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文化主体建构

试论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文化主体建构

   哲学学院2007级博士研究生KH

     当今世界处于一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这几乎已经成为共识。但是，究竟什么是全球化或曰经济全球化（ economic globalization）呢？德国科隆大学社会经济研究所所长于尔根·弗里德里希斯教授引用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作了如下说明：

我们把全球化的经济理解为在真实时间内，在这个星球范围内统一运作的一种经济。这是一种在资本流动、劳动力市场、信息传送、原料提供、信息传送、管理和组织等方面实现了国际化，完全相互依赖的经济。

……

这个概念划分成五个过程：

（1）            信贷资金的筹集、发放和使用日益集中化，并由此产生金融业对于生产的统治日益加强这一后果。

（2）            “知识结构”与“专家系统”的作用日益增长。

（3）            全球范围内卖主控制市场的局面日益发展。

（4）            一个跨国经营者阶层的发展。

（5）            一种跨国经济外交的出现，以及民族国家权力的全球化。[1]

   从以上论述中，我们注意到，“全球化”既被理解为一种“状态”，也被理解为一种“过程”。“经济全球化”的“状态”是指经济要素（如上面说明中提到的资本、劳动力、原料等）和经济联系（如上面所提到的管理和组织等）的国际化和相互依赖，可以说，这是世界范围内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所必然趋向的“目标”和必然造成的“结果”。但是，“全球化”还应该被理解为一种“过程”，也就是在世界范围内历史地、具体地推进这个全球化“状态”的过程。当我们说全球化的“状态”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时，并不含有这样的意思：物质生产力的发展会“自然而然地”导致某种具体的、特定的全球化“形态”；相反，生产力发展必须通过一个历史的、具体的全球化“过程”，才能通向一种具体的全球化“形态”。全球化的“总的状态”或者说“总的前景”是必然的，但究竟最后会实现一种什么样的全球化的“具体形态”，这就取决于这样一个历史的、具体的全球化“过程”中的路径选择和初始条件（例如各种各样的具体规则、协定）的设立。而历史的、具体的过程总是由历史的、具体的主体在进行，而不是由常常被有些人抽象地、物化地看待的“生产力”、“经济体制”等等东西在进行的。这些历史的、具体的主体，不论是个人还是集体，是行业协会还是社会阶级、是企业公司还是民族国家，它们都不是脱离其他社会属性的纯粹的“经济学算子（economic operators）”，而是有其各自的利益归属、价值取向、心理结构、组织力量等等社会特质的全面而丰富的社会主体。因此，它们在进行全球化的历史过程中，必然要把自身的种种社会特质“投射”其中，力图“塑造”一种符合自己期望的全球化的“具体形态”。

   这样一个正在进行中的历史的、具体的全球化“过程”，就是当代文化冲突问题的真实背景，而这个背景之所以与文化冲突有着一种内在的关联，也正是因为，经济全球化的推进过程本身就是被利益归属、价值取向、心理结构、组织力量等等广义上的社会文化因素所渗透、所丰富、所规定着的。从弗里德里希斯引用的对全球化过程的分析就不难看出，现实中的全球化进程首先是由国际金融资本集团主导的。由于西方银行和工业资本整合程度较高，资本市场发达，因此西方金融资本集团拥有可以控制乃至“绑架”第三世界国家经济的垄断地位。[2]而意味深长的是，美国金融理论家迈克尔·赫德森指出：“私有化”、“金融化”、“全球化”三位一体的发展，“是在强大的意识形态推动下而进行的，并通过政治运动而加强。”他尤其指出：对于前苏联、东欧国家来说，“推动它们私有化的最强大力量就是对半个世纪以来的苏联计划的意识形态上的反弹。”[3]中国学者近来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多有批评，认为文化冲突背后其实还是利益冲突，[4]从根本上说，这种看法当然是不错的。但是迈克尔·赫德森的观点给了我们一种重要的启示：文化冲突“背后”的“利益”并不是某种完全单纯的、现成的、给定了的东西，“利益”需要反映到人的“意识”中才能指导人的行动，才能起到现实的作用。你究竟把什么样的利益“认同”为“自己”的利益？在你的许多利益中，你最“看重”一些什么样的利益？你究竟“赞成”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实现自己的利益？这就实际上就是在有意识地确认自己的利益归属和价值取向，这本质上是一种文化行为，因为在这中间，文化因素就起到了举足轻重乃至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我不否认文化冲突背后是利益冲突，但是我更想强调的是，当今世界的利益冲突也必然要通过文化冲突实现出来，因为运用文化手段建构起自己的主体性，甚至参与到他人的主体建构中去，使他人把我的利益认同为他自己的利益，这乃是实现我的利益的最“有利”的手段。因此，如果把文化冲突完全看作表层的东西，甚至完全当作“虚”的东西，那是有失偏颇的，毋宁说，文化本身就是“活动着”的利益、“建构着”的利益。

     但是，这样看来，我的观点岂不会导致一种“文化阴谋论”？我岂不是等于在说：当今西方文化向我们的传播，西方文化对我们的批判和冲击，实际上完全是国际金融资本等等“西方敌对势力”为了推进和巩固其全球霸权，在对我们进行“文化战” ，企图用“软刀子”使我们上当受骗，建立起符合西方要求的“主体性”，把“他们的”利益认同为“我们自己的”利益？我们注意到，在这个问题上，当今中国（尤其是在互联网这样的新型媒体上） 已经出现了两种有时相互对立，有时也相互转化或重叠的思潮：一种是文化保守主义思想，打着“建筑文化长城，抵御文化侵略”之类旗号来一概拒斥西方文明；一种是狭隘民族主义（或者民族沙文主义）思想，主张我们可以学习西方文明的许多技术、体制乃至文化上的优点，但学习这些的实质是在于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霸权逻辑，我们要以牙还牙，以我们民族的崛起建立一种取代或者抗衡西方霸权的中国霸权。那么，我的上述观点是不是会为这两种思潮张目呢？

   我的回答是否定的。实际上，我在上文中指出的是这样几点：第一，全球化的“基本前景”是必然的，不可抗拒的；第二，全球化的现实进程是具体的、历史的进程，全球化最后实现出来的“具体形态”是有待于这个进程中的各个主体去参与创造的；第三，当今世界全球化的进程的确是由西方金融资本集团主导的；第四，在这样的全球化背景下，西方文化对我们的冲击和渗透，的确带有西方资本集团的利益诉求，与我们现在所认同的国家和民族利益的确可能发生矛盾和冲突，这种冲突在一定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这些事实都是我们不能也不应该回避的。然而，这不但不会导致我们去得出文化保守主义或狭隘民族主义的结论，反而恰好要求我们要以更加自信、开放、磊落、健康的态度来建构自己的民族文化主体性，而更加自觉主动地吸收西方文化的优秀成果，正是进行民族文化主体建构的题中应有之义。那么，我这样说的根据何在呢？

   这里最关键的问题在于：我们的国家利益究竟何在？ 我在上文中已经说过：这个国家利益问题其实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物”的问题，而是一个对利益归属和取向的判断问题。这个利益中的“物”的层面其实是要服从于更高的目的的。实际上，如果我们脱离一个更高的目的，单纯地讲“物”，讲物质资源的开发和占有，那其实就根本构不成什么“利益”，因为“利益”这两个字就内在地包含了“对实现什么目的来说是有利的？按什么标准来说是有益的？”，或者说，包含了一个价值取向的前提。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物质、物化的东西，一向就是实现特定价值目标的手段：对于资产阶级来说，物质、物化的东西（包括生产原料、生产工具、科学技术以及物质产品、金融工具、流通手段等等）都是为了实现和加强剥削、为了巩固资产阶级对整个社会、整个世界的全面控制，也就是为了使资本家的意志得到最大程度的自由张扬；而对于觉悟了的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来说，物质和物化的东西则是为了求得自身解放和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因此，我们与西方资本集团在全球化过程中的利益冲突，决不仅仅在于我们要和他们争夺一些“物”的资源，而首先在于对“我们为什么需要那些‘物’的东西？”的不同立场。这次震惊世界的金融危机也告诉我们：资本主义的腐朽性绝不仅仅是一种动物性的对“物”的贪婪那么简单。资本主义制度无法满足所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真实需要，于是把这种需要扭曲成了不顾一切的对金钱、甚至仅仅是对金钱符号的追求。金融危机之前，在西方的股票、房产、金融市场上，投机者们（实际上不仅仅是资本家，也包括许多自由职业者甚至工人、农民）如此疯狂地迷恋虚拟中的“钱生钱”的游戏，如此疯狂地追求实际上并没有变现而只是作为一种预期而存在的金钱概念，已经不是简单的“物欲横流”可以解释的了。实际上，这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所有人之间的一场控制与反控制的博弈：人们本能地意识到，在资本市场上，虚拟中的金钱，正因为它不能直接变成可以享受的物质，不能直接满足人们的物欲，所以它才高度地集中，积累和流通的速度也可以无限地加快，从而成为一种强大而高效的经济和社会控制力量，然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这种力量的本质是无序的，是所有人都无法把握的，因此，强大的信贷和金融杠杆的运作，实际上是在预先支付、预先控制每个人的个人自由，而要使自己在这种谁都控制不了的异己力量面前保持自由，每个人都只能是想尽一切办法把风险转嫁给别人，使得别人成为被信贷和金融工具绑架的奴隶，也就是成为最后的那个抵押品和牺牲品——哪怕是这个游戏最后玩崩了，也还是要力争在本来处在这个游戏圈子之外的地方（例如其他国家尤其是新兴国家）绑架到抵押品和牺牲品来承担或者分担崩盘的代价。因此， 从本质上说，这次危机的发生，是因为人们对个人自由发展的合理追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发生了扭曲和异化，人们只能以诸如此类的破坏性的手段，来实现一种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只能是片面的、病态的、无法协调的对个人自由的追求。资本主义的国内秩序是这样，资本主义的全球秩序也是这样。狭隘民族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实际上就是资产阶级这种只追求一己的控制权，追求片面、病态的个人自由的利己主义逻辑在国际关系上的体现。而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最广大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国家利益有着完全不同的价值指向，那就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南巡讲话中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往往被有的人理解为说的只是“物”，这是一种很片面的理解。实际上，邓小平同志的“三个有利于”并没有把物的东西当作最高标准，而是有着十分明确的价值取向的，那就是要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而胡锦涛同志则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5] 正是立足于这个基点，在对外关系方面，胡锦涛同志提出了“和谐世界”的重要思想：“我们主张，各国人民携手努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6]党和国家的新一代领导人之所以能够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三个世界”战略思想和“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主流”的科学判断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和谐世界”重要思想，从根本上说，是反映了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社会主义中国的国家利益和世界人民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并且也反映出，随着中国的发展，这种一致性正得到越来越全面、广泛、有效的实现。上面已经指出，狭隘民族主义或者民族沙文主义是资产阶级病态的利己主义的产物，与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与我们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指向的国家利益是根本冲突的。当然，新中国以往对外政策的重点，绝大部分还是集中在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集中在为国内建设争取较长时间的和平国际环境上，而现在情况有所变化，随着社会主义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与世界联系的日益紧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都要求中国在国际关系和全球化进程中更加积极主动、有所作为，更广泛深入地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新秩序的构建。但是这决不意味着，我们的国家利益要求我们建立中国的霸权，相反，我们的国家利益实现得越充分，只能意味着我们的每个社会主义公民发展得越自由、越全面、越完善，这就意味着，无论对内还是对外，那种以邻为壑、恃强凌弱的逻辑都会越来越彻底地失去市场，也就意味着我们越不可能实行霸权主义政策。我们在与西方的文化关系中，就是要坚持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利益的立场，而不是一种狭隘民族主义、民族报复主义的立场。

明白了我们国家利益的这个根本价值取向，我们也就会明白：在建构民族文化主体的过程中，不但狭隘民族主义是行不通的，而且文化保守主义也是行不通的。现在国内发生了一场有关“普世价值”的激烈争论。总的来看，这场争论的焦点集中在这样几个问题上：第一，究竟有没有所谓“普世价值”？第二，西方文明是不是代表了“普世价值”？连带着就有了第三个问题：中国文明和普世价值的关系如何？第四，中国作为一个与西方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上有根本区别的社会主义国家，要不要、可不可能实践“普世价值”？原因何在？

可以肯定地回答：普世价值是有的，并且它必将成为全人类越来越广泛和自觉地追求的目标。《共产党宣言》指出，无产阶级是要创立这样一个新型的社会：“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资本论》也指出：共产主义社会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原则的社会形式。” 这难道不是普世价值观吗？由于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是阶级性和普世性的辩证的、历史的统一。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应当相信，真理的力量和我们社会主义事业的稳步胜利前进，一定会越来越无可辩驳地说明马克思主义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观的普世性和真实性，一定能够使越来越多的人懂得和自觉参与人类发展与进步的事业，使得阻碍、反对人类进步事业的势力陷入最大限度的孤立、分化、瓦解的状态。胡锦涛同志提出的“以人为本，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是对建国六十年来、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发展经验的深刻总结与高度提炼，也是推进社会主义全面建设必须长期坚持的根本指导方针，其理论实质就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观点在当代历史条件下的体现和发展。因此我们说，普世价值是有的，而且马克思主义的普世价值是具体、真实、丰富的东西。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者总是科学地去考察自然、社会、经济、文化、阶级结构和关系等等方面的实际情况，为普世价值的实现确定现实具体的主体、动力和途径，特别是充分考虑到了由私有制和剥削所导致的长期尖锐的阶级矛盾及其对人与人之间关系产生的巨大异化作用，因此马克思主义者毫不回避并且大力强调自己的阶级性和针对性，自觉地把自己当作现实社会关系中和具体的历史与斗争进程的一个具体、能动的参与者，而从来没有认为自己是高踞在现实和历史之上，超脱在错综复杂的社会、阶级、利益关系和斗争之外，来向人间颁布“普世价值”神谕的天使。这是马克思主义彻底科学性和鲜明实践品格的体现，是马克思主义普世价值真实性的来源和保证。一些人以此为口实，攻击马克思主义反对“普遍人性”和“普世价值”；另一些人则认为，既然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党的领导和阶级观点，坚持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针锋相对的社会主义立场，那就不应该谈论“普世价值”，我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是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性和普世性辩证统一的理论实质的歪曲。

关于中国文明、西方文明和“普世价值”的关系问题，我觉得必须历史地分析。上面已经指出，我们所说的普世价值，其根本实质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个发展是世界各个民族一直以来都在共同追求的，因此不能说哪个民族的文化就垄断了“普世价值”，哪个民族的文化就没有“普世价值”。但是我们又必须承认，对自由全面发展的追求，不是悬空的，而是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不同，有着一个从不自觉到比较自觉，从低级到高级，从片面到全面的演化过程的。各个民族，尤其是代表那个民族文明特点的主导阶级，在这个演化过程中会扮演各自不同的角色。传统中国文明是以小农经济为经济基础，以血缘宗法关系为基本社会纽带的，由于生产方式和由此带来的人与人之间交往方式的限制，这样的文明形态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束缚是很大的。这种束缚在文化上的根本体现，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并没有产生真正独立的个体意识，因为每个人都一直是生活在并且被要求融合于一种不是由他自己选择和建立的社会关系（实际上是自然关系，即血缘关系以及由此派生的君臣师友等关系）中，这种关系的长期稳定性为个人提供了很大的安全感，但也使得人的个性很难也不愿意追求独立，人的能力的各个方面（认识、情感、意志）不能充分地分化出来并发展起来。而近代西方文明作为一种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正如马克思所认为的，使得人的本质力量在全面的对象化和异化中获得了极大发展，其结构和成果相对于中国传统文明的确是有“代差”的优势。社会化大生产和广泛频繁的社会交往，使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在建立独立的个体人格，发展理性精神、培养平等的责任权利意识这些方面，都走在了中国传统文明的前面，从总体上说，是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推进到了一个更高的阶段。因此，如果死守中国的传统文明（事实上今天我们也不知道具体该死守些什么，又如何死守了，很多人其实也只是空喊而已）来抗拒对西方文明借鉴和引进，确实是背人类发展的历史潮流而动；如果觉得可以从两千多年没有质的变化的中国传统文明中自行“开出”比西方文明更高的“自由”、“民主”、“科学”之果，也是不切实际的。但是，一方面要承认西方文明在整体上较之中国传统文明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推进到了更高阶段，另一方面也要看到：第一，中国传统文明也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也有着具有普世价值的辉煌成果；第二，文明整体的进步往往是要以局部的退步为代价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在极大发展了人的本质力量的同时，付出了人与人的关系甚至每个人与他自己的关系被完全异化成人与物的关系，并且日益与人本身相脱离的代价。而中国传统文明作为一种前资本主义文明，这些异化都还没有展开，或者展开得还不充分，人的本质属性的很多方面还保持着一种原始混沌的有机统一性；第三，充分吸收西方文明成果，并不等于我们要把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道路原封不动地重走一遍，因为历史条件已经不同了，这样做既不可能，也不必要。因此，民族自卑和民族虚无主义的思想也是没有根据的。中国文明那种前异化状态的原始统一性，在许多方面是必须打破的，必须自觉地投入到异化中去；但是正因为这个异化是自觉的，是在参照了近代西方文明发展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其方式方法的选择会有更大的发挥能动性的余地，所以其成果也将比西方更全面和丰富。

在这方面我想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既可以有效地驳斥文化保守主义，也可以驳斥民族虚无主义，这就是：近代中国人的民族主体性，中国人的民族国家意识，实际上正是在西方文化的冲击和影响下逐渐形成的。中国人并不是一开始就知道自己是“中国人”的。当英国殖民军在1840年发动鸦片战争时，他们惊讶地发现，中国的很多老百姓都认为和英国人打仗只是“朝廷”的事情，甚至他们可以很容易雇佣到中国人做挑夫和向导。[7]传统中国人虽有模糊的“夷夏之辨”，但是对近代的民族国家并无概念，很少意识到居住在这片广袤土地上的全体人民是一个联系紧密的共同体，更没有意识到要在与世界各民族平等相处的基础上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炎黄子孙”、“华夏儿女”这样的说法，“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这样的主张，都是出现在清朝末年以后，其来源都是从西方文化传入的世界意识和现代主权国家观念。1931-1945年，中华民族能够实现全民族的动员和团结，赢得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如果要放在1840年，是不可想象的。其中的一个重要差别，就是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人民，经过了自己的艰苦探索和欧风美雨的熏陶洗礼，终于形成了比较成熟的近代民族国家意识，形成了相应的利益归属和价值取向。应该说，西方列强当时的狼子野心，较之今日要百倍地明目张胆和肆无忌惮，当时中国人的自卑和虚弱，较之今日要百倍地令人痛心疾首扼腕长叹。但是，正是在这样一种巨大的落差和猛烈的碰撞中，中国人觉悟了，坚强了，成熟了，主体性不但没有丢掉，反而在不断吸收外来文化的基础上逐渐建立起来了。山河破碎之际尚能有如此回天之力的中国人民，难道在今天我们已经高度认同自己是中国人，自己的民族是世界民族之林的平等一员的情况下，倒反而会因为充分吸收西方文化就丧失掉自己的主体性吗？退一万步说，就算我们现在当真还是脆弱到这个地步，那我们是不是更得考虑要多多吸收西方文化的强壮钙质，给自己建立一种更加坚韧的主体性呢？

但同时我们从中国近代的民族国家意识的形成过程中又可以看到，中国文明的一些特点，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与整合，又使得近代和当代中国人的民族国家意识较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族主义有着鲜明的优点。近代西方的民族国家是资本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种种历史条件使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始终要把对世界市场和资源的争夺扩大到全世界范围，同时也把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日益分裂的两大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扩展到民族与民族之间，使东方从属于西方，使非资本主义民族从属于资本主义民族。因此西方国家的民族主义不可避免地具有种族中心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大国沙文主义的本质属性。而中国主流的民族国家意识则与此有本质区别。中国人民在多少年的奋斗中越来越明确地认识到：自己不仅是在为中国一国谋出路，也是在为人类谋出路，因为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的发展，不能靠掠夺和霸权，而只能靠真心实意地使自己的利益与全人类的整体利益相一致，靠与世界人民一起平等地分享资源和发展成果，靠让整个世界真正成为马克思当年所设想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前提”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应该说，这样的目标既有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的根源，更重要的却是从西方传来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而马克思主义恰好是最坚定、最彻底地代表和发展西方文化中“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等普世价值的。中国人如此坚决地接受这样一种思想，并且不惜流血牺牲，不避天灾人祸，为之进行了世界上历时最长规模最大的英勇奋斗，并且已经极大地改变了东西方的力量对比和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在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形成了一种独立自主而又平等待人，威武不屈而又热爱和平、自尊自信而又胸襟开阔的完全新型的民族精神和民族形象，广受世界人民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赞誉。这充分说明：中国人民在吸收西方文明的过程中，完全有可能比西方文明更好地实现普世价值，完全可以有机整合马克思主义统率下的中国传统文明、西方近代文明三重文化身份，形成一种崭新的民族文化主体，从而和世界人民一起，为推进建立一种在更高层次上促进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世界作出自己较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