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无尽倾诉123

 对湘声报记者王春花在《湘声报》上发表的《赌未来，还是拼现在？》长篇报道，我表示不爽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是因为记者王春花对我的教育方式持质疑态度与《湘声报》特邀武汉文学博士对我的教育方式的肯定完全相反，不要认为我喜欢听好话就对质疑者心怀不满，不是这样的，我虽然胸怀不够宽广，也不止于如此小肚鸡肠。

读过我本文《无尽倾诉》的朋友一定对我描述我大哥和司马智郎时有过印象，我几次在我大哥和司马智郎的言行丧失道德与人性时，我有过点评，说科班出身的国家公务员都是这种货色，这是我的伏笔。这个伏笔就是要在我教育新新时做出解释。这个问题反映的是中国改革30多年的教育体制的失败。

中国改革30多年的教育体制的失败，是针对中华民族要富强、中国社会主义制度要复兴而言的，反过来说，为了达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亡国灭种，中国改革30多年的教育体制是非常成功的。成功在于，中国人已严重丧失了创造力，中国的两极分化，正在搞亡国灭种的大跃进。不要认为我这是危言耸听，中国教育产业化，是亡国灭种大跃进的火上加油。从我大哥和司马智郎身上，我们看到了什么呢？我们看到了寒彻骨髓的贪图享受并由此生发出来的冷酷无情与贪得无厌。

我大哥和司马智郎出身于穷苦家庭，小时候都很诚实、勤奋、纯朴，对亲人对友人都很团结很友爱很无私，经过近20年的学校教育，再在体制内工作了若干年，就完全变了一个人。我的一个亲戚的女儿，考取省城一个高校，原本诚实、勤奋、纯朴，对亲人对友人都很团结很友爱很无私的好姑娘，受到高校老师的人是自私的不要相信雷锋要为自己过高质量生活不择手段等等高论，来我快餐店的前后态度完全变了一个人，我妈说，好话一千句，坏话只要一句，就是这样。

据媒体报道，从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30年来高考状元全军覆没，竟无一人成才。调查显示，高考状元职业的实际情况与社会期望大相径庭，他们当中没能出现行业的“顶尖人才”，大多在职场上显得“默默无闻”。课题组通过核查“2007中国高校杰出校友排行榜”的杰出人才发现，在“杰出企业家”中没有一位是高考状元”；而在学术领域，通过调查中国两院院士、外国两院院士、长江学者和长江学者成就奖获奖人等专家名单，均没有出现高考状元的名字，同样在“杰出政治家”中也没有出现高考状元的影子。这也说明了高考状元尚未出现在主流行业的“职场状元群体”中，状元仅是“考场状元”，尚未成为“职场状元”。

从这个媒体调查的结果再看我大哥和司马智郎，我的结论：中国改革30多年的教育体制的是失败的，就不是我的胡说八道。

我从应试教育、教育产业化、我大哥和司马智郎的言行及人生，面对新新在怀化小学时期他的老师上门索要补课费再从中南大学附中老师们对新新的态度及学校成百上千的学生规则，我决计自己教育儿子！

自己教育儿子，儿子完全脱离学校教育，那么，意识着儿子将没有学历。这的确成为我的亲友及一切关心我孩子前途的人的一个重要疑虑。首先就让我妈十分担心。然而，我是这么认为的，教育的目的是文凭呢还是水平呢？学历比能力重要还是能力比学历重要呢？凭什么说学校教育出来的学生就一定比我自己教育出来的孩子就优秀呢？

我们已经知道应试教育、教育产业化，批量生产出来的人，没有创造力，还极端自私、残忍与邪恶。

教育产业化是极端自私、残忍与邪恶学校批量生产出来的人的共同点，我是需要一个自私、残忍与邪恶的儿子呢，还是需要一个具有高端智慧、高尚品质与胸怀大志的儿子呢？

我们先看一看什么是教育产业化，

“以营利为办学目的、变相出售公共产品、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教育产业化”倾向与行为，混淆了教育与经济、学校与一般企业的根本区别，背离了教育的公益性原则，必将带来教育资源分配不公，甚至引发一系列的矛盾。

教育产业化就是一切以经济为中心思想的体现，涸泽而渔、焚林而猎，把国家责任推向社会，与民争利。”

这是百度对教育产业化的解释。教育产业化的恶果我已经做了概括，为了对它认识更具体，就举一个案例吧。

报载一：《看看中国的这些王八蛋教育！》

作者：南诏白话

温州跳楼前女学生写给全体教师的一封信：

我父母都是打工的，爸爸和妈妈一个月工资加起来5000元左右，给我付补课费就要：英语800，数学800，语文800，物理800，共3200元，我学习还不错，父母就想让我能考上浙江大学，所以全家人只有我吃小灶，父母一个鸡腿炖几个土豆，肉妈妈总要挑到单独的碗里给我吃，爸爸妈妈只吃土豆，我现在长大了，这样的饭菜我吃不下啊！又怕妈妈爸爸难过，我只好高兴的说真好吃，妈妈看着我总是笑在心里。我们不是小孩，老师在家里补课讲的确实很卖力，在课堂上讲的确实没有在家里讲的用心，老师我即使考上大学，我也恨你们，是你们给我的家庭带来那么大的压力。
假如你们上课毫无保留的把知识传授给我，我的父母就不用拿出那么多的钱给我补课，假如你们不那么势利眼，瞧不起不去你们家里补课的学生，我大不了自己多用功些，自学成才。老师你们不知道我看着爸妈喝汤吃土豆我吃肉，我的心情！你们是感受不到的，你们只是会告诉我，下堂课该交学费了！！我父母每次都毫无怨言的把学费放到我的手里，只说一句话：放好了，到老师家赶紧交给老师，别弄丢了。我爸妈知道我自尊心强，所以从来不说你要好好学啊，爸妈不容易的话，他们越是这我越是不舒服，为了爸妈的辛苦，我只有努力学习，但是说实在的我要崩溃了，每天背着沉重的书包，我的心情和书包一样沉重，我活的真的很不高兴！！老师我恨你们！！！教育局到班级调查，我真的有冲动过想站起来指认你们，可是为了我的父母，我只有沉默，我不想给他们带来任何麻烦。但是，老师，我恨你们！！！教育局更恨你们，你们每天官免堂皇，抓教育你们做到了吗?看着假期里背着书包去补课，你知道家长付出了多少本不应该支出的血汗钱，孩子出去补课家长又有多少担心和牵挂，人身安全和交通安全每天都牵动着爸爸妈妈的心! 为了祖国的未来和希望的花朵，不能在让教育去伤害家长的心了，温州教育局也该警醒。
彻查各种老师的补课行为。老师们也应该做一名不畏金钱屈服的真正的在教书育人里做一枚迎风不息的蜡烛！小学，中学不收学费了，改收补课费了。贵了不知道几十倍，越改革越贵。希望纪委查一下！披着教育的大旗，挣着昧心的钱，老师在课堂上不讲重点，专门让孩子补课，一个孩子一年补课就得让老师挣去三五万！补课，葬送了孩子的童年！在课堂上白白浪费孩子的时间！

报载二：《邓伟强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句话：“我恨你们,恨所有人！”》（忘记作者姓名了）8月30日中午大概12点30分，邓伟强看到自己的朋友和小学的同学都已开学而自己还没有学校愿意接纳他，于是邓伟强感觉到万念俱灰而愤怒地喊了一句“我恨你们,恨所有人！”后跳进了衡山一水库，看到不会游泳的儿子跳进了水库再也没有浮起来，同样不会游泳的1979年出生的邓伟强的妈妈毛艳兰挣脱开丈夫也奋不顾身地跳下了水库……
邓伟强出生于2000年，原来一直在父母打工的浙江省温州市上学读书。后来因初二要回原籍读书，而邓家在老家连房子都没有，父母又要去外地打工，于是邓家将孩子送到县城亲戚家，想以亲戚的名义申请去衡山县第二中学读书。但是衡山县二中表示，外地生源要交2000元借读费，家庭经济状况一直不好的邓家确实拿不出这么多钱。于是，他们又去民办的衡山县钟山中学求助，钟山中学看邓家出不起高额学费，最后以邓伟强成绩不好直接拒绝了。
短短一分钟间，家里发生了如此大的变故，邓伟强的爸爸邓登清惨叫一声也扑向水库，幸亏被他人一把抱住，否则全家都将在另外一个世界见面。
所谓九年制义务教育实质是：表面免掉了书本费和学费一两百元。然后各地学校增加了各种收费几千元。保险费、校服费、班会费...
有人会不能理解：既然义务教育了，你怎么还上不起学？右右告诉了你们一个事实，也让你们知道为何更多的农民孩子读不起书。

这样的事件不胜技举，就不必再抄录了吧。

我在想，邓伟强自杀是教育产业化造的孽，邓伟强要是不自杀，从小学中学大学博士院士地这么一路走上去，他比我大哥和司马智郎更自私更冷酷更贪婪更邪恶。我的一个厅长朋友对我说，现在的国家经济政策（包括其它政策）都是受高等教育出国留洋回来之后进入政府高层完全照搬西方国家模式制订的。

社会主义中国的国家经济政策服从西方帝国主义大师扶植的中国学徒回国依样画葫芦，中国能不两极分化吗？制定邪恶的国家经济政策的邓伟强是活着，这样的邓伟强不如因教育产业化上不起学而自杀了的好。

留学生的邓伟强们，大学生的邓伟强们，中学生的邓伟强们，有羞耻心吗？有道德感吗？有是非观吗？有感恩心吗？可能有，不幸的是我一个都没有碰到。没有灵魂的文化人，无论你是高中生还是大学生，都是畜生。无论你是博士还是院士，都是狗屎！

我心怀天下却手无寸权，我对“剥夺弱势阶层受教育的权利，剥夺弱势阶层想通过受教育而改变命运的希望”的中国的教育产业化制度束手无策，我让自己的孩子不被奴化学生的教育制度污染我是能够做到的。学生们对我说：“寒假为了作业疯，上学为了知识疯，考试为了分数疯，”

我让自己的孩子不被这“三疯”疯掉我是能够做到的。

新新可能会失去文凭，但新新决不会失去水平！新新可能会失去学历，但新新决不会失去智慧和品德！

我坚信教育的目的是让学生具有智慧和品德。

新新不喜欢数理化与英语，新新喜欢文史哲与兵法，文史哲与兵法的教材是他自己在定王台书市选购的，在选购时，我再三问他，你真心喜欢让我讲解这些书吗？新新再三坚定地表示喜欢。教他喜欢的课程，他才会容易接受与消化，我以讲故事的趣味性讲课，他更能消化，我没有教他更多的科目，就四门课程，下午和晚上讲课时间不足4个小时，其它时间完全由他自己复习，复习的作业由他自己定，除了文学概论有些学习起来有些困难外，其它课都很好学习的，我从不把教材内容强行浇灌，而是旁征博引一直让他受到很好的启发弄懂为止，不是我自我吹嘘，从新新写的散文与小说就是很好的见证，见证我的教授方式方法符合新新的学习趣味与要求。

后来，我读到毛主席论教育革命，非常惊喜，我惊喜于我的教育观与毛主席的教育主张区别不大，为了让读者有更深的认识，我把毛主席论教育革命抄录如下：

我早就说过，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现在课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生成天看书，并不好，可以参加一些生产劳动和必要的社会劳动。

现在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这是一种考八股文的办法，我不赞成，要完全改变。我主张题目公开，由学生研究、看书去做。例如，出二十个题，学生能答出十题，答得好，其中有的答得很好，有创见，可以打一百分；二十题都答了，也对，但是平平淡淡，没有创见的，给五十分、六十分。考试可以交头接耳，无非自己不懂，问了别人懂了。懂了就有收获，为什么要死记硬背呢？人家做了，我抄一遍也好。可以试试点。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材，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

孔夫子出身没落奴隶主贵族，也没有上过什么中学、大学，开始的职业是替人办丧事，大约是个吹鼓手。人家死了人，他去吹吹打打。他会弹琴、射箭、架车子，也了解一些群众情况。开头作过小官，管理粮草和管理牛羊畜牧。后来他在鲁国当了大官，群众的事就听到了。他后来办私塾，反对学生从事劳动。明朝李时珍长期自己上山采药，才写了《本草纲目》。更早些的，有所发明的祖冲之，也没有上过什么中学、大学。美国的佛兰克林是印刷所学徒，也买过报。他是电的大发明家。英国的瓦特是工人，是蒸汽机的大发明家。高尔基的学问完全是自学的，据说他只上过两年小学。现在一是课多，一是书多，压得太重。有些课程不一定要考。如中学学一点逻辑、语法，不要考，知道什么是语法，什么是逻辑就可以了，真正理解，要到工作中去慢慢体会。

课程讲的太多，是烦琐哲学。烦琐哲学总是要灭亡的。如经学，搞那么多注解，现在没有用了。我看这种方法，无论中国的也好，其他国家的也好，都要走向自己的反面，都要灭亡的。书不一定读得很多。马克思主义的书要读，读了要消化。读多了，又不能消化，可能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者、修正主义者。现在学校课程太多，对学生压力太大。讲授又不甚得法。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人，举行突然袭击。这三项都是不利于培养青年们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整个教育制度就是那样，公开号召去争取那个五分，就有那么一些人把分数看透了，大胆主动地去学。把那一套看透了，学习也主动了。据说某大学有个学生，平时不记笔记，考试时得三分半到四分，可是毕业论文在班里水平最高。在学校是全优，工作上不一定就是全优。

中国历史上凡是中状元的，都没有真才实学，反倒是有些连举人都没有考取的人有点真才实学。不要把分数看重了，要把精力集中在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不要只是跟在教员的后面跑，自己没有主动性。反对注入式教学法，连资产阶级教育家在五四时期就早已提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不反？只要不把学生当成打击对象就好了。你们的教学就是灌，天天上课，有那么多可讲的？教员应该把讲稿印发给你们。怕什么？应该让学生自己去研究讲稿。讲稿还对学生保密？到了讲堂才让学生抄，把学生束缚死了。大学生，尤其是高年级，主要是自己研究问题，讲那么多干什么？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教员就那么点本事，离开讲稿什么也不行。为什么不把讲稿发给你们，与你们一起研究问题？高年级学生提出的问题，教员能答百分之五十，其它的说不知道，和学生一起商量，这就是不错了。不要装着样子去吓唬人。学生负担太重，影响健康，学了也无用。建议从一切活动总量中，砍掉三分之一。请邀学校师生代表，讨论几次，决定实行。如何请酌。现在这种教育制度，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20多年看不见稻、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商品是怎么交换的，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我曾给我的孩子说：“你下乡去跟贫下中农说，就说我爸爸说的，读了几十年书，越读越蠢。请叔叔伯伯、姐妹兄弟做老师，向你们来学习。”

其实，入学前的小孩。1岁到7岁，接触事物很多。2岁学说话，3岁哇啦哇啦跟人吵架，再大一点就拿小工具挖土，模仿大人劳动。这就是观察世界。小孩子已经学会了一些概念。狗，是个大概念。黑狗、黄狗是小些的概念。他家里的那条黄狗，就是具体的。人，这个概念已经舍掉了许多东西，舍掉了男人、女人的区别，大人、小孩的区别，中国人与外国人的区别，……只剩下了区别于其它动物的特点。谁见过“人”？只能见到张三、李四。“房子”的概念谁也看不见，只看到具体的房子，天津的洋房，北京的四合院。大学教育应当改造，上学的时间不要那么多。文科不改造不得了。不改造能出哲学家吗？能出文学家吗？能出历史学家吗？现在的哲学家搞不了哲学，文学家写不了小说，历史学家搞不了历史，要搞就是帝王将相。

历代状元都没有很出色的。李白、杜甫不是进士，也不是翰林，韩愈、柳宗元只是二等进士，王实甫、关汉卿、罗贯中、蒲松龄、曹雪芹也不都是进士和翰林。蒲松龄是一个提升的秀才，要高一等，还不是举人。就是当了进士、翰林都是不成功的。明朝搞得好的只有明太祖、明成祖两个皇帝，一个不识字，一个则识字不多。以后到嘉靖，知识分子当政，反而不成了，国家就管不好。李后主文化多了亡了国。书读多了，就做不好皇帝刘秀是大学士，而刘邦是个大草包。（1964年2月13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待续2015-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