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是群众“信访不信法”，还是官员们“信访不信法”？

刚才在新浪网看到这么一则新闻《政法大学副校长:领导少批示利于减少上访》：
“本报讯 （记者黄茜 通讯员广大轩、陈佑武）昨日起，为期2天的“首届两岸四地当地政府解决行政争议机制研讨会”在广州召开。来自内地及港澳台的专家学者共60余人应邀出席了研讨会。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国安出席开幕仪式并致辞。

　　城市房屋拆迁、农村土地征收、房屋拆迁、劳动和社会保障等领域出现行政争议后、却不能得到及时有效解决，就会引发群众集体上访和群体性事件。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会长、广州大学公法研究中心主任应松年先生认为：“修改《行政复议法》的时机和条件已经成熟。”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教授指出，如今人们解决纠纷是“信访不信法”，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由于不受任何事实证据、期限、步骤、方式等限制，在个别时间和个案中又能够‘一步到位’解决问题，信访成为越来越多当事人的首选。”如果任由各种纠纷肆意发展，最终没有进入诉讼、仲裁、行政复议等法定渠道，而是循着信访这条路上下反复处理，无疑将导致法治社会的倒退。

　　他提出“领导在重视信访工作的同时减少批示、增加指导，将各类争议逐步引导到解决的主渠道上来。”他特别谈到，现在往往是领导的级别越高、批示越明确，解决问题就越快。这使得信访群众“一窝蜂”涌向党委、政府寻求“直通车”，甚至引起信访者的“攀比”心理，认为“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决”。”

本网友认为，这位副校长先生把“信访不信法”的帽子扣到“群众”头上，实在是没有什么道理。

根据以往的新闻报道，凡是最后由“上级领导直接批示”获得解决的上访问题，基本上都是事实非常清楚，按照相关法规早就应该解决，没有任何理由不予办理的事情。然而，相关领导们因种种理由互相推诿，不愿意按照相关法规办事，这才导致问题长期无法解决，最后不得不上访到上级领导，然后“上级领导直接批示”才得以解决。

从根源上说，其实是各级领导们“不信法”，不把法律和规章制度当回事，不愿意按照法律和规章制度办事，这才使得群众依照法律和规章制度却无法求得问题的解决。群众在依法寻求解决而失望之余，发现“信访”有可能获得上级领导的批示，那些“不信法”的官员们“不信法”却“信访”，批示比法规管用得多。于是群众才得出结论：与其信法，与其依法寻求解决，不如信访，直接去请求上级领导。

例如，仁文主意网友在主贴《“被贩毒”的记录八年不予取消，警方是难作为还是不作为【原创】》中介绍的事情：“在重庆巴南区大江邮政储蓄所工作的28岁女子胡亚，她因为自己的身份被文姓邻居张冠李戴，而重庆警方又不经核实将错就错，结果“被贩毒”的帽子一戴就是八年。时至今日，这个紧箍咒还是牢牢地套在她的脑门上，使她顾虑重重，弄得身份证都不敢出示，因为“电脑上显示的胡亚身份信息，‘吸毒人员’、‘违法犯罪人员’两栏，都被打上‘√’。继续点击该页面‘违法犯罪人员’字样，跳出来的另一个页面详细显示：2002年2月，她因为贩卖毒品被捕”。她是一个有着诸多不良记录的人。”

事情本身很清楚，完全是警方的工作失误，依法修改也并不困难。然而警方的相关负责人却是这样答复的：“今年3月24日，胡亚户籍所在的界石派出所郑所长简单介绍了更改的流程。他说，“胡亚目前的身份信息已进入公安部网站。若要修改，必须是层层审批：由派出所提交材料给辖区公安分局，再由分局上报市公安局，最后由市公安局上报公安部，得到批准后方能更改”。”

按照这位郑所长的说法，要修改胡亚的身份信息，必须层层审批。
我们相信，胡亚当然不是生下来就被记录为‘吸毒人员’、‘违法犯罪人员’的，这些“不良记录”肯定都是2002年2月之后才添加上去的。
添加这些“不良记录”，当然也是属于修改胡亚的身份信息。

那么，在进行这些修改、添加“不良记录”的时候，郑所长是否也是“层层审批：由派出所提交材料给辖区公安分局，再由分局上报市公安局，最后由市公安局上报公安部，得到批准后方能更改”的呢？
如果当时并未经过这样的层层审批就直接修改了，那么这样的修改本来就是不合乎法规的，应该先取消然后等到审批之后再来修改。
如果当时确实进行了层层审批，那么，现在出现了这么大的错误，就不仅仅是“层层审批然后更改”了，还应该追究当时进行审批的派出所、公安局、公安部各级领导的责任：他们当初究竟是怎样对胡亚的“不良记录”进行“层层审批”的？

当然，郑所长可能会辩解说：关键是派出所提交材料，上级机关不掌握详细情况，实际上派出所确定了事实就可以修改，上报只是备案，所以当初可以高效率地修改。那么，既然当初可以这样做，现在为什么又不能了呢？现在究竟还有什么事实没搞清楚呢？看来，胡亚恐怕只有直接到公安部上访，等待部长的亲笔批示，才有希望得到问题的解决了。

官员们“信访不信法”的这种例子实在是太多了，怎么能反过来污蔑群众“信访不信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