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财阀自恋癖”与“改革保卫战妄想狂”（旧文）

“学—财阀自恋癖”与“改革保卫战妄想狂”　　

（注：此篇写于2006年2月，重读之，感到尚有时效，故发之于乌有）　　

“吴市场”敬琏先生最近很权威地提出：“2004－2005年的大争论集中在中国应当采取什么样的经济增长方式和中国过去改革的成败得失这两大主题上。”　　

“市场先生”的这个新命题有点“自恋癖”的意味。　　

“增长方式”，其实只是少数业内人士很“业内”的专题，社会影响平平，冠之以“大”，已透出“市场先生”的自恋。而“中国过去改革的成败得失”，市场先生则说到了骇人听闻：一些人“力图把人们引向反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上去，并且取得了某些成功”。　　

于是中华民族似乎到了应该发起“改革保卫战”的时候。　　

其实，绝大多数所谓“反对改革”的声音，说来复杂其实简单，就是希望能防止中国社会的“两过一化”走向：富人过富，穷人过多，部分劳动者无产阶级化，因为这显然是潜藏着“革命危险”的，近年来中国各地已连连爆发劳资矛盾与官民矛盾交织的突发群体事件，还不足以证明吗？　　

对“两过一化”提点警醒，恰恰是为了一个更有利于长远发展的改革，又何“反对改革”之有？　　

细看市场先生的话，出发点本来并不坏：其一是要“心平气和”，其二是要具体分析有哪些不当改革需要解决。这本无错，但错就错在先生自己就心不平气不和：一些人“利用大众对我国社会现状的不满情绪和学界人士对改革和发展中一些问题的正当质疑，重新提出他们在十几年前已经提出过的‘取消计划经济，实行市场化’就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命题”，先生这话，不正是他自己所批评的“贴标签”、“扣帽子”？“政治色彩”还不够浓？　　

这种多少有点的霸道的态度，我想断不至于是原本很温和的吴先生的本性，而是他客观具有的“学—财阀”身份使然。满腹经纶的吴先生，一定熟知伟大美国总统杰弗逊那句名言：“只要到老百姓家中揭开他们的锅看看，就会理解为什么会有法国大革命式的恐怖。”每年可以坐收数十万“独董”和其它红利的吴先生，是断然体会不到眼下一些赤贫无产者的“均贫富”渴望的。　　

吉柯德式的“改革保卫战妄想狂”，本身就是在糟蹋改革：既然你可以把别人对某些不当改革的批评上纲上线到“反对改革”上去，那么反过来，别人是不是也可以把你这种行为叫做“借保卫改革之名行反对纠错之实”呢？　　

学财阀们的“自恋癖”，已在把“改革”当成了一种“自娱自乐”。文革后期有一首歌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那“就是好”、“就是好”地连声大吼，就很使人回忆起那次“文革保卫战”的少数人卡拉OK式的自娱自乐狂燥。　　

但自娱自乐总是要至极而生悲的，因为那本不存在的“皇帝的新衣”，是连小孩子也识得破的。　　

2006年2月24日　　

吴敬琏：如何看待关于改革的两大争论


争论的缘起 　　

目前中国的改革和发展面临着崭新的阶段，需要对过去进行认真的反思，对未来进行慎重细致的规划。在这个时刻，每个经济学家都有责任为这种反思和规划提供自己专业性的思考。 　　

说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正面临一个崭新的阶段，这是因为，经过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改革和发展，中国的整体经济实力有了明显的增强；但与此同时，在经济社会体系需要进一步提升，经济社会改革需要进一步推进的情况下，改革却存在不少缺陷：第一，从经济领域说，一些关键领域的改革，如大型国有企业的股份化改制、国家垄断的基本经济资源的市场化配置等由于障碍重重而进展缓慢；第二，现代市场经济正常运转所必需的法治环境迟迟未能建立；第三，政府必须提供的教育、基本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不但没有加强，相反有削弱的趋势；最后，与此相适应，与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社会体制相适应的粗放增长方式也难于向集约增长方式转变。由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行政腐败等激发起来的社会矛盾呈现日益加剧的趋势。在这种形势下，2004－2005年期间发生了关于我国改革和发展问题及中国应当何去何从的争论。我国经济生活中存在着一系列有待解决的紧迫问题，种种现实情况向我们表明，认真思考我国改革的成就和不足，思考它所面临的问题和厘定今后的方向，就成为一种迫切的需要。 　　

争论集中在两个问题上 　　

2004－2005年的大争论集中在中国应当采取什么样的经济增长方式和中国过去改革的成败得失这两大主题上：在第一个主题的争论中，由于绝大多数参与者都能够采取实事求是、以理服人的态度，而不是把学术问题政治化、采取随便“贴标签”“扣帽子”的办法，应当说大多数人在许多问题上逐渐取得了共识；即使在保留着较大分歧的问题上，至少也使问题的症结和学者们各自的观点、论据得到了明确和澄清。这就为制定“十一五规划”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至于后一个主题，虽然它较之第一个主题具有更加基础性的意义，但是这方面的讨论却并不像前一主题那样，已经可以看到建设性的成果。大众对种种消极现象的广泛存在感到迷惑不解，甚至不满。学界人士对这些消极现象产生的原因作出了很不相同的解读。这都是十分正常的。一些同志利用大众对我国社会现状的不满情绪和学界人士对改革和发展中一些问题的正当质疑，重新提出他们在十几年前已经提出过的“取消计划经济，实行市场化”就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命题，力图把人们引向反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上去，并且取得了某些成功。 　　

如何看待这些争论 　　

改革开放以来，像这样的争论已经有过很多次。举其大者，1981－1984年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一次，1989－1992年的十四大一次，这已经是第三次。前两次争论的经验表明，只要这种争论能够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能够按照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来进行，真理总是愈辩愈明，是能够得出有益于我们国家和人民的成果的。 　　

然而除了这种关系改革整体路线上的争议需要进行政治层面上的辩论外，对于改革中的许多具体问题，包括一些改革做法和措施是否存在“泛市场化”和向个别利益集团倾斜的偏向，某些提法是否带有“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色彩，都应当采取百家争鸣的方针，进行针对问题、实事求是的切磋与辩驳，达到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共同提高的结果。 　　

以至今仍然争议很大的如何评价医疗改革（即医疗保险、医疗机构和医药产品生产流通体制的改革）为例。我看了一些争论文章。我的印象是，无论是认为医改因为以市场化为方向而失败，还是认为医改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文章，似乎都存在一个过分笼统，全称肯定地判定市场化是错误的，或市场化是正确的，而没有做具体的分析，因为不但这“三医”的性质各有不同，每一大类中的具体项目究竟是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还是完全的私用品，也有很大差别。如果能够分门别类进行具体分析，即使不能形成共识，也能够明确分歧的症结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