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姆的丈夫来了
——倾听她们告诉我的一些农村现状
朱永嘉
记得年底以前保姆家乡打电话来,说她丈夫病了,肚子疼,用救命车送医院,第二天小荀打电话回家询问病情,说好一点,又过了二天,她再去电话问病情,说是要做胃镜,他就逃回家了,过几天又去电话问病情,说又痛了,我说还是到上海来看病,可以吃住在我家。这样一月七日下午他随我过去的保姆大卫一起来上海。大卫送了一个母鸡,小荀丈夫送了三只母鸡给我,其中一只给我大儿子,另一只给我女儿。一只留在家。小荀的丈夫姓郑,名胜来,比荀春秀大二岁,今年四十一,个子不高,瘦瘦的,他们夫妇俩都是安徽省泾县昌桥乡芦塘村人。我让他住在我书房的后间,第二天,星期五,我便陪他们夫妇俩去长海医院看消化内科,医生开了做胃镜的单子,这一天门诊挂号是14元,做胃镜是260元,我替他付了,去医技楼五楼预约做胃镜的日期,他们不认路。十日星期一上午,我又陪他们去长海医院做胃镜,结论是糜烂性胃炎,他还有血压高与心动过速,星期二上午,我再陪他们去医院看了心内科与消化内科,医生量了血压,说太高是160/100,心跳也太快,要做彩色心超和心电图,开了一些药,这一天的彩超和心电图是370元,加上门诊费28元,也是我付的,消化内科的医生说他有慢性胆囊炎和胃炎。医生处方的药费是354元,心内科的医生说病人还得去看一下神经内科,于是十四日,又陪他们去看了神经内科,医生说要做脑电图,这次付了400元,拿身份证作抵押,带仪表在家呆了一天,第二天(十五日)再去医院就诊,医生说可能是抑郁症。荀春秀妈妈来电,说是眼睛有病,她们自己去和平眼科医院,挂号费10元,配了二瓶地塞米松眼药膏和药水,他们自己化了147元,药费那么高,那个眼科医院真坑农啊!我则在药店买了二瓶金霉素眼药水,眼药膏,只花了8元。这次她们看病,我给他们付了1507元,他们自己付了147元,诊断的结果:其丈夫有慢性胆囊炎、糜烂性胃炎、左心房肥大、高血压与心动过速、神经系统的抑郁症,所以不能参加重体力劳动,需自己好好保养,注意心理疏导。这次他来上海看病如果自己解决住宿与生活费,夫妇二人在上海十天时间,起码得追加一千二百元。小荀说自己是家里“小”的,上面有四个兄姊,下面有一个妹妹,只能轮着上学,她本人只读了二年便辍学了,现在还是文盲。我说在我家是文盲可不行,得扫盲,教会她认地名、自己及家人的姓名,后来因为自己的事情太多过于紧张就暂停了,以后再帮她补课吧。小荀儿子在念中专,她儿子初中毕业后,在杭州一个国营手表厂打了二年工,去年十月,在嘉定一家工厂打工,一个月赚一千二百元,从事油漆工作,是我女儿动员他回去读中专,有了技术再打工会好些,这次儿子打电话给母亲,说他学的是自控,要买一台笔记本电脑,小荀一家三口,只有二亩地,加上副业的收入,一年不过一万三、四千元的收入,如果全部要他们自己负担,怎么担得起啊!
现在靠小荀在我家打工,家庭的收支才贴补过来,单靠纯农的收入,很困难了,他们的收入情况,在村子里还是中等的。比较起来小荀家还算可以的,先前在我家打工的魏桃花家,最近添了孙子,魏本人有脉管炎,她家也困难得很;至于小汪家他们夫妇两都有病,小汪是几十年的类风湿性关节炎,且儿子出车祸欠了别人一大笔债;只有小兰家好一些,盖了新房,因为他们身体好、劳动力强。他们告诉我农村有人生病,有慢性病都是熬过来的,我想这样熬的话,小病变大病,变长期的慢性病。荀春秀还告诉我她丈夫的母亲有精神分裂症、表妹也有精神分裂症。我听后实在替她有点心寒,不知他丈夫将来会如何,小荀还告诉我,她儿子十九岁了,家里房子破破落落,要盖房子,如果没有房子,儿子如何娶媳妇啊!我只从手机上看到她家住房的状况,周围占地不小,但房子很破,女主人不在家,更显得零乱而破落。尽管如此,小荀告诉我,她们生活的状况,比起上一代要好得多。泾县是皖南还不算太差的地区,那里是新四军的老根据地,我所听到的农民生活的实际状况就是如此。如果没有人生病,没有什么意外,生活还可以过得去;可一旦有人生病,上医院,出一个什么交通事故,孩子上高中、念大学、孩子结婚要盖房子,那就负债累累了。我只能尽力帮助身边的人,他们村子里困难的家庭多的是。小荀对我说,把烦心的事丢一边去,过一天快乐一天,她是一个乐天派。看来也只能如此。这个乐天,实际上是认命,把生活中遭遇的一切苦难都视为自己命中注定的,他们相信《论语·颜渊》中子贡说的“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他们并不仇富,愿意靠打工来改善自己的生活。小魏在我家打工时,说她兄弟姊妹六个,就剩下她一人,她今年四十一、二岁,其他人都早夭了,她认为自己能活到五十就好了。只要不动他们最后赖以生存的土地,为那二亩地,他们什么苦难都能忍受。如果连这二亩地也被剥夺的话,那他们就会集体上访,作最后的抗争了,这样认命而安于自己的不幸,实在是一种悲哀。小荀也说过,她如果有了重病,宁可死,何必付出那么多医药费,拖累自己的孩子呢!他们没有想过国家应为他们担当些什么?但这在我的心里却烦着。怎样才能解决好他们的医保问题;怎样才能减轻他们在学费上的负担;如何让他们为教育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后,带来的不是失业,不是苦力,不是一场完全失败的博弈呢?怎样才能处理好他们的意外工伤事故;怎样改善他们的居所,怎样解决好养老保障。他们告诉我,农村最苦的是丧失劳动力有病的老人。真正要解决他们的困难,从根本上让大多数农民摆脱目前的困境,还得靠国家的政策进一步向农业和农民倾斜,真正扶持农村的发展和兴旺。否则的话,仅靠他们个体经济的节俭和努力,是难以改变这种局面的。这些都是明摆着需要他们在生活上必须跨过去的坎,也是他们生活上很合理的要求。
我又问了他们在农村的情况,芦塘村过去是一个大队,他们家住的地方偏远一些,小荀丈夫是小村三十多户人家的副村长,小村相当于过去公社时期的小队,我问他们小村的村长干什么?他们说修路和修水利,现在修好了也就没有事了。我问他们农闲时做什么?不修水利吗?小荀说,那有这回事,大家都在打牌,她打电话回去,他们都在牌桌上,有时小荀的妹妹半夜一点还打电话给她聊天,我问她为什么那么迟,她说,棋牌室还有人在打牌,她无聊所以找姊电话聊天,农村赌博的输赢可大了,有时一次要好几百元。大卫上次回家,就把打工一年保姆的收入都输光了。有些人赌兴浓时,通宵达旦地玩,有人告发了,也是罚款了事,大家倒霉,事后照赌不误。从观念上讲,农民赌劲那么足,二个原因,一是没有正当的娱乐活动,二是利益驱动,好赌的人都有能赢的侥幸心理。我想难怪他们,因为没有人和组织去好好引导他们学习和劳动,靠公安抓赌罚款很难解决问题,且农村干部自身也好赌。问题是拿什么和究竟怎样去充实农民的生活。农村赌风的盛行是群众自发性的表现。她们不仅在家乡是如此,我小区的泾县或者安徽来的五六个保姆,在中下午有闲时,几乎天天都在我家打牌玩,我只是要求她们不能有大的输赢,她们说三角、五角的来往,我没有精力组织她们学习文化。我问小荀,她丈夫怎么当上村长的呢?她说村里的劳动力都外出打工了,只有他还留在村里,所以找上他。我又问,他为什么不出去打工呢?小荀说丈夫认为外出打工受人管束,还是在家劳动自由。小荀还告诉我,现在农村不少地都荒了,他们家的地因种了竹园子,也荒了,因为地下都是竹根盘结。那我还问他们,村里农户之间,在农忙时,还有互助吗?她说互助是有的,那家插秧时,叫人帮忙是有的,自己帮人家,人家也帮自己,人头熟的,帮忙的人便多一些。互助是小农自发的要求。当然更多是雇工,即便雇工,也有互助的性质。我又问她丈夫那种副村长有没有国家的工资,小荀说,没有,是尽义务的,只有大村的村长才有工资。他们那个大村的村长娶了二房媳妇,房子可好啊!还办了一个小厂,在县城还买了房子,村干部他们晚上都住进城里了。新农村的前景应是什么?在新农村中,农民的生活应是如何?城市化是一条出路,但毕竟多数农民在相当一个时期还只能生活在农村啊!我还想起这个相当于人民公社大队一级的村长,也相当于汉代的有秩墙夫,小村长则是没有俸秩的里长或闾长,《周礼》上,便是二十五家一闾或一里长,农村基层的结构有些还保留着非常古老的历史印记。古代城市中居住的是官员和商人,城市的基层是里,相当于现在的居委会,里上面是亭,十里设一亭,刘邦在秦末,只是沛县的一个亭长,汉初中央的高层,若萧何、曹参都还是秦朝基层县一级的小官僚,可不能小看他们的能量。而亭长只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街道办事处,汉代的长安有“八街九陌”,即十七个亭,也就是十七个街道办事处,那时已是全国最大的城市了,还抵不上我们上海今天一个区。听他们所讲的农村基层结构,使我悟到了古代社会基层结构的状况,这无形之中也是我的一项收获。今后如果要我讲中国古代地方行政区域的层级结构,那就有话好说了。历史跨过了二千多年,在农村和小城镇有许多东西还没有变。人民公社运动只是一阵风,很快就烟消云散了,真要改天换地,谈何容易。因为我没有办法去农村作实地调查,只能从身边的人们,他们在生活中的遭际来窥测农村社会经济和文化的现状,所以我这里坐井观天,从一点看大势,当然不可能很准确。我记得1959年时毛泽东也曾通过在身边八三四一部队的战士回乡探亲时,调查农村的状况,这是他自己无法直接去农村调查第一手资料时,不得已采取的办法,因为一级一级报告上来的材料有水分,报上讲的尽是好话。真实情况究竟如何?他让身边的人去亲身感受,这样获得的情况,比逐级上报来的简报和工作总结、报刊上介绍的典型可能更直观一些,但要做到完整和准确也难。
小荀丈夫十七日下午要回乡下去了,十六日上午我与女儿女婿一起陪他们去复旦大学江湾新校区去玩了半天,拍了一些照片,从照片上可以看到他们还是快快活活的。但是我心里却在为他们的将来发愁。这一切都是我这一个多星期的亲见亲历,我相信它是真的,但又是不完全的,这种状况究竟是个别的,还是普遍的,是耶?非耶?我没有完全的把握。中央的一号文件,年年都是讲农村问题,究竟落实了多少?我说不上来,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原因在那里,我也说不上来。我希望能如荀春秀丈夫的名字(郑胜来)那样,农民真正的胜利终有一天会到来。
2010年1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