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白宫-参议院就涉人民币汇率法案争议一事想到的

由白宫-参议院就涉人民币汇率法案争议一事想到的　　

（黄凤琳；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

日前，美国白宫对参议院涉人民币汇率法案表示了反对或怀疑意见。在本文，作者将对此抽象到相当的理论高度来理解。

争议的主体是白宫和参议院。白宫是美国的中央行政机关，参议院是美国的中央立法机关。白宫的最高长官-总统，以及参议院的议员都是美国民选产生的，按常理说，这就能够保证白宫和参议院的公务行为对美国全体人民的代表立场。但是，既然如此，那他们怎么会形成反对意见呢，而且还是时常发生的。当然，读者会辩解这是偶然的认识和判断问题，而非必然的立场问题。世界上从来不存在偶然，也从来不存在孤立于立场的认识和判断。

白宫和参议院虽然都是美国民选的中央机关，但是前者是行政机关，后者是立法机关。这决定了前者的公务行为是从上而下展开的特点，而后者对具体法案的审议和通过则是具有从下而上的特点（代议民主），这也决定了白宫行为比参议院行为的偶然性或不稳定性更大。这种向个人（行政首脑）进行一般性授权的社会实践模式，在即使像美国这样的不需要高度集权化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必须具有的。因为即使美国不需要像中国的党政关系那样对政党及其领袖进行大量的一般性授权来统筹国家实践，它的实践也不见得全是必然性的不需要统筹的国家实践。只要主体差别存在，社会实践存在，这种集权或一般性授权就存在。

资本容易通过必然性大的参议院而影响政治，当然也可以通过偶然性大的白宫去影响政治。但是对于后者，资本的选择空间就小了，而且还要看运气。参议院有很多议员，其中一两个奉廉洁而不买资本的帐，资本还可以买通其他议员。在资本与议员们的这种“供给”不平衡的关系中，资本有更多的“定价权”。而白宫的主事就只有总统一个，要么资本运气好碰到了个信守选前承诺的总统为他办事，要么资本运气不好碰到了不信守选前承诺的“白眼狼”，资本没有选择。因此，尽管我们日常听到说，总统和议员依赖于资本的吹捧而上台，但是他们的公务行为对于美国人民的代表性却是相对独立的，而且前者的这种相对独立的偶然性更大。美国历史上被资本谋杀了好几个总统就是例证。

在合适的时候，总统的这种相对独立性会变大。比如国内国际局势处于大调整的时候，这种因为需要大量的一般性授权而致相对独立性大的机构和政治家的产生就是必然的了，美国政治体制下的“白眼狼”就可能产生。因为实证地看，如果总统感到因为自己的公务行为符合大调整的需要而所得可以抵消选前承诺的成本，他就会偏向于资本的对立面。于是，资本主义民主话语下的“独裁”就产生了。而参议院因其如上文讲的代议民主而给资本留下了广阔的游说空间，因此难以产生这种“独裁”现象。

如果因为国家社会实践先进化调整的动作足够大而致这种“独裁”机关足够强大，资本发现不去国外就不得不向这种机关妥协的时候又发现在国外不需要向当地人民付出在本国所需要付出的那么大的代价，资本就会流向国外。尤其是在外国是比较统一而又稳定的西欧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的时候，资本就会更有安全感和政治归宿感。但是，在此之前，他们还是会不折手段地留在国内影响国内政治。其实，在资本主义世界，即使是民族国家对资本流动的管制也是很有限的，因此美国这个资本共和国里的资本应该视为资本国际的核心成员。他们可以根据各国的社会实践调整，而在资本主义世界里流动，交叉影响各国政治经济。

白宫和参议院所代表的立场不同，其对美国国际国内事务的意见就会不同。根据上面的分析，在大调整的时候，我们可以认为白宫更多地代表了国家社会实践先进化调整的立场，代表了更多美国人民的利益，而参议院更多地代表了资本或资本国际（之所以说是或资本国际，是因为正如前面讲到的资本在国内社会实践调整的时候可以流向社会实践相对落后且稳定的外国资本主义国家。宏观地看，这就导致了在西方世界中国际资本主义利益联盟的形成）的利益。人民币汇率法案更多地代表了资本国际的利益，而相对较少代表了金融危机后想要调整社会实践的美国国家主体的利益。读者会问，金融危机后美国的失业人民也应该期待人民币汇率提高才对，这样他们就可以保住饭碗了。但是，这些饭碗不是已经或正在被崛起的东方世界所占有吗？所以，他们只能期待改变美国的社会实践，并且被反映到了独立性相对较强的白宫的公务行为中。

（2011年10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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