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时代是真正的科学春天

毛泽东时代是真正的科学春天　　

--------读王达水先生《两千年来阻挠中国强盛的根本原因——文人过度参政》有感　　

今天看了王达水先生所写的《两千年来阻挠中国强盛的根本原因——文人过度参政》一文，感触较深，作者从一个全新的观点论述了中国二千年来为什么没有发生工业革命的原因，文人过度参政，匠人无权说话，以致于在庙堂之上，听不到匠人的声音。这种观点，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很新颖。现在正在读。不过，里面有几个观点，不敢苟同：　　

其一：

中国封建历史上，每一次朝代更替，都有其独特的必然原因。但是，归纳起来，主要原因不外乎这样几种情况：　　　　

一种情况是王朝发展到腐败无能之际，被外来新生力量更替。　　　　

另一种情况是皇帝软弱无能被后起之秀更替。　　　　

再一种情况是皇帝强霸过度，轻视与排挤“军人”，从而导致国防衰落被外敌乘机破灭。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遭遇强悍外敌的入侵而改朝换代。　

　这里面还有一种情况，王达水没有说，说是农民造反起义，其实，中国历史上因为农民造反而导致王朝变更的例子数不数胜，比如说秦朝的陈胜、吴广起义，元朝的红巾军大起义，明朝的李自成起义，在历史上都是很有名的。这些农民起义，王达水没有说，但事实是存在的。比如说，明朝未年，整个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发达的水平，西方的科学知识在徐启光先生的大力引导下也在中国开始传播，可惜很不幸，一场农民大革命，打断了这个过程。可见，阶级斗争，对于王朝的替更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而王达水先生认识不到这点，他将问题局限于文人过度参政这个话题，自然会掩盖历史的实质。就是在西方社会，如果西方的平民百姓都如中国这样的奴才，廉价劳动力都如中国这样多，资本家也懒得发展什么科学技术，而直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得了。可是西方的平民百姓没有中国这样训服，他们要么造反、要么逃亡，有的远走美洲殖民地，要么起义，总之，他们要比中国人维权观念重的多。搞得西方的统治阶级不得不通过民主这种方式来给予他们一定的权利。这样，资本家不得不走向对外掠夺，对内一边剥削、一边科技创新这条路。可见，西方走这条路也是被逼出来的，不是他们自愿走。可见，王达水先生虽然看不起文人，但是他还是没有那些文人见识高，得了政治盲视症

其二、

历史有惊人的相似。自文人张之洞于1889年开始大办汉冶萍钢铁的70年后，也就是1959年中国大陆的“大跃进”时期，在极左思潮的严重干扰和影响下，上演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全民大练钢铁的群众运动（请参见“‘大跃进’大炼钢铁”http://baike.baidu.com/view/126015.htm0 ）。其直接的效果是：全国炼钢，废渣遍地。其被科技与经济嘲讽的程度，比那些极左思潮之流的思想狂热还更进一步——就是后来60年代初期遭遇的大面积灾荒。　　

就是这个王达水，看不起文人的文人，犯了当今中国文人共同的毛病，自虐症。对于逝去的伟人，谁也想踩上一脚。这不，大跃进，就被这个王达水作为一条罪状和张之洞挂上了钩。认为是极左思潮这表现。由于受当时大跃进号召的鼓舞，当时一些人难免头脑发热，犯有这样那样的狂热毛病，做出一些违背科学规律的事。这在一个小农经济传统思想的国度里，由于没有受过严格的科学训练，做出这样那样的事，也是难免的。但是就因为做事方式不对，就把他们赶英超美的“赶超干劲和热情”否定了，你可以想象会是什么结果吗？

就是王达水先生认为后来那样的“比较优势”，就是狂热过后情绪冷却下来的结果。也就如同王达水先生所说那样：

事实上，“比较优势”，比掉的是共和国30年前建立起来的工业结构基础，比掉的是中国自主创新的科技基础，比掉的是一个又一个民族品牌陆续衰落的基础，比掉的是一些产品在定价权上的基础……　　　　

从汽车工业方面反思，因为是劳动力的比较性优势，所以，有了汽车工业市场换技术的全面放弃。十年来，市场到是让出去了大多数，核心技术非但没有换回来，反而是原有的技术创新体系和工业结构与人才队伍也烟消云散了。比如，70年代我们就有北京吉普车，如果继续进行技术研发和资本投入，今天，我们绝对不会没有自己现代特色的，规模化生产的，属于自己知识产权的越野汽车。　　

在这里，已经不是什么方法与素质的问题，而是态度与方向问题了。当一个人的工作热情受到热嘲冷讽，而本人又没有一定的思想修养作支撑后，他一定会走向相反的一面。现代西方世界不是有一个观点，情商比智商更重要吗？一个民族也是，当你不断地抓住大跃进一个毛病不放，把它作为一项罪恶大批特批，你想想，你打击的是谁的热情吗？是一个民族的创业热情。从那以后，“大跃进”与“赶超战略”一样，就不成为一个褒义词，而成为一个谁都不敢碰的禁用词了。

相反，毛泽东对于大跃进的处理是正确的。对于大跃进的一些做法，毛泽东对此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这在庐山会议的前期发言有证，而对于一些人根本否定大跃进，想打击大家的热情与干劲，毛泽东同样给了严厉的批评，同时自已承担了大跃进失误的责任，保护了大家的创业热情。以致在整个毛时代，中国人的创业热情都是高涨的。如果那时就给予根本的否定，我想等不到现在，中国就会走上比较优势的路。

对此，王达水先生也是深有感触的：

在没有“比较优势”的那个艰难困苦的年代，中国创造出了“两弹一星”。在没有“比较优势”进入的那些领域，我们总是不断进步并与国际先进水平逐步接近。比如，我们的卫星工程和载人飞船研制与运行，总是循循渐进并取得一个又一个突破和进步；再比如，嫦娥一号探月飞船一路顺风，紧跟前沿，拥有特色与强项，并且道路越走越宽广。还有，“巨浪”导弹，“东风”导弹，等等、等等。恰恰是在那些具有所谓的“比较优势”的经济领域，我们在巨大付出基础上获得了几年小利之后，目前却陷入了外向型经济的严重困扰。　　　

可见，文人的作用也是不能轻易否定的。管理一个群体，协调一个群体内部的关系，使它的功能正常发挥作用，通常都是由文人去做的。除去孔孟之道不说，就是现在的人文科学，也是研究人与人之间的科学，这比匠人们研究人与自然的科学要复杂的多。可见，也不能轻易否定文人的作用。

其三、

　从1960年到1975年的15年间，陈永贵从农村一个大队（村）的党支部书记，成长为共和国副总理，显然的原因，在于当时的中国解决温饱问题的道路上，需要在农业战线树立一面标志性旗帜，而且必然是在计划经济的农业生产模式下进行的，必然是来自权利中心的决策方案。这个方案的本意，显然就是要与60年代初期刘少奇主持国家工作后生产迅速恢复的业绩形成鲜明对比，进而看看究竟谁更有能力和实力解决中国的温饱问题。因此，陈永贵才有幸从一位抓粮食生产并成绩突出的，来自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村）的党支部书记、全国劳动模范，迅速成长为共和国的一位副总理。　　

     这一点又不敢苟同。王达水先生一再说，要尊重科学技术，尊重规律。科学技术是需要科学态度的，科学态度就是尊重事实、实事求是的态度。在这里，王达水先生在批判别人不尊重科学的时候，他自已也不尊重科学态度了。比如说在农业学大寨一说，王达水先生就一厢情愿地将毛主席树立大寨这个农业战线上的标杆看作是：“显然就是要与60年代初期刘少奇主持国家工作后生产迅速恢复的业绩形成鲜明对比，进而看看究竟谁更有能力和实力解决中国的温饱问题”。　　

事实上真是这样吗？历史作证，到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今天，虽然这样说大寨经过了改开初期的狂潮猛冲，但是在当年铁姑娘郭凤莲的带领下，又重新站起来了，他们依靠集体经济经营生产的大寨核桃露在全国各地都很畅销，到今天仍闪耀着集体主义的光芒。小岗村作为LSQ主持生产恢复政策的直接实践，为什么到今天仍然是“一夜跨过温饱线，三十年未进致富门”，到现在还靠讨饭生活，活活累死了一个救济他们的书记？这是“看看究竟谁更有能力和实力解决中国的温饱问题”意气用事的情绪问题吗？事实证明，大寨本身的成功，是集体经营与战天斗地的成功典范。毛主席看中的正是这一点，即使在毛主席逝世三十多年后，他的标杆大寨仍没有给他丢脸，而小岗村作为LSQ路线的继承人DXP活的榜档，在DXP活着的时候就开始讨饭，丢人现眼。证明了单干这条路走不通。

现实上，作为西方科学技术的经济载体------资本主义工厂制，一直是以集体协作劳动为主要劳动方式，伴随了资本主义走过大半生。到现在，团队这个集体协作的明确概念仍然是西方劳动管理中的重要概念。如果西方的自然科学技术，如果不是遇上集体协作这一劳动方式，它仍然得不到发扬光大。这在马克思主义那里已经有明确的论述。西方现在正在实践着。如果尊重科学知识的王达水先生看不到这一点，硬是把农业学大寨看作是ML两人的个人堵气，自然又陷入了他看不起的文人狭隘思维。这样的态度是得不到真知的。

其四。

回想改革开放前期恢复高考时（1977年夏），全社会对科技追求的热烈程度，是今天的后来人难以想象的。那时的考生都以报考理工科为第一目标和最高荣耀。一是因为“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科技理念的支撑，二是人们对文革期间社会“假大空”思潮和言论的厌恶，特别是对“指白为黑、指黑为白”黑白颠倒的文风和社会现象的厌恶。因此，“数、理、化”基础或这方面学习天赋较差的考生，不得已之下，才只好申报文科，尽管他们中的一些人后来也步步高升，甚至升得很高，但那时的理工科考生们总是依然对他们平等相视。　　　　

　　是啊，那时人们对科学技术的追奉是那样的狂热，那样令人鼓舞，大家都认为可能就是郭末诺所说的科学的春天到来吧。这种情形是值得肯定的，但是王达水先生又把这种情况说成是人们对文革期间社会“假大空”思潮和言论的厌恶，特别是对“指白为黑、指黑为白”黑白颠倒的文风和社会现象的厌恶。好了，既然是对文革的厌恶，大家不走文革的路就对了。可是这三十年来，当政的都是科学的春天里争先恐后上大学的人在弄潮儿吧。他们都对文革厌恶，自然走与文革相反的路，可是为什么走到最后又走到了轻视科学，丢掉民族品牌，和西方列强比比较优势的路上去，以致让王达水先生痛定思痛，百般感慨，令人不堪回首呢？

显然，王先生是逻辑不严密，思维混乱，自打嘴巴，徒增别人的笑料。其实，我也知道王先生要说什么，中国传统文人孔孟之道思想严重，脱离人民群众，远离劳动实践，没能象科学家一样有着严谨的科学思维与科学态度。其实，你知道的毛泽东何曾不知道，你通过三十年思维之后，得出一个结论，希望艺术家们上山下乡，也就是深入生活。可是你知道吗，你提出的上山下乡，毛泽东在文革时候就提出过，可是被你以文革思维否定了。现在你后面又提出上山下乡，就不怕有人说你也有文革思维吗？

还有，你所说的教育方法改革，什么百分制改五分制，其实，都没有说到点子上。关键的问题在于理论联系实践。在劳动实践中学习，在学习中实践。相互促进。在这一方面，毛泽东是行家里手。他要求知识分子参加劳动，参加实践，就是要他们通过实践来验证他们的知识，丰富他们的经验，克服他们四肢不勤，五谷不分的毛病。和你说的有同样的目的，通过劳动改造他们的思想。就王达水先生所崇拜的墨家，科学家，匠人，哪一个是脱离了真正的劳动实践能够搞出来的？很可惜，这些举措被文人认为是对他们的迫害。就连王达水先生也认为是文革思维。

致于你说的什么陈永贵为什么可以得当副总理，而钱学森当不得副总理。在这里，电视剧《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给你作了回答。其中有一段：钱学森担任五院院长职务，很快就有麻烦事来了，院里所有的大小事都需要他去处理，分散了他的宝贵的精力，搞得钱学森很是苦恼。于是他决定辞去院长职务，干专管业务的副院长。这样便于他集中精力搞他的导弹研究。这就是我们的科学家。他们没有象现在一些人那样动不动就想当动官的念头。如果当时钱学森象王达水所想象的那样，一心当官，干到了副总理职务，他还能象现后来那样做出杰出的贡献吗？事实上，电视剧《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科学家们专搞技术攻关，军人出身的领导专搞协调、指挥与后勤保障工作，两者形成了很好的工作团队，并且在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说明，一个时代的成功，特别是王达水先生所说的科学家能不能成功，关键不仅在于科学家本身能够做出些什么，关键在于能否形成一个包括文人、军人、匠人在内有机结合的工作团队，这个团队要有英明的领导，有适应于科学家发挥作用的管理理念与文化氛围。如果没有这个文化氛围与环境，再有科学家的努力也无济于事。

就王达水先生所言，中国当代最有影响力的科学家，如钱学森、钱伟长、钱三强、袁隆平等人，很可惜全部产生于毛泽东时代。就是袁隆平的水稻杂交技术，也是在文革时代完成的。可见，就中国二千年发展历史而言，只有毛泽东时代才是中国最适合科学家发挥作用的时代，是科学真正的春天。毛泽东思想正为组织这样一个便于科学家发挥作用提供了思想武器。

 王达水先生开篇明义，认为古代孔孟之道影响了科学家在社会发展中发挥作用。事实上也是这样。文革时代，毛泽东提出“抓革命，促生产”的原则，也是奔着这个目标而来的。所谓抓革命，按今天意义上讲，就是促进人的思想转变，社会文化的进步，由古代传统文化，即孔孟之道，进步到适合科学家发挥作用的文化，达到促进生产进步、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之目的。很可惜，这个善良的动机被王达水先生误解了，认为是文革思维。等到三十年后，在当年五四运动发生的地方-------天安门广场，重新树起孔子像的时候，包括王达水先生在内所有人都是会惊得目瞪口呆。在这种社会文化氛围里，如何实现王达水先生所说的扩大匠人发言权呢？

　  很可惜，王先生动机不错，但是观点错误。看来他还没有走出轻视毛泽东、全盘否定WG的思维方式，也就是没有走出传统文人的小圈子，看来他还得加强世界观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