徒，在非基督徒看来，事实成为了基督教征服中国的象征，加上基督教与殖民主义的瓜葛，中国的基督徒陷入了极其尴尬的境地。

　　但从另一方面而言，基督教的适应策略也得到了延续，它力求实现中国文化与基督教的沟通，努力在这两种文化的张力之间实现平衡。在供“春节米”的仪式上，“小哥虽然也受了洗礼，可是他仍像往常一样向家神和天神行礼”。在黄东林母亲去世之后，作为孙媳妇的陈素珍赶回家中，她没有拘泥于基督教的严格教义，而是“严格地按照丧礼规则办事，⋯⋯，紧跟着别人的样子”，她之所以这样做，按照《金翼》中的说法其目的在于避免遭到别人的嘲笑和惩罚，力求使自己和这儿的家庭协调。

　　深入探究这个问题就会发现，“小哥”和陈素珍这样做并非完全是外在压力的结果，而是有着内在的根基。中国的基督徒毕竟成长于乡土中国的环境，“儒家气氛长期以来居于主导地位，不可能对中国基督徒毫无影响”，作为基督徒的中华民国第一任外长陆征祥自述到“：我是个信奉儒学的人，虽然⋯⋯我从未完成传统的中国教育。这有什么关系,我早已浸润在儒学的学术和精神传统之中，⋯⋯是儒家精神帮助我看清了基督教的明显的高尚性质。”可以看出，中国的儒家传统与基督教并非水火不容，而是有着沟通的一面。而且从宗教史来看，基督教成为世界性的宗教也必须适应这样的要求:“人们要求基督教徒在全球范围内以新的文化体现、形式和建构发扬光大基督精神。坚持追随耶稣的基督教本体性并尽最大可能吸收非基督教的文化、伦理和宗教的价值可以兼而得之！”

　　三、基督教与乡土中国的权力结构

　　乡土中国的社会政治结构的基本特征表现为官、绅、民三层界限较为含糊的体系，以君权为首的庞大官僚机器构成专制国家政权，绅进则为官、退则为民，成为中介，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一般而言，士绅是文化教育事业的主持者，从事这些活动不仅能够扩大和维持士绅的声誉和地位，而且将儒家的伦理规范浸润到政府力量所不及的乡土社会，从而为整个统治秩序奠定基础。尽管自从清末新政以来，近代的各届政府都努力建立县以下的乡镇行政体系，但是，直到《金翼》中考察的这个时期，“国家政权的现代化在中国只是部分地得到实现”，传统士绅仍然在乡土社会中居于重要地位，但基督教正在对他们进行着强有力的冲击。

　　基督教对于士绅地位的冲击首先表现在教育文化事业上，士绅在地方文化事业的主导权受到冲击。传教士出于传教目的积极在中国从事教育事业，他们兴办了从小学到大学相当完备的教育体系《金翼》中总计提到四所教会学校：吴颂南所办学校、英华书院（设有预科班）、福建协和大学以及华南女子教会学院。这些教会学校从体制到教学内容都不同于中国的传统教育，所培养出的人才无论从知识结构还是思想品德等方面亦颇为不同。比如在婚姻问题上，“三哥”自己主动写信给陈素珍，向她表示爱慕之心，在婚礼上新郎和新娘侃侃而谈，“这使得身旁的伴娘和围观者颇为惊诧”，可见，这些新式人才所遵循的行为规范和道德目标与传统士绅迥然不同，他们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的领域传统上以往都是为士绅所主导的，因而掌握西学这个有力武器的新式人才群体对士绅构成有力的挑战，而这背后潜藏着的正是基督教对于士绅的冲击。

　　另外，从更为直接的层面上讲，基督教在乡土中国的传播也在冲击着绅士的地位，甚至于现存的政治秩序，成为了制约甚至于左右某些政治权力运作的一种特殊力量。当黄东林因为林木争端而引发诉讼的时候，他和叔父都被抓进监狱。黄东林的侄子恳请本地绅士吾云出面，意在通过他的影响来释放黄东林，吾云虽然答应了，但是却没有产生作用。在英华书院上学的三哥闻讯赶了回来，后来到省最高法院上诉，案件被重新审理，最终得以胜诉。这个关键事件并不仅仅反映出三哥的能力，事件背后的背景值得认真思考。尽管《金翼》中没有明确指出三哥的基督教背景在诉讼之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但当时教民的告状对于中国官吏来说往往是个麻烦，常常导致丢官罢职甚至牢狱之灾，所以教友和其余中国人在公文中被划分为‘教’与‘民’教徒在诉讼之中通常居于十分有利的地位。加上福建本身情况特殊“：就基督教势力而论，本省（指福建）被认为是最兴旺之省区”，将这些因素结合起来考虑，基督教因素在这个事件中的影响不言自明。实际上，黄东林在此之前对于基督教的影响都有清醒的认识，在当初收到三哥说自己接受了洗礼的信件之后，他说：“无论如何这是与有影响的外国人和教徒取得联系的途径”，真可谓一语中的！可以看出，基督教因素对于《金翼》中两个家族的不同命运具有重要影响，黄东林家族兴旺、事业发达的背后隐蔽的潜伏着基督教的因素。但认真探讨《金翼》中的基督教因素的意义不限于此，在一个日益全球化的时代，认真探讨近代以来作为异质文明体现的基督教和中国文化的碰撞、冲突与融和的复杂互动过程对于我们认识人类文明的走向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仔细解读《金翼》中的基督教因素能给我们重要的启示。

　　来源：《青海民族研究》200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