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坤：怎样才能改善中日关系

　　怎样才能改善中日关系

　　张志坤

　　中日两国的关系现在相当冷酷，这令许多人感到不安，他们认为，这种状况是不正常的，应该改善中日关系，回到正常轨道上来，并为此做了各种设想。概而言之，这些有关中日关系改善的愿望，主要寄托于如下几种方法与途径：

　　其一，安倍下台

　　寄托这种希望的人相当看重日本国内所谓的民意，举凡什么安倍的支持率、反对党(派)的声音、学者的抗议、民众的游行都抓住了他们的兴奋点，都极大地刺激着他们的神经，他们认为，这是最终推动安倍政权倒台的希望之所在，而只要安倍下台，中日关系就能迎来转机，就能得到改善了。

　　其二，安倍道歉

　　还有的人把希望寄托在安倍的幡然悔悟上，具有标志意义几件事情是，安倍承认日本当年发动了侵略;向中国等受害国道歉;拒绝参拜靖国神社，等等。只要上述事项安倍能够做到，中日就可实现首脑会晤，中日关系也就会得到改善了。

　　其三，钓鱼岛争端平息

　　还有人认为，中日关系之所以弄到今天这般地步，完全是因为肇始于钓鱼岛争端，只要把钓鱼岛争端妥善解决了，中日关系就能得到改善而回归正常了。

　　除了上述几种想法、观点之外，还有人把改善中日关系希望寄托在美国身上，他们说，中日关系严重恶化导致对抗不符合美国利益，美国不希望亚太局势恶化，不愿意这个地区出现动荡，因而必要的时候美国会从中加以斡旋、干预，云云。

　　应该说，改善中日关系的愿望无疑是好的，但如果希望就是上述的如此这般，则纯属无稽之谈。实际的情况是，即使安倍道歉或者下台，中日关系也不可能得到改善，因为还会出现第二个、第三个安倍;即使钓鱼岛争端平息下来，中日关系也不会得到改善，因为还会有其它一系列争端被制造出来;美国一直在极力推动中日之间的斗争，今后还会变本加厉。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其原因根本不在于主观人为，而是客观战略大环境、大背景下的必然产物。

　　第一，在战略上，世界正在进行新一轮的分化改组

　　人类世界在战略上历来有格局，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战略格局，每一种格局下都有既相互联系又互相独立的几个部分。冷战结束后一个时期，所谓全球化、一体化之说流行起来，似乎在美国的主导下，世界就要混元归一了，也就没有什么战略格局了。但现实是残酷的，现在的实际情况是，全球的政治、经济、军事都正在进行新一轮大分化、大改组：俄罗斯已经被西方分化了出来，中国正在被西方分化出来，中东也正在分化。分化的过程同时也是重组的过程，重新站队、抱团，这是当今世界的战略趋势，这一点在亚太地区表现得十分明显。如今的亚太正以美国为轴心组成新的战略集团，所有国家要么成为这个集团的一员，要么就被边缘化、对立化，除此之外无路可走。在这一背景下，日本同中国走向对立就是必然的，而同中国走近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第二，美国需要在战略上释放日本

　　驱疯狗咬傻子，这历来是美国全球战略的精髓，所谓盟国是美国的第一道防线，其此之谓也。现在，美国的全球战略重点是对付中国，而现如今中国的战略潜力甚至要高于当年的苏联，所以，在美国看来，如今的中国是比当年的苏联还更难对付的战略对手。对付当年的苏联美国还需集合调动整个西方的力量，现在遏制围剿中国没了帮手更不行，而日本就是美国的首选。只要把日本的战略潜力开发出来，中国就多了一个可怕的对手，就能在相当程度上牵制中国的力量，这点战略常识，美国的战略家们还是完全懂得的。所以，今后一个时期，美国必定在美日同盟的名目下让日本做大做强，并在一切领域加剧与中国的冲突，深化同中国的战略对抗，日本就是美国手里的一条疯狗。

　　第三，日本社会整体右转

　　如今的日本正在朝着当年的日本回归，并且美其名曰“正常化”，这是因为这个民族骨子里的扩张野心又开始萌发了。人们不应该为一些日本人走上街头抗议安倍的现象而蒙蔽，这其实只是日本的少数，具有投机性与暂时性，实际上现如今日本社会是整体右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其实，当年的大日本帝国虽然在二战中失败，支撑大日本帝国的军国主义被打压了下去，但斩草并未除根，一个重要的标志物就是那个罪恶的天皇还好端端地高踞宝座，并没有像一战失败后德国皇帝那样被扫地出门。而天皇就是军国主义武士道的精神宿主，自二战结束以来，军国主义的幽灵就一直在徘徊，经过70年的冬眠、蛰伏，现在重又释放了出来，就要祸乱天下了。现在，日本的新军国主义者正在因势利导，他们借助美国的需求与需要东山再起，现正走在蓬勃发展的大路上，正急切地想要通过同中国的冲突捞到重出战略江湖的第一桶金。

　　在这样的背景下，指望中日关系得到改善简直就是缘木求鱼。恰恰相反，今后一个时期，中日关系将一直危险地下滑，日本方面将不断地捏造或制造出各种各样的事端、事变来，这是其历史上一贯的路径与伎俩，今后也必将这样。也就是说，危机不断，这将成为中日关系的新常态。

　　当然，这并不是说中日关系就永远没有改善的可能。中日关系改善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前提是需要迎来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只有在新的重大历史转机中，中日关系的改善才有可能实现。

　　至于这个重大的历史转折是什么，恐怕谁也搞不出一张现代世界的推背图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