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的课业》：揭示西奴思想源头之谜

《英国的课业：19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教程》
另一种译法：《改造中国——十九世纪帝国主义的教化大业》
出版社: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装帧: 平装
出版年: 2007.12

简介：

本书把中国嵌入到l9世纪殖民主义的历史之中，指出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不仅仅是枪炮、商品和各种侵略行为，它还是一个文化过程，一个需要被征服人民自愿去接受的“霸权工程”。正是为了实现这样的霸权，l9世纪在华帝国主义通过武器的强制和语言的强制这样软硬两个方面，对清政府和人民进行“规训”。教育”他们在个由欧美帝国支配着的世界里，应该如何规范自己的行为。

作者在这部著作中，运用后殖民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对鸦片战争到义和团起义时期的近代西方对华关系进行了全新的解读，把它从一段人所熟知的历史变成了一段令人感到新奇的崭新历史。

何伟亚超越“中国中心取向”，从西方列强构建新帝国的垒球性历史进程的视野，探寻在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独特性及其与其他殖民环境的联系。对我国学者和读者来说，本书在资料、理论、方法和视野等方面，都会有一定的启示。

作者简介
作者何伟亚原为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坡)国际和亚洲课程主任，现任芝加哥大学国际研究中心主任，他的上一部著作《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英文版)获美国亚洲研究协会颁发的列文森奖。


结构
本书由三个部分构成，最终到达那个后帝国时代。
第一部分由三章组成，先是叙述1856-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问所发生的事件，然后考察了去疆界化和再疆界化的过程，这些过程从根本上重新规范了清代中国与欧洲帝国的关系，并且在北京紫禁城的大门口建立了驻有欧洲外交官的使馆区。
第二部分有两章，论述1860-1900年的几十年间在中国重建秩序的过程，以及清帝国在新帝国主义这一更大的全球性框架中的位置。
第三部分讨论1900-1901年义和团起义之后列强对北京和华北的占领，其目的不仅是要考察19世纪清代中国的最后一次再疆界化，而且要讨论在华欧美帝国主义的社会和文化衍生物。在对有关中西关系的权威性叙述的建立和传播过柞的诸多方而进行仔细分析之后，我们就有可能对有关在华殖民主义的性质及其对当时中国和世界的影响，做出某些结论。


目录
　　中译本序…………………………………………………………………………………何伟亚1
　　导　论　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与中同…………………………………………………………1
　　第一部分　鸦片战争与通商条约
　　第一章　亚罗号战争，1856～1860年…………………………………………………………33
　　第二章　中国的暴力与法治，1856-1858年 …………………………………………………52
　　第三章　北京，1860年：劫掠、奖赏金和神圣的报复………………………………………79
　　第二部分　在中国重建疆界，l861～1900年
　　导　语……………………………………………………………………………………………131
　　第四章　构建新秩序……………………………………………………………………………133
　　第五章　欧洲全球霸权时代的清帝国…………………………………………………………169
　　第三部分　使中国完全平等
　　导　语……………………………………………………………………………………………203
　　第六章　恐怖统治：北京及周围地区的惩罚与报复…………………………………………212
　　第七章　将清朝君主去神圣化，1900～1901年………………………………………………264
　　第八章　记忆手段：把西方铭记成受害者和英雄……………………………………………306
　　第九章　被压迫者的回报、再循环和中国爱国主义…………………………………………343
　　余　论……………………………………………………………………………………………378
　　参考文献…………………………………………………………………………………………383
　　西人姓名汉译表…………………………………………………………………………………427
　　译后记……………………………………………………………………………………刘天路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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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译本序

非常乐意为《英国的课业》的中文版撰写这一序言。该书英文版的最终完成用了几乎15年的时间，所以看到中文版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得以出版，自然感到特别高兴。完成这一翻译的是我自1987年就一直认识的同行刘天路教授，他曾翻译过我写的几篇文章，而且曾经和我详细讨论过这部书中某些部分的意义。我完全相信他的翻译能力。
　　
　　　　大多数中国读者应该会熟悉《英国的课业》一书中所论及的那些历史事件，或许也会有人从中发现与我早先的著作《怀柔远人》有着直接联系的一些论题。事实上，《英国的课业》就是那本书所开始的讨论的继续，它考察了试图劝诱清政府进行行政改革的教育工程，以及运用身体暴力和语言暴力以使清帝国适应以欧洲为基础的全球性外交规范和商贸规范的各种规训活动。尽管对这些历史事件的意义的解说可能会与中国学者有所不同，但我力图充分运用史料的支持，来说明欧美帝国主义在19世纪中国的影响，说明它在结束清朝统治中的作用。
　　
　　　　本书还使用了相当数量此前未曾发表过的新史料，其中有视觉图片，也有中国、英国和美国官方档案之外的一些资料。这些资料涉及1860年从圆明园掠夺的物品，也反映了这些宫廷物品离开中国以后进入欧美艺术品市场、公共博物馆和私人收藏的历史。我相信，关于1860年和1900年进行的劫掠活动本身以及中国掠夺的物品的命运的详细研究，是本书的重要贡献之一。同样有意义的，是关于清帝国统治权的研究。英国和其他西方列强对清帝国统治权反复进行的攻击，最终给清帝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贯串全书的一个论述点，是中国被羞辱被贬抑的特殊方式。有关这一问题的研究，至今尚未得到研究近代中国历史的欧美学者们应有的重视。另外，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暴力，就需要把它与发生在欧美帝国其他部分的历史事件进行比较分析。在把中国与印度和非洲放到一起的时候，我们对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理解也就相应地得到了改变。
　　
　　　　在理论方面，本书或许有两点值得注意。一点是运用了德鲁兹式的(Deleuzian)去疆界化和再疆界化的模式，并把它理解为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在中国以及欧洲帝国其他部分反复摆动的过程。通过这种分析，提出了中国也被殖民化了的观点。不过，中国的殖民化是以一种不同于殖民世界其他部分的方式进行的。第二个值得注意的理论点，是在公共的历史记忆和各种各样的铭写形式——从石碑到少儿通俗作品——之间建立起了联系。关于中国的某些形象通过这些媒体固定了下来，并且一直影响到现在。这样，它们就仍然能够在当代的欧洲人和中国人之间制造冲突和误解，并且有可能被美国、欧洲和中国某些不审慎的政治和军事领袖用作操控人民的工具。希望《英国的课业》这一类的研究能够削弱这些形象的影响力，并且有助于在各民族之间发展起更具建设性的对话。
　　
　　　　　　　　　　　　　　　　　　　　　　　　　　　　　　　　　　　　　　　何伟亚
　　　　　　　　　　　　　　　　　　　　　　　　　　　　　　　　　　　　　　　2005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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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录

导　论　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与中国

P1-30

历史事实：帝国主义从来都不仅仅是枪炮和商品，它还是一个文化过程，是一个对于力图在某个地理空间实现霸权控制的力量或实体进行反抗并且与之适应的过程。从刑场转向语言课堂，正是要沿着那条把西方人与非洲和亚洲的“劣等"种族分别开来的殖民区割，去追寻某种过程。在英文课上学习到的那种课业，或许是帝国软的方面，用来哄劝引诱他者参加到一个往往被想象为合作性的事业中去。而在墙的左边，是帝国硬的一面。这一面的意义，可以在对那些公然抗拒文明语言、抗拒文明语言对殖民秩序的无情统治的人进行的暴力肢解中得到解读。
在此后几章中，将探讨帝国教程的这样两个方面：武器的暴力和语言的暴力。枪炮不仅仅强迫他人顺从，它也在进行说服。字词和形象不仅仅是说服，它们也是某种强制。

英国外交官和商人们关于自由贸易的信念，最终被用来证明对清朝使用武力的正当性，并且导致了中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对外关系"新秩序的确立。

在其框架中，费正清不仅有抹杀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在中国的存在的倾向( Barlolv 1993 : 238-247)，而且(与马克思同样地)认 为西方对中国的侵略产生了积极和必要的正面作用：它唤醒了沉睡着的亚洲社会，推动它们摆脱了停滞不变的过去。
在过去20多年里，费正清的这一研究取向开始受到批评，这些批评大都反对停滞的东方只是被动地接受充满活力的西方推动的观点。这一新史学可以组织在柯文 (Paul Cohen)所谓的“中国中心”史观的标题之下( Cohen 1984：238-247)。与马克思与费正清不同，主张中国中心史观的史学家们深入地研究中文历史档案以探寻中国本身的因素在充满活力的变革过程——这种变革过程贯串着几卫全部中国历史——中所发挥的作用(例如Wakeman and Grant 1975）。
……
“在中国发现历史 ”尽管是一个极其有益的转折，但它倾向于把清代中国与西方列强的关系置于背景的地位，西方似乎成了一个始终被物化了的历史工具，对它本身的面貌与特征则不再需要进行仔细的研究。……（周锡瑞和柯文）这两位学者都把西方在华活动看做足一个既知的历史存在。这个西方与费正清及其学生们所探讨的那个西方，并没有太大的不同。尽管由于现在对西方帝国主义采取了更具批判性的立场而使有关的研究与此前稍有差别，但研究重心仍然稳固地放在中国。两位学者都未能突破西方在华帝国主义研究中占支配地位的中国-西方二元体系，也没有把欧美国家的在华活动置于全球环境中去考察。
……缺乏比较性的研究框架只是中国中心取向所表现出的部分问题。同样重要的是，相对来说，西方在华活动仍然未能作为一个问题而得到深入研充，例如，尽管认识到了暴力的过度使用，但对在中国进行的独具特点的战争，以及这种战争与在其他地区进行的帝国战争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并未进行任何考察。对于19世纪欧洲人所设想的他们正在对之发挥作用或正在对之作出回应的那个“中国”，乜没有提出任何质疑。换句话说，欧洲人观念中的这一中国来自何处？中国是怎样被制造成一个需要某种关照、管理和监护的对象的？这种中国观念又是怎样维持其存在的？由于缺少对于诸如此类的问题的研究，就存在着一种实实在在的危险，这就是会认为在华帝国主义只不过是一个以科学技术迅速发展为本质特征的时代的不幸副产品，尽管这个时代的某些方面遭到了反抗，但这整个时代终究是进步的。

……
（西方）这一扩张同时哺育出三种新的欧美文化，它的基础是一系列“科学的”理念：白人种族优越、有关民族和文明发展的新理论(如社会达尔文主义)以及传播文明的使命等。通过神启宗教和技术优势来结束“异教”民族的“原始” 和“野蛮”，是新帝国时代的欧美人的梦想(Adas 1989)。

殖民过程中曾经起过积极作用的殖民地人民：
60年代英国侵华远征军中的锡克人和帕坦人的非正规骑兵部队，1900年解救驻华使馆的远征军中的孟加拉枪骑兵，1860年支援英法联军的中国“苦力”部队,以及1900年参加天津战役的由英人指挥的来自威海卫的华勇，这支部队甚至参加了8月穿越紫禁城的阅兵式!

殖民主义并不是为了进行统治而采取的一套相互关联的行动，而是一系列往往要取得被征服人民默认的“霸权工程”。

在远东战场，对英国战略家们来说，最坏的情景就是清帝国的崩溃和被瓜分，如果出现这种局面的话，只有俄国能够从中获益。



第一部分　鸦片战争与通商条约

　　第一章　亚罗号战争，1856～1860年

该章将第二次中英战争的具体经过组织成标准的历史记录，平铺直叙叙述了战争各个事件及其结果。

第一章　亚罗号战争，1856-1860
《南京条约》批准以后还不到10年，清帝国和英帝国之问就又发生了战争。这一战争在英国被称作第二次和第三次中国战争，而更普遍的叫法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战争从1856年到1860年进行了5年，同时也有法国和美国军队参加。英法联军和清朝军队之问的大规模战事发生在1857～1858年以及1860 年，、而美国和英国海军也分别于1856年和1859年与清军发生过较小规模的战斗①。围绕这些军事行动，在英国和中国内部都发生了激烈的政治辩论，美国、法国和俄国驻华外交官们对英国行动的看法也不一致。然而，当战争最终于1860年以清朝战败而告结束时，这些国家的公使们都抛开了他们的分歧，利用中国的软弱缔结了新的条约。本章先简要地概述这些历史事件，接下去的两章将对这些事件的意义进行更为具体的分析。
19世纪50年代中期，英国和美国试图开始就修改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时缔结的条约与中国进行谈判。它们反复提出的要求表达了它们当时的关注点，就是谋求进一步进入中国市场。它们也想解决第一次鸦片战争遗留下来的一个问题，即进入广州城并获得在广州城永久居住权的问题。由于清廷全力贯注于国内的叛乱①，开始谈判的努力在整个50年代始终未获成功。在这期间，英国和法国正在克咀米亚与俄国作战，它们的驻华代表们也只能与清朝当局打打嘴皮官司而已。不过，当克里米皿战争于1856年结束后，英国政府派出了几艘炮舰来到香港，希望以此打破僵局。当这种显示武力的措施显然未能对清朝官员发生作用时，英国首相巴麦尊 (Pain·erston)勋爵便等待着找到一个合适的事件，用来作为对华开战的理由。这样的一个事件于1856年下半年发生了。


第二章　中国的暴力与法治，1856-1858年

为详细考察去疆界化和再疆界化的过程，本章将讨论为欧洲列强入侵清帝国提供了主要途径的四种生产机制。它们包括：
·鸦片贸易
英国人主导对华贸易以后，英属东印度公司希望以英国制造品取代白银作为交换媒介。但令其惊奇的是，中国对其产品需求微乎其微。最终，为平衡在亚洲贸易，英国人引进了印度的鸦片。
鸦片是去疆域化的特殊机制，彻底重整了中欧商业关系，同时相伴的鸦片走私和海盗活动也破坏着旧的、形成新的商业模式。
1800-1820 年输入中国鸦片4000箱左右，每箱140-150磅，该进口量足以支付欧美希望购买的所有茶叶和生丝。但贸易平衡时代没有持续，两个原因导致其终结：东印度公司贸易垄断1830被取消，二是非法鸦片消费增长，白银开始流回欧洲，使英印帝国和英镑成为主要受益者。1820-1830年输入上升到9000 箱。此后五年里，数量增加到18000箱，到第一次鸦片战争前的1839进口数量超过40000箱。
诚如一些学者的论证，正是鸦片这种产品，使英帝国成为日不落帝国。（Wong 1998;John Richards 2002）

·击溃清朝防御体系的先进军事技术

·将中国纳入全球交流圈的翻译工程
在两次鸦片战争的时代，翻译过程被理解为特殊形式的暴力、通过另类手段进行的战争。
英国语言学家努力缩小或彻底消除英汉语言歧义，努力寻求世界通用的意义交换方式。然后经过这种语言处理的产品又被加以语言修饰，用来鼓吹更有侵略性的对华政策。其最重要实践者包括巴夏礼、李泰国和威妥玛等人。
两个字的翻译：“贡”、“夷”。后者被用来表示清朝皇帝及其官员们思想深处的那种傲慢不逊、盲目尊大和身拒固闭。
这种翻译策略在《天津条约》作用表现最明显，第51款永远禁止清朝官方文件在涉及英国人时使用“夷”字，此外英国还进一步要求清政府通过官方渠道颁发这项禁令，要让整个帝国的官员和民众都知道不得藐视英国人。
《天津条约》第50款规定条约英文本而非中文本表达的是条约的“正义”，而且条约中文本已经与“英文原文详细校正”。
对清朝内部文件进行权威性解码的能力，对打破中国原有秩序，创造额尔金勋爵及其属下可以用来为其行动辩护的道德基础，都有战略价值。
这种翻译以有效方式把欧洲人书写的历史记录合法化，把女王陛下在华代理人的各种行动从自利、贪婪、走私鸦片、卑鄙无耻的低俗境界，提升到正义征服和普世受惠的高度。额尔金勋爵及其顾问相信，中国和世界都会因为英国使用武力而变得更加美好。

·把欧洲主权观念灌输到清朝政体中的各种手段。


第三章　北京，1860年：劫掠、奖赏金和神圣的报复

P88
在外交官和军队当局的报告，以及吴士礼等权威目击者的记载所讲述的官方股市截然不同，还有有关抢掠的口述历史。
吴士礼这类看法起着多方面作用。
·一是缝合了劫掠活动给英帝国在华事业造成的创伤，在对抢掠圆明园一事做出某种解释的同时，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手段来维持作为整个战争基础的崇高道德立场。
·二，吴士礼为那些举止文明的士兵和外交官不受劫掠的污染找打了合理根据，并借此重新构建起英国军队和社会赖以生存的基本阶级差别。
·三，吴士礼的记述明确区分了参与者的不同动机，为英国公众舆论对官方文件对这些事件看法的全力支持提出了一种解释。
·四，吴用阶级观点处理劫掠问题，从而为英国领导层最终决定用法规来管理抢掠圆明园的行为提供了支持。

P97
中国皇帝的宫廷器物和私人财产掌握在英国人手中，成为英国人优越于中国皇帝的物质证据。……奖赏金和战利品绝不仅仅是中国傲慢的君王和清朝官员们受辱的标志。这种处心积虑的羞辱行为，也给其他试图挑战英国强权的国家上了一堂生动的实物教学课。

P107
在圆明园劫掠物品最初的经历之中，我们能再次看到羞辱在19世纪欧洲帝国的建构和在生产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P111
吴士礼以圆明园为场地所进行的话语调动，有效地建立起英国 人在此后半个世纪内所努力维护的支配地位。这一地位的核心是这样的观念：在政治、思想和文化等方面，英帝国和英国人都要优于中国和中国的领导者。在整个世界贬抑所有的中国事物，实质上性是对英国人长期以来归之于中国人本身的那种态度的一种仿效。反过来，这种“受尊敬的”优越地位要得以维持，就要把任何反抗行动，哪怕是最温和的反抗，看做是对通过战争和条约建立起来的政治秩序的严重威胁。由于中国人出于恐惧而表现出了以前不可想象的一定程度的屈从，后来几十年里发生的事件并没有证明英国人这种态度的错误。但使得中国屈从的原因，正是用以贬抑中国的过度暴力和虚伪道德。要说明英国野蛮和伪善的这一结合，再没有比毁坏圆明园更好的例子了。而如果没有吴如此自觉地占据了被拔高的主权者男性主体的地位，圆明园的毁坏也是很难想象的。

P123
保住面子和丢掉面子的现象是在征服、占领和蓄意羞辱的形势下发生的，在此后进行的活动里，这一点始终都是贯穿英国人精心设计的表演的重要特征。
 

P126
罗亨利把《北京条约》的签订和《天津条约》的批准看做是具有世界性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他写道：“就这样，这一事件令人愉快地结束了。无论是在中华帝国的历史上，还是在世界历史上，它都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它把4亿人引进了国际大家庭。”

不过，尽管英军领导层认为这些事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同时也存在着一种即使不是蔑视也是嘲笑他们被迫与之打交道的清朝官员的潜在倾向。例如，施文贺领事就说恭亲王“看上去像具僵尸”，并注意到他在仪式举行过程中“胆怯、阴郁的样子”，和“没好气的”回答，而他的随从则“穿的又脏又差”。



第二部分　在中国重建疆界，l861～1900年

　　第四章　构建新秩序

P133
英国维持其在亚洲的统治地位，不只是简单地依靠对领土的控制或者技术手段，还依靠关于帝国统治下各民族各方面知识的不断积累( Thomas Richards 1992：28 )。这一信息帝国的生产者是那些实地工作的人，他们观察当地人民，测量绘制有关地域的地图，对本土制度进行解码，生产出新的知识体。通过这些“调研步骤” 以及信息加工、比照、分类和存储的一系列例行工作，殖民者建立起了一个帝国档案，一个能够把帝国领地变为殖民领地——用来掠夺其人力和自然资源的可以管理的政治实体—— 的帝国档案。对管理者的档案活动进行补充的，是一些同样参与实用知识生产的辅助性机构。在东方,这些机构包括皇家亚细亚文会的各个分会以及一些出版社，它们出版的书刊包含了对当地风上人情以及各种器物的文字描述和视觉记录

P152
到19世纪最后10年，新知识与视觉一致性已经创造出一个全新的中国，一个越来越多的讲英语和读英语的读者可以接近的中国，一个由地图、统计数字和各种图表组织起来的中国，一个填补了帝国档案分类系统中的空白——中国部的中国，一个大大扩展了英国对中国的想象空间的中国 

157
知识的运用.通过外交讲授课业
在像威妥玛那样饱经历练的英国外交官看来，要想使清朝政府能够做出理智的决定，就必须改变其领导者的精神意识，使他们能清楚地明白国际关系的真实状况并且认识到中国的虚弱。但是，要完成这种启蒙却并非易事，因为，就像威妥玛和其他人所观察到的，清朝贵族和政府官员所痴迷的是权力的影子而非权力的实质，是表面现象而非实实在在的政治现实，是礼仪形式而不是权力的物质性体现。中国统治者没有能力区分现象与本质，从而导致他们对未知事物有某种无端的恐惧。他们不是去积极地应对变化，坚定地正视他们的恐惧，而是建造起堵傲慢自大和顽固无知的高墙。这些性格被几代英国外交官、商人和传教士看做是中国精英阶层的中心问题。


164
《烟台条约》
最后，有一项非同寻常的规定被补充在条约末尾一项单独的条款中。英国人取得了派员进入清朝的中亚地区“探访”通过西藏进入印度的道路的权利。旅行路线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可以通过甘肃和青海进入西藏，也可以通过四川进入西藏。总理衙门负责为这些人进行各项安排，颁发护照，并将英国计划通知驻在西藏的清朝官员。就这样，大博弈走出了想象性推测和秘密联络的范畴，演变 成为英国对华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171
新帝国主义，殖民扩张和清代中国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于1914年爆发前的几十年里，占地球表面约1/4的领土上的统治权被重新分配，这一新帝国主义以一些具有深远意义的新方式从根本上重构了全球的权力和权威关系，这些新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帝国列强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中产生出来的。这些意识形态中包括社会达尔文主义，或者说是斯宾塞式的适者生存观念。这一观念以一种简单的公式与帝国的扩张结合在一起：只有那些能够征服他者的民族才能继续生存，而那些不能满足现代世界严酷要求的民族最终将会消失。正如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勋爵1898年所说的，这个世界已经被划分为两部分:“活着的”国家和“垂死的”国家。支持这一残酷历史观的是有关种族差异的新理论。这些理论在科学的支持下，很自然地成为欧美种族优越论和白人至上论的支柱。这一意识形态结构的第三根支柱是科学技术是人类文明最高成就的观点。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现在都要用技术复杂性这一标准来进行衡量，并且被相应的分出等级。


188
清朝成功收回新疆，在伊犁问题上机敏地对付俄国，以及清军，在抗击法国入侵时的出色表现，都说明清朝还远远没有落到垂死的地步。既然如此，我们可能就会感到奇怪，为什么对清朝的评价却如此苛刻?的确，中国在1894 -1895年被日本击败是舆论转而对清朝不利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在很多观察者看来，中国战败只不过验证了关于中国人变革其自身能力的那些已知知识而已。进一步说，这些评价的基础是种族划分的模式和种族类型的理论，这些模式和理论一直主导着关于中国人性格和中国状况的思维。


199
种族主义话语不仅仅是为使用武力进行的辩护，与之一脉相承的，是种族分类的“科学”和殖民环境中产生的新知识所制造出来的统一的东方人特性。1当1900年中国冲突爆发时，正是这个统一的亚洲人形象成为欧美人授课的对象。不过，这一次授课的重心不是要劝诱中国人成为合作者，而是帝国教程中硬的一面。用美国赴华救援远征军总司令查飞(Adna Chaffee)将军的话说，要在中国恢复和维持秩序，就需要进行“直接而且持续的”惩罚。在欧洲全球霸权和帝国竞争的时代，对不顺从的他者的惩罚从来就不曾间断过 。

第三部分　使中国完全平等

　　导　语

　　211
义和团“大动乱”远远不只是打开了艺术晶市场的闸门，它还重新改造了中国与列强的关系，其范围和惩罚力度都远远超过了此前强加给清王朝的任何条约。实际上，当最后的协议生效以后，清朝的统治形态已经不再存在，留给中国的是一个极其衰弱的政治体制。在政治上贸易上各种限制的重压之下，在需要支付给各个国家大量赔款的拖累下，这个政治体制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再获新生的任何能力。


第六章　恐怖统治：北京及周围地区的惩罚与报复

241
到9月时，所有中国人似乎都是可以随意杀害的目标 。林奇报告说，在德国管区，军官们在审问时都使用严刑拷打，而且：声问后立即就由行刑队处死。这样的事情，仅在报告前的一个星期就发生了83起( Lynch 1901：143-144)。尽管难以确定究竟有多少人以这样的方式被处死，但使用行刑队的绝不仅仅限于德国人 。

有迹象表明，到了10月中旬，这类杀戮对于行刑者产生了未曾预料到的影响。在英帝国军队中的澳大利亚部队服役的一位名叫韦恩( Wynne)的军需官说，行刑队士兵的“心肠越来越硬了” 。他把这归咎于他所谓的“东方的教育”。他解释说：“什么时候你能让自己相信中国人不是人，根本不是人，什么时候你才会心安理得”（引自Nicholls 1986：104 ）

248-249
在保定实施的“正义”树立了一个先例。这些死刑的执行以一种公开示众的形式进行，外国士兵不仅是惩治罪犯的见证人，也能够从个人欣赏的角度观看土著人“野蛮的”特殊习俗。

从这以后，对被认定是义和团的人进行处死，就通过那些对中国人具有文化意义的形式来加以表现。在北京一处公开处死的刑场以及天坛院子里，在有大量士兵、传教士、记者和摄影师观看的情况下，处死义和团的演出成为占领北京大场景中一件“丑陋的平常事”。这类处死一直持续到 1901年(图片23 )。


251
西方列强1900年夏对中国的武装干涉，用了两个根据来说明其正当性。第一个根据是国际法。国际法保护外交使团和驻外使馆，同时也保护侨居他国的外国公民的人身与财产安全。中国破坏了使馆不可侵犯的神圣性，毁坏外国财产，使外国人失去生命，理应受到制裁并进行赔偿。这是一些有着严格规定的法规，自1840 年以来，欧洲列强常常把它们强加给中国或者其他国家。与这一规 范国际行为的世界性法规相比，列强T涉中国的第二个根据并没有那么崇高威严，也没有那样明确的规定，但对干参与帝国和殖民地 活动的人来说，其重要性丝毫也不比国际法小。这一根据就是传播文明的使命感，就是所谓“白人的责任”。按照这一理念，西方文 的代表者们有责任去教育世界其他地区中那些文明程度不够的居民，并且改变他们的野蛮状态①。英国在中国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 的类似文明使命的活动了。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他们把这一活动组 }织成了一项教育工程，在这一工程中，他们教育中国如何成为国际 社会中一个负责任的成员。义和团起义不仅使这一工程突然中止，而且表现出中国人天生具有的那种不断再生的和潜在的“野蛮和 残暴”。
……公开处死、破坏庙宇和城墙，以及胜利游行式的意图，都是要给中国人上课，这些课程被认为可以把中国文明从向下沉沦的过程中拖上来。如果列强需要另外一个道德上的认可来说明他们使用武力的正当性的话，它们会在在华传教士中找到现成的盟军。例如，梅威良牧师就认为，“如果你用软弱的手和中国人打交道的话，他们就会利用它 ”(引自M. Young 1968：191；也见Miller 1974)。美国圣经会的海格斯(Hykes)牧师对此补充道，差不多可以说，“中国人不懂得力量显示的其他形式”( Shanghai Mercury，1967：79)。他们的看法得到了明恩溥的支持，明恩溥解释说，惩罚只是“基于对这样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的认识，这个事实就是，一个东方人会把西方人对干按东方道德不能让步的事情上的让步解释成为严重的软弱，并且东方人非常可能立即利用这种软弱，就像他真的已经取得了重大胜利一样”(Arthur Smith 1901b，2：869，726)。
 

260
狄龙在文章最后提出了下面的问题：“为什么在杀害中国人民，同时又使自己的军队道德堕落的时候，我们这个文明的、多少还热爱真理的民族竟然还在喋喋不休地大谈使中国走向文明的光荣任务呢?”
狄龙提出的问题虽然没有得到任何人的答复，但他对西方人暴行执著的揭露确实为其他人提供了弹药。中国通密勒( Thomas F. Millard)在《斯克里布内杂志》( Scribner's Magazine )上谴责联军不断地进行报复是犯罪。他写道：“列强已经被狂乱的报复情绪所支配，它们正在嘲弄世界和平。9月、10月和11月间在中国发生的事件，把战争拉回到了‘中世纪’。它将给即将到来的一代， 在世界道德环境中留下一个污点。
就欧美来说，种族差异的问题，尤其是种族与文明进程之间联系的问题，是支持殖民主义的正面评价的意识形态建构的中心因素。对列强在中国的行动，无论是抨击还是辩护，都直接或间接地牵涉种族问题。




第七章　将清朝君主去神圣化，1900～1901年

264
义和团起义的平定导致了在前所未有规模上对中国的再疆界化，它不仅要建立对外关系的新秩序，而且还要解决文明内部潜藏着野蛮性的矛盾问题。本章和以下一章将探讨三个各自独立而又相互关联着的行为区。在这些行为区中，欧美帝国的各种力量在中国重新建立起秩序，并且进行了要消除西方的野蛮主义所必须进行的意识形态缝合术。
一个行为区在国际关系舞台上。国际法的法律-理性程序被付诸使用，并且通过谈判把一项协议强加给清朝政府。第二个行为区在国际展览文化中，它的各种表现方式把中国制造成一个陈旧和落后的公开展示，供欧美人消费。第三个行为区涉及为给1900年事件制造一个明确的意义而在意识形态方面进行的努力。对这类制造来说，关键的是制造一个权威叙事，一个在不同地方和场合——包括悼念中国“残暴行为”的“受害者”正式仪式 ——传播的叙事(见本书第八章)。在意义制造的每一个领域中，欧美人的暴行和劫掠活动所引起的道德危机都得到了有效的缓解。同对清朝统治者的祛魅过程非常相像，这些暴行和劫掠活动被转移到其他一些不太具有威胁的建构上，从而使它们独一无二的特异性得以消解。取代它们的，是对种族化的(如中国的、亚洲的、或东方的)他者的特有行为以及中国人与生俱来的排外主义的迸一步确认。



296-297
（西方）国内课堂：大众媒体对中国问题的概括
“正义的”惩罚、公开的展示、对清朝帝王的祛魅遮蔽了对在华联军所作所为的各种批评，或者使这种批评转移了方向。同样地，在帝国的中心区也在进行着类似的工作。在欧洲和北美，媒体对于前面有关章节所讨论的各种再疆界化行为进行了大量的报道。这些报道努力消除人们的各种疑惑，愈合了动掠和暴行在欧美人自我认知上撕开的伤口。这一过程中至为重要的是媒体的表述，这些表述把文明与野蛮、暴力与正义明确地区别开来。摄影和图画，这些在华记者制造出来的不变的流动体，与文本记载相结合，完成了这一任务。
譬如在美国，在1900年6月到11月之间，《莱斯利周报》 ( Leslie's Weekly )一期又一期的报道和9期封面都用在了中国事件上。这份报纸报道的重心始终是帝国教程中硬的一面——联军特别是美国军队的各种正义行为以及愚昧的中囱人的野蛮性。例如，9月1日的报纸报道了进人紫禁城一事，其中包括，一套各个宫殿的全景照片，标题为“非常必要的教训”。11月3日的报纸突出了同样的主题，封面上出现的是一群被吓坏了的清朝官员，在宫中“愤怒而又震惊地观看联军亵渎这座圣城”。这样一类的教育课程以一篇报道宣告结束，这个报道展示了一个在3月的公开处决中被砍去头颅的清朝官员的尸体，同时还有一个故事详述了斩首行为的可怕和残忍，并且毫不犹豫地把进行这种处决的责任完全归之干中国人。
在其他国家的插图报刊上，这类图文并茂的有关惩罚和羞辱的报道同样是一个重大主题，但最突出的或许还是英国。《伦敦图片新闻》、《图片》和《黑与白》等报刊都不加批评地传达着英国在华军政官员的态度和声明，并且把摄影报道和图片报道的重点放到了惩罚、果报以及直接针对清朝君主统治(如紫禁城内私人房间的图片)和中国人民(如劫掠和焚毁村庄)的以象征物为目标的暴力上。
法国的画报周刊《画报》、《生活画报》和《世界画报》都值得注意，它们与现在讨论的美国和英国的报纸有着同样的叙事结构。



第八章　记忆手段：把西方铭记成受害者和英雄

306-307
弗莱明( Peter Fleming)在其1959年出版的有关使馆围困历史的著作中，认为义和团起义与波士顿茶党或者加尔各答黑牢一样，是“构成人们头脑中基本知识的基本素材”( Fleming 1959： 9 )。这里所谓的基本素材可以被理解为复杂的历史事件被简化了的或是经过节略的版本，这些版本主要是通过删减工作，对过去的真相进行了歪曲。就义和团起义来说，弗莱明希望能讲述一个更为全面的故事，从而恢复历史的整体性。但是，这一历史是怎样成为每个人头脑中的基本素材的?或者说，这些历史事件是怎样被固定化，从而使弗莱明可把它们概括为每个人头脑中的基本素材呢？
在第八章所讨论的各种活动当中，除摄影和图片出版物以外，重建秩序的主要影响和作用范围都局限在中国。在华劫掠活动和惩罚性远征在西方自我感知中所产生的创伤，还需要在西方进行缝合。本章将考察1900年历史事件的意义是如何通过权威性叙事以及种种记忆——这些记忆的传播范围远远超出了中国——而被固定下来的。然后，我将考察传教士有关义和团起义作品中的叙事，考察在中国和美国为被害传教士建造的纪念碑中看到的这类叙事。然后，我要考察写给男孩子们读的有关义和团的冒险故事，以及一个参加过解救中国使馆远征军的退伍军人们的组织。在这些事例当中，西方都被建构为一个受害者，而与中国人野蛮行为的斗争则被建构为值得纪念的英雄行为。总而言之，所有这些激动人心的叙事，这些有关那些为了维护基督教和国际法律秩序而做出牺牲的人的叙事，有效地缓解了人们对伴随文明使命出现的野蛮暴力的种种忧虑。


第九章　被压迫者的回报、再循环和中国爱国主义

347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傅满洲这个“来自东方的幽灵”是西方对全球性跨文化关系深刻忧虑的突出标志。同时，在许多人眼里，他也是一个已经被彻底分割成或许不可调和的东方和西方的世界的符号。就像儒默笔下那名英勇的英国主人公奈兰·斯密所说的，傅满洲不仅仅是“黄祸的化身”[ Rohmer ( 1913 ) 1975：17]，他和那些从外国来到或将要来到西方的大量黄色人种、黑色人种以及棕色人种一道，会像洪水般在西方泛滥，形成巨大的威胁。

358-359
（《北京55日》电影）这一课当然是19世纪的教程，但如果考虑到核时代的全球性冷战造成的紧张局势和美国对中国共产主义的遏制，它所传达的信息就非常清楚。中国依然不会忍耐，中国历史悠久的排外主义在中国共产主义者那儿又获得了新的动力。因此，白种人很有必要学习亚瑟爵士和路易斯少校。如果生活在核时代的一代人忘记了怎样才能坚定不移，可能真的就会有成千上万的人流血，痛苦真的就会持久存在下去了。
尽管如此，至少还有人承认，中国所遭受的苦痛并不是一种虚幻的想象，列强确实曾经挤过这头牛的奶，也确实曾经想把这头牛分割掉。但是，在英国博物馆的陈列中，或是在国际拍卖市场上， 却很难清楚地看到类似的承认。在那里，不带任何歉疚地展示和销 ?着来自中国的劫掠物品。换言之，被去疆界化了的清朝宫廷物品和北京权贵豪门的艺术晶，通过市场机制和博物馆的惯常方式在西方继续被再疆界化。

362-363
佳士得和苏富比在香港的拍卖行2001年举办了第二次 “宫廷物品拍卖会”，其中有4件物品来自圆明园（两件青铜制动物头像）……这次拍卖被证明是一根导火索。被激怒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了正式抗议，要求佳士得和苏富比拍卖行撤销这些物品的拍卖。当这些要求遭到拒绝以后，一件前所未有的事情发生了: 中国内地的公司参加拍卖，并且以超过600万美元的价格购得这4件物品，超过底价的3倍。香港苏富比拍卖行执行董事罗嘉肜 ( Carleton Rochell)竟然把这次交易和意料之外的丰厚收益看做是劫掠物品被送回中国的一个范例。那些认为市场原则至高无上的人士，无疑会为罗嘉彤的评论而大声喝彩。
而我则更愿意认为这只不过是最近的一次英国课业：如果中国愿意支付高价，这些宫廷珍宝就可以被“送回”。这可能并不是一个很受欢迎的授课，不过事实是，除了1900年来自尼亚加拉瀑布城的李鸿章的汤匙和法国政府拒绝接受的物品(见本书第六章) 这几个特例而外，几乎没有一件物品不是通过带有敲诈性的市场返回中国的。据我所知(如果我的知识是错误的话，我会很高兴)，自1901年以来，只有一次流失文物真正被送回中国的事例，它发生于现在已经消失了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1955年，在北京举行的一次庆典中，格罗提渥(Otto Grotewohl )总理把德国军队1900军掠夺的义和团旗帜和其他一些古代器物交还给周恩来。然而，在流失物品同归中国的暗淡记录中的这唯一一次例外，并不能减轻最近几代中国人的国家耻辱感。


363-366
国耻、解放与中国爱国形象的建构
当代欧美人或许既可以炫耀也可以忘却他们的过去,而中国人则没有这样可资挥霍的历史。1900年北京被占领，使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的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对清朝主权的侵犯达到定点。它后来被证明是中国近代历史的重要转折点，看来，中国人从中学到并且记住了一些教训。再也不可能为虚弱的清朝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合理性进行辩护了，清朝主权的物质力量和象征力量都已经被西方列强彻底摧垮，不再是一个可以独立生存下去的政治实体了。在20世纪最初几十年中，就像其他殖民环境中的知识分子一样，中国知识分子也建构起一种民族主义。这种一民族主义虽然反对西方帝国主义，但仍然接受了“后启蒙理性主义思想所创造的知识体系”，因为这一体系赋予了欧洲人获取“力量与进步”的属性( Chatterjee 1986：50-51）。确切地说，正是在这里，找们看到了英国课业的功效，也说明西方向中国的渗透，与向亚洲其他地方和非洲的渗透一样，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因为它证明了这样的逻辑：中国人不具备类似的属性——客观证据就在那儿，在大沽炮台的废墟中；而且，正如义和团所表明的，中国的“传统”也不能创造出这样的属性。如果中国想摆脱外国压榨的枷锁，恢复“主权权利”，它就必须建立一个有着新国民的新中国( Wright 1968：1-4)。中国人思想意识的这种殖民化，导致的不是反叛而是革命，是一种从英国课业中得出的、全新的认识世界的方式。
……
帝国列强所讲授的课业被学会了，不过学习方式可能与帝国列强想象的方式有所不同。就像柯文所指出的那样，在义和闭起义之后不久一段时间里，“国耻”一词就被中国民族主义者们，用来在反帝运动中争取广泛的支持。
……
国耻和由此引发的反帝思想的基本作用是中国共产党人建立新中国的核心因素。毫无疑问，人们可以认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奠定基础的，正是争取从西方帝国主义造成的耻辱中得到解放所造就的团结一致精神。
……
中国历史学家以毛泽东关于西方帝国主义性质的一些论断为指导，把清朝失败的故事改造成为中国农民和爱国官员英勇反抗西方入侵的历史叙事。在这一过程中，制造出了另外一类殉道者，那些在反抗帝国上义的革命斗争中献出生命的烈士们。这样形成的历史，成为英帝国历史学——包括受其影响的学者——的反叙事。总的来说，欧洲和北美的历史学家大都批评这种反叙事，认为历史事实被硬硬地塞进到为政党-同家服务的意识形态框架或者神话框架之中。然而，应该说，中国历史学家的批评立场中，有许多要素很难予以忽视，而且这些要素至少可以在美国的反帝历史学中——这一历史学，从马克·吐温一直伸展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反越战运动——找到某种程度的共同点（关心亚洲学者委员会，他们既同情中国革命，也 批评美国的太平洋政策）。


376-377
欧美民族国家的人民和学者似乎已经忘记了这一暴力，就像刘大年所暗示的那样，或者心安理得地无视这一暴力的野蛮性，或者是蓄意把它隐藏起来。或许，如果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全球性冲突不是那样激烈的话，如果中国没有发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话，刘大年的评论本来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痛苦的喊叫，一种呼吁，呼吁以某种形式承认，一直被用来证明对清王朝和中国人民使用暴力的正当性的那些理由，实际上是站不住脚的。
……
他们还能比我们更糟糕吗?也许，当代的欧美人要在与现时中国政府交往时保持道德崇高的立场，就必须继续忽略19世的那些历史事件。但是，不去了解西方在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就很难理解中国政党官员和普通百姓所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和民族自豪。……
过去一个世纪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西方人一直认为中国人的爱国感情和反帝主张是受国家宣传的影响，甚至把它们理解为残存的、尚未消解的对所有外国人的敌视。1900年事件发生以后，奥地利驻华公使纳色恩——他也是使馆围困的幸存者——就警告人们不要怀有这类看法。他的评论值得我们重新回顾。纳色恩摈弃了他的同侪们有关中国排外主义的传统观点，指出:“在欧洲人看来，亚洲人不具有那种会让我们感动的爱国主义感情。”他认为，这种目光短浅的看法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引自Maecenas 1989：69 ) 。在今天。这样的看法仍然是一个巨大的错误。



余论

379
中国与其他殖民环境的第二个关联，是伪科学的种族类型的普世化。这些殖民环境中的概念机器，一旦被动员起来并遍布各地时，就把每一个人都组织进一间间式样统一、有着恒久不变的物质形态和精神特点的囚室中。这样一来，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企图逃出帝国教程这一死胡同的任何努力，都被彻底地堵塞住了。因为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需要越过有关种族本质差异的那些差序森严的范 畴，而这些范畴已经成为“常识”。对中国人来说，这意味着他们始终是西方家长式行为关照下的病人；而对欧美人来说，则意味着“文明”依旧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尤其是在他们的一员像肮脏 的他者们那样行为的时候。
……
1958年，在竖立着1900年道传教士拱形纪念碑的欧伯林学院，一些包括亚洲人和亚裔美国人在内的教师学生们，修建了一座木制拱门，来纪念19@年被杀害的中国人。在校友联欢会举行的头天晚上建立起来的这座与原有纪念碑针锋相对的拱门，就竖立在殉道传教士纪念碑对面的泰本广场上。尽管学院行政当局把它拆毁了，但为死难中国人设立纪念物的思想并未消失。最终在1995年安放了一块铭牌以示纪念。。
……
对欧伯林拱形纪念碑意义的修订非常具有启发性。它告诉我们，无论1900年事件的记忆机器多么强大,它所承载的意义还是会变动的。欧伯林事例还告诉我们，在现在为过去铭写新意义的种方式，就是为19世纪的历史事件建立另外一种可视的替代性版本，把在占支配地位的历史叙述中被压抑或被边缘化了的那些内容凸显出来。本书要进行的就是这样的工作，并且试图以近来有关亚洲非洲其他地区的后殖民研究所表现出的同样精神，来做到这点。本书也试图把其他一些有关过去的视野、一些并非仅仅关注民族屈辱的视野带进到中国内部。或许，我们所有的人，无论是欧美人还是中国人，都应该在我们的想象中，展开由那位无名的满族画家、史密斯军士长的女伴所绘制的画卷，重新去思考构建我们共同历史的方式，那些能够满足我们所有人的尊严的方式。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就能抛开英国的课业，一起向前超越，西方就会超越傅满洲式的病态恐惧，人民共和国也会超越对国耻的过分执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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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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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新书《英国的课业》，关于西藏问题、西方媒体对华观、帝国主义的历史渊源

在《怀柔远人》中，何伟亚以后现代主义的视角观照了中英交往历史过程中的一段早期经历。老实说，我对那本著作中从礼仪角度对马噶尔尼使华的再诠释不甚了了，认为它可能陷入一种后现代的过度诠释之中。但是，那本著作从一个角度揭示了清帝国建构过程的多重属性，以及这种属性对于中英早期交涉的影响，无疑还是具有超越费正清等老派汉学家的价值的。《怀柔远人》的主题某种程度上在《英国的课业：19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教程》中得到了延续，《英国的课业》处理的实际上是19世纪马噶尔尼后代们的中英交涉史。不过，《英国的课业》没有《怀柔远人》那么多的再诠释，而是相当鲜明地直切主题，还是很合我这种不那么后现代的读者的口味的。

　　19世纪中叶的英国已完全不同于马噶尔尼时代，因此，从1839年到1900年的中英关系史实质上是一段大英帝国对清帝国进行规训的历史。所谓“英国的课业”，便是英国“试图劝诱清政府进行行政改革的教育工程，以及运用身体暴力和语言暴力以使清帝国适应以欧洲为基础的全球性外交规范和商贸规范的各种规训活动”。更通俗而不甚精确地说，英国的课业也就是运用技术优势与文化优势将中国强制纳入西方划定之国际体系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英帝国充当着教师的角色，对于中国这个不谙国际规则的学生既进行暴力的体罚又进行劝诱性的说教——“教育土著人在一个有着陌生的新权力关系的白人世界里，应该如何行为”。大而言之，英国的课业也是整个19世纪西方帝国主义历史的一部分，而“帝国主义从来都不仅仅是枪炮和商品，它还是一个文化过程，是一个对于力图在某个地理空间实现霸权控制的力量或实体进行反抗并且与之适应的过程”。何伟亚看到了帝国的软硬两面，而他对于帝国主义教程的分析也是从这两个本为一体的层面着手：“武器的暴力和语言的暴力。枪炮不仅仅强迫他人顺从，它也在进行说服。字词和形象不仅仅是说服，它们也是某种强制。”

　　在帝国的课业中，“去疆界化”与“再疆界化”是两个主要内容。通俗而不甚精确地说，去疆界化意味着帝国以种种方式打破某个实体原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精神结构，而再疆界化意味着帝国在那个去疆界化了的实体之上重建新的迎合帝国权力关系的秩序。实际上，这也意味着只要西方的优势仍然存在，西方主导世界的格局仍然存续，去疆界化与再疆界化都将以种种方式上演于非西方世界。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欧洲列强以四种生产机制对清帝国去疆界化：鸦片贸易、先进军事技术、将中国纳入全球交流圈的翻译工程，以及把欧洲主权观念灌输到清朝政体之中的各种手段。这里，何伟亚对于翻译的去疆界化作用分析得很有趣。他认为，在两次鸦片战争时代，翻译过程被理解为一种特殊形式的暴力：“英国的语言学家们不仅通晓中国的语言，他们还能把它转化到另外一个话语体系之中。在那里，这一语言被有效地‘祛魅’，它的权威也被消解掉。”“把语言压缩进一个严格对应的系统之中，以及把翻译文件用作进攻性武器，都起到了动摇清帝国行政报告制度的作用。在一个靠信息上传决定下达进行运作的政治体系里，报告网络被破坏对清帝国统治权造成的损害，或许并不亚于英国的炮舰。”当上述四种机制摧毁了清朝的权力网络的同时，一个新的权力秩序也在建构。一般认为，近代中国只是沦为半殖民地，但在何伟亚看来，英国的课业从某种程度上使清帝国无异于一个殖民地：“中国皇帝好像成了英国‘间接’统治下的‘土著’王公了。”

　　当然，这并不表示欧洲全球霸权时代的清帝国一无是处。即使在虚弱的状态下，清朝也没有放弃建立更大帝国的努力，其标志是19世纪70年代清朝军队收复了位于中亚的领土，巩固了后来成为中国民族国家边疆的那些地区。对于亚洲腹地“大博弈”的插叙，延续了《怀柔远人》中关于清帝国组建方式的主题。在何伟亚看来，清朝在中亚的统治方式与英国在印度如出一辙。这一插叙既有文化诠释上的意义，而且也构成英国课业在20世纪延续的一个背景。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义和团运动使西方帝国对于清帝国的规训达到了一个高潮——事实上也摧毁了清帝国存在的基础。这一部分何伟亚着墨甚多，不过，总的来说，这依然是去疆界化与再疆界化的过程。全书最有意义的章节或许还是第九章《被压迫者的回报、再循环和中国爱国主义》，论述了英国的课业“在占领北京结束的一个世纪以后，这段历史如何还在影响着我们的世界”。其实，英国的课业不仅仅意味着对中国的规训，对西方本身也是有反向的作用的。大英帝国为维系其在亚洲的统治地位，不只是简单地依靠对领土的控制或者技术手段，还依靠关于帝国统治下各民族各方面知识的不断积累。这一过程建构出了西方关于中国民族特性的诸多想象，既怀有白种人的道德优越感，又掺杂着对于中国人报复的担忧。用当下流行的话来说，这多少是一个“妖魔化”中国的过程。傅满洲系列小说及其改编的电影反复宣传睡醒后的亚洲将会威胁白人的男性气概和女性气质的虚幻想象——傅满洲表现出西方人眼中标准的中国人性格：聪明机智、奸诈狡猾、对自己和他人的痛苦麻木不仁、残忍、勤劳、讲究实际。傅满洲要重新创建一个中华帝国，第一步先把俄国纳入版图，然后吞并英国在亚洲和非洲的帝国，从而彻底终结大博弈。很明显，这种幻象的着眼点既包括对中国与俄国联合的恐惧，又含有对中国控制西藏、新疆的担忧，而这种被迫害妄想症背后的潜在逻辑是：中国的民族特性以及他们遭受的屈辱使他们必定以种种方式对西方复仇。幸或不幸，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一系列事态仿佛印证了西方的恐惧与担忧不无道理。当然，在何伟亚看来，这种情绪只不过是英国课业的延续，它导致西方傅满洲式的病态恐惧，以及人民共和国对国耻的过分执著，而我们显然应该重新去思考构建我们共同历史的方式，“那些能够满足我们所有人的尊严的方式”。

　　不过，近来西藏的事态使我并不那么乐观。人民共和国的创建显然本应终结大博弈，但美国接续了英国的霸权地位，将大博弈继续到了今天——西藏事态本身是大博弈的一个部分。同时，西方媒体的态度也不过是傅满洲式病态恐惧的爆发，其草率行为依然受到白种人优越感的支配——只不过，这一次他们的道德优越感不是对帝国力量的炫耀，而是对民族自决或人权的彰显（新的白人的使命）——反过来，其骨子里依旧对中国人的民族道德品质充满不信任——如果不是蔑视的话。帝国的课业在延续，美国取代了英国，惩戒与劝诱的规训仍在实施：先进技术生产的商品、游曳于台海的航母、在中国的精英中灌输美国教科书中的常识，以及通过各种手段实施遵守全球秩序规则的教育（最新的提法大概是中国必须负起大国的责任云云）……这些生产机制构成了新一轮去疆界化浪潮。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是 “我们”，“他们”是“他们”，这种根深蒂固的认同感的确很难消除。也正因为如此，亨廷顿之流的文明冲突论总会有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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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huxiangwang.com/homelib/u/songzhouyelao/Article/2008/07/27/10146.aspx

英国的课业：19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教程
    本书仍然是一部引人瞩目的著作。将中国近代史上的三件大事做了一番新的解读，读来新意迭出。
    尤其是作者对第四章“构建新秩序”中，将英国人关于中国的资料收集和认识工作称为“文书工作”和“帝国档案”，并认定其在英国人改造中国方面起到关键的作用，另我辈汉学史的学习者眼界大开。之前长时间受帝国主义侵华史书写方式的影响，把汉学视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之一，未见深究；近来的汉学史研究似乎有意摆脱前者的影响，极少谈论政治事件。何伟亚则是在书写政治史的过程中，解读英国人关于中国知识的积累过程及其影响，在我看来，这部分简直就是一部汉学史。此种的意义或许是在提示——汉学的形成是多方面的综合影响而成的，不能过于强调某一方面，同理也不能无视某些重要的因素。
    不过此书的书名翻译的有些问题——“英国的课业”，有点晦涩，不如黄宇和先生的翻译“改造中国——十九世纪帝国主义的教化大业”晓畅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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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historytourism.scu.edu.cn/history/news/news2007/news20070717.htm

周锡瑞曾经对何的《怀柔远人》一书发表过严厉的批评。对此周教授认为，何伟亚不在场不好说。不过接着他还是说出了自己的意见。依然坚持几年前对何伟亚的批评。认为自己对中国乾隆年间的文件的解读和何伟亚有绝对不同的看法。何伟亚把清代整个政治文化环境理解错了。而这个和他的中文基础有关。他进而指出，何伟亚这些错误的原因是何伟亚本身不是中国史出身，念博士是英国帝国史，没有达到研究中国所需要的基本训练。但周认为何伟亚的新著《英国的课业》，倒是不错，对英国人的意识形态，写得非常好，而认为何伟亚作为历史学家也有好多可取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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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oiegg.com/thread-486266-1-1.html

读何伟亚著《英国的课业：十九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课程》ZT
http://bbs.gxsd.com.cn/viewthread.php?tid=137306&extra=page%3D3
超越中国中心观的研究取向——读何伟亚著《英国的课业：十九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课程》
English Lessons: The Pedagogy of Imperialism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and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3. 英国的课业：十九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课程作者：（美）何伟亚译者：刘天路、邓红风审校：刘海岩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时间及版次：2007年12 月第1版

有留意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取向习惯的学人或许可能发觉，在大陆学术界一贯存在追崇西方的趋向．而西方在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上所持的取向却一直都在变更，或可用＂你方唱罢我登场＂一句概括．大致的情形，柯文先生曾在《从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一书中有了很好的阐述。不过，柯文著写此书的立意恐怕更多地还是在于对以前以及当前美国学术界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取向方面存在的问题做反思，并籍此倡导“中国中心史观”。对于其间存在的问题以及当前中国学人热倡此说进行研究而忘却此说的预设等情形，罗志田先生曾专门著文进行论述。

应该说，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理应“以中国为中心”，如此为之尚能更显本位。然而中国近现代史肇端于特殊的历史背景，又决定了我们不可遗弃外国人（主要还是欧美人）的踪迹。当然这是理想的情形。常态下的历史研究自是从事研究的学人们在主观意识下的产物汇合。其间的是是非非评论当是后辈学人要做的事情，如是不断复演，自然朝着呈示真实的客观历史方向迈进。

另外，同中国大陆学界力倡“ 百花齐放”，实则大体尊崇一统的风气相反，西方学界或更能“百家争鸣”。一个比较新近的例子便是，正值柯文“中国中心观”渐得认同的同时，超越其取向的另一取向则也横空出世，这便有了何伟亚的《英国的课业——十九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课程》。

对于何伟亚的认知，起自他10多年前的那本《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他以后现代化的研究手法解构习见的现代化建构,确实给众多中国学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而列文森奖的授予以及学人们的相应回应足见其影响。

《英国的课业》是其新近出版的专著。此书把中国嵌入到19世纪殖民主义的历史之中，指出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不仅仅是枪炮、商品和各种侵略行为，它还是一个文化过程，一个需要被征服人民自愿去接受的“霸权工程”。正是为了实现这样的霸权，19世纪在华帝国主义通过武器的强制和语言的强制这样软硬两个方面，对清政府和人民进行“规训”，“教育”他们在一个由欧美列强支配的世界里，应该如何规范自己的行为，并使之从属于其中而变得自然得体。

全书除导论和结论，以时间为序，共分3部分9章（第一部分第2次鸦片战争3章、第2部分 1861-1900年间2章、第3部分1900-1901年4章）。

此书一秉其一贯风格，超越“中国中心取向”，从西方列强构建新帝国的全球性历史进程的视野，探寻在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独特性及其与其他殖民环境的联系，对我国学者和读者老说，在资料、理论、方法和视野等方面，都有一定的启发性意义。

不过，我读完之后尚几点感触。
其一是对该书标题“英国的课业”翻译的商榷。从刘天路先生在书后写的译后记，可知这一翻译得自于罗志田先生在《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译序的翻译。不过，仔细拜读此书，很显然在“English Lessons”与“英国的课业”间存在着一定的出路。虽然书中的主要文献得自于英国，而且正如我们所熟悉的那样，在那个时期尤其是在那个时期的中国，英国不仅仅是英国，她实是一种标志，一种列强（如按书中所言，是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在华利益的代表。但参与“授课”的人员却不仅仅是英国人，此外还有美国人、法国人、德国人和俄 国人，而且作者所陈示的“课业”的许多事例中，美国的成分很显然并不英国少。事实上，“English Lessons”该怎么翻译，关键在对English的理解。有关English，其实其词义有“英语、英国、英国人的、英语的“等多种，结合全书的内容看，似乎用”英语的课业“或更为稳妥，第一是因为英国和美国都是以英语为母语；另外英语在当时是世界各国交往的国际语言，代表的是一种权势声音。

其二，视野的变更盘活历史，开启重新反省我们自以为认知清楚的历史之路。在学术研究中，视野的变更，常常能够将以往在占支配地位的历史叙述中被压抑并被边缘化了的那些内容或层面凸显出来。本书即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本书不以以前习见的视角和研究取向看待列强在19世纪中国的所作所为，并以超越现今正在流行的 “中国中心取向”，重新探寻了以往的认知。不管其间瑕疵优良如何，至少向我们展示了视角变更之后所能取得的效果，启发我们重新思考一些旧有的问题和认识。

其三，资料的引述方面更值得注意。历史研究尤其注重资料。尽管在历史研究中一直存在着是“资料先行还是理论先行”的争论和困惑，但资料一直占据着极其显要的地位，缺少之的历史常为历史学人尤其是历史研究的工作者认为是“无米之炊”。但对于什么可以作为历史研究的资料，亦存有很大的争议。从文字记录的文献、档案等到地下的历史事物遗存，从可见可摸的事物到可听可传闻的口头传说，从当事人的日记、回忆录和言辞到意识形态淡薄的保障杂志等等，无一向我们陈示了人们心中关于什么可以当作史料的心路历程。何伟亚先生则向我们展示了新的引用资料途径。他除了按照学术界公行的规则，运用以往的原始资料、后人的记述等以外，还大量引用我们常常忽略的旅游游线路图以及网络上流传的讯息。

总之，这是一本可以观读的好书，在资料、理论、方法和视野等方面，对我们尤其是中国大陆的研究学者而言，都有一定的启发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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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

［美］何伟亚著，邓常春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James L. Hevia. Cherishing Men from Afar: Qing Guest Ritual and the Macartney Embassy of 1793, Durham &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5.

何伟亚(James L. Hevia)，芝加哥大学博士，现任北卡罗纳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也是该校的国际研究计划主任，在中国与欧洲列强关系19以及世纪的事件怎样影响当代中国人观察世界的方式等领域发表过不少论文，目前完成中的一本书《英国的课业：19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教程》（English Lessons: The Pedagogy of Imperialism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则是探讨英国怎样试图将清帝国转化为其心甘情愿的伙伴以保护英国在亚洲的利益的。

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访华这一在当事人看来并非特别重要的偶然事件,后来却引起西方史家的密切注视，产生出各式各样的诠释。占主流也比较不那么牵强的看法是一个为贸易所驱动的英国的(帝国主义)扩张与一个傲慢且自视为世界中心的中华帝国相遇并(因文化误解而)发生冲突；由于(顽固的)清廷与英使在是否按常规朝贡方式行三跪九叩礼这一问题上的争执,使团最后以失败告终。此事的失败体现了中国对外部世界的漠视和无知,最终导致了对中国极为不利的后果。

《怀柔远人》一书对既有的关于马嘎尔尼使团的诠释提出了挑战，体现了这一研究领域的新进展。《怀柔远人》全书分10章。第1章阐述作者的后现代主义研究取向及其思想资源,并对既存的(主要是美国的)关于清代对外关系的研究提出了批评。最后一章通过讨论马戛尔尼使团在不同时期(主要是西方)的史学及非史学的表述中的演变进程,指出从马戛尔尼时代开始的现代主义观念当时就影响了对马戛尔尼使团的认知和诠释(因而带有偏见),并且至今仍在影响整个中国研究甚而整个史学领域。针对这一点,作者最后提出了矫正此类现代主义影响的后现代主义史观。

具体探讨史事的是第2-9章。第2章将18世纪的清王朝建构为一个文化、政治和种族都呈多元化的广阔帝国,并探讨其对国内不同族群及对外国的政策。作者认为这一政策的基础是清代的“宾礼”,并在第5章中进行了详细的剖析。第3章转向英国,从学术思想等层面构建18世纪英国的文化和政治语境,并从当时马戛尔尼所属的英国“知识贵族”对世界、中国及国际关系的认知转入马戛尔尼使团的筹备。第4章接着从英方记录考察直到马戛尔尼觐见乾隆帝为止的使团活动过程,而第6—7章则从中方记录考察这一过程。第8章结合中英双方记录考察马戛尔尼使团在觐见后的余波。以“《宾礼》与外交”为题的第9章其实是全书的结论,将双方对同一事件颇不相同的因应与记载上升到两个几乎截然不同的观念体系,即英国的“主权平等”外交观与清朝的“差序包容”天下观的碰撞。

何伟亚认为：今日存在的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关系是16世纪以来欧洲全球扩张的产物,并已成为一种“自然化了的霸权话语”。同样,像过去那样在研究方法上“把西方客观主义的理论特别是社会科学的模式运用于非西方材料的研究”,恐怕也有些“自然化了的霸权话语”的意味。

他特别针对结构――功能体系理论、“对礼仪的社会学研究方法”、以及华夏中心主义观三项与中国研究相关的西方流行理论进行批判性反思。集三者之大成的是以费正清为代表的用“朝贡体制”来解释“中国的世界秩序”的系统观念,由于这一观念隐含的“西方先进/优越”而“中国落后/低劣”的先入之见,最后的逻辑结论自然是“满清政府既要为它自己的崩溃负责,也要为西方的炮舰外交负责”。何伟亚提出两个新的认识途径:一是他所谓的“以满清皇室为最高君主的多主制 ”(multitude of lords),这才是清王朝对其帝国的想象(imagining of empire),而不是什么“朝贡体制”;二是其著作的核心观念,即应多注重清代的《宾礼》。

何著在西方世界(北美和西欧)引起了相当广泛的关注；一本关于清代中国的著作短期内已有十余篇不同领域的书评，实不多见。即使对何著持有不同看法的评论人，也基本承认何著颇有创新之处，是相关领域里一本必读的参考书。《怀柔远人》终在1997年获美国亚洲学会的李文森最佳著作奖，证明了学界对该书所持的肯定态度。

 摘自罗志田，《后现代主义与中国研究:＜怀柔远人＞的史学启示》，《历史研究》，1999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