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视阈中普世价值争论的基本问题

马克思主义视阈中普世价值争论的基本问题

    

    2008年以来，我国社会思想领域掀起了一场普世价值的争论。围绕人类社会有没有普世价值、普世价值包括哪些基本内涵、谁来界定普世价值、普世价值的实质与动机等问题，中国学界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争论，不同立场、观点和结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甚至形成了针锋相对、不可调和的局面。但是，全面纵览普世价值争论的来龙去脉，深入了解普世价值的种种主张，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是普世价值激烈争论中谁都无法绕开的核心话语，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视野中如何准确辨析普世价值存在与否，如何深刻界定马克思主义的“普世性”，如何科学探讨对待普世价值的立场和态度，成为人们在普世价值争论中着力思考和解决的实质性问题。
    一、马克思主义是否认为世界上存在着普世价值
    价值是满足人们需要的一种属性，因此，价值的本质属性就是有用性。马克思曾指出：“‘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普世价值具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普世价值是人类创造的一切体现普遍有用性的现代文明成果，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思想、技能、技术对于人类都具有共同的有用性，都属于广义上普世价值的范畴。在全球化进程不断深入的今天，这个层次上的普世价值不但在内容上不断积聚和丰富，而且也越来越成为各个国家和民族不断吸收和共享的资源。而狭义的普世价值则是指近代以来起源于西方国家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权、博爱等价值理念以及在这个价值基础之上构建起来的政治实践方式。近些年来中外思想界争论的普世价值就是狭义上的普世价值，这一争论在2008年5月份以来在中国进入一个激烈竞争的时期，这一争论持续到今天仍然方兴未艾。
    实际上，普世价值的争论远远不是简单地讨论世界上是否存在着人类共同认可和值得共同遵守的价值，而是中国与西方在政治语境中围绕民主、自由、平等、人权及其相关问题而展开的争论，是双方意识形态矛盾与话语权斗争在思想界不断深化和激化的表现。马克思、恩格斯并不反对民主、自由、平等和人权，反而高度重视它们在推翻旧世界建设新世界中的社会意义。他们摒弃的只是资产阶级虚伪的民主、自由、平等，而没有摒弃民主、自由、平等本身。马克思认为自由是全部精神存在的类的本质，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社会将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的最终目的，是为了通过工人阶级解放而推动和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在未来社会实施全人类的普世价值，这个未来社会也是由（更高层次的）民主、自由、平等构建起来的。所以普世价值争论中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权、博爱等价值，正是全人类解放的应有之义，也是马克思主义始终坚持和追求的价值理念。周书俊副教授对此做了进一步地强调和说明：“马克思主义也强调‘民主、自由、平等’，但是马克思主义的‘民主、自由、平等’比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平等’要广泛得多，要真实得多。”因为，对于马克思来说，“真正的自由是在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中最高联合行动的自由。……只有对现存的实存关系的一种彻底革命才能够也造就一个扩大为世界城邦的城邦，即无产阶级社会的‘真正民主’。”
    在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未来社会到来之前，世界上是否存在着普世价值呢？马克思主义应该如何认识自身价值的普世性在当今人类社会的历时性反差呢？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之所以为人，并不在于其自然的肉体特征，而在于其社会属性，即现实的社会关系。而具体到一些抽象的东西“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换句话说，离开了对人的具体的现实需要的考察，人们就根本无法回答人应该选择什么价值或者需要什么价值。恩格斯批判杜林先验主义的“永恒道德”论时指出：“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道德观念是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没有超历史的道德，在阶级消灭以前也没有超阶级的道德。
    在普世价值的争论中，绝大部分马克思主义学者继承了恩格斯批判杜林“永恒道德”的观点，运用了阶级分析的方法来否定当下普世价值的存在。如李崇富、邱少明等认为，在私有制与阶级差别消亡之前，真正的“普世价值”是无法实现的。“人类自从进入阶级社会以来，直至阶级完全消灭为止，凡是反映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利益结构和社会关系的经济、政治、文学、哲学和道德等社会意识形式的内容主体和本质属性，都具有阶级性、时代性和社会形态的质的规定性。……从根本上看，其实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所谓‘普世价值’。”邱少明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普世价值”深层本质的最佳透视镜。“何时才真正有普世的价值？唯有在消灭了阶级对立，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也忘却了这种对立的社会发展阶段，才具有可能。”
    阶级分析法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分析方法，人的基本社会属性是阶级性，阶级性决定了人们不同的利益诉求、理论主张和价值取向，因此，在阶级分化的社会中，人们必然以阶级属性为分野在全社会的思想图景内部形成清晰的价值边界。阶级和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始终是我们观察社会主义同各种敌对势力斗争的复杂政治现象的一把钥匙。”不同主体之间的需要冲突是价值冲突的一个深刻根源，正如“狼的自由往往是羊的末日”一样，同一客体属性对不同主体具有不同的价值。在国内外还存在敌对势力的情况下，在二元阶级对立的社会中，意识形态和价值理念的对立是截然分化、一目了然的；而在阶级多元化程度比较深、融合比较强的社会中，社会价值不但会从二元走向多元，呈现多样共存、“众神狂欢”的局面，而且多元价值观之间在恪守自身独立主张的同时，也会出现一定的交叉与渗透，价值观边界也会出现模糊的迹象，从整体上区别价值分化的格局或从个体上确定人们的价值归属，就会变得更加困难。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自身有没有普世性
    马克思主义是具有全球影响和世界意义的理论体系，在亚非拉乃至欧美发达国家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革。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就是研究如何使人摆脱剥削、压迫和异化，实现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并把它作为工人阶级和人类奋斗的价值理想和目标。郭明俊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念和价值诉求具有普世意义。因为“它所蕴涵的自由、民主、平等、公正、和平等人类文明的基本价值以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社会和谐理念、共同富裕目标自始至终是人类共同的向往和追求，它必将成为人类共同遵循和维护的行为准则”。
    但是，马克思主义的普世性与当今如何对待普世价值的问题，显然是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在逻辑和动机上也有云泥之别。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普世性在于表达这一理论对于人类整体命运的终极关怀和对于人类社会变革与发展的指导价值，而今天争论的普世价值则影射着西方文明在人类现代文明成果中处于主导优势甚至支配地位，隐含着西方国家在政治上乃至全球政治发展问题上的主张与声调，以至于在这场争论中彰显的是中西方在各自意识形态、发展道路上的不同理解、认同和实践向度，在“东西”之辨、“社资”之辨问题上集中体现着强烈的政治张力。
    有人认为，既然马克思主义也提倡自由、平等、民主、人权，那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认同这些理念是普世价值，马克思主义是认可普世价值的存在。汪亭友指出：“这种思维方法是只看共性，不讲个性，只认一般性，不看特殊性，是形而上学的做法。”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不是适用一切人、适应一切时代的普世价值。“马克思主义只是无产阶级政党以及社会主义国家的指导学说。如果把马克思主义看成适应于一切时代、一切社会的‘普世价值’，岂不荒谬？！”而且，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特别是从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进程来看，马克思主义并不是抽象静止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马克思主义只有与实践结合、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只有和各国具体国情结合，才能在现实生活中具体地表现出来和发生作用。用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不断发展的实际情况才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揭示了统治阶级进行思想统治的一个趋势，就是“占统治地位的将是越来越抽象的思想，即越来越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任何时代的统治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但在不同的时代统治思想却有不同的思想表达。侯惠勤指出，在当今，“统治思想越来越采取‘软实力’的方式，‘普世价值’就成为其最为理想的选择”。在普世价值的争论中，西方意识形态的这一策略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普世性”背后掩盖着“西方化”的动机，以至于2009年美国第一位黑人总统奥巴马访华时，在与中国青年看似轻描淡写的聊天中，也毫无保留地阐释自己对于普世价值的见解，隐含着举足轻重的意识形态的目的，在张扬西方针对普世价值问题的话语权和界定权问题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有的学者自觉地剥离关注人类共同命运的马克思主义与今天普世价值的联系，进而指出，拘泥于普世价值的范畴中探讨和确认马克思主义具有普世性是一个理论陷阱，目的并不在于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普世性，而是“维护‘普世价值’这个伪命题的存在”，借用相同的逻辑推进对于普世价值的认同与传播。李慎明就反对“社会主义民主或马克思主义民主才具有普世性”的说法，这实质上是混淆了马克思主义真理的普遍性与所谓阶级民主的普世性的界限。马克思主义是“具有鲜明阶级立场的世界观方法论，决不会为任何企图维护剥削制度的资产阶级所承认，更不会被他们所接受”。刘书林直截了当地指出：“任何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常识的人都知道，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绝对找不到支撑抽象‘人性论’和抽象的“自由、平等”的根据，更找不到所谓‘普世价值观’。”马克思主义对于资产阶级普世价值的虚伪空话历来是采取批判的态度。换言之，马克思主义是事关人类命运的理论体系，是一种广义层面上的普世价值，而不是今天人们争论的普世价值，或者说，今天人们讨论的普世价值容纳不了马克思主义。
    三、马克思主义如何认定普世价值的实质
    如何根据纷繁复杂的主张认识普世价值的实质，是普世价值争论中不可回避的核心问题，体现了人们在普世价值问题上本真性的诉求与追问。回答关于“普世价值到底是什么”的疑问，关键是把握好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立场和价值圭臬，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理、立场和方法去分析普世价值的性质，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如果分析普世价值的理论依据动摇不定，甚至采取多元相对的态度，那么对普世价值的认识就会出现“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状况，从而脱离本质主义诉求而陷入不可知论的困境和混乱。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共性寓于个性之中，没有脱离了个性而独立存在的共性，共性总是与个性结合在一起。人们可以在思维中把不同事物的共同点抽象出来，形成概念，但能够在现实生活中看得见、摸得着的只是个性的东西。具体到价值同样如此，能够为全人类所认同和遵守的普世价值，只能抽象地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而在社会现实中人们能够构建起来的、能够体会得到的都是具体价值。而且，人们对客观事物和社会形成的价值判断，其内容和标准是随着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而不断改变的。在不同的社会历史阶段，人们的价值观是不一样的，即使在相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人们的价值观也不会完全一致。也就是说，价值是一个历史的范畴，不是永恒不变的。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这难道需要经过深思才能了解吗？”
    无论是从普世价值争论的来龙去脉来看，还是从普世价值争论的内容来看，普世价值具有浓郁的西方色彩和西方背景。由于人们的国家归属不同，阶级地位不同，利益要求不同，所以世界上不可能出现普世价值。周新城指出，现在人们宣扬的普世价值是由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关系决定的。“他们正是把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的民主、自由、人权、公平等称之为‘普世价值’的，而这些价值观念的内涵不就是反映了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关系吗？”他直截了当地指出，一些人鼓吹的“普世价值”实质上就是西方的价值。
    正如前文所讲，当前普世价值的争论主要是围绕如何看待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问题上。但是，这里争论的民主问题不是指国家或社会的民主观念问题，不是指人们的民主行为与作风问题，甚至也不是指国家赋予民众的民主权利，而是社会政治制度和政治意识形态层面的民主。毋庸讳言，自由、民主、人权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也是人类在长期奋斗中共同创造的政治文明成果。“问题在于，不同的阶级、不同社会地位的人们，对自由、民主、人权的理解和要求是不同的；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自由、民主、人权的实现形式和途径也各不相同，没有统一的模式。”国内外有人只是把英美等西方国家的民主、自由、人权等称之为“普世价值”，把西方国家的普世价值等同于人类应该共同遵循的普世价值，只是认为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人权、平等、博爱等意识形态，是人类具有普遍世界意义的价值准则。针对于此，王福民认为，“普世价值”说是西方文化傲慢与偏见的最新版本。“由资产阶级自由、平等、民主、人权构成的话语系统，实质上是反映资产阶级根本利益的意识形态。资本主义文化价值普世主义的内在意图与外在努力在于宣扬并力图证明资本主义制度是人类永恒的最为美好的社会制度。这当然是一种意识形态偏见与文化陷阱。”
    四、马克思主义如何认定普世价值的动机
    既然马克思主义是认识普世价值实质的科学武器，那么不言而喻，它也是认清普世价值动机的理论工具。普世价值在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的话语体系，那么宣扬普世价值的真实动机是什么呢？只有运用马克思主义这把透视镜，才能透过纷纷扰扰的言论把普世价值的动机看得清清楚楚。
    普世价值之所以在当前成为我国社会科学界深入研究、激烈争论的问题，是因为它不只是一个纯粹的理论问题和学术问题，而且也是一个涉及政治立场、理论旗帜的重大思想问题，是一个意识形态斗争在理论领域的前沿问题。宣扬非政治化、非意识形态化往往是制造反马克思主义和反社会主义制度舆论的一种遮掩性手段。究其实质，普世价值是“意识形态中间化”、“去意识形态化”的理论变种。
    在这个问题上，侯惠勤的分析和观点具有代表意义。他对普世价值的“所指”和“能指”做了区别，尽管“普世价值”的“能指”十分宽泛，其“所指”却十分明确，这就是在政治方向、基本道路和根本制度上对我国进行颠覆，是当前敌对势力利用价值渗透对我实行“分化”、“西化”图谋的集中表现。我们批判的“普世价值”，有着明确的本质界定。一是从理论上看，“普世价值”以消解共产主义理想、确立资本主义不可超越为前提，其立脚点是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及其制度架构是历史的终点，人类在这方面将不可能再有真正的进步和突破。二是从实践上看，“普世价值”根本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建设，完全割裂中国改革开放中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间的内在联系，力图把中国的改革开放引导到“回归西方文明”的方向，把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引导到西方“民主化”的陷阱。
    正因为如此，在普世价值的争论中夹杂着反对一党制、主张多党轮流执政、要求三权分立、全面推进票决制等声音也就不足为奇了。普世价值的主张远远不是针对于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思想理论问题，而是在把这种价值基础上政治运行体制是否应该得以推广作为自己最终的理论使命，为推行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铺垫合法性。江泽民指出：“世界上的民主，都是具体的、相对的，而不是抽象的、绝对的。任何一种民主的本质、内容和形式，都是由本国的社会制度所决定的，并且都是随着本国经济文化的发展而发展的。”宣扬普世价值的动机是在思想上企图废除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引进西方资产阶级价值观，干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鼓吹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在政治上企图按西方的民主模式改变我国发展民主政治和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根本改变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否认、抵制还是认同和接受西方普世价值，是中国举什么样的旗帜、走什么样的道路的实质性问题，是在“中国向何处去”问题上发生的一场看不见硝烟的交锋。
    五、马克思主义如何对待这场普世价值争论
    对于普世价值实质和动机的科学判断，目的是进一步坚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指导我们解放思想的进程和社会改革的方向，更加科学地探索解决思想矛盾与冲突的方法。对于普世价值的争论，我们应该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深入准确地认识普世价值的实质与动机，反对全盘西化的错误倾向。宣扬普世价值的舆论具有鲜明的政治指向性，我们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要注意同用‘普世价值体系，取代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倾向划清界限。”普世价值在当前流行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一些理论工作者和干部淡化意识形态，忽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与运用。在面对国内外甚嚣尘上反马克思主义或非马克思主义思潮时，不能坚定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分析，而是人云亦云，亦步亦趋。
    西方所谓“普世价值”是西方资本主义的话语体系，无法代替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指导思想。我们必须自觉捍卫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指导地位，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一元化，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澄清普世价值问题上的是非，揭示普世价值观的政治实质，抵制和制止普世价值思潮的泛滥。    
    二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和话语权建设，在全球化进程中占据道德制高点。
    普世价值争论的一个文化背景，就是全球化进程和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人们的政治感日益模糊，思想信仰出现危机和“真空”，道德和价值的源泉出现枯竭。今天普世价值的争论“就不仅是科学与幻想之争，同时还是科学信仰与自我麻醉间的较量。”我们在不断深化对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中，要特别注重总结我国的实践经验，用生动丰富的感性事实，激发人们的理想热情，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的凝聚力，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信念。这才是对普世价值作出的釜底抽薪式的批判。
    我们在反对普世价值过程中需要做到以我为主，加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设，推进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使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够更加有效地解释广大人民所关注的几乎所有重大问题，使不同阶层的人都能从中获得历史的方向感，形成科学指导实践活动的思想体系和话语体系，真正成为挑战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精神力量。在今天抢占道德制高点，关键在坚持作为工人阶级自我意识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首要的是构建社会主义的核心话语体系。
    三是发扬辩证法精神，培养科学成熟的政治自觉和政治理性，辩证对待普世价值中的思想糟粕和有益启示。
    俞可平认为，这场争论中有两种极端观点是令人担忧的：“一种认为普世价值就是没有任何差别的共同价值，其极端就是简单地把西方价值当作‘普世价值’；另一种认为人类社会根本不存在任何共同的价值，其极端就是幼稚地认为中国特色与人类的普遍价值格格不入。”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内核，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为此，我们应该培养科学成熟的政治自觉和政治理性，提高我们对于异质文明的政治鉴别力，正确处理坚持什么、反对什么、拒绝什么、吸收什么等问题。我们既不能全盘接受西方的普世价值，也不能忽视我国对于现代政治文明成果的有分析的吸收和借鉴；既不能完全肯定西方的普世价值，也不能忽略民主、法治、公平等价值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意义。钟哲明指出：“普世价值’问题讨论中有不同看法，这是正常现象，应通过学术研究和争辩逐步解决。”因此，反对普世价值不能动摇改革开放，不能良莠不分，全面否定和批判，也不能揪辫子、扣帽子、打棍子，否则就会导致洗澡水和孩子一起泼出来的错误。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是指人类在社会政治实践中所取得的一切积极成果，当然包括资本主义政治文明中的积极成果。我们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但对西方政治文明成果则要认真研究，科学分析，批判吸取其合理因素，为我所用。这也是我们反对把西方价值等同于普世价值的重要原因。西方文化对普世性文化的贡献只是构成普世性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不能替代普世性文化的全部。我们既“不能把需要借鉴和汲取的各种具体民主的形式中的某些普遍性，误认成需要把这种民主从形式到内容都要全部、整体地照抄照搬过来，”又不要把人类优秀文明成果、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全部等同于西方成果，夜郎自大，闭关自守，借反对普世价值反对对外开放。
    四是着力挖掘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普世性，扩大中国模式的世界意义，提高中国制度和中国道路的软实力。
    利益是价值之母，现实是价值之父。造成资本主义价值备受瞩目的现实基础，是当代世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政治和科技优势。只要东西方在全球力量对比的格局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扭转，西方价值普世假象就不会自行消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以至逐渐超越西方国家的经济科技优势，是一个解决普世价值问题的科学逻辑和必然过程。当今中国进入一个迅猛发展的新阶段，中国崛起成为举世瞩目的重要现象，中国话语成为世界范围内人们讨论的重要话题。这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展现自身的时代价值提供了胜于雄辩的物质资源和史无前例的历史契机。广义上，普世价值不是西方国家的专利，当代中华民族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以自己的特殊方式实践与丰富着普世价值精神，并为普世价值精神做出自己的独特贡献。
    中国模式是中国最大的软实力。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钥匙，要想在政治上和文化上处于主动地位，关键在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需要向外部学习，借鉴和吸收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同时也需要向世界证明自己的生命力和时代性。我们应当通过实践清楚地表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本身就包含了最深刻和最真实的普世价值，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世界意义的实现并不是要强迫人家接受我们的模式和价值，而是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国际化，让世界了解中国模式的理念、价值、结构和运行方式，体现中国模式对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借鉴意义，愿意在求同存异的和平竞争中与其他文化共同发展。
    （《环球视野》第359期，摘自2011年第1期《马克思主义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