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金安：重读抗战史之一：济南惨案

重读抗战史之一：济南惨案

蔡金安 

▲ 济南惨案中被杀害的中国人

我们追溯日本军人最早是什么时候开始在中国挑起事端大开杀戒的？其实，不是七七卢沟桥事变，也不是九一八事变，而是济南惨案。

济南惨案又称五三惨案，指1928年5月3日国民革命军在北伐途中经过山东济南时，日本方面借口革命军对城内的日本侨民进行抢劫、强奸、屠杀，而出动军队展开报复，蓄意屠杀中国军人和民众1万多人的事件。其中，国民党战地政务委员会派遣济南的外交处处长兼国民政府外交部特派山东交涉员蔡公时及署内职员17人被日军虐杀。惨案发生后，日方否认日军屠杀中国军民，并要南京国民政府道歉、赔偿、惩凶，并于5月11日攻占济南。直至1929年3月，南京国民政府与日本政府签订《中日济案协定》之后，日军才退出济南。

从济南惨案，可看出日本人对中国人的蛮横无理血腥野蛮是多么明显，这种暴虐的态度，在以后的皇姑屯事件、九一八事变、七七卢沟桥事变等事件中，有愈演愈烈之势，而蒋介石对日军的态度，则表现得非常暧昧软弱，总是首先尽可能地牵就对方，一而再再而三地妥协、退让，致使祖国大好河山纷纷沦陷，万千中华儿女惨遭凌辱屠杀。蒋介石的如此表现，源于其一开始就没把日军当敌人，其真正的敌人是共产党。

多年来，每年的五月三日十点，济南市都会鸣放防空警报，以纪念“五三惨案”，提醒世人勿忘国耻。今天，我们回顾这段历史，再次感到义愤填膺。回首血淋淋的史实不能不唤醒我们沉睡的记忆，纵观小日本现在的许多狂妄表现，不能不引起我们对其重新扩张动武的警惕。我们一定要不忘历史，警钟长鸣，把握今天，展望未来！

一、惨案背景

济南位处津浦铁路与胶济铁路交会点，加上黄河、小清河水运畅通，在当时是座人口约三十八万的商业都市。1914年日本从德军手中夺取胶州湾后，1918年中日签署《山东问题换文》，日本取得在济南、青岛驻军的权利，胶济铁路由中日合营。1922年中日在美国的调停下签署《中日解决山东悬案条约》，中国买回胶济铁路，日本归还胶州湾并从青岛、济南撤军。1925年，奉系军阀张宗昌控制山东。

1928年是中国国民政府北伐的最后一年。自1926年蒋介石济南惨案宣誓北伐后，北伐军节节胜利，1927年3月进入南京，随后发生了南京事件，导致英美反对。当时日本的态度是希望欧美列强不要出兵，否则容易“刺激其民族意识，从而导致不可收拾之局面”（当时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语），不利于日本保护其侨民。4月，发生分共事变，国共分裂。不久后汪精卫在武汉另组国民政府，宁汉分裂。

而在日本，1926年12月25日，大正天皇死去，裕仁继位。1927年3月，发生了“昭和金融危机”。3月15日开始，银行歇业、提存、倒闭的浪潮迅速席卷全国，各地歇业银行多达30家，金融混乱达到了极致。经济的混乱导致与之有关的中小型企业、地方工业出现了生产上的停滞以及企业的大量倒闭。政友会总裁田中义一在金融危机的高峰时期，接替了若礼次郎组阁。他1927年4月20日上台后，首先采取了通货膨胀的措施，把负担转嫁到人民身上，是为保护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政府给日本的银行下拨了5亿日元补助，加速了银行资本的集中，帮助垄断资本阶级顺利度过了危机。之后他召开了“东方会议”，制订了侵华战略方针，对中国推行“积极干预政策”，试图把中国东北、内蒙古从中国分离出去，由日本占领。他还宣布把华北驻军扩大一倍。为应对北伐军北上，日本于5月28日决定出兵山东，派兵二千到山东，从青岛登陆并准备开赴济南。此举遭到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的同时抗议。有人认为此次出兵是为了援助张作霖，阻止北伐军而借口保护日本侨民。而此前蒋介石亦派人到东京谋求日方谅解，日方希望北伐军止于徐州。8月，蒋介石主动下野，日本也跟随英国的决定，从山东撤军。10月蒋介石赴日后，于11月5日与田中义一会谈，希望改善其对华政策，然而田中反劝蒋介石以统一长江流域为宗旨，停止北上。

1928年1月，蒋介石重任北伐军总司令。4月起，誓师继续北伐。北伐军分为三路，直指亲日的奉系张作霖军。北伐军一路攻占台儿庄、临城、临沂，势如破竹，直逼济南。蒋介石特别知会日本驻上海领事，北伐军将保护战地的外国侨民。

二、惨案经过

1、北伐军进入济南

1928年4月，眼见北伐军直取济南，日本陆相白川义则在17日的阁会上提议日本再次向山东派兵，并得到其他阁员的赞同，内阁决议以山东军撤退及北伐军中断胶济铁路为理由出兵，由横须贺派陆战队赴青岛。4月18日，日本外务省发表声明，声称山东局势之巨变影响了在济南的日侨，出兵纯属自卫。4月19日，田中义一与参谋总长铃木庄六奏请天皇出兵。同一日，日本内阁召开临时会议，决定出兵，并加派第六师团长福田彦助所部5000人从门司出发前往山东。20日作出出兵声明。为了抢先控制济南，日军驻天津3个步兵中队于4月20日侵入济南，在济南城里筑起街垒。20日至21日间，南京政府、北洋政府、上海总商会纷纷对日本政府提出了严重抗议。23日，国民党中央党部召开临时会议讨论日本出兵问题，通过《为日本出兵山东事致全体党员训令》并任命蔡公时为战地外交部主任，宣传保护侨民政策。24日，对外发表《告世界民众书》、《告日本民众书》呼吁世界人民援助中国，呼吁日本人民反对出兵。同时，张宗昌退回济南，并与孙传芳以及奉张作霖命令来济南的潘复、王古元共商对策。

4月25日，日军第六师团在青岛登陆，26日，第十一旅团开抵济南商埠，呈现出一副临战态势。同日，日军劝降张宗昌。4月30日，张宗昌弃城北逃德州。5月1日，陶峙岳所率的第四十军第三师和方振武所率的第四十一军先后开进济南，其余革命军部队也随后到达。这时日军已在市内各马路构筑工事，敷设电网，步步为营。经交涉后，日军于5月2日拆除街面上的工事。入城的北伐军人与日本方面多有对立。据第六十五团团长李默庵回忆，第六十四团入城时有士兵扯下日本使馆区的日本国旗，日方因而提出抗议。事件经团长洪士英调解后平息。

5月1日晚，蒋介石的总司令部、外交部长黄郛也到达济南。5月2日，第六十五团中有士兵私下零星三两人跑到日本使馆区鸣枪，但并非有组织的行为。

5月3日，国军战地政务委员会委员兼外交处主任、山东交涉员蔡公时与十八名随员到济南，于经四纬六路成立外交部特派员交涉公署。

2、冲突爆发

1928年5月3日清晨，济南城内各处商店相继开门，生意兴隆，一片太平景象。但不料在上午9时许，北伐军一名徒手士兵经过日军警戒区时，被无故射杀；北伐军一部移往基督医院时，日军士兵突然开枪，打死中国士兵一人，余人避入医院。大约同时，日军在魏家庄向正在张贴标语的中国士兵开枪，造成数人死伤。此外，日军突然向驻扎在附近的第四十军第三师第七团的两个营展开攻击。由于当时该团的团长、营长正外出开会，两个营伤亡惨重，其中第二营全军覆没。

十点半时，有一个日本人在隆昌洋行附近试图通过第四十军防地，遭到四十军士兵阻止，双方发生冲突。各处日军士兵听到枪声后陆续开枪，对中国市民和军人见人就杀，一时尸体遍街，血流成河。

十二时后交涉公署已无法联系，电话亦被割断。此后，九十二师、九十三师奋起还击，立即制止住日寇的嚣张气焰。日军指挥官福田彦助见事不好，急派佐佐木去会见蒋介石，并威胁说”如不停火，中日将全面开战”。蒋介石便派出10个参谋组成的传令班，分头到各部队传令，对日军停止还击，还命令城外的中国军队于下午五时之前离开济南市，并知会日军第六师团长福田彦助，请其约束部下。日军则趁混乱将当时驻扎于济南市广东会馆的第四十军第七团军士共千余人强行缴械，当场枪杀不少人后，将其余人押送至日本领事馆。第三十七军第一团在其驻地小纬四路遭日军包围缴械，官兵大部被掳走。有日军向南京政府外交部长黄郛办公处开枪射击。

不久，蒋介石派外交部长黄郛到侵华日军司令部交涉。黄郛到了设在正金银行的日军司令部，福田彦助避而不见，只派其参谋长黑田出面接见。黑田蛮横地提出，北伐军必须立即停火，一律退出日军警戒区。黄郛回来后便向蒋介石汇报，蒋介石严令北伐军不许还击。但是日本侵略者得寸进尺，一面以武力将商埠区的北伐军全部缴械，一面派部队占领设在济南路局的外交部长办公处。堂堂外交部长，号称”隐身仙人”的黄郛及其卫士亦被缴械，乖乖退出其办公处，迁往北伐军总部办公。

3、蔡公时事件

此时，蒋介石仍下令不准抵抗，只命战地政务委员会外交处主任蔡公时速去交涉，要求日军迅速撤退。蔡公时正要与日本方面交涉，但见交涉署已被日军包围。蔡公时只得拿起电话，要通日本驻济南领事西田畊一，询问因何发生冲突。西田畊一狡黠地回答：“不知何故互起误会，双方现应立即停战。”蔡公时再派人出去，但全被日本兵开枪打回。下午二时，北伐军大部退出济南城，以避冲突，日军占领邮政局和电报局。全署人员被围困一天，又饿又乏。

到晚上11时左右，传令兵跑来报告：“外面日本兵撞门，势极凶猛，怎么办？”蔡公时略一沉吟，随即毅然决定：“开门，请他们进来！”还没等传令兵转身，交涉署大门已被日军枪托撞开，20多个日本兵撞了进来，不容分说，剪断电灯、电话线，交涉署顿时陷入黑暗之中。

在日本兵的手电筒照射下，日本兵直入寝室，搜查枪械。一个穿西服的日本人首先说：“我们是为搜查械弹而来。白天被打死的两个日本皇军，必是你们署里的人干的，你们的主管是哪位？”蔡公时挺身而出，婉言解释说：“上午被打死的两个日本兵，确系为流弹所击，彼此不要误会。我们是外交人员，从来不带枪支，请不必搜查，免滋纷扰！”那日本军官一声令下，除蔡公时外，其他工作人员全部被绑了起来。日本兵翻箱倒柜，抢了五大包文件，扬长而去。

不一会儿，又来一个日本军官厉声高叫：“我们已经查明，大日本皇军确系署中人员所枪杀，非交出枪弹不能了结！”蔡公时据理辩争，请释放被绑人员。日本军官恼羞成怒，命令将蔡公时也绑缚起来。蔡公时忍无可忍，便操日语叱责道：“汝等不明外交礼仪，一味无理蛮干！此次贵国出兵济南，说是保护侨民，为何借隙寻衅，肆行狂妄，做出种种无理之举动！实非文明国所宜出此。至于已死之日本兵，若果系敝署所为，亦应由贵国领事提出质问，则中国自有相当之答复，何用你们如此喋喋不休耶？若你们果系奉日本领事之命令而来，则单人即到领事馆交涉，亦无不可！”一个会说中国话的日本军官冷笑道：“你们的蒋总司令都不敢骂大日本皇军半句，他想找我们谈判，我们都没有兴趣。你的官儿有多大？再大也大不过蒋先生！”那日本军官还不解气，一巴掌拍在蔡公时的脸上，顿时打得鼻青脸肿，鲜血直流，还咬牙切齿骂道：“你不要命啦，竟敢辱骂皇军，把你送到蒋总司令手里，他也得杀了你，再向大日本皇军道歉！”蔡公时一腔爱国热血似烈火般熊熊燃烧，义愤填膺，痛斥他们说：你们这些强盗！我早就看透了你们。现在我以一个中国人的身份痛斥你们这帮强盗。日本军官兽性大发，便命日本兵将中国人绑在柱子上肆意毒打，更命日本兵挥动刺刀割耳、切鼻。顿时鲜血喷流，血肉模糊，惨不忍睹。日本强盗大声狂笑，形同禽兽！那日本军官原以为会把蔡公时吓倒，低声下气求饶性命，却见蔡公时虎目圆睁，大声怒骂：“日本强盗禽兽不如，此种国耻，何时能雪？！野兽们，中国人可杀不可辱！”

交涉署庶务张麟书、参议张鸿渐、书记王炳潭等在蔡公时激励下，争相痛骂，怒斥强盗。但这帮丧心病狂的法西斯强盗先将张麟书耳鼻割下，又断其腿臂，血肉狼藉，不成人形！日寇仍不放手，又将蔡公时等人的绑绳砍断，三人一组，拽出屋外。蔡公时被第一批拖到交涉署院内，枪声一响，可怜蔡公时正值英年，未见国家统一，竟牺牲在倭寇的乱枪之下。勤务兵张汉儒乘枪声一响，应声倒地，后找机会死里逃生。他作为现场见证人，写下了《蔡公时殉难始末记》，揭露了日寇犯下的滔天罪行！

大约在此同一时间，蒋介石派熊式辉赴日军司令部商讨处理办法，正在协商时，日军用炮火炸毁中国军用电台，守台士兵全体阵亡。

蔡公时被杀后，蒋介石一方面防止事件扩大，先令各军禁止冲突，然后令北伐军退出济南，绕道继续北伐。另一方面则从外交交涉，分别向日军司令，日本外务省抗议，并要求日军即时撤出济南，同时请求英国和美国协助调停。但日本并未停止行动，继续从日本本土向山东增兵一万余人。

4、日方惯用的伎俩：夸大事实

据日本方面说法，5月3日，国民革命军突然大举袭击日本人的商店，杀害日本人，店中财物被洗劫一空。中村粲在《大东亚战争的起因》中描述，据当时日本驻南京武官佐佐木到一中校的手记与外务省的公电记载，残暴的中国官兵捆绑手无寸铁的日本平民，用斧头等利器砍劈，当场分尸。此外，妇女悉数被从阴部插入棍棒，男性的阴茎则全砍下来，小肠与内脏纷纷外露，甚至有的遭到剥皮的命运。然而，日本历史学家秦郁彦认为这是日本驻济南领事馆武官酒井隆阴谋夸大当时情况，以鼓动军方出兵。当时在北京公使馆的冈田芳政少尉也在其回想录中谈到，当时曾经听说被杀的日本侨民实际上是朝鲜的毒贩，被当地人报复而杀害的。当时蒋介石的机要参谋张群在《日华风云七十年》中认为：“济南事件时，被中国民众杀害了的日本人是十三名。他们是秘密出售鸦片的浪人，之前得罪了当地中国人，在战乱中被杀害了。当时日军大大夸大事实，作为宣传使用了。”

5月5日和6日的《朝日新闻》的报道中，死亡的日侨人数上升到“二百八十个日本人被虐杀”，和实际的数字有二十倍以上出入。中国士兵如此的暴行震撼日本内地，日本国民群情激愤要求政府“暴支膺惩”（即出兵支那——中国、讨回公道）。

这里不能不提到一个人——酒井隆（1887年10月18日-1946年9月30日），日本陆军中将，特务，战犯，以制造济南惨案，何梅协定和指挥攻占香港，放纵部队强奸护士，枪杀战俘被南京军事法庭判处死刑。

酒井隆1924年晋升少佐，调任日本驻济南领事馆武官。1928年，酒井隆一手策划和制造了“济南惨案”。当时，为了阻止北伐军继续北进，他以“山东局势混乱、保护日本侨民利益”为借口，写信给日本陆军参谋总长河合操大将，要求军部出兵山东。参谋本部根据酒井隆的报告和请求，借口保护侨民，于4月下旬，派遣日军第六师团五千余人从青岛登陆，入侵山东。日军第六师团在青岛成功登陆后，酒井故意夸大事实，以局势极为混乱为由，擅自要求第六师团长福田彦助率部火速赶赴济南。福田彦助在酒井的一再催促下，星夜兼程，终于在4月底赶到济南城外。5月1日，当蒋介石所率北伐军开进济南城后，酒井隆即唆使早已做好准备的日军四处寻衅。日军不仅随意捕捉北伐军的士兵，还枪杀了北伐军的运输队长。

5月3日上午，日军强行解除了北伐军一部七千余人的武装。对日军的一再挑衅，蒋介石再三地屈辱退让，命令北伐军各部“约束士兵，不准开枪还击”。而且准备“绕道北伐”，这更加助长了日军的嚣张气焰。酒井隆在5月3日致电给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时说：第六师团正在进行紧急部署，冲突事件正在交涉中，请求政府“采取断然措施”。酒井就这样一手制造事端，一手叫嚣“采取断然”措施来对付北伐军的“进犯”。当晚11时，酒井隆还指使数十名日军闯入国民党山东省交涉公署，剪断电话线，将国民党战地政务委员会主任兼山东交涉员蔡公时及17名公署职员全部捆绑起来，并极其残忍地先将蔡公时的耳、鼻、舌、眼割剜下来，然后用机枪将蔡公时等17人全部杀害。 被残忍杀害的蔡公时惨案发生后，酒井隆故意歪曲事实，谎称是中国军队率先挑衅的，并且请求日本政府增兵山东。5月4日晨，北伐军在济南城抓获13名走私鸦片的日本毒贩，按照中国法律将他们处死。酒井隆借机再次给陆军省和参谋本部拍电报，夸大事实，宣称日本无辜侨民被杀害，并将数目扩大了20多倍。当天下午，酒井隆指使第六师团进行报复。第六师团用大炮和重机枪轰击济南城内稠密居民区和北伐军的驻防地，造成中国军民死伤1000多人。

5、日方再度挑衅 蒋介石一再退让

5月4日，情形稍有缓和，福田彦助着人通告革命军，称双方将领如能彼此“了解”，可使风波不再扩大。当天上午没有枪声，晚上枪声复作。据国民政府当时记录，当日国民革命军派出熊式辉与日军代表在交涉署附近开会时，日军代表态度骄横（熊式辉日后追忆，“对方一种骄横无人性的态度，并不是真心约来会商和解，似为故意对我加以激怒，求能扩大事态，阻碍我军之渡河北进”），声称“济南已为日本占领，你们已为俘虏，我们是日本大国民，你们是亡国奴”等，要求：济南车站及商埠内外，不许中国兵通行；济南二十里内，不许驻兵；要认此案是中国造成。

当日，蒋介石命外交部长黄郛致电日本首相兼外务大臣田中义一提出抗议，但日本政府根本不把这个抗议照会放在眼里，不予理睬，反而扩大济南事态，更疯狂地向中国公民开炮射击。

蒋介石一味忍耐，连连派出罗家伦、赵世暄、崔士杰、王正廷与日本谈判，都被日方轰了回来。于是，蒋介石又急电在东京的张群直接找日本当局谈判。日本方面的意图是很明显的，他们想先把蒋介石势力控制在济南，逼他签订城下之盟，阻止北伐军北上，从而日军控制华北大平领土。为此目的，日寇不但没有把事态平息下来，相反还加紧进攻，企图消灭蒋介石的部分力量。

蒋介石见济南的事态不但平息不下来，相反有越来越紧急的势态，于是他整顿了北伐军，拉着黄郛等人在混乱中溜出了济南。蒋介石、黄郛等从济南逃出后，来到党家庄住下。梳洗己毕，急忙修书一封，送给日军：福田师团长惠鉴：自本月3日之不幸事件发生，本总司令以和平为重，严令所属撤离贵军所占区域。现在我各军已一律离济，继续北伐，仅于城内留相当部队，借维秩序。本总司令亦于本日出发，用特通知贵师团长查照，并盼严令贵军立即停止2日以来一切特殊行动，俾得维持两国固有之睦谊，不胜企盼之至。专布顺颂公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事前。

5月5日，蒋介石离开济南。此时，奉蒋介石命令，原先驻扎济南的革命军部队已经基本退出，绕道继续北上。尚有两个团留在城内。与此同时，日军从大连抽调的第二十八旅团和部份空军到达济南。

6、日军攻占济南血腥屠杀

福田已通过安插在蒋介石身边的顾问佐佐木，得到蒋介石的传话：“革命军为避免糜乱地方，决不与日军冲突。”现接到这封来信，才知道蒋介石改道北上，继续北伐，并得悉已离开济南，急得顿着脚咆哮道：“糟了，北伐军继续北上，以后的事更难办了！”福田彦助恼羞成怒，便于5月7日下午三时三十分，向蒋介石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十二小时之内作出交代：蒋总司令阁下：贵总司令屡违对于中外之声明。此次由贵部下之正规军实现此不忍卒睹之不祥事件，本司令官不胜遗憾。平加诸帝国军部及居留民之一切损害，以及有关毁坏国家名誉之赔偿等，虽有待于帝国政府他日之交涉，本司令官不欲置喙，然敢对贵总司令要求左列事项：一、有关骚扰及暴行之高级武官，须严厉处罚。二、对抗我军之军队，须在日军阵前解除武装。三、在南军统辖区域之下，严禁一切反日宣传。四、南军须撤退济南及胶济路沿线两侧20华里之地带，以资隔离。五、为监视右列事项之实施，须于12小时以内开放辛庄及张庄之营房。盼右列事项，于12小时以内答复。临时山东派遣第六师团长福田彦助

北伐军将领见到这个最后通牒，简直把北伐军当作战败国看待，把抗日将士作为投降的战俘，大都气炸心肺，但蒋介石不愿以”小不忍而乱大谋”，因此除第二条外，准备全部接受。当下拟定六项答复，并派熊式辉、罗家伦前去交涉。

福田彦助看了蒋介石的六项答复，并不满意，说“规定时间已过，不必再谈！”他蛮横地赶走使者，随即下令对济南发动攻击。

从5月8日凌晨四时起，由于认为没有得到满意答复，日方开始炮轰济南全境，不久占据了济南周边。9日上午9时，日军向济南城发动进攻。下午，济南守军被迫退入城内，进行巷战。日军进城之后即开始大规模放火以及进行无差别屠杀。至5月10日，双方进入僵持局面。10日夜晚，守军接到蒋介石发出的“放弃济南”命令，从东门退出。

北伐军撤出济南后，日军于5月11日上午举行”显扬国威”的入城式，开始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见人就开枪射击，见女人就割去双乳，乱刀刺死。真是尸横遍地，血流成河，惨不忍睹！据济南惨案被难家属联合会的调查结果为中国平民死亡6123人，伤1701人。据日本方面的调查，此事件中中国一般市民的死亡人数为三千六百人，伤者一千四百人，日军死亡二十六人，伤一百五十七人。

7、外交谈判

5月10日，南京政府批准伍朝枢立即由欧赴美寻求帮助的计划。接着，南京政府也直接致电美国总统柯立芝和国际联盟秘书长德兰孟，要求美国和国际联盟出面调停。5月15日， 美国众议院作出了《调停济案争议决议案》，美国国务卿诺克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开表示对日不满。日本亦曾派出代表向美、英、法、意、德等国解释出兵山东和对满洲的政策，以求取得谅解，但均遭冷淡对待。

5月28日，日本外务省向国际联盟提交了关于济南惨案济南惨案的说明书，说明事件责任在于中方。与此同时，松井石根中将奉命来华协商。

1928年6月8日，国民革命军绕过济南进入北京。15日，南京政府宣布“北伐告成”。王正廷在6月8日就任外交部长后发表声明，言明“原则上日本需首先撤兵，然后正式开始交涉”。7月10日，田中义一首相在内阁会议上提出《济南事件的条件》。7月13日，日本政府和南京政府重新展开谈判，但只派驻沪商务领事矢田七太郎为代表，而且谈判前提包括中国政府向日道歉，惩办祸首，赔偿损失及保证日本在华侨民今后安全。南京政府拒绝谈判。10月18日，矢田七太郎奉日本政府训令，以全权代表的身份到南京与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会谈。南京政府提出的谈判前提包括日本答应先撤兵等，日方无法接受，谈判再次陷入僵局。

1929年1月25日，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以全权代表身份，在南京与王正廷就济案进行第三阶段的谈判。经过五轮谈判后，双方意见于2月4日，交换完毕，订立四项原则：在山东日军无条件撤退；济案责任，由中日合组调查委员会于日军撤退进行调查后，再行确定，并查明损失；赔偿以平等相同为原则；蔡公时被害，日本不知其为外交官，允由日本政府另行道歉，不再提要求。然而日方仍不肯签字，谈判再次停顿。3月初，中日双方恢复谈判，由日本新任驻上海总领事重光葵与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周龙光、山东交涉员崔士杰秘密进行协商。1929年3月28日，中日双方签署了《中日济案协定》，其主要内容如下：自签订协定日起，两个月内，日军在山东的驻军全部撤退。双方损害，共同组织调查委员会，另行调查。济南之不幸事件认为“已成过去，以期两国国交益臻敦厚”。

协议签署后，日军退出济南。其后两年间，民国政府数次提请日方派定人员组织调查，然而日方没有回应。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起“九·一八事变”。中国外交官蔡公时和济南民众数千人（包括日本侨民数十人）的伤亡，以及双方要求的赔偿问题，实际以后也没有被提起。

三、惨案的影响

济南惨案是发生在国民党北伐后期的中日冲突。日本为了维护其在华北和满蒙的特殊利益而出兵山东：一方面可能是希望左右北伐成功，另一方面则是要向快将统一中国的国民党显示力量。

中国的历史学者认为“日本妨碍北伐、有计划的挑衅行动”。不同于之后中日全面战争，在1928年，日本国内尚有反对出兵的声音，英美的行动亦是日本政府主要的考虑。中国方面，以国民革命、收回列强特权为己任的中国国民党，首次正面面对“列强”的实力，北伐尚未成功的情况下，不欲正面对抗。除了在口号标语上抗日，纪念济南事件及蔡公时以外，实际行动上亦只是“先安内，后攘外”。

与日本军人相反，蒋介石在事发之后仍极为克制，因蒋的所有计划均建立在日本人是自己的朋友，中日冲突可以避免或至少限制在极小范围的前提之下，他曾力图就地解决此一冲突。事情既然不能解决，蒋就不得不放弃奉行已久而且在国民党中也颇有争议的与日本保持工作关系的取向。

济南惨案的发生及其善后的处理还有宣传使得中国国内反日情绪更高涨，济南惨案也使得中日双方互信合作的希望破灭，中方最终放弃联日外交，转而和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建立较为密切的关系。在中国，甲午以来一系列在日本身上遭受的耻辱记忆被再次唤醒，民心激愤。而日本自我否定了币原外交，济南惨案在日本国内也激起了反华的舆论浪潮，日本在对华关系上越发走向排他性、独断性，越发试图在华盛顿体系之外解决问题，排除英美等世界各国力量单独处置中国事务。这也使日本逐渐在中国民众心目中日渐清晰地称为面目可憎的头号敌人。济南事件影响最深远的后果是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从此中国民族主义抗御外敌的使命就压倒了其民族国家的建设。从济南事变开始，经历皇姑屯、九一八、一二八、长城抗战直到七七事变，中日逐步从对抗走向全面战争。中国的抗日战争时代，就此拉开了帷幕。

2015.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