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学老师

                    我的小学老师

李永斌老师那天找我借钱，说他的手机没有话费了。我素来知道他精神是有些问题的，知道钱借出去多半是黄叶飘于渠江，一去而不复返了。我就说我这里有座机，你有需要打吧。他便一边翻手机通信录，一边用“川普”与一个女声沟通。俺知道偷听旁人的电话是不礼貌的，但是他的声音，一如既往地，也许是因为做过几年小学教师的缘故，职业地洪亮有力，虽然普通话与俺那绝不标准的普通话有一拼了，但是他的电话内容，还是断断续续地飘进了我的耳中。好似他通过电话在做一种生意，销售的是“永不凋谢的花”。对方那个女声就在电话里质疑他的花也是会凋谢的，他声哄气足地、头头是道地辩驳“不会，我这个是高科技产品，绝不会”。对方好似是坚拒，他很有些激动地又说了好些“不会”的话，并说已经进货了，怎么办？对方应该是叫他自己处理，便挂断了电话。他嘟囔了一番，对我点点头，说声“谢谢”就走了。他身上穿着的，是一件很长的、蓝色的布做的上世纪的款式的风衣工作服，蓝色的布做的裤子，一双看不出牌子的白色已经泛黑的运动鞋。这是他这几年来几乎一成不变的装扮。高高的个子，颇有些魁梧，走起路来左摇右晃、虎虎生风，看上去倒也别具神采。只是他原本精光闪闪的的虎目，因前几年精神失常，流落到外地，等他弟弟找到他，右眼已经眇矣。于是四十几岁的他，有着天庭饱满而因目眇有些狰狞的脸，然后与这件蓝色的风衣、昂首阔步的路姿，就构成了当地熟人对他的全部印象。

就在那天下午，看到他在公路对面，一边走，一边高声唱歌，唱的什么，听不明白。

又过了两天，看到他仍然是这身装扮，背着一个硕大的男士挎包，用一只手捂着，包里鼓鼓囊囊的，另一只手中还拿着一个纸质的笔记本，从城区那边快步而来。路上的行人，都对他侧目而视着。我对他点了点头，他还是记得我的名字，叫了一声，笑了笑。我不知道那包里，是否就是那“永不凋谢的花”。

晚上母亲告知，原来是人民医院这两天没有让他去上工了。他在那里负责给每一个科室、病房送氧气瓶。医院是没有电梯的，得扛着近百斤重的氧气瓶爬五、六层楼。

我说，他原来不是在做环卫工人吗？怎么又到人民医院去了？

母亲说，环卫工人是他父亲在做，他原来是帮他父亲。前两年去的医院。他父亲每天做饭给他吃，帮他洗衣服这些。

这我是知道的，他前几年很疯的时候，离家出走了，他那成都附近嫁过来的妻子，带着他的一儿一女，也远嫁了他方。

想当初，他也是风光过一时的。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就到村中心小学做了两、三年的代课老师。他那一代人，很多人的出路就在这里。在主席时代无忧无虑地读完小学和初中，上午上课，下午玩耍或做农活。小乡场成长着的孩子，根本没有把书本上的死知识，当成好大一回事。于是，就迎来了改革开放，时代变了，他们必须得面对那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高考。如果那时候我们这个小城市有考上大学的，绝对是光宗耀祖的一件大事，杀猪宰鸡大办宴席，也是必然而理所当然的。但是考上的，毕竟是凤毛麟角，更多的是名落孙山的无奈的叹息。而“落第”的他们，因为高中三年脱离了农活，再想要回归到田土中去，又总有些不忿，总是想的如何远走他乡或展翅高飞。这就不由得会让人想起路遥的《人生》来了。

他在乡村小学代课的时候，结了婚，妻子是来自成都附近的，人很美。他的父亲因为是某镇粮站的正式工人，而以他的勤勤恳恳的教学作风和丰富的学识，转成正式教师，也几乎是指日可待的；再者，他那时候的昂扬气质、晏晏笑语，能得以娶到一个才貌双全的妻子，可以说是水到渠成。他结婚的时候，还是我的小学老师——他教了我一年——我们全班的同学，买了一点礼物，派我与另两个成绩好的、任着班上小干部的同学，前去朝贺了的。——具体买的什么礼物，已经记不得了，不过以那时候通行的学生送礼老师的方式，不是搪瓷洗脸盆，就是真正“永不凋谢”的塑胶花，或者两个八磅的暖水瓶。

没两年，他突然不做乡村教师了。我们听闻的原因，是他表现太好了，教出来的学生，成绩与综合能力，比正式教师调教出来的学生高。正式老师排挤他，他便愤而辞去了临时教师的职务。

然后就是他一边学习，准备成人自考，一边靠蹬三轮拉客谋生。妻子在这个时候，为他添了一儿一女。

后来他考到了大学文凭，恰逢市广播电视台招工。他前去应聘，没多大难度地就进了电视台。先是从临时工做起。他那时候可以说是如鱼得水，不久就被电视台委任为记者，开始独立采访一些新闻。后来，他开始笔耕，时不时地能在《广安日报》的副刊，看到他精致的随笔散文。他写的一篇有关放风筝的文章，俺到现在都印象颇深。他在文章中引用的《续博物志》中的话：“放风筝，张口仰视，可以泄热。”以及对风筝强身健体的阐述，我当时还是首次得睹，受益匪浅。前几天与孩子到渠江边放风筝，绿水、青天、春阳、暖风，在忘记仍活在“非人间”的这一瞬间，脑中浮起的，仍然是他的那篇多年前的文字。刚才试着在网络里搜了搜“放风筝  李永斌”（我记不得题目了），能搜出一条结果，可是点击不开，也不知道是不是这篇文章。

再后来，在医院碰到过他一次，他那时候陪着他们台领导的老丈母娘来看病，他跑上跑下，端茶送水，排队取药，可以说是无微不至。我与他打招呼，他解释说这是领导的某人。俺当时无话可说，只是觉得一个写文字的人，活到这个程度，也许是不大好的。果不其然，没过多久，就听闻他被电视台遣送了出来。顺带不过给了一笔菲薄的遣散费。我打听原因，是他有一次遍请台里的大小领导去城里最好的饭店吃饭，办了四桌，也不说请客原因，就是说为了请他们吃饭。他当时仍然是临时工人，要谈转正，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我分析他请客的原因，也许是基于此吧。哪知吃完之后，他并没有钱结账！店老板便闹了起来，说你来定宴席的时候，因为知道你是记者，所以没有让你交押金，没想到你们真是想白吃啊。领导看到，也被搞得尴尬不已。遂签了单，让店老板改天去台里结。于是，台里的人就开始怀疑起他的精神出了问题。通过观察，发觉他时而神思恍惚，时而又亢进地自言自语。台里就决定把他辞了。

回到家，他开始想以笔谋生。可是他一写作，就通宵达旦不能入睡，甚至是高声而歌。运气好的话，也许几天能写出一篇文章，可是更多的时候，却是一字无成。他的精神日渐萎靡，形体开始消瘦了下去，也根本没有办法好好地作息和饮食。附近的人，都知道他也许是疯了。于是他在人们口中的称呼，由“李老师”变回了他儿时的小名，“李五娃”。

又过了不久，听说他从家里外出了，不知去向。他的美丽的妻子，带着两个十余岁的孩子，消失无踪。

过了大概一年，他的家人通过警方，在江浙一带找到了他，他弟弟去接的他回来。他那时候四处流浪，清醒的时候给人家做工，糊涂的时候就漫无目的地游荡。他弟弟见到他的时候，他的右眼已经不在了，问他原因，他也不能说清。

与弟弟回家后，治疗了一段时间，日常生活，他可以自理了，就与老父相依为命。两个弟弟，各自有家庭，也不可能帮助他什么。他去申请了低保，每个月有一百多元，再同父亲两个人做着一份环卫工人的工作。后来他找到了人民医院的工作，估计他这次的失业，是现今医院都修了氧气储存库，有管道通到每一张病床的缘故吧。

今天上午我有事外出，回来后，妻子说你那老师又来找你借钱了的，我说你不在，他要我借，说借五十。妻子说我没有那么多，他说二十也行。妻子终究还是没借给他。我说以后他来，拿二十元啊这些给他吧，他单靠低保和老父亲的退休工资，生活是比较艰难的。如果老父亲一去世，他的日子恐怕将更是难捱了。

下午，我看见他在公路那边走着，依旧是蓝色的风衣、蓝色的裤子，脚上是一双解放鞋。衣服洗得倒是很干净，他应该至少有两套这样的衣服吧。他嘴里在呢哝着什么，头颅依旧是高昂着的。我退回斗室，忽然悲从中来，就写下了上面这篇东西。而他的歌声，却远远地、高亢地飞舞着。

我不知道，他是否就是我的未来。我挣扎着，不愿重蹈他正在行走着的这条理想与现实中间的没有路的路。我于是选择卑微地蛰伏地活着，无非是在坚硬的泥土中，开一个小口，以便于长出胸中那一腔恶气与无声地呐喊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