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叹雷锋精神与中华文明之伟大
感叹雷锋精神与中华文明之伟大
2008年4月26日中央办公厅、宣传部下发了《深入开展群众性爱国主义教育活动的意见》,这段期间,网络上竟然有人撰文污蔑雷锋是伪善,从而企图从根本上否定毛泽东及中华文明的伟大。做为有良知的中国人,怎能无动于衷,忍视贼子猖狂若斯,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一声浩叹,遂有下文。
一、雷锋精神浩然长存
《礼记》:“聪明正直,死而为神。”在我看来,雷锋正符合这个条件,他就是神。
神是中国传统民间的信仰,正面的作用起到了无比的道德约束,认为“举头三尺神明在”、“暗室亏心,神目如电”,使人向善弃恶,比如关帝、妈祖、灶君、土地,连神都敢污蔑,还有什么坏事不敢作呢?
整个古希腊文明就是神道设教,中国的殷商文化也是如此,先王神道设教的积极意义在于使人弃恶向善,神仙本是人来做,宣扬一个凡人通过积德行善,即可修成正果。这是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中形成的平民信仰。
二、中华文明的源流与西方法治的精神
商末周初,因为文王、周公、姜尚都是易学大师,即以人文道德立国,摒弃了神道设教的传统,而后郁郁乎文哉八百年,到春秋时,孔子和老子又出来,分别从乾、坤二卦发展出儒家和道家思想,儒取乾之正大刚直、自强不息,道取坤之阴柔厚卑、盛载化育,两家一显一隐,成为历代帝王治国安民的法宝,“内用黄老,外示儒术”,也成为中国文化区别于西方国家的特点。
中国的伟大就在于人文精神,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印度、希腊、埃及都是神道设教,只有中国不是,具有精湛深厚的人文底蕴,不依靠人文道德的精神治国安民,而寄希望于西方国家小儿科的法治,绝对是舍本逐末。
因为,西方国家在资本主义大革命之后,又经历了二百多年的发展,才渐渐形成了精英立法向民众立法模式的转变。而这个转变,直至今天现在还没有彻底完成和完善。 西方人把法律当做宗教来信仰,民众意识中渗透了基督的精神,这是西方的法治。
而在中国,所谓的法治,必须首先解决立法的问题,去年的银行、及国有股贱卖,正是建立在立法的基础上的,相关部门先出台规定,而后依据这些规定出卖国家利益。这就是精英立法。 为什么刑法有用?就是刑法不是由小偷、强盗制定的,而其他部门法呢,银行法是银行参与制定的,选举法是人大直接制定的,证券法是证券监管部门制定的。 可见,依靠法律、制度是没用的,人是活的,人是有心的,不从根本上、人心上入手,无疑是杯水车薪,扬汤止沸。
建立完美的法治,良好的制度,人们就可以在这个完美的法治、制度的框架下过自由、美好的生活,廉洁地工作,政治、经济有效地运行,这真是很可笑的想法。 这样岂不是可以用机器人来办公了吗,设定好程序就行了,把这个程序设定为“人是机器人桊养的宠物或人是机器人王国的高级服务对象”。人也不用劳动了,只用吃喝玩东享受就行了。 这样的乌托邦,随着科技的发展,有可能实现。当然不需要雷锋精神,什么精神都不需要。
三、东方文明对西方文明的影响
有人说“中华文明也不过是在古老文明躯壳之下被动汲取西方文明而生存罢了”这句话,不知是依据什么?所谓的中华文明又是什么?
百年以来,随着西学东渐,东、西方文明是相互融合、相互借鉴的,然而,中华文明因为自身的特点:思想深刻、传承严密,中华文明体系下的各个优秀文化是代代都有传承的。其实所谓的西方文明,就是从东方传过去的。
中世纪美洲是蛮荒,就不说了,现代西方文明起源于希腊、埃及、罗马,无非是神道思想,随着科技的昌明,早在中世纪,随着古罗马遍布全球的商人,东、西方的文化早就暗自交流了,叔本华一辈子把东方古印度的经典《奥义书》做为:“生时的寄托,死后的安慰”。这才有后来的黑格尔、弗洛伊德、马克思。
而且有史料证明,耶苏少年时到印度、西藏学习的,然后回到西方世界创立了基督教,那么现在,藏传佛教在欧美大行其道,任何一种思想、任何一位思想家、哲学家,都是有来源的,西方国家的神道思想是培养不出叔本华、黑格尔的,叔本华、黑格尔的学问、思想也不是单单靠闭门苦思想出来的,是读了东方的经典,受到了东方哲学的影响,这可以说是一种东西文化的交流,实际上也可以说是学东方文明来的,很多西方人不好意思讲,拼命讲西方文明如何了不起,中国人不要被骗了。
有一本书的名字叫《耶苏失踪的日子》,西方历史学家以严谨考证的精神写的。这就是西方学者的优点,实事求是,不虚伪,反而中国人难以置信,怎么突然之间,冒出这么个有本事的徒弟。 作者考证了大量资料,发现耶苏少年时有十年左右失踪了,同时印度、西藏的史料中记载有一位西方的年青学子来学习,学成后又回去了,与耶苏回来后传道的时间相吻合,想想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在那样一个黑暗的时代,数年之间,便建立起伟大的基督文明,世间没有无源之水,这个源头在哪里?
《圣经》记载:耶苏三十几岁就离世,之前对弟子讲:因为你们的程度不够,我还有很多教法,未能传授。 而藏传佛教是五乘教法:人乘(先把人做好)、天乘(生天)、罗汉、菩萨、佛。一步一步来的。而基督讲的是什么呢?再看看形式上:红袍,洗礼与灌顶,祈祷与发愿。
四、用战争来解决思想文化之争
那么,中世纪以来,欧洲各国之间大大小小的战争,哪次与宗教思想没有关系?可以说,就是基督文明与神道思想之争,那么,最后是谁胜利了,也可以说是东方文明对西方文明的颠覆。然而,耶苏早在三十几岁时便为文化思想殉难,在他被反对者钉上十字架,鲜血流淌下来,耶苏说:“我替众生赎罪”。
而在中国,早在3000多年前的周朝,就把人文与神道的问题彻底解决了,从此以后,神道只能在民间、少数民族地区流传,只能发挥积极作用,如果触犯法律——严惩。而官方则是宣扬人文的:“内用黄老,外示儒术”。
也有人可能认为战争只是为了攫取权力和财富,我认为,那只是从某一个方面来看待,而深入到人的思想,可以发现,历代的战争无非是人类思想文化的碰撞。
孔子:名正则言顺,言顺则事成。
文王作为罪犯被关了多年,才从纣王那里被特赦出来,身为一个臣子就起兵造反了,但他说:兴王义师,吊民伐罪。结果就成功了。但是伯夷、叔齐二兄弟不买帐,不管你口号如何好听,终是违反道义的,于是耻不食周粟,饿死于首阳山。
所以历代战争,第一步要做的就是写好征讨檄文,这篇文章决定着战争的成败。黄巾的“苍天已死,黄天当立”是神道,骗不了聪明的中国人,水平太低了,所以不成功。骆宾王的“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写得太美了,注定了徐敬业以臣子身份,参与李唐家事,那种憨直悲壮之美。
如果说骆宾王的檄文是优美,那么武则天的檄文则是高明。徐敬业起兵后,武则天立即以国母的身份诏告天下,本着以柔克刚的道家谋略,“知其白,守其黑;知其荣,守其辱”,首先讲明自己出身平民,侍奉太宗、高宗,二帝先我而去,幼子争位,我以高宗遗诏暂理朝政,你徐敬业反唐是自己想做皇帝呢,还是有哪位做他的后台,最后,又讲兵士受一时蒙敝,皆无罪,如果返乡务农,朝廷给予银两支持。
武则天的诏书是以李唐合法政权的名义发的,行文之高明,使人看到一个深明大义、辛苦操持的国母,并且把徐敬业的反武定为反唐,从法律上定性,这篇“谋定而后动”、“攻心为上”的战略文章迅速传遍全国,而骆宾王的檄文在传播速度、范围上,都受到很大局限。这是个关键。
当然兵力的悬殊、钱粮的供应都成为这场战争很快结束的关键。
《太平广记》上有个故事:此战四、五十年后,九华山有一位须眉皆白的老僧,一日对寺众说:世间有颇知徐敬业者否?某即是,已证第四果,明日于后山入寂。徐敬业的反唐没有成熟的智慧考量,而是出于对礼教精神的绝对忠义。仙佛班中,皆是忠臣孝子,岂虚言哉。
而此时沉浸于万丈红尘的武氏,决定以女人身挑战这个比法律还要强大的礼教,便制造了“弥勒下生”的谎言,改国号为周,这个大周天子以行为证明了徐敬业是对的,当年那篇诏告是虚伪的。而在当时,玄奘带领的数千名儒、道学者进行了十几年的译经工作,禅宗佛法流传天下,随便长安街上的一个小贩都有可能具有极高明深厚的禅养,“弥勒下生”的谎言骗得了谁?武氏自取其愚,老百姓认为她连批评的价值都没有,没有人理她,武则天想必是尝尽了独登高楼的无限寂寞,正如后世苏东坡的那首诗:
庐山烟雨浙江潮,未到千般恨未消
及至到来无一物,庐山烟雨浙江潮
为了取得宗教力量的支持,武氏把北神秀供在宫中,觉得份量不够,又派人去广东曹溪请第六代衣钵传人慧能大师,结果武氏的世智聪辩在这里没有用,慧能对前来的官员讲:陛下那么想见到我这个人,那截老僧头去相见好了。好一个大字不识的六祖慧能,这是何等的气节、机锋与大机大用的宗门做略,其手段之毒辣,直欲至武氏于死地。
那么武则天如何下转语呢?毕竟是大智慧的人,随后便还政于李唐,免使再起干戈,生灵涂炭,是为国家百姓负责。死后立无字碑,也算是对“不立文字,直指人心”的人生感悟。至此,对于武则天与徐敬业二人生命的最后归宿,谁又能评出个高下优劣呢?正是:
松下无人一局闲,偶然松花落棋盘
神仙更有神仙招,毕竟输赢下不完
这就是伟大的中国人的文化传统,盖棺岂能定论,是非成败转头空啊。
后来孙中山就太能吹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动动嘴皮功夫,就把清政府吹倒了。但是毛泽东更厉害,一个“解放全中国,解放全人类”击中中国数千年礼教的症结,太准、太狠了,所以成功。
做为中世纪的欧洲,这些君主绝对不会说:“打劫了,我是强盗。”而是说:“我是至高无上的神,神谕消灭异教徒。”这个谎言的背后掩饰的是人性的贪婪与虚伪,不过,也正是这样的谎言决定了战争的失败。
战争,不平不鸣,无非是思想的碰撞。历史不过如此,再来看看未来:人类的最后一战。
西藏文化中有一个预言:在遥远的未来,因为人类科技的极其发达,终将发现隐藏在西藏的香巴拉国,于是决定动用强大的高科技武器发动进攻,结果被格萨尔王率领的勇士一举消灭,人类所剩不到一成,但生不如死。
这仅是一个民间传说而已,姑妄言之,姑妄听之。
那些不知道东方文明之伟大,盲目崇拜西方的人,醒醒吧。
爱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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