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余易木的<春雪>

试论余易木的《春雪》　　

一九八一年九月十七日　　

    我薄知陋闻，发表在文学双月刊《十月》一九八零年第三期上的《春雪》，是我读到的余易木的第一篇作品。作品写于1962年，在二十年后，才有了出头的机会，由此可见作者的辛酸和人生道路的坎坷。本来，自反右斗争后，政治运动的频繁，特别是经历了文化大革命，近二十年的社会历史，对所有的中国人都留下了难忘的记忆，同时，也给所有的中国人提供了深思和探索的材料。但是这种深思和探索之后所产生的效果，对于具体的人来说，又会因所处的阶级、社会范畴和社会经历的不同及各人所持人生观、世界观的不同而异，甚至于产生对立。它的具体表现就在于对我们所处的社会的过去、现在、将来、是一种什么认识，对祖国、对人民抱一种什么态度。也即是爱和恨之间的选择。

    小说开文之先，便引用了雪莱的一句话：“冬天来了，春日怎能遥远？”联系时代背景，这正是三年自然灾害过后，国民经济刚刚开始恢复的头一年。所以，乍一看，这应该理解为作者寄托了满怀热情和希望。但作者不是那样浅薄，他的目的远非于此。作者是企图通过人们对冬天和春天在心理上的不同感受，来说明一个春天被冬天所取代的事实，从而向人们提示出社会环境的冷酷和恶劣，这样，雪莱的话便成了希望破灭的象征。在这方面，小说的正文有细腻的描写。

    小说描写的是从五七年到六二年这五年中社会历史的一个侧面，围绕着主人翁“我”与“她”的爱情悲剧来铺开情节，通过两个人的对话和他（她）们的心理感受，对读者一步步设问，又给于明白或晦涩的暗示。其中心思想是：在中国，人民是一伙无理想、无思维、无信仰、对生活逆来顺受的、被欺负、亵玩的白痴、奴隶，中国是走向没落、毫无希望的国家。

    小说的第一段，就向人们描绘了“天真冷、冷得出奇。”这样一种特别的春天。接着，又用“春天来了！春天来了！我简直怀疑，在我的一生中，还曾有过春光明媚的日子。”来加强读者的感受。在进行这样一番渲染之后，作者才铺开了笔墨，开始对故事进行描写。

    一九五七年所进行的反击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已成为过去的历史。客观的评价这一阶段的历史，是今后史学家的事。但从我的认识角度来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场斗争是完全必要的，没有这场斗争，中国的局势就无法稳定，中国人民又要陷入到动乱乃至战争中去。历史的进程，又将倒退。当然，在这场斗争中，出现了极其严重的扩大化的倾向，打击和伤害了许多正直的有识之士，伤害了许多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也给经历了这一历史时期的中国人造成了心理的阴暗，但对于一部浩浩中华史来说，这只是万里长江的一丝涟漪，不能以个人的恩怨得失来衡量历史，更不能否认曾出现过右派逆流的事实。

    男主人翁“我”在小说中是被反右斗争强烈冲击过的人物，但在这里，作者出于他的需要，故意不道出“我”被打成右派的具体事实，却别出心裁的提出：“一个时代——它的名字：1957”。来否定一个时代，否定一场斗争。同时，小说又通过对“她”被错划右派分子的具体描写来加强这一概念，一虚一实，以其实补其虚，相得益彰。

    小说有很大的篇幅提到《蓝色的多瑙河》与“一条大河波浪宽……”的旋律。

    《蓝色的多瑙河》是奥地利作曲家斯特劳斯的经典作品，是世界名曲，是高雅音乐艺术史上有代表性的作品。而另一首则是电影《上甘岭》的主题歌《可爱的祖国》中的头一句。如果说音乐史上的地位，那么，《可爱的祖国》确实无法同《蓝色多瑙河》相比，但它们所表现的主题却是一致的，就是热爱自己的家乡故土，热爱祖国的锦绣河山。而且《可爱的祖国》表现得更突出、更强烈、更直接，而《蓝色多瑙河》则表现得委婉、深沉、隽永、耐人寻味，这中间的不同，是一个具有时代特征，一个带有史诗色彩，它们的表现形式也是一个用直接唱出来的方法去鼓励人民大众，一个用交响乐的方式让人们去体会其中的感情。如果从单纯的音乐欣赏的角度来看，确实更应该推崇《蓝色多瑙河》，但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一个经历过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时期的中国人，我为我们贫穷落后的祖国，敢于有这么一场令世界震惊的壮举而骄傲。因此，我更喜欢《我的祖国》。

    谁也不能勉强喝过几年洋墨水或受过几年洋教育的余易木先生不去爱美国的月亮，但如果认为只有美国的月亮圆而中国的月亮从来都不发光则是所有中国人都万万不能接受的。

    文内三次提到《蓝色多瑙河》，所用的“轻快、优美的旋律”、“窗外是灿烂的阳光，窗里是蓝色多瑙河汹涌的春潮”、“我宁可听蓝色的多瑙河”等等，全是溢美褒扬之词。而一提到《可爱的祖国》，请看：“女高音的尖嗓子一遍又一遍在空旷的餐厅里唱了起来，我觉得气闷……”，“窗外是黑夜，透过窗户的缝隙，一股寒气……”，“又尖声尖气的唱了起来，到处是流不尽的一条大河，腻透啦！”“继续在单调的萦回荡漾”，又通篇是抵贬污蔑之词。

    在此作一下对比：一边是：轻快——优美——阳光——春潮——宁可听；一边是：单调——尖嗓子——尖声尖气——气闷——黑夜——寒气——腻透了。多么鲜明而尖锐的对立啊！在此，余易木绝不是从音乐的角度来理解和感受这两只曲调，而是直言不讳的表明了他的好恶和爱憎，以他自己的心态来表明自己的立场。说透了，就是仇视自己的祖国、仇视这个国度，以旧中国的过去来否定新中国的现在，心理上十分阴暗和反动。这一点《春雪》中还有一段自白可做注脚：“要不是大河的水淹没了蓝色的多瑙河，我真以为逝去的春天又重现了呢。”这种对自己的祖国充满仇恨、蔑视的思想感情，在这里就由作者自己来赤裸裸的暴露了出来。因此，作者在创作上让主人翁的感情大起大落，在瞬间即由轻松愉快变得沉重恶劣的描写，其用心也就不言自明了。

    余易木创作的是一个爱情的悲剧故事，但他并不是庸俗的爱情至上主义者，没有为爱情而写爱情的嫌疑。但由此并不能让人钦佩他的品行正派。在这里，他是试图通过对这个悲剧的描写，将所有的悲剧全都归结到人民革命斗争的头上。在他的笔下，革命是所有社会悲剧的根源。

    在涉足这一主题的开始，作者就通过女主人翁“她”的口埋下了一笔伏线：“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把我们分开，除非——除非你不革命。”随后，作者加深了对人物感情的挖掘，不断的铺垫、渲染，更强化了这一论证。而作者的笔下，“我”和“她”是两个“太真诚！”的人，而社会则是“时兴真理，更多谎言”的时代。这就难免使太真诚的人上当。“她”振振有词的作证说：“你不相信我真诚地认为没有共同的革命理想就不可能存在纯洁的爱情，尽管世界上未必有人会象我爱你一样去爱一个人。”可是，因为革命的极大欺骗性，才造成“牺牲爱情的时候到了！”使“我”和“她”终身痛苦。而在最后“她”痛心疾首的狂呼“囡囡，我们本来是能够幸福的呀！”由此而完成了作者的控诉。

    除了“我”与“她”之间的悲剧外，小说对爱情的描写还另有几个章节。一是“我”与妻子之间的结合；二是“她”的妹妹与其丈夫的结合。

    在对“我”与妻子的关系上，作者交待说：“经亲戚介绍……一个星期……速战速决……。”由此表明了“我”与妻子并不存在感情上的融合。接着“我”哀叹道：“幸福？啊！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抽象的幸福，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是幸福的。”所谓“不抽象”，“我”也有说明：“在这现实主义的时代，谁不应该做现实主义者呢？”经过作者的暴露，“我”的灵魂就在读者面前曝光了。首先，“我”与妻子之间并无感情基础，但他们之间又只经过一个星期的速战速决就结合了，“我”的动机很明显，是因为要求得到“不抽象”的、“现实主义”的幸福的缘故。而谁都知道，感情是抽象的，剩下来的不抽象是什么呢？这个流氓，他与妻子的结合是对别人感情的玩弄和亵渎，是以一种非常卑鄙地、自私地心理来填补自己的空虚，寻求自己的满足，这就是“我”的真诚。

    再看看他们对别人的婚姻又是怎样看的。

    “她”对“我”与其妻子的结合是这样评价的：“真难以相信，跟她？你跟她！太难以想象了。”又是设问，又是惊叹，似乎又看到了灰姑娘嫁到了王子，叫人心里不是滋味。而“我”对“她”的妹妹和妹夫的婚姻则如是说：“现在再也找不到比工人更实惠的职业了。”又仿佛高贵的公主下嫁给叫花子，让人肚子里酸溜溜的一股醋劲上泛。

    在小说中，作者力图美化“我”与“她”的“纯洁”、“真诚”，但却叫人看不到这两个主人翁在对待婚姻和爱情的观念上“纯洁”在哪里？“真诚”又在哪里？相反，我只能在这字里行间发现他们的庸俗、肮脏、卑劣和下作，可以说，他们的婚姻观念是完完全全的封建主义的和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化了的。

    小说中流露的另一种感情，是对广大劳动群众的极度轻蔑，在作者的笔下，“我”极尽嘲弄和污辱，把自己作为精神贵族和高等华人，而广大的劳动人民则变成了粗鄙、蠢笨的一群愚氓。

    作者在对另两起爱情的描绘中，似乎也表示了一点廉价的同情。但这种假惺惺的同情的目的是为了把自己的轻薄和蔑视包裹起来以免太外露。如“我”说：“农村姑娘，即使长得再丑的，也是人。”“我妻子很爱我——以她自己的方式。”“我一烦恼，她就哭。”“她不能理解我们这类知识分子的烦恼。”等等。在这里，他把“我们这类知识分子”看成了不同于一般凡人的超人，而很爱她的妻子则“也是人”罢了。似乎他们的结合只是出于“我”的施舍，而这种施舍又是十分廉价的。这是因为“我”处在“生活那么使我失望，要活下去，只好强打起精神来，对什么都抱无所谓的态度，对什么都一笑置之。”的精神状态下，万般无奈才超然不了，“变得实际了，普通了，一般化了，或者按我们过去的说法，庸——俗——了。”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圣人娶蠢妇的滑稽戏，而这个“我”又只是自诩为圣人。因为“我”是从取现实主义的立场出发来对待自己的婚姻的（他的现实主义，其实是实用主义），是为了“活下去”才强打精神，以“无所谓”的态度“一笑置之”的。那么，我们还能在这里找到一点“我”的人格、我的道德、我的良心吗？他是圣人吗？

    在这里，“我”对庸俗的诠解是“实际了，普通了，一般化了。”意即只有超脱于实际、普通、一般化的人生，对他才是正常的人生，或者说，只有他凌驾于实际、普通、一般化的生活，才是他能够接受的生活方式。这是超脱、清高吗？不对！这是龌龊、卑下！在此，我们完全可以看清这个“我”，也即作者余易木的嘴脸和心态。有这种嘴脸的人，有这种心态的人，是一个真诚的人，一个能对社会负责的人吗？所以，他对祖国的仇视、对人民大众的厌恶，也是一种必然。

    我们且看看他是怎样看待自己的祖国的吧！

    小说中有这样一段描写：“整个天安门浸沉在幽暗的朦胧中，只有两个孤零零的水银灯，照亮了城楼上的国徽。”多么一付凄苦悲凉的图画。

    国徽，是祖国的象征，对此，作者必无异议，不同的是，祖国在作者的心中是幽暗朦胧的，这还不够，接下去的描写是“漆黑的大森林”、“一生游地府的感觉”。这里，祖国变成了阴曹地府，毁了他的一生，无怪乎他要用哪么多恶毒的字眼来诅咒生养自己的祖国。

    另一段文字，作者利用虚实相生、相衬的描写手法，进一步对祖国进行诋毁。

    “在我们的生活中，已无所谓悲剧，也不可能再有悲剧；正如无所谓喜剧，也不可能再有喜剧一样。”

    其实，作者要说明的是这样一层道理，以没有喜剧来证实悲剧的发生，以不可能再有悲剧来证明悲剧的已到极限。而承受悲剧的人觉得悲剧太多、太长久，以至于痛苦达到了饱和，造成了麻木。为此，就发出了绝望的哭泣“社会没有希望、祖国没有前途。”为了突出这一点，作者在创作上是煞费苦心的。用怀旧——企望——破灭来达到自己对社会、对祖国的否定。“我”：“一个梦。”“她”：“一个难以忘怀的梦。”这是怀旧，接着是小心翼翼的制造一点企望：“因为我们老得过于意外、而且突然，所以我们还年轻。”紧接着是：“当世界变得美好起来的时候，我们可能已经不在了。”由此而把仅剩的一点美好的想往都扑灭了。这就增强了作者立论的效果。

    为了和文首相呼应，作者“倒抽了一口冷气”，再一次对当时的春天进行了着力刻划：“天哪么冷，和冬天全无区别。”“春天里为什么有这样抖峭的冬天呢？”从而完成了他的全面否定。这就是——革命是欺骗性的，社会环境是恶劣的。而这欺骗性和恶劣的社会环境破坏了人类本应有的幸福，制造了社会悲剧，由此而使人们痛苦、失望、麻木，又由此而造成人们的无所谓的生活态度，变得庸俗——实际、普通、一般化。这个社会、这个国家就完全没有希望。

    看完了这部小说，我也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冷气。”实在说，从识字以来，我还未曾读过这样赤裸裸的暴露自己丑恶灵魂的文字。历史上有许多数典忘祖的人，有许多六亲不认的人，有许多天良丧尽的人，也有许多屈膝事敌、变节卖国的人，但他们在想干或正干这些事情时，也难免要遮遮掩掩，要找一个搪塞的理由把自己的丑恶遮盖起来。而余易木则不，如果说别人要出恭是躲进厕所或田头地角里去，则他就是在大街口上拉屎，把屁眼和生殖器暴露给大众，并以耻来取笑大众。从这一方面看，余易木倒确实是不欺骗的、是真诚的。但这种不欺骗和真诚，只能证明他自己的无聊和无耻，而不能证明其他。

    祖国，是所有炎黄子孙的母亲。不管我们的祖国多么贫穷落后，对祖国的爱是深深扎根于中国人的心田的。中国人有句古话：“威武不屈，贫贱不移。”这应该是作为一个中国人最基本的道德准则。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以别人的进步、别人的富贵来嘲笑自己的母亲？又有什么理由来蔑视、仇恨自己的同胞呢？

    诚然，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曾经伤害过许多正直、善良，对祖国、对人民一腔忠诚的人。但不可否认，这些政治运动的进行，对稳定当时的国家政局、推动国家的建设又有着不可估量的历史作用。因此，在波及全国的政治运动中，出现左的或者右的错误是难免的，也是应该得到理解和原谅的。

    拿五七年的反右斗争来说，当时确实出现了严重的扩大化的倾向，国家也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才有了七九年的甄别和平反的举措。但可以说，七九年的举措也同样存在扩大化的倾向。象余易木之流难道也应平反吗？不！说他是资产阶级右派我看还不够，从骨子里说，他是反革命、汉奸、卖国贼。

    在反右斗争中的错误得到纠正以后，为了总结这一历史教训，文艺界的许多人对这一历史进行了挖掘和探讨。其中的绝大多数在评价上是公允的，是尊重历史的。在态度上是慎重的、求实的。在立论上是客观的、健康的。张贤亮的《灵与肉》就是一篇很好的作品。

    《灵与肉》中的主人翁许灵均，也是在反右斗争中被错划为右派，被错误严重害过的知识分子。在遭到打击之后，许灵均也有过茫然、痛苦的时候，也曾对这种难以理解的现实进行过深深的思考。但在思考过后，许灵均感受到的依然是祖国和人民给他的情亲和温暖，对生活、对未来，他也从未失去过希望和信心。在逆境中的他是以自己对祖国、对人民的赤诚，以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来报答养育他的乡亲和土地，这就是有脊梁的中国人。

    在同农村姑娘秀兰的结合中，许灵均从自己对祖国、对人民深沉的爱出发，选择了甘受艰苦、扎根于自己所热爱的土地和乡亲们中间的作法，表现了高度的爱国主义的情操和民族气节。

    《灵与肉》表现的是中华民族威武不屈、贫贱不移、富贵不淫的传统美德，是一部爱国主义、革命主义的优秀作品。

    而余易木笔下的“我”又是什么样子呢？崇洋媚外、奴颜十足。

    “我”与许灵均身世是一样的，遭遇也是一样的，而且“我”的处境比许灵均强得多，“我”在六一年就摘了幅子，有五十多元的生活费，许灵均在七九年才平反，这之前一直牧马挣工分，社会地位、经济地位都比许灵均高出一筹，从当时的条件看，三年自然灾害刚过，全国人民都还在勒紧裤带过日子，大部分人都还以粗粮、代食品填肚了，可“我”与“她”已有条件上高等饭店进西餐、吃羊排、奶油、拌色拉、喝浓汤。这比起许灵均对几个茶叶蛋的珍惜是多么强烈的对比。如果设想把许灵均放到余易木的笔下，那他不早就跑出了国境听着蓝色的多瑙河就着鱼子酱在骂娘么？

    由此可见，用一样的社会主题，取同样的素材，但在两种精神世界绝然相反的文人笔下，创作出来的东西也是绝然相反的。

    余易木，这个中华民族的不肖子孙，这个民族的败类，他的东西是与炎黄子孙的感情格格不入的，看到他的东西，倒像是嘴里吃进了一只蟑螂的感觉。

    现在人们把正常的文艺批评也会视作“打棍子、扣帽子”。但我仍要说：余易木的《春雪》，就是一株“大毒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