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饿死”的概念与责任追究

 关于“饿死”的概念与责任追究

看了[数学]与[东方早]来来往往的几个帖和部分的跟帖，表面上的分歧是有不有实名与实址的问题，实际上存在着一个“饿死”概念的差别问题。

[数学]说的“饿死”是严格的实实在在的因为根本得不到食物而死亡。这样的例子应该极少，确实会少到要找一个实名实址的案例都困难的程度。[数学]想要表达的意思也很清楚，就是一个地方，如果地方政府老实地按照当时中央的要求来安排群众生活，是不可能出现活活“饿死”人的现象的。如果有实名实址出现的例子，接着就可以去分析这个地方领导班长的具体情况。

[东方早]说的“饿死”可能是一般认为的长期食物数量不够质量不好，造成营养不良而出现的死亡率较高的现象。如一代“诗圣”杜甫后半生就常常挨饿。据说他初到长安因老爸去世没了经济来源，经常出现没米下锅的情形。等他做了一个小官后回家探亲，才知道小儿子饿死了。最后杜甫客居湖南耒阳时，因遭遇洪水围困饿了好几天，后被县令用小船救出，在船上用牛肉白酒招待他，结果因为饥后过度饱食死于非命。这种情况说起来杜甫是胀死的，实际上也可以说是“饿死”的。在论坛的讨论中，[东方早]说的“饿死”既然不是亲见的，可信度自然不高，当然更不符合[数学]“饿死”的严格要求。

其实，就按[东方早]说的“饿死”概念，说什么三年困难时期饿死几千万也是别有用心的胡说八道。举例来说，当年全国抓了50万左右的右派，现在50岁以上的网友有几个没有见过右派？要举几个实名实址的右派是非常容易的事情。如果真的当年饿死了几千万，要举几个实名实址的死者那应该是更容易的事情了。可是，[数学]这样逼也没有逼出一个像样的，[数学]要的不就是这个效果吗？

在这个问题上，大于的看法不如[数学]那样严格。大于认为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像[东方早]说的那样“饿死”人的现象应该还是有的。因为那个时候地方政权还是比较复杂的。有资料说在1964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工作会议上总结前一阶段社教运动经验的讨论中，发现“两年多的社教运动的结果，不但未能解决干部队伍中存在的问题，反而发现形势越来越严峻。在会上的发言中，中南局的陶铸提出，领导权不在我们手中的三分之一打不住。西北局的刘澜涛说，县以上烂掉的有严重问题的在50%以上，基本形式是滥用职权，包庇坏人，反革命，自己可能是反革命。华北局的李雪峰说，情况愈摸愈严重，“四清”、“五反”如此。山西8个重点县县委，已烂掉3个，常委72人有问题的38人。浙江省第一书记江华则在给中共中央的一个报告中说，很多基层单位已经被坏人篡夺了领导权，其比例已不止三分之一。刘少奇也指出：“有些地方提出，机关家属里面很多恶霸、地主、富农、四类分子。这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

虽然现在看起来这些分析有些“左”，但部分地方已经被坏人篡夺了领导权是可以肯定的。既然存在着被坏人篡夺了领导权的地方，当然就不会老实地按照当时中央的要求来安排群众生活，那么，在物质紧张的情况下，这些地方饿死人也就不足为奇。[东方早]说他们那个地方“饿死”了人，也明白地指出了就是这种情况。

应该不会饿死人，实际上却“饿死”了人，所以有个追究责任的问题。如果是全国大面积出现这个问题，那说明是大政策的问题，应该追究中央的责任。但无论从哪方面的材料看，全国绝大多数地方没有这个问题，说来说去只是几个地方问题严重，所以只能说明这些地方部分基层单位被坏人篡夺了领导权，当然首先应追究这些地方领导人的责任。可是有些口口声声喊实事求是的人在这里就不讲实事求是了，肆意夸大放大这个问题，其司马氏之心是不言而喻的。

可是他们忘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他们把这个问题说得越严重，就越能够证明后来继续革命的重要性与必要性，结果他们可能会芝麻没有捡到，反而丢了西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