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的管理模式是斯巴达化而非扁平化

老田是一个我很喜欢的左派学者，他关于文革的研究，有许多天才的创见，让人丰富了关于这方面的认识和见解。

谈到毛的管理，老田的一个主要论断就是扁平化模式，“既非西方市场科层化，又非苏联官僚专家科层化，特点是：管理者对于被管理者的控制权相对小，在管理权力和物质福利方面上下均衡分配，否定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截然两分。”它早在毛组建和改造军队的时候就开始施行了，一直到文革期间发展到顶峰。对于这个说法，我倒不大能赞同，我觉得文革的管理模式，更多的是类似古希腊的斯巴达城邦制度。（可以参见后面附文斯巴达制度简介）

斯巴达城邦的核心就是军队，整个国家如同一个兵营，军人是国民终身的职业，商业几乎被禁绝，对国民的文化教育水平也是如此，全体人民施行了一种类似原始共产主义的平均分配，这些都与文革时代的中国非常相近。

一个国家除了有军队以外，还要有农民、工人等提供各种劳动的人。当初的斯巴达人奴役了几乎是自身人数16倍的希洛人，使他们为自己服劳役，希洛人的地位，很有点类似在中国占到8亿之数的农民。当然，时代进步了，文革时期的工人比斯巴达时代的地位要高，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大量的退伍军人进入到了工业系统，同时，那个时代工业系统除了给社会提供必要的工业产品以外，主要是为军工服务的，当时每年军费的开支超过了国民生产总值的40%以上，相比农业，国家对工业更加重视，工人的待遇更好，但是受制约的身份并没有改变，他们实际上也是为这个军事国家服务的机器零件。

从年轻的时代起，毛泽东就抱有斯巴达式的梦想，从“野蛮其体魄，文明其精神”的壮志豪言，到各种青年组织、自修大学、乞讨远游，都贯彻了这个思路，后来的战争年代，更是把他的理想现实化了。在中国的诸子百家里面，毛对墨子这位军事社团的领导者有着浓厚的兴趣，也就不足为奇了，可以说，斯巴达式的梦想，才最接近毛内心对社会管理的理想境界。

但是，到了文革初期的年代，伴随着国家长期的和平岁月，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有了一定得发展，过去的将军、士兵们开始垂垂老矣。相比于斯巴达城邦通过血缘族群关系和民主选举模式保持组织的连贯性和更新换代，毛的斯巴达梦遇到了巨大的挑战，新一代符合自己理想的兵源无法补充上来，杜勒斯的关于“第三、四代”的危机正在走向现实，一场文化和教育的革命在所难免。

首先，就是要打倒经济型的干部，解决在社会中愈加发挥作用的科层化官僚队伍，铲除“资产阶级法权”这一导致军政系统腐化的源头，所以刘邓类的干部下台了。

其次，是要解决军队接班人的问题。在整个文革年代，军人的社会地位都是很高的，那个年代要从军可不是件简单的事情。普通军人走在大街上，如果足够了3个人，就要排成一列前进，自豪感真正油然而生。

毛那个年代支持红卫兵造反有理、上山下乡，一方面是为了发动群众、打倒政敌、解决就业，不过，正像毛自己说的那样，“我只能影响北京这么一块地方”，毛内心的想法，是当年跟随自己的军队成员的下一代能够成长起来，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也是个血统论者。他是希望干部子弟不要睡在温柔乡里，要武而不是要文，要敢于战斗，要到艰苦奋斗的环境中去磨练自己，以便将来作为新鲜血液补充到斯巴达的军队中来。

这样的想法，还是取得了很大的成效。比如，有朋友说，那个时候北京的下乡知青打架是最厉害的，甚至还有很多知青跑到越南、缅甸去真刀真枪的打游击。那会，稍有外国与中方在边境上的一点冲突，立刻全民激愤、摩拳擦掌，都希望在战争中大显身手，好获得更高一级的公民资格，当时，虽然中国经济落后，但还真没有人敢和中国打仗。

老田所推崇所谓毛时代的扁平化管理，其实在一个尚武不追逐物质利益的社会里面是相对容易达到的，因为只有更加勇敢、不怕战斗牺牲的人才可以获取高位，而普通人对他们更多的是尊敬和畏惧，而他们也有足够的自信心将自己置于普通人的地位，听取众人的监督和意见。与斯巴达战士相似的是，他们认可美德就是勇敢，服从和爱国心，特别讨厌篾视喋喋不休的知识分子，而和工农阶层能够平安无事的相处，甚至可以为他们担水和劈柴。但是，那个年代的身份差异远比今天更加深刻，关系到统治和被统治的地位，只是无从妒忌罢了。

但是，毛一生中最无能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用民主的方式调整组织结构。所以，即便他对那些暮气的老军头们心怀不满，却不能真正的抛弃他们，因为这样同时也等于把自己抛弃了，毕竟最终他还要通过基本的军队组织来管理社会。同理，他的造反改造的号召，虽然是面向全民的，但主要是针对军政系统人员的下一代子弟，工人农民的身份，普遍没有改变，只是有些造反派顶了过去文官干部的位子，后来还遭到了严厉的清洗。本来，更应该在普通人中间产生新一代的血液，正如毛泽东起家的时候那样，把乡巴佬锻造成了真正的战士。而知青一代也终究不可能成为新的血液进入到领导阶级的队伍中来，除非是那些军头的子女，所以，整整一代人都有种被叛卖的感觉。

毛这个半截子理想主义者死了，面对昔日经历过枪林弹雨的老军人们，满怀希望的知青和造反派们并不认为自己真有资格和他们叫板，继任的军头们又把中国带回了明清以至是西晋的道路。

附：斯巴达城邦简介

斯巴达是公元前1200年南下的多利亚人建立的。他们与原住民没有发生同化。在希腊，没有象斯巴达那样从始至终严格地将征服者与被征服者分开的城邦国家。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区别只在于民族不同，“有成份论，唯成份论”。斯巴达有三个阶层：

　　首先统治阶级是由征服者的子孙组成，被称为斯巴达人，大约有一万左右的自由市民加上他们的家属。他们集中居住在城市，唯一的工作是服兵役。参与国政的权力也只有这些人有。

　　从事工商的阶层。他们大概是随多利亚人一同南下的民族，既不是多利亚人也不是原斯巴达住民，或许是其它地方出身的希腊人。这些人是自由人但却无市民权。当然没有参与国事的权力。但有服兵役的义务。

　　最后是相当于农奴的希洛人(Helots, 注1)，这些人是多利亚人入亲前的斯巴达原住民。使用青铜器的他们被使用铁器的多利亚人征服后沦为希洛人，在身份上不是奴隶，却与奴隶的地位相当。他们没有参政权、私有财产权和裁判权，连服兵役的义务也没有(注2)。除了有结婚的自由之外(好象比电影《芙蓉镇》里的右派活的稍好一点)，唯一的工作是在斯巴达人市民拥有的农场里打工。

斯巴达人和工商阶层，希洛人的比例约为1：7：16。这个比例决定了斯巴达一切。

　　只占人口二十四分之一的斯巴达人要支配一个把工商业和农业都交给了被统治阶级的国家，只好全民皆兵了。特别是希洛人经常处于不稳定状态，时有反抗暴动发生。

　　斯巴达人的兵役期是二十岁到六十岁，这些人大约有数千，极少超过一万。少数精锐主义也是斯巴达现实的不得已的选择。

　　斯巴达人并不是一到成年(二十岁)便可出席市民集会，行使自己一票的权力。他们要等到三十岁才能参加市民集会。市民集会由三十岁以上的斯巴达人组成，除此之外还有长老会议。长老会议议员由市民集会选出的二十八位六十岁以上的人组成，任期为终身制。另外加上两个国王，议员总数是三十人。

　　斯巴达有两个国王，由两个名门贵族分别世袭。这两个王不是轮流执政，而是同时执政。如果一个国王可称为独裁，斯巴达应是“偶”裁。

来库古的改革使斯巴达更彻底地成了一个军事大国。立国之本便是健壮斯巴达人。

　　每个斯巴达人一出生，就要经过长老们的检查。不够健壮的会被当即抛弃或沦为奴隶。

　　可望成为强壮战士的婴儿由父母扶养到六岁。满七岁的少年便要离开父母过集体生活。他们与同龄人一同生活，并接受严格的训练。为培养出合格的战士，训练的日程都经过了严密的计划。

　　到了二十岁，斯巴达人就开使服兵役，一直到六十岁。三十岁以前必须过集体生活，既使结了婚，也必须每天晚上回到兵营。

　　斯巴达的兵营根本就不存在任何建筑物，无论是少年还是战士都生活在帐篷里。这是为了使斯巴达人可以忍受恶劣的环境，毕竟温室里是养不出万年青的。只有三十岁以上的斯巴达人才被认为是成熟的市民，才被允许与妻子儿女在有墙有房顶的室内生活。

　　在斯巴达，除了参与国政和服兵役之外，男女是平等的。女子与男子一样有义务好吃好睡，使自己的体格保持健壮。当然这是为了可以生育健康的后代。同时也有严格的体重管理，甜食，酒和美食是要严禁的。体育教育与男子同样要求，并经常参加运动会，成绩优秀的比较容易出嫁。当时女子不能参加奥林匹克大会，否则斯巴达的女子要囊括大量的奖牌，或是月桂冠。

　　训练也好运动会也好，男女同样的以裸体进行，大概来库古认为越掩饰越易产生杂念，大家都看够了，也就没什么了。在斯巴达，性生活只不过是生产强健战士的手段。因此，单身会被人篾视，老公战死后，绝无守寡之理，国家会奖励再婚者。斯巴达女性的义务是尽可能的多生健康的子女，同时料理以纺织为首的家务事。

　　男子要学些读书写字，但绝不欢迎高雅的书籍和议论，至今在意大利仍将沉默寡言的人称为“斯巴达式的”人，古代的斯巴达篾视喋喋不休的人。在集会上发言也以简明扼要为上。

　　作为斯巴达的战士，不用说是整日读书，就是好奇心重点，或是浮想连篇也是不可取的。他们绝不会象苏格拉底那样，随便在广场上见人就与之辩论，直到对方服输为止。苏格拉底要是到了斯巴达，大概一个弟子也收不到，立马会被乱棒轰出国外。对于斯巴达人来说，美德就是勇敢，服从和爱国心。

　　但是，那个制造了斯巴达体制的来库古也深知，这种改革只靠嘴说是不够的，不将自己的国家置于在非此无路的状态下，改革不能成功，也无法持久。

　　首先他废止了做为流通货币的金币和银币，改用铁币。这样别国的商人便不愿与斯巴达做生意了，一切与艰苦朴素的生活无关的商品就不会进入斯巴达境内。而生活必需品在斯巴达是自给自足的。

　　从事农业的希洛人每年要将自己生产的粮食的一半交给斯巴达人，由于斯巴达只能用铁币，因而无法与外人流通，这样也就毫无兴致去储存粮食。虽然斯巴达人并不富裕，但大家平等同穷也就没有嫉妒，没了阶级斗争。斯巴达因此以没有盗贼而闻名。在雅典权力斗争不断，而斯巴达却从无此事，能长久的保持政治的安定。

　　由于斯巴达人专心习武，其武功之强令人惊畏。数量虽少，但其威名远震波斯。在希腊一提起精锐部队，那只能是斯巴达的步兵军团。

　　但是，斯巴达除了战士之外什么都没有创造，在历史上，没留下哲学文学，没留下科学史学，只留下一句话：“斯巴达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