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老子哲学

周恩来与老子哲学　　

与毛泽东相比较，传统人生哲学中对周恩来影响最大的核心观念又是什么呢？我认为是道家所说的“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在其影响下，周恩来的人生呈现出一种“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的境界。　　

不可否认，周恩来生长在一个儒家教化深厚的家庭。青年时代更是强调诚，注重人格力量，主张待人处事要端赖良心，特别富于道德践履精神，因此也很容易让人将他与儒家“诚心正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之道联系在一起。周恩来的许多优秀品质如积极入世、忧患意识、彬彬有礼、仁慈厚道、清廉俭朴、忍辱负重，确也能从儒家文化这个庞大的思想体系中找到渊源。中外学者有关周恩来与儒家思想精华之关系的评论所在有多。如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指出，周恩来的教养，“来自孔子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君子和上等人应具有的品德、智慧、尊严、宽厚、仁慈、决心、刚毅”。国内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是：周恩来积极投身革命，一辈子改造世界观的实践，一定程度上打上了儒家积极入世的烙印；他全心全意为人民、和蔼可亲的品格，又有儒家“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色彩；他深入虎穴、临危不惧、身居高位、廉洁奉公的情操，又是儒家“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生动体现。这些见解虽然说都可以成立，但似乎没有琢磨到周恩来人生哲学的底蕴。　　

其实，周恩来在青年时代对老子哲学也怀有相当的敬意，甚至有明显的扬老抑孔的思想倾向。春秋时代，社会秩序失范，异说竞起。周恩来在解读孔、老哲学产生的原因和用意时说：“且孔氏亦值是时，尼山设教，倡仁义之说，秉先王之法，学者风从，几移完域。老氏际此，其不入于孔者几希。然老氏固明哲者，周都授礼之日，未尝不嘉孔氏之志。惜所言未尽脱于羁挚,所行又多限于绳规，乃不得不超乎世俗，为忿世嫉邪之言，冀世人醒悟，守真返璞，知死明生，勿逾分作私利之争，宁退让保故有之我。弃礼灭义，剖斗折衡，岂无因而发哉？”世人认为，老子主退让，失去了竞争之旨，周恩来认定此乃失察之见，他说：“世人假礼义以济私，恃斗衡而犯禁，老子要不得不有此激耳。不然，老氏既主退让之旨，又何为道德五千言，发为文章，与孔氏争学理之长短哉？”　　

不仅如此，周恩来还将老子的生存常道与赫胥黎的天演竞争并提，认为他们掌握了天地生化、人事演变的真谛。在他看来，孔教、耶稣教、佛教三者“非不善也”，“然其于生死存亡之观念，未免后于老、赫也”。可见，青年周恩来十分推崇老子哲学那种自然主义的宇宙观和人生观。对于周恩来的见解，他在南开中学的　国文　老师深有同慨，评论道：“凡作文必有一段不可磨灭之识，始能不朽。若拾人牙慧，不越宿而腐矣。”旅日期间，周恩来在日记中写道：“我但期望我的‘思’、‘学’、‘行’三者，能顺着进化的轨道、自然的妙理去向前走。”将“自然的妙理”与“进化的轨道”并称，正是南开时期将老子的生存常道与赫胥黎的天演竞争并提的旨趣之延伸。　　

正因为早年便对老子哲学有过浓厚的兴趣和较深的研究，所以周恩来后来与人谈及老子哲学时也颇能驾轻就熟。1939年，他在故乡绍兴与《战旗》杂志社的曹天风有一段耐人寻味的对话。曹天风说：“道家思想对于革命、对于社会改造虽无用处，但对于个人修养却是有帮助的，能使自己过好黄金关、权利关、美人关。”这时周恩来反问说：“道家最精彩的话是什么？”曹天风一时回答不上来，周恩来说：“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大概是道家最精彩的话了吧？”从老子五千言中选出这十二字作为最精彩的话，显然是比较推求的结果。虽然周恩来在三十年代才讲这番话，但这个认识应当说在青年时代便形成了，因为“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正是道家自然主义宇宙观和人生观最为典型的表达。　　

《道德经》云：“万物作焉而不为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又说：“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这就是说，虽然道使万物产生、繁殖、成长、发育、结果、成熟，但又不据为己有，不恃为己功，不主宰他们。所谓“不有”、“不恃” 、“不宰”，即“不以有为有”，不把有当做有。“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正因为有而不有，所以才有有，这就叫做玄德，老子在这里阐述的本来是一种自然主义的宇宙观，但它却可以转化为一种崇高而智慧的人生观，周恩来正是这样做的。　　

谁都承认，周恩来有儒家和墨家那种积极入世、励志勤苦的精神，对世界、对人类有脱不开的情缘。他像他所推崇的诸葛亮那样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只要仔细寻味便可发现，周恩来又呈现出一种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的特点，他对名利得失的超然和淡泊，使他格外地能够忍受劳苦乃至屈辱，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自己的光和热，给世界留下了深厚的遗爱。人们往往惊叹他做入世之事的专注和投入，却很少去考量在这种态度的背后还有何种精神底蕴。“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最能传达出周恩来人生哲学的神韵和境界。他在青年时代就乐于为公众服役，但这种服役决没有什么功利色彩，而几乎是出自道德上的绝对命令。

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在周恩来的头脑中产生了共振效应，从而使他一步一步迈向人格的巅峰。在长期的政治生涯中，周恩来勤恳奉献，任劳任怨，即使在自己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时也从未想过置身事外。他身居高位，但又不盛气凌人，提出“领导群众的方式和态度要使他们不感觉我们是在领导”。追求管理上的无我之境，正是“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的重要体现，而且也与道家所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相贯通。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发现，周恩来在谈到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成就时，总是把聚光灯的焦点只对准毛泽东一人。他对任何宣传他个人的形式和内容都加以劝阻。江苏淮安县委多次提出，要以他的故居所在地办个纪念馆，他始终没有同意。周恩来对功劳缄口不言，但对错误却公之于众。他认为：“错误要逢人就讲，既可取得同志的监督和帮助，也可以给同志以借鉴。”1961年，有次他在上海与文艺界人士座谈时，有人提议他把自己丰富多彩的一生写成一本书，他笑了笑说：“如果我写书就写我一生的错误，这可不是卢梭的《忏悔录》，而是让活着的人都能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在党内，周恩来作检讨的次数恐怕是最多的，他动辄讲自己过去特别是民主革命时期的某些错误 ，以至陈毅后来都有了厌倦之感，说你那点事我们都知道了，用不着再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