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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武:北伐时期国民党的党权与军权之争

火烧 2015-09-09 00:00:00 历史视野 1025
文章讲述北伐时期国民党内部党权与军权的激烈斗争,涉及李宗仁、蒋介石等人的权力博弈,以及武汉与南昌迁都之争,反映国民党内部派系纷争与政治局势变化。

  话说北伐军攻下武昌之后,KMT的内斗就开始了,比CCP还内斗得厉害。关于CCP的农民运动搞过火了的事情以及CCP由此引起的在政策上的分歧,去年我看张主席回忆录的时候写过博,这次就不谈了,主要谈下KMT。

  北伐还没开始的时候,先总理就驾鹤西归了,剩下的人里,按李宗仁的评价,汪精卫小气,胡汉民做循吏有余做革命领袖则不足,谭延闿完全是个老官僚,元老派党内势力虽大,但不掌握军队,所以没什么太大发言权。所以没什么能够领袖群伦的人。为了先把元老派打压下去,汪主席和蒋委员长就都比较左倾,成了年轻一派的代表,排挤元老派。后来廖仲恺被刺,元老派在党内斗争中败下阵来,就去北京开了会,成立了非常委员会,反对汪蒋的左倾政策。说起来,其实元老派这个做法也不能算是太过分,人家在西山开会的地方不在别处,就是在先总理灵柩所在的西山碧云寺,人家这是保卫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是哭祖庙。

  北伐开始后,四军、七军和八军沿粤汉线北上,取湖南,夺湖北,蒋委员长则出东北,在江西与孙传芳对峙。但是说起来,与西路军相比,黄埔系为主的中路军战绩平平,很不怎么样,搞了半天,也只占了孙传芳主动后退时让出来的赣南一带,别的地方都没什么进展。四军占武汉后,李宗仁力主直取中原,横扫幽燕,一统神州。但是蒋委员长不干,蒋委员长坚持先取东南富庶之区,再图北进。后来商量来商量去,达成的结果是七军东进,配合中路军评定东南,八军继续北上,进取中原,与已经出陕西参加北伐的国民军冯玉祥汇合。之后两个战线上都很顺利,八军前进到中原,顺利与冯玉祥部国民军汇合,七军东进也与中路军合力扫平了江浙赣皖沪一带,把孙传芳打垮了。并且,中陆军与东路军汇合后,继续北上,前锋很快就进抵鲁南,着手准备消灭张宗昌了,并且在徐州与冯玉祥开了军事会议,讨论了下一步的军事行动计划。

  但这时中央就出现了党权和军权之争。

  武汉打下后,党内主流意见认为,国民政府和中央都应该迁都武汉,号令全国,而将总司令却力主迁都南昌。此时KMT党内主流仍以左倾为主,因此后来达成的结果就是国民政府和中央都北迁武汉,同时指定了一个决议,要取消将总司令在北伐时被赋予的党政军民一手包办的大权。将总司令当然不干,马上翻脸,与元老派合流,要求清共。不过当时委员长的形势也不太好,后来的党国砥柱薛岳等人都有左倾趋向,本来蒋总司令视为嫡系赖以拱卫京畿的第一军却人心浮动,颇有响应武汉之势。所以,蒋委员长马上电召已经随军前进到鲁南一带的李宗仁率七军回师,并将第一军几个师分别调开,以第七军担任南京卫戍。同时,白崇禧在上海策划了我们现在说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使蒋委员长和元老派完成了统一。

  这时担任国民政府主席的是谭延闿,汪主席在北伐开始前即因与将总司令斗争失败,下野去国了,所以这时候担任党主席的是张静江。一个圆滑老官僚,一个残废,而且都管不了军队,所以没什么用,主事的居然是鲍罗廷。关于鲍罗廷这段时间里的操纵国民政府和KMT、CCP的情况,张主席的回忆录里也提到了。所以后来中央和国民政府都跑到武汉去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武汉国民政府并准备讨蒋,任命这时留在武汉的主要军事骨干唐生智为讨蒋总司令,并责成分路东下,准备进攻南京。蒋委员长一看形势不妙,就选择了以退为进的战术,通电下野到日本去了。将总司令此去收获不小,不仅抱得宋美龄归,而且得到了倭国军方的表态支持。

  这时党内形势已经乱成了一锅粥。俗话说,时危思纯臣,这时候同志们才想起来,还是汪主席好,怎么着也没用枪指挥党。而且,汪主席短暂的担任党主席的那段时间,基本上还是坚持了集体领导的原则的。所以党内的同志们就呼吁汪主席早日回国,收拾残局。汪主席回国后先到上海,然后到南京,与李宗仁见了一面。但是按李宗仁的说法,这时候汪主席不仅丝毫没有分共的意思,而且非常的左倾。所以,汪主席一看京沪一带已经成了反共派的天下,就转身到武汉去主持国事去了。汪主席原想着自己回到武汉,当可解决一切,哪知道到了武汉一看,他根本就发挥不了什么作用,唐生智和鲍罗廷才是拿主意的人。

  冯玉祥出陕后,一开始挺顺利,一直打到占领了河南大半,并且实现了与中央军的会师,还在徐州与将总司令开了会。但是张宗昌也不是吃素的啊,七军从前线回撤到南京去解决清党危机的时候,张宗昌不仅自己稳住了阵线,而且帮孙传芳也恢复起来了,然后孙传芳再次南下,对付北伐军,张宗昌则专意对付冯玉祥。东线七军回撤后,留下驻守徐州的是北伐军收编的原孙传芳的老部下,根本不堪一战,所以孙传芳马上就前进到了浦口,而且天天用打炮轰南京;在西线,张宗昌也迅速组织反攻,将冯玉祥的国民军赶回到了京汉线一带。当然,冯玉祥也不是那么不中用的人,调整计划后,马上又继续向东推进了,把张宗昌打跑了,而且一直打到了河北。

  汪主席一看唐生智不可靠,他一看武汉的架势,知道再左倾他就要成武汉的同志们的人质了。于是想到了北上找冯玉祥同志帮忙。汪主席他们在洛阳开了会,达成了协议,原在河南的北伐军后退到湖北境内,河南尽归冯玉祥,同时,冯玉祥答应支持汪主席分共,后来他就把国民军里原来派去工作的CCP都给礼送出境了。在分共的做法里,其实除了四一二在上海和在湖南比较血腥外,在别的地方比如江西、国民军等国军里,也还算是比较温和的,并没有见了CP就杀。汪主席回到武汉后,即动员党国要员们分共,并得到了唐生智的支持。当然,唐师长这时候也比较火大,他部下的健将何健同志的老爹居然在老家都被革命的农会会员们给批斗了,他当然也不愿意继续跟CCP合作了。后来就有了分共的决议,CCP就转向南昌,准备武装起义,枪杆子里出政权了。

  后来东征军还真东下了,南京也没客气,组织了西征军,以李宗仁为总指挥。打了几仗,唐军不支,接连败退,后来基本上就缩回到自己的老家湖南去了。这时候,才算是最后完成了宁汉合流,国民政府和党中央都迁都到南京了。汪主席到南京后,将总司令也从倭国回国,再次担任北伐军总司令。

  不过,很快汪主席就觉得自己又失策了,觉得不该相信将总司令。于是他又转到广东去了。北伐时留守广东的是四军李济深部一部,七军也留了一部分在广西。但汪主席此去广东,并不是找他们去的,而是找张发奎去的。张发奎在南昌时,就支持倒蒋,所以南昌起义的时候张主席其实并不是反对,而是在周恩来去南昌之后,中央开会讨论,觉得还可以再争取一下张发奎,让他一起反蒋革命,所以张主席要求暂缓起义。张发奎虽然并没有参加南昌起义,但是南昌起义的革命任务他后来还是干了的。他认为,要革命,还是要先回到广东,建立根据地,然后重新北伐。所以,南昌起义后,他就请命率部南下追击。共军在潮汕一带失败,贺龙叶挺离队,朱德陈毅率余部转战赣南,而张发奎则一直进到广州,并用调虎离山之计让李济深离开广州到了南京,然后组织军队准备西征扫荡桂军留守部分,统一两广,然后再出师北伐。惜乎他跟共军一样,有心回天,屠龙无术。他刚离开广州西征,共军就在广州又搞了暴动,他后方不稳,前线战事不利,最后也就只能不了了之了。

  汪主席从南京转到武汉,再从武汉转到南京,又从南京南下广州,搞来搞去,革命也没搞成,最后的结果不过是证明了毛主席的名言:枪杆子里出政权。汪主席其实是比较能干的党务官僚,而且革命比较积极,早年还有过刺杀满清摄政王的壮举,资历又老,但是他跟先总理一样,搞来搞去也没明白这个道理,中国的事情,关键的时候还是得枪杆子说了算。

  北伐开始前,毛主席曾在KMT中央干过很长一段时间,代理中宣部长的时候,还是汪主席的手下,所以他对先总理去世后KMT的这段党争因该是非常了解的。后来他从办报纸的文人改行搞农运,积极支持北伐,换来的结果却是有枪杆子的KMT专了没枪杆子的KMT的政,这些他当然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大概正是亲身经历了这一段KMT的内斗史,他才会在八七会议上说了那句万古不变的至理名言,枪杆子里出政权。

  KMT的革命也算是搞得轰轰烈烈的,但是以革命始,以内斗而且是枪杆子指挥党终,从这个意义上说,KMT其实是一个政治上很幼稚的党,还不具备现代政党的政治能力。后来蒋委员长一统山河,神器独占,但是终究还是没有摆平KMT党内的派系斗争,在与CCP的斗争中最终也以失败告终,他和KMT都跑到了小岛上。

  反观CCP,情况则大不一样,就要成熟得多。CCP从发动武装起义建立自己的革命武装开始,除了几次失败的枪杆子的反抗外,其余时间都完全是党指挥枪的。红四军七大的时候,毛主席与朱的争论,关键其实也就在这里,虽然毛主席也经历了暂时的失意,但终究还是证明了枪杆子指挥党的路线的错误,重又回到了党指挥枪的路上来。长征中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主席要改组中央,这是CCP历史上最危险的一次,这次若是张主席成功,则相当于迁都之争中蒋委员长最后取胜,CCP的历史便要改写了。所幸CCP到底政治上要成熟得多,加上有毛主席这样不世出的人物,终于避免了这个错误。

  从这一点上看,KMT的失败和CCP的成功也就不是偶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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