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教授《拥抱》文章暴露《普世派》“精准和演”最新动向

　　孙教授《拥抱》文章

　　凸显美霸“普世派”“第五纵队”《精准和演》新动向

　　一、《拥抱》文题凸显出的情感色彩足资判断

　　作者不是“普世派”领军也是美霸全天候拥趸

　　拥抱本来是西人正常交际礼仪，与握手礼无本质区别。但就“拥抱礼”而言习惯上要求施礼双方《必须尊严对等》，《必须相互坦诚》，禁止任一方持尊卑成见无理相待。但是作者文题《中国可以更大胆地拥抱西方》中却在“拥抱”之前设定了“可以”“更大胆”两个条件，这使国人判断这种《拥抱》早已变了味道:根本就不是公平对等的正常交往礼仪，而是任何理性人士都能识别这样的《拥抱》其实是“下者”对“上者”的膜拜与追求。这是王道中国文化道统向来所不齿的。

　　作者文题所指《西方》也必须做客观事实上的解析。国人尽知美帝欧盟早已不是铁板一块了：欧洲结盟特别是发行《欧元》后美帝就视之为竞争对手，政经打压，军事威慑，情治监管。欧盟对美帝客观貌合神离，各行其是，大有分道扬镳之势。可是，欧盟与中国早已建立战略合作关系；经贸交往积极成熟；对于美霸令其对中军品高科禁运也遭其冷处理。根据世情的分析判断，作者文题所指《西方》者非美帝金融垄断军事霸权集团莫属，绝无它哉!

　　《拥抱》文章主题思想证明作者绝对是苏修叛徒赫鲁晓夫者流高足。赫氏背叛马列后推行《三和一灭》（三和：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一灭：消解马列阶级斗争观），频频与美帝政治巨头拥抱祈求合作。结果是：在累遭人家一再“踹脚”之外，又频繁将自家脸也贴过去供人家“扇耳光”。其继承者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更是认贼作父，延请美帝大师对苏俄实施《休克疗法》大手术。这种《拥抱》的结果世人尽知：苏联解体，欧东垮台，资本复辟，人民遭殃。共产党被清洗，社会主义在苏东被取缔。作者的《拥抱》动机直令国人胆寒。

　　二、作者不遗余力“大力呼吁强化中国与美国的体系对接”

　　暴露“第五纵队”“普世中国”的险恶居心

　　作者“呼吁拥抱西方（美帝）市场，技术”实践证明累遭人家拒止“不待见”。中企赴美投资设厂，被染指为共谍军谍限制打压频繁；中资赴美开发被指“不是市场经济国家"举步维艰；中方所有领域都对美帝老财开发任其发财，反而是美帝至今仍对我国高科军品封锁禁运。

　　作者“呼吁探索与西方（美帝）进行《政治合作》”“大力呼吁要继续加大对美国国内政治体系和政治生态中各个组成部分、包括国会、媒体甚至是跨国公司等要素的研究”。作者的呼吁可谓声嘶力竭了：先有前提要与美帝进行政治合作；后面紧跟“要加大对美国政治体系和政治生态研究”言下之意根本不是镜鉴防变，直言不讳就是要中国与“美国政治体系对接”，实施中国“普世和演”改朝换代。

　　至于作者呼吁要与美帝进行《裁军谈判》，根本就是天方夜谭与虎谋皮，结果只能是自捆手脚。美帝金融垄断军事霸权集团推行“战争立国”反动政策：它的军费投入是全世界总和；它几百个军事基地遍布世界各大洲；它天天研究高科杀人武器威慑讹诈世界。

　　作者《拥抱》文章扛着红旗砍红旗，美言深改偷运美帝货色，其普世忽悠意向洞若观火。相信国人绝不会受骗上当。

　　三、维持维护中美正常外交关系只能坚持马列毛辩证科学原则

　　按抗战时《国共两党又合作又斗争》模式运行

　　世情发展变化的客观现实严峻昭示：中国是美帝在苏东解体之后唯一的战略对手，中美战略博弈一刻也不曾消停，中美战争危机会随着中国崛起而逐渐增加。这是世界与国人不二的认知。

　　一战二战都是在利益深度融合的国家之间爆发的。国人绝不可认为中国输美利益多多，美霸就会放我们一马，这种世俗之见早被证明害人误国。

　　中国抗战时国共双方有救亡图存的最大利益。但是大资产阶级代表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限共溶共。但是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坚持斗蒋，组织全民族全世界广泛统一战线，对蒋介石实行“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寸权必争，寸土必夺”、“斗蒋反共气焰，拉蒋一致抗日”。结果是，中国共产党不仅赢了抗战胜利，也最终斗败了蒋介石大官僚资本集团，建立新中国滂湃于世界东方。

　　坚持马列毛主义斗争哲学。镜鉴中国共产党成功历史经验。王道中国无敌于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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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文相与析：《中国可以更大胆地拥抱西方》(作者：孙哲)

　　兹将孙文全文下载如下：供网友一睹反马列反宪法误导世情躁动心态

　　随着中国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我非常自信中国自身的进步可能会给整个国际体系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什么是中国外交今后十年、二十年更好、更明智的选择?中国与谁为伍?

　　有一句中国人喜欢说的老话：“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从这个角度来看，我想就当前国际变局的特征、中国外交战略和中美关系谈谈我的三个看法。

　　第一，在大数据时代，我们不仅要更加注重所谓的国际关系出现的一些“新常态”，更要探索这些“新常态”的时效性。国际关系是有一定规律的，以前常说“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新常态”到底有什么具体表现?是美俄对立甚至对抗?是极端势力的崛起?还是非传统安全的重要性增加?我们必须心中有数。“新常态”与“旧常态”有什么区别?“新常态”的时空的变幻到底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会出现什么样的“梦幻组合”?“新常态”的动态走向是什么样子?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我们可以举出很多例子，但是在不同国家，理解是不一样的。例如，我们在报纸上读到的英文新闻和读到的中文新闻有时候报道的重点有很大偏差。在美国、欧洲等西方世界国家看报纸电视的时候，你会看到他们最关心的是对普京强势的普遍担心，对伊斯兰国的崛起、以色列和伊朗核问题争端无解的困惑，还有对中国能否和平发展的普遍忧虑。但是在中国媒体看到的国际关系的变化，恐怕更多的是中美之间的潜在冲突、中日钓鱼岛争端，还有就是亚太特别是南海地区的安全困境，等等。

　　在媒体话语权、话语体系不一样的情况下，国际关系的新常态到底是什么?是对话代替对抗?是经济全球化?还是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总结的都对，但是这些还不能解决现实问题。什么是国际关系的“可持续发展”?在什么基础上的“上升螺旋”?我现在不敢提绿色发展，因为一提绿色发展，容易让国内股民想起股票;我也不想多谈红色发展，因为没办法跟美国人和其他的西方人去沟通。

　　所以，国际变局的“可持续发展”到底表现出哪些特征?什么是国际关系的正能量?这些概念都值得我们继续思考。我们提出很多口号，格调特别高，但是“人类命运的共同体”到现在还没有办法解决现实世界中一些基本的战争与和平的基本问题，也没有解决南北差距拉大等经济和社会问题。所以我认为，到现在为止，针对所谓的“新常态”，我们虽然提了很多看法，但是在国际政治现实面前却也常常束手无策、力不从心，理论和实际脱节得厉害。

　　我们突然发现，直到今天，传统安全议题也非常重要，并没有完全向非传统安全议题转化。我们提出了所谓的“一超多强”、“后美国的世界”的概念，但是现在也突然意识到，美国这个国家在奥巴马时期“自我营销”得还不错，在今后五年、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之内还会执掌世界之牛耳。所以，我觉得要分析国际关系“新常态”的特征，要从经济利益、价值观的选择、政策的视角来综合研判国际变局的大势、周期和短期走向，从这几个角度来综合分析当下世界发展的基本特点。

　　第二个看法与中国有关，就是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更好的战略选择。全世界都在关心中国，我特别信奉一个伟大的中国时代可能就要到来，或者已经开始。中国承担的国际责任越来越多，中国人去欧洲旅游、去美国投资越来越多。今天可能看到的只是表面，看到的只是我们买一些名牌包、名牌鞋，并购一些技术和企业。但是在今后十年、二十年，随着中国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我非常自信中国自身的进步可能会给整个国际体系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什么是中国外交今后十年、二十年更好、更明智的选择?

　　中国与谁为伍?这个问题非常深刻，也值得我们去思考。比如，有人说现在中国面临第三次外交的战略机遇。第一次是在1989年以后，西方对中国进行的封锁。但是随着前苏东的解体，西方注意力在很大程度上转到俄国和东欧的转型当中去。所以中国迎来了一个韬光养晦和快速崛起的绝佳历史时期。第二次战略机遇就是“9·11”以后。本来在“9·11”未发生之前的“南海撞机”事件发生后，中美关系非常紧张，但是后来“9·11”事件也给了中国20年经济发展机遇期。现在随着普京更加强硬，美俄之间的对立短期难以调和，中国是不是在新的“大三角关系”中面临第三次战略机遇期?中国前两次机遇或多或少是别人赋予的，今天我们应该争取主动，赢得第三次腾飞的机遇。要做到这点，我们必须尽最大可能地构建一个全球伙伴网络，争取更多的战略合作对象。所以，我呼吁，中国在打造一个我们正在大胆推进的“一带一路”战略或者倡议的同时，也能够更加大胆、更加热情地继续拥抱西方的市场，继续拥抱西方的技术，甚至继续探索与西方进行政治合作的可能性。

　　这一点对中国尤其重要。我们一直说要搞独立外交，所以现在我们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上能不能避免“亲俄反美”或者“反日仇日”，或者错误判断形势甚至进行大规模的战争准备，这些都是非常敏感的问题，跟我们的民生和民主发展有很大的关联。我坚信内政是外交的基础，如果中国决策民主科学，就能对内坚持“四个全面”，从严治党、依法治国，能够深化改革，不仅能达到中国社会全面的社会和谐，而且也能给国际社会注入新的能量。

　　最后一个观点，谈到中美关系，我也要大力呼吁要继续加大对美国国内政治体系和政治生态中各个组成部分、包括国会、媒体甚至是跨国公司等要素的研究，大力呼吁强化中国与美国的体系对接，加强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合作型外交”。有人说我的观点可能在现在不合时宜，因为美国“西化”、“分化”、“丑化”、“弱化”中国等种种企图和行动都存在，甚至是从“软渗透”到“硬进攻”，美国对华政策一直没有抛弃“遏制”政策中的某些想法和做法。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应该考虑的是如何从顶层设计上、从底线思维上谋求中美两国之间的“不冲突、不对抗”，并把两国交往的互信层次继续提高，提高到一个更高的合作型外交的高度。这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现在面临一个巨大的问题。

　　我特别想强调，现在的当务之急是两个国家怎么样更加合理地、科学地使用自己的资源，可持续发展彼此的关系。比如说，美国提出了一个跨太平洋的经济合作协议，我们能不能也提议一个跨太平洋的中美之间裁军的谈判?如果能够达成一些协议，两个国家都可以把大量的国防军费节约下来，用在民生和社会建设的其他方面，我觉得从最近结束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所达成100多项成果来说，我对合作型外交仍然抱有很大的希望。我相信习主席9月份的访美一定能让我们看到中国领导人的远见卓识和非凡的决策勇气。

　　(作者为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教授、中美关系研究中心主任，本文是6月26日在第四届全球智库峰会上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