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在改旗易帜的“反思”--评《炎黄春秋》的《重新启蒙》

意在改旗易帜的“反思”

齐永兵　

《中华魂》编辑部的老师们：
    我是贵刊的一名忠实读者。我很爱读“忘年交书简”栏目的文章，因为它们能为我释疑解惑。
    最近我从《炎黄春秋》2009年第10期卷首读到一篇文章《重新启蒙：五四运动九十周年反思》（署名余孚，随信附上复印件），感到困惑不解。按照该文的说法，陈独秀起初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揭开了启蒙运动的序幕。但不幸的是，列宁领导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胜利，在其影响下，“陈独秀把他提出的民主和科学‘救中国’的旗帜放弃了，把他自己誓言‘为之断头流血在所不辞’的启蒙运动放弃了，转向马克思主义。”这下可惨了，不仅他自己走了弯路，也使中国的历史走了大弯路。作者认为，值得庆幸的是，直到晚年，“陈独秀终于回归民主”。在这篇文章的结尾，作者号召我们：“我国改革开放如果要解决它在三十年的长过程中所无法解脱的困境（？），我们也必须重新启蒙。……让我们像当年陈独秀那样，重新高举民主和科学的旗帜，为我国改革的成功，国家和民族的进入现今世界的前列创造条件。”从全文看，作者所谓的“重新启蒙”，就是要放弃马克思主义，以西方资产阶级的学说取而代之；就是要放弃阶级分析的方法，以所谓“普世价值”的民主、自由取而代之；就是要取消据认为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以私营企业取而代之。这岂不是同现、当代的中国历史的发展趋势背道而驰？我虽然是个初出茅庐的青年，但还是了解一些我国的现状和历史，我绝对不能接受这样的天方夜谭式的神话！
    古人说：“两刃相割，利钝乃知；两论相订，是非乃见。”我很想写文章对此奇文提出质疑，但感觉自己才疏学浅，深恐把握不准，说理不透，贻笑大方。为此，特向你们请教，如能请前辈学者给以指点，当不胜感激。
                        谨 致
崇高的敬礼！
                                          晚辈 尤 敢

尤敢同志：
    来信及复印件收到并读悉。我与你有同感，《重新启蒙：五四运动九十周年反思》这篇文章（以下简称《反思》）确实不能令人信服，属于奇谈怪论之列。我称不上“前辈学者”，但愿意把自己的一些认识谈出来同你交换，和你讨论。

                            “启蒙”与马克思主义

    我们知道，“启蒙”或“启蒙运动”有广狭二义。广义泛指任何通过宣传教育，使社会接受新事物从而得到进步的运动；狭义专指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以前，法国资产阶级进步思想家如伏尔泰、卢梭、狄德罗等人所进行的文化教育运动，它的特点是对当时的教会权威和封建制度采取怀疑或反对的态度，把“理性”奉为思想和行动的基础。来信所附文章所说的“启蒙”显然偏重于狭义，它推崇的是作为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先驱的“启蒙”。
    应该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基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于18世纪法国思想家的启蒙运动始终抱有崇高的敬意。我们都熟知恩格斯的一段论述：“在法国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55页）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是无产阶级的思想家。是为19世纪中叶以后开始出现的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制造舆论的，但是他们却对为18世纪法国革命制造舆论的那些思想家抱有敬意，尽管那些思想家的理论存在诸多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这种立足于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使人信服，令人钦佩。
    在指出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历史功绩的同时，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确切地指出了他们的历史局限性。紧接着上面那段论述之后，恩格斯指出：“现在我们知道，这个理性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永恒的正义在资产阶级的司法中得到实现；平等归结为法律面前的资产阶级的平等；被宣布为最主要的人权之一的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而理性的国家、卢梭的社会契约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也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18世纪伟大的思想家们，也同他们的一切先驱者一样，没有能够超出他们自己的时代使他们受到的限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 356页）现实中出现的情景同“启蒙”的思想家们原先描绘的相比较，犹如一幅讽刺画。如今，人类已经进入21世纪，有人却要求我们按照18世纪思想家们当年的主张来“重新启蒙”，这岂不是晨昏颠倒，年光倒流？真是不可思议！
    《反思》的作者竭力追捧启蒙学者而肆意贬抑马克思主义。这是完全违背客观事实的。古往今来，灿若群星的思想家（包括18世纪启蒙学者）曾经提出过这样那样的思想、观点、学说和理论，它们曾经在不同的范围内影响了人们的实践活动，在社会发展中留下了自己的印记，其中不少至今仍是人类文明宝库中的珍贵财富。但是他们都不能同马克思主义相比。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的思维的普遍规律，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揭示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并走向共产主义的客观规律。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在19世纪的广泛传播及其指导下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还只是锋芒初试的话，那么，它在20世纪的世界历史进程中就可以说是大显身手，大展宏图了。它掌握了从西方到东方的广大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变成了改造世界的伟大的物质力量，使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科学预见在世界的若干地方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这是20世纪的历史中最为光辉灿烂的篇章。如果从“启蒙”一词的广义来说，即从使社会接受新事物而得到进步这个意义上说，这才是空前伟大的启蒙，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达到高度一致的启蒙。现在有人却要我们抛弃马克思主义而回归18世纪的启蒙思想，而且是被粗暴歪曲了的启蒙思想，这岂不是舍骐骥而就驽马，离开阳关道而钻进死胡同？
    至于说到陈独秀，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顺应时代潮流，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是五四时期激进的民主派，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尔后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人之一。陈独秀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这决非偶然。诚如毛泽东所说：“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 4卷第 1470—1471页）陈独秀在领导五四运动和创建中国共产党方面的功绩是载入史册，不容否定的。但同样不容否定的是，他推行的右倾机会主义成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尔后他仍坚持错误，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并接受托派观点，在党内成立小组织，进行反党活动。尽管他没有直接投入蒋介石的怀抱，晚境孤凄，但其历史功过，昭然若揭。稍具中国现代史常识的人怎么能赞扬陈独秀的殊不足取的晚年而否定他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峥嵘岁月呢？这样的“重新启蒙”不过是驱人入于蒙昧的好听的说法而已。

                            “民主、自由”与阶级分析

    马克思主义的正确和伟大，极其重要的一点，在于它给了人们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人们在看来扑朔迷离、一团混乱的状态中发现了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运用唯物史观，占有详尽的资料（东方的、西方的，历史的、现实的，地上的、地下的），分析人类社会的历史，得出了科学的结论：自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历史（此前的原始公社除外）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就使原本混沌一片的历史得到了明亮的阳光的照耀，开始成为可以索解的真实可靠的历史了。《反思》一文竟然说：“阶级斗争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都不是马克思所说的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这实属完全不顾历史事实的无知妄说。
    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植根于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在阶级社会中都具有阶级性，这是毋庸置疑的事情。就拿资本主义社会来说吧。表面现象是人人都享有这些权利，实质上是资产阶级所专有的。在那里，作为国家形式的民主，就是资产阶级民主，亦即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专政；自由，资本家购买雇佣劳动者的劳动力，双方都取决于自己自由的意志，是作为自由的、在法律上平等的人缔结条约的。平等，因为劳动力买卖双方彼此只是作为商品所有者发生关系，是等价物交换等价物。但这些都是在流通领域发生的。一旦进入生产领域，资本家就凭靠劳动力在运用中会创造出比劳动力价值更多的价值，即剩余价值这一特点，达到其剥削的目的。这才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而在流通领域劳动力买卖中出现的自由、平等，都是现象。平等只存在于资本家之间，这就是马克思说的：“平等地剥削劳动力，是资本的首要的人权”，“资本是天生的平等派，就是说，它要求在一切生产领域内剥削劳动的条件都是平等的，把这当作自己的天赋人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卷第 324、436页）
    这里讲的是经济领域，让我们再来看看政治领域吧。马克思为总结19世纪中叶法国无产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的那场阶级较量，曾写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当时法国统治者、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路易•波拿巴是以法兰西共和国的国民议会自诩的，马克思尖锐指出：“这个共和国为要显出自己的真面目来，只缺少一件东西——使议会的休会继续不断，并把共和国的‘自由，平等，博爱’这句格言代之以毫不含糊的‘步兵，骑兵，炮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22页）这就告诉我们，“自由、平等、博爱”是有鲜明的阶级性的，资产阶级需要时可以大肆宣传、炫耀，不需要时可以立即斩钉截铁地改换成“步兵，骑兵，炮兵”。这就是阶级社会中活生生的现实。
    陈独秀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后对此曾有较为清醒的认识。他说：“18世纪以来的‘德漠克拉西’（民主），乃是被征服的新型财产工商阶级，因为自身的共同利害，对于征服阶级的帝王贵族要求权利的旗帜。”“如今20世纪的‘德漠克拉西’，乃是被征服的新兴无产阶级，因为自身的共同利害，对于征服阶级的财产工商界要求权利的旗帜。”他还指出：“若不经过阶级战争，若不经过劳动阶级占领权力阶级地位的时代，德漠克拉西必然永远是资产阶级专有物，也就是资产阶级永远把持政权抵制劳动阶级底利器。”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客观上也是符合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从革命斗争中争取民主的要求的。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陈独秀才能够在五四运动中叱咤风云，站在时代的前列，引领潮流，使人们至今仍缅怀他的功绩。
    遗憾的是，陈独秀没有能够始终坚持已经获得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在他沦为托洛茨基派以后，完全抛弃了马克思主义，背离了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甚至赞赏主张个人的权力意志创造一切、决定一切的尼采的“超人”哲学，誉之为“批评万恶社会的哲人”；甚至把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的苏联同垄断资产阶级法西斯专政的纳粹德国混为一谈，提出“反对德俄两国社会主义最重要，比一切反帝斗争更重要”；甚至在胡宗南、戴笠等来游说时，竟然说“苏联好比烂冬瓜，前途将不可收拾。苏败，则延安决无前途，此大势所趋，非人力所能改变，请转告蒋先生（蒋介石）好自为之”。……在这样的立场、观点、方法支配下，说什么“以德俄的独裁代替英、法、美的民主，是退步的”（见《反思》中的引文），也就毫不足怪了。
    奇怪的是，在时隔70年后的今天，有人居然要贬抑接受马克思主义时的陈独秀，追捧背离马克思主义时的陈独秀，这实在是陈独秀的真正的不幸和悲哀。这70年，在中国历史上确确实实是天翻地覆的年代。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开天辟地第一回做了960万平方公里国土上的真正的主人，正在意气风发地建设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尽管我们的道路并不平坦，其间有过曲折和教训，但人民享受的各种权利是史无前例的。近些年来，我们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地统一起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正愈来愈放射出夺目的光辉。有人对此横看竖看都不顺眼，硬要我们倒退回去，倒退到陈独秀当年已经摒弃了的“18世纪以来的‘德漠克拉西”’（而且是经过他们粗暴歪曲了的）那里去，难道还有比这更荒唐、更不可思议的吗？

                             发展生产力与所有制形式

    《反思》一文的无知妄说不仅涉及上层建筑，而且涉及经济基础。该文认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不改变原有制度的基础上引进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制度”，一切弊端由此产生；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就要变公有制为私有制。文章说：“改革中的一个指导思想是，国有企业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国有企业花了差不多30年也没有改好，最大的问题就是责权不清。产权制是在私有经济中发展起来的。在私有制中，产权制在法律上，法人要负什么责任是清楚的”。这就是说，国有经济不仅没有搞好，而且根本不可能搞好，因为产权没有归属于个人，权责不清。出路何在？唯有私有化，舍此别无他途。这是济世良方吗？否，这是误世乱方。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第七条规定：“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 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这对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防止两极分化，维护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做到消灭剥削，实现共同富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那种认为只要生产资料没有量化到个人头上，人们就不会关心生产经营的好坏，就没有积极性和创造性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早就批判过这种论调。当时资产阶级说：“私有制一消灭，一切活动就会停滞，懒惰之风就会兴起”。《宣言》指出：“这样说来，资产阶级社会早就应该因懒惰而灭亡了。因为在这个社会里劳者不获，获者不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卷第 288—289页）的确，在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条件下，绝大多数劳动者并没有生产资料。只有在个体小私有制的情况下，生产资料才真正归个人所有。但历史证明，个体小私有制的效率并不高，而且它恰恰是被资本主义所摧毁的。生产越是社会化，生产资料越不能成为个人所有。在今天的私人企业里，从事生产经营的企业领导人常常并不是这个企业的所有者，而是由董事会聘任的经理人员。他们并不是因为企业是自己的私有财产才去关心它的生产资料的正确使用和增值的，而是有其他的经济和非经济的动机。至于这些企业的工人，就更不是因为企业属于自己所有（即使拥有少量股票也罢）才去劳动的。那种认为“人性本自私” 的所谓“经济人假设”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什么是人性？人性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是历史的，具体的。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不知私有为何物的漫长时期。将来，当我们的最高理想——无限美好的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实现之日，人们又会不知私有为何物。私有观念是私有制的产物，而私有制虽然已经延续了几千年，今后大概还会至少再延续数百年，但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上不过是短暂的一瞬，它终究是要被消灭的。我们决不能把它神圣化、偶像化，当作可以利用的包治百病的药方，而是要承认它，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要鼓励它，支持它，引导它，发挥它在方便人民生活、扩大就业、促进市场竞争、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的有益作用。与此同时，我们又要看得远些，看到人类社会发展的无限美好的未来，看到私有制和私有观念的局限性、暂时性。我们要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同时，在全社会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从而在存在和意识之间形成良性循环，立足在今天，放眼于明天。
    诚然，现在我们的国有企业在有了很大发展，取得显著成绩的同时，也确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这绝不是国有企业的宿命。在经济领域里，国有企业中绽放出的绚烂花朵并不少见。试以具有17年历史的青岛港为例，在2008年世界各大港口经营普遍不景气的严峻形势下，该港集装箱装卸超过1000万标准箱，港口吞吐量增长13％。长期以来，他们自觉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企业改革发展实践，以“精忠报国，服务社会，造福职工”为企业使命，精心培育“一代人要有一代人的作为，一代人要有一代人的贡献，一代人要有一代人的牺牲”的港口精神，推动了企业更好更快发展。前年8月，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组织到大庆油田调研。那里开发建设47年来，创造了我国石油工业的“三个第一”：原油产量第一，累计生产原油19．1亿吨，占全国同期陆上原油总产量的40％以上；上缴利税第一，共为国家上缴各种资金并承担原油差价1.2万亿元；原油采收率第一，主力油田采收率突破50％，比国内外同类油田高出10—15个百分点，并创造了连续27年高产稳产5000万吨的同类油田开发史上的世界奇迹。他们提出，要创建“以优势技术、一流人才、先进文化为支撑，具有强劲竞争力、成长力、生命力的百年企业”，广大职工上下齐心，为实现这一战略目标而努力奋斗。那种把国有企业描绘得一团漆黑，贬抑得一无是处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甚至是别有用心的。
    至于说到国有企业面临的困难和存在的问题，则要作实事求是的分析。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个体、私营、三资企业享受税收和其他方面的优惠待遇，国有企业同它们根本不是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国有企业是稳定经济、稳定政治、稳定社会的中坚力量，为此而替国家担负着其他经济成分所不担负的任务。加之“拨改贷”以后，国家便不再向国有企业投资。“平等竞争”，看起来好像公平合理，实际上却很不公平。从国有企业内部来说，毋庸讳言的是，有些企业本身也有管理不严格、不科学乃至陷于混乱等问题，职工的主人翁地位只是纸上谈兵，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乃至形同虚设，领导干部中有些人个人主义突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重。特别是有些人在个人的物质待遇上向私营企业主看齐，与企业职工相差悬殊。这样，要调动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办好企业，不亦难乎？因此，要搞好国有企业，就要对症下药，发挥国有企业固有的优势，要充分体现职工作为企业主人翁的地位和作用，努力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严格企业科学管理，加强领导班子建设。许多办得好的国有企业正是这样做的，有为者，亦若是！
    遗憾的是，一些地方不是在上述这些方面做工作，练内功，而是热衷于出卖国有企业，甚至提出“靓女先嫁”之类的荒谬主张，即是说，办得好的国有企业要先卖出去。于是，一个本来很有希望的国有企业被三钱不当两钱地卖了出去，而这往往是在企业职工甚至管理人员毫不知情的状态下暗箱操作，造成既成事实的。一些群体事件就是在暗箱操作下把企稳趋好的国有企业贱卖给私营企业和所谓战略投资者而造成的。至于卖给企业领导者，更是半卖半送。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一窝蜂地出卖国有企业所造成的“私有化预期效应”：既然国有企业迟早得卖，迟卖不如早卖，哪个傻瓜还愿意在搞好国有企业上动脑筋、下功夫呢？其危害有不堪设想者。悬崖勒马，祛邪归正，此其时矣！
    综上所述，《反思》一文从意识形态到政治体制到经济制度，完全背离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它的“反思”是意在改旗易帜的“反思”！这不是扣帽子，而是从它的论点、论据中自然得出的结论！亲爱的同志，你说呢？
    写到这里，我正好读到《参考消息》上的一条消息。消息称：马库斯•沃克在2009年10月29日美国《华尔街日报》上发表一篇文章，议论西方民主制的未来。该文说，1989年，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曾提出“历史终结论”，扬言没有什么制度比西方民主制更长久，其他国家能做的只是向其学习。而如今，一些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发展让许多人相信，对于实现繁荣、安全和提高国家实力来说，西方民主并非必要，甚至毫无帮助。质之不遗余力地向我们推销西方民主的《反思》一文的作者，不知以为如何？
    亲爱的同志，但愿我的这些意见对于你思考《反思》一文提出的问题能够有所帮助。欢迎来信继续讨论。
                     顺 致
同志的敬礼！
                    你未曾谋面的老年朋友 齐永兵
（《环球视野》2010年2月2日第278期，摘自2010年第1期《中华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