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之“底”究竟是什么？

　　人们通常会听到“改、开、搞”论述自己对业已实施几十年的私有化改革之态度与决心时，往往会表决宣誓般信誓旦旦说，一定、坚决乃至于必会要将改革(为掩人耳目故，改革之私有化定义或是性质一定略去不提)进行到底。那么，此即产生了一个问题，什么才是改革之“底”?

　　顾名思义，此处所谓的“底”亦即改革之结果。要弄清所谓改革的“底”，必先追寻改革的性质、方法与利益趋向。

　　但如不遮不拦敞开了讲，依据几十年改革之步骤作定位，那就该思考私有化改革的实质是什么?这原本应是一个再也明显不过的问题。私有化改革的所谓之“底”，明白不过就是先藉以改变与事实形成“生米做成熟饭”的那样一个私有化之社会经济基础，然后，受经济基础决定论之客观作用的结果，一个社会的上层建筑再必然随之发生改观。

　　辨证唯物法告诉我们，认识事物、现象要能够同中求异、异中求同。首先，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内容和性质。任何经济基础都要求建立与它相适应的上层建筑，为自己服务。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是经济基础的派生物。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会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不同性质的经济基础一定会产生出不同性质的上层建筑。在阶级社会中，剥削阶级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统治地位，在上层建筑中也必然是统治者。例如，在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上，建立了地主阶级的专政，产生了宗法、等级、特权等观念。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上层建筑，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制度和金钱第一、自私自利、唯利是图等等资产阶级的观念。

　　其次，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变化和发展。当旧的经济基础被新的经济基础代替以后，旧的上层建筑也也必然要或快或慢地被新的上层建筑所代替。即如，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资产阶级战胜了封建地主阶级，用资产阶级的共和国代替了封建专制的国家。当然，上层建筑的变化与经济基础的变化并不完全是同步的，上层建筑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其中，属于旧的上层建筑的社会意识形态部分的变化和消灭非常缓慢。当经济基础发生变化后，某些旧的社会意识还会继续存在，并发生消极作用。但总的趋势及其发展的结果必然被适应新的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所取代。

　　虽是我们承认上层建筑是十分积极的力量，它对经济基础起巨大的反作用。对于这种作用，可以通俗形象地叫做“保护自己，排除异己”。就是说，上层建筑要保护自己，千方百计地利用政权力量和思想影响，促进自己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的形成、巩固和发展。上层建筑又要排除异己，同有害于自己经济基础的生产关系及上层建筑作斗争。政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属于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经济是基础，经济决定政治，然而政治又强有力地反作用于经济。政治上的统治地位，是建立和巩固经济上统治地位的保证。统治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处理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解决它的经济任务。政治集中地反映了一定阶级的经济利益和经济要求，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一切上层建筑都为自己的经济基础服务，只不过它们有进步和反动的区别。这就要看它服务的对象——生产关系，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还是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当上层建筑适合于经济基础发展的要求，为进步的生产关系服务时，就起着促进生产力和整个社会向前发展的进步作用。当上层建筑的服务对象是落后的经济基础时，不能满足经济基础发展的要求，就起着阻碍生产力和整个社会向前发展的反动作用。

　　随着一个特定社会的变迁步伐，一个曾经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发展国家，并且无论是综合国力还是国家地位都因之发生了巨大改观与变化的国家，却于后来发生了令人瞠目结舌的私有化改革，并且，这种改革之所以要实施的理由就是能解放与发展生产力。这时，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出现了，一个依靠强权力勉力维持的政治上层建筑，却实实在在是建立在一个基本私有化的经济基础之上，如此的政治上层建筑，同自己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绝对是不相容甚而是有着难以调和的尖锐矛盾。如此建立在私有化经济基础之上的政治上层建筑，说它如同一座建立在沙滩上的摩天大厦那样毫不过分。那么，如此一个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冲突与矛盾着的对立统一体，它是否能够长期稳固存在?

　　倘依照“改开”祖师爷对于他发起的这场改革之定论，改革发展、延续至今，早已面目全非了。如果当年关于改革的主旨与方向的讲话还不是口是心非，那么，再以今日之改革的产生状况客观对比，不知人们又将得出怎样的结论?

　　即如他说：

　　“改革的性质，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

　　“改革总的目的是：‘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有利于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

　　“改革的原则，在经济制度方面，‘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他多次讲：‘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在政治制度方面，基本原则是决不能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政治体制。’”

　　“保证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不会导致资本主义必须有两个条件，一个是经济上发展多种经济成分但社会主义的比重必须始终占优势，一个是思想政治上必须始终教育人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个是经济基础方面的保证，一个是上层建筑方面的保证，缺少哪一个方面都不行。”

　　“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在全国科技会议上的讲话》)

　　“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的走了邪路了。”(出处同上)

　　“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的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会见马来西亚朋友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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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上可知，总设计师发起改革之宗旨，还只是想追求最大化发展社会生产力，即便是采用私有化发展模式，但念念不忘还是要追求共同富裕的发展道路，还不想致使社会的两极分化。虽是私有化改革，但还是强调要以“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为底线。但若是总设计视今日由改革所导致的客观社会状况，不知会怎样评价由他作肇始者发起的这场改革?

　　时至今日，我们不得不说，倘以今日社会的实际状况来检验，只能得出一个结论：这场改革实实在在是滑向了邪路。

　　毋庸置喙，伴随着一个社会的私有化回潮以及打着所谓“接鬼”名义而实施的对外开放，实质导致一个社会的日益剧烈之贫富分化产生，无数多社会矛盾被制造出来。还有打着“开放”之名饱一己私囊大肆进行的卖国逆流，致使国家天量财富与不可再生资源外流的诸般倒行逆施……而所有这一切，都无不是藉以改革的幌子。于此我们不禁要问：被私有化精英与极端“西化”买办人物蓄意涂脂抹粉的私有化改革，究竟于国家，于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所得都有怎样的积极性意义?

　　私有化改革，经行数十年如此不遗余力之不断“壮士断腕”“至死方休”式深化，发展至今，它又还有几多民众支持与拥护基础?

　　业已导致天怒人怨，招致无数多非议的私有化改革，除过通过政权手段的强力实施，依靠不遗余力的所谓“维稳”“河蟹”举措作保障之外，它又能昭告世人怎样的可行性理论基础?无论怎样的社会举措，都不能排除有着终极所向的经济目的。那么，改革，又能做大程度满足了谁的利益?又都是怎样的一些人们才对私有化改革持双手拥护态度?而拥护人群的社会占比，是一个社会的多数还是极少数?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除过哪些通过私有化改革与无底线开放藉以迅速暴富的极少数人们，以及借此有效建立起一条貌似合乎规则的对外财富吸附管道，从而大肆掠取中国国家财富的国外资本势力，再还有企图通过鼓吹与歌赞为私有化改革抬轿子、吹喇叭以图再分得一些残汤剩骨的无耻文人，又还有谁会再为私有化改革鼓与呼?

　　衡量如改革这样一场影响如此广泛的社会举措，究竟该以怎样的呼声与评议作基准?是私有化精英的红头文件?还是先从改革中抢先分得一杯羹的“先富”人群的倾向性态度?或再是无耻文人们的吹喇叭之声?

　　在几十年的私有化改革中，是否应该拷问：一个依靠私有化谋取发展的社会，又该怎样有效实施所谓的共同富裕发展道路?

　　私有化发展，追求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目的?是天方夜谭还是痴人说梦?

　　那么，以所谓的发展经济为名，大张旗鼓般建立起一个社会的私有化经济基础，这当然决不是所谓的改革之“底”。而一旦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实质形成，凌驾于其上的政治上层建筑还能不作改变吗?

　　是否，此才是所谓的改革之“底”?

　　打一口井，明知不会有水，但持续经年，还是不遗余力、至死方休般努力去打井。明知没有水，水就在这口不会出水的井之外流淌着。但还是为了打井而打井。打井的目的是什么?其实，私有化精英心里很明白，所谓打井只是一种过渡手段罢了，最终不会有水。所能得到的怕是只有石头。而这石头，就是俗语所说的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的那堆石头。

　　也许是，真的打出了那些石头，也就是改革所谓的“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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