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万雄师"头头俞文斌.章迪杰采访记

    问：陈再道90年代对武汉军区副政委谢胜坤说：武汉军区都是好同志，孔庆德除外。孔是武汉军区支左指挥部的指挥长，对武汉的运动负有重要和直接的责任。但“七·二零”以后，孔反戈一击，将自己做的事都推到陈身上，是货真价实的风派人物。而且孔庆德是最大的受益者，“七·二零”以后，军区常委仅孔一人不受曾思玉排斥,还当上了省委书记。

    俞文斌：我不喜欢孔庆德这个人，一向对孔庆德没有好感。刘敬胜喜欢跑到孔庆德家里去，回来又向我们吹牛。

    问：《东湖风云录》说：百万雄师的作战部长汤忠云指挥了六渡桥6.17、6.23围攻武汉水运工程学院、6.24血洗工造总司事件，还把工造总司的二号头头、人民仓库的代鹏从家里捉到市委大院亲手杀害，您是否了解这方面的情况？

    章迪杰：汤忠云不是作战部长，他是雄师支队（相当于警卫团）的负责人。代鹏是江岸分站派人去捉的，因怕他叫喊，将毛巾塞在嘴里窒息死亡的。代鹏的尸体是汤忠云处理的。

    问：请讲讲从7.20到7.23四天上街游行的情况，游行的目的是否想迫使中央改变对武汉运动的表态（毛是这样认为的）？

   章迪杰：“七·二零”的游行是有组织的。当时打算在汉口新华路体育场斗王力，因王力被张昭剑等转移，于是从上午10点钟开始，武汉三镇凡是能通车辆的街道都是塞满了汽车，所有单位，凡是能上街的汽车都上了街。黄石、荆沙等地的消防车也拉着警报，风驰电掣地赶往武汉，既有军车，也有消防车。仅一冶（第一冶金建设公司）就派出100多辆20吨的红头、蓝头的载重汽车参加示威游行。军车架起机枪，“百万雄师”的车辆上都举着长矛，“七·二零”那一天，驻扎在宝丰路的8201一个团，有20余人来到3506工厂“百万雄师”总站，他们脱掉军装，戴上了“百万雄师”的袖箍，参加了游行队伍。还有三五成群的战士来到“百万雄师”总站，要求参加“百万雄师”。后来指战员越来越多，袖章一时缝制不及，我们就只好将印有“百万雄师”字样的袖章布整匹整匹地发给他们。8201部队当天印发了《特急呼吁》传单，传单上印的“最高指示”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传单里说：“我们认为‘百万雄师’是真正的革命左派组织。他们是‘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拥军爱民’的模范，是制止武斗和打击牛鬼蛇神的英雄。谁敢妄动‘百万雄师’一根毫毛，我们就毫不留情杀他个片甲不留！我们再次重申，黑工总是个地地道道的被反革命分子操纵的组织，我们坚决踏平工总，为民除害。‘三新’，‘二司’的大方向完全错了。”武装游行共搞了4天，当时根本没想到后果。

    7.20我们已经游行，武汉军区的人打电话给我，说要我们派100人去北京谈判。我回答说我们哪里也不去，我们要就地解决问题。

    打倒王力的大游行持续到7月23日。这几天的示威大游行，是“百万雄师”和驻地部队、百万人民以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和林彪、四人帮妄图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一次殊死大搏斗，是举世无双的革命壮举。

    问：“七·二零”事件发生以后，为什么要去攻打武钢、一冶一中、新湖大。新一中、二十中、二十九中、华师一附中？直到7月24日晚上，还派一万多人攻打武汉体育学院，晚上出动18车人，次日出动38辆卡车，3辆卡车、一辆消防车？直到周总理来电话才停止？

    章迪杰：总站不知道这些事情，估计是下面单位自发地搞的，当时他们认为总是不行了。

    问：请讲讲7.23中央表态后你们13位常委的经历：你们怎样被捕、被关押了多少年、什么时候释放？从释放到正式平反，你们在干什么？你们退休前在各单位担任的职务？为什么13位常委中只有6位被关押，平反时报上点名只有10位？

俞文斌：7月16日深夜，谢富治、王力到了设在3506工厂的“百万雄师”联络总站，谢富治要我写了13个常委的名单装在口袋里。然后一句话也不说。7.23中央一表态，就按照名单抓人。

    王少荣：7月26日下午，总站将所有工作人员及物资装了六辆大客车，由一辆吉普车带路，直奔东西湖额头湾，准备将总站转移到东西湖。因未联系上，又转往古田三路公安学校和姑嫂树的东风中学。当即商量决定：几位头头仍回3506工厂观察了解情况，组建第二套临时领导班子在此留守等待头头的消息。

    章迪杰：7月26日深夜，“百万雄师”联络总站举行了最后一次常委会议。会议决定：“俞文斌、杨道安、孙德洲、章迪杰、李本富与武汉军区领导交涉处理善后事宜。其余常委帮忙指导群众疏散，能回家的回家，不能回家的投亲靠友，尽量避免遭受重大打击。

    7月27日上午，俞文斌等一行五人，由杨道安开车，乘坐一辆苏式吉普，跟着造反派庆祝胜利大游行的车队，从汉口3506工厂到达武昌洪山宾馆的武汉军区支左指挥部。当晚叶明副政委、杜宪章、夏奎部长等领导在洪山宾馆接见了我们五人。俞文斌提出，请武汉军区帮助我们印发一个声明，“百万雄师”的责任由全体常委承担，听候处理。我们要求对“百万雄师”的广大成员不要打击报复，应该让他们回原单位“抓革命，促生产”。当夜，我们住宿在洪山宾馆。次日，因军区没能帮助我们印刷声明，我们决定留下孙德洲、李本富等人告诉我们的去向。然后我们三人开车直奔新华工，希望新华工郭保安（华中工学院学生、“七·二零”前红司新华工的一号头头）等人起调停的作用。我们一向认为新华工与其他造反派不一样，他们是大学生，理解中央的政策要好一些，同时也希望新华工能帮我们将声明印发出去。我们被安排在一栋楼房的三楼，我们吃饭、洗澡都有人跟着。7月31日凌晨两点，公安联司一号头头田学群等人来到我们的住地，向我们宣布：“你们是‘七·二零’反革命暴乱集团的首犯，现在对你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说完就将我们三人（俞文斌、杨道安、章迪杰）押送到汉口老法院（当年市公安局十三处）的看守所牢房。在此处关押一个星期后，8月6日晚，我们被戴上手铐，转往宝丰路湖北省第二监狱，其他几名“百万雄师”负责人也先后入狱，集中关押在宝丰路监狱，直到1972年3月才解除监禁，被关押的时间长达4年零8个月

    俞文斌先生对他们投奔新华工，新华工将他们转交公安联司一事一直耿耿于怀，在采访时多次提起，但他们都记不清当年接待他们的新华工头头是张立国（华中工学院学生、“七·二零”事件后担任湖北省革委会副主任、团省委副书记）还是郭保安（笔者注）。

    王少荣：7月26日晚俞文斌等5名头头开车走后，留在东风中学的我们将卸下的物资作了处理。把上百斤一捆的袖章都堆在教室里，把自卫的武器全部丢进了一个大水塘里。当夜，总站未转移的人员转移到姑嫂树一个大湖中央的养鸡场，由生产队长为我们送饭送水，我们忍受着蚊虫的叮咬和难闻的鸡粪。三天后，二套班子的领导李清绍与陈秀华判断总站那几位头头可能被抓了，不然不会没有消息的。于是我们决定去找总站常委、政参部长蔡俊善同志。蔡俊善是在常委中是受排挤的，他反对武斗，讲究策略，对当时总站的蛮干是有意见的。我们认为他是最有水平的领导，只有他才能带领我们应付目前的局势。7月29日下午，我们走了十几个小时赶到额头湾，听说蔡俊善已经带人在柏泉农场安营扎寨，我们又赶到柏泉农场，和蔡俊善等上百名同志会合。李清绍同志带来了“百万雄师”总站的公章，我带来了八百余元的活期存折。8月上旬，蔡俊善又带领我们极少数同志转移到沔阳县（现已改名仙桃市）长埫口，打算以这里为根据地，将“百万雄师”的汤忠云等一大批骨干接来，举办学习班，研究形势，决心组织武装斗争，上山打游击。8月14日，我们组织中的“甫志高”（小说《红岩》中的叛徒。笔者注）――朱长春及陈某某，带领公安联司开着大卡车，来到长埫口将“百万雄师”最后的据点一锅端了。

    章迪杰：为什么市委公开平反时只有10人？因为没有坐牢的人没有公开平反。“百万雄师”的常委实际上只有俞文斌、杨道安、纪登清、谢敏华、刘敬胜、孙德洲、章迪杰7人坐牢，纪登清1970年3月死于狱中，汤忠云是在1967年8月20日被公安联司追捕时枪杀。另外两名公开平反的是“武汉公安”的头头，当时是公、检、法的“一小撮”坏头头。蔡俊善在牢里只关了一个月，后来他被要回本单位监护审查，他是由市公安局发的平反文件。未坐牢的当时有可能“反戈一击”了，所以“百万雄师”的群众后来只信任我们坐牢的6个人。

在监狱被关押期间，被批斗、遭毒打，无一人幸免。到1968年秋冬季，公安联司和造反派群众对我们的审讯、批斗、毒打基本结束。

    俞文斌：我坐牢时，后来在关山一带的大厂批斗，我简直没法活下去。一军一师的政委对我很关照，经常开导我，安慰我。他是当时法院的院长。他离休后，我还去浙江看望过他。

章迪杰：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逃以后，监狱军代表何元吉等人对我们的态度由阴转晴，脸上露出了多年难见的笑容。1971年底，我们被允许从各自的监号中搬到一起，八个人（“百万雄师”常委中坐牢的6个人加上公检法坐牢的坏头头2人）头对头、脚抵脚地搭铺睡觉，比在原监号里自由多了。

    1972年春节后，武汉市公安机关军管会把我们送到武昌南湖的市公安局疗养所，这里不设岗哨，行动基本上是自由的，要我们边学习边劳动。请神容易送神难，要放我们回家，不说清楚，做个结论，我们是不走的。

    1972年3月21日，军管会派几辆小车，将我们连人带行李一个一个地送回家。便算是结束了4年零8个月的监禁。在家休息了一个星期，我们又接到军管会的通知，到汉口古田三路武汉公安学校报到，由武汉市公安机关军管会刘主任主持，学习了一个星期后结束。

    我们要求有个结论，拒绝回去上班。军管会又在汉口解放大道的红旗饭店继续组织我们学习，学习没有多久安排我们到农村去，我们8个人坚决不去，僵持了半年，一直呆在家里。

1973年，中共武汉市委发出文件，对在文革中被（造反派，笔者注）打伤致残而不能坚持原来工作岗位的，应予以适当的照顾。经过各级领导多次做工作，为了顾全大局，我们才回各自的单位上班。

    问：请谈谈批林批孔运动中“工农兵”的4次赴京上访。

    俞文斌：批林批孔运动中，1974年3月份，原“百万雄师”组织更名为“工农兵”，还有召集人并上街贴大字报。武汉市革委会主任、15军军长方铭，武汉市革委会副主任、15军副军长张绪组织安排我们“工农兵”的大小头头一百多人在汉口赵家条市财贸学校学习。省、市领导赵辛初、姜一、潘振武、王克文在首义路省第二招待所接见了我们。接见从晚上八时一直到凌晨三时。省、市领导本来想搞两派的大联合和“三结合”，因为意见分歧太大，没有搞成。

    章迪杰：批林批孔中，原造反派“三钢”、“三新”更名为“革命群众”，在反复辟、反倒退、反潮流的口号下，敦促省、市委领导转弯子。省、市委领导屈从压力，提出了否定“两清”（清查“五·一六”，清查“北、决、扬”）的六条草案、说“两清”的大方向错光了，打开牢房找左派，把当时以“五·一六”，“北、决、扬”嫌疑人的在押人员统统放了出来。昔日的阶下囚，今朝却成了反潮流的英雄。他们威逼省、市委对这些人放（人）、平（反）、补（台）、提干）、纳（新），大搞“突击提干，突击入党”。湖北武汉还出现了“党委造反”这一现象。

    1974年3月到1975年1月，俞文斌、章迪杰等组织了4次赴京汇报团，向设在北京陶然亭2号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文革小组联合接待站反映湖北武汉省市委领导“两赵一王”（省委书记赵辛初、赵修，市委书记王克文）不敢坚持原则，否定“两清”的大方向的问题。我们认为，“两清”运动确实搞了扩大化，但是不能全盘否定，不能“一风吹”。动员各级党委、革委会上街造反、亮相、游行、表态，是纠缠历史旧帐。提出“打倒‘百万雄师’一小撮坏头头，粉碎右倾复辟势力”等口号，是大搞支一派，压一派，挑动群众斗群众，继续分裂工人阶级队伍。省、市委迫于造反派的压力，不仅对“两清”搞“一风吹”，而且大搞“放、平、补、提、纳”活动，对造反派头头搞“突击提干”、“突击入党”。

    上访材料的搜集和整理，都是“百万雄师”江汉分站沈浩然负责，把湖北武汉地区批林批孔运动中出现的情况，向中央作了全面、系统的汇报。在以后的几次上访中，都是呈阶段性的。只要武汉一出现重大问题，我们就带着材料及时上京汇报。我们及时地上访，不仅变“七·二零”前的被动为主动，而且有效地控制了武汉的局势。

    问：九大、特别是十大以后，“百万雄师”有过几次考虑需要与造反派沟通，实现联合？

    俞文斌：“七·二零”以前，我找过吴焱金一次，准备联合。我们自己里面有些人打打冲冲，像刘敬胜。我是希望通过做工作，把造反派瓦解。但吴焱金没有接受我的建议。“七·二零”以后再没有和造反派谈过联合。

    章迪杰：1974年办学习班以后上层就谈不拢了。各个基层单位有造反派主动找保守派共同批林批孔，对付当权派。但是他们的革委会我们根本不承认，因为我们没有参加大联合、“三结合”，我们称他们的革委会为派委会。

    问：请您谈谈被您称为“牵牛政策”的挂职锻炼。

    章迪杰：1975年初，批林批孔运动已到后期，中央一再强调运动要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进行。省、市委领导为了巩固发展这一相对安定的局势，便将两派主要头头分别下放农村挂职锻炼，被称为“牵牛政策”。意思是，两头牛在一起就会要打架。现在把牛牵开，架就打不成了（而造反派头头的说法是，省委对下面的内部指示是，这些派头头在武汉市会闹事，放下来搞监督，用这种方式把“三结合”中的群众组织代表赶走。笔者注）。

    1975年3月，省委书记赵辛初、赵修把俞文斌找去谈话，说根据省委意见，要他到当阳县挂职锻炼，任当阳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官垱公社党委书记。当时王群在宜昌地区任地委书记，赵辛初向王群交待，要他帮助和照顾俞文斌，完成挂职锻炼任务。

    杨道安因不是党员，安排到京山县任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京山县机械厂厂长：当时造反派的主要头头夏邦银（中共九届、十届中央委员，省革委会常委）、朱鸿霞（省革委会副主任）、胡厚民（省革委会常委）、张立国也分别被安排到通城、大悟、罗田、麻城县挂职锻炼。笔者注）。

当时叫我们其他几个头头都下去，我们没去。

    俞文斌：我到当阳县后，王群也在那里，我到哪里，他也到哪里，可能对我带有监视的性质，后来我们关系非常好。

    问：请谈谈“七·二零”事件平反的情况。

    章迪杰：1978年9月，经中共湖北省委、省革命委员会、中共武汉军区委员会向中央写出报告，1978年11月26日，华主席为首的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为“七·二零”事件平反、昭雪。但是当时为了稳定局势，在中央文件中提出了 “不要登报和广播”的要求。中共武汉市委发文，为俞文斌、李树春、杨道安、纪登清、谢敏华、刘敬胜、孙德洲、章迪杰、汪仕奇、汤忠云等十位同志平反、昭雪。1978年的平反，是从政治上承认你。挨过打的，每人给了200元补偿。

    问：您当时是“百万雄师”的联络部长，听您说从7.20起到7.23，您每天都收到30—40封全国各地打来的支持和反对的电报，您还记得有哪些单位？

    章迪杰：“七·二零”前后那几天，我一直在宝丰路的五一俱乐部二楼，我们联络部在那里办公。我们的消息来源主要是从武汉军区来的。我们与中央文革没有往来。当时我们与中共中央中南组，好像是国务院系统的，每天保持联系，每天晚上向他们汇报情况。他们跟中央文革不是一套班子。我那几天的任务主要是收各地来的电报，接待各地来汉声援揪王力的。当时黄石的钢城雄师开了6辆消防车来武汉声援。其他专县也派人来汉声援。我们每天忙得只能吃一餐饭，有时拿着电话都睡着了。每天接到的电报大约有三、四十封。我记得支持我们的电报有：上海交通大学、南京石油学院、甘肃天水市财贸学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河南十大总部、四川产业军、广西联指。

    根据李明文章回忆：“还收到陕西、辽宁、四川、贵州，一些群众组织和湖北30多个地、市的声援电。”

    “红卫兵成都部队给陈再道的信说：

    敬爱的陈再道同志，我们坚决支持您老人家的伟大革命行动，希望您用足您现在的权力，把那些不要历史、不要文化、不要文明、世界上空前的独裁分子从地球上彻底消灭掉。要知道，他们是想像割蒜一样，把参加几十年革命的老干部清除。一不做，二不休，您大胆地干吧，我们愿作您的啦啦队，为您鼓与呼。为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复仇！为成千上万被游行示众、被残酷斗争的革命老干部复仇！……”

    章迪杰：支持的电报上有“百万雄师万岁！”的口号，每天也收到不少各地造反派组织反对、声讨“百万雄师”的电报，上面有“打倒百万雄师！”的口号。来电到7.23中央表态后停止。

    问：“七·二零”事件后，百万雄师虽然垮台了，陈再道司令员等也被打倒了，但毛主席对造反派的态度也开始转变，可以说“七·二零”事件既是百万雄师的转折点，更是造反派由盛转衰的转折点。一个月以后王力、关锋被捕垮台，全国开始收缩、退却，准备召开九大。40年后，您们怎样评价“七·二零”事件？怎样评价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怎样看待今天的社会？

    俞文斌：我认为这件事是不应该发生的，“七·二零”事件是毛泽东搞的，江青后来又把这件事推给林彪，林彪是听他们指挥的。毛是罪魁祸首，帐要记在毛泽东身上。

    从江泽民开始到胡锦涛，我是一千个拥护，一万个拥护。今天的社会还有很多困难，特别是经济上，有些人工资高一些，有的低一些，比如我和章迪杰工资的差距就很大，但日子还是好过的。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是平等的。毛总想平等，越搞越糟糕。对困难群体，国家应该多多给予照顾，国家不出面，哪个人都无法解决。

    章迪杰：40年后看“七·二零”，我们认为这是反对林彪、江青反党集团的壮举，为邓小平复出创造了条件。是我们一生中做的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我们在这场斗争中作出了重大的牺牲。我家庭是妻离子散的，到现在沦为城市贫民。我们坐牢的6位常委中有2人属企业退休待遇，经济条件我最差，老俞退休每月4000多元，我每月800多元，我现在住的建筑面积57平方的一室一厅的房子是1995年单位分配的，但我拿不出2万多元买断产权，还在每月交房租。老干部工资高，还有许多东西不要钱，老百姓拿的钱少，任何东西都要钱。现在社会分配不公，“百万雄师”基层的群众都在企业，最遭孽。他们把我们当了利用品，当了奴隶。“百万雄师”的老职工病死的不少。武汉轻型汽车厂厂办主任周万清，医生要他检查身体，要交600元检查费，他找厂里借600元，厂里没钱借，第二天找同屋的借了条绳子，吊死在厂门口。武重的××吊死在梨园医院，武锅的工程师吊死在职工医院。

    王少荣：工人阶级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毛泽东在43年前就有预见的。我是当年的“四清”工作队员，当年主要是清查走资派，是反修防修，现在看，中共比苏修还修。

    毛泽东要搞文革，目的是为了工人阶级，为广大劳动人员，但做法是欠妥的。现在的干部一人几套房子，有小车，养二奶，换妻子，而工人下岗的下岗，买断的买断，贫富差距扩大了。工人心里是不平衡的，群众想念毛主席。

    章迪杰：我认为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是为了解放广大的劳动人民，建立一个公平公正合理的社会。检验社会主义国家的唯一标准是看广大劳动人民的基本生存条件。我们认为刘少奇、邓小平确实是搞修正主义的，毛泽东用组织程序很容易解决刘少奇、邓小平路线的问题，不应该把全国人民都卷入这场大灾难。我认为文革中两派都是受害者。

    问：请谈谈你们和陈再道、钟汉华、牛怀龙、蔡炳臣、巴方廷、叶明以及邓小平、陈丕显、钱运录等人的交往经过和对他们的印象。

    章迪杰：从1967年5月16日“百万雄师”成立到“七·二零”事件发生，我们“百万雄师”的头头谁也没有见过武汉军区的陈再道司令员和钟汉华政委，“七·二零”事件发生时，孙德洲见过陈再道，有人向他介绍：“这是‘百万雄师’的头头。”

    俞文斌、谢敏华与牛怀龙师长、蔡炳臣政委联系比较多。我们每次去军区反映情况，都是叶明副政委、杨秀山副司令员接见。陈再道、钟汉华通过叶明、杨秀山等随时了解“百万雄师”总站的情况。并且告诫我们：“有少数人要夺权，你们要提高警惕，要捍卫无产阶级的政权。”市人武部政委巴方庭与老俞联系多。武汉军区李明副部长的爱人叫高新华，是“百万雄师”的成员，李部长平时不出面，但他可以从高新华处随时了解“百万雄师”的动向。陈、钟不接见我们是为了避嫌。武汉军区对我们是暗地支持，明的不敢表态。“七·二零”事件平反以后，我们经常与陈再道来往，陈再道后来是全国政协副主席。

    俞文斌：平反后，陈再道要我带几位兄弟一起到他家去作客。他当时是铁道兵司令员，卫兵不让进。我叫卫兵通报一下，说有个叫俞文斌的人找他。陈再道正在主持200多人参加的师以上干部会议，他一听说，马上宣布今天的会议就开到这里。叫秘书把我们迎进去。对我们非常客气、热情。他说，我早就希望你们来好好聊聊。他要留我们在北京多住几天。陈再道那次谈了很多东西，当时还录了十几个小时的像，他谈话的主要精神我都有记录。我每次去北京就住在陈再道家。他是粗人，有怨气，“百万雄师”抓王力，打错了他，所以他有怨气。陈再道写了一本书（《七·二零事件亲历记》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他的书稿首先就送到我这里来了，我看了。他在书里骂这个，骂那个，不客观。这本书是张体学的小儿子帮他写的。张体学的小儿子跟他当秘书。

    邓小平这个人很坏。邓小平打越南时，我议论过此事，我说越南的总书记黎笋和我们党关系很好，邓小平总想整他，就派军队打越南。有人将我的议论汇报上去了。我原来想见见邓小平，邓小平说，两派都没有好的，都错了。现在讲这个话没有什么，但当时我们的处境还不很好，文革他没参加，都是别人的错，只有他一个人是对的。

    陈丕显是一个非常好的人。1977年 7月调来湖北任省委第二书记、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后，过了一两天就来找我，并说，我是第一个找你俞文斌的，我没有找其他人。我想让你当省总工会主席。我说，那怎么行呢？我怕搞不好。陈还是说，主要是想让你出来稳定两派群众的情绪。我找马学礼一打听，他当时是省总工会的副主席，是全国劳模，别人不敢奈何他。另外有三个副主席都是造反派，而且派别分得很清楚。我怕两派又闹矛盾，所以坚决推辞不当省总工会主席一职。正因为如此，陈丕显才决定让我担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每月有一次省委常委会，他每次都叫秘书通知我一定要到会。我有时也去跑地、县，而且一干就是10年。

    陈丕显1982年10月调到中央以后（先后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法委书记、中央保密委员会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多次要调我去全国总工会担任副主席，最后接替倪志福的位子。我到北京后，陈丕显用小车把我接到中南海，因为他住在中南海。那时胡耀邦也要我担任全总副主席，可我这个人不适应当官，陈丕显介绍我认识了汪道涵，想让我去上海，那时汪道涵任上海市长，我还去过汪道涵的家。后来我在黄知真、王群的安排下去了香港。

    1983年王群（当时任中共湖北省委副书记、武汉市委第一书记）提议让我担任武汉市经委主任，结果，许多人都想搞这个位置。最后冯传武任武汉市经委主任，我任副主任。我和陈丕显关系很好，陈丕显同王群商量，调我到市外经委工作。这是项肥缺，争的人很多，于是安排我到香港办事处当主任。我到香港后，工作任务很重，陈丕显还是坚持要调我到全国总工会当主席。他对我说，你先去当，熟悉一下情况，中央再安排你的工作。我说我走不了，要把香港的工作安排一下，陈丕显要我不要管香港的事了，他对我说准备派个人去香港接你的手，并且把经贸部部长叫到家里来说的。我要是不生这场病，陈丕显肯定会为我安排一个适当的工作。后来有人对我说，王兆国的事本来是安排你去的。我在香港时是在两边同时拿工资。陈丕显对我确实非常好。1987年我患中风，脑梗塞，所以把我的一个女儿户口迁到香港照顾我。后来我就不能继续工作了。当时是准备调我到中央去工作的。我现在也有香港的居民证，我在深圳也有住房，我是经常深圳、武汉两地居住。

    王少荣：钱运录是湖北大学（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大专院校红卫兵的三号头头，也是“百万雄师”系统的。当年张体学挨斗，有人将挨斗的张体学送回家，其中就有钱运录，张体学的夫人林少南记住了钱运录的名字。钱运录是沾了大光的。

俞文斌：钱运录（文革后任中共湖北省委副书记兼武汉市委书记、省政协主席，1998年12月后，先后任贵州省省长、省委书记兼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黑龙江省省委书记）这个人是很傲慢的。文革中我有事主要是跟漆少川（湖北省水利厅厅长）的侄儿漆林（湖北大学大专院校红卫兵的一号头头）打交道，还轮不到钱运录跟我联系。我在香港工作时，有一次钱运录叫我给他带瓶洋酒，我是军人出身，不懂送酒要送两瓶的规矩，就买了一瓶洋酒送给他。听说后来他对我很有意见。问：请谈谈您这几年进行的维权工作的情况。

    章迪杰：造就“七·二零”事件的“百万雄师”兄弟们，除极个别人因提拔到党政部门领导岗位，跻身主流社会外，绝大多数人已经坠入下岗，买断工龄，被边缘化，沦为新的城市贫民。对当今社会的看法，我们“百万雄师”高层的几个人意见就不能统一。这不奇怪，毛主席说过，人们的经济地位决定人们的意识。他当了大官，当了老板，有了钱，说法就跟你不一样，因为他是既得利益者。老俞就认为我是瞎胡闹，认为我们提出要解决文革中伤残者的医药费问题已经过时，因为他享受老干部待遇，看病可以全报。我现在和孙德洲（他是离休待遇）一起领着弟兄们干。

    从2003年到今天，我们反复向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提出四项要求：

    第一、落实原市委发文同意的因文革致伤致残按工伤处理的政策。我们原来治病、治残是实报实销的，自从医改后，全部要由个人承担，要求恢复原来的政策。文革是党发动，是国家要我们搞的，不是我们的个人行为，文革的后果不能由我们个人负责。

    第二、要求落实住房补贴政策。1998年国务院发文停止福利分房，住房成为商品，省人民政府2004年29号文件规定，实行住房货币化分配政策，实行房改以后对无房和住房不达标的职工实行货币化补贴。而且规定2007年兑现到位。现在公务员、事业单位都按文件给了钱，企业的职工一分钱也没给。

    第三、要求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报上宣传连续3年为企业退休职工增加养老金，2005年每月增加45元，2006年每月增加80元，2007年每月增加64元，平均人均3年每月增加200元。但事业单位2006年最低的一次性每月就增加了480元，现在不仅没有缩小，还在扩大差距。

    第四、要求增加医保门诊的医疗费用。前几年报上公开承认，中国的医疗制度改革是失败的。造成的恶果是，不少的老劳模、老先进生产者、厂红旗标兵因无钱看病，跳楼上吊，自杀身亡。我知道的就有十几人。

    2004年我跟袁善腊副市长反映职工困难，他没反应。我当了1979年至1987年的第6、7届市、区人大代表，我就到市公安局申请游行，搞了几个回合，袁市长说要经过中央批准，我们把桌子一拍，说“你们一次加几百元不要中央批，我们加几十元还要中央批准！”后来武汉市的退休职工每月增加了50元。

    2005年9月16日，在市政府信访办三楼会议室，我和“百万雄师”的弟兄们与市长对话。我方参加者有刘仲余（武重厂）、刘长安（3510工厂）、魏淦臣（一皮鞋厂）、周成林（3506工厂）和部分市民代表。官方有袁善腊副市长、市委姜副秘书长、市卫生局、市社保局、市房地局有关负责人参加。袁市长当时回答，文革伤残问题叫市社保局调查处理。2005年10月，我们又到市社保局上访文革伤残问题落实情况，市社保局今年元月答复我们，他们已写了专题报告，市里要成立调查专班处理。今年4月上旬，市稳定办强汉生主任与我们有关上访人员进行谈话，询问我们有哪些困难。我们说，我们是企业退休的老人，是靠政策吃饭的，如果有关政策不落实，我们将会永远困难。这阵风过后，这四个问题没有一个有实质性的答复。仅对部分伤残人员作了调查。对部分伤残人员医药费进行了报销。

    从2003年开始，市、区公安局、稳定办开始对我的住宅进行监控录像，对我的出行进行跟踪钉梢，社区干部也频频上门找我谈话，说我非法集会，破坏稳定，有问题应该按组织程序反映，不应越级上告。

    问：如何看待中央对文革的定性、对文革人物的定性、对造反派人物的处理？

    俞文斌：对造反派头头，我一个人都不恨，这些人都是上当受骗的。仇恨要记在毛泽东一个人身上。

章迪杰：从国家的建设遭到破坏，我是同意“十年动乱，十年浩劫”的提法的。但是从现在劳动人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现实来看，我认为文化革命是正确的。文革是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使劳动人民免受二茬罪，免吃二遍苦。劳动人民现在是转了一个圈，从零点又回到了零点。现在人民的基本生存条件得不到保障。

    毛泽东尽管晚年有错误，他还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使全中国受剥削压迫的劳动人民获得了翻身解放。文化革命是对的，但方法是错误的，刘、邓路线在党内就可以解决，组织决定很容易做到。

    林彪、“四人帮”是反党集团，我认为定性是正确的。

    对造反派头面人物的官方定性，总体看他们是受害者。他们受到了林彪、“四人帮”的支持，卷入了篡党夺权活动，他们不是自觉的。如果当年实现了大联合，“百万雄师”的头头也会结合到领导班子中去，进入领导班子，不可能不执行中央的政策，包括林彪、“四人帮”的中央，也照样会被处理。我对他们个人的遭遇不了解，但是和林彪、“四人帮”挂了钩就不好办了。我承认他们绝大部分不是坏人，他们也是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