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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湎于老套词汇的俄罗斯共产党已经毫无希望地彻底边缘化

火烧 2011-09-27 00:00:00 国际纵横 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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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左转抢俄共地盘
2011-7-29 来源:《参考消息》

【俄罗斯《独立报》7月28日报道】统一俄罗斯党的代表大会改到9月23—24日举行,这令俄共非常不满,因为俄共的代表大会也在此时举行。俄共担心这会影响媒体对其大会的报道,并且声称不排除改变会期的可能。现在两党相互指责对方剽窃自己的思想。专家认为,选举前统一俄罗斯党不可避免地会表现出左倾。

    上周二,普京总理同意将党代表大会从9月3—4日推迟到23—24日举行。统俄党的决定令共产党人愤怒,因为他们早在7月初便宣布将在9月23—24日举行代表大会,但现在却不得不与统俄党争夺媒体的关注度。两个党举行的都是杜马选举前最后一次代表大会。对于选战的参与者来说, 媒体的关注度十分重要。俄共中央委员瓦季姆·索洛维约夫说,“我们不排除会改变会期”。

    统俄党会期的改变让两党关系紧张起来,双方都再次起劲地指责对方剽窃自己的思想。俄共中央书记谢尔盖·奥布霍夫说,统俄党复制了俄共的倡议。他认为统俄党的意识形态开始左转,他说,统俄党在选举前不可避免地要争夺俄共的地盘。

    列瓦达民调中心副主任格拉日丹金说,由于很多选民对左翼思想有好感,因而统俄党必须要利用左派的思想,尽管不必整个左转。统俄党的一些倡议是左的,另一些倡议则是右的,它企图吸引各种不同的选民。

    俄共相信,统俄党的基本价值观就像万金油,缺乏实际内容。政治技术中心副主任阿列克谢·马卡尔金肯定地说,统俄党将继续左倾,这是选举的一个必然特征。其原因是多数俄罗斯人“希望国家能够关心他们,爱护他们,提供社会保障。这种思想在传统上被认为是左倾的,执政党在利用这些东西”。作者:李兴耕      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1年第4期

摘要: 从2007年到2011年五年间,俄共党内斗争不断,以久加诺夫为首的主流派与反对派展开了激烈交锋,如2007年反对“新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2008—2010年先后改组了圣彼得堡市和莫斯科市的俄共分部领导机构,撤换了市委主要负责人。双方除了在干部和组织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外,还在思想理论上围绕久加诺夫提出的“俄罗斯问题”和“俄罗斯社会主义”展开了激烈争论。被俄共清洗的党员转而加入了统一俄罗斯党、公正俄罗斯党和新成立的“共产党人联盟”等组织,使俄共面临严峻挑战。  

关键词: 俄罗斯;共产党;党内斗争




  从2007年12月俄罗斯第五届杜马选举到2011年第六届杜马选举即将来临的五年间,俄共党内斗争不断,以久加诺夫为首的主流派与反对派展开了激烈交锋。2007年俄共在党内发动了反对“新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接着,俄共中央在2008—2010年先后改组了圣彼得堡市和莫斯科市的俄共分部领导机构,撤换了俄国这两个最大城市的俄共市委主要负责人。这些事件产生了严重后果,引起了俄罗斯媒体的广泛关注。本文拟对2007年以来俄共党内斗争的经过、争论的主要问题及其影响进行初步评析,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

  一、党内斗争的经过

  (一)2007年反对“新托洛茨基主义”斗争

  2007年6月21日,俄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В.С.尼基京在中监委第十七次全会上的报告中指出,在俄共十二大即将召开和第五届杜马选举就要举行之际,反俄罗斯势力加紧对俄共进行破坏活动,党内出现了“新托洛茨基主义”危险,必须予以坚决回击。全会通过了题为“关于俄共党内的新托洛茨基主义危险”[1]的决议,其中写道:“莫斯科、圣彼得堡、库尔干、坦波夫等地的许多共产党员在写给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信中,报告了有些人利用其掌握的党的重要机构,企图从根本上改变俄共的政策,从而为亲西方势力效劳,而不是造福于俄罗斯人民。通过对地方上出现的上述情况的分析和深入调查,可以作出在俄共内部存在新托洛茨基主义危险的结论”。决议提到,特别危险的是俄共的网络资源(包括中央、地方分部和基层支部的网站)被俄共官方网站领导人А.Ю.巴拉诺夫用来抵制执行党组织的决议,攻击俄共关于社会主义与爱国主义统一和不可分割联系的纲领性主张,反对把社会阶级运动同民族解放运动结合起来,组成防止消灭俄罗斯文明、压迫和剥削俄罗斯人民的统一群众运动。决议指责“巴拉诺夫集团”违背俄共十大通过的《共产党人与俄罗斯问题》决议以及俄共中央、中监委第九次联合全体会议的决议精神,“顽固地企图使俄共背离胜利的列宁主义道路,走上错误的托洛茨基主义的迅速革命道路(путь быстрой революции),实际上为亲西方的资产阶级效劳,而不是造福于俄罗斯人民,从而使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完全占领俄罗斯”。决议指名谴责俄共莫斯科市分部西区委员会书记П.П.巴萨涅茨搞分裂活动和拒绝接受上级党组织的监督。决议认为,巴拉诺夫和巴萨涅茨一伙人的活动具有斯大林曾经批判过的托洛茨基主义的特点:缺乏真正的党性,不愿意接受党纲和党章规定的准则的约束,热衷于左的革命词句,顽固地企图同极端右翼势力结盟,无视俄罗斯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权利,肆意散布对党的领导人的不信任和排挤坚定的共产党人。俄共中央监察委员会还发表了《告全体党员书》,具体列举了巴拉诺夫和巴萨涅茨的“新托洛茨基主义”言论和行动,其中谈到:巴萨涅茨力图把自己装扮成“主要的革命者和俄罗斯共产主义者”;巴拉诺夫在其掌握的网站和报刊上赞扬巴萨涅茨是“第一个从战壕里走出来的”真正革命者,拥有“迅速革命的现实计划”,很快就能够在国内取得全部政权。为此,他们成立了新的社会政治运动“俄罗斯健全思维”(“Здравый смысл России”)。《告全体党员书》还提到:巴拉诺夫不赞成久加诺夫提出的“俄罗斯社会主义”;巴萨涅茨违反党章规定的党内生活准则,进行派别活动,结党营私,把是否忠于他本人作为挑选干部的原则,把青年人与老战士对立起来,利用青年人排挤坚决支持俄共十大决议的共产党员。俄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要求俄共莫斯科市委常设局(бюро МГК)处分巴萨涅茨。但是巴萨涅茨得到了常设局内某些人的支持。[2]2007年7月2日,俄共中央主席团通过了《关于俄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关于俄共党内的新托洛茨基主义危险的决议”的决议》,表示支持中监委的决议,宣布要追究巴拉诺夫和巴萨涅茨等人的责任,给予组织处分。随后,巴拉诺夫被解除了俄共官方网站主编职务,由 С.И.瓦西里佐夫和С.П. 奥布霍夫接替该网站编辑工作。俄共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决议公布后,巴拉诺夫在网上发表文章,否认自己是“新托洛茨基主义者”,表示拒绝接受中央监察委员会或任何其他人的侮辱,并且讽刺俄共关于“新托洛茨基主义”的指责是“精神分裂症的呓语”。2007年秋,巴拉诺夫宣布退出俄共,并建立了“俄共非官方网站”(http://www.kprf.info/),其版式与俄共官方网站十分相似,内容则完全不同,成为反对派的喉舌。

  (二)2008—2009年“圣彼得堡事件”

  2008年9月27日—10月1日,俄共圣彼得堡市分部举行第七次总结和选举代表会议,主要议程是选举新市委和出席俄共十三大的代表。俄共中央推荐俄共中央主席团成员、2003年2月—2004年10月间曾担任圣彼得堡市委第一书记的С. 索柯尔为市委委员和俄共十三大代表。但出席会议的多数代表拒绝接受中央的意见,索柯尔落选。这一事件在党内引起了强烈反响,参加会议的部分代表(占40%)向中央监察委员会提出上诉。2008年10月17日,俄共中监委作出了《关于在筹备和举行俄共圣彼得堡市分部第七次总结和选举代表会议期间违反党的准则问题》的决议,指责俄共圣彼得堡市委领导人B. И. 费多罗夫及其拥护者在第七次代表会议期间进行派别活动,违反党章和党纲的基本准则,用“费多罗夫的官僚集中制”替代民主集中制,把该市的各个区委置于不平等地位,限制了拥护党的十大和中央全会决议的七个区委的权利。这七个区委联合了40%以上的党员。中监委建议俄共中央解散圣彼得堡市代表会议选出的新市委并撤消该市出席俄共十三大的代表资格。2008年11月13日,俄共中央主席团以8票赞成、6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了解散俄共圣彼得堡市新市委并撤销该市出席十三大的代表资格决议,同时成立了由В.Ф.拉什金、Ю. П. 别洛夫和В.С. 罗曼诺夫组成的组织委员会,负责筹备新的党代表会议。对这一决议投赞成票的包括索柯尔本人,投反对票的有俄共中央第一副书记И. И. 梅尔尼科夫以及А. К. 弗罗洛夫、Б. С. 卡申、В. А.库普佐夫、О. А. 库利科夫和С. Н. 雷舒尔斯基,表明俄共中央主席团内部存在严重分歧。结果,圣彼得堡市党组织没有任何代表出席俄共十三大。而索柯尔则在十三大上当选为俄共中央委员。2009年1月6日,负责筹备俄共圣彼得堡市非常代表会议的组织委员会领导人В.Ф.拉什金对《真理报》记者发表谈话,指责费多罗夫等人公开对抗党中央的路线,批评在圣彼得堡市立法会议中的俄共党团没有坚持对当局采取原则性的反对派立场,在未经市委全体会议讨论的情况下对政府提出的2008年预算案投了赞成票。拉什金认为,费多罗夫作为市委第一书记应对圣彼得堡市党组织的内部纷争承担个人责任。该市的党组织明显地分为两大派别:一派拥护费多罗夫,另一派则反对他。反对费多罗夫的七个区委组织完全得不到经费资助,或者被大大削减,而拥护费多罗夫的区委得到了大量资助。拉什金还批评圣彼得堡市党组织领导机构不重视干部、宣传鼓动工作和抗议运动。全市只有2000多名党员和30名共青团员。党员平均年龄高达65岁。[3]2009年1月21日,俄共中央主席团作出了开除B. И. 费多罗夫及其支持者 С. 莫洛德佐夫和С. Б. 波尔晋柯三人党籍的决议,同时解散费多罗夫拥护者占多数的圣彼得堡市三个区委组织,其党员人数约有500人。费多罗夫还被撤销了俄共在圣彼得堡市立法会议的党团领导人职务。在俄共十三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反对撤销圣彼得堡市第七次代表会议决议的六人中的四人(Б.卡申、О.库利科夫、В.库普佐夫和А.弗罗洛夫)未当选为新的俄共中央主席团成员。2009年1月31日,在组织委员会主持下举行了俄共圣彼得堡市分部第八次总结和选举非常代表会议。2月1日,索柯尔当选为圣彼得堡市委第一书记,然而1/3的代表对此投了反对票。

  虽然俄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决议和尼基京的讲话中都使用了“新托洛茨基主义”一词,但是在俄共中央内部和广大党员中间对此持有不同意见。俄共中央委员、著名理论家Ю.П.别洛夫不赞成用“新托洛茨基主义”这个词来称呼费多罗夫的支持者。他认为,用“新托洛茨基主义”来称呼原俄共官方网站主编巴拉诺夫是合适的,因为巴拉诺夫的网站的确宣传托洛茨基主义观点。但是“新托洛茨基主义”对于费多罗夫的支持者来说不合适。他呼吁,不应该在党内寻找“新托洛茨基主义者”,否则可能导致党的分裂,给党带来巨大损失。俄共杜马党团成员奥·斯莫林也不赞成所谓“新托洛茨基主义”的提法。他在俄共十三大的发言中说:“我作为哲学博士、俄罗斯科学院通信院士,30多年来一直从事社会政治学科的教育工作,我不懂新托洛茨基主义这个词对于当今的俄罗斯共产党来说究竟是什么意思。”他希望俄共能够把更多的人团结在自己周围。[4]俄共莫斯科市委书记乌拉斯也对“新托洛茨基主义”的提法提出质疑,认为当年斯大林与托洛茨基所争论的是一国建成社会主义问题,目前俄共所面临的并不是这个问题,而是能否取得胜利的问题。俄共作为反对党遇到的更现实的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在他看来,正当全党投入第五届杜马选举之际,俄共中央监委提出反托洛茨基主义的决议导致俄共在大选中受挫,得票率下降到11%,在总统选举中梅德韦杰夫的得票率比俄共候选人久加诺夫高出四倍。他要求俄共认真总结失败教训。[5]2009年2月6日,俄共中央委员Б.卡申发表文章,批评俄共中央在解决圣彼得堡市党组织问题上违反了党内的民主原则。[6]费多罗夫的支持者则在一些网站[7]上刊登了一系列文章,要求对俄共进行思想和干部队伍的革新,实现党内生活民主化,召开党的非常代表大会。他们还发表宣言,批评久加诺夫提出的“俄罗斯问题”是从民族主义立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正;认为俄共鼓吹“俄罗斯社会主义”在各民族共和国以及共产党人中间引起了思想混乱和反感;不赞成久加诺夫在东正教问题上的立场,要求回到信仰自由、国家与教会分离、教会与学校分离的立场。但是,圣彼得堡市的俄共活动家、鼓吹“俄罗斯强国主义”的С. А.斯特罗耶夫则不赞成别洛夫的观点,继续激烈批评费多罗夫及其支持者的“新托洛茨基主义”。[8]2010年7月2日,俄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尼基京在中监委第七次全会上的报告中严厉谴责费多罗夫进行分裂活动,是新托洛茨基主义的表现。他声称,“新托洛茨基主义”是美国式全球化时代的政治思潮,是一种以西方文明而不是俄罗斯文明为立足点的世界观。[9]俄罗斯媒体把2008—2009年俄共“圣彼得堡事件”比作1937年苏共“大清洗”时期的“列宁格勒事件”,并称之为“新列宁格勒事件”。

  (三)2010年“莫斯科事件”

  作为“圣彼得堡事件”的继续,2010年俄共党内又发生了“莫斯科事件”。当时俄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是В. Д.乌拉斯。他曾担任茹科夫军事航空工程学院教师,1999年获得上校军衔,2000—2004年任俄共中央候补委员,2004年7月任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2005年12月任莫斯科市杜马俄共党团领导人。从2007年起任第五届国家杜马议员。由于乌拉斯在“圣彼得堡事件”中支持原圣彼得堡市委第一书记费多罗夫,俄共中央主席团在2010年2月15日作出决议,给予乌拉斯警告处分,指责他“粗暴违反党章第8条第15款,没有执行俄共中央主席团的决议以及在党的组织和干部工作中犯有严重失误”[10]。2010年2月17日,在俄共莫斯科分部的一个网站[11]上出现了批评俄共中央决议的传单。俄共中央认为该传单具有挑衅性质,要求其作者、莫斯科市委领导成员之一С.叶皮法诺夫对此承担责任。但莫斯科市委没有执行中央的决定。5月12日,俄共中央主席团通过了解散莫斯科市委常设局并解除市委第一书记乌拉斯和其他书记职务的决定。但莫斯科市委拒绝接受这一决定。2010年6月25日,不赞成解散莫斯科市委常设局的共产党人单独召开会议并通过决议,要求俄共中央撤销关于解散莫斯科市委常设局的决议。俄共中央对此作出强烈反应,立即召开中央主席团会议,指责这一决议违反党章,决定给予其组织者警告处分。2010年7月2日,尼基京在俄共中监委第七次全会上作了题为“坚决同俄共党内的宗派主义和派别活动进行斗争”的报告,尼基京指控乌拉斯支持俄共原官方网站主编巴拉诺夫和原俄共圣彼得堡市委第一书记费多罗夫。他说,在巴拉诺夫和费多罗夫小集团被开除出党后,乌拉斯建立的俄共莫斯科市分部官方网站成为反对俄共中央的主要基地。乌拉斯充当了巴拉诺夫等人的保护伞,挑衅性地拒绝执行党中央的决议,粗暴地违反了党章。尼基京点名批评了一系列网站[12]进行反对俄共中央的活动,指责这些网站企图利用即将到来的议会选举和党的第十四次非常代表大会,改变党的纲领和章程,更换党的领导,以达到分裂俄共的目的。尼基京还反驳了俄共莫斯科市委委员Е.И.科佩舍夫和俄共中央委员、莫斯科市委委员、年已90岁的Е.К.利加乔夫的言论,因为他们批评中监委关于解散莫斯科市委的决议违背了党章。尼基京宣称,要“始终不渝地遵循列宁关于必须防止左的和右的机会主义危险的警告。绝不允许党内存在任何宗派主义和派别活动的表现”[13]。7月3日,俄共中央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会议以125票赞成、9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了解散俄共莫斯科市委的决议,并成立了由65人组成的组织委员会,负责筹备俄共莫斯科市分部第十八次总结和选举代表会议。俄共中央主席团成员、书记处书记拉什金任组织委员会领导人。2010年12月18日,拉什金在俄共莫斯科分部第十八次代表会议上的报告中对乌拉斯领导下的原莫斯科市委工作提出了严厉批评,认为莫斯科市委必须对俄共在莫斯科市杜马选举中得票率下降承担责任。在2009年10月11日举行的莫斯科市杜马选举中俄共得票率只有13.3%,比上一次选举的得票率下降3.4%。莫斯科市的俄共党员人数在不断减少:2007年莫斯科有7500名党员,到2010年1月1日只剩下6656人。党员平均年龄高达64岁。在莫斯科40多万产业工人中加入俄共的仅占3%。共青团员只有276人。2010年初,在莫斯科的十个区委第一书记中,2人73岁,2人67岁,2人64岁,其余的也接近这一年龄。后备干部的年龄甚至超过现任者年龄。在军队中,两年来几乎无人加入俄共。许多基层支部党员不缴纳党费。2010年12月7日,组织委员会一致决定建议俄共中央主席团开除乌拉斯和科佩舍夫党籍。[14]2010年12月底,拉什金被任命为俄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15]

  二、争论的主要问题

  (一)“俄罗斯问题”和“俄罗斯社会主义”

  以久加诺夫为首的俄共主流派与反对派之间除了在组织和干部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外,还在思想理论上围绕久加诺夫提出的“俄罗斯问题”和“俄罗斯社会主义”展开激烈争论,涉及对现今俄罗斯社会性质的判断、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以及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等重大问题。

  “俄罗斯问题”和“俄罗斯社会主义”是2004年7月4日久加诺夫在俄共十大的报告中首次提出的。大会就此通过了题为“共产党人与俄罗斯问题”的决议。2006年4月6日,久加诺夫在《真理报》上发表了《俄罗斯社会主义——对俄罗斯问题的回答》一文,对“俄罗斯社会主义”作了全面论述。[16]2008年十三大通过的新党纲谈到了“俄罗斯问题”,但没有使用“俄罗斯社会主义”一词,而是提出了“更新了的社会主义——21世纪社会主义”的战略目标。

  什么是“俄罗斯问题”?久加诺夫的观点是:“当今俄罗斯社会的关键问题是俄罗斯问题——俄罗斯人民在俄国的地位问题。” [17]“我们党的任务是拯救俄罗斯民族,拯救俄罗斯国家,拯救所有紧密地融入我们伟大国家的各民族。”[18]他认为,在苏联解体后,世界上出现了对俄罗斯民族的种族灭绝运动——有预谋地、蓄意地、持续不断地消灭俄罗斯民族。当今的俄罗斯当局应该对俄罗斯民族的毁灭承担责任。久加诺夫宣称,在当今俄罗斯只有一支政治力量——俄共能够解决俄罗斯问题。当前面临的问题是确定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及其基于俄罗斯社会根本性质的特点。俄罗斯问题今天是把社会主义理想同民族的传统价值观、共产主义运动同民族解放斗争结合起来的基础。久加诺夫强调,他所说的“俄罗斯”,不仅是指俄罗斯联邦内的俄罗斯族,而且包括“大俄罗斯(指俄罗斯人)、小俄罗斯(指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白俄罗斯人)”三个斯拉夫民族在内。

  在2008年俄共十三大上,不少代表在发言中不赞成“俄罗斯社会主义”的提法。例如,俄罗斯科学院院士、诺贝尔奖获得者、俄共杜马议员饶·伊·阿尔费洛夫认为,不存在“俄罗斯社会主义”,就像在物理学中不存在俄罗斯物理学或美国物理学一样。社会主义在中国、俄国、古巴可以有各自的特色,但社会主义具有国际性,它指的是社会主义的、公正的社会制度。[19]俄共杜马党团成员奥·斯莫林对党纲中关于把阶级斗争和俄罗斯民族解放运动结合起来的提法提出质疑,他认为,俄罗斯不是殖民地,谈不上民族解放运动。他赞成阿尔费洛夫关于社会主义是一种国际现象的说法。在他看来,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比俄共的“俄罗斯社会主义”更准确。[20]原圣彼得堡市委第一书记费多罗夫不赞成把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同民族解放运动结合起来的提法,认为俄共关于“俄罗斯问题”的理论是沙文主义思想。[21]2009年1月31日,Ю. П.别洛夫在俄共圣彼得堡市分部第八次非常代表会议上声称,他不赞成在党的文件中使用“俄罗斯社会主义”这一术语。2009年11月3日,他再次表示:“我认为‘俄罗斯社会主义’这一概念不是一个严格的科学概念,不能在党的文件特别是纲领性文件中使用这一概念。”但是他同意使用“俄罗斯问题”的提法。

  俄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尼基京在俄共十三大上继续坚持“俄罗斯社会主义”的提法。他强调,“俄罗斯社会主义”体现了俄罗斯文明的世界观的崇高精神,是由大俄罗斯人、小俄罗斯人和白俄罗斯人的智慧和劳动所创造,将继续存在下去并得到进一步发展,只有通过民族解放斗争和拯救俄罗斯民族才能走向社会主义。[22]

  十三大通过的新纲领没有使用“俄罗斯社会主义”的表述,并且删去了原纲领中关于“苏联是俄罗斯帝国的地缘政治继承者”以及“‘俄罗斯思想’实质上就是深刻的社会主义思想”等提法,强调“俄罗斯问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年代极其尖锐”,“解决俄罗斯问题和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任务就其实质来说是同步的”,“在当前条件下,俄罗斯联邦共产党认为自己的任务是把社会阶级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联合成为统一的人民阵线”。[23]

  (二)关于东正教问题的立场

  如何对待宗教(特别是东正教)问题,是俄共内部争论的焦点之一。久加诺夫在《俄罗斯社会主义——对俄罗斯问题的回答》一文中强调,在“俄罗斯思想”的形成过程中,东正教起了独特的作用。他写道:“许多世纪以来,俄罗斯东正教教会是我国人民的道德理想和精神宝藏的主要保存者。”[24]由此出发,久加诺夫提出了国家与东正教结成战略同盟的口号。俄共的不少领导人(如杜马议员尼基京、拉什金)参加了东正教徒的集会并发表演讲,还参加了东正教教会发起的在莫斯科市杜马的静坐活动。久加诺夫在俄共十三大的报告中说,列宁的名字“可以与耶稣、默罕默德、释迦牟尼和摩西等伟人比肩”[25]。他还说,“耶稣基督是第一个共产主义者。”“在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存在许多共同点。”[26]

  一些俄罗斯共产党人和左翼学者对久加诺夫把列宁与耶稣等宗教人物以及把基督教与共产主义相提并论的说法提出批评。原俄共中央候补委员、俄共纲领起草委员会成员B.A.萨普雷金在《打着假马克思主义幌子的右倾机会主义》一文中指出,恩格斯在1843年发表的《大陆上社会改革的进展》一文中就批评了那些把基督教与共产主义混为一谈的说法。恩格斯写道:基督教的“圣经教义的整个精神是同共产主义、同一切合乎理性的措施截然对立的”[27]。萨普雷金认为,久加诺夫的社会主义观与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久加诺夫无视东正教教会掌握了大量财富和产业,已经成为“总体资本家”,东正教致力于使剥削制度的基础——私有制神圣化。萨普雷金认为,久加诺夫“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私有制,其精神基础是东正教,政治基础是以私有主和教会人员为代表的精英集团。萨普雷金还批评俄共新纲领没有对普京—梅德韦杰夫体制的政治实质作出科学判断,俄共作为议会党已经融入这个体制,成为其有机组成部分。俄共领导人口头上批评这个制度,实际上却为复辟资本主义效劳。总之,在萨普雷金看来,久加诺夫的社会主义是“打着假马克思主义幌子的右倾机会主义”[28]。

  三、俄共党内斗争的影响

  综上所述,2007年至今,俄共连续不断的党内斗争给党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削弱了党的凝聚力,加重了党的组织危机。这是党内长期积累的各种分歧和矛盾没有及时得到解决,而是进一步激化造成的后果。俄共承袭了苏共历史上通常使用的党内斗争方法,频繁地进行反对“鼹鼠”、“第五纵队”、“蜕化变质分子”、“宗派分子”、 “新托洛茨基分子”之类的斗争,一批又一批党员被清洗出党,组织规模日渐萎缩,导致党的社会影响力下降。被开除的党员有的转到统一俄罗斯党和公正俄罗斯党一边,有的组成新的政党或社会团体,其中包括2009 年由К.А.茹科夫等人发起成立的全俄社会组织“共产党人联盟”和圣彼得堡的“阿芙乐尔”共产主义小组。

  2011年3月21日,俄共中监委主席尼基京在一次讲话中谈到,目前俄共党员总数为15.4万,比前年略有增加。2010年党员平均年龄58岁。在各级立法机构中有1万名俄共议员。[29]但是,俄共目前处境仍然十分严峻。如果说几年前俄共有能力号召数万人走上街头举行大规模抗议活动,现在已经很难做到。2011年“五一”节前夕俄共领导人曾经宣称,5月1日将在莫斯科举行有七八万人参加的大游行。但是,那一天实际参加活动的只有4500人左右。在哈巴罗夫斯克,俄共原先宣称要举行3000人大游行,而实际参加的不到300人。5月9日是俄罗斯卫国战争胜利日,那一天在莫斯科出现了同样打着红旗的两支游行队伍:一支是在特维尔广场举行的以久加诺夫为首的俄共游行队伍(约3500人),另一支是在雅罗斯拉夫车站广场列宁像前举行的由从俄共分裂出去的莫斯科市委和“共产主义青年联盟”组织的游行队伍(约数百人)。

  值得注意的是,在俄共党内斗争中网络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无论俄共中央或反对派都广泛使用网络作为斗争手段。俄共现在已建立了58个地区分部网站和15个地方支部网站,创建了自己的电视台。反对派也继续利用包括“俄共非官方网站”(http://www.kprf.info/)在内的许多网站来宣传自己的主张。

  看来,俄共要消除不断的党内斗争造成的消极影响,克服党的组织危机,关键在于进一步总结苏联解体、苏共垮台的历史教训,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前提下进行理论创新,制定符合俄国实际和当今时代特征的理论纲领和战略策略,健全党内民主生活和干部更新机制,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进步力量,巩固和扩大党的社会基础。俄罗斯民众数十载情绪变迁:咱该滚了
2011-09-23 11:06:17 作者:译者: GraceEl 来源:财经网 浏览次数:92 网友评论 2 条
马评网编者按:文章所反映的问题、所描述的现象跟中国现状何其想像,甚至连文章所表达的观点、情绪和所用的腔调都跟当前中国的自自由派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如出一辙!看来,依附性资本主义国家(包括中俄)的那些买办学生们(官僚集团、自由派媒体、资本家和各路社会精英)的所作所为都是由那个世界霸主、寡头资本主义大佬统一调教出来的,这与一党专政存不存在无太大关联。(www.reviewing.cn



摘要:昔日经济滞胀和绝望情绪动摇了苏联的根基,而今是否昨日重现?

Sep 10th 2011 | MOSCOW | from The Economist print edition

千禧年之际,数位留美归国的俄罗斯青年创建了一个域名为WelcomeHome. Ru.(意为“欢迎回家”)的网站,其上写着:俄罗斯的生活趋于正常,人们可以在此休养生息、开创事业、抚育后代;我们,连同众多游子一道,已经回乡。这是俄年轻俊才对于上升的经济态势、增长的就业机会和新总统普京就社会稳定的承诺所作出的典型回应。在经历数载资本外逃后,资金很快向俄罗斯回流。

然而十二年后,正值普京有意重回总统办公室再执政十二年时,俄民众的反应已全然不同。“欢迎回家”的网站早已关闭,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新兴的、颇受欢迎的博客正在社交网络上迅速壮大——“Pora valit”,意为“咱该滚了”。数千名用户在该平台上交流离俄的最好方法,博客的名字极好的调动了俄城市及受教育阶层的情绪。

移民是街谈巷议的话题。家喻户晓、著作等身的德米特里·贝科夫在最新一期的《通俗小说》(feuilleton )周刊上专述了资金外逃、人口外流以及加诸于两位反对派政治家鲍里斯·涅姆佐夫(Boris Nemtsov)和弗拉基米尔·米洛夫(Vladimir Milov)的出行禁令。苏维埃政府曾以驱逐出境作为对异见人士的惩罚,“现在改成禁止出境了”贝科夫打趣道。



近日,勒瓦达中心(Levada Centre)主持的一项民意测验显示,俄成年人口中22%有意永远离开自己的祖国,这一数字高出四年前的7%三倍还要多,达到苏联解体后的峰值——即使那时也只有18%的人口有意离境。这些人并非身陷贫穷和绝望之中,正相反,他们中大多数人是企业家或学生。

勒瓦达中心近日针对年龄在25至39岁、生活在大城市、收入高出平均水平5至10倍的人口展开了一项调查,调查显示近三分之一的受访者有意永久移民。他们并非胸怀不同政见或难舍浪漫情怀:半数的受访者表示对政治毫无兴趣,三分之一受访者是克林姆林宫现行政府的支持者,他们中大多数人在私企工作且过去十年业绩丰厚。“这些人不仅有离开俄罗斯的想法,而且也有这个条件”勒瓦达中心的主席列夫·古德考夫(Lev Gudkov)表示。

不过以上数据并不意味着人才流失已成定局。古德考夫在过去二十年持续测算俄罗斯的移民情况,他表示真正把离境的想法付诸实践的人其实很少。年轻人和富人中只有6%有资格取得签证,他们正在拟定合约或申请留学。但是在经济和社会走向不近人意的背景下,纵使比例再小,俄罗斯也承受不了失去受过精英教育的年轻人才。这些数据反映了国民对国家现状失望非常。“这是俄罗斯社会的心电图”,古德考夫如是说。若真是如此,情况就大为不妙了。

手提箱综合征

从某些角度来看,俄民众现在迫切离境的情绪是很奇怪的。古德考夫表示这种他称之为“手提箱情绪”的情况通常在经济危机前期或后期滋生。如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他所选取的移民指标上升至21%。货币贬值和债务拖欠让国家的存款化为乌有,鲍里斯·叶利钦(Boris Yeltsin)解散政府之举加剧了民众对不明了选局的恐惧情绪。但是现在总统的交接毫无疑问,普京在可预见的未来将持续掌权,就算现任总统梅德韦杰夫偶获连任,现行的政体也会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延续下去。

俄罗斯当前没有经济拮据的迹象。2008年金融危机对俄的打击尤为严重,危机后生产得到反弹,现以每年4-5%的速度持续增长——虽然增速不及2005年,但是并不逊色于包括巴西在内的其他新兴市场;油价是2007年的1.5倍,达到预期峰值。俄最大最古老的投资银行Troika Dialog首席经济学家叶甫根尼·加夫里连科(Evgeny Gavrilenkov)称其“还算不错的应付过去了”。



然而民众和公司正不断将资金带离俄罗斯,去年资本外流净额为340亿美元(见表)。加夫里连科表示资金外逃部分归因于攀升的能源价格带来的意外之财,能源公司无法在国内进行短期投资,就把目光转向国外。大量资金以个人转账的小额形式离境。欧洲国家对俄销售的中等房产价格一路飙升这一现象就证实了这一趋势。

比起严重的金融危机,人们感受日益强烈的是经济的滞涨。就连以乐观著称的分析师加夫里连科也表示,短期来看,目前的经济情况比人们认想象的要好,“这种情况能持续个两三年,但是那之后嘛……”

原油的误用

摆在俄面前的问题是其对能源与日俱增的依赖性。普京执政期间,原油天然气在出口总额中的比例从二分之一上升至三分之二,这几乎完全仰赖价格的提高而非产量的提升。预算全靠能源销售:五年前俄罗斯需要原油每桶售价五十美元以平衡其预算;而2012年为满足预算这一价格需涨至每桶120美元(目前价格为每桶113美元)。随着俄大选临近,预算支出势必增长,而目前的涨幅已经超过每年10%。

俄罗斯的问题在于不是拥有大量可以出口的原油,正如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的俄罗斯问题专家科利福德·盖狄(Clifford Gaddy)指出,这确保了比较优势;而是在于这个国家沉醉其中并误用其原油收入。为换取政治支持,俄政府将资金用以维持效率低下的苏维埃经济,而非用以投资诸如修缮学校、医院等人力资本,或用以更新原油天然气产业。比起鼓励民众寻求新的机遇,政府将他们束缚在赠予过时企业和地头蛇企业的施舍物上。 拉达汽车的制造商奥托瓦兹(Avtovaz)就是个恰如其分的例子。2008年金融危机后,奥托瓦兹的产品完全无力与其他国家(尤其是日本)生产的新式汽车相竞争,普京本该让这家病多体衰的公司关门大吉,相反却拨款十多亿美元并保护公司规避国际竞争。因为奥托瓦兹直接雇员即七千名,还有数以百万计的零件供应商和汽车经销商依附于此,民众希望总理的投资在选举前得到清偿。当该公司首席执行官伊戈尔·科马洛夫(Igor Komarov)被问及下任总统席位当属谁人时,他答道“只要掂量一下谁曾在我们最困难的时期伸出援手,就知普京先生理应当选。”

如果普京当选,他带来的好处并非表面上看起来的那么多。在他最富盛誉的“稳定时期”期间,虽然可支配收入和零售业额增长速度是国民生产总值(GDP)的两倍,但这大部分要归功于耗尽苏联遗留下的资产和对新产业及基础设施的开发不足。世界银行2007年(金融危机的前一年)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十年间,俄仅有5%的公司新建或倒闭,而在健康的市场经济中,这一数字要高得多——有时甚至接近20%。

由此可知,俄现在缺乏的是经济长足增长的能力。在高原油价格的支撑下,消费的持续增长导致了进口额惊人的攀升——每年涨幅为40%,但是这种增长已不能刺激国内经济,后者的提振只能通过发展生产力或加大投资力度。

国内外的新进投资受到俄恶劣商业环境的阻碍,而这一环境却无改善迹象。沃尔玛曾试图在俄收购零售链,这一一时兴起的动作持续了三年直至去年才落下帷幕,据熟悉谈判人士称,显然是有官员搪塞,理由是“不想再招来个宜家那样被爆行贿哭哭啼啼的主。”

技术人才不差钱

行贿事件粉碎了那些极富行动力、创造力人士的前景。俄高层手握资金和杠杆的双重大权,他们的权力寻租扼杀了公平竞争。佼佼者们多有安保常识,直觉告诉他们要出其不意、提纲衔领、进而掌控全局,而非创造发明和公平竞争。高官不时被免职的局面(如前莫斯科市长尤里·卢日科夫(Yuri Luzhkov))造成了变动只存在于简单的资金再分配而非整个体系的改良。

如果竞争的一方人脉丰富,能雇佣税务警察和公诉人员迫使另一方离开市场,那么针对创新和提高生产力的投资就没什么意义了。莫斯科多莫杰多沃机场主德米特里·卡门史切克先生(Dmitry Kamenshchik)讽刺道:“我们谁都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去蹲大牢,我们是俄联邦的子民,依照刑法做事。”

梅德韦杰夫提出在莫斯科郊外斯科尔科沃(Skolkovo)打造俄版“硅谷”的宏伟计划,以旗舰店形式引入网络服务巨头思科公司(Cisco),但这一举措对自由竞争和吸引外商并无用处。去年,两位在英国生活工作的俄物理学家荣获诺贝尔奖,当俄方邀请他们回到斯科尔科沃工作,安德烈·盖姆(Andre Geim)答道“你们要是以为凭金钱就能请到任何人那真是脑袋有问题。”事实上俄科学家想要在国外工作本身并不是问题所在——中国很多科学家也是如此——真正的问题在于很少有人愿意回来。世界银行数据显示,俄留美的理工科学生中77%永不回国。

过去俄罗斯的企业家为了高回报只得忍受不良机构和行贿受贿,现在回报缩水了而腐败官员的胃口却更大、更放肆。大型公司正在把国内业务量削减至最低,而较小的公司正在寻求出盘。瑞士银行和总部设在伦敦的商业媒体Campden Media一项近期的调查显示,个人资产超过五千万美元、流动资产超过一亿美元的19位俄商中,88%已将个人资产转移至国外,且准备出售公司;个别计划把业务过户给自己的后代——这也不足为奇,要知道大部分富二代和官二代都已在西方国家安家落户。父母把儿女送出国不是要他们学习更优的经营之道,而是让他们能够永久移民。

断层了的未来



这一切让人们更感经济滞涨,并加重了中产阶级的沉闷情绪。俄民众想要移民并不是像其他国家那样出于对贫穷和失业的恐惧,也不是出于过去曾迫使人们离开的动荡和革命的威胁;而是出于留俄并不会有更好的发展、更辽阔的未来的感受。勒瓦达中心调查显示,四分之三的俄罗斯人民对两年以后的生活没有计划,仅有3%的人有超过十年的长期计划。基础设施、公共机构和人力资本(这也是最重要的)的老化,让人们想把这一切撇开不管。

一般来说,比西方同龄人,那些想要出国的人有更好的物质条件,他们所寻求的时金钱买不来的东西:自身成就的认同感、财产权的保护、人身安全、有效的医疗服务和适宜子女的教育。他们想要的生活是不需要行贿、不会因为政治因素失去工作、也不会因为腐败官员的心血来潮蹲监狱。

沙格·麦尼特斯基(Sergei Magnitsky)的遭遇在专业人才的心中久久挥之不去。曼尼特斯基是一位成功的公司律师,因为揭发警方调查人员的惊天贪污阴谋,最终被同一批警察关进监狱逼迫致死。然而政府并没能对各项指控展开调查,且一直隐瞒麦尼特斯基的死讯。



普京复位 狂喜不再

普京重回总统席位的可能性加重了人们的看法,即俄罗斯将会一成不变,不会更强大也不会更开放。复位有着重大的象征意义,尽管普京从不让权力流出他的掌心,但无独有偶,权力还是会外流,而这象征的不是进步而是后退。

民众郁郁寡欢的情绪与日俱增。在苏维埃帝国土崩瓦解后,这个国家的目标和命运变得模糊不清。历经七十年向乌托邦看齐的努力,上世纪90年代俄罗斯的目标只是成为正常的文明国家,然而在经历了两次车臣战争和本土最为成功的尤科斯(Yukos)石油公司的衰败后,2003年这一希望终于化作泡影。

普京一直在激发和调动民众对苏联时期的怀念之情。然而伴随其卷土重来复位在即的是克林姆林宫的统治者们对民众轻视,他们认为俄普通民众还不需要民主。两位数的收入增长也许能把诸多问题遮掩一时半会,但当增长放缓时,所谓的稳定局面就会成为死水一潭。

俄知名经济学家乌拉基米尔·茂(Vladimir Mau)表示从某些方面来看,俄罗斯的现状和苏联在经历20世纪60年代经济的短期复苏后,70年代及80年代初的“滞涨时期”有相似之处。那时原油的价格也很高且消费持续攀升,但是整个国家却笼罩在无望的情绪当中。对于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来说生活是安逸的,但是社会的流动性却被党政官员堵死,期待和现实之间的鸿沟不可逾越。当原油价格下跌时,普通民众食品短缺的境遇和对享有特权人士的怒火成为了革命的催化剂。

俄现在的经济状况比苏联时期要灵活的多,但是民众对体制不公的失望情绪也一样高。产权保护的匮乏替代了食物商品的短缺,官员压榨的屈辱替代了排队领食的羞辱,更严重的是,民众悲惨暗淡的现实与政客豪言壮语的承诺依旧相去甚远。唯一不同的就是现在的俄中产阶级——他们的需求和期待远超出现行体系有力负担的——是否能扮演和过去一样的角色,与较为富足的苏维埃知识分子一起推翻苏联。

80年代的知识分子曾相信推翻腐朽的共产主义党政官员就可以让国家重回正常的发展道路。数以百万计的青年技术人员在面临于铁幕后度过余身、无法实现人生抱负的境遇时,也并没有想要推翻共产主义体系,但是当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开始推行改革时,他们马上成为中坚力量。

现如今,俄罗斯社会比那时要更加愤世嫉俗更加缺乏信任。即使是90年代苏联解体时,挑衅心理、仇恨情绪和民族主义也没有像现在这么强烈——34%的俄民众“想要枪杀”他们眼中麻烦的制造者。现在的中产阶级也远没有当时那么凝聚团结、理想主义,那么急切进取,茂表示“他们宁可更换国籍也不想改变祖国。”

这正好遂了克林姆林宫的心愿。苏联时期政府为与美国竞争大力发展教育科学,但最终在体制内部引起了难以控制的压力,现在的政府已经从这一错误中吸取了教训。这也是普京急切想要促成俄罗斯与欧洲其他国家免签证旅游计划的原因之一,另一原因是俄精英就能由此获得他们在欧洲财产的无障碍通道。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俄民众并不会成百上千万的大规模移民,绝大多数人还是会心怀不满的留在国内。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他们会做些什么。他们的失望不满能否转化为示威游行并试图改变现状?还是说这种情绪终将在墨守成规和犬儒主义中消磨殆尽?而后者在过去的十年已经给这个国家带去如此之多的负面影响。

与现在相比,苏联残存时期的经济滞涨范围更小,且创造的价值更多。对大多数人来说,现在的滞涨虽没有带来不适之感,但却让前景更加暗淡。也许要等三十年后,人们才会对体系需求更多,从而推进改革,但那时改革会是什么局面就很难说了。
永远跟党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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