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之苍苍第二部

长篇小说《天之苍苍》(三部曲)第二部　　

　 　

力 尽　　

　 　

　 　

　 　

沙黑  著　　

　

　 　

　 　

我得重下海去,　　

去那寂寥的大海和长天；　　

我要的只是一艘高高的航船，　　

一颗星星为我导航。　　

—— 约·梅斯菲尔德　　

　 　

　 　

　 　

　 　

                     目录　　

　 　

　 　

1, 女牢（之一）-----------------------------------4　　

2, 女牢（之二）----------------------------------12　　

3, 女牢（之三）----------------------------------20　　

4, 沉渣------------------------------------------26　　

5, 力尽（之一）----------------------------------35　　

6, 力尽（之二）----------------------------------48　　

7, 力尽 (之三)-----------------------------------61　　

8, 力尽（之四）----------------------------------72　　

9, 力尽（之五）----------------------------------85　　

10,力尽（之六）--------------------------------- 96　　

11,力尽（之七）---------------------------------105　　

12,力尽（之八）---------------------------------112　　

13,力尽（之九）---------------------------------127　　

14,力尽（之十）---------------------------------136　　

15,服刑-----------------------------------------147　　

　 　

　 　

　 　

　 　

　 　

　 　

　 　

　 　

　 　

　 　

　 　

　 　

　 　

　 　

　 　

第一章  女牢（之一）　　

　 　

    她这是被关进看守所了。她怎么会有坐牢的一天的？奇怪啊！这是真的吗？　　

    乔丽！你要好好反省，你怎么会这样的！　　

    一个女的公安人员在铁门外关照了她这一句，转身走了，背影多么挺拔，秀气。那也是一个女人，多么不同，多么幸福。她太惨了，她是毁了！她真的是坐牢了。坐牢！哈哈！　　

    好茫然啊！她像一只球，滚啊滚啊，停不下来，现在一下子停下来了，安静了，好像也清醒了，知道以前都是做梦一样活着的，而且活错了。是的，她怎么会这样的？她也不知道啊！但变成这样的，的确是她自己，是她这个人，不是别人。　　

    让她好好想想……　　

    她是从同事们异样的目光里开始知道的。本来总是正常的眼神，看她好像是在看一个可怕的、要远远躲开的东西了，有所同情、而又认为不可以有这种同情，也包含在那些恐惧的目光里，她都感觉到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她到盥洗间去照了一下镜子，她并没有什么改变，她还是那个所谓“男人爱看、女人也爱看”的乔丽。她感到害怕，感到委屈，哭泣起来。　　

    是一个年龄较大的女同事走来关心她，乔丽，你怎么哭了？你都知道了吗？她才大为吃惊，知道？我知道什么呀？为什么大家用可怕的目光看我？说到此，她突然想起了她的家，她的丈夫和孩子，难道是他们出了什么可怕的事？她想到的是某些突然发生的不测之祸，首先以为是孩子在托儿所出事了，啊，我的孩子！她几乎就要朝外面奔去。　　

    女同事伸手拦住了她，同情而冷静地对她说，不是孩子，是郁平。郁平？他怎么？她急着问。他被开除公职了，组织上查出了他有严重历史问题。历史问题？什么历史问题？她惊恐着。解放前有一个地下党员被国民党杀害，是他告的密。女同事终于说了这样可怕的令人头晕目眩的事情。　　

    她简直不能相信郁平会做那样的事情，郁平不会是那样的人！不，不可能……她喃喃地说着，可是她自己心里也很快就相信了，这样的事当然是有可能的呀！电影上不是早就演过吗，一个看上去端端正正、温文尔雅的人，原来却是藏得很深的恶狼一样的特务，或者，是个曾经被拉下水、做过坏事的可怜虫，后来隐瞒不下去了，必须受到惩办，这样的人往往是知识分子……郁平就是这样的人么？她的丈夫就是这样的人么？有可能，有可能的呀，组织不会弄错的！她忽然失去了所有的力气，也失去了所有的信心，感到自己的一生全完了，她倒在女同事的臂膀里……　　

    多亏那个女同事的劝说，使她恢复了一些气力，试着能面对可怕的现实。接着，院领导派人来叫她了，她马上猜到了谈话内容。她这就去接受她的已经知道了一点的可怕现实。灾难降临头顶，幸福离她而去。她将不是从前的她了，而成为一个不光彩的、活该遭人唾弃的人。她将抬不起头来，她是某种“分子”的家属了。她就像站在她必须下去的一个入口，那下面冰冷漆黑、肮脏发臭、深不见底、永无出头之日、绝无任何希望！　　

    她到了院领导那里，一路上她流着眼泪，昏头昏脑，而且几乎绊倒。她终于从院领导那里正式地知道了一切，无形的看不见的那片黑暗，将她团团笼罩住了，命运的利爪将她紧紧抓在冰冷的手心，把她送进了她必须进去的入口，她连挣扎也没有，只有听天由命。她用着自己全部的力量让自己不至于因为绝望而瘫倒，并且能自己走出了领导的办公室。眼前一切对于她已经不同，好像是看着一个陌生的世界，惚恍着，明亮刺眼。　　

    所有的人，包括刚才还帮助过她的，都离开她远远的了，她好像立即满身带上了最可怕的病毒，最好是把她隔离开来，可是人们又不这样做。她今后说话要留神，不可随便；她的工作更要严谨，不能出事；某些场合某些事情，她应该主动后退几步；而另外一些场合和事情，她却一定要比别人积极。如此等等，一下子，她都无师自通地想到了。　　

    她好不容易坚持到了下班。她强作镇静，怕看别人，也不敢企盼别人的关心和安慰。事实上，谁也不来跟她说一句话。这一切都在告诉她，她确实已经是她自己所明白的那种人了。　　

    她到托儿所抱了亮亮。苦命的孩子。她流着泪。但亮亮是不懂的，那时亮亮出生才半年！她抱着这小小的一团，急步地走。她只想快点看见郁平，她恨不得把手中的亮亮扔到他脸上去！他这骗子，他既然有那样严重的历史问题，就不该装得那样好，不该追求她，不该来害人！她是多么幼稚，多么不知道社会啊。她成为一个牺牲品，成了人们的笑料和既可怜又厌弃的对象！她急步走着，急于回到家中。她克服着一种恐惧，想着那被揭露出可耻历史、狰狞面目的郁平，会是什么样子的一个人了？　　

    一脚跨进家门，她和郁平四目相对，她的怒气、她的恐惧，却忽然都从她心中消失。郁平还是原来的郁平，没有什么不同，而郁平眼睛里的痛苦却揪着她的心！　　

    是真的？是真的吗？她问了他这一句，好像一切都还可能是假的。　　

    郁平说，他们弄错了。　　

    郁平不愤怒、不着急，好像反而很理解、很宽容似的。 　　

    她的心一下子告诉她，郁平还是原来的郁平！她有些放心、有些同情地看着郁平，一刹那间想到了无数未来的内容，并且意识到，他们得面对一段艰难时光了；而她，应当以一种坚韧的毅力跟郁平共渡难关，这坚韧的毅力原是潜在于她的身体里的，是每一个妇女都有，并且都可能有一天用得着的。　　

    她似乎已经无条件地相信了郁平，并且像郁平一样，已经理解了一切，但忽然，她心里又乱极了。这时，她发现郁平竟然前所未有地忙了一桌好菜，那意味着什么是不用说的了，她万感交集，抱着亮亮冲进卧室，呜咽哭泣起来！　　

    她终于顺从地坐到了饭桌旁，听郁平解释着，她心里让她相信郁平所说的一切，相信他是被冤枉了；一时失去的力量又回到她的身上，她是一定能经受生活的这种特殊考验的，一般的人想有这种考验还不可能呢！郁平向她保证说，他很快就能得到平反，他是清白无辜的，这些话也给了她很大的安慰，她必须跟郁平风雨同舟。　　

    可是当郁平说到他第二天就要被遣送原籍农村，离开她和孩子，她又控制不住自己了，觉得她刚才想得太简单，而事实的严重却是她想象不到的。她不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很不好听的话，也不知道自己怎样就丢下筷子，疯了一样在屋子里走动，哭泣！关于郁平将被遣送农村，医院领导找她谈话时没有说，不知是他们忘记说了，还是她没有注意听到，总之她没有这种思想准备。生活到底还要她接受多少东西，她甚至一点也不明白了，反正一切将很坏、很糟、很惨，并且谁也无法帮助她。她真难以想象今后怎么在已经可以想象的无形巨大压力下生活！　　

    他们对我是结论不符合事实，处分不符合结论，处理又不符合处分，将来总要纠正的，他们一定要给我彻底平反，纠正这一切！　　

    郁平一开口，她就又得到了一些安慰。那诚实的声音，那一出口总有几分深刻的语言，都在她心里起作用，使她又觉得，郁平还是郁平，只是那些做这件工作的人弄错了。就这样，她似乎也就进一步具体明白了她的现实，承认郁平不但要被暂时地开除公职，而且要被暂时地送到农村去，而她也要暂时地处在一种可悲的地位。所谓将郁平开除公职、遣送原籍，大约还意味着一种特别的宽大开恩吧，因为在结论上，郁平的“罪行”是很严重的，什么都够得上了，却没有那样严重的对待他，正如他说的“处分不符合结论”。但总之，一切因为那弄错而暂时要落在头上的事情，都得接受，不接受也不行。　　

    在审干当中受到冤屈，这样的事情是难免的，也是历来就有的，以后会有一个甄别、纠正、平反的阶段，你放心，多少大干部都经历过，甚至经历过不止一回，这就是在内部搞肃清的运动，从井岗山就有，就像一个人的身体内部要有新陈代谢一样。这种时候只有服从，只有等待，会有弄清楚的一天，除了相信组织，别的也没有办法，要冷静，不要失去信心，不要自暴自弃。　　

    郁平说的这些，她闻所未闻，她根本不懂，但她倒乐意听到这些道理了，那种大祸临头、可耻可悲的压力顿时也轻松了许多，因为好像没有那么可怕了。　　

    我也不是机械地消极地服从，我是要积极进行申诉的，如果驳回，我还可以向上级组织反映，直至反映到中央。我是有这个权利的，即使是坐在牢里的人，如果是冤屈，也可以通过他的上诉得到平反纠正。听了郁平这话，她好像更有了希望和力量。但郁平把他写好的申诉书给她看，她却一个字也没有看得进去。那的确写满了几张纸，她没有理由不相信他，她应该给他这个申诉的时间，生活原是可能有灾有难的呀……于是，她倒为他准备起行李来。　　

    尽管她暂时平静了一些，她心里却是百样滋味不住地翻腾！不管怎样，灾祸是切实降临了，一种衰弱越来越深地在全身蔓延。摆在眼前的是，几个时辰之后，郁平就要被送往农村去了，他将怎么吃苦，她看不到，但他是这个家的一大半，他走了，她怎么办？她首先得一个人挑起生活的担子，面对孤独，还要面对社会……　　

    那临别的一夜，她精神疲惫而麻木。她蜷缩在郁平身旁，什么也不想，心中好像在同死去的什么告别，又好像死了什么一样。郁平有问题也罢，没有问题也罢，她好像都不管了，郁平只是她的男人，她现在依偎着他，她怕失去他，但她就要失去他了，所以她如此无条件地依偎着他。她什么也不是，她只是一个女人。明天她的男人可就要上路了啊！生活倒好像因为这样而品到了滋味。但她不要这滋味，她害怕将来，她不要天亮！　　

    天却一点一点地亮了，把一出好戏上演给她看。郁平实际上是被押解而去，那样尴尬，那样惶愧，又那样艰难坚持着一点点尊严，不是为了他自己，而是为了正在看着他的背影的她。那崩溃的继续崩溃，那开始了的更成为事实。她望着人去之后远处空荡荡的地方，她的心好像被拿走了，她站着的地方也好像塌陷了，看不见的乌云在无形中完全罩定了她，天色也好像暗淡了一些，尽管她看到有邻居正走在早晨的阳光之中，那阳光也好像是阴阴的了。她瘫坐下去，手中还抱着孩子，这孩子成了她的生活的唯一的果实，是个苦果！几个月的小东西静静睡在怀里，好像是一种嘲弄，好像是一种惩罚，又好像是一付镣铐！她忽然恨得拿起孩子瘦弱的小腿狠咬了一口，孩子被刀扎一样尖声哭了起来，她也泪如泉涌，哭泣呜咽！  　　

    她是什么？她出生，长大，受教育，这样地嫁人，生活，似乎幸福过，但下面就要捱苦了，有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在等待着她。马上她就要一如以往去上班，但她的一切都已经完全地不同了。人是生活在意味中的呀，这意味好像是由别人给你决定、而你只能接受、品尝，你想不在乎、不承认也不行。她真不必看重自己，她即使看重自己又怎么样？她从来只不过是服从着生活的摆布，即使当时嫁给郁平，其实不也很盲目？一切都是人之常情罢了。她太渺小了，她本来就是非常渺小的人。她是医生，懂得一点自然科学的道理，知道就连她的生命之所以有，也不必太看重，那只不过是某种自然规律，甚至可说是个偶然……　　

    一切的感觉，一切的意义都不同了。过去，当她抱着孩子走向托儿所，步步都有甜蜜，自从那天之后，步步都踩着悲哀了。过去，她轻松愉快，一个一个的就诊者，她不知不觉就看掉了，而后是想着孩子，想着回家，自从那天之后，她但愿不要有人来就诊，同时，她又怕下班，好像愿意永远留在门诊室里。过去，她给人看病，认真负责，半天下来，并不吃力，自从那天之后，她要求自己谨慎小心，别出差错，一到下班，如释重负，心力交瘁。过去，她完满自足，觉得世界也完满自足，她微笑、和气、心情宁静，她无求，也不争、不傲，后来，她心中塞满的好像尽是废墟、垃圾，什么样的坏心情都有，发出酸酸的气息来。现在她只能勉强算是镇静的，人间在眼中有了以往不知道的深度和复杂性，她想到自己以前活得是太天真、太无知、太浅薄、太可恨了。过去，她当然也尊敬领导，那只是出于一种常识，现在，她尊敬领导，却好像是因为恐惧，她总是感受到无形之中的压抑和贬低。她活得越来越累，天空有时在眼中摇晃，世界有时变得不可思议。她还是她，可是她好像被从人群中区分了出来，她只是厚颜地混在人群之中故作镇静罢了。她一天一天地不再认得自己，对自己越来越陌生……　　

    郁平走后，时光一日一日过得很长。当她下班之后走向宿舍，当她一人在家，她渐渐感到她已经不配住那样好的房子了，似乎四周别人的私语和目光里也大有此意，她自己甚至也很想搬出去，最好是住到亭州最普通的街民们当中去，在一条不为人知的小巷里静悄悄地安身，就像受伤的和有病的狗总是狐独地躲到角落上去一样。她的这个愿望虽然没有说出，却很快实现了。医院行政科找她说，要调整住房，要请她移一移地方，并且第二天就来帮她搬家。这自然是情理中的，也是她预感中的，唯一的缺憾只是没有等她自己提出来，而有点扫地出门、很不客气的意思了……她走出行政科，觉得眼泪就要掉出来了。　　

    既然她以前住得心安理得，她现在就不应当有怨恨，因为让她住和不让她住，依据的其实是同一个道理。行政科帮她搬家，虽然她有那么多的思想准备，但是，她仍感到惊心动魄，打击是尖锐而沉重的，是无情的。她抱着孩子，可怜地站在一边，心中继续着一种崩溃的过程。　　

    门口和路边站着一些闲人，看着她实际上是被赶出花园洋房的这一幕。她听到一句话说，“先赢后输，拍拍屁股走路”。这大约算是对她的人生的一个总结、评论。那么她曾经无非是用女性的青春做赌资，赢得了郁平这个可以住花园洋房的男人？可惜的是，现在又输掉了。不，她记得当时不曾有这种投机的和诱惑的意识。可是，当把自己交给一个男人，迈出人生最重要一步的时候，对生活条件确实不能说一点也没有考虑过，只不过因为不成问题，而几乎无须考虑，所以也就好像没有考虑过。这样看来，决定跟某人结婚，就跟果断出牌一样，有赌博之意。人们一般不这样说，人们对待婚姻只有庆祝，喜气洋洋！用庆祝掩盖了一切，那时候是不着兴往深处想、往深处说的。人实际上是自骗、骗人，自欺、欺人的，多么虚伪而又无可奈何啊！闲人的刻毒的话是对的，是一针见血的。输掉郁平，她也就等于输得光光的了，她虽悲痛，别人看了却有快意。现在，她只有任随别人怎样讥笑、污蔑。这就是做人、尤其是做女人的悲哀啊！　　

    行政科的人把房子上了锁，她的美好时光、幸福生活，也就关闭和没收了。她和那房子默然告别，人们一声不响看着她离开。她如此倒霉、遭逢恶运，即使人们对她有所同情，又能怎么样呢？　　

    那天，她跟在两辆板车后面，出了医院大门，至于又有多少人目睹了她的惨相，抱着何种观感，她已经无法在意。曲折而行了不知多少路，一条浅巷顶头的一间小屋，就是安排给她的新居，与前所居住的洋房和环境，形成的巨大反差，在进一步具体向她说明：她应当怎样认识自己和世界。　　

    她的青春当然做过许多美梦，但从没有想到她会有这么一天。那简陋小屋，给她以孤独凄凉，命运像小丑向她做着鬼脸，在她记忆中的所有美好彩图上肆意涂炭。她挣扎，像垂死的人一样本能地抵抗着，搏斗着，要战胜命运这个小丑。不管怎样，她总不能从此活得不像个人样，有许多东西她要像阵地一样坚守，比如仪容、衣着，哪怕她在这崩溃中被抛落到更低的地方去……　　

    当年，她在体育专科学校医务室，就像天上月亮，所有的星星都仰望着她，但所有的星星都被无形的力量规定了矩离似的，没有一颗可以停留在她的身旁。那些教练员、运动员，好像在发出无比的热量，远远近近地烤着她，他们的闪光也使她眼花缭乱，每天都有一些人为一点小事到医务室来走一走，有意眩耀他们的体魄和肌肉。当时那种情况，让她觉得她非得解决个人问题不可了，不然真有不得安宁之势。就在那时，郁平出现了，在体校的环境中显得大为不同。一个有学问的人，一个不肯去当校长、却来当基础课语文教员的人，年龄不算大、级别却较高，金光闪闪，甚至有几分神秘莫测，简直是为她而出现的。当他向她靠拢来时，她就让他在自己身边停留了下来，她幸福地依靠着，觉得自己也大放光芒！　　

    可是，那个了不起的金光闪闪的郁平，当时大家都认、她也认的，现在，大家都不认了，都可以对此不负责任，她却不行，她还是要认，她要把一切的责任担负起来，她得受到社会的歧视和人们的鄙薄，只有她是活该。对呀，那洋房不是你住过的吗？你是跟着享了福的。怎样享福，就怎样受罪！怎样赢的，怎样输，很公平的事情啊，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又能抱怨谁呢？如果她当时随便嫁给哪个三级的运动员、教练员，现在看来，也比嫁给郁平好几百倍！知道的人们一定会这样说的。　　

    她的确试图重新来一次，可是她更加惨败，更加可耻，永无得救了。弄得她自己坐了牢的，并不是郁平，而是她自己！她竟然坐在牢里成了犯人！假如郁平的案子真是冤枉了的，假如郁平真的有获得纠正的一天，她对郁平、对自己，该怎么交待呢？她现在深深感到自己在某一基本的方面还没有长大，可是，社会并不这样认为，社会认为你不可原谅。你早已是成年人了，你是一个医生。医生能为人治病，就理当懂得一切。于是，她被送进了监牢……　　

    ……四周全是老旧的平房，都有几十年、上百年的历史，屋上矗立着瓦松，墙头上长着狗尾巴草。一家挨着一家，墙连着墙，屋接着屋。一条条互相沟通的小巷，人们从中走出，又消失在其中。和这些人们生活在一起的，除了猫，狗，鸡，还有蛇，鼠，虫，它们悄悄爬行。男人们改不了看她时的怪怪的目光，里面有太多的欲望又有太多的懦怯，这懦怯压抑着他们的欲望，使他们好像反而怕她，真是好笑。可是实际上她怕他们。她觉得他们只要有机会就会扑上来把她揉碎、搓烂，然后四下散去，装作什么事也没有。　　

    果然，在后来的日子里，半夜会有人轻轻敲她的窗户，吓得她透不过气来，菜刀就压在枕头底下。每天，踏上回小屋的路，她就觉得自己是去经历一次致命的危险。当她进入那条小街，走进那个巷口，就会有一些贪婪荒淫的眼风扫向她。有些男人提前地守在巷口，而又装得若无其事。她进屋之后的第一个动作就是赶紧关门，然后是让自己喘一口气。在小屋里，夏天的洗澡成了一场严密的布置和防范。睡觉前，她必用手电筒把每个角落都照一照，虽然小屋里根本藏不住人，但如果藏着一只猫，也会把她吓死。即使是大伏天，她也上下穿得好好的、扎得紧紧的，才能睡觉。这些，就是她过的日子！一个罪人的老婆，一个只带着怀抱中的小孩的年轻女人。她有时觉得自己的苦恼堆积得快要让她窒息、发疯，她几乎就自暴自弃过，在一个雨天的半夜，她只穿着汗衫裤衩站到了外面，希望有一个最强大的野汉子闯过来把她强奸了！但她又猛然惊醒，赶紧回屋，关上门，压抑着自己的声音，大哭一场……　　

    每天夜晚，寂静中会突然响起一个沙哑粗浊、拉长了的声音，反复在喊：喂，四防二保，防火，防盗，防止反革命破坏！她的心吓得跳跳的，感到小屋外面危机四伏。后来这声音也就使他心安，因为这使人感到有强大威严的力量在注视着人间的秩序和安全。　　

    到那间小屋居住之后，她对郁平渐渐失去了信心。郁平得到的处分决定，盖的是市人委的红色大印，不知经过了多少郑重的调查研究，何止一个人在严肃地工作，涉及何止一个部门，人家都错了吗？在组织和郁平之间，她当然更应该相信组织。郁平临走时说的那些话，很可能是在继续骗她，是死要面子。想到她竟然嫁了这么一个人，她不但伤心，而且毛骨悚然。她已经进一步知道，郁平的性质是反革命，只不过是作内定处理。郁平是一个内定的历史反革命分子。天哪，“反革命”这三个最可怕的、但本来与她绝不相干的字，竟然与她有了这样密切的联系，过去她怎么能知道？如今她怎么能想得通啊！　　

    有一天，她的那个老同事（周医生）把她悄悄叫到一边，问她可知道郁平家里的情况？她这才发觉，她对郁平几乎是一无所知。她很惭愧地低下头，无言以对。她于是知道了，郁平的哥哥在解放区就作为特务被除奸、也就是被枪毙了，而郁平的家庭出身是大地主！听到这样的情况，她感到自己就像什么似的全垮了下来！崩塌了的继续崩塌，降临了的更严重地降临，头上的乌云更黑更浓，寒气浸身，她下了地狱、下了深渊、永世不得翻身了！　　

    周医生同情地叹着气，其实也是在责怪她，当初怎么就不查查清楚，凭着表面现象就嫁人的呢？可是，那时她怎么可能懂得这些东西啊！　　

    郁平是一个越来越黑的人了，父亲是大地主，哥哥被镇压，本人是内定历史反革命，多么可怕的家庭，最黑暗的角落，最晦气的地方，她竟然就陷在了里面！她才二十多岁，她就这样完结了吗？她悲痛，悔恨，可是，婚姻是她自己决定的，她能怪谁呢？她只有自己向隅而泣，真是一个可怜虫，提供给别人作为笑料和教训！　　

    可是，郁平总是带着一丝光亮在黑暗的尽头出现，让她怜惘，让她幻想，因为郁平是留给了她一些好印象的，他的本色只是一个读书人而已。她于是也就体会到，或者说认识到，一个反革命分子，当他和你日常相处时，完全可能是一个正常的好人，乃至比一般人还好，只有揭露了他的反革命面目之后，你才会知道他的实质。啊，难怪他不愿意担任领导工作的呢，校长、主任都曾经推辞不当，只要当一个普通教员，原来他是心中有数、心中有鬼啊，这也可算是老实、本份吧　　

    在这种反复的思考中，她觉得自己冷静下来，也比以前成熟些了。以前的乔丽已死，新的乔丽在换上一颗比较坚硬而又无情的心，但仍无法摆脱悲伤苦恼。她感到她不能再把郁平当作自己的丈夫了，她不可能和他再有夫妻的关系，最多也许还暂时存在一点点所谓义务。她觉得她已经能够用冷静的态度看待郁平。她想，她还得耐心等待一段时间。但她等待的是什么呢？她对自己的内心不免有点吃惊，她等待的是郁平的所谓申诉被否定的一天！那时他的问题将更为确定无疑。在她的意识里，已经倾向于不相信郁平了，只盼着郁平自己向命运彻底投降，也终于向她承认自己的真面目！　　

    分管行政的王副院长一头钻进了她的小屋，那是傍晚。他四下打量，问了些生活上的情况，说条件是差了些，一人犯法一人当，老婆孩子可没犯法。王副院长的话胆大得令她听着害怕，直率的同情却叫她感动。但她是警觉的，因为这个“花草院长”有个易犯所谓生活错误的不好的名声，据说如若不是这样，按他的资格能力，远远不会委屈在副院长这个职位。说实话，如果不是带着这个不好的名声，王副院长倒是和蔼可亲之人。　　

    王副院长说，他是不放心，顺路来看看的。他表示要去为她想想办法。她的心提到了嗓门上，她不知道王副院长下面会不会向她提出什么非份的要求，而天也已经黑了，她明显感到自己女性身份天然似的弱小，她心里真是暗暗地怕极了，她怕自己没有抵抗这个人的力量，他虽然和气礼貌，却是高大剽悍，只要他扑过来抱紧她，她不知道自己将会怎样，她可能会屈服的。但还好，副院长告辞了，走了。她惶愧了好久。　　

    过了几天，副院长又到了她的小屋，说门诊时间不便于把她叫离岗位，所以还是下班以后顺路来告诉她，房子已经为她找到了，两小间，吃饭和睡觉的地方可以分开来了，还有一个小天井可以晒晒衣服，给别人嫌小，给你正好。你就写个报告，直接送给我，不要交给别人，到时我再安排人帮你搬家。她望着副院长粗犷的脸盘，只觉得他质朴诚厚。心里不由得就想感谢他，但确实不知道该怎么感谢。副院长看出了她的心思，说，这是我的工作，人与人之间不管怎样总要讲点儿同情吧？他叫她明天下午抽个空，把报告送到他办公室去，不要叫别人代劳，以免误事。　　

    她如约到副院长办公室去了，一个小孩子似的工作人员告诉她，副院长家里来了客人，关照过了，让她把报告送过去。　　

    她心里格登就是一响，因为副院长的宿舍是有名的，她听人们在窃窃的谈笑中说起过。副院长魁梧有力，从前当过骑兵营长，她在副院长面前，还有什么招架之力！她已经想象得出副院长像老鹰叉小鸡一样叉住了她！不，她不能去！她越想越怕，越想越羞耻，就把报告丢在办公室，回门诊室去。一出来，她就遇到了周医生。周医生站住了，不胜惊讶和恐惧似的看着她。好像是因为看到她是从王副院长办公室出来的。她一软弱，竟然就倒在周医生怀里，她哭了起来，抽泣得停不下来。但她又无法回答出了什么事，她揩掉泪水，说，我只是痛苦，说不出的痛苦。在周医生追问下，她就把房子的事说了。周医生说，他不可能无缘无故的同情你。他如果给你换房子，你心里也不要特别感谢他，因为这是应该的。领导应该在可能情况下改善我们的居住条件。你的报告已经丢在他的办公室就行了，他如果没有下文，不提换房子的事了，你也不要问他了，就算没有这回事吧。这事情对别人不要说，我知道就行了。周医生虽然比她也大不了多少岁，却是成熟老练，她只有像个小孩子似的“嗯、嗯”地把头点着。周医生机警地四周一看，把她一拉，说，走吧！　　

    王副院长确实再没有找她，这就证明了一切！有一次在医院里的小路上遇到了，王副院长说，房子我给你留着呢，你怎么不见面？她低着头，说我不想搬家了。王副院长看着她，说，你呀你呀，不识好人心。你的报告我忘记在宿舍里了，你抽个空到我宿舍去一下，我批给你，中午有空吗？把孩子一抱，就到我那里去。她的心不由得怦怦猛跳，脸上火一样烧着，她让自己抬起了头，看着副院长，说，房子的事，你叫行政科通知我就是了。王副院长一愣，随即笑了起来，摇摇头，还是那样看着她说，你呀，你呀！他就很镇静地走了。　　

    这是一次历险，她没有上钩，但她只能被留在了小屋里。她已经被男人们看得较为容易到手。她多么感谢生活对她的“尊重”，生活里的某种无形的法则多么令她“敬佩”！但是，她觉得，也许有一天她会自己主动走进王副院长的宿舍，投入到王副院长粗犷温暖的怀抱里去的，在被占有、被蹂躏的痛苦中，得到自暴自弃的快乐……　　

    自从郁平离开，日常生活对她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想一想她一个人带着这么小的孩子，从早到晚，还要上班，是怎么过的吧，真是一言难尽！她只感到疲倦，疲倦，永远消除不去的疲倦！　　

    就拿水来说吧，过去在那洋房里，龙头一开就有水来了，那是医院水塔供应的深井自来水。可是，在还没有自来水的亭州，住在小巷里，她每天就得去打井水了。越过小街，到另一条巷子里，才有井。距离当然不能算是远，但对于她就不能算近。她每天上两趟井，一大早一趟，来回三次，给小水缸把水存满；中午，哄孩子睡下后，再上一趟井，在井边洗尿布、汰衣服，并且带回一小桶水。　　

    井边不是她久留之地，她是井边的新人，引来多少注视的目光和背后的说三道四。井边有泼辣的家庭妇女，有用暗示的妙语引得妇女们笑个不停的男人，她只有赶紧做完她的事，一走了之。但如果有妇女向她问病，她就得耐心地好好回答她们，万不可得罪群众。　　

    在井边，家庭妇女们说她是“只手人”，说得真是形象，的确，她就像只有一只手的人那样艰难，但这还只说到了她的现实的表面！　　

    有的妇女问她，你怎么不把你妈妈接过来帮你带孩子的呢？问得真是太好了！她们不知道，就连郁平出事，她也还没有告诉妈妈和老家的人，她给妈妈的信上写的总是“一切如常”！假如妈妈和家里的人知道了她的情况，该是多么的痛心！她担心的是，她的如此境况还能对家里隐瞒多久？她自己倒霉也就罢了，她还将使家里所有的人跟着倒霉，她的弟妹们填写登记表时，在“社会关系”一栏里，不可避免就要填上姐夫郁平是“内定历史反革命”了，这对他们的升学就业以及追求进步这些前程大事，影响可真是好极了！他们将怎样地埋怨她呀！　　

    她不但不把她的情况告诉家里，她还决定不回家，对家里能瞒多久就瞒多久。但愿奇迹会出现，郁平没事了，一切都不过是一场虚惊。或者相反，郁平被证明确实是翻不了身了。那时，她是可以跟他分手的。她还年轻，她肯定不能跟一个反革命分子一辈子过下去，她不是那种老思想的、没有文化知识的女人。　　

    也有的妇女出主意说，她可以花点钱把孩子托给人带。但她不想那样做。因为孩子虽然是累赘，她却又不能离开孩子，如果没有亮亮让她忙着，她的情况会更不好，亮亮虽是个孩子，当夜晚睡在怀里，却就像是一个依靠，能给她壮胆。另外，她也不想跟别的人家有什么联系。　　

    日子就这样烦乱，郁闷，困难地过着。如果郁平不出事，随着周末的到来，他们就会找地方去娱乐了，有时参加周末舞会，有时看场电影，然后是筹划怎样过一个有意思的星期天。但如今，她情愿不要有周末和星期日，而让她每天都上班，每天都忙着，不要歇下来。　　

    亮亮这孩子，搬到小屋后不久，就病了，弄得她头昏脑胀。她打了孩子，脱口而出骂了讨债鬼、你早点死吧！孩子大哭着，她被自己的骂声惊呆了，而且，她怎么会骂出这样的粗鄙恶毒的话来！可是她心里确实在想，也许这孩子还是死了的好，长大了在世上做一个出身不好的人有什么意思？她对自己害怕极了，她对孩子多么冷酷无情，好像有一个狠毒的妖怪躲在她的心里，就要这样来主宰她了，她不知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来！她赶紧抱了孩子，恐惧而心疼地哭了起来，不住地喊着乖乖、乖乖、我的好乖乖，用这个来克服心中不可阻止不断涌出的邪恶念头……　　

    想从前，她抱着亮亮走在外面，感到四处射来的都是赞美、疼爱、羡慕的目光，好像路人皆知她的生活简直十全十美，都认为她的孩子可爱极了，孩子的未来也是光明而灿烂的；可是如今，好像人们都知道她的情况糟不可言，她抱着的这个孩子又可怜又讨厌，也绝无好的未来。　　

    她感到她不如她所遇见的每一个女人。人家抱在手里的孩子不管怎样总定然是有一个清清白白的父亲的；人家即使一辈子没有文化知识，收入很低，工作很苦，但总定然是有一个能守在身边的丈夫的；人家可能一辈子也没有住过好房子，也不知道什么叫做周末舞会，但人家就那样普普通通自得其乐，过得比她不知要好上多少倍，她现在想过那种平平常常的日子还没有资格呢！可是她过去接受郁平也并非由于可以得到荣华富贵，她和郁平的生活也不是荣华富贵的生活，只是就他们两个知识分子来说，比一般百姓过得比较宽裕、自如、好像高人一等罢了，然而，回顾起来，确实已经是奢侈、奢侈！而且似乎她本来不该有那样的幸福……　　

    她得到了一个通知，要她于星期天的下午二时，到街道居委会去开会。通知她的是一个老年的妇女，大约是居民小组长吧。她想，她既然住到了街道上，当然就得服从街道上的规矩，知道些应知的情况，尽些应尽的义务。于是她几乎是巴结地荣幸地接受了这个通知，并且按时地去了。　　

    居委会设在旧时大户人家的屋子里。在那里她看到了许多人，都比她到得早，很安静地坐在那里，只是些普通居民，没有年轻人，衣着陈旧，色调很灰。她抱着孩子一出现，那些人就一齐看住了她，好像弄不明白她是什么人，好像觉得她不至于是来和他们坐在一起开会的，可她分明是来开会，而且是和他们坐在一起的，他们略微地露出了惊疑的神色，但没有一声议论，也没有人来问她，并且不再老是盯着她，很快就都掉过头或低下头，守定了他们自己。她暗暗奇怪这些人的纪律性特别好。　　

    但会议的内容让她明白了，她参加的是一个“四类分子家属会议”，也就是说，这些人的家里都是有“地富反坏”的，那些“分子”，有的就在家里，有的正在外面服刑劳改，会议精神就是要这些与会的人树立正确思想，使得家庭在监督与改造“分子”方面，起积极的而不是反面的作用。　　

    她坐在那里，血液温度好像降到了零点，她竟然就这样确确实实成为“四类分子”家属了！她的社会身份，地位，等级，类型，就这样被重新规定下来了！真是好极了！这些人这样规规矩矩，一点也不乱说乱动，原来如此啊！那么她确实必须这样看待她自己了，她正式成了这灰色一群中的一个，就连抱着的孩子也格外地灰暗而不幸了。她倒对那些人同情起来，觉得他们一定也同她一样是怎么也想不到会有这种命运的，然而又只得低头认了这样的命运……　　

    男人无颜见江东父老，是因为他的失败，女人的失败却好像只决定于她的婚姻如何，像她这样半路上丈夫忽然一败涂地的，当然也足以无颜去见江东父老了。她无颜见她的同学，无颜见老家所有的亲人，她甚至对不起他们！　　

    ……真奇怪，她就跟着一个叫做郁平的人，到她从来也不知道的这个亭州来了，她在这里一落千丈，坐牢了，她坐在亭州看守所里。这间牢房不用说一定关过各种坏人，那么她也是一个确定无疑的坏人了。这是真的吗？可她还是她，她一直是她，她永远也不能相信她会成为坐牢的坏人，但她已经坐牢了，哈哈，她是一个坏人了。她怎样才能想得通这一点呢？　　

    郁平下乡之后，她想起他如今没有工资，一下子穷到了底。一个书本不离手的人，能靠种田为生吗？谁都知道农村很艰苦，种田是要力气的呀。他是不能养活他自己的！那么，如果他的下半辈子要她负担，她应该那样负担他吗？过那种日子又有什么意思呢？她才二十几岁呀，时代不同了，不是旧社会了，她没有必要做那种从一而终的妻子。对于反革命的丈夫越坚贞，就越反动，这是不言而喻的。她是只有和他分手的了！这个分手的念头，如此自然地反复地窜进她的头脑，又像是对她的指引一样，使她更看清了她的前途，但在这前途的尽头，却透出一种亮光，她作为一个女人的不幸，也许可以因为她的年轻而得到改变，一切却是可以重新开始的！　　

    但她也多次想到，如果郁平问题确有能获得纠正的一天，她就不应当这样七想八想的！于是，她寄出十五元给他，这是她的工资的三分之一，足够他在乡下生活。她打算每个月都寄，直到她不必再寄的那最可悲的一天，而这之前，她要这样坚持着完成她的义务！但是，郁平却把钱又寄了回来，汇单上写着“带好孩子，我能独立” 八个字。拿着那张汇单，她整个的人像掉进了茫茫大海……她按照他说的，不再寄钱给他了，但她就这样恍恍惚惚地过着，倒好像反而失去了什么依托似的。　　

    怎么，他那老家，你还没有去过？你呀，现在应当请几天假，带上孩子，到那里的乡下去看他，见见他的父母，这是你的大礼，这时候才更加显得出你来。你要想，你的男人不过是暂时遭了小人暗算，命里有这一关，日后自然平安无事。　　

    邻居有那种老婆婆主动这样劝她。可她当然是不能听从这种世俗之语的。她如果是那种简单的妇女，也许确实倒能安心，甚至倒过得有劲起来，但她是知识女性，她已经不可能是那样的妇女了。她自己心里似乎也很遗憾，但她对自己没有办法，她只能把心硬着，她不会下乡去的，她不想扮演那样的角色。　　

    她心里曾经考虑过的东西，生活却给她无情地提破了。有一个心直口快的护士说，乔医生，你何必这样一个人守下去呢？男人出了这样的事，女人是可以和他离婚的，继续在一起过下去怎么可能啊？太不应该了，你还这样年轻呢。这样石破天惊的话，使她从此在心里挥之不去时时面对着了这个问题。她心里说着“不行”，但分明有着另一面，也就是“行”。这二者在心里打起架来，尖锐而苦恼，但总是无法决定！　　

    离婚对于女人来说，似乎意味着特别的不幸，不管是她的男人不要她的，还是她不要她的男人的，都是一样。她想着这条路，不觉就摇头。可是，如果郁平就这样完了，那离婚二字的确也就很现实，不能回避。她对那个说话决断的护士，感到了一种敬佩。　　

    她似乎正走在一条漫长的、有待走完的路上，还没有真的走到离婚的一步。假如离婚，接着面临的就是改嫁，这在她想去简直都有点不可思议了。可她似乎已经有所向往。天啦，人的心思会这样不能自主似的转得飞快，真让她感到另一种绝望，也就是对于自己作为人的绝望。她倒希望自己能像一棵树似的那样固定、那样没有思想才好，可是办不到。　　

    门诊部有一个扫扫地、送送开水的女人叫沈妈，每天都在她眼前出现几回，但她似乎都记不得沈妈的样子，不是没有眼睛看人家，而是觉得一个打杂的工友与己无关。没有想到，她却一下子和这个女人有了共同的东西，因为这个女人也是一个人带着一个孩子单独地过着，她的丈夫由于历史问题而被判刑劳改去了。她这才注意到，沈妈的岁数其实并不大，那蓝布帽子下分明有一个不错的脸蛋、一双好看的大眼，那蓝布大褂里也显然隐藏着一个很美的身体。医院的风流全让医护人员的白大褂白帽子占尽了，没有什么人把目光过多地投向穿蓝大褂戴蓝布帽的工友。平平静静的沈妈，就这样平平静静地被人们视而不见，也好像是有意把自己躲藏在那蓝大褂里。沈妈的丈夫是十五年徒刑，已经过去了七年，还有八年。而沈妈显然是极其安静毫无二心地在等着她的丈夫刑满释放归来。她看着沈妈，心里想着，难道这就是她应当效法的榜样吗？她得不到答案，或者说她不知道自己应当选择肯定的答案还是否定的答案。　　

    她的事情沈妈想必也听说了，她有点怕沈妈把她引以为同病相怜的人，但沈妈却一点也没有露出这种意思，而且沈妈从来是低眉顺眼的，人不叫她，她不会抬头看人。这复又使她惭愧而无聊。她无缘无故似的在心里恨起沈妈来，恨眼前有这个女人，好像是特地为她配置着的一面镜子、一个先例、一个思想的对象。她恨沈妈那种死水一样平静的内心、那种无条件的逆来顺受、那种忍受一切的大度！　　

    有一天，她冲动地说，沈妈，这里的开水以后不要你送了。沈妈很感意外，抬头看了她一眼，勉强地点了头，又低下头去。可是她以后却几次忘了去打开水，不知情的人责怪了沈妈，沈妈没有作解释，她也没有为沈妈作解释。后来沈妈送开水时分明对她有畏惧之意，回避着她的目光，灌好开水赶快就走了。她感到她不该这样对待沈妈。有一天她和沈妈在医院的小路上对面遇到，她说，沈妈，上次对不起你。沈妈忙说，不要，不要，并且逃也似的离开了她。沈妈一刹那间的眼神却在她心中挥之不去，她从中看见了许多的东西，有孤独，有怕事，而且竟然还有对她的同情与理解，却又自惭形秽地觉得自己没有这种同情与理解的资格，这一切都收缩在那瞳孔深处，在那里颤抖着不知所措！她转身望着沈妈匆忙离去的背影，流下了泪水，可是她又想大笑，她笑了起来，却转而发出了自己听着也怪异的哭泣声……　　

    人秘科变动了她的工作，把她调到了妇产科。她是不同意的，因为她学的是内科，她到妇产科就没有了作为一个内科医生的地位，而且会影响作为一个医生在自己专业岗位上的进步。但她是不可能改变人秘科的意志的，她并且受到了一顿教育。其实，调动她的原因后来很清楚、也很简单，是把她的位子腾给了一个不知从何而来的中年的医生，如果郁平好好的，那么被挪动的就可能是别的人了，现在只有她是好欺负的。　　

    在那样的时候，她多么希望郁平能忽然出现在身边，哪怕就是一个劳改犯的郁平也行，反正是她的丈夫，能和她共同面对不公平的势利眼。可是，郁平正在乡下面对他自己的复杂而可怕的世界，不可能来和她在一起！　　

然而那时郁平到亭州来过，邻居老太给她送来了他留下的鸡蛋和老母鸡，并且用同情的而复杂的眼神看着她，她要拿几个鸡蛋送给那邻居老太，但人家拒绝了，而且说“给孩子吃，给孩子吃”，好像注意到亮亮不太健康，有善意的提醒和责怪之意。　　

她抱着亮亮站到巷头望了几回，没有望到郁平。她在办公室里也等着郁平，似乎已经不怕郁平出现在她的同事们面前给她丢脸，但郁平仍没有出现。回去之后，天黑了，她还希望郁平的到来，对于屋外的脚步声特别地留神。她的灯亮到九点半，直到喊“四防二保”的粗浊的喉咙响了起来，她才让自己蜷缩到被窝里和黑暗之中。她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第二天昏头胀脑地去上班。后来她收到了他的信，信中向她说明了一切，让她减少了一些精神上的痛苦。可是，自那以后，两年多来，她还能获得什么新的消息、新的信心和力量呢？她不能靠着这种没有希望的希望生活，不能靠着几句空话来承受那沉重的压力，正如人不能光凭空气活着一样！果然，她坐牢了，这能怪她吗？人们啊，年轻的女人们啊，让你们都来试一试、试一试吧！　　

　 　

　 　

第二章  女牢（之二）　　

　 　

    小刘医生，让她多么羡慕啊。她一进妇产科就注意到了小刘医生。那是一个刚离大学门、国家分配来的姑娘。青春，希望，活泼，可爱，幸福，什么都有，在小刘身上闪闪发光，没有人不从心里喜欢小刘，她也一样。但小刘像一面镜子，照出了她的黯淡，不幸，失败，让她自惭形秽。她也曾经这样鲜嫩，纯洁，充满未来，可是像什么似的被她弄丢了、被鬼抢走了，再也不会拥有了。小刘的本钱还在手中，一分一毫也没有动。她对小刘是眼红了，但那是什么都换取不来的，抢也抢不来，偷也偷不来，青春属于人的只有一次，你只有愧，只有悔，只有恨！　　

    小刘也注意到了她。在小刘眼中，她大约就像鲜花眼中的残花败柳吧？小刘对她固然也流露有同情，但同情也就意味着一种认识，她成了一个只值得引以为鉴的失败的女人。小刘一定把从她身上得到的人生教训暗暗记取在心。她多么爱这个姑娘，就像爱着自己的过去，可是，她似乎却希望不好的命运同样降临于小刘，让这个姑娘就在她眼前尝尝不幸的滋味,使她立即得到一个相同命运、互相同情的伙伴！　　

    当她看出小刘医生向英俊的秦川医生暗暗送去爱情的秋波时，她更强烈感到自己过来人的身份，有一落千丈之感。小刘23岁，正好是她结婚那年的岁数，小刘的一切正在开始，而她的却过去了。她还注意到秦川医生是28岁，这差不多是郁平结婚那年的岁数。她其实比小刘只大三岁，而且她比秦川还小两岁，可是在她自己的心理上，以及在人们的眼中，她好像比小刘、秦川都年长一辈似的，这真是奇怪！　　

    小小的妇产科，人员不多，小刘和秦川好像彼此无可回避，非得谈起恋爱来不可。妇产科里有一种氛围，像适当的温度一样，情意绵绵，促成着这件事的成功。人们，特别是妇产科的人们，好像乐于看到一对青年在他们眼前恋爱和结为夫妇。可是她却在自己心里发现了相反的东西，她倒是在希望小刘与秦川的事情不成功！她暗暗高兴地看出秦川对小刘并不热情，那柳叶似的聪明的眼，却常常朝她有着幽幽的一瞥。　　

    下班之后，她到托儿所抱了孩子，走向她的小屋，像往下坡走一样进一步走进她的冰冷寂寞的现实中。她想起在妇产科她对小刘的种种无理的妒恨，那样地翻江倒海似的，醋得心头酸酸辣辣，就感到惭愧，可耻，可悲。她憎恶自己，憎恶隐藏在她的灵魂深处的另一个自我，对自己说，你为什么要有那些卑鄙的心理？这样地自我责问着，有时心中是平服了一些。可是在每日上班朝着医院一步步走去的路上，心里面就又故态复萌了，另一个自我也就像上班一样来到她的心头。她的内心活动如果暴露出来，人们将会对她何等鄙视，要对她发出怎样无情的嘲笑，也许会把她作为最可恨的女人赶走呢！连她自己都要对自己说，你滚出去！她只能竭力掩盖着、压抑着心里的一切，让自己神情淡漠，目光低垂。过去就听谁说过，女人脸上不要有笑容，要像个冷美人，要心如止水。她在妇产科就做到了这样。　　

    怎么能怪她呢，可是也只能怪她……那天，她在洗手间洗她的口罩，秦川进来了，站到她的旁边，一边洗着手一边很镇静地对她说，给我一个时间，我有话要和你谈。她马上准确地知道是什么样的事情要发生了，她如同触电一样跳开，恐惧万分，连连说着不行不行，可是她心里多么高兴，多么激动，感到多么不同寻常，她仿佛立即闻到了自己身上一股青春的气息，就连空气中也一下子充满了特殊的芬芳。她意识到她这样说“不行”，就已经暴露了她心里不能暴露的东西。可她决不是有意的，然而她又似乎是有意的，她是在玩弄“爱情”的诡计，并且这诡计不以她的意志为转移在继续进行。她依然是冷面，但心里的另一个自我却抓住时机，利用她的大眼睛，向秦川暴露她的渴望。她对自己多么不满，但她又感到了一种骄傲、甚至带着恶毒！她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可她也好像已经看到了成功的狂欢的一切！她确实是有两个相反的自我的，而且暗藏的比公开的更强大。秦川神情严肃得可怕，那鲜艳丰润的嘴唇在发抖，那柳叶眼坚定明亮，很坚决地说，我会去找你！　　

    秦川走了，她感到她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她分明知道有一种简直不敢去想的幸福正降临于她；有一种新的生活，她只要伸出手去就可以获得，就像伸手到桌上拿一只水果一样。可是她不能接受，好像也不配享有，那不知为何有不道德的气味，那对于她将是很可耻、很可悲的。她马上想到了她的现状，郁平和孩子，小刘，妇产科所有的人，甚至还想到来生孩子的妇女和她们的家属，她是被这一切规定了的一个人，她不是不希望自己的状况有所改变，而是她决不可能通过得到秦川来改变一切，这是非常非常清楚的事情，是一点也不能自欺欺人的！可是她的心里却就想着一切是可以的、是充满新的希望的！　　

    假如秦川未必是要追求她，而是要跟她谈工作上的或别的方面的事情，她是该为自己惊惶着连连说着不行不行的那种失态，那种把内心暴露无遗的虚弱的眼神，那种“爱情诡计”，而羞耻得无地自容的了！但她的心却在告诉她，不必往别的方面去想，刚才秦川的一切是真实的，而她的“诡计”或者说是故意的“失态”，其实正成了秦川所看到的希望，已经被饥渴已极的秦川紧紧抓住、欣喜地接受了！这是心与心在一刹那间微妙而无言的协商和认可，一定其实都已经定了，他们必将彼此如愿以尝！啊，难道她真的要重新开始了吗？她难道真的将坠入情网，为自己获得一个秘密的情人？乃至一个公开的丈夫？她不敢去想，可是她分明已经成功了！那么她是将要把自己弄得“臭不可闻也”的了？可是她该有自己应有的权利。她是她自己的，一个人应当永远有选择自己生活道路的权利，有感情的和生活的权利！何况她特别有着重新选择的理由！她没有什么对不起人的，是世界对不起她，她可没有做错什么！　　

    然而，她知道，想是随便怎么想都可以，做却很难随便怎么做。她那稍稍放纵开来的思想，马上收敛了，这使她能够冷静地回到了办公室。可是她感到她的脸绷得多么紧，她的眼睛不敢看别人，就像做了一回贼似的。她感到小刘在看她，同事们在看她，好像刚才的一幕以及她的内心世界她们都知道了，都对她鄙视、厌恶。她试着抬起头来，她看到的一切却是正常的，是她自己太心虚了。多么无地自容啊！　　

    真是糟透了，不能这样下去，要坚决地丢开一切胡思乱想。她对自己要求着。但是，秦川刚才那感情冲动、意志坚决的样子，可怕而又可爱，她已经能感到秦川内心的、甚至身体上的一切。她是需要的，她焦渴地需要，她是抵挡不住的。为什么不能，为什么不能？她有些绝望地问自己。答案却是明明白白的，那就是不能！然而心里却又不甘，偏要往那里去想，说能、能！啊，她对自己真是害怕极了，她会做出丑事来的，多么恐惧，又多么向往啊！　　

    一回到小屋，她就又抑制不住地陷入幻想。她和秦川进入了疯狂，无休无止地爱着，极大的满足，而又永不满足。她陷入了这种白日梦，身子都软了。她看到秦川抱起了她的孩子，那样毅然而勇敢，站在她的身边，把她接受为他的妻子，带着她和亮亮走进一所新居，在那里和她组成了一个合法的新的家庭，于是，她的一切重新开始了。她看到人们原谅了并且忘记了她的过去，而把她只看作秦川的妻子。她甚至可以跟秦川一起做一次工作调动，换一个城市，那就更好。她将不再受到歧视，重新获得了尊敬，又成了幸福而可爱的乔丽。下了班，秦川抱着孩子，她搂偎着秦川，一起往新居走去，她从人们脸上重新看到了曾经熟悉的那无言的深深的羡慕。　　

    她恨不能马上实现这一切，但她却从绮梦中惊醒，回到她的冰冷而灰暗的现实。啊，难道她无须等待郁平了吗？她怎么这样容易就陷入别有所归的幻想的呢？可是，幻想却无法静止，它把种种可能放到你的面前，让你心活，神思不定。她不但想到了离婚，而且想到了和秦川结合的可能，还从各个方面想象了这种幸福，甚至是无耻得很的。她对自己把头直摇，可是她怎样才能让自己做到那种心如止水的宁静呢？　　

    可怜啊，只要秦川跟她说的是别的事，只要秦川根本就没有那个意思，她好像就会绝望到去死似的。她知道这都是发昏，可还是愿意冒着绝望的危险，越来越深地陷没在幻想之中，生怕失去这个幻想。在这种内在的不为人知的状况下，她出了乱子，她竟然手忙脚乱把血压计给跌坏了。她的眼睛不听话地总是朝秦川看去。内在的那个无耻的她总是处在一种亢奋状态，干扰着正做着医生的她。她好像只是凭一点点理智在掌握着自己，而这一点点理智好像已经不够用了。有一个孕妇眼中充满爱意地对她说，乔医生，你脸上的颜色多好看啊，真是可以拿桃花相比呢！她听了多么高兴，但她脸上这个好颜色，是她的血液正在体内可耻地燃烧啊！　　

不贞，守不住，这种可耻，像无情的大山一样从头上压下来！但是，她为什么要认定郁平的现实就是她必须遵从的现实呢？她为什么只能按照常规对她的要求去做，而不能按照她自己内心的要求去做呢？她没有一个女人的天生的那些权利吗？因此，那个雨天的晚上，当她心中煎熬地听着外面的雨声，盼望着，秦川也就真的给盼来了！简直是奇迹啊！　　

他放下雨伞，关上了门，这种勇敢和冷静就征服了她，她不知怎样就一下子偎依在了秦川的怀抱里，让他紧紧抱着她！连一句话都不曾要有！她发出了一声哭泣，全身不自主地颤抖。她的身子在秦川的抚慰下感到无限的需要。秦川吻着她，当她渴望得急迫、一切很自然地将发生的时候，她却突然清醒，她推开了秦川，惊慌着说，不能！尽管秦川控制住了他自己，那最惊心动魄的事情没有发生，她还是在一定界限下接受了秦川无休止的抱吻和抚爱。她软软的，其实已经没有了抵抗的力量，渴求煎熬着她，她几乎想松口说我要。后来，她抱紧了秦川，说，别动，抱紧我，我要死了。就那样，她一动不动地让秦川抱着，半昏半醒着。老实的秦川果然也就只是抱着她，没有非礼。冷酷的现实一点一点地回到她的心中，让她逐渐清醒、冷静，使她明白，她和秦川正在发生的关系，对于她，对于秦川，都潜伏着无数的危险！这危险就站在窗口、站在门外！她从秦川怀里挣扎出来，把秦川拉起，给他整好衣服，说，对不起，我不能，这样很不好，很危险，你走吧，我不能害你，我有我的路，你有你的路，你是纯洁的、有前途的，你应当好好的去找个人，你一定要听我的话，我虽比你还小两岁，但我是过来之人了……　　

    秦川表白着对她的爱情，说出无数坚决的话语，这些本来是她如饥似渴想听到的，却一句也不敢听下去了，她说，我是结过婚、有孩子的人，我身上有我的事情，我是不能答应你的，你没有必要走这条不好的路，一切都不可能了，你死了心吧！　　

    秦川被她推到门外，站在雨中，可怜地望着她，她沉默着，只要她把这沉默多延长一会儿，他就会再跨进门来，而她也就不想再拒绝了。但她坚决地关上了门，又停了一会，听到了秦川在雨中离去的声音。她心里百感交集，多么后悔没有把秦川留下来啊！多么希望秦川又走回来！　　

    喂！四防二保……！这沙哑粗浊的喊话声把她吓了一跳，好像是针对着她的，因为她刚才和秦川的那情况，算是什么呢？是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是做坏事！如果被发现、被抓住，是要在众目睽睽之下双双被扭送到派出所去的。这就是她多次听人们神秘而有味地所说的捉奸。这就是社会。他们成了品德不良的人甚至坏分子。那真是可怕极了！她再也不能让秦川到她这里来了，一定要让他断了这条路。　　

    但是，她好像从此也就知道，她是能获得新的爱情，也是能够爱别人的，并且能爱得很成熟很销魂，只要她同意，她就可以去爱，而且是和秦川这样很好很纯洁的人，去在最火热的相爱中过往后的日子。她想，离开郁平这样一个“历史反革命”，社会应该是允许的。正如那个护士所说，她完全可以跟郁平离婚。她以前和郁平也有过热恋，她也曾被郁平像秦川这样抱吻抚爱过，还和他生了一个孩子。可是，她却又让秦川这样地抱吻抚爱过了，而且体验到了更为狂热更为放肆的快乐。她以女子的软弱和信赖以及一种不言而喻的权利，依偎在秦川的怀里，她感受到秦川的手指在她身上细微的颤动和秦川忍耐着的巨大有力的爱欲！那时，郁平是可以被她忘却，可以当着并不存在的！这里有一条自然的无情的法则，干脆说，就是生物学的法则，男人们或者在这条法则面前得到自己想得到的女子，或者在这条法则面前得不到自己想得到的女子，甚至会在这条法则面前失去已经属于自己的女子，而女人呢，也永远服从着这同一条法则，或者属于某个男人，或者不属于某个男人，或者能离开某个男人而改属另一个男人。也许，道德想把人们从这里提高一些，跟生物学分离开来，于是给人们立出了许多规矩，可是那条法则却永远又自然又有力量，那些所谓的道德和规矩却反而是生硬的，是不讲理、不公正的！自然的力量将把郁平从她身边、从她心中，无情地去掉，而把另一个男人，比如就是秦川，多情地、火热地送来，她不再作为一个“家属”干枯而阴郁地活着，她像桃花一样自由而又鲜艳地开放了，于是熔化在狂爱之中，忘记一切而重新得到一切，又是那样滋润、可爱、幸福！啊，这将是她不久的未来吗？这真是她伸手可及的新的现实吗？　　

    在那个雨夜后来漫长的时间里，她可怕地发现，她感觉不到，甚至不曾有过爱情！她不是和郁平热恋过吗？可是她发现，那是她的青春的幻想加上郁平当时具有的光辉，而更为真实的深刻一些的东西是没有的，像对秦川这样、甚至是无耻的赤裸的渴望，也是没有的！如果郁平不出事，她就将那样以为她是生活在爱情里，同时也生活在道德里，以为她高贵而又幸福得不得了，以为她真实得不得了。其实，一切都不是那么回事！实际上正是郁平出事，让她重新认识了自己、知道了自己！她从前是肤浅无知的！　　

    可是她对自己生活的否定，是为了有理由开始新的生活吗？不，她从来就不懂得、不了解、不知道真正的爱情，她现在大约也未必就懂！她现在只是想摆脱她的很具体的困境罢了，她就像一个快要被淹死的人一样，本能地想随手抓住什么来救出自己。对于秦川，她其实是个害人精！对她来说，已经永远不可能有什么真正的爱情可言，那简直令人作呕……　　

    失败的生活把她的一切都玷污了，使她的一切都变了味，连同过去的生活在内。而在她有了失败的生活之后，她也就不配享有、不配考虑什么新的生活了，起码来说，旧账还没有清，前面的事还没有了呢！如果再苟且、失身于人，她将更惨，更为可耻，声名狼藉，不管这一失身是多么自然而然地发生的，而且有多么好的理由！别人不会这样看你，社会已经把你从某种角度看死了！你内心有怎样正当的要求，对于社会来说，不存在！　　

   她的心顿然地冷透，打了一个寒颤。她用毛巾使劲地擦嘴唇，好像可以把秦川的吻擦掉似的。她灰心丧气到极点，连去死都可以。但她一想起小刘，她的心情又不同了，一股热气上升，让她头昂起来，那是自豪感，因为她比小刘有魅力！她尽管生过孩子，岁数还大些，人生笼罩着可怕的阴影，她还是比小刘有魅力！作为一个女人，她所拥有的资本，大大超过她对自己的了解。是的，她毕竟才26岁，这足以提高她多少的信心啊！她不能死守着她的不幸，那不是她的错。她应当向人们证明，她并不只值得怜悯和唾弃，她并不是一堆垃圾，她仍然能够生活，她有权利生活，她仍然能够爱和被爱！她应当感谢秦川，是他让她重新有了这样的信心，把她像熄灭的火焰一样又点燃了，使她发现自己其实依然是鲜活的！生活是公平的，给人及时的提醒和补尝！在那个雨夜，她后来竟然带着近于幸福和很满意的感觉安然入睡，脸上带着甜蜜的笑容！　　

   第二天早上，她一进医院就遇到了人秘科长，她相当主动地高兴地向他问早，人秘科长诧异得睁大了眼，他不明白她的心情怎么突然地这么好，他不知道她的心里甚至在感谢他，如果不是他调动她的工作，她就不会这么接近到秦川，不可能跟秦川发生亲密的关系！她甚至顺手摘了一朵小花凑到鼻子上，欣赏着那淡淡幽幽的清新和芬芳。她心情亢奋，步态有点轻浮地走向妇产科，想着如何把小花装饰在办公桌上。不过，她还是把小花丢进了门口的垃圾桶，她得放老实点！她得满足人们对她这种人的看法和要求，不要触犯！　　

    她成功地收敛了自己，镇静、无表情地走进办公室，走向她的位子。她觉得她受到了注视，好像大家都知道她和秦川接吻拥抱过了！她不敢朝小刘看，好像她偷窃了小刘。她也不敢朝秦川看，她既怕看到一个戴起面具来的秦川，更怕看到一个不知道掩饰秘密的秦川，也怕自己的眼睛会暴露昨天的秘密。她对所有的人都不敢看，她怕看到人们正义的、鄙视的、责备的、以及种种猜疑的、追问的目光。她忽然心中有什么控制不住，她哭起来了！             　　

    她的四周立即站满了人，关心她，询问她，其中也有小刘的声音。她明白自己是精神有点失常了，她努力让自己恢复着，她连忙说没有事、我没有事。她站起来，离开位子，到洗手间去。大家给她让开了路，都同情地看着她。她虽然没有看任何一个人，但她注意到秦川就站在她的身旁。秦川公然地跟着她走进了洗手间，她不敢回头看，但她心里又感动又害怕。为什么？你怎么了？秦川站在她身后问她。她立即转过身，睁大了眼，可怕地望着秦川，恐惧地说，不要跟着我！秦川这才忽然明白了似的，立即离开了。啊，她对秦川似乎有了这种下命令的权利！　　

    她决定不能再让秦川到她的小屋去。其实在家里时她早已决定了无数次。但好像出了家门、到了工作单位、走进人群之中，这才真正明白，她确实无法在秦川这件事上面对社会！从洗手间出来，她就到孕妇们那里去，经过秦川面前时，她留给他一个很严厉的表情。　　

    更糟糕的事情发生了！她给孕妇们量好了血压回办公室时看到，如同刚才大家围着她一样，现在都围着小刘了，却只有秦川除外。小刘正在伏案哭泣，肩膀哭得一动一动的。她才一进门，许多人就掉过头来看她，目光里大有责怪的意思，但又有点躲闪和含糊。她全明白了，小刘是观察到、敏感到什么，伤了一颗单恋的心了。而大家也都猜到了什么，自然就在心里责备她，认为她这样一个人，也来跟小刘争夺爱情，真是太不应该了，简直不要脸！而秦川在一旁装着不管闲事，其实也正受到众人无声的谴责，认为他这样一个好端端的有前途的未婚男子，在纯洁年轻的小刘与污秽残败的乔丽之间，怎么竟然冷淡前者而追求后者的呢，真是太遗憾了，况且后者是有夫之妇，丈夫是“内定历史反革命”，她几乎就是“反革命家属”了，这是在犯错误啊，要受到教育和处分的！　　

    她进不得，退不得，只好装着什么也不明白，把手上的东西放下，就到洗手间去，哗哗地洗手。不想秦川却又跟了进来，而且把一只手大胆地放在她的肩上，说，我不管，我爱的是你！她真是魂飞魄散，她把秦川用力一推，斥责说，你疯了！不准走近我！她丢下秦川，赶紧走了出去，到托儿所抱了孩子，流泪，流泪，为她的不知所措的生活而流泪！　　

    两个孕妇一齐进了产房，大家忙了起来。她也准备配合。主任却叫她守办公室。她愣住了，除下了口罩，呆呆的，就像祥林嫂得到了不准碰祝福的东西的指示一样。她的心沉了下去，因为这显然是主任防止她的在场，会影响秦川和小刘的工作，他们两个都是妇产科的主要人手，而她只不过是一个内科医生。人们都在忙自己，没有看她，但主任的意思大家听着心里都明白。她和秦川这种似无若有的关系，简直等于迅速地得到了验证、并且公开了。人们对她的看法不会好了，一定把什么都怪到她的头上，说她勾引了秦川。她到底是一个过来之人啊，而她的丈夫出事不过才两个月，她就“守不住”了，简直太不要脸！主任一定会找她谈心的，也会找秦川谈心。多么丢人，多么糟糕！　　

    主任是趁着中午休息时间到她的小屋去的，还带了给孩子吃的东西。这样四十多岁，洞察世事，人情练达的中年妇女，本来就令她敬畏，何况是主任呢。她一见到主任进门，就脆弱地流泪了。主任对她说了许多关心，安慰，鼓励的话，就像曾经在她心里的一样，对她的处境与心情了如指掌。在主任面前，她不由得感到自己不过像个还没有成熟的女孩。主任渐渐就说到：有些事，我知道不怪你，你的处境是尴尬的，但你的立场要稳。我这人并不封建，也不古板，但我知道，有些事情，明天能做的，今天还不一定就能做，一点也不可以马虎。主任连秦川二字提也没有提，但句句都说的是关于秦川，她听得非常信服，她流下泪来。主任说，让时间来慢慢告诉我们应当怎么办吧！她的点头和哽咽表示着她是同意和接受主任的劝告的。主任说，我很喜欢你，也很同情你，我愿意关心你、帮助你。她的心被一阵触动，眼泪直流，主任也流泪了，她不知怎么就扑在了主任的怀里，主任陪着她哭了好久。啊，她等于像幼稚的小姑娘一样把什么都承认了！　　

    随着夜晚降临，她怕了起来，她感到秦川会来的，她决心拒绝他，可是她又似乎在等待着他，好像有好多话要对秦川说。她实际上无力拒绝秦川！　　

    果然，秦川来了，而她的门不知怎么竟是虚掩着的！　　

    不！她只来得及说出这一个字，就被秦川紧紧地拥抱着并且吻紧了嘴，她软了下来，比饥渴的人接受食物和水还饥渴地接受了那火热的抱吻，她闭上了眼睛，让自己苟且和沉醉，但她还是把秦川推了开去，说，不行！　　

    秦川低下了头，并且坐了下来，说，主任找过我了，我也知道现在是不行的，可是我不能看见你，又不能看不见你，我从来没有这样过，我……　　

    她几乎想去安慰他，但她知道那是不可以的，她会和他一起滑进深渊！　　

    我有家，有孩子。她说。　　

    我要救你！秦川忽然站了起来，整个人都像放大了一样站在她的面前。　　

    她却忽然感到秦川比她的岁数要小些，简直像个不知人世艰难的少年，她像老大姐一样伸出双手，捧住秦川的脸，看着他，说，不，你不懂，你还是离我远一点……　　

    轮到她软弱而痛苦了，秦川想抱住她，被她推拒了。　　

    我等。他说。　　

    你不用等。她摇着头，无力地说。　　

    秦川又想表白什么，她止住了他，说，你是真的，我知道你是真的，但你不现实，你不成熟，你是个呆子，我不能害你，我不可能答应你，你救不了我，只能害我，也害你自己，我们不能爱！　　

    他痛苦地固执地说，我不相信这一套，我等，我一定要等。　　

她多么可怜他，她心里的怜意和柔情涌泉一样止不住，她走了过去，扑在了他的怀里！她说不清自己了！接下去是他的狂吻拥抱和慌乱，她任凭他摆弄，他猛烈地无经验地却成功地得到了她，她放松了一切的抵抗……可很快，一切对于她化作了恐惧和万分的痛苦，她唯有哭泣！　　

秦川对她山誓海盟，她不要这些，她只要他不再来找她，不要增加她的痛苦！你已经得到我了！你已经知道我了！以后不要再来了！你不要陷到我的生活里来，你也不要让我的生活变得更复杂，我已经够苦的了，你走吧，你一定不要再来了，我是感激你的！说到此她竟然抱住了他，而他立即又一次得到了她，并且变得成熟而有力。他们疯了，他是那样欲海难填，而她也仿佛要在其中毁灭自己似的。他们忘记了一切，忘记了是在这个毫无安全可言的极其危险的小屋里……　　

她从昏睡和精疲力竭中猛地醒来，把秦川推醒，因为她好像看到了自己跟秦川一起被“捉住”，作为搞腐化的伤风败俗的坏分子押在街道居委会里，当众挨斗、丢人，并且他们被这样交给医院，于是他们受到了医院组织上的处分，又可耻又倒霉……不，不能落到那种地步上去……　　

    最后，秦川听了她的话，抑制住他自己，答应不再来找她，在医院里也尽可能回避。奇怪的是，过了一段时间，就连小刘也似乎聪明了些，成了埋头工作、目不旁视的人。想到秦川和她有过了那样的关系，当她看到小刘时，心里多么暗自骄傲和满足啊，可是她心里也同情小刘。生活，可以说让她轻易就暗暗地得到了补偿，让她能够过下去！但她不敢再要了，她把欲望压抑下去，而体会贞洁的宁静。　　

    春节一天天将要到来，她敷衍着人们的关心，其实她什么也没有准备，她还忙什么过年呢？但是，年三十夜的到来却使她难受极了。她从医院食堂买回饭菜，抱着孩子返回，一路上已见行人稀少，人们行色匆忙，都急着回家团圆。她把门关上，好像要把人世的习俗和那份郑重其事关在门外。她吃，也仅仅因为不吃就会饥饿，还因为她得给孩子喂奶。她吃得实在是什么滋味也没有，而且饭菜都冷了。　　

    不远处有一家放起爆竹来，接着，又响起了几家，她赶紧抱了孩子出门，她要躲，要躲到听不见爆竹声的地方去。她把孩子裹得结结实实，把她自己的头也用围巾裹起来，向郊外走去。她不得不在四处的爆竹声中艰难穿过，她总算到了亭州的城边儿上，那是一道围着城的土坡，乱生着草木，是亭州古城墙遗址，郁平带她去散步过的。她站在那里，四周空无一人。城里的爆竹声稍微远了些，乡下的爆竹声从另一面传来，但隔着很宽的城河。她就站在这两面的当中。可是，野外的西北风不用多久就把她吹冷了。她抵御不住寒气，她手中还抱着孩子呢！她无处可逃，只有向人世投降。她沮丧地往回走。她到小屋里去品尝她的孤独凄凉，就像人们在这一晚免不了要品尝一点烈酒一样。　　

    她在亭州的第一个春节就是这么过的。她没有回江南老家过年。她的事情还没有告诉家里。江南老家成了她怕去的地方了。回到小屋时，她发现门上挂着一个布娃娃和一个装在小网袋里的红皮球。不用说，这是秦川给孩子送来的礼物。她苦笑了一下，把这份礼物收了下来，放在孩子睡觉的地方，心里得到着一种有罪的安慰和温暖。　　

    一天中午，她正哄孩子睡觉，突然，外面闯进一个人来，吓了她一跳，竟是郁平！她看着他，只觉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眼前明明是她的丈夫，她却感到面对的是一个极其陌生的人，有一种奇怪的距离把她和他隔开着，这是不对的，但她却无法改变这种荒谬的阻隔，而且她已经做了对不起他的事情，一时之间就那样愣住了，一片空白似的。　　

    郁平一时之间也只是呆呆地望着她，不过他终于开口说话了，可是她不知道他到底说了些什么，只知道他是在对她说着什么话。郁平的抖动着的手从衣服口袋里要往外取出什么来，她看着他，不明白他从口袋里取一个东西为什么那样难。结果，东西取出来了，不过是折叠着的两张纸而已！郁平又开口说着，使她明白了，那两张纸是离婚协议书！　　

    一刹那间，她心中所有涌来的旧日之情，立即被接着涌来的怨恨淹没了！他在他出事的时候说过，他是被冤枉了，会纠正他的问题的，他还写过信再三叫她相信他，她等啊等啊，可是，半年多不见，她等来的却是要跟她离婚！这意味着什么呀？意味着他没有希望了，他老老实实承认他的历史问题了，他还算有一点良心，主动来和她离婚！可是，她怎么办？她好好的一个人，就这样被他骗了，就这样从此真的成了一个可怜的女人！就凭这张纸，就还了她的一切吗？郁平！男人！怎么这样麻木可恨啊……可是，事已如此，你能叫郁平怎么办呢？如果不这样办，那么就是叫她跟他从一而终。郁平倒是没有敢这样想！他仍然是那样一个温文自爱的知识分子，只是倒霉、落魄了！她可怜起他来，可是，唯其如此，他倒好像更可恶了！她似乎想扑过去，要跟他算账，但她知道这是没用的，她要叫，要哭，但叫不出、哭不出，挣扎不出来！郁平吓得往后退，这时那摆在桌上的所谓离婚协议书却吸引了她的目光，她想，一切还有什么闹头、还有什么说头呢，离就离吧！她要跟她这倒霉的可悲的生活告别、告别！她抓起笔一一签字，然后倒在铺上，哭了起来！　　

    亮亮醒了，一声啼哭，好像也让她醒了过来，她抱起孩子，怔住了，事情不是结束得太快了吗？那是真的吗？她倒怕那是真的、不相信那是真的了。郁平是说了几句什么话的，可是她情绪激动得一句也没有能听清楚。郁平似乎仅仅出于为她着想而已，他一定是遇到更大的困难了，她就在他这样困难的时候让他一个人走了。不，不能这样就算离婚了，一切看来并没有结束，到底该怎么办还得好好想想……　　

    那天下午，在医院里，她看到秦川时，可以说是有了一种兴奋，她对自己的这种兴奋不满，但兴奋已经很可羞耻地发生了。秦川不是要等她的吗？郁平来和她离婚了！秦川所想的不是快要变成现实了吗？而且秦川已经得到过她了！她也喜欢秦川！啊，真是可怕，她不敢去想了，事情重大得她根本快定不了，她不知道哪样是对的和错的了，她当真丢掉郁平而与秦川成为夫妻吗？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即使一切使她真的可以丢掉郁平，她也不可以真的就能马上和秦川生活到一起去！也许她确实得和秦川一起调往别的城市，就像郁平带着她来到亭州一样。她控制住了她的兴奋恐惧和混乱，反而显得格外冷静沉着，暂不去想这事。　　

    她等候着郁平的出现，她感到他会再来的。响起了敲门声，门开处果然是他！她一时简直有点惊喜了，她确实想跟他好好谈一谈。郁平眼睛不看她，大步地跨进了屋，自己在椅子上坐了下去，气概不知为什么迥然不同了。只见他从口袋里拿出了那两份协议书，放在桌上，按在一只手下，好像怕风刮走似的。他说，民政局不批准离婚。她一听，心上的一块东西倒放了下来。郁平接着说，那里的一个科长告诉他，像他这种情况不能批准离婚，至于道理何在，科长没有讲，好像上面有这种精神。她感到奇怪起来，到底上面有没有这个精神？为什么要有这个精神？这要让天下多少女人非得跟她们的这种丈夫把夫妻继续做下去？这是对的吗？这不是一种强迫吗？想到此，她真有些愤慨了。郁平当然不会诌出这么一种说法来的。郁平收起一份协议书，留下了一份，说，我们自己签过字了，我们自己可以认为它是有效的。　　

    她看着郁平，看着这个在某种情况面前已经无可奈何的人，他对于她深感抱歉，他唯一的办法就是只有用离婚来解脱她，而对于他自己，他已经不加考虑甚至也无法考虑了。他这番好心，说明他的善良，也说明他极为困难，已经毫无办法。她同情他，又感到郁平极有可能确实是有那样的历史问题的。现实进一步使她无法想象怎样过往后的日子。她忽然想到郁平也有可能已经知道秦川和她的事情，在那可耻的时候，郁平可能就站在窗外！她脸热心跳，无地自容了，她低下了头，她成了哑巴，成了聋子，成了痴呆。郁平忽然就起身走了，她似乎想拦住他，但她变得非常迟钝。郁平消失在门口，这既让她轻松，又使她沉重，她好像听到自己的灵魂里发出一丝颤抖呻吟，一股苦水在心里泛起，她哇一声呕吐起来……　　

    她感到郁平这一去是不会在她面前出现了，郁平的形象在她心目中忽然具有了悲壮的意味，那是有价值的高贵的可信赖的东西。她连忙奔出门外，一直奔到巷口，但哪里还有郁平的人影呢？一种重大性变化沉甸甸坠着她的心，有一种悲哀在上升，虽然与她有关，却是大于她的，渐渐把她吞没了……　　

    那份协议书在门外吹来的微风下轻轻地动着，她坐到桌旁，呆呆地望着它，这份东西带给她的将是什么她看不清。她和郁平也许就这样永远分手了，世界上许多事情也许就发生得这样简单，简单到使人觉得不会是真的，但确实已经发生和不可改变了。这结局，当然不是她所希望的，但又似乎正是她所需要的。当她刚想把这作为所需要的接受时，它却变成了她其实所不希望的，反过来，当她要确认这是她所不希望的时，却又变成了是她所需要的。真是万分的矛盾和痛苦！　　

    开始了，开始了吗？她望着协议书，问自己，她的心却不能给她既明确又肯定的回答。她大约倒宁愿受罪，继续处在“家属”的地位，也不敢相信她会有幸福，不敢相信这一纸离婚协议会给她带来完全不同的生活，她不敢相信一切会是这样简单。她打开桌上厚厚的医学书藉，里面夹着她和郁平的结婚照片，她把协议书和照片夹在了一起，又用其它书压在这本书上。这似乎意味着要把今后到底如何交给时间去决定。　　

    街道居委会的小组长老太太又来通知她开会了，她没有像上次那样满口答应，她问老太太：是“家属”会吗？老太太被她问住了，想了一下，说，对，是“家属”会，乔医生，想不到你年纪这么轻，就……唉，叫你去你就去，反正就是开个会，拿耳朵听就是了。她翻开那本书，把离婚协议拿给老太太看，说，我离婚了。老太太不识字，一听，就说，啊呀，乔医生，你真可怜！一边推开协议书，一边撩起衣襟揩眼泪，说，这事情我做主，你就不要去参加那个会了。后来果然没有要她去开那个会。协议书还真有用呢，郁平至少是在为她着想！　　

    她主动地进了王副院长的办公室。她没有说话，却把离婚协议递了上去。王副院长仔细看了两遍，关心地说，啊，你离婚了？她把协议书宝贝一样拿回来，对王副院长说，院里把我安排到街道上住，是因为郁平出事了，我成了“家属”，现在，我离婚了，郁平的事情本来与我也没有关系，那是他自己的历史问题，我要求院里照顾我的生活困难，让我住到医院里来，我不能再住在那个小巷里了，那里条件差，要到井上打水，厕所也远，我夜里一个人，有时怕得睡不着觉！　　

    王副院长大为惊奇，把嘴张了开来，而后就哈哈大笑，说，原来是这样！唉呀，乔医生，你真是想得太多了，把你安排住在那里，是当时的住房调整，并无别的意思。你住在那里不方便，有困难，只要有可能，我们会让你得到改善的，这同你离婚不离婚没有关系。　　

    她觉得王副院长言不由衷，但她也不奢望马上就能实现她的要求，向院里把问题提出来就行了。她就想离开，但王副院长叫她别忙走，问她，这协议书是郁平要写的，还是你要写的？她不想回答，但勉强回答说，双方自愿。王副院长又问，你们拿到离婚证了吗？这句话问得她哑了口。王副院长说，我不是要问这个，这是你们夫妻间的私事，我只是真心诚意劝你们至少暂时不要离婚。你应该等他，因为我比你知道，像他出的这种事情，并不奇怪，我见得多了，组织上做的结论有时也不一定对，以后发现不对就会来纠正，有个专门的词，叫做甄别。组织也是由人组成的嘛，哪能每一个环节都是对的、哪能不受某种因素的影响呢！　　

    这种话出自一个领导人之口，而且是对着她说的，她呆住了，甚至感到可怕。但王副院长的话却符合逻辑，只是那样的话没有谁敢说，也没有谁想到要去说，只有他这个胆子大的人能说，而且来劝她。这个王副院长的确有点与众不同。可是，他也许是为了“钓”她的！　　

    不，不可能……她一边说着，一边就像逃一样离开了。　　

    从王副院长办公室出来，在妇产科门外的小径上她被秦川拦住了，秦川说晚上要去找她，她吃了一惊，忙说，不，你别去！她的火气大得有点出奇。她丢下惊讶的秦川就走。一抬头，她看见了门口倚着一个人，正是小刘，那么痛苦和嫉妒，刚才一定正观看着秦川和她说话呢！多么无聊，多么纷乱的一切啊！她昂然地从小刘身边走过。　　

    她不再去想王副院长的话，但那些话却对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她的心好像定了一些，好像知道她该怎么办了。她给妈妈写信，把一切告诉了家里，叫妈妈能来帮她带孩子。就让家里所有的人都知道她的事吧，她一个人已经承受不下去了！　　

    秦川进了她的小屋，想拥抱她，被她拒绝了，她冷淡得自己心里也很奇怪。她明确地说，你不要来了，我是要等郁平的，我是不能离婚、不能重新嫁人的，我建议你接受小刘。她抱起了孩子，像抱住一块用以抵挡的盾牌似的，说，你走吧！　　

    秦川默然片刻，走了。她如释重负，心里倒很感谢王副院长。　　

    妈妈很快到了亭州，找到了妇产科。她叫了一声妈妈，哭着扑在了母亲的怀抱！四周人们同情地、友好地、善意地看着她们母女在这困难处境里的相见，好像对她有了些原谅和好感。　　

    郁平却又给她来了一封信，说他在丹阳弄到了能证明他清白无辜的材料。他既然跟她签了协议书，为什么还给她来这封信呢？一切都不言而喻，他们的所谓离婚协议，的确是不能算数、也不应当算数的，那只是书呆子郁平自己把自己弄得像没头的苍蝇似的乱撞。她的心里又透进了一线光明，她把郁平来信的内容告诉了母亲，母亲怜悯而又鼓励地对她说，姑娘，既然这样，你要等！　　

    她想到自己是那样地对不起郁平了，成了一个无法抹去的错误，成了她的一块心病。但生活，通过王副院长和她的母亲，使她得到了明确的指导，她渐渐感到一种平静的心情，况且母亲来和她生活在一起了！　　

　 　

　 　

第三章  女牢（之三）　　

　 　

    她真佩服母亲这样的人,对生活抱着安时处顺的态度,心平气和埋头于柴米油盐、家庭子女,把这些作为人生的全部内容,过得充实自在,从来不置身于强烈的希望与失望之中,在平静朴素中显出生命力的顽强、永恒、高贵。　　

    一九六一年春节在望的时候，母亲要回去了。母亲是叫她一起回去过年的，但她仍不想回去。母亲叮嘱了她不少的话，就一个人上了轮船。母亲为她已经尽了力，她只好放母亲走，至少暂时只有如此。她抱着孩子走在街边的人行道上，孩子抱着她的脖子，好像知道她的孤单。她对孩子说，阿婆走了，我们怎么办？孩子默默地把她抱得更紧，对一切都懂似的。这孩子似乎已经具有了忧郁沉默的气质，她真是心疼。　　

    郁平半年来没有新的音讯，她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她每天都会想到他和他的事情，但她只有陡然地挂念而已。她的某种信心和耐心又开始下降。当母亲暂时离开之后，焦燥的心情出现了，她不能再那样静静地等待了，她要打听，她要询问，她好像要自己去确定一些什么、决定一些什么了……　　

    她请秦川去打听郁平的案子。她不会拿感情做交易，但她多少是利用着秦川的感情的，可是她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别的她能拜托谁呢？而且她知道秦川的社会关系是能够去打听到有关情况的。她把郁平半年前的信给秦川看了，把这半年来杳无音讯的情况也说了。　　

    没有想到，第二天中午，街道主任在居民小组长陪同下，到了她的小屋。街道主任看上去是五十多岁的一个女干部，已经被香烟熏黄的手指上夹着一支卷烟，表情冷冷的，耷着的眼皮下只见黑蓝的眼珠。主任对她的小屋观看了几眼，忽然问她，昨天郁平有没有来这儿？她不觉想到了秦川，但秦川在谈好事之后就离开了，难道引起了注意吗？幸而她是把门坦然地开着的！她的心恐惧地猛跳起来。大约有人把秦川当成郁平了，可是难道郁平不可以回来吗？她不好问主任，也不必说出秦川，她只回答说郁平已经半年多没有回来过。主任点点头，说，也许他确实没有回家，我们得到有关方面通知，说昨天他因为妨碍治安，被公安派出所收容了一夜，今天早上送他回原籍去了。这件事我们之所以告诉你，是要求你配合我们，以后他如果回来，你要劝说劝说他，这也是为他好。她听呆了，不知道郁平在亭州怎样妨碍了治安？而主任所说是不会得假的，这真是太可怕了！　　

    主任接着说，有一件事要告诉你，以后街道上通知你开会，你还是要去，听听比较好，有关的情况能及时了解到。　　

    她的心又掉进了冰冷的深渊，她虽然站在那里，却像失去了知觉，以至于主任她们走了她还不知道。当她清醒过来时，眼前空荡荡一个人也没有。她突然想了起来，就打开那本厚厚的医学书藉，找出了离婚协议，奔了出去，追上了街道主任，说，郁平和我现在没有任何关系，我们离婚了，我们自己有协议！主任没有伸手接她呈送到面前的协议，眼睛也没有看，就说，这个我知道了，这个无效，不算离婚。接下去是一阵难堪的冷场，她无话可说，只有默默地走开，那份离婚协议在手中已如一张废纸。　　

    她硬撑着上了班，见到她的人都说她脸上气色不好。　　

    秦川打听到了情况，欲言又止地告诉她：郁平的确对自己的事情不服，的确在不断活动，但给郁平定的案并没有任何改变。从组织的这方面，可以说（你听了也不要多想），这是个铁案。那个把秘密告诉他的人说，郁平的案情是比较严重的，目前的处分属于从轻发落，因为有个领导是郁平家乡的人，手下留情。所以郁平最好不要再闹下去，那样反而不好。　　

    她听得毛骨竦然，又联想到街道主任的来访，感到一切对于她实际上已经可怕极了，只是她自己糊里糊涂还不知道！她忽然觉得自己是被郁平拖拽着，掉在了黑暗的无底洞……她从秦川的态度上看出了一种从前不曾有过的勉为其难，她暗暗感到了另外的一种伤心，她说你走吧，秦川似要表示对她的安慰，但她不需要情感的施舍。她心里难过极了，秦川一定会从她身边离去，她将失去所有的一切，就连她的美丽也没有人要了……　　

    秦川也就走了。她一个人剩在小屋里，无形的孤独从四面八方将她包围起来，收缩着，凝固着，她在这无底洞里是再也出不去了。郁平既没有了希望，离婚又是不批准的，她还能怎么样呢？她唯一可做的，只有和孩子在这小屋里活下去，毫无乐趣、毫无意义、甚至毫无目的地活下去！还有比这更叫人绝望的吗？真还不如死了的好！　　

    但她昏睡一夜之后，早晨醒来，她的想法却全然不同了！她要自己去跑，去问，把郁平的事情问一个清楚究竟，也把自己该怎么办好好确定一下。　　

    她前所未有地把小屋整理了一番，给自己好好梳了头，换了一身干净衣服，给孩子也换了干净衣服，就“走访”去了。那天上午，她去了三个地方。　　

    她首先想起了医士学校和王校长。她走进了王校长的办公室。王校长惊讶地站了起来，请她坐下。她不等王校长说出客套话，就直截了当地对王校长说，郁平是从你们这里被开除公职的，作为他的家属，我现在要求能知道，学校现在对他是否还负责？听了她的问话，王校长倒似乎松了一口气，对她说，关于开除郁平的公职，是市人委“审干办”作出处分决定，学校配合执行。郁平曾经是我们学校的教员，在工作期间表现是好的，与同事们相处也是好的，但是组织上查出他的历史问题，我们就无能为力了。一个有才能的人在政治生命上出了这样的事情，当然是很可惜的，也给自己的家庭带来不幸。听说他一直在申诉，他有申诉的权利。要问我们对他是否还负责，我只能比较原则地回答你，对一个人的负责和对组织的负责是一致的，说得直接一些，就是组织上说怎么办，我们就怎么办，我们所做的一切不能超越组织。我们都是在组织领导之下，要相信组织、服从组织。　　

    王校长的话合情合理、无懈可击，她很信服，但是她忍不住哭了。王校长的秘书给她送来毛巾，她摇头不要，就抱着孩子走了。啊，急步离去之中她只觉得医士学校又大又美又高贵，郁平曾经在这里做老师，可是，眼前的一切不再属于郁平，也与她无关了！　　

    她出现在“审干办”门口，里面几个办公人员，都一齐把目光直射过来，要弄清她是什么人。她看到，他们都严肃，稳重。她走了进去，自己在一张显然是给来人坐的椅子上坐下去，因为她抱着孩子，是不必客气的。　　

    我叫乔丽，是医院里的，郁平是我的丈夫，他原来是医士学校的教员，这是他的孩子。郁平被开除公职、送往农村，处分决定是你们这里作出的。他一直说他在申诉，我也已经有半年多看不到他。我来，是想了解，他能不能申诉？他的申诉有没有用？他的处分决定有没有改正的可能？我只问有没有可能？是一点点的可能都没有了吗？　　

    她看到，随着她表明来意，那几个办公人员的神情，由恍然大悟，到流露出了轻视与厌恶，但又马上加以了掩饰与调整，出现了一种成熟的办公事的表情，对于如何回答她，也就有了言词。他们还没有开口，她的心已经在往下掉，因为他们将要说的，实际上在他们表情的变化里都说出来了，但她还是准备认真听一听，好也罢，不好也罢，希望能从中听出一点真实的情况来。　　

她得到的回答是明确的，斩钉截铁的！他们说，郁平的历史问题是客观事实，处分决定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而且已经是比较宽大的。他的申诉，他弄来的证明材料，都不能改变事实本身，也不能改变审查结论和处分决定。　　

那么有没有改变的可能呢？　　

一切不是已经说了吗，不存在这种可能！如果有这种可能，我们也会去进一步做调查的。我们不希望把一个人怎么样。　　

    她一时呆坐在了那里，她感到的并不是绝望，而是一种清醒，她好像才真正明白了她的处境，她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她抱着孩子在那些人虽然轻视她、却暗中欣赏美色的目光中离去。既然郁平的真实情况是这样，她也就完全无能为力了。走出医士学校时，虽然没有获得希望，却也像没有失去希望；而走出“审干办”时，希望已经是绝对地没有了，但好像知道了应该怎么办。亮亮紧抱着她的脖子，好像也能感到她心里的一切。这孩子一动不动，不发出一点声音。　　

    她不知怎么走的，就走到了民政局，她走进挂着局长室牌子的一间屋。局长好像不止一个，并且有一个女的。她走到年龄较大的一个浓眉大眼的人面前，在他面前坐下来，从口袋里拿出那份协议书，放在那人桌上，请你看一看，她说。　　

    那人用肥肥的白净的手指在每一行字的下面慢慢移过去，这样仔细看完了，抬起头来，问她，你就是乔丽吗？她点头，并且问，你们为什么不批准我们离婚？你们知道我作为一个女人的处境吗？你们为什么硬要维护这样的婚姻？　　

    局长把身体往后仰了一仰，好拉开一点距离望着她，点了点头，对她说，你这个问题，我们有专门分管的科长，他会回答你。局长叫人把她领到了一个科长的面前。科长说，喔，这个事情我有印象，男方也问过你问的这一问题。不过，他问，和你问，看来是不一样的。科长看着她，好像正在进一步品味那个不一样，又好像要看到她对他的敬佩。可是她，当然只是想听他说下去。科长接下去说，我的理解是这样，因为男方的问题是政治性的，所以我们不能批准你们离婚。她问，是你的理解，还是有具体明确的规定？科长说，当然是有一定依据的，是我们掌握的政策，不必对当事人有更详细的说明。　　

    她立即说，人家告诉我，男人成了坏人，女人和他离婚的，有很多，那些为什么就可以批准？科长说，这个我没有解释权。她问，谁有解释权？科长说，我说过了，我们没有解释权，但我个人的理解是这样：只有一句话，为了社会稳定。她说，难道现在这样就稳定吗？你看，我就不稳定！科长笑道，我说过，我只是个人理解，反正目前的决定是不批准。还是慎重些比较好。她问，是不是政治问题有改变的可能？科长感到她的问题提得太直率似的，定睛看着她，抱歉地摇摇头，不再开口，显出莫测高深的样子来。她只好收起协议书，起身走出。　　

    她走访三处，总共只用了半天时间，速度之快，回答之干脆明确，她完全没有料到，但算是领教到了很多东西。她仿佛看到郁平不过像一只苍蝇，在一个密封的器皿里徒然地碰撞。她和亮亮是帮不上他的忙的。即使她再怎么可怜郁平，再怎么决心等待郁平，也没有用了。她和亮亮只有过自己的生活……　　

    然而，完全的新的生活对于她是不可能的，因为在法律上郁平还是她的丈夫，她不但不是一个自由人，而且还是一个“家属”。一时间，她倒也觉得无所谓了，她以后要让自己过得轻松一些，反正就这么回事了，认命吧！电影上那句歌唱得好：任凭风暴啊，把我带到地角天涯！　　

    下午,她特意把自己打扮涂抹了一番,新鲜而艳丽地出现在妇产科里,像一个演员一样对效果感到满意,她简直光照四方!小刘睁着一双火辣辣的大眼望着她,妒嫉而又反感，别的人的目光里也有着反感。她才不管这些呢，她有生活的权利！她镇静着，做出若无其事的坦然的表情，做出十分轻松的样子。对秦川，她根本看都不看，她已经不在乎他。她现在是一个完全独立的，自由的，愉快的人了，她不需要任何人的同情和怜爱，她决心洁身自好。　　

    忽然，她产生了一个非常好的灵感，对她自己，对别人，都很好，简直是慷慨大度。她于是走到小刘面前，邀请她到外面去谈一下心。小刘感到了她的友好和诚恳，也觉得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就跟着她走了出去，面对面站在一棵大树下。　　

    她说，小刘，我跟你谈谈心，我想过清静独立的生活，我再不愿被人连累，也不想连累别人，这是我的决心，你看好吗？小刘有点茫然，但对她点点头。她继续说，我什么朋友都不要，我只是我一个人，还有我的孩子，未来的日子真是很长啊！小刘用点头表示同情和同意。她说，小刘呀，我跟你说这些话，你明白吗？我是说你只要勇敢一些、主动一些，他就一定是你的，我是说秦川，你要主动……　　

    她忽然不解地看到，小刘一下子眼泪汪汪的了，似乎对她很气愤，这更使她感到不解，她还想对小刘再具体说几句，因为她的话还没有说完呢，她是真诚的。但小刘哼了一声就走了。她很难过，她是要跟小刘沟通思想，是想帮助小刘！　　

    主任向她走来了，到了她的面前，问她，乔丽，你把小刘叫到外面来说了些什么？怎么回事？　　

    她觉得主任来得正好，她说，我看出小刘很爱秦川，我叫她主动一些、勇敢一些……　　

    主任脸色大变，说，乔丽，你需要休息，我派个同志送你回家……　　

    看来，主任也对她很误解，她忙说，我很正常，我不需要休息，我说的都是真心话，我已经把一切都想通了，我现在心情也很好！花儿自然地开放，自然地老去，自己落在地上，自己烂掉，与别人无关！我现在就是这样的生活态度，但我与人为善！　　

    主任说，对，你说得很对。主任还是叫来了一个小护士，送她回宿舍。她觉得这样也好，并且顿时感到很累，的确需要休息。小护士为她抱着孩子，和她一起走着。她笑了起来，因为她觉得眼前什么都是可笑的，街道，行人，天空下的整个世界，都让她想笑。小护士说，乔医生，你别笑，我害怕。小护士的害怕的样子更让她觉得好笑了，她放声大笑起来，过路的人们都看着她，受了她的感染，都笑了起来，就连小护士也笑了。蓝天白云，天气真是晴朗。小护士提醒她，乔医生，我们快回去吧，主任说要让你好好睡一觉，而且让我给你打一针镇静。结果，那天她真的睡了好长一个觉。醒来时，小护士还在屋里，这是主任关照的。主任真好。　　

    可是，以后发生的事情，没有一件不让她激动，发疯！　　

    这些乡下人啊，就只知道要孩子！好像她只是一个生孩子的机器，莫名其妙为他们生了一个孩子！她可真是荣耀！是的，郁平反正是完了，和她的夫妻关系也反正是没有指望了，于是就来要孩子，至于她怎么样，他们是不管的，当然，他们也管不了。农村人最现实，地主和农民都一样！她当然没有答应他们，她不曾有好脸色给他们！　　

    她怎么能把孩子交给他们呢？他们是些什么人啊！一家子都是反革命，没有一个好人！她即使不要这个孩子，也不能把孩子让他们带走啊，那不是更加毁了这个孩子未来的一切吗？这些乡下人啊，又自私，又愚昧，又固执，简直是可恨的了！毫无疑问，她的一生就是被这种最愚昧最可恨的自私给毁了！　　

    郁平成什么样子了啊，憔悴得多了，可以把他当作一个半老的乡下老头，他竟然一声不响就闯进了妇产科，丝毫也不顾及她的难堪！人已经到了这步田地，还是那样呆头呆脑的，她实在感不到以前他的那种可爱，一切都恰恰相反，可气可恨！当然，她看出他在忍耐着许多的屈辱，但她不也在忍耐着许多的屈辱吗，他们彼此都是无法帮助对方的！　　

    街道上竟然通知她给他送饭去！他被收容了！后来他又逃了，而抓他的人在凌晨搜查到了她这里！急促的敲门声吓死了她！街道主任披着一件大衣，脸上是疲惫和不满，问她：郁平回来了吗？他来过没有？她的屋那么小，一目了然，是令他们失望的，她的回答一问三不知，也是使他们失望的。他们走了，洞开的门外是漆黑寂静的夜，她赶紧关了门！她把熟睡的孩子抱了起来，坐等天明。那种可怕的敲门声还在震荡着她的头脑，心里怦怦的，好像得随时提防着突然再次响起敲门声，而郁平也好像随时都会逃窜而来！　　

    他用一封封的信来哄她，但她所了解的情况和接连发生的事实，却更值得她相信。她不能想象，所有这些人，而且是组织的这一方面，会这样无故地来和郁平作对到如此的程度！　　

    他的来信出现在传达室对于她并不是一件荣光的事情，她觉得连传达室老头在叫她拿信和把信给她时，也掩饰着对她的鄙视、嘲笑还有无耻的邪恶的眼神。后来的几封信，她干脆原封不动地撕掉、扔掉了！也许，她这样是不对的，但他的信决不会把什么奇迹带给她，只有那些哄人的话而已，事实上他的奇迹至今也没有出现，如果出现，她也不至于落到坐牢的地步！如果将来出现呢？啊，嘿嘿，那只有怪她沉不住气了！多么大的作弄和嘲讽！可是，见鬼去吧，他的奇迹永远不会出现了，出现多么大的奇迹也与她无关了！　　

    她还是得过下去。每天，从小屋到医院，又从医院到小屋，她生活在亭州老百姓当中。他们那样安宁，在安宁中那样平凡而自尊。他们衣服上有补钉，也许全家人中午只有两大碗炒青菜，但就连孩子们走出来，也有一种中正平和、顶天立地、不卑不亢的气质。他们永远不惊不惧、不急不躁，真的能够一辈子，并且世世代代，就这样普普通通、平平凡凡，在自家的穷角落过下去，对生活并无多少需要。好像总是有着不算奢侈的希望在等着他们，但他们并不着急。　　

    她生活在亭州人这种平凡的空气里，呼吸着，感受着，被温暖着、滋润着，似乎渐渐成了生命力的一种来源。每当她想到这些方面，她的心情就会多少平静下来，好像准备如同一个普通亭州人那样，一辈子面对自己的现实心平气和地过下去！        　　

    她还有亮亮陪着她！孩子出自孽种，孩子作为一个生命却是无辜的。亮亮的可爱并没有改变，但亮亮在托儿所里的孩子们当中，是地位较低的一个，当然，这是大人们心目中的事情，托儿所的孩子们太小了，还不懂。亮亮很快就会懂的，等他上小学之后，他渐渐就会感觉得到人间的冷暖势利，他将遭到冷落轻视。她已经为亮亮流过多少泪水啊！她天天要和亮亮说多少话，其中就有这些话。亮亮虽然还不能回答她，但亮亮好像什么都能听懂。　　

不管她怎么想的，事实上她是作为一个亭州人在过着她的日子，她和亮亮甚至也有欢乐的时候！她也在享受亭州的阳光，享受亭州的食物，享受亭州的特别宁静的夜晚。可是她坐牢了！孩子呢？她怎么剩下一个人了？好奇怪啊，她想弄清楚，却怎么也弄不清……　　

我的孩子呢？她大声问，问了好几声。　　

问你自己吧！赶来的女公安回答她，并且命令说，不准这样鬼叫！　　

    ……她又一次被调动了工作。叫她到人秘科去，她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是的，她在妇产科待不下去了。因为秦川的事，因为小刘的事，她不宜再待在那里了。　　

    人秘科长这次和她谈话小心翼翼，好像生怕触犯了她。她明白，他们都以为她精神有点不够正常。科长先充分肯定她在妇产科的工作是认真负责有成绩的，群众反映是好的，然后说，根据工作需要和情况变化，结合你的专业，领导决定让你回到内科门诊去。　　

    她倒是很佩服这种做人事工作的人的，能掌握你的隐情和心理，顾到你的面子，同时又达到他的工作目的，也许可以叫做哄人，但事实上，人有时是需要被哄的，因为人的内心有很脆弱很虚荣的东西。人啊，是很可怜的，人有时愿意被哄，她正处在这种最可怜的情况里。她凄惨地一笑，觉得妇产科像一片热土难离似的，但既然已经找她谈调动，也就没有什么可以依依不舍的了，个人总是要服从组织，这个她懂。　　

   她于是回到内科门诊去了。内科对于她的归来,表示了足够的热情,都说,乔丽你回来了,还是干你的老本行好! 本来嘛,你是内科医生! 我们还真是想你呢! 隔行如隔山呀！哈哈哈！周医生对她说，乔丽，等有空，我要跟你好好谈谈呢！她多么希望人们尽力表现真诚和友爱的这种气氛充满整个的上班时间，也充满别的时间，并且人们都不要回家，都老是这样在一起。可是，她的内心有一块地方不能真正快活起来，好像有一个冰块儿冻结在那里，而她又不想告诉别人。　　

    那天晚上她的心情特别抑郁，就抱着亮亮到外面漫游起来。晚上的亭州那么安静，是几乎没有行人的，也绝不会有一辆汽车，偶尔一过的一辆赶路的自行车的铃声，会悦耳地久久地响着，直至远去。路灯杆子都是木头的，灯泡在上面孤寂地亮出一团昏黄的光。她从一个一个路灯杆子下走过，弱暗的灯光把她抱着孩子的身影拉长，缩短，又拉长，又缩短，并且不时消失在灯光照不见的黑地上，没有什么来打扰她观看她自己的身影。当身影消失在灯光照不见的黑地上时，心里就有一些莫名的害怕，好像是进入了死亡，因为听说鬼是没有影子的，但身影马上又出来了，还是她抱着孩子，越来越长，这时可以肯定她们是两个活人。她想这样一直地无尽头地走下去，好像经历阳间与阴间的不断交替。　　

    她站到一座桥上了。桥下是亭州的城河,很宽,两岸低矮连绵的黑影是民房,不是江南的山。在那一大片黑暗中有几点灯火,静静地亮着,好像会永久地亮下去,它们在底下的河水中幽幽地闪耀。她望着河水,似乎想从桥上飞入进去。　　

    忽然，一个人从旁边插到她前面，用臂膀挡着把她往后逼了一步。她看清了，是秦川。她不知道他想做什么，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她倒一点也没有受到惊吓，她只是在想，他怎么来了？他对我还缠绵着吗？这是不行的，但我怎样拒绝他呢？秦川说话了，他说，你这样站在桥边有危险，你要往后面站一点才行，假如你一失手，就会把孩子掉下河去的！她顺着秦川的所指看去，并不明白他说的话。　　

    我是跟小刘一起散步的，走到这里，看见了你。　　

    于是，她看到了站在她身后的小刘。她明白了，不是她叫小刘对秦川主动点儿的吗？不是她叫秦川接受小刘的吗？这下子总算好了，他们听了她的话。秦川不会来缠着她了，她轻松了！有所失落的感觉是有点儿的，嫉妒也是有点儿的，但那不应该，她要为他们高兴才对，这真是一件好事情。　　

    小刘医生，太好了！我真是很高兴！夜色多好啊，多安静啊，你们散步吧，你们走吧！　　

    她往后退着，用手势叫他们只管去散步。小刘说，乔医生，你有孩子，早点回去吧！　　

    小刘和她说话了，和解了，她多高兴啊，她连连答应着：我这就回去！　　

    那天她一路上是笑迷迷地回去的，哼着歌儿，心情好极了，她为人间的幸福所陶醉。幸福这东西，还是有的，还是有的啊。人如果能够忘掉自己，为别人的幸福而高兴，也是一种幸福，在那个夜晚，她是体会到的。　　

    在所有的时间里，这样美好的时刻实在宝贵。事实上在第二天她的心情就全部被破坏了。当周医生把那种情况告诉她时，她呆住了，悲痛，绝望，冤屈，伤心，什么都有，但又无法诉说，也知道不必诉说。一口恶气堵塞在胸口，吐不出来，咽不下去，但她也只有咽下去，她的命运和状况反正是早已定了，更多更严重的屈辱也许还会有，她能跟谁计较啊！     　　

    原来，她被调出妇产科，直接的原因倒不是由于秦川的事，而是市里一个领导人的一句话，这句话的原则性真是强极了，也残酷到了极点！这位领导人不知为何注意到了她，在听说了她的情况之后，不仅不同情，反而对医院领导说，怎么把这样的人放在妇产科！那意思是明白的，她这样的“家属”，是一种可怕分子、思想情绪不稳定，万一搞起破坏来，怎么得了？妇产科里都是孕妇、产妇和婴儿啊！　　

    她的心中，所谓市里的一位领导，是在妇产科出现过的，一定就是那一位了。那天院里的一位业务院长先是到了科里,跟主任说着话,但也好像在等人。要等的人后来显然是到了，因为他们一见到一个男人一个女人搀着的一个孕妇，就都站了起来，忙着招呼和张罗。那个男人当然是一个领导干部了。大家都忙着，她是不用特别地忙的，她的事仍是量血压之类，这工作别人也会做，但既然有她这个内科医生，那就非她莫属。但那天没有让她给那孕妇量血压，她根本挨不到边儿去。她桌上的血压计被拿去效劳。后来那簇着的一大堆人忽然就都走了，蜂拥着那个孕妇而去，而她的血压计被用过之后也没有送来给她，很可怜地孤另另丢在那里。　　

    啊，他的女人将要在妇产科生小孩，所以很自然，他对妇产科有一种安全上的要求，但别的男人没有权力没有资格像他那样对妇产科说话，也没有他想得那么深那么细，不至于因为自己的老婆要在这里生小孩，就对这里的医护人员有一种政审的要求，偏偏特别地把她点了出来！　　

    她心里涌涌而来的东西太多了，一切都不过使她明白自己是个倒霉的人罢了，虽然她并不直接地有罪，但郁平的罪也就是她的罪，她虽然没有受到处分，但她身上至少有一半也是黑的、脏的、讨嫌的了，她得承认有这一半才行，不要把自己当成正常的人了。怎么解释呢，不是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吗，所以她也就有了一定的罪，那个幸福的孕妇就完全不同了，应当说是贵妇，不同就不同在嫁人嫁得不一样。其中道理真是妙极了！她笑了起来！　　

    周医生见到她笑，却反而害怕了，走了一步掉头来关照她:这事你放在自己心里,不要跟别人说啊,你不要去想它,你反正上你的班！　　

    她怎能不想呢，整天想的就是这件事，头脑固执地要想一个所以然、要想一个出路来似的，想得头要裂开了，一无所获，却还是想，停止不住，就像掉在泥塘里的小虫子，你没法叫它不挣扎，它也没法叫自己不挣扎，而挣扎的结果只是陷得更深、更没有希望。她就是一个小虫子，她可怕地在一片烂泥里爬呀爬呀，人们都站在四周，明明可以拉她一把的，却又怕自己也掉下去、变成那样一只小虫子，所以只有向后退着，恐惧地看着她，甚至也有幸灾乐祸、觉得好笑而笑起来的。但人们忽然都逃走了，只剩下她一个，分明还有无数的手在往下拖着她，是那些“家属”，要把她完全变成他们的人，一起死在深不可测的泥塘里，连同亮亮一起，她抱着亮亮在污泥里苦苦挣扎，她大叫了起来！　　

    亮亮好好的睡在她的身旁，她刚才是做恶梦了，但她不知道梦这边是现实呢，还是梦那边是现实，也许刚才倒不是梦中，而现在自以为醒来才是梦中。她拉开了灯，只觉得头疼头晕，想着刚才的梦境，让她再三回味，真是可怕。是的，“家属”们希望成为“家属”的人越多越好。她头疼欲裂，她不能再这样下去，她得把自己调节调节。她焦躁起来，觉得在小屋里再呆一分钟都将闷死人、要把她逼疯。她把亮亮抱了起来，裹好衣服，就出了门。她想起了亭州的夜是特别幽静特别美好的。　　

    她又玩起了阴阳交替的游戏，看着自己抱着孩子的身影在昏黄的路灯光下被拉长，缩短，压扁，然后在一片黑地上消失，然后又慢慢生长出来。心儿收紧着，又放松着，恐惧着，又愉快着。时间不存在了，世界也不存在了，过去的一切烦恼和不好的事情都遥远了，她和亮亮正在长途赶路，有一个美丽的地方等着他们呢。　　

    她又站在那座桥上了，美丽的地方就在桥下，她又看见了，美得真是深邃啊，那么幽静！但她不能从桥上下去，秦川说过那会掉下河。她看见桥下的台阶，又宽又大，一级连着一级，正是通往那里去的，太好了！亮亮，我们去，我们去！她一级一级地走下去，孤单，美好，而又伤心。再见了，永别了，让我伤心的一切！她向那越来越眩目辉煌、碧玉般的好地方毅然地、急不可待地把身一耸，飞了过去！飞啊！那是一条水路，温柔的水路，前面有美丽得照人的姐妹在向她招手呢！她飞起来了，飘动着。她抱紧了亮亮……可是她不知道了……　　

乔丽，出来！　　

铁门开处，是美丽威严的女公安。　　

她没有能飞出去，失败了，来逮她了。她想留在梦中，然而她却在一点一点地清醒。她明白了在她飘动着走下去的水路之中，亮亮的唯一的结果是什么！她瘫了下去，撕心裂肺嚎哭起来，叫着：亮亮……　　

　 　

　 　

第四章  沉渣　　

　 　

……一九六一年。那天，他在省城下了火车赶汽车，几个小时之后，到达亭州，直奔医院。他到了妇产科，因为乔丽是在那里工作的。他看到他的出现使妇产科的人们吃了一惊，目光里对他有着他所不解而又感到不祥的同情，后来就对他说，乔丽不在，你到我们医院人秘科去，他们一定在等你。但他迫不急待地问：乔丽呢？她在哪里？妇产科的人们对他摇着头，不知是他们不知道呢，还是不好对他说。他只好急忙到人秘科去了。　　

    人秘科负责人偏偏不在，女秘书请他坐下等一等，倒了杯水给他，就出去为他找人。他坐在空荡荡的人秘科里，心里充满绝望。女秘书回来了，告诉他：再等一会儿人就到。他走上前，问：乔丽在哪里？她出事了吗？女秘书的眼睛忽然红润了，有点艰难地对他把头摇摇，说，等会儿领导就来了。说罢就低头走了开去。他的心继续往下掉，事情显然是不好了。　　

    门外的脚步声不止一人，他恐惧地站了起来，跟医院人秘科长一道进门的，竟然还有王校长！不用说，事情是更严重了！但一股温暖也油然流进他的心中。王校长！他失声而叫，哽咽起来，他还没有这样脆弱过，但控制不住！　　

    他们使他冷静下来，使他准备接受他的家庭的严酷现实。然后告诉他：乔丽精神分裂，出事了，但大人还不要紧，问题是孩子没有保住。出事？出什么事？她抱着孩子投河了，被救了上来，但孩子不行了。　　

    亮亮！亮亮！爸爸对不起你！无限的内疚撕扯着他的心。　　

    他们还不得不告诉他：因为孩子是乔丽抱着投河致死的，所以乔丽负有刑事责任，她已经被捕。　　

    乔丽！他一下子泣不成声了。他的灾难怎么这样大呀！让我代替她，我请求让我代替她，我毁了她的一生，都是由于我！只有我才是该死的人！我该死啊！　　

    他们说服他冷静，王校长对他说，组织上对你是关心的，决定先让你回亭州来，回到医校，暂时先代课……　　

    不，这些已经不重要了，这一切对于我还有什么意义！　　

    王校长说：郁平，你是受过组织多年教育的人，我们不管遭到什么样的挫折，都要正确对待，做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王校长的话竟使他一下子停止了大大发作的情绪，他已经多少时没有听到领导的教育了，他是多么愿意听话呀！他感到自己完全成了一个孩子，一个流浪漂泊、又被疼爱地找回来的孩子。他流着泪，点着头，接受了王校长所说的道理。　　

    那天晏下午，他在看守所的一间空荡荡的屋子里等候着乔丽的到来。他觉得他的双腿因为心里的悲伤而无力得几乎站不住。哪里能想到他与乔丽竟然有这样见面的一天！但这是事实，这事实正在一分一秒地逼近，活生生的牢狱相见的场面！而坐牢的不是他，是乔丽，女人，妻子！　　

    来了！人秘科长在门外提醒他。他站了起来，一阵晕眩使他摇晃了一下，已见乔丽站在了门口，身后是穿便装的一个女看守和穿军装的一个男看守。他看到乔丽头发凌乱，脸瘦了黑了，那眼睛好像是他没有见过的，正呆呆地盯着他，整个的人都似乎陌生化、异样化了。但那当然是乔丽，他悲叫了她一声，把双手伸了过去，他泪如泉涌，视线一下子模糊起来。但乔丽把他冲撞得几乎向后跌倒，他的右手却被她紧紧抓住了，接着是狠狠地咬住了他。他大悲而又大快，好！好！他狂声高叫起来，不知自己是伤痛还是欢呼。 　　

    吆喝声，脚步声，乔丽被拉走了。他爬站起来，追了过去，看到乔丽正被架着往里走，他急忙地用力地喊道：乔丽！我对不起你！乔丽不见了，消失在二道门里，门口有一个忠于职守的站岗的士兵。乔丽将以害死亲生孩子被定罪，她将被送去劳动改造，也许会被判死刑？这是多么可怕、多么不可思议啊！　　

    那天他被拉出了看守所，被咬破的手上流着血，他哭叫着：她无罪，有罪的是我！　　

    他盲目似的跟着医院人秘科长在路上走着，他滔滔不绝跟人秘科长说起他认为乔丽无罪的理由来，说得多么流畅：乔丽跳河是为了自杀，而不是为了害死孩子，既然她让自己和孩子都死，就说明她不是为了害死孩子，而是精神失常；再说，孩子是他与乔丽所共同的，他既然不责怪乔丽，不起诉乔丽，那么就不应当逮捕乔丽，就不能判乔丽的罪……　　

    人秘科长说，我们也在为乔丽说话，也认为乔丽是精神分裂，并且向有关方面提供了这方面的证据材料，我们也希望乔丽能无罪释放。他对人秘科长真是感激不尽，认为他是世界上最好的人之一！　　

    他跟科长走着，给他处理了一下受伤的手，又领着他到了一个荒凉的地方，科长停步问他：要不要看看孩子？　　

    孩子？他这才发现，十步之外就是医院的太平间。那里面全是死人啊！亮亮，你会多么害怕呀！爸爸来了！他鸣咽着奔向太平间……　　

    他看到了亮亮，他抱起了孩子小小的僵直的身体，泣不成声！　　

    他被科长劝着拉了出来，科长告诉他，孩子将被送去火化，由医院负责办理，不用他操心了，孩子的骨灰自然是要交给他的。他听着只觉得锥子扎心，但他知道，一切都是无可奈何的了，他的脑海出现了亮亮被火化的景象，一团红火燃烧，最后是一小堆灰烬。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永远地没有了。亮亮，一粒小小的苦果，一个竟然这样死去的孩子！他想起给孩子吃蛋糕时的情景，不觉泪如雨下。　　

    他就暂时住在乔丽的那间小屋里了，他就这样回到了自己的“家”中。小屋里床铺，桌椅，碗杂，用具，一切晏然，好像乔丽马上就会抱着孩子归来，惊奇于他的“回家”。但这晏然的一切也仿佛已知发生什么事了，都寂寞凄凉，把生活的变故告诉于他。他站在小屋当中，这是他出事以来，他的妻子和孩子单独生活了三年的地方。三年来，他对这里记挂着，思念着，又躲避着。他自己也已经不能明白，他为什么要那样，但他就那样过来了，当时他认为那样把心硬着是最正确的，他怎么能知道，那其实是最错误的呢？他为什么不能做一个愚人、庸人、俗人、无耻的人，糊里湖涂过下去，赖死赖活过下去，他为什么要那样清醒、那样自尊、那样固执呢？　　

    他马上着手写起了为乔丽的辩护书。他把乔丽夹在书籍里的结婚照片安放在桌上，就从乔丽过去是怎样单纯写起，他当然写到在他出事之后乔丽的困难，他写着，流起泪来，写不下去了，只感到他罪孽深重，从一开始他就罪孽深重，他这样的人本来就不该娶老婆，结果弄成了这样！钱素红逃过了他这一劫，李云珠逃过了他这一劫，乔丽却没有逃得过去！这是命中注定吗？凡是发生的都是命中注定的，要不然它就不会发生，所以才有“命中注定”这个词，这是无法驳斥的！　　

    “……作为孩子的父亲，对于唯一的孩子的失去和惨死，我的悲痛是不言而喻的……”， 他忽然流畅地写道，“我对于致死孩子的我的妻子，当然抱有遗憾，但是，我要坚决地说，她无罪！我的理由如下……”    　　

    他把写好的辩护书给王校长看，王校长神色沉重，后来目光匆匆一扫而过，好像不忍卒读，说，你有为妻子辩护的权利……王校长忽然有点变了声，他看到，王校长说不下去了，眼睛红润了……王校长又劝了他许多话，他都听下去了，他渐渐看清了他未来的一条漫长的生活之路，于是，有一种决心也在他的心里渐渐生长……　　

    他把辩护书抄写了一式三份。他带了一份去见乔丽，他要让她知道他的态度，他觉得给乔丽送去他的信任和理解，在他，在乔丽，都是最重要的。如果乔丽处在神智不正常的状态，也许倒好，如果她是清醒过来了，那么她将多么痛苦，她掉进了最可怕的深渊！他一定要赶快给她送去他为她写的辩护书。　　

    看守所就在中山塔也就是“亭州市人民政府委员会”所在地的旁边。这是因袭了明清以来的格局，县衙旁边就是县狱。他上次看到的那二道门，正是古代县狱的“狴门”。乔丽竟然进了那样阴森可怕的地方，成了里面的囚犯，他仿佛置身一段古装戏曲故事之中似的了！他的事情，固然可以从宗进庭那里寻找根源，而乔丽出事，也是前因之后果，但他更多感到的，已经是主宰着他和乔丽两个人的奇怪的“命运”了，与别人并不相干，任何有关的别人，都只不过是高高在上的“命运”所使用的一个工具而已。一经认定了的“命运”的存在，他倒好像获得了更大得多的承受力，可以面对更多的灾难！来吧，都来吧，我倒要试一试你还有多么厉害！他的心里朝着“命运”叫喊着。　　

    看守所把他这第二次和乔丽的见面，安排在一个当中隔有木栏的屋子里。想到乔丽的令人担心的精神状况和她今后的生活，他恨不能立即像什么英雄似的把她救出来。可是他多么需要和缺少一股神力！他仍然只有屈从！他如梦方醒一样想到了他的失责，一纸离婚协议是多么懦怯和无知，当时却装作了勇猛和智慧！“命运”就是这样愚弄于他的。结果呢，乔丽在非常孤独无援的状态下崩溃了，在“命运”这样残酷的试验下没有及格……他有这样显然的过错，人们却不会怎么责备他，反而将会责怪乔丽经受不住生活的考验，而内疚将每日如锥深深地刺进他的心脏，恶毒的“命运”就将这样继续在他和乔丽身上施暴，以获得它的快意……　　

    他抬起头来，看到乔丽正从对面的一个门里被领进。他和乔丽互相地看见了，他止不住地痛心，但乔丽毫无表情，目光冰冷，好像并不认识他，使他更为心碎。他在木栏这边说，乔丽，是我对不起你，你是无罪的，你千万不要灰心，我为你写好了辩护书……他把手伸了过去。乔丽一时没有反应似的，但也似乎在考虑。他又说，乔丽，这一份是给你看的，我一定要为你辩护！他把手中的辩护书摇晃着，希望她拿去，就像他在把一颗心交给她一样。　　

    乔丽慢慢伸手把辩护书拿去了，他多么高兴啊，她是认得他的！他期待她能当场逐字逐句看一遍，哪怕只看一眼题目，好了解他是多么为她难过，是多么原谅她，并且要为她去努力，他多么爱她，他不但一直爱她，而且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爱她……　　

    令他吃惊和绝望的是，乔丽看也没有看一眼，就很无所谓地把辩护书撕成了两半，落在地上，她的脸上仍是一种无动于衷的冰冷的表情，不知到底是否认出了他是谁。站在她身后的女看守马上挟住她，把她拉走。那撕坏了的辩护书丢在地上一文不值。他急忙大喊：乔丽，相信我！但是，一瞬间，他的眼前，唯有一个空空的门洞，在嘲笑他，让他的心头也如此空空荡荡。　　

    她的表现说明她是认得出我的，她恨我，她无比痛苦，但她总算知道了我在做什么，这对她还是会起好作用的。他转而宽慰自己，心情沉重地走出了看守所。　　

    他到了公安局，得到的回答是预审已经结束，案子交给检察院了。他对公安局的人说，我认为乔丽无罪，我要为她辩护。公安局的人吃惊地望着他，无法回答他的话，而他说完自己的话也就走了。他被一种赎罪的心情支配住了，他的奔走虽然是为了乔丽，却好像更是为了他自己。现在只有他还能做一些努力，来和“命运”较量。　　

    他奔向检察院，幻想着检察院对乔丽免予起诉。有关的人看了他写的辩护书之后，对他说，这对本案能起一定作用，但作用不会是无边的，因为乔丽致死亲生孩子，影响较大，引起社会关注较多，民意也对她有一种道德的谴责，很难排除她有害死孩子的故意，我们不可能做到免于起诉……他急了起来，说了许多话，但他的理由其实都写在辩护书上了，可是他还是一直说到了底。检察官宽宏大量地让他说完，并且可以说是认真听他说了一遍，最后表示，会尽量充分考虑他的意见的。他感激而又抱愧地走出了检察院。他多么想大哭一场！　　

    法院暂时是不必去了，因为案子还没有送到那里去。他想着，在法庭上他要宣读他这份辩护书，他要打动法官和每一个人民陪审员以及听众，他想象着法庭对乔丽当场无罪释放！那是多么感人、多么好啊！　　

    他想着，走着，在一条小街上，一头碰见了宗进庭夫妇！宗进庭穿着天蓝色呢子中山装制服，肩上披着一件深蓝色呢子大衣，气宇不凡。兰贞高挑、丰满，白嫩，红润，走在宗进庭身边。有一个十几岁的男孩和一个大约七岁的小女孩，都很像宗进庭，跟在他们身后，而兰贞手上还抱着一个小孩，用红缎子风衣很宝贝地裹着，这想必是兰贞刚生下不久的一个孩子了。　　

    他觉得人间的幸福突然一下子照亮了他，对于这一家人当中的丈夫兼父亲，妻子兼母亲，以及三个孩子，他都怀着喜爱和祝福之情。他和宗进庭在现实中的对立关系暂时被无条件丢在一旁，他的不幸，乔丽的不幸，也好像是绝对可以丢在一旁的，他几乎可以像一个兄弟一样欢呼着向他们迎扑过去，向他们问好，同他们拥抱。他站在那里，等着他们，觉得他就要如他所想的去实行了，他兴奋着。　　

    宗进庭一家忽然奇怪地站住了，这时他看到宗进庭的目光像剑又像冰一样向他刺来，对他很嫌恶，他的兴奋于是像什么似的一下子被惊醒、吓跑了，发觉自己刚才是在做梦一样，是神经错乱，是全错了。接着他看到宗进庭与兰贞交换了一下目光，而宗进庭做了一个暗示，于是他们只当没有看见他，转身朝旁边的一条路走去。他被抛在了他们身后，形影相吊地站在原来的地方。那男孩和女孩聪明地掉头朝他看了一眼，同情而又恐惧。　　

    他感到他受到非常重的一击，这一击是那样无形、无言、而又致命。他眼前黑黑红红、耳中鸣响了一阵，经验让他以一种毅力坚持着移步到墙根，倚着墙壁，往下瘫去，昏死在地。　　

    等他苏醒过来，宗进庭一家早已消失不见。他又一次感觉到，他早已无意于把宗进庭再看作他的不幸的根源，他已经不考虑他的不幸从何而来，好像那一切已是他应有的了，他接受了他以及乔丽的“命运”，他要做的只是从自己的地方出发，走自己的路，不管这路是多么艰难困苦。他得到了一种大的孤独，感到了一种独自享受的隐秘的喜悦，来自生命的本身，来自活着的感觉，他更爱人间了，爱他看到的一切东西，他恨不得跳起来欢呼：真好，真好啊！“命运”原来是要让他能这样深刻地感知生活、热爱生活的！　　

    尽管他还没有上班，但他只有在学校打发他的时光，他整天泡在医校的图书室里，一面等待乔丽一案的开庭，一面为他即将开始的教学做些准备。　　

    王校长找他谈话，对他说，学校对你，一直没有忘记，现在你又有了新的困难，需要你更加不急不躁，把时间、过程，想得长一点，比较有利。不过，马上可能会有一个机会，是我在北京的战友告诉我的，我是作为个人，作为关心你的一个熟人，告诉你，让你有所准备，所以你也不要对别人讲，不要反而焦急起来，那就适得其反了。　　

    王校长告诉他的，是对审干即将有一次甄别。　　

    希望的火光在心头闪亮。他不是在乡下就被使用为代课教师了吗？他进而又回到了亭州医校代课。一切都在说明，对于一个目标而言，他是走近了，虽然代价是这样地大。也许，他的问题的解决，与乔丽的无罪获释，会一齐到来，那该是多么好！唯一的缺憾只是他们的亮亮没有了！　　

    他回去写了一式四封信，寄给从中央到亭州的四级人民来信来访办公室，再次说明他的案子是弄错了，请求按照历来的“有错必纠”的原则，纠正对他所作的结论和处分。信寄出后，可以说，他几乎嗅到了春天的气息。　　

    他后来得知，亭州的管政法工作的“五人办公室”上面的负责人就是宗进庭。那么，乔丽的事情最终也是归宗进庭管的了，他和乔丽不是都落在宗进庭手上了吗？如果宗进庭蓄意要打击他，一切就简直是在任其涂毒了！他立即想和宗进庭说到话，但他不如还是先跟兰贞说一说。他于是想好了他的行动计划。　　

    他守候在一个巷口，从方位上看，那是兰贞上下班必经之地。他忽然发觉，巷子极长，不宽，阴森森的。巷子的一面是极高而巨大的砖墙，一直地向巷子里延伸开去，并且远远地转了弯，似乎向那边还会延伸好远，长城一样，有一种久远性。高墙是用质地最为致密的小青砖砌成的，加上石灰勾缝，完好结实。他判断出来了，原来，高墙的那面，就是看守所啊，这高墙，就是古代县狱的高墙。他与乔丽，正只有一墙之隔！他用手摸着那高墙，多么坚固，多么冰冷！他仰望上去，更觉得那墙是无比的巨大高巍，天空也变得遥远了，旋转着，令人心悸。他俯伏在冰冷沉默而牢不可破的高墙上，落下泪来。巷子另一面是一大堆民房，在高墙之下显得极其低矮，死一样寂静，疑非人间，偶尔从里面走出一个百姓来，脸上是死灰一般的颜色，好像来自鬼域，大约是这一片地方被高墙所挡，终年缺少阳光如在阴间的原因吧。他呆在那巷口，背后冷嗖嗖的令他胆寒。　　

    路上已经出现第一批从机关下班的人群，都匆忙地走，从巷口一掠而过，他注意到，没有一个人朝这位置特殊而可怕的小巷看一眼。　　

    他终于看到了兰贞，她是一个人走的。他似乎胆怯怯地喊了她一声，并且跨出了巷口。兰贞惊讶地掉过头，更惊讶地看见了他，脸上顿时飞过一丝警觉与厌恶，然而立即微笑着看着他了。他诉说起来：兰贞你一定是早已知道我的妻子乔丽的事了，我已经为她写了辩护书，她是无罪的，她并不是有意要害死自己的孩子，她的精神状况是不正常的，她不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她分明只是想自杀，也许连自杀的意识都不清楚，当时她一定不知道自己实际上在做什么，她是糊涂不清的，所以才造成了悲剧。我想请你能为我的妻子说情，乔丽是无辜而且可怜的，我们失去了孩子，我是家破人亡了！　　

    兰贞对他点了点头，似乎确实产生了一些同情。他继续说了下去：另外，我想请你跟宗市长说，他认为我欠他的债，是不是能算已经还清了？他什么时候才能高抬贵手？他这样做，自己是愉快的吗？　　

    兰贞脸色严厉起来，似乎正在变得铁青，好像就要严厉地训斥他。他恭敬地朝她鞠了一躬，转身就走了，而不管她是多么恼怒。　　

    他走了几十步就到了看守所门口，大门上的小门开着，门口站着一个持枪的士兵。乔丽就在里面，在二道门里，坐在一间牢房里，牢房的后面就是那个高墙。他心中闪过一线希望的亮光，好像觉得乔丽不久就会被放出来的。他刚才跟兰贞把要说的话都说了，也把老根子上的话说破了，宗进庭可能会认真考虑一下的，知道该怎么做才算是理智和正确，这在宗进庭，只要说一句话就行，并不费难。　　

    他走进了“妇联”，跨进了挂着“主任室”牌子的一间，他对妇联主任谈起乔丽的事，他发觉正如他所料，她们是知道这件事的，这件事在小城当然是轰动了。他于是对她们诉说了起来，他说乔丽只是太痛苦，只是太爱孩子了，所以要带孩子到一个美丽的地方去，她把水里的夜色当作是一个好地方走了下去，她一定是这样想的，她甚至连自杀也算不上，更谈不上想要害死孩子了。你们不能拿她当“典型”！你们要为她讲话！他暗自奇怪，他发现他对乔丽的投河忽然有了最好的说法，他相信他所说的一定就是当时乔丽的心理事实！他看到，妇联主任对他的态度从一开始的厌恶与警觉，渐渐变得有所同情，至少，是听下了他的诉说，有所理解了。看来，是一定要宣传的，人们对乔丽，了解得太不够，人们对于人性的理解也很不够。　　

    他回去写了一篇《为我的妻子说几句话》，就到医校借了钢板蜡纸，刻写起来，然后油印了一百份，他用不着躲谁，但也不曾有人注意他。这一百份油印的宣传品，他首先到乔丽的医院去散发，各个科室都发到了。然后他就到检察院，法院，“妇联”散发。最后，他给市委书记，副书记，市长，副市长都寄了一份。记得还是在盐阜师范读书时，部队打下淮安，他参加过传单的写，刻，印，发，没想到这一手却在这时为救援自己的妻子而用上了。　　

    学校教导主任把他叫了去，又气又急，训斥他。他散发传单的事引起了市里的查问，为这事，王校长被叫到市里谈话去了！你这是什么行为？你是学的电影上的吗？电影上是地下工作者闹革命，现在是什么时代、什么社会？你自己想一想问题的性质！你的历史问题还没有清，还能这样乱来吗？你不是小孩子了！你是早就比我高几个级别的人！　　

    教导主任的话是有道理的，他感到自己闯祸了。　　

    使他内疚的是，原来，让他从乡下回到医校临时代课，是王校长向市里提出来的，是王校长把他的情况向市委朱副书记作了详细汇报，才争取来的。并不是因为他的妻子孩子出事了，就当然地要让他回城！　　

    他感到自己幼稚极了，他向教导主任检讨，说他对不起王校长，对不起学校。教导主任说，不是对得起、对不起的事，不知道市里会对你有什么说法呢！这不是前功尽弃吗？　　

    他带着负罪感留在教导处，等候王校长回来。是的，越想越可怕，他怎么散起传单来了？性质是严重的，简直可算是反革命行为呢！而反革命行为是真正地谁也没有办法救他的。教导主任只是没有点破罢了。他身上冒出了冷汗。　　

    王校长回来了。召见了他。对他说，你散发的传单，都收到公安局去了。我在公安局为你做了治安担保。你的传单，市里的领导们都收到了，两位领导一起召见了我，问了你的情况，还好，只是叫我多做你的思想工作。我当然是作了检讨的……　　

    他愧疚得深深低着头。王校长说，事情做已经做了，以后吸取教训，能不能有事情预先跟我们谈谈，我们会尽量帮助你的。不要冲动，不要一想到什么，就马上去做。他的愧疚的忐忑不安的心，得到了温暖的宽大和关怀，他说，王校长，我对不起你！　　

    王校长叹了一口气，说，不要说对不起我。我们为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应该我们去做的。因为你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边，你是在我们单位工作，我们有责任。　　

    他只感到王校长的话是意思很好的话，王校长也是一种很好的人。他无以报答，感恩在心。他这样地惊扰了世界，大约许多人都知道了他。他想起他曾经有过那样安安静静为世界做一份工作的日子。他不知道，那样的时光对于他是否还会再有？　　

    他特别安静地过了几天，好像已经没有什么事需要他去做的了。但他忽然跳了起来，直奔检察院。他感到一种重大的时刻快要到了。　　

    严检察长告诉他，对乔丽已经提起公诉，如果每个母亲都可以因为自己某些方面不顺心、有痛苦，就有权利做出致死亲生孩子的行为，那还成什么社会呢？检察院承认乔丽当时有精神不够正常的一面，但她总的是一个精神正常的人，预审表明，她多次有过认为孩子是累赘的意识、想过这孩子不如死掉的好。一个做母亲的，希望孩子死掉，不但这样想，而且真的这样做了，造成了后果，有哪一种法律可以不管呢？同情在这里是没有用的。另外，我们不能对你详细说明，也没有详细写到起诉书上去的情况还有：据调查，她有过要改变自己生活、另外嫁人的意识和行为，她之所以最终致死了孩子，在其思想深处，不能排除这方面的原因。　　

检察长虽然和气，说的话却极为原则，逻辑性极强，他几乎是被说服了，只是他不愿意这样强的逻辑性用在乔丽身上，他说，是我想到要离婚的，是我写了离婚协议书要她签名的，这不能怪她，不是她要改变自己的生活，而是我觉得对不起她、觉得她应该有改嫁的自由，一切的责任在于我……检察长摇摇头，怜悯地看着他，不免过于自信地说，一切我们都知道、都理解。跟你说实话，从我个人观点，并不主张起诉，何必做得这样惨上加惨呢？但是，我得尊重检察员的报告，还得服从大家的意见。检察长既然这么说，他也就没法再开口了。　　

不管他的心情如何，不管他怎样为乔丽辩护，所有的工作都已经在他看不见之处进行，乔丽就要被推上审判台了！他有点晕眩恍惚地走出了检察院。　　

    法院汪院长一看见他就明白了一切，很耐心地听他说明了来意，点着头，招手叫秘书把他领到赵庭长那里去，对他说，赵庭长具体负责处理本案。他似乎还想对院长诉说，但自己却可悲地感到已经没有多少说的必要了。他机械地跟在秘书后面走着，他所看不见的工作的严谨性令他胆寒，乔丽对于司法的人们来说，已经只是一件即将办完的工作而已！　　

    他要求亲自为妻子辩护，赵庭长说已经依法安排了辩护人，他写的辩护书以及那份油印的文章，都交给辩护人了，会为被告做充分辩护的。　　

    乔丽已经不必被称为乔丽，只须称为“被告”就可以了！　　

    赵庭长推心置腹地说，郁老师，你的心情我们都理解，你的辩护理由，法庭也会充分倾听，但是，无罪释放的要求能否达到，还要等待法庭的审判。作为我个人，可以用我的经验告诉你，我们思想上还是要有准备一些。当然，我敢肯定，判决为死刑的可能性是不大的。　　

    死刑！可能性不大！庭长好像一点都不感到，仅仅这样说一说，其实已经是多么可怕！乔丽怎么能和“死刑”这两个字沾边？但事实上一定已经放在这两个字上衡量过了！可能性不大，至少还是有一定可能性的呀！　　

    赵庭长看出了他的某种紧张，很善意地对他说，你放心，我敢肯定，死刑不可能。　　

    他努力镇静着告辞而出，他变得呆呆的了，一种反差给了他很大的打击，他感到自己孤独渺小，他和乔丽本来好像都是世界之外的人，如今可知道世界是怎么回事了！他们还是知识分子呢，他们多么无知，多么脆弱、稚嫩而又妄自娇贵！死刑不可能，言下之意，判刑是当然的了，十年？二十年？无期徒刑？天哪，乔丽是毁了！　　

    他的脚步引着他走到人迹稀少的地方去，他到了亭州的古城河边，他来过的，他多次地来过，他又来了。城河水那样碧清，波浪缓慢而不尽，大约自南唐建州的一千年来就是这样的，从淮河流来，向长江流去。他久久望着，他似乎得到着悠久历史所给予的一种抚慰，但他宁可沉浸在自己的痛苦里，一刻也不忘掉他的可怕的现实。他在河边一直呆呆坐到暮色四合，河面渐暗，野鸟归林。他疲惫地走回小屋，街民们已经家家灯火。他想到，他得在法庭判决之前给乔丽写一封信，好让她在打击来到时精神上有所准备，另外，他要和她说说今后的事情了，他一定是要想着她、等着她的……啊，他好像倒应该感谢，因为，一切的结果反而使他有了一个漫长的救赎自己的机会，这就是等待乔丽！就像托尔斯泰笔下的聂赫留朵夫一样。可是，另一面，却是以玛丝洛娃、乔丽的服刑为代价！知识分子多么会美化自己、自高自大啊！聂赫留朵夫的罪、他的罪，其实都是永远不可解脱的……　　

    他到了看守所，把信交给了所长。他请所长先看一看，在他的坚请下，所长红着脸匆匆看过，对他点点头，说，这很重要，我一定叫人妥善送达。他说，千万别让她撕掉，可以先读给她听，然后再交给她。对此，所长也十分理解，表示可以这么做。　　

    他离开了看守所，心中悲酸，他是在料理某种后事了。他又一次发觉某种宗教意识来到他的心中，给他以安慰，就是说，在如此人生面前，抱怨，悲叹，倒是不应该的了，相反，应当看作神的恩赐并且感谢。于是，他果然体会到一种不同的心情，倒觉得阳光特别地亮、天空特别地蓝、人间特别地美好、活着特别地有味道，他心中涌动着特别的爱和喜悦，而不是怨，更没有恨。　　

    他是该到江南去一趟的了。他得把乔丽的事告诉她的家里，也许还得把乔丽的母亲接到亭州来。他到法院问明了开庭的日期，就出发了。　　

    他一路想着见了岳母大人该怎样措词，怎样举止，他想他首先必须跪下去，因为简直无法交待，乔丽嫁了他会这样倒霉！而一切给乔丽老家的亲属、特别是年轻的人，带去的又将是什么呢？假如他们正处在升学，入党，提拔……人生的这些关键时刻！　　

    在那个江南小镇，他一步步沉重地走向乔丽的老家。那临街的门是开着的，时值傍晚，乔丽的母亲和一家人都在，他们看见了他，一时又惊又喜又疑，但他不由自主就在门口跪下了，双泪长流！　　

    一阵乱，他被搀进去，一直搀到里面的房间里去，这自然是为了不让外人看到和听到，接着是急迫的询问，他哭诉出“乔丽坐牢了”这句话，使他们，不，首先倒好像使他自己，魂飞魄散了！有几只手本来是关切地抓着他的，一下子松开了，一片可怕的寂静，他看到了人间最悲伤、最恐惧的面容，乔丽的母亲呆呆地坐了下去，接着有人抑制着哭泣起来。他重新跪在了乔丽母亲的面前，他本想说“都是因为我，是我对不起她……”但忽然觉得每一个字都是非常多余的，甚至是可恶的！　　

    乔丽的母亲似乎立即明白和理解了一切，站起来把他搀起，说，郁平，别难过，我知道，不能怪你……他急忙说，都怪我，都是由于我，不能怪乔丽……　　

    他把乔丽到底出了什么事说了出来，刚才没有流泪的乔丽的母亲突然地哭了，被摘了心肝一样高喊着亮亮！亮亮！她伤心得站不住了，手臂盲目地在身上拍打着。又是一阵乱，大家把几乎是瘫倒下来的老人家搀扶起来坐回到椅子上去哭，所有的人都哭了，满屋唏嘘！　　

    第二天，乔丽的母亲跟他一起上了开往亭州的长途汽车。　　

    他有许多话要跟乔丽的母亲说，特别是关于今后的话，但又觉得他要说的这些话，比如他将等待乔丽，比如要乔丽好好等待他，好像都很难言似的，可是这明明是他的肺腑之言，他也明明是想要说出来的，他不明白为什么会是这样难以开口！　　

    医院人秘科长着人把他叫了去，然后领着他又到了医院太平间，里面的工人看见他们到了，就返身进去，出来时双手捧着一个小小的红布口袋，里面鼓鼓的装着什么东西，向他们走来。他正不明白，工人却一直走到了他的面前，那小小的鼓鼓的红布口袋是送交给他的，他应当接受下来，旁边的人秘科长也正等着他接受这件奇怪的东西。可这是从太平间里出来的，是可怕的东西。他的心突然抖颤了一下，他突然明白，这是亮亮的骨灰呀！他的亮亮就装在这小小的丑陋的红布口袋里了！他似乎不想接，不敢接。他不觉看了一眼他本来未加注意的工人的脸，那工人有他父亲的年龄了，正万分同情地望着他呢，好像在说，我的工作是很负责的，里面确实是你的儿子！他把双手伸了过去，准备接抱过一个孩子来似的，但那红布口袋轻得几乎没有重量，在他心里引起一阵奇怪的失望之情。他向工人惨然一笑，点点头，转身离去。那红布口袋捧在手上走路似乎是不适合的，放在身上穿的衣服口袋里也不适合，他解开衣襟，放了进去，放在心口，用一只手在外面捂着，是的，这样最好，就像依然抱着他的孩子一样！亮亮，我们回家去！　　

    他回到小屋，对乔丽的母亲说，我把亮亮带回家来了，他从心口拿出那带上了他的体温的亮亮的少得可怜的骨灰。乔丽的母亲看着他手里的小小的东西，心里明白了，双手接过，贴在脸上，又贴在心口，又贴在脸上，好像要切实感受到亮亮的存在似的，他转过脸去，听到了老人家的哭泣声……　　

    去见乔丽时，母亲执意地决断地带上了亮亮的骨灰。在看守所门口，他忽然觉得他说出那些话的机会到了，尽管他已经给乔丽写过信，但还必须对她的妈妈说，并且要让她的妈妈对她再说一遍。他就抓紧着对乔丽的妈妈说，你要告诉她，不管怎样，我在外面是等着她的，也叫她想着我、等着我！要不然，我们就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了……他哭了起来！   　　

    他守候在看守所办公室里，而乔丽的母亲由一个女看守人员领着，到里面看乔丽去了。那种母女狱中相见的情景，令他不忍想象，压在他的心上。母亲将怎样从怀中取出亮亮的骨灰，女儿将怎样悲痛、自责、而又无可摆脱她这奇怪、不幸的人生，也令他不忍想象，使他心碎。这一切又都说明着他的罪孽！　　

    作为人，他是从无到有、从冥冥中而来的，如果把这看成神赐的话，接着而来的一切都应当看作是神的意志。你也许可以挣扎、努力，以求改善自己，但那“命运”正经由你的必然的挣扎而得以表明它的存在。神所赐的一切，人没有拒绝的能力，人只不过经历一番而已。你既是经历你自己，又好像是看别一个的你的一出戏剧，这别一个的你，无论怎样挣扎，仍然只是在属于他自己的戏剧之中。啊，不管怎样，他已经爱上了他所得到的一切，一种对待未来生活的信心和力量已经来到他的心中！对神所赐一切的接受，变成了对神的抗争和挑战，这也是人的命运！人总是要活下去的。哈，他站在人的角度，肯定了神，也否定了神，他只是很具体地把握住了只属于他的生活！　　

    一段难挨的时刻终于过去，窗外见到乔丽的妈妈正由女看守跟着从里面出来了。他的心收紧着，他将得到乔丽怎样的回答呢？他跟着乔丽的妈妈走出了看守所。老人家走着走着揩起泪水来，他立即内疚万分，他只有很负罪地跟在后面。回到小屋之后，他知道了那狱中母女相见的情景：当乔丽看见了向她走来的妈妈，就一下子泣不成声，瘫到了地上！她清醒了，一切都明白了！妈妈抱住了女儿，说，乔丽，别哭，你看妈妈这种时候就是不哭。妈妈告诉女儿，是郁平把她接来的。乔丽说，你不要提他！妈妈说，郁平现在回到医校代课了，他的问题最后是要解决的，郁平说他对不起你，他也不怪你。我们也都不怪你。现在不谈这个了，你糊涂已经糊涂下来了，这一关是要过的，以后不管怎样，要熬过来，全家人都等着你。郁平说了，他一定要等你，要你不要胡思乱想。但乔丽说，各走各的路吧！做母亲的说，不许你说这样的话！接着，她拿出了那个小红布口袋，忍不住放悲声说，你看你多么糊涂，这是亮亮的骨灰呀！乔丽捧过孩子的骨灰，就昏了过去……　　

    开庭审判了。他是当天上午得到通知的，通知上盖有法院的鲜红大印。他拿着那千斤重的通知，一颗心直往下掉，他镇静着，告诉了乔丽的母亲，老人家深叹一口气，只说了一句：你去吧，我不去。　　

    审判庭设在一间大屋子里，摆了一些长椅，大约可坐几十个听众。他看到，听众席上有医院的人秘科长和医院的其它一些人，他还看到，王校长也来了。他盯着审判台上摆的一些牌子，上面分别写着审判员、人民陪审员、辩护人、书记员、公诉人。那些人出席了，分别坐在那些牌子的后面，代表着那样的身份，这是不会有疑义的。只有人民陪审员使他有些失望，因为那显然是几个没有什么文化的店员或街道居民一类的人。　　

    乔丽被押出来了。一个女罪犯！他的心难过着。乔丽决不是她现在被展示的这种人，可是，她的确处在了这种地位上，她无法说她不是这种人。这是怎样的悲哀啊！他坐在观众席上，来看乔丽的受审，他其实是在看自己的悲剧的一部份罢了。　　

    公诉是义正辞严、毫不留情的。他觉得他一个字也不能同意。那一句句的话，像一下一下的打击，把乔丽打下了深渊和地狱。不！她是无辜的！他叫了起来。一阵乱，他被人拉出了法庭，拉到后面的一间空屋里，一个上了岁数的黑黑瘦瘦有一双浓眉的法警，同情而又责备地看着他，说，你呀，这叫扰乱法庭，你要冷静。　　

    时间过得很慢，但又似乎一下子也就过去了。门外响起一些人的脚步声，王校长，医院人秘科长，还有不认识的几个人一齐进来，王校长说，郁老师，跟我们回去吧。他跟着王校长到了医校，进了校长办公室。　　

    他于是知道了结果，乔丽被判了十五年！　　

    他久久呆坐在那里，十五年，从眼前的一九六一年到将来的一九七六年，多么漫长的时间，而且是服刑劳改，要去吃那样的苦，她的家人，她的妈妈，还有他，都将在一种痛苦中度过这十五年，思念她，为她难过，盼着她的归来，但归来的已经是一个四十岁的全然不同的乔丽了！这一切确实是很必要的吗？　　

    我要为她上诉！他站了起来，痛苦地说。　　

    他走出了学校，不敢回去，但还是回去了，他到了小屋的门口，他和乔丽的妈妈四目相对了，都可怕地望着对方。十五年！他说出了这个结果，他抓住了门框。一瞬间，他看到了乔母沉毅的面容，那为皱纹所包围的眼睛非常镇定、刚强……　　

    他立即以乔丽配偶的名义写好了为乔丽的上诉书，并且送到法院去。在起解前的日子里，乔丽的妈妈每天中午给乔丽送一次饭菜，但并不是每天都可以见面。有一天，乔丽的妈妈回来后对他说，乔丽提出要同你离婚！他说我不同意，我要等她，叫她别想这些事！　　

    然而民政局通过学校找他，要他去一趟。科长说，你的妻子提出离婚要求，因为她在看守所，我们不好把她找来让你们两人当面谈这事，她写了申请在这里，我们就看你的态度了。　　

    他问，现在你们可以批准了吗？科长记得以前不批准的事，说，她被判了徒刑，并且是十五年，跟你以前的情况不同，所以这次只要你也同意，我们就可以批准了。　　

    他在乔丽的申请书上用笔写下了“我坚决不同意”一行字，签了名字和日期。他朝科长鞠了一躬，走出了民政局，他不知道人们在他身后向他投来什么样的目光，总之，人们会想，他这个人的遭遇真是有点奇怪。然而，人们不知道，在当事人自己，所发生的一切，是很现实、很现实的……　　

    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他的上诉，维持原判。他突然发现，这段时间里，乔丽的妈妈衰老了不少……　　

    他们给乔丽准备的行李弄好了，并且送了进去，他们就只有等着乔丽的起解了。起解之前，他没有去看她，因为知道除了引起那种激动，没有别的结果，他所想象的两人能好好谈一次心，是无法做到的。　　

但起解却是半夜里的事，没有通知他们去送行。乔丽被送走了，服刑的地方在五百里之外海边的一个农场……  　　

……乔母是必须离开亭州、回去了，而他，只有到学校去上班。生活给了他一个遥远的揪心的挂念和一个巨大的空虚。这空虚吞没了他，这挂念却让他存在。　　

    真对不起你！乔母悲伤地说。　　

    妈妈，我对不起你，对不起你们全家。我会等她的，可怜的是她。他安慰着乔母，却恨不得自己一个人立即永远地逃躲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去，让这一切对于自己都不曾有过，就连自己也忘掉、也不存在。　　

    你不要为难自己。十五年，很长，孩子又没有了……　　

    不，我一定要等她，我一定要这样地等下去，她的事就是我的事，她的命运就是我的命运。他说着，并且在心里认定着，不让自己离开这个立足点，如果从他脚下抽掉这个立足点，他将不知道该怎样过下去、他就不存在了。　　

    好吧，你自己看，我们不会怪你的，十五年哪……乔母眼睛湿润着。　　

    他只觉得无地自容、无法回答。这是人间所能有的最大的宽厚，来自母亲的博大的心胸，超越了一个具体的母亲，而代表母亲本身。他像孩子般流着泪。　　

    ……学校里没有让他上课，而让他在教导处，工作只是刻写试卷，这也不是一件很闲的事情，各科每个教学单元都要出试卷的。他想，不让他上课当然经过某种研究，他能理解。乔丽反正已经远去服刑，并且时间是十五年，再焦虑也没有用，他只有让自己安静下来，虽然总是不时感到很惭愧很窝囊很无奈。　　

    他期盼着王校长所说的甄别，后来，不用再问王校长，他也知道来了一个相反的大形势，报纸上都公开了，那就是对“阶级斗争”的强调，对“单干风”、“翻案风”的批判。他要求甄别，岂不正有“翻案”之嫌？　　

    他的长达三年之久的申诉，也就可以休矣，而他的申诉书，确实也就退了下来，批语写着：经研究，该申诉予以驳回，维持原审查结论和处分决定。　　

这显然就是大形势的产物。好像“审干办”的人把这个搁置这么久，就是知道将会有这个形势，而他呢，就像一个固执的要去碰壁的苍蝇，就像一个愚蠢的妄想挡车的螳螂，只是愚蠢和固执而已。阶级斗争的强调，虽然言之成理，他很理解，但在他心中，或者在所有的人心中，却产生着不可对人言说的恐惧、紧张甚至压抑。但这“所有的人”，看来是不包括宗进庭的，因为宗进庭始终处在有利的位置上，只有他能用“阶级斗争”对着你，而你不能用这个对着他，否则就变成“阶级报复”、“反攻倒算”一类很严重事件了。这是很奇怪的。但宗进庭这种人也不是一点危险没有，他们也会有很不幸的情况发生，或者是因为腐化堕落，或者是因为反对了党的路线，都有可能使他们从那样有利的位置掉下来，以至一直掉到很低的地方，也成了“阶级斗争”的对象。这种事情在生活中时有所闻。但这一情况也并不影响，或者更加使得依然处在有利位置的人们，戴上一副“阶级斗争”的铁一样板着的优越的面孔。　　

他承认，对国家之事他知之甚少，他不应该也不能够去疑惑什么。作为国家，特别作为处于美帝国主义封锁之中而又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或许就需要这样像铁桶一样把自己箍得紧紧的，不能松散，好像“圣人不得已而用之”。但一想到自己个人的事情，他仍然固执地要问：从来不都是提倡“实事求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吗？那么对他的问题，为什么就不可以照这种可以说是科学的精神办理，而要被“阶级斗争”的强调搁置起来呢？难道从来具体问题的处理，都得要等待一个与它们恰好能够相应的大形势到来，否则就只有置之不理以至维持错误吗？为什么不考虑这对于个人及其家庭是多么无理和痛苦？然而，他这么想，又有什么用？谁来听他的？他越想越糊涂、越想越灰心了，还不如不想的好，在这方面，似乎也只能采取糊涂麻木的态度。　　

    从那以后，几年来，他每年都写一个申诉书寄给亭州“审干办”，但每年他都得不到回答。虽然步行一会儿就可以到达中山塔，但他却不朝那里跨一步。他只是这样每年提醒他们一次而已。这一固执，好像成了一种恶意的玩笑……　　

　 　

　 　

第五章  力尽（之一）　　

　 　

一　　

对于他来说，作为亭州的市委书记，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是“文革”在本地开展以来第一个灰色的日子。　　

下午四点钟，一个人闯进办公室，他抬头一看，吃了一惊，这不是李宝安吗？是在昭阳初中那阵浪潮中“经过去”了的干部。吃惊之后，接着就感到一阵愧疚，觉得自己作为市委书记，作为决策人，很对不起李宝安。他产生着一种冲动，似乎要立即把“假开除”的秘密告诉李宝安。但这是不可以的，他无权泄密。如果暴露出去，惹得学生愤闹起来，就要出大事。细想起来，简直有点荒谬了。他抹去心中乱乱的纠结，让思想面对现实。令他感到一点安慰的是，李宝安的神态并不是一个受了严重处理、因而自卑自愧的人，倒像是对一切早就理解而心照不宣的。这让他感到敬重。他忙挪椅让李宝安坐下，把自己面前的茶杯端给他，说，秘书才泡的一杯茶，你喝。李宝安站起来，双手接过茶杯，头低着，眼泪却像断线的珠子“叭叭”掉进杯中。他背过身去，心中也十分难过。李宝安哽咽的声音说：杨书记，我是来报告一个不好的消息的……。听到此言，他的心不禁往上一提。李宝安不是为自己而悲，还会有什么事呢？　　

……曹家骏……！　　

悲声使他头皮一麻，打了一个寒颤。他转过身来。　　

李宝安一声啜泣，随即又克制住了。他按着李宝安的肩，让他坐下，把茶杯重新端给他。　　

李宝安说，我们一开始是挨了少数几个学生的拳头，当然，旁边也有别的学生不主张动手打人的，但这一向时，学生对我们其实已经放松了，按理不该这时候出事。曹家骏是内心有压力，因为他被学生搜出了那些见不得人的东西。他对我说过，他在工作上问心无愧，而工作上的事情也是可以讨论的，小将们拿他游校、斗他、打他，他也不会放在心上，他最对不起党的，就是他丢了作为一个校长不能丢的脸。我看他心理压力大，是劝过他的，但他化不开，他的脸色一天比一天灰，头总是缩着。但我万万想不到他会寻短见。他是中午以后从学校后门出去，就在城墙脚下园田上一个小河边，上吊死了，一只老鹰在那里盘旋不落下，那棵树是那只老鹰经常栖歇在上面的，于是一个浇菜水的农民发现了他。这个菜农认得是曹校长，跑来报告了学校。他在上衣口袋里留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三句话：对不起党，对不起师生，对不起家人。是他的笔迹。公安局也去验过了，判断是自杀。他的家属到了现场，什么话也没有说，把人直接送到火葬场去了。红旗兵团的学生把我叫去……　　

他们，怎么说？他瞪着李宝安。　　

李宝安说，小家伙们脸色都白了，但外表竭力镇静，对我说，曹校长这样，不是我们学生所希望的，我们很难过，为他可惜。他被开除了党籍，这只是一种过程，他这一死才是他真正的错误。我们向你说明我们的态度，不要像他一样寻短见。小家伙们这些话说得是不错的，他们的水平在运动中迅速提高，无师自通。他们还跟我招呼说，马上有大标语要贴出去，我们只能那样写，你看了不要想得太多。　　

什么大标语？他问。　　

曹家骏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死有余辜。　　

他听了说不出一句话。李宝安说，这条标语像什么似的塞在我的心里。杨书记，在劫、在数、在难逃啊！李宝安终于抑制不住，失声痛哭。　　

他望着窗外灰白的广漠的天空，心中抑塞。他让李宝安喝茶。李宝安这才喝了一大口茶，说，杨书记，我对不起市委，我没有做好他的思想工作。他握着李宝安的手说，你是好同志，你事前劝过他，已经尽了你的责任了。是市委、特别是我有责任啊！李宝安强忍悲痛，说，不能怪市委，这样的运动，我们都没有经历过。我回去后，要利用晚上，利用一切机会，跟各单位的同志取得联系，沟通思想，不要再出现这样的情况。他说，对，思想要跟上来，可以利用“靠边站”的时间，多多学习、多多思考，光是用在苦恼上何必呢。李宝安点头。他问曹家骏家住何处？李宝安说，杨书记，你不要去，你的心意我知道了。他说，你告诉我，我假如路过那里，也好心里有数，默默凭吊，总不能无动于衷就走过去了。李宝安拿起桌上的笔写下一行字，而后就告辞了。他看到，纸上写着一个地址：槐桥北街。　　

槐桥北街是一片幽静的居民区，那里有一棵著名的千年老槐，长成了曲折龙蛇形的老树下，有一条河岸深深的小河，水很洁净，终年静静地流淌，不知为何被称作溱水，显然从《诗经》借来，取其古意，而实际上风马牛不相及。溱水两岸住满人家，房屋都青砖青瓦、高大齐整，岸边小街宽度只在一丈左右。水边有些很老的垂杨树，岸下甚至生长有一些芦苇，特意要构成风景似的。小城的腹心深处显现着这样的幽静，但人们似乎也并不特别感到珍贵。小河上有一座古老斑驳的拱形的砖桥，被叫做溱水桥，便利着两岸的来往。晚上，沿河小街有一两盏黯淡的路灯，河水幽幽地流，偶尔有鱼儿蹦起的水声。那里很少见行人。自从发现这条小街，夜晚的散步，他就喜欢从那里经过，一切对他并不陌生，但他好像已经怕到那里去了……　　

李宝安走后，他燃起一支烟来，陷入沉重的思考。他在常委会上总是显得很镇静很自信的，他不能慌乱无主，他要努力让自己有个主见，而主见从何而来呢？一是领会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指示精神，二是针对本地情况作出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的临机处置。他也想在文化大革命中做一个积极主动的好领导，但渐渐觉得稳妥灵活更为重要。表面镇静自信的他，内心疑问其实越来越多。一些好像考虑得比较正确的思想，随后就会发生疑惑，就会有相反的思想来取而代之。思想夹杂着现实，拥挤一起，在头脑里纠结，有的根本就解不开来。他力图把握自己内在的思想过程，试着站到身外去较客观地对待，让自己能避开一种精神的压力。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他经常处在这种激烈的思想矛盾和对自己内在的把握之中，可是他不能在常委会上表现出来。在常委会上，他要有充分的自信，以便引导大家理解文化大革命，负起一方的工作责任，而不能顺着那种“很不理解”，要不然，怎么得了呢？　　

奇怪的是，所有的干部对文化大革命都不怎么理解，并不真正积极响应，特别是《十六条》发布之后，甚至公然表示不满的人也有，说话达到了很放肆的令人吃惊的地步，可是你还觉得不怎么好处理，因为那种情绪是很可理解的，是有一定普遍性的，你更不能说他是反党什么的，那你就把自己放到广大干部的对立面去了。你只有充耳不闻或示以严肃神色，就连婉言相劝也不大好开口。这是以前没有过的现象。这促使他去看书、看资料，力求从马列主义理论上、从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认识上，深入理解毛主席为什么要进行文化大革命。他当然无法站在别的角度，比如资本世界的、封建社会的、或者抽象人性的什么角度，来观察与思考中国当前的运动，这方面无论有什么思想的火花在心头闪过，都觉得不足为据，很快熄灭，一切还是回到现实的政治思想环境里来考虑问题比较实际。　　

就这样，通过看马列的书、毛主席的书，阅读《九评》以及《社会主义教育文选》，他觉得接触到了问题的一些实质，甚至觉得他进一步理解了毛主席，也完全敬佩和赞成毛主席的思想。可是面对运动，疑问就会出来，干部中那种反对的和不理解的意见就显得反映了实际的一些方面。当然，在毛主席的雄伟气魄面前，这些都显得是平庸有余、理想不足、囿于眼前，但干部的思想现状，确实就是如此。迄今，他其实是以某种兼顾，来担当亭州运动的“领导”。你不可能按照干部的思想倾向去行事，那就是从思想的对立，走向行动的对立了，那要犯大错误；但你也很难按中央要求的去做到“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他不能让亭州乱起来。他是力求站在最适当的立足点，力求游刃有余，让一切显得是“顺应”，是“引导”，而不是对立，但骨里也不是“放手”。他觉得，他顶多、顶好也只能做到这样了，至于能否这样保持下去，也无把握。他相信，只要自己是真诚的，是跟着党的，同时又是结合着实际、谨慎处理问题的，就不会错，至少不会大错。　　

从某一方面说，运动中有人自杀并不奇怪。他经历过各种运动，有内部的，有外部的，只要是针对着人、涉及到个人命运的，就会有想不开、挺不住、寻短见的。就某一运动统计起来，这样自杀掉的人乃至可能达到一定数字。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当然不好，作为上级，会要求下面注意政策、减少这种情况的出现。一般说来，自杀毕竟出于自杀者自己的意志，所以，以前在运动中听说有人自杀了，好像也不曾怎样往心里去过，只觉得这种人精神上的脆弱。但这回好像不同，这回他一方面也极其冷静，另一方面呢，却在心里发生了很大的不安，而且是内疚，因为曹家骏的死，是与他的决策直接有关的。他提出了一种“经过”去的说法，这是不是对干部不够负责呢？难道在昭阳中学的问题上，所谓“经过”去，非得开除二人党籍不可吗？免职检查不也可以吗？对医校，就没有开除校长的党籍，群众也通过了，而在医校是逮捕过师生的，得罪群众的情况实际上还要严重些。　　

意味深长的是，从李宝安所说可知，就连小小的初中学生，对于问题的另一面，也是心中明白的，只不过他们只能照着问题的这一面来做。比如，他们好像就知道，所谓“开除党籍”是目前特定情况下的事情，是一种“经过”，跟平时正常情况下一个人因为犯了大错被组织上开除党籍是不一样的，不要当成真正的和最后的看得那么严重。可是曹家骏为何就不能看到问题的这一面呢？或者，虽然也能悟到“经过”之意，却觉得脸丢尽了，无颜活下去。头脑的灵活，还不如他的这些学生。这些孩子真是聪明绝顶了。他们好像知道，他们的校长至少还没有被发现真正属于问题的问题，可是他们却敢于坚决地要“打倒”校长，让校长“经过”去。他们似乎认为，这时候需要顺应潮流，扮演革命者，而他们的校长则应当扮演遭到革命打击的人，就像在舞台上，演员被指定了正面、反面或中间的角色，就要做出规定动作，以一定的夸张来在自己心中以及观众眼中造成情境的逼真，以完成戏剧的任务，心里却不要太当真。　　

曹家骏连一条真正的错误也没有（至于初期在学校里“上挂下联斗黑帮”、“横扫牛鬼蛇神”，所谓矛头向下的问题，那该由我们上面的指导负责）。群众抓住了某种形势来逼市委，市委也就没有办法，只有暂且让步。正好发生照片的事情，一时激起群众盲目的情绪，多数人也就随大流或者作壁上观，事情也就到了那一步。　　

严格说，裸照之类的私人收藏也不能算曹家骏犯了什么不可饶恕的错误。一个人究竟可以不可以有自己的私人秘密和艺术收藏呢？只要不妨碍、不侵犯别人，大约该是允许的吧？当然，我们一贯的教育是不提倡某些东西、鄙视某些东西的，但在艺术的、研究的范围内，在不同的人群里，就要放宽一些。曹家骏也许正是出于这样的艺术兴趣呢？这样看来，群众是“莫须有”地给曹家骏按上罪名要打倒他，市委是“莫须有”地就同意了群众的要求。就在我们共产党领导下，就在我们自己的政权下，我们自己的一个并无什么实质性问题的同志，而且在平时还是较好的同志，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被我们自己整死了。　　

大约应当说，所有的人都该负有一份责任，只有当时就能站出来表示不同意、表示反对、表示疑问的人，才可以多少免去这一份责任。但这种“应当说”，只是理论上的，事实上你不可能这样去“应当说”。市委其实是顺应了不好的东西，而这不好的东西，是利用着运动的一哄而起、人们的模模糊糊，来形成了声势、造成了结果。这一切是多么微妙、多么混沌啊。昭阳中学里也许、或必然有个很坏的人，至少是个很聪明的人，他窥测方向，把握形势，煽阴风，点鬼火，撺掇学生提出了打倒曹家骏的口号，以便在全市开“头炮”，来逼市委，而且市委就这样被他“算”住了。在这件事上，市委，主要是他，软弱了，没有顶得住压力，没有坚持住原则，是另外一种“怕”字当头，怕被说成不支持文化大革命。事已至此，无可挽回！要说这件事上的责任，他的责任最大！　　

刚刚过去的医校学生静坐绝食浪潮，余波仍在他心中振荡起伏。小小亭州的运动，来了这么一出戏，就像在一个级别不够的舞台上演出一种大事件一样，而共产党的市委，面对请愿的学生，何曾敢想到“镇压”二字，只有让步。那么，医校的浪潮，昭阳中学的浪潮，算不算“民主”潮流呢？他不想承认这种“民主”，可是好像也应该算得是一种“民主”，至少其中有这个基本的成份，只是问题显得很复杂。　　

8月26日《人民日报》，通栏标题就是“红卫兵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好得很”，《社论》题目是“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两天前，8月31日，毛主席第二次接见五十万来自全国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这一切就是我们共产党在发动学生，用他们来推动贯彻8月9日向全国公布的《十六条》。一切是紧锣密鼓，因势利导，步步推进。　　

运动就这样开展起来了，“民主”就这样前所未有地给了群众，这就是形势，也可以说是一股前所未有的、很广泛的“民主”潮流。以“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个一贯的要求来分析，这回是以最高度的集中，指导了最广泛的民主，最上面与最下面直接结合，问题在于，曹家骏、李宝安、王淮兴的民主权利何在？当然，在以前的“上挂下联”阶段、“横扫”阶段，我们也剥夺了文联主席老齐、医校教师郁平这些人的民主权利，也没有给群众应有的民主权利。现在，正好反了过来。唉，真是很难把握。　　

李宝安说“在劫、在数、在难逃”。当着市委书记的面讲出这种错误言论，而他连一句批评也没有，好像是默认或无言以对一样。现在情况的特殊，大约可以用临济和尚的一句话来形容，叫做“劫在途中，不离家舍”。虽然可以如李宝安所说是“劫”，大家却又都没有离开自己基本的生活，每月领着工资，上班处理工作，回家过着日子，并非兵荒马乱。对各级干部而言，现在需要考虑的是怎样沉住气，怎样安全地度过这一“劫”，发牢骚也没有用，好在还“不离家舍”嘛，也不是那样“难逃”的。　　

像曹家骏，被群众的“民主”攻住了，这“民主”有点不正常，呈现一种极端化，甚至有戴高帽子、坐飞机、拳打脚踢这些“武斗”的成份，这是因为群众的性情和水平参差不齐。而市委呢，总的来说，不但暂时不能救你，而且还不能否定“群众运动”，一方面是“烧”我们自己，另一方面至少在客观上也有“引蛇出洞”之意，所以一些同志确实不可避免是要“经过”去一下的。　　

但曹家骏对运动缺乏这种正反两面的较深的理解，没有能逃过去，离了家舍，离了一切，就连他的学校整他的学生也以为不必如此，这真是意味深长。曹家骏的死，反过来说明曹家骏心中的品德基准较高，如果能降一点下来，他就不会去死了。糊涂污浊者生，清醒纯洁者死，有时事情就是这样。　　

这场“反修防修”运动，按党内传达到县团级的5月16日《通知》明文所说，真正被“反”掉的范围，只在百分之五以内，并且目标在上层的“党政军文”里头，那是要“清洗”和“调动”的。推论下来，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都可以过关，也就不会被“反”掉，重在接受“防”的教育。但看来，方式是通过“反”、达到“防”，所以范围闹得很大，也闹得很厉害，能一直“反”到小小的昭阳初级中学里。全国的运动就像大火一样烧起来，没有烧不到的角落。面对这一分析，他觉得这里面已经决定了运动将会发生的一切斗争和可能的结局。　　

比如，那个上层的百分之五，既然这样被预先告知要针对他们，那么他们会束手就擒，不作任何的申辩，不作任何直接或者间接的应对和抵抗吗？既然运动在全国这样铺开，而核心的问题却又在上层的那个百分之五，那么这二者之间，会有些什么错综复杂的关系呢？毛主席又将怎样把握中央斗争与全国运动的关系呢？很明显的一条是，展开全国的运动，来对中央的那个百分之五施加压力，形成了一种大包围。　　

他不禁想起毛主席在指挥三大战役时那种高度的战争艺术来，某处战略包围，某处战役包围，某处围而不攻，某处隔而不围，某处坚守，某种打援，一边打着这个战役，一边准备着下一个战役，调兵遣将，使敌人无不就范、无不就歼，真是运筹帷幄、用兵如神啊。还有在那样多方困难的建国初期，就敢于派出志愿军抗美援朝，让武装到牙齿的美帝国主义乖乖地退到“三八线”以南。不知是出于恐惧还是出于崇拜，或者是二者都有吧，他打了一个寒颤。看来，斗争是激烈的、无情的，毛主席总是后发制人，但他一出手，那就是雷霆万钧、势如破竹。但他当然相信，毛主席是为了党、为了人民；毛主席如果为了自己，大可不必这样做，他老人家是七十三岁的人了。　　

曹家骏被群众运动“烧”了一下，而市委呢，又做出了“清洗”的姿态，于是吃不消了。在这个问题上，市委是提前了“清洗”的时间，扩大了“清洗”的范围，是违背中央明确规定的战略部署的。当时未能坚持这一点，以后再不能这样做。不得已时，可以像对王淮兴这样“撤职”，但不可以“开除党籍”，假的也不行。《十六条》第七条说，“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处理”，这第七条还是针对群众、针对学生这个范围而言的，何况是干部问题呢？所以，主要是他没有吃透中央指示精神，没有坚持原则，曹家骏之死的教训，从市委、从他来说，是在这里。当然，分析是可以这样分析的，但假如当时真的跟昭阳中学的学生硬顶到底，不采取退却让步的措施，后果又是如何呢？真是很难说啊！　　

运动本身的特点，将决定运动的一切，而一切还在展开之中，大有难以把握之势！多数干部，包括可能要“经过”去的干部，最终应当能走过来，就像长征一样，大部队过来了，少数受了伤、掉了队、被打散的人，也要过来，爬也要爬到延安去！共产党员在任何艰难的以及受委屈的情况下都不能抛弃对党、对毛主席、对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信念！毛主席不是说吗，“我们应该相信群众，我们应该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一定要把这些意思，告诉各级干部。你即使确有属于自己的特殊问题，你也要找组织、找你的上级、找自己的同志谈出来，而不能被群众运动吓破胆、寻短见，自己先把自己放在了那个百分之五以内，其实可能你连那个资格也没有。　　

至此，他把思想理清了一些，树立了新的信心。在医校浪潮过去之后，本来就需要开一次常委会，现在，曹家骏自杀，将给这次常委会带来一些沉重，看来他需要主动作出某种检讨。想不到运动的发展，对于他竟有着这样的戏剧性，本来以为对两次浪潮的处理还是不错的，穿着人武部送来的崭新军装站在中山塔前挥手平息学潮，也十分潇洒！结果却有要在常委会上作检讨之势。这是历史在捉弄人呢，还是因为自己的水平不够？在正确和错误之间，在英雄和小丑之间，确实只相差着一步！在曹家骏问题上，需要从对中央精神学习不够、理解不深、执行有误来检查自己。但他并不曾要充当英雄，他只是想做得正确一些。他摇摇头，想起了一些中央领导人说的“老革命遇到新问题”这句话，那还是有一定道理、说着了一定事实情况的，虽然他杨敬尧远远称不上是“老革命”。　　

他跟宗进庭较为深入细致的交谈了一次。这位资格、级别都高于他，经验比他丰富，能力很强，职位略低于他的同事，按年龄也该称之为兄长，他心中是特别尊敬的。办公室送来一份传单，是医校的那个被捕教师郁平写的，其中谈到的问题，令他吃惊。从这份传单，他才知道老宗历史上有过事情，并且跟这个教师是老乡，有过家族矛盾。之所以在医校逮捕这个教师，骨里可能有着个人恩怨在内。这当然很不好。可以说，市委的被动也与此有关。传单一出，公布于世，更为被动。但这也很难批评老宗，因为运动“横扫”阶段那样做，总的来说，是有上级指示精神的，老宗只是夹带了个人的东西而已。事已至此，反过来他却要对老宗有所安慰，不要因为这份传单而否定其前期的工作、使积极性受到挫伤。　　

老宗跟他，在对运动的理解上，虽无明显不同，却隐约有着区别。如果说他是在努力理解开展这场运动的意义，想积极而成功地领导好本地的运动，老宗却是一下子就自发地站到了抵制、乃至是要扭转这个运动的立场上，这种倾向性比较强烈，乃至比较明显，大家都能感受到。如果用《十六条》对干部情况的估计来对照，老宗就可能属于第三与第四种情况，即“平时有这样那样的错误，怕群众起来抓住他们的辫子”，或“极端害怕群众揭露他们，因而找各种借口压制群众运动”，实际上差不多就是一个“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了，只是还差着如何走资本主义道路、思想上是不是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事实。　　

可是，对老宗岂能作出这样严重的结论？决不能滋长这种疑问。老宗不可能是一个“走资派”，他也很难想象市委里出了一个“走资派”，他从来没有感到身边有“走资派”这样的“敌情”。他不是斗争不坚决，而是还没有真切发现应该斗争的对象，就像有力气使不出劲来一样。所以，他早就要对第一线上的老宗有所保护和安慰，在常委会上，他强调市委领导层没有属于第三和第四种情况的人，也就是这个意思，而这样说，对于团结常委一班人，也是必要的。他很想有个机会跟老宗好好讨论一下思想深处的认识，只是从组织纪律上说，从谦虚谨慎上说，对于政治问题随便讨论或私下讨论是不妥当的。领导干部不是自由民，就事论事地领导好运动，别的一切存而不论、放在心中，才比较稳当。　　

郁平的传单反映着郁平问题可能存在冤屈，可能有老宗打击报复的成份，如果是那样，也并非不可思议，在从来的运动中，以及在平时的工作中，干部挟杂一定私人因素，以至于会造成一些不好的事情，这不奇怪，这也正是我们要对干部进行教育的原因。郁平问题，事关一个干部的政治生命，也是慎重对待一个知识分子的问题，包括对其妻子的处理是否适当，都需要实事求是，不可含糊不清，更不可造成冤案。乔丽在抱着小孩投河自尽那个有罪的一瞬间，其精神不应被认为是正常的，没有一个正常的母亲能这样淹死自己的小孩，何况她自己也一起沉到河里去了，如果辩解，说是失足落水又有何不可？怎么一定要判人家十五年？可以这样说，即使她当时明确抱有跟孩子一块儿去死的念头，其精神也不能被认为正常的，如果她当时没有死的念头却这样抱着孩子下了河，其精神更不能被认为是正常的，而且可以说是失足落水。所以，把乔丽判了刑，而且是十五年，很不恰当，有点残忍。作为郁平，如果本人实属蒙冤，老婆孩子又这样惨，“文革”之初又被“横扫”坐牢，悲愤之情，确实可以理解。待这次运动过去之后，郁平及其妻子的案情，应予复查，并且要求老宗回避。　　

虽然思想认识难以交流，但郁平传单这个具体问题，却一定要见面，要尽快给老宗以一种关心。他让秘书去请宗市长来。　　

　 　

二　　

一个高大的身影出现在门口。老宗身架显得特别沉稳、特别结实，像是一条大青牛，轻易就能挤倒一座墙似的。没等他开口，老宗就说，我知道你要召见我。他上前去握手、让座。秘书泡了茶，退了出去。他问，你看到郁平的传单了吗？老宗说，岂止看到，是直接闯到办公室来送在我手上的，气焰嚣张！老宗呼呼出着气。　　

他说，我已经查问过了，传单上所说你的问题，组织已经有过结论，不算是问题。我找你，就是为了说明这个。老宗说，谢谢你。从组织上说，不能算是问题，从当前运动说，倒是形成了一个问题。他听着，抽起一支烟来。老宗说，学生闹得这样，还不曾有直接针对我们的大字报出现，全市也没有。我不是说以后就不能出现、不应该出现、或者怕它出现；我是说，对学生，可以松一点，对这样的人，是否可以紧一点？这样两方面结合，对于稳定局面、引导运动有好处。　　

他立即感到，需要慎重，何况问题确有可能存在冤屈呢？老宗这样激烈的主张，他很难同意。他说，我们的干部，经历了复杂的革命斗争，在历史上会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但只要组织上有过结论的，就不应当翻历史的陈账，更不应当写到大字报和传单上去，文化大革命也绝不是算旧账的运动。对郁平的传单，要消除影响，通过我们的工作渠道，跟各级干部打招呼，跟医校的学生打招呼。但这个人是学生闹静坐刚刚放出去的，怎样对他再紧？重新抓起来吗？不太好。　　

老宗想了一下，说，运动应该随时握住“收”的绳头，到时说“收”就“收”起来了。对于郁平，终究是不能放过的。你说不好再紧，我还在考虑。他听了，觉得老宗这人的思维，是有独特之处的，也有点像大青牛一样，虽然倔强，却也令人神旺。不过，想到郁平传单上表达的那种悲痛，他却又难以苟同老宗的说法。他不好跟老宗辩起来，他顺着说，对这个人的问题，还是暂且不急比较有利，再看看他还有什么行动，至于他的历史问题，等这个运动过去之后，可以再查一查。这件事，暂且就这样不了而了之，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现在我们来谈另一件事……　　

老宗闷声闷气说，我晓得了，老秦来告诉我，曹家骏死了。他说，到我这里来报信的是李宝安，宝安这个同志还比较冷静。干部自杀这个问题我们预先没有料到，是个教训，要迅速通报各级注意这个问题。我们对昭阳初中问题的处理，可能软了一些，没有顶住压力，指导思想可能有些问题，主要责任在我。他不觉就自我检讨起来。宗进庭摇摇头，说，问题不在这里，不在你我，问题大着呢，说不清！说着就站了起来，也就走出去了，显得有些冲动。　　

老宗的情绪和倾向，他很难责备，但作为市委书记，他还是不能跟他们一样，总之，他还得提醒老宗冷静一些。他伸手取了一支烟点上，忽然想到，刚才他只顾检讨自己的责任，却没有考虑到老宗的处境，因为到昭阳中学去宣布两个人的处分决定的，是老宗，现在曹家骏自杀了，老宗心里会特别窝囊，但其实老宗只是代表市委去的。运动以来，老宗一直处在一线，现在又被郁平用传单公布出历史上的污点。看来，特别是这次运动，站在一线是极不讨好的，真是“首当其冲”。中央的情况不也是这样吗？作为书记，他要主动为老宗分担压力，如果有什么问题，该把一切主要责任承担到自己身上来。　　

他带上香烟火柴，到老宗办公室去。老宗闷闷的坐着，面前连茶杯也没有。他高声把老宗的秘书从隔壁叫来，说，给我们泡两杯茶！他对老宗说，刚才我的话没说完呢。老宗说，我闷得很，心里有许多话没法说。他说，曹家骏的处分决定是市委作出的，是我提出来、大家同意的。这个问题你不要多想它了。运动以来，有些问题，当时处理不错，就是不错，至少不是全错，后面的情况，有的是无法预料的。李宝安跟曹家骏天天在一起，看出了一些不好的苗头，也不曾劝阻得住，悲剧还是发生了。这方面我们也不是一点工作没有做，我们不是让老秦悄悄做过思想工作吗？李宝安挺过来了，曹家骏没有挺过来，主要问题是出了照片的丑闻，不是因为政治上暂时被打倒。至于有些大问题，我们无法深想，上面自然有人去想。中央高级干部那么多，他们比我们会想、比我们有办法，他们会发现问题、跟毛主席说得到话的。　　

老宗说，我实在是想不通。他不禁笑了一下，说，一个人的认识总是有自己的局限性。有时事物的本质，甚至是非曲直，只能由历史来向我们指明，何必现在把自己思考得很苦呢？现在想不通，终有让你想通的一天。生也有涯，智也无涯，夸父逐日，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桃林！说到这里，他不禁有些沉痛。老宗看着他，眼睛都有些湿润了。彼此好像立即得到了相当的沟通和理解。不过，他对于自己忽然说出这些含糊不清而又含着悲壮的话来，也暗自感到失控和吃惊，他好像在有意俯就老宗的思想情绪。　　

他点起一支烟来。老宗说，学生现在有点冷静下来了。　　

他问，怎么就冷静下来的呢？老宗说，我们该做的工作，其实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对于起来“造反”的学生，要求做到“名单在册，材料在手”。工作组早就有过布置，在每个班级里都有我们暗中依靠的对象，基本就是各班的团支部的一两个学生；在工作组撤出之后，联络员继续负责。这情况是保密的，但可能被个别嘴不紧的学生给透露出去了，也可能是让人感觉到了，想不到产生了一种好的效果，就像一股西伯利亚寒流，让学校里一下子降了温，这证明学生原来还是有一点政治头脑、晓得一个“怕”字的，不是完全没胆。他们果真完全没胆，或者通身是胆，你就真的没有办法他们了。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静坐的时候好像不晓得“怕”，那时被狂热性主宰，要表现“敢革命、敢造反”，不能临阵脱逃，但回校了，势头过去了，狂热性降下来，大家的目光这么冷眼相看着，许多人自然就会想得到问题的另一面了。哈哈，天下大事，不过如此而已啊！所以我认为各学校要抓住这个时机，顺风顺势地压下去，稳定学校，不要让少数造反学生再抬头，我估计今年内运动一定如期收场，所以我才考虑要不要对郁平再采取措施的问题。老程已经给各学校联络员作了布置，组织一批大字报集中上墙，而且要连续不断，大讲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大讲我国被美帝苏修反动派包围的严峻形势，批判静坐市委的错误行为。还有一点，我们现在补上来了。他问，哪一点？宗进庭说，就是你说过的，要去发展、壮大左派队伍。目前各个学校，这样的队伍，都已经组织起来、壮大起来，医校加入“红色保卫军”的学生越来越多，已经占了多数，而史宏的“井岗红卫兵”，销声匿迹，基本停止了活动。左派队伍是绝对听组织的话的。整个局面可算是扭转过来了！曹家骏如果能坚持到现在，他就不会去死。但当然，也很难说，因为他有自己的隐衷。下面，我想在医校逮捕一个学生，你看是否可以？他忙问，史宏吗？老宗说，不是，目前还不大好抓他。但要抓的这个学生，也是静坐当中的头头，一来他的个人影响不算大，二来发现他有刑事罪，我们以刑事罪逮捕他。　　

听了老宗对情况的介绍，他心中不知为何暗起一种悲哀，好像对造反学生有着一种同情心似的，跟老宗在感情上有所不同，但他又很难直接表示反对，更主要的是，他实际上还拿不出另外一种具体明确的态度和做法，因为对运动还看不到底。他以前在常委会上确实说过要发展左派队伍，但当老宗刚才这样具体一说，他又觉得意思有偏，想不起自己本来说过这样的意思。真是矛盾。不过，逮捕学生这件事，他却可以有个明确的态度，认为要慎重。他掐灭烟头，问，这个学生是犯了什么刑事罪？是很严重的吗？老宗说，是奸污妇女罪。他忍着一种厌恶，问，有无确凿证据？老宗说，揭发人是个年轻寡妇，与被揭发人居住在同一条巷子里，还有点远亲。寡妇本人到公安局来揭发，告的是猥亵、强奸，猥亵是实，强奸未遂，当场没有别人看见，时间就在闹静坐的一天晏下午。公安局同志说，这妇女神志清醒，看来不是瞎说，只要把当事人抓进去一问，就会把事实招供出来。按照惯例，已经可以传讯，但因为是学生，公安局特地来请示。　　

他一听，觉得有可能是个说不清的事情。老宗又说，那个学生叫孙富生，是参加谈判的，我见过，看上去确实比其它学生复杂一些，是有可能做这种坏事的。他说，还是缓一缓为好。对那个妇女，可以由公安局找她尽量化解，而且她的岁数大些，又是一个过来之人，人家才是一个中学生，即使真的有什么事，总应该是她的责任大些吧？对那个学生，可以让他的老师找他个别交谈，如果他不承认，我们暂时也就算了。到运动后期，如果这个问题被重新提起，以至于有新的发展，那时可以考虑立案。这样主要是从运动考虑的，不要好像市委在找岔儿打击报复学生。《十六条》说了，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大学、专科学校、中学和小学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　　

老宗说，好吧，就“一律不整”。但是否可以由派出所的人到医校去和他的班主任一道找他谈？如果不承认，也不逼他，吓他一吓就行；如果承认，也不处理他，教育一下就行。不管怎样，要让这个坏东西缩缩魂，也要让别的学生有所知道。他让步说，可以的。情况总是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列宁说过，在历史的大运动中，都会有些脏东西出来，会有冒险家、骗子混杂在群众中间，不免有些荒唐混乱的现象。列宁说的这些，我们多少都经历过的。这次这样大的运动在全国铺开，各种荒唐、混乱、乃至可怕的事情，有的可能是我们怎么也不会想到的。运动提供了机会，邪恶因素、糊涂因素，还有不好的历史文化因素、地方风俗因素等等，都会出来表现。最后，有人会得到经验，有人会得到教训。　　

老宗说，对有些冒险家、脏东西，运动中也要适时适当斗它一斗，压它一压。他说，汉代有两个将军，一个叫李广，他治军用兵的特点是大而化之，另一个叫程不识，正好相反，处处严谨，但两个人都同样打胜仗。老宗说，我是程不识，你是李广。他大笑，说，二者可以结合起来使用。老宗笑道，不就是你原则一些，我具体一些，你宽我严，你在后、我在前嘛，我唱红脸，你唱白脸，我们之间不要有计较，只要最后取得胜利就行。他说，哪有李广程不识加起来还打败仗的？如果打了败仗，那就是因为这两个人计较起来、内部分裂了，这在我们，是不可能的。老宗说，对，不可能！你是书记，你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你把舵，我划船！不过，我还是认为，必要时可以抓人。死了一个好人，让多少人震惊，抓几个坏人，再震惊一下，一正一反，有利于局面稳定，有利于准备“收”。　　

他说，运动的底我还看不清。已经到“收”的时候了吗？我看不像。造反学生回校了，有所冷静了，不等于不会再起来。另外，工作组布置的“名单在册，材料在手”这个做法，行不行呢？还有，建立左派队伍这个问题，是否会激起不太有利的因素呢？我们这样做，是不是嫌具体了一点、过于介入了一点？　　

嫌“程不识”了一点？应当“李广”一些？　　

大约意思也就是这样。要保证不陷入被动，就要有距离，留有回旋余地。运动有放就有收，但过早插手或插得不准，反而不行。《十六条》第四条，就是“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说“不能采取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还有第六条，说要让群众在正常的充分的辩论中，去肯定正确，改正错误，逐步取得一致。特别还有第七条，说不能去“组织反击”，不能把群众打成“反革命”，否则就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这些说的就是袖手与插手的问题，有个政策和策略的问题。我们可以再看一看、缓一缓，吃得更准一些。中央为什么强调这些方面呢？中央难道不晓得靠群众自己教育自己会很乱吗？中央也许认为需要这样乱一下比较有利呢？毛主席这次这样做，用意应当是很深远的吧？我们还要继续理解。　　

老宗一笑，说，你研究得可以。说着拉开抽屉，取出一份材料来，递给他。他一看，是一篇写在稿纸上的文章，字也写得不错，文章题目是《医校学生向何处去》。他看了头一段，只觉得文字老到，逻辑性强，是一种“刀笔”，其内容论证反对学校党支部、反对工作组、静坐市委，都是反党行为，是破坏无产阶级专政，迎合了被打倒的国内阶级敌人和被赶跑的国外敌对势力的需要，认为这是“最基本的常识”。他暗暗倒抽一口冷气，只觉得文章加在学生头上，处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有不当之处，虽然不当，又很难剥离，就像一根捆妖索，很难挣脱，具有相当的威力。他看了看，点点头，还给老宗，问：什么人写的？老宗说，是个青年教师，他是用这个来将功折罪的，这才是“一论”，下面还有“二论、三论……”。其实昭阳中学的事情，就是他煽动起来的，都是他的鬼点子，我也早就怀疑是他了，他历史上本来就是一个“内定右派”。他怕起来了，先是退，躲进小家庭的生活里去，但还是心中不安，就主动送来这篇文章，向我坦白了一切。静坐当中出现的那份匿名的批评静坐的大字报，也是他写的，他那时就暗中将功折罪或者说是为自己做个正面的伏笔了，但还不曾有勇气向我承认以前的作为。我对他进行了教育，肯定了他的及时转变立场，答应以后不追究他，希望他继续这样发挥好的作用。这个大字报，我认为很及时，我们需要这样有理论有说服力的文章，这样能写的人目前没有发现第二个，我想让他写下去，至于怎样上墙，由我给他做安排，要替他保密。　　

听到此，他不觉说，你安排？你替他保密？这样具体的事，值得把你牵涉进去吗？老宗冷笑说，绝对不插手、戴着干净的白手套，是不可能的。明明是理直气壮的事情，却要这样转入地下似的，我就不服这个气！一篇文章、一张大字报，有时很重要，是大事情，要插手！毛主席不就是抓住批判《海瑞罢官》这个突破口，抓住批判“三家村”，还有发表北京大学一张大字报，把“文化大革命”这把火烧起来了吗？不但是插手，还亲自动手，自己写了一张大字报！他老人家好像也是在冲破阻力、豁出去了一样。我们要做毛主席的好学生，就要跟毛主席学！当然，在亭州，这样敏感的事情，由我来做，由我来豁出去！不是说了吗，我在前面，你在后面，我唱红脸，你唱白脸，要尽可能让你两手干净，而我，这双手肯定是不会干净了，但你放心，我也是有理有利有节，不会赤膊上阵。如果说学生是小兔崽子，那我就是老狐狸、老狼精了，哈哈！　　

他听了既感动又吃惊。他不能完全同意老宗的做法，并且不能同意老宗的某种情绪。他望着老宗，眼里不掩饰他的疑虑和担心，但也不得不把头点点。老宗把材料收进抽屉，说，这样具体的事情，你也不必知道，本来我是不想告诉你的。以后有些很具体的事情，我就不对你说了，你不要见外，这种复杂情况下让你干净一些，让你“李广”一些，对全局比较有利。　　

对此，他觉得不好说什么，只好默认了，而且确实有些感动。他叹了一口气，说，我也想过，昭阳中学里可能有个很坏的、至少是很聪明的人，他窥测方向、把握形势，煽阴风，点鬼火，撺掇学生提出了打倒曹家骏的口号，在全市开了个“头炮”，来逼市委，而市委就这样被他“算”住了。老宗放声大笑，说，你估计得不错，这个人就是范公望，他确实鬼得很呢，我们被他“算”住了！他如果不来向我坦白，我们哪一天才能查到他呢？但他终归是在我们的料算中、在群众的视线中，跑不了。所以他就赶快来投降了，他知道他到底“算”不过我们，但我们的这个料算也被他“算”到了，他就来暗中投靠，他毕竟是聪明绝顶、鬼精鬼精的一个家伙！他们一齐笑了起来。　　

他不由得感慨地说，实际上不就是这个教师整死了校长吗？老宗说，但毕竟不是亲手，不是直接呀，在曹家骏死之前，他就转变过来了，而且他们两口子借着送喜糖向曹家骏道过歉了。据他说，当时学生对于柳春芳挨批斗抱不平，而这个女教师平时跟他谈得来，他心里也想这个女教师做老婆，所以他急中生智，走出去用一句话把学生的火点了起来，学生冲掉了批斗女教师的会场，并且进而揪出曹家骏戴高帽子游校。他没有想到事情有这样的发展，一吓，躲进了学校最边远的一个厕所，他没有参加游斗曹校长的队伍。学生从厕所里把他找了出来。他说，你们怎么去揪曹校长了？学生说，也不知是谁的提议，反正就一窝蜂挡不住，而且只有随大流。已经这样了，怎么办？他镇静了一下，回答说，不能怕，也怕不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群众运动难免过火。你们这是革命行动。你们在亭州放了第一炮。这是要载入历史的。你们要像北京学生那样，成立自己的红卫兵组织，要由出身好的当头，才站得住脚。你们要向市委提出打倒曹家骏，只要坚持，一定胜利，这是当前的大方向，市委不能不答应你们。曹家骏的错误已经有了一条，就是运动初期在“上挂下联、横扫牛鬼蛇神”名义下，把矛头指向教师群众，而且布置学生监视学生，这是方向性路线性错误，但光有这条错误还不够，你们要抓紧搜集曹校长平时搞修正主义、贪污腐化方面的材料，进一步证明你们的行动是正确的。我是教师，不能参加你们学生组织，但我在暗中是支持你们的。就这样，他煽动和指导了学生，起了关键作用。柳春芳知道是他冒着政治危险救了她，立即倒进他的怀抱，也不在乎他有“内定右派”的问题，反正她自己就出身不好，这上头没什么讲究了。但她先前写曹校长的大字报，却没有跟范公望商量，要不然这事也许就不会发生，“打头炮”的可能就是别的学校了。医校学生静坐时，他们结起婚来。到民政局去登记领证，还是我打电话让老秦出的证明。那时我虽怀疑是他煽动学生打倒曹家骏，但真实情况还不知道，他主动靠拢我，我当然采取团结他的态度。大约也正因为有了这个基础，他才进一步转变过来、要将功折罪。　　

他听了，说，这个故事对我们的讽刺太大了。老宗问，怎么是讽刺呢？他说，亭州的这一段历史，我们开会呀、烦恼呀、说话呀，其实不都是因为有这样一个叫柳春芳的女教师吗？她是个起点。“风生于地，起于青蘋之末”呀！老宗说，还是你的眼光厉害！如果没有她，也就没有昭阳中学的事情，医校也就不会闻风而动，也就没有曹家骏之死，也就没有我们此时的交谈，一切都可能不一样。但没有昭阳中学的“头一炮”，终归还是会有“头一炮”打出来的。他说，“头一炮”会有的，但这段小小的历史就不会是这样的，而会是另外的一种情况。问题是，里面是否还会有一个女人的故事呢？老宗说，女人的故事大约还是会有的吧？女人占人口的一半嘛，总会有女人的故事的吧？他说，你能回答人为什么会分为男人女人吗？你能回答天地阴阳万物雌雄吗？你不能回答！我们只能思议我们能够思议的。起必然作用的是历史底部的深处的必然的东西。老宗问，底部、深处、必然的东西是什么呢？他顺手拿起老宗桌上的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说，都反映在这里面、都告诉天下了。就是我们建立的这个社会要发展，往哪儿发展、怎样发展？而且国内情况，总是联系着国际风云。我们唯一的选择是相信毛主席。但看来不是说了“相信”二字就没有事了，运动才算是开始呢。毛主席早就说过，谁胜谁负是一个长时期的问题，过去我们只是从理论上认识这个论断，现在看来，很现实哪，这“谁胜谁负”，这“长时期”，原因不仅在外部，更重要的是在内部，也不仅是在下面，更重要的是在上面，真是很复杂很激烈的事情。总之，中央现在就是这样说的。谈话至此，嘎然而止，他看着老宗，老宗也看着他，一时无言。他抽起一支烟来，说，复杂了，我要上厕所了，不过不是最边远的，也跟女人没关系。老宗放声大笑起来，他就在老宗的笑声中溜之大吉。　　

谈话以玩笑方式机智地结束，他心中却并不像表面那样轻松愉快，他多少是为了安慰老宗去的，这个目的已经达到了，但同时也把一种忧虑带了回来，因为老宗以一种明确的态度所说到的情况，反映着亭州的运动是在往回走，而老宗也插手推动着这一倾向，在做着所谓“收”的工作。老宗插手所做的事情，比如暗中整学生的材料，比如组织另一面来批判压制这一面，他已明确向老宗提出疑问，可是看来老宗不会停止这样做。从对立统一看，这也是必然，可是，既有这个必然，那就还有另一个必然，受到压抑的学生，是不是有一天又会起来呢？不为别的，就为这个受压。来自中央的所有文件，包括没有公开发表、但人们都知道的《炮打司令部》和公开发表的社论，都是不准像老宗这样做的。这岂不形成了一种较量？而这一较量，回顾起来，从运动一开始，实际上就有了。并且，小小亭州的这种较量，确实有点对应着、呼应着上面。他倒有些暗暗羡慕老宗，能态度明确坚定不移站在一边，站在虽处守势却暗地里人多势众。可是，他为什么不能明确取老宗这样的立场态度呢？除了他不想如此坚执一端，更不能、也不愿公然地或暗中地与毛主席的精神有违，在对问题的理解上，似乎也确有不同，至少是处在反复思考尚未一定当中。所以，他不能不是游移的、灵活的、兼顾两面的。他似乎已经看到了结局，也看清了全过程，一切都需要某种智慧，他不能“偏”。按照黑格尔的“正，反，合”，他要让自己正确地安全地汇入最终的必然的“合”的当中去，而在过程中力避过于“正”和过于“反”。如果说党有意志，那么，他相信，这就是党的意志，超越一切意志之上，毛主席也会尊重这样的意志，这在《十六条》上已经有政策体现，在最根本的方面反映着共同意志。党会处理极其复杂的分歧和矛盾，立于不败之地，将理想的远景与实际的推进最好地“合”起来，寻找到一条“合”的路。再严重的对立，其正反两面，最后总是要“合”在一个统一体中，问题只是在“合”的当中各占多少成份，是你为主，还是我为主，完全否定一方、吃掉一方是不可能的，如果一时不好调和，可以求同存异。“纷既迫而后动兮，岂云禀性之惟偏？昭同人而大有兮，明谦光而务展”，董仲舒这句赋词，说出了一种无奈，也说出了一种必然。高瞻远瞩、雄才大略、具有高度领导艺术的毛主席，也正经历这样的一个过程。“经过运动，最后达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这句话，就是这种伏笔。现在，他既不能完全赞成老宗，又不能明确反对老宗，为了一种大局，也为了事物的客观过程，他得默认自己唱的是白脸，而且接受老宗的暗示，在一定程度上放手让老宗去做。他吐出一口郁塞之气来，胸中生长着浩然之气，“得其环中，以应无穷”，准备迎接任何风浪，安全地胜利地抵达明日彼岸。　　

那天，从老宗那里出来，在办公室里坐了一会，他也就回家去。大院里的十几户，屋里灯都亮了，家家在忙晚饭，好像是隐居在城市里的一片宁静的村庄。王雪不在家，儿子却已经到机关食堂把饭菜打回来了，告诉他，妈在单位有点事。他点个头，也就坐下来吃晚饭。他问儿子，建国，你们市一中情况怎样？儿子说，我们学校有个叫高均的老师进京告状去了，这情况早上只是传说，后来学校里贴满“红卫兵团”、“文革筹”的大字报大标语，说一定要把反党分子高均从北京揪回来、批倒批臭，情况就得到了证实，人心惶惶的，不知学校里要发生什么事情。他要儿子把情况从头说起。儿子说了一通，大体是这样：　　

学校的运动一开始是发动群众写大字报，批判“三家村”、《燕山夜话》之类，进而批判一个教导处副主任、两个老教师，认为他们就是本校的“三家村黑帮”。另外还有一个犯了贪污腐化的食堂事务长。在学生当中，也有批判出身不好的同学的。学校里成立了“红卫兵团”，开了大会，各班学生凡是出身干部和工农兵家庭的都是第一批红卫兵，由班上的团支书领取红袖章回班分发。蔡校长宣读了兵团七个负责人的任命书（蔡美凤确曾打电话说要让他的儿子杨建国担任红卫兵第一负责人，被他明确谢绝了），另外还宣布成立了“文化革命小组筹备会”，由老师和学生的代表组成。学校里在大会堂开过一次批判会，站到上面去低头挨批的就是教导处副主任和那两个老教师，其中一个是中统特务，一个做过国民党县文教科长，而教导处副主任的哥哥是有名的大右派，所以这些人才臭气相投。这确实让学生们大吃一惊，只是不懂当初为什么要用这些人做人民教师的呢？空气还是很紧张的。押上台时，很狼狈，有点看得出刚才受了折腾。最后，把食堂事务长押上台时，那狼狈可耻的样子，让下面发出了哄笑声。对于这次批判会，党员里发生了不同意见，有两个党员教师被“红卫兵团”和“文革筹”叫到一间屋子里去“开会”，实际上受到了“内部批判”。　　

语文组八月十六日贴出大字报，题为《揪出蔡美凤这只黑手》，认为市一中的文化大革命很不正常，是身为学校党支书的蔡美凤这只黑手将我校文化大革命引入歧途，甚至利用红卫兵打击敢于发表不同意见的党员教师，这完全是要维护蔡美凤自己的一统天下。大字报最后一句意味深长的说，蔡美凤长期以来在学校里执行了一条什么样的路线，现在是到清算的时候了，让“文革”的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语文组大字报一出，震动很大。很快，“红卫兵团”和“文革筹”分头组织各班学生和教研室老师写反驳的文章，一时铺天盖地。说长期以来语文教研组就隐藏有一个反党小集团，由于隐蔽较深，善于伪装，人们还看不清他们，现在终于跳出来了。其中为首分子，就是这篇反党大字报的执笔者高均，两年前毕业于省师范学院，分配来我校工作。“文革”前伪装积极学毛选、两次用马雅可夫斯基的阶梯诗形式向党支部递交要求入党报告，现在却竟然把学校党的领导说成是“黑手”，自己撕下了伪装，这是为什么？不奇怪，因为高均的父亲现在还每月拿定息二千元，相当于工人工资的五十倍，他是喝劳动人民的血长大的资产阶级少爷，并且有经济条件拉拢腐蚀气味相投而又意志薄弱的人们。群众过去对此看在眼里恨在心里，而现在是到了跟一切反党分子清算的时候了！虽然文化大革命使高均之流预感到灭顶之灾，但他们却利令智昏当作跟共产党较量一回的好机会，高均不但不再假装要求入党，而且公然跳出来做反党的急先锋了。语文组过去和他经常聚会、品尝他的奶油糖和苹果，现在参与策划这份反党大字报的人们，不管你们家庭出身如何、过去说过什么错话、做过什么错事、贪过高均的什么小便宜，要赶快觉悟，起来揭露高均，跟这个资产阶级少爷加反党急先锋划清界限，要不然就来不及了。后来，工作组长被上面调走，派来了新的工作组长，据说原工作组长事前知道高均他们写的反蔡美凤的大字报，不但没有劝阻，反而加以默认。学校“红卫兵团”跟高均父亲所在公司的“文革办”一起，到高均家中抄家，抄出了金条和封资修“四旧”，还有那份大字报的底稿，上面有语文组其它两个人修改的笔迹。这是高均等人密谋反党的铁证。学校里已经派出一个教师两个学生出发到北京去，要把高均抓回来斗争。　　

他沉思起来。前不久他还到市一中去视察过的，那时看到满眼大字报，认为一切正常，运动开展不错，还给予了表扬，哪里想到情况这样复杂、斗争这样激烈。要不是偶尔问了儿子一句，还真是停留表面、不知实情！　　

他在全市有关工作会议上的要求和布置，是比较原则的，但也不是模棱两可的；然而，当前出现的情况，却比较偏向于领导压制群众。这种偏向在市委里的主要支持者乃至领导者，当然就是老宗。相较而言，他的意见就没有得到下面的尊重和落实。从个人角度，他不见怪，只是从运动的角度考虑，觉得存在着问题。但从总的情势看，暂时采取不置可否的态度仍较有利。这层纸且不捅破，浑浑沌沌的相处，到最后一切自然会分明起来，也许会显得从来都不曾有过分歧，能这样是最理想的。这也许就是政治的艺术。这样一想，心里似乎稍稍轻松起来，倒是有点为那个“资产阶级少爷”高均担心。　　

儿子问他，爸你说我们学校这情况该怎么看？他说，先不要忙着说看法，观察一些时再说。　　

门口忽然闯来一群客人，是六条大汉，身上都穿着工厂里的藏青色劳动布茄克式工作服。他站了起来，工人们发现他正在晚餐，连忙后退，摇着手说，杨书记吃饭！他们站在外面不肯进屋。他也就站着将碗里剩粥扒干净，并且习惯地撕了一块馍头把碗里的粥浆子抹起来送进嘴里，让建国收了桌上碗杂，端出茶盘。工人们这才进来，一边说影响杨书记休息，一边把茶盘端还给建国，说我们不喝茶，我们谈几句就走。于是就围着桌子坐下，六张质朴的脸朝着他，都是二十多岁的青年工人，目光明亮，虎虎生气。　　

他跟他们一一握手，问了姓名。那时他怦然心跳，好像历史在庄严告知他四个大字：工人运动！当这些人出现在门口时，他有些“怕”，这会儿面对面看着他们，倒油然而生一种喜爱之情了。市委书记为什么要怕工人呢？工人阶级是共产党最重要的阶级基础，虽然几个具体的工人并不等于工人阶级，但毕竟直接就是工人阶级里的成员，而这样生气勃勃的青年工人，也让人看着高兴。　　

为头的一条大汉，四方脸，浓眉大眼，卧狮鼻，风菱嘴，气势鲁莽，态度有礼，开口说，我们都是华兴机械厂的工人。他一听，这可是亭州最大的工厂，这些青年算是产业工人呢，身上好像都散发着钢铁的、机器的、科技的气息。他就这样初识后来的亭州工人造反司令刘克成。而这时的刘克成，自报的身份是华兴机械厂电工，他们是为了“工人能不能参加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而来。刘克成说，我们工人虽然在生产的岗位上，但是没有一天不密切关注文化大革命。党中央的文件对我们工人阶级已经有了明确的指示。刘克成从工人用的那种帆布拎包里拿出一份报纸来，刊登着《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公报》，他用粗大的指头指着其中一段读道：　　

　 　

八届十一中全会号召全国工人、人民公社社员、人民解放军指战员、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师生、科学技术人员，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克服从反革命修正主义和“左”右倾机会主义诸方面来的阻力，克服困难，克服缺点，克服错误，克服党内和社会上的阴暗面，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为实现第三个五年计划，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刘克成睁着又大又圆的眼，对他说，党中央号召的这七种人里面，“全国工人”排列在第一位，这就明确告诉我们，工人阶级不光要搞好生产，还要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起带头作用。我们还学习了《九评》，那上面告诉我们苏联、南斯拉夫是怎样变修的。可是我们厂里的“四清工作组”反而打击压制起来干革命的工人，记黑名单、整黑材料。　　

一个工人说，我姓乔，写了“工作组”的大字报，被撕掉了，还受到追查。他问，写的什么？工人说，我写厂工会主席赵大发贪污挪用会员费，至今交不出账来，还宣布为“下楼”好干部。赵大发平时爱占小便宜，好收礼是有名的，“四类分子”请他吃喝他也去。上次工会选举他得票没有过半数。可是工作组还让他当厂工会主席。据说，工会选举的结果上面没有批准就不算数。我的大字报问，这一切是为什么？　　

一个眉目清秀的工人说，我姓韩，写了厂长的大字报，厂长负责买回的机器不能用，成了废铁，浪费了国家资金。可是“四清”工作组说，买回机器不能用的事情，问题较复杂，责任不在厂长。我们不同意这种说法，我们坚持认为这不是偶然的，这里面有贪污和投机倒把问题。他问，你在哪个车间？工人说，我在设备科。他问，你是技术员吗？工人们说，他本来也在车间，有过三项发明创造，都有国家专利，是土专家，现在不在车间了。　　

还有一个工人说，我姓包，我的大字报是请问党委的，厂里弄出一些制度来，把我们工人管得直笔笔的，不是像毛主席要求的把工人当成工厂的主人翁来信任和依靠，这是束缚生产力。他问，毛主席怎样让工人成为工厂的主人翁？这个工人回答说，就是“两参一改三结合”，就是《鞍钢宪法》。但我们厂里没有贯彻，一点影子也没有。照他们这样下去，他们就要变成资本家！这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他听了觉得触及比较重要的问题，但这时也很难深入讨论。他转而问刘克成：医校红卫兵静坐市委，工人跑步上街支援学生，有你们吗？刘克成说，我们厂工会赵大发带了一百多工人出去，接受市总工会统一指挥，去跟学生辩论、说是保卫市委。我们学习中央刚刚发表的社论《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认为厂工会这样做是不对的，市委不会要他们这样去保卫。正好有电机厂的陈安国几个人也来跟我们谈这个情况，我们一起商议，决定用小分队来回跑步的方法，表示对学生的支持，但跑步路线不在市委门口。我们约定了双方的路线，交叉进行。　　

他说，这是从《三国演义》上学来的兵法吧？刘克成和工人们都笑了起来，刘克成说，也是避免跟起先被领出去的工人在市委门口发生冲突，工人跟工人不能斗起来。听了这话，他不觉点头。不过，他跟这些工人如此交谈，似乎等于对他们有一种默认以至鼓励，这好像是不妥的，可是，难道能把他们拒之门外吗？能说他们是不对的吗？这似乎也很难。交谈也就像潺潺流水一样继续下去，无法中止。一个工人说，我们参加跑步的，都被厂里“四清工作组”把名单记下来了，还找我们个别谈话，要我们交待，不但要扣工资，还说我们已经犯了“反党”的错误，有人扬言说我们没有好下场，我们想不通，也感到压力大。　　

渐渐，他觉得这些工人，包括刘克成，总的都比较淳朴可爱，至于关心政治，对厂里“四清工作组”的工作有自己的看法，用大字报揭发厂里领导上的问题，还有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以至于出来声援学生，这些都无法否定他们，而且还应当表示肯定和支持。从《十六条》以及现实情况看，工人起来关心和参加文化大革命，并且有从厂里向社会延伸之势，都已经不可避免、不可阻挡，问题是如何对待。作为市委，怕是怕不了的。所谓“引蛇出洞”，用在眼前这些青年工人身上，跟用在青年学生身上一样，看来都有点对不上号，首先还是需要突破经验主义、多从正面看待这些积极参加运动的群众。　　

于是，他对这几个工人在原则上表示肯定，要求他们按照《十六条》指示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抓革命，促生产”，保证革命和生产两不误。他明确表态说，如果记你们的名单、整你们的材料，说你们“反党”，那是不对的。市委一定负责跟你们厂里的“工作组”讲清这个问题，中央《十六条》没有让这样做！说到此，他不觉真的有点生气，他不明白一些人为什么热衷于这些雕虫小技，好像这就是经天纬地之道似的，用在这些工人身上，特别显得有些不伦不类。　　

他对刘克成说，但你们到厂里不要专门提这个要求，不要为这个闹起来，对于来自群众的议论，不要计较，用你们的行动来回答你们是不是正确的。刘克成说，我们一定照杨书记说的做！只要我们是正确的，即使做一大堆我们的黑材料，最后也没有用，如果我们是不正确的，即使写我们一大堆好材料，也帮不了我们。刘克成这句淳朴稚气的话，让他不禁笑了起来，工人们看到他笑了，也都笑了起来。他拿起报纸，指着说，中央的《公报》已经把要求说得很全面，要求你们做到一个“高举”、一个“团结”、五个“克服”，两个“把”，两个“为”，你们要时时牢记，句句对照，如果这样，我敢说，你们的表现就是好的！如果有什么问题，也不会是属于你们的问题，而只能是我们这些人的问题。说着，他指着自己。　　

工人们带着一种感激和敬仰之情跟他握手告别，他送他们到院子里。外面地上黑影中蹲着两个工人，这时站了起来。刘克成和工人们也就再次跟他握手、告别。　　

他望着他们离去的那一丛身影，想着刘克成在他门外布了岗哨，感到工人比起学生，将更有组织、更有气势、更有力量，他又一次觉得历史好像在告知他四个庄严的大字：工人运动！　　

一时，他似乎预感到，作为市委书记，他的工作也许将更不容易，而刘克成这些人，不知将会怎样地“叱咤风云”，一切都在未知之中，一切也将是他所直接面对的……　　

　 　

　 　

　 　

　 　

　 　

第六章  力尽（之二）　　

　 　

一　　

那天晚上，工人们离开后不久，妻子王雪回来了，她不是从卫生局，而是从医院回来的，因为医院的一个副院长王家山自杀了!　　

王家山把自己淹死在医院东北角太平间后面的一个小池塘里，那里旷野荒芜、林木丛杂，乱草遍地、无人行走。下午，一个胆大顽皮的小孩到小池塘边去钓鱼，发现远处水草旁边好像浮着一个西瓜，但很快判断出是一个淹死的人。小孩就去报告了这一可怕的情况。勇敢的派出所长下到池塘里去，把仅有头顶露出水面、好像站在水中的死者拖上岸来。迅速赶到的法医当场验尸、论定自杀。人们估计王家山投水自尽的时间是凌晨。人们叹息：这个曾在马背上挥刀砍敌、生得魁梧高大的骑兵英雄，如此窝囊地死在这个无名的小池塘里，并且远离他的北方的家乡，身边没有一个亲人。　　

这个王副院长爱搞腐化，也爱在医院里伺弄花草，开玩笑时被称为“花草院长”。其人为腐化问题受到过不止一次处分，结果成为一个资格虽老、功劳虽大、能力虽强，级别却一降再降的人。这次事情的开头是一张标题为《清算老色狼》的大字报，下面的署名是“造反有理战斗队”。这张大字报已经印成传单，王雪带回来一份。内容主要是说王家山利用手中行政权力，胁迫和引诱妇女，利用分房、调房、修房、安排临时工这些机会，软硬兼施，迫使妇女就范，如果拒绝，就要遭到打击报复，当然，也有以色相交换好处、主动上门投怀送抱的。传单中用“×××”提到的“蓝大褂”妇女有五个之多，其中还有什么“国民党军官太太”，都遭到王家山玩弄，有的离开医院而去。这五个工友妇女的事情“众所周知”，至于其它类似的人和事还有，就不再具体触及了，但医校郁平的传单《捉放之后》里提到的乔丽，也是其中一例：王家山引诱逼迫乔丽，但遭到拒绝。乔丽抱着孩子投河，成了刑事犯，不能说与此无关。乔丽走上悲剧结局，王家山却心安理得无动于衷，继续疯狂捕捉其它的目标，软弱的进了他的圈套，不顺从的被穿小鞋。人们应该这样含羞忍辱、默默无声下去吗？人民的江山能容忍这样阴暗的角落吗？不！现在是给王家山这种人算总账的时候了。　　

大字报上墙之后，拔出钢笔在上面签名的人越来越多，“一个医生”、“一个护士”、“一个行政人员”、“一个共产党员”，乃至还有“和乔丽相同命运的人”等等。过了一夜，大字报上这样的签名密密麻麻，不同的笔迹说明着群众心中确实郁结着某种义愤。王家山吓得躲在宿舍里不敢出门。但九月一日下午，王家山还是被一伙工友和几个青年的医护人员揪了出来，把他反剪双手、戴上纸做的高帽，胸前挂着硬纸做的牌子，上面写着“蜕化变质分子，走资派王家山”，名字上打了红叉，押进医院小会堂批斗。台上台下站满了人，愤怒的口号声惊天动地。迫于这样的声势压力，王家山承认了利用职权、侮辱妇女是“犯罪”。当问遭他欺负的妇女有多少时，他说记不得了，这混账可恨的回答除了引起少量的笑声之外，更引起群情激愤，这时发生了拳打脚踢的事情，台上很乱，台下也有人要上台去参加痛打。在比较冷静的人提醒下，王家山在一片“打倒”声中被带出会堂，押回宿舍，一路上挨到群众的唾骂，不时有拳脚袭击他。“战斗队”把王家山押回宿舍后，凶声恶气要他闭门思过写检查，作了这样的“勒令”之后，人群就散了，并无具体的看守措施，也没有谁去做针对性的思想工作，自杀事件就这样发生了。　　

他问，医院里的领导呢？还有工作组呢？王雪说，当时那种情况，谁能劝得住？都躲得远远的，可能还有背后支持群众的。但话说回来，过去闹土改的时候，群情激愤，活活打死老地主的也有啊！他说，可现在是文化大革命，又是医院，知识分子很多，不能等同于土改时的农村。王雪说，都是群众运动。群众平时不敢讲话，这时候爆发出来，也很正常。想要文质彬彬、请客吃饭的样子，谁能保证？政策虽然不允许，但谁能去拦得住？他平时确实有问题。他第一批就“四清”过关了，可是群众还是有账要跟他算。群众的算法跟我们的算法不同。我们让他“下楼”，群众还是要他“下台”。我也不赞成乱斗乱打、侮辱人格，但我理解群众。我们有党委，有监委，可还是没有能管住这些干部，群众一起来，就管住了。靠我们自己清来清去，还是不清，有的倒把好人给清了。他说，一切也是相对而言，想要水那么清澈见底，是不可能的。王雪说，我们在不搞西方民主的前提下，无非一个是平时抓，一个是搞运动。我们没有对立面的党或者自由的报刊来指责，我们只有一靠自己自觉、二靠发动人民。像文化大革命这样，如果再不能解决，而且大家都很不理解，以后怎么办呢？这可是个大问题！　　

他说，不管怎么依靠人民，搞死了干部总之不好。发动群众就乱，乱了又要治，眼看把群众运动掌握好都很难……　　

王雪说，搞死了王家山这情况是不好，但这只能是极少数，毛主席在谈农民运动时讲，“罚不当罪的极少”。那是什么社会？现在更应当如此。王家山还不能说是被群众搞死的，只能说是被群众运动吓死的。现在有些情况也可以拿历史来做比喻，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贵族的残暴，引起了平民的残暴，而当贵族镇压平民的时候，又加倍残暴。那么总的来说，贵族作为社会统治阶级应当负责。八十年后爆发巴黎公社，这种现象又重复出现，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里给以深刻揭露。法国的历史就这样残暴着过去了，说明了阶级斗争的激烈。托尔斯泰主张“勿以暴力抗恶”，但如果恶得威胁你个人、家庭、社会、国家的安全，势必还是要制服恶才行。共产党把执政者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不是摆在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上，而是摆在“人民国家”这个关系上，与传统的历史实行彻底绝裂，这是指出了一条真正解决问题的新路。　　

他说，但人民国家也不等于人民来管干部、整干部，干部就是代表人民行政的，工作总要靠干部来做……　　

王雪说，群众反王家山，并不是不要他做工作，而是要求他好好工作、不要沾污工作。如果我们监委的一套工作做得有效，搞大运动的必要性也就会相应减小，否则，自古还有“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一说呢，何况现在群众是什么觉悟？人民越是相信我们说的“人民国家”，人民关心国家的政治热情就越高，但我们一些人却大惊小怪，视为不正常，其实是他们自己觉悟低。文化大革命就是来做监委没有做好的那一部份工作，就跟搞清洁卫生一样，平时要小扫，过年要大扫，叫做“掸尘”。　　

他哈哈笑了起来，掸尘？王家山就被“掸”死了。　　

王雪说，首先是我们平时没有把王家山教育好。如果所有的王家山加在一起，愈演愈烈，我们不闻不问，对党和国家就很危险。赫鲁晓夫降下了斯大林这面旗帜、丢掉了马列主义的刀子。为什么要这样做？就是要心安理得地改变颜色。这其实涉及到一个简单的心理学问题。赫鲁晓夫代表的是苏联的各种王家山。　　

美国杜勒斯欢欣鼓舞说，看到了“苏联内部有要求较大的自由主义力量”，“如果这种力量在苏联内部继续发展”，就可望“在十年或一代人的期间里，达到我们政策的伟大目标”。一代人是多长时间？三十年吧？这就是说，他们从赫鲁晓夫看到了苏联“和平改变”的不远的将来，并且他们不是袖手旁观的，他们有他们的“政策”。　　

毛主席从这里进一步得到启示，心中酝酿了若干年，来搞这一场运动。就是把党和国家的命运，跟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联系起来考虑，真正是人民江山人民管。过去打下江山依靠人民，如今反修防修还要依靠人民。共产党几十年浴血奋斗，赋予中国人民一个新的思想：江山是人民的。所以现在要求人民共同地负起这个责任来。文化大革命这种大民主形式，要在运动中观察和研究，最终才能去粗取精，加以完善。但从相信群众角度，不应当怕乱。毛主席在“文革”一开始就说了，大风大浪并不可怕。为什么呢？因为他相信和依靠人民。　　

他很感兴趣听王雪说下去。　　

王雪说，我认为，一九五七年那时，毛主席就抱着这种很好的出发点，大鸣大放，向党提意见，方向很明确，甚至可以看作“文革”的先河。可是后来变成了“引蛇出洞”，好像本来就埋伏这一笔似的。这种“伏笔”的看法是不对的，但好多人就喜欢这样津津乐道，以为就这样懂得了政治，其实是误解，也有人是故意歪曲。事实如果是这么回事，那我们党、毛主席，就不光明正大了，这是值得反过来想一想的。　　

现在，一些人用一九五七年来吓唬群众，用他们的所谓“政治经验”来“教育”青年，但《十六条》并不赞成这个，他们的这种“政治经验”是可笑的。看看《十六条》，就知道那种“伏笔说”，是不对的。　　

可以说，这回毛主席吸取了一九五七年的经验教训，预防着半途改向，《十六条》白纸黑字印在报纸上，交给群众。因为像一九五七年后来的结果，就没有人敢说话了，反修防修也就无从谈起。　　

群众现在敢于参加到运动中来，是因为他们从《十六条》直接知道了毛主席，而且他们好像从来就认为，毛主席决不会先把人骗出来、然后再打成反党反革命。毛主席怎么可能是这样的人呢？决不可能！　　

一方面需要这种真正的大民主，另一方面这种大民主也要有实践和建设的过程，从一九五七提倡大鸣大放，后来改向，到一九六六又提倡大鸣大放，而且用《十六条》确定下来，给人民以民主的保证，就体现着客观的实践的过程。毛主席这回紧扣出发点和主题。这并不是毛主席允许右派出来向党进攻，而是要紧紧抓主要矛盾。现在右派已经不敢公然要求跟共产党“轮流做庄”，也许将来有一天还敢，但现在是把这种希望寄托在通过修正主义来实现。《十六条》把党内走资派称为右派，确定为主要目标，概念的这个变化是又深刻又严峻的。　　

一九五七年以后，本来的“四类分子”成了“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后面加上了一个“右”。虽然现在经过三次甄别，多数右派分子已经摘帽，但总的还是很难消除某种阴影，就是又要人家讲话，又打击人家，不是自相矛盾、出尔反尔吗？如果文化大革命又一回造成一九五七年的结果，那今后还会有谁来相信我们的党呢？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毛主席，好像决心跟这种情况划清界限，决不这样做，《十六条》已经公布于世，天下皆知了。可是我们许多人反而不理解，总是偏要那样想、而且准备那样做。这正是一九五七年反右的一种消极面的影响，是不对的，是应当扭转过来的。　　

群众就认识到了这一点，要跟这样自视高明的人、这样阴险残酷的做法作斗争，所以喊出“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口号。其实，凭他们赤手空拳、乌合之众、千里之外，哪里能保卫到毛主席？说穿了，他们觉得自己没有力量，要喊着毛主席才行。他们认为毛主席是真正地相信和依靠人民的，他们甚至认为毛主席不顾一切地要和人民在一起。如果认为群众是“个人崇拜”，那就小看群众了，你到大街上去看看，哪个人民群众是呆子、傻子、白痴？但群众也决不会借着文化大革命，像一九五七年有的大知识分子那样向共产党进攻，毛主席相信这一条，把这作为根本的道理，敢于放手发动群众。　　

他听了不觉点头。　　

王雪说，现在满天下喊毛主席万岁，一个人真的能万岁吗？以他老人家思想的伟大深邃，他如果同意这样，岂不荒谬？所以他高喊“人民万岁”，这既是他庄严的回答，也是他老人家一贯的思想。他在一九五六年六十三岁时就提出自己退下来的问题，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党内通过，一九五九年全国人大通过，退出了国家主席一职，考虑的就是自己不可能“万岁”，要培养、锻炼、考察接班人。现在，人民高喊“万岁”，是人民需要一种不可战胜的力量，而毛主席也需要人民的力量，他寄托于人民。他要不是这样，他就不是毛主席。　　

七十三岁的毛主席决心亲手给党和国家打一次消毒、预防针，很多人都被这一针打疼了，很不理解，因为我们的病好像还不算大，而针头用得很粗、药下得很重，来这么一下，真是吃不消、有怨言、不理解。可是，要知道，等到病真的全身上下发出来，就来不及了，针也打不下去了！　　

他笑了起来。王雪所言，他全懂，听来却有趣有味。不过他内心潜在地、总好像在考虑着另一面的许多问题。　　

王雪继续说道，例如王家山这样的人，还能带领群众搞社会主义吗？不，他不懂社会主义，他向往的也不是社会主义。他现在不得不为社会主义做事，但他更乐意为资本主义做事、在资本主义的社会里生活，那才能满足他为所欲为。他虽然死了，但他的灵魂仍然是可以分析的。　　

资本主义社会三百几十年才有现在的发达，而且长期掠夺世界财富，社会主义使得遍地木犁的苏联很短时间内就跟资本主义的头号强国并驾齐驱了，社会主义有什么不好呢？要改变苏联颜色的，只能是苏联各个层次上的王家山，这些失去理想、为着私欲而活着的庸人，他们齐起心来要这样做。他们觉得社会主义束缚了自己。他们压迫人民，使人民失去信心，最终必将亡党亡国，但他们自己不亡，他们会摇身一变，变成官僚资产阶级。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主席对国内主要矛盾是生产力落后、是人民生活需要不能满足的提法，要加以纠正。我总觉得，那前一句话是说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早了，隐含着应该倒退，去适合落后生产力的意思，那后一句话任何时代任何国度都适用，不能说明特定的时代内容。所以它遭到毛主席否定是不奇怪的。但不等于说，毛主席认为不要发展生产力、不要满足人民的生活需要。　　

他说，“八大”的报告，是中央几个大秀才，根据毛主席《论十大关系》写的，总的意思不会错，但你刚才指的那段关于主要矛盾的话，可能是他们的发明，毛主席后来确实不同意。　　

王雪说，社会主义改造之后，要抓经济建设，但政治斗争却绕不过。确有一些人反对共产党领导、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且东欧有匈牙利事件的爆发，有一股国际性的否定社会主义的思潮。这一切导致毛主席赞成将大鸣大放的主题，从帮助党整风变成反右斗争，并且亲自写文章反击右派分子。　　

后来发生的问题是经济建设“刮五风”，这是不按科学态度办事，结果也会影响政治方向。毛主席在广州会议上有这么一段发言：“这几年出现的高指标等问题，总的责任当然是我负，因为我是主席。我的责任在什么地方呢？为什么到现在才提倡调查工作呀？为什么早不提倡呢？而且我自己也没有下去，搞一个公社、一个工厂的调查。为补过起见，现在我来提倡一下。今年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过一次，九中全会上又讲了一次，这次会议还得讲一次，不然又说我没有讲”。假如你当时是主持大跃进工作的人，正坐在毛主席身边听着，你不应当感到很惭愧吗？你不应当引咎自责吗？为什么不做调查研究，大刮“共产风”、“浮夸风”呢？调查研究不是党的优良传统吗？结果却要毛主席来承担责任。 　　

他说，这个问题就不说了。　　

王雪头一扬，怎能不说呢？我看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来说一说的。有的人就是一会儿右得出奇，一会左得“可爱”。到底是为什么？只有问他自己。但毛主席肚量大，宽以待人，还是放手使用，直到现在，才有了组织处理，把有关人的位子降了下来。但为什么把这个作为这次运动的开始，而不是运动的结束呢？毛主席一定是认为，发动全党全民提高觉悟，比降职、撤职更重要。　　

他叹口气，让王雪说下去。　　

毛主席提出“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表达了全国人民的心声！在“一穷二白”的底子上搞建设、又受着帝国主义封锁，我们需要的正是“大跃进”，而不是慢腾腾。用“人民公社”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的形式，把亿万农民组织起来，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共同富裕，并且以集体化的农业支持国家工业化，这是了不起的宏图大略。但毛主席要的是实事求是的大跃进，不是浮夸乱来的大跃进。所以，在大跃进前夕召开的成都会议上，毛主席提出要压缩空气，在后来的武昌会议上提出保持清醒头脑，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在两次郑州会议上提出纠偏，在上海会议上压指标，直至庐山会议前期讨论纠“左”的十九个问题。全党全民建设热情高涨，好像大家都跑到前头去了，而毛主席成了落后的人。我总觉得这其实还是一个很简单的心理学的问题。当时有的情况多么严重，河南省吴芝圃就多次不听毛主席的直接批评，最后浮夸到饿死了老百姓，成了全国的反面典型，还有安徽的曾希圣。他们大刮“五风”，受到夸奖，得到提拔，许多情况白纸黑字都反映在一九五八年下半年的《人民日报》上。　　

毛主席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说，他去年八月以前主要精力是在革命的方面。是哪些方面呢？这也有案可稽，比如，美国与台湾签定了《共同防御条约》，蒋介石扬言反攻大陆；在英国与印度煽动下，西藏农奴主准备叛乱；伊拉克宣布独立，而帝国主义武装干涉；还有赫鲁晓夫正在大搞修正主义。等等。毛主席在研究对付这些事。于是有了炮击金门，这既是有力回答《共同防御条约》，又是对中东民族解放力量的呼应；有了从容平定西藏农奴主叛乱，西藏人民从此摆脱了暗无天日的农奴制；有了中印边界反击战；有了对苏共中央的一系列揭露和理论回答。这样的一大摊子工作。　　

官僚主义、浮夸风、共产风、瞎指挥、强迫命令“五风”刮起，有一个鲜明的标志，就是《人民日报》九月十三日社论《高举人民公社的红旗前进》，文章题目不错，但大刮“五风”，是不对的。我敢说，出这篇社论，毛主席不知道。但毛主席后来还在多种场合，就大跃进以来的这些错误作自我批评、承担主要责任，我记得传达下来时你很感动，你说过不应当由毛主席负责，据说不少省委是不肯传达的，在毛主席催促下，才作了传达。我想，毛主席把责任承担过来，是为了让大家轻装上阵，不要弄得灰溜溜的。也许将来会有人抓住这个做毛主席的文章，那只是他们的无知和浅薄。　　

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讲，“如果有人说，有哪一位同志，比如中央的任何同志，比如说我自己，对于中国革命的规律，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完全认识了，那是吹牛，你们切记不要信，没有那回事”。与其说这是毛主席为自己开脱，不如说是对中央、还有省以下各级领导人的辩护，为的是爱护大家的积极性。这是毛主席的胸怀，也是一个当家人的态度和雄才大略。现在读来，这段话野心家听了是很不自在的。　　

有人说“七分人祸、三分天灾”，如果是自我批评，那就太好了。当然，他不是批评毛主席，因为大跃进工作不是毛主席负责的，而且毛主席一再对狂热性泼冷水，自称保守分子、自称右倾机会主义。讲“七分人祸”时，毛主席就坐在身边，底下坐着县委以上干部七千人。　　

他说，“七分人祸”当然不敢、也不应该是批评毛主席。这是代表党作自我批评，也就是批评全党，或批评某些地区的工作。　　

王雪说，如果打开一九五八年下半年的报纸，那上面许多浮夸的话，并不出自毛主席之口，但毛主席对这些提都不提，对自己事前、事中、事后如何一直在纠正问题，也只字不提，只是自己承担了主要责任。这是对的，如果相反，怨你怪他，那还是毛主席吗？我觉得毛主席是最宽厚的长者，也是最冷静的战士。尽管他一直在纠“左”，后来还对挫折承担主要责任，但根据国际国内形势，他同时不许右倾，不同意把大跃进说得一团糟，要爱护大家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庐山会议明明是为反“左”而开的，有人上书也是反“左”、反“五风”的，而且那个“万言书”是肯定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方向和巨大成绩的，跟毛主席一致，后来怎么出了那么大的事，是毛主席容不得这样呢，还是毛主席不得不选择这样，我不了解情况，只好存疑。可是，五九年以后的反“右倾”，又弄得过份了，一直反到基层，我亲眼见过公社的科长也能打成右倾分子，好可怜！但这是有点奇怪的，是毛主席让这样做的吗？那样爱护全党积极性的毛主席不可能这样做！毛主席也不会管到公社科长这一级来。想一想也不奇怪，比如前一阵刮了“五风”的一位公社书记，当然不喜欢手下一个科长的反“左”倾，正好反右倾贯彻下来来了，就来收拾这个科长，这是很自然的，这是为了稳固他的小小的官僚统治。这样下去，势必造成不管好歹，唯上级是从，而不是唯真理是从，甚至也不是唯毛主席是从。有时我觉得，情况有点像老师布置学生写毛笔字，学生总是写不好，左过去，右过来，忽粗忽细，歪歪扭扭。　　

他笑了起来。王雪说，我这还是最善意的比喻。他说，还是善意理解比较好。　　

王雪瞪着大眼，继续说，如果是西方，那好办，不管贵党内部是什么情况，是张三不好，还是李四不好，反正贵党这一届没有干好，请下台，我来。在我们，当然只有内部批评与自我批批评，宽以待人，党内平衡，加强团结，继续前进。　　

六二年一月的中央会议，毛主席说把会开得大些，一直扩大到县委书记，开成了七千人大会，而且中央的报告，政治局先不讨论，作为草稿交下去讨论，然后再往上集中。在大会上，让七千人进行批评，叫做“出气会”。这还不够民主吗？这还不够襟怀坦白、光明磊落吗？回头看，我觉得这是把一九五七年半途而废的“大鸣大放”，在党内搞成了，反映着毛主席在党内实行“相信和依靠群众”，也反映着毛主席有所预防，巧妙绕开了一些人自觉不自觉的官僚主义的一套。　　

当然，可以想象，有的人会真的大出其气，有的人会知道分寸，还有的人就不会去得罪自己的上级。但总的来说，是个出气的大会，是在新的认识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大会，以后几年的形势就越来越好，短短四年，现在是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三次核试验成功。这次文化大革命，我看是把七千人大会扩大成了七亿人的大会。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六六年，我认为毛主席越来越形成了一种大思路。　　

现在有一种聪明绝顶的人说，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因为在政治局里很孤立了，就利用个人崇拜，来发动学生、依靠群众。照这个说法，那毛主席早在六二年一月，就玩这一手了，那时他在中央就吃不开，所以要把中央工作会议开成七千人大会、把中央报告草稿直接交给七千人讨论，要不然，他会被迫就范、失败、下台。果真是这样的吗？凭什么毛主席应该下台呢？假如毛主席下台，谁应该上台呢？这个人应当比毛主席伟大、正确才行。但对这个问题，这些聪明绝顶的人就不作回答、含糊其词，简直是流氓！是见缝下蛆的苍蝇！　　

毛主席有时显得很孤立，这个家不好当，都是打江山过来，都是老子天下第一。他要搞社会主义，人家要确立新民主主义；他要大办合作社，人家要大砍合作社；人家大刮“五风”，他要压缩空气；有人站出来要追究“五风”，他反而把这样的人捺下去。他是党的主席，可是又退到二线，还要对一线负责。别人做下的事情，他要作自我检讨。但我们从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那种恢宏的气势，那种谈笑风生、一气呵成，那种从容不迫、深邃远大，说明我们这样的想法是不对的，我们哪里能体会毛主席的胸怀一点点？我有时想，毛主席大约是天上派来教我们怎样做人的。　　

毛主席有时就喜欢做少数派，比如革命就要胜利了，多少人想到的是坐江山、做老爷，毛主席却来泼冷水，说是“进京赶考”。实际上可以说在进城之前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向全党提出了反修防修任务。　　

他不由得说，这向时，你读了不少书、做了不少研究呢！　　

王雪过目不忘一样背诵起八届十一全会《公报》来：“我国的国民经济正在持续地健康地向前发展。党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已经胜利实现。从今年起，开始实行第三个五年计划。在工业战线上，不但产品的数量，而且品种、质量，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和提高。在农业战线上，连续四年获得了好收成。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三次核试验的成功，集中表现了我国科学技术和工业发展的新水平。”　　

字里行间荡气回肠、多么自信。读着这段话就能体会到毛主席的欣慰和自信。就在这短短几年，我们还把对苏联的全部债款还清了，还大力支援了许多国家人民的革命斗争、建设事业，这些都省略了没有写。毛主席领导全党全国人民终于从天灾人祸、缺少经验的困难中走出来了！在克服困难、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还从容不迫领导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现在又开展文化大革命。确实有一种特别雄伟的气魄、远大的坚定不移的方向。　　

在六二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毛主席说过，假如从十七世纪算起，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三百几十年，在我国，要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我估计要花一百多年。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也许只要几十年，例如有些人所设想的五十年就能做到。果然这样，谢天谢地，岂不甚好？但我劝同志们宁可把困难想得多一点，因而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三百几十年建设了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在我国，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那又有什么不好呢？　　

这段话说明毛主席多么清醒，他是把国内国外、几百年前几百年后，都想过了。他认为我们已经搞起的社会主义总的来说对我们自己能管用，中国决不能、也用不着跟在别人后面爬行，中国对于自己如何搞社会主义已经具有信心和经验，需要的是坚持下去。　　

毛主席从纠“五风”开始的一系列的态度和措施，在某种巨大混乱之中镇定自若、力挽狂澜，在正确的“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基础上凝聚党心民心。这样不但及时纠正了“五风”，而且应对了接着发生的两大困难：一个是苏修背信弃义、趁人之危，第二是连续三年三分之一农田大旱。内外交困，达于极点。但确实几年之内就迅速扭转了经济形势。这是一股神力，毛主席的正确把舵，反“左”反右，严于律己，以身作则，使全党在挫折中团结、振作、调整，继续前进。不是这样吗？　　

他说，是这样。　　

但对这样的一段历史，有的人就喜欢窃窃私语，我忍不住横眉冷对。可能有一天会有人找个借口来斗我，让我吃点苦。文化大革命嘛，也对我“大民主”一下。　　

他笑了起来。　　

王雪说，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有这样一段话，“近四年来，我国人民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指引下，展开了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取得了伟大胜利。人民公社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全国到处一片热气腾腾的革命景象，正在出现新的全面跃进的局面”。　　

这段话是概括当前形势的，同时也是对毛主席的正确指导方针的完整表述，体现的是“三面红旗”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把我们所要做的工作，概括为“三大革命运动”。　　

他说，这段《公报》，确实高度概括了毛主席建设我们这个国家的大思路。但毛主席从来不认为光有了一个总原则、有了这几句话就行了，他带头调查研究、制定具体条例。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黄河以北亩产可达多少，淮河以南亩产可达多少，早几年就在毛主席主持下制定了，党的会议上也通过了，指标很实事求是，但不久之后就刮起了“五风”，这么重要的纲要被丢在一边。至今没看到毛主席批评说：你们怎么不按这个去做工作？怎么浮夸起来的？毛主席没有这样指着鼻子责问过谁。　　

革命热情要同科学态度相结合，难道以前就一点不懂吗？如果以前一点也不懂，那中国革命怎么取得胜利的呢？还有调查研究，一直是毛主席倡导的优良作风，还要毛主席把着手再教一遍吗？但以前懂，不等于现在还懂，想一点曲折也没有，是不可能的，永远如此！　　

王雪笑道，你一开口就比我说得好。他说，今天我主要还是听你说。　　

王雪说，《九评·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说南斯拉夫是资本主义复辟的一个典型。他们一九五三年的法令让私人有权购买国有资产，到一九六三年又用宪法肯定了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的政策，资产阶级随着私人企业而成长起来。铁托集团在“工人自治”的幌子下，让国有企业成为厂长、经理的天下，他们只管在上面坐收利润，从而瓦解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工人阶级回到了受奴役的地位。他们宣布放弃农业集体化道路，农村成了小农经济汪洋大海，他们用法令规定农村土地可以自由买卖，造成农村两极分化，雇佣劳动和高利贷统治了农村。南斯拉夫资本主义泛滥成灾，是资本主义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天堂。铁托集团在美帝国主义几十亿美元收买下成了美国的附庸，在国际重大事件中扮演美帝国主义走狗的角色。国家从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开除了几十万坚持马列主义的党员，被逮捕监禁的有三万以上，同时赦免十几万从前的敌人。文章就这样全面解剖了南斯拉夫这个典型，说是“和平演变”，其实是很残酷的！相对于十月革命对资本主义的否定，南斯拉夫是对社会主义的否定。在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还是不是科学呢？社会主义重新成了空想！他们走了另一条路，被美国牵着鼻子控制住了。而苏联却向南斯拉夫取经，我们的文章语重心长向苏联呼吁说，“同志们，朋友们，南斯拉夫的道路是万万走不得的！赶紧回头吧！不然，就太晚了。”惊心动魄，好像是对一个巨大恶梦的预言一样！　　

这次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特地肯定了《九评》，认为是反对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而不是纸上谈兵，不是大话、空话、废话。现在有不少群众重读《九评》。目前学校里至少初三以上直至大学的学生，都处在《九评》的反修防修思想教育培养之下，可以说亲身经历了这一重大斗争，所以他们参加文化大革命在思想上是有一定自觉性的，要不然，他们的政治热情就是盲目的、不可思议的。像王家山，也许并不明确具有“走资”的思想，但他在本质上接受什么、向往什么是很清楚的，只要有南斯拉夫、苏修这股风吹进来，他就会跟着跑，他虽然什么也不懂，但只要时机成熟，他一定会跟着瞎说：毛主席这一套不行，“大跃进”不是出了问题吗，社会主义要另外搞。至于搞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他就不管了。　　

王雪说，昨天，我看到朝阳中学翻印的一份传单，说北京有几十所各类高干子女寄宿学校，那个条件、待遇，真是培养修正主义苗子的温床！以小学而言，国家按学生人头的补贴是每人二、三十元，而给这种高干子女学校是每人一、二百元，在师资方面、物质条件的方面，都大不相同。传单说，毛主席早就明确指示不让办这样的贵族学校，但还是有人那样做了，而且就做下来了！平时，人不敢说，文化大革命一来，大字报、传单就出来了，而且是中央人事局里的干部写出来的，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啊？　　

他笑道，你真是热血沸腾，平时倒没看出来。　　

王雪说，别忘了我跟你一样是高中毕业、做过热血青年、投奔了革命，当然，你实际水平高些，现在应当算是党内大知识分子了。他被刺得哈哈一笑，说，你的思想，确实反映了完整的一套立场、观点、方法……　　

王雪说，这一套就是不主张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是各种混乱和社会灾难的根源，也是世界战争的根源。共产党人取得革命胜利之后，如果还不得不利用资本主义，也要将其置于社会主义的总体监视和调控之下，为国家民族所用。但资本主义总是要用私有制来战胜公有制，侵蚀、瓦解社会主义，到时自会有附着在资本主义那张皮上的人，去为资本主义摇旗呐喊。要么是社会主义，要么是资本主义，要么是这一套，要么是那一套，没有中间道路可言！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上就有这样一句话，说：“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决没有中间道路可走”，写上这句话总是有原因、有针对性的。你可以埋头建设，不谈什么主义，但你其实每天都面对着两条道路的选择。文化大革命的大道理就是如此，也可以说不过如此。如果一个身患大病的人还自以为很健康，反而怀疑、讥笑、痛恨扁鹊这样的良医，这是医生和病人双重的悲剧。　　

王雪的小脸儿激动得红红的。他似乎重新认识了自己的妻子。他有兴趣继续这样较抽象地谈下去。他故意抬杠，问，为什么没有中间道路呢？　　

　 　

二　　

王雪说，不但现在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上谈到这个，两年前的《九评》上就讨论过这个，说明这个问题今天回答了，明天还会再被提出来。毛主席早在全国解放前就多次说过第三条道路是幻想。列宁也早就说过，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中间的东西是没有的。斯大林也说过，所谓第三条道路，其实就是第二条道路，就是回到资本主义去的道路。这个第三条道路的问题，确实这样一再被提出！是不是也许真的能创造出来呢？王雪看着他，好像要“引蛇出洞”。　　

他说，是啊，尽管导师们这样说过了，但这个问题还是一再被提出，即使不明确提出，也在思想深处存在。我们可以试着从资本主义这一面来分析：从历史看，资本主义不是走不通，而且是历史的一个必然阶段。资本主义社会的前期，也有与上一个社会的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后来大局已定，就稳固了。在资本主义世界形成的时候，前一社会里较高等级上的人们，凭着手中已有的特权，介入资本积累和营运过程，正在发家致富的资产阶级也与王室、权贵互相利用，社会出现种种丑恶与不义，一切淹没在利己主义的冰水之中，遭到无数有良心的人们的谴责，特别是各种思想家、作家都予以揭露批判，但历史也就这样过来了。确如毛主席一九六二年在七千人大会上所说，从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算起，资本主义几百年了，越来越发达。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以及娱乐文化，在全世界占上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一直在进行，十九世纪以来，首先是巴尔扎克为代表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成为强大潮流，产生一大批巨人级的文学家，他们对资本主义加以无情揭露、讽刺。后来还有其他的一些作家也继承着巴尔扎克的事业，西方的一些知识分子一直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力量。但资本主义依然我行我素，一直发展到今天。按照毛主席的估计，我们把社会主义干好了，也要一百年左右才能赶上人家。　　

资本主义不是没有国内阶级矛盾，不是没有跟国外附属国、殖民地的矛盾，但凭着巴尔扎克这一类知识分子的正义呼声的制约作用，凭着国家要求社会各阶级以长远眼光顾全大局，使不同利益达成妥协、得到调和，总之，凭着社会所需要的理性与平衡，资本主义使自己日益完善，并且汲取了社会主义的成份，给工人增加福利，虽然仍不时会有各种社会问题冒出来，但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没有受到动摇。一方面是社会主义意识在西方知识分子中向来就有影响，并且世界上出现了社会主义阵营，但另一方面资本主义阵营也日趋稳固。双方对峙，进入冷战。你可以而且应该批判资本主义，但时至今日，《共产党宣言》发表一百年以上了，资本主义仍然没有灭亡，相反，社会主义阵营才建立了几时，已出现分化瓦解，爆发了中苏两党大论战，中国正在反修防修，也就是说，本来对资本主义最具竞争力的社会主义，眼前却有了危机。所以有人考虑对社会主义做些修正，用中国古话说，叫做“变法”。但南斯拉夫、苏联的“变法”有改弦更张、转向资本主义之意，或者结果必然如此，这样的“变法”我们不同意，我们要批判他们。毛主席说，赫鲁晓夫们政治上很幼稚。《九评》讲得好：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产生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是产生修正主义的国外根源。　　

毛主席虽然不反对向资本主义学习，也不反对跟资本主义世界搞外交、做生意，更不反对在经济上、在科技等各方面赶上和超过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但总的要求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走社会主义这条路。这是一个原则立场，是最清醒的。毛主席说得很明确，就是“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而不是相反说“资本主义也可以救中国”。你看，我是从历史角度，加上现实角度，理解着文化大革命、理解着毛主席！　　

王雪大眼睛瞪着他，捉摸着他的话中之意，好像防着上他的当。　　

他说，我们的社会主义，是越过了资本主义这一必然阶段而建立的，是在资本主义世界仍然十分强大、社会主义阵营已经出现分化瓦解的情况下存在着，做的是前人未曾做过的伟大事业，所以，“第三条道路”的问题会在现实中常被提出。事实上我们在工作中经常会遇到资本主义未曾充分发展而有的种种落后和苦恼，我们在某些方面确实需要“补课”。鲁迅说得好，“一切都是中间物”，这是很发人深思的。我记得列宁说过，假如有一个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发生并且胜利了，那么目前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的俄国，就不算模范先进了，就算是落后的国家了，而且是在社会主义的意义上来说的。这段话大约在《“左派”幼稚病》这个小册子里。这就说明在一个本来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是差着好多东西的，可以叫住先天不足。但“补课”不等于拱手让资本主义复辟，然后来个“二次革命”，那时再搞社会主义。共产党人会这么愚蠢吗？那就是自己解除武装，等着被新生的资产阶级推下台。　　

王雪想了一下，说，社会主义作为一种中间的过渡形态，既可能胜利成功向前，也可能受挫向后倒退。毛主席所考虑的一切，都为了争取第一种情况，避免出现第二种情况，他正在现有条件下尽他最大的努力。他的忧虑的深邃和正确，可能要过几十年才能真正被多数人体会得到。　　

社会主义使苏联只用资本主义世界六分之一的时间，就成为世界强国，登月都实现了，以至于能跟美国抗衡。但为什么还要“修”过去呢？他们的变“修”，不是因为经济落后要“补课”，而是有别的原因。　　

所谓共产党人，就是代表无产阶级，代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代表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无产阶级专政。苏修正是从这里“修”的，这样它就不再代表无产阶级，不再代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不再代表无产阶级专政，归根到底不再代表广大人民，最多只是口头上代表，蜕变成极其腐败的官僚资产阶级。他们嘴上高唱“共产主义”，我们指出，他们是假共产主义。　　

苏联的官僚资产阶级，齐起心来要改变国家的颜色，他们向着苏联几十年来的社会主义经济成果张开血盆大口，他们没有社会主义积极性了，他们有了资本主义的积极性。怎样才能保证自己高高在上、跟人民划清界限呢？怎样才能把国家人民的财富变成自己的而又合法化呢？只有“修”，把自己变成统治者，让人民重新成为被统治者、失去社会主义宪法赋予的一切权力。他们在一些动听的说法下，让国家向革命之前的俄国变过去。说法再动听，只要检验一下它是偏向哪方面的，就清楚了。铁托、赫鲁晓夫的路线，就是在一些中间的调和的说法下，向资本主义的泥坑跳进去，丢掉工农，改换阶级基础，对内成了资本主义代理人，对外成了帝国主义应声虫。一些人会认为那样做是对的，或者说是不可避免的，而另一些人则会持相反立场，坚决反对，那么，最严重的斗争就在这里。　　

群众之所以拥护文化大革命，是因为文化大革命把真正的大问题从暗处挑到明处、从人的心里提了出来，并且要依靠群众来解决，这真让群众心头一亮、耳目一新、干劲冲天！群众高呼“毛主席万岁”的意思在这里，不是什么个人崇拜。假如毛主席不代表人民，人民要崇拜他做什么？　　

毛主席反修防修的革命思想，代表着人民的心声。现在，凡是强调《十六条》上革命对象新提法的，就是造反派，而强调要打击“牛鬼蛇神、地富反坏右”，用一九五七年的结局向人们提出警告、企图阻挠运动开展的，就是保守派。保守派没有跟上毛主席的新思想；而利用保守派的人，是出于反对毛主席的新思想。说群众运动确实有乱的一面，但如果这样一看，就能看出乱中有序、阵营清楚。现在问题是：你乱我，我乱你，最后到底是哪条路线乱得过哪条路线呢？　　

他点头说：你说到妙处了！　　

王雪继续说，三大战役是解决“两个中国之命运”的争论，文化大革命是解决“两条道路之选择”的争论，但不可能一劳永逸、一战定乾坤。“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无产阶级得到政权，还可能丧失政权，不是一代两代人就可以解决的”。两年前毛主席写在《九评》里的话所估计的时间，有这样大的提前量，而且还说无产阶级可能丧失政权。说得这样明确的话，我们在理解上，还不太找得到具体感觉，也许要等到南斯拉夫、苏联真正完全亡党亡国、土崩瓦解了，才能有体会。但从实质上说，那里的无产阶级现在已经丧失了政权！　　

总的来说，毛主席是认为建设要搞、但方向要明。正如列宁所说，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处理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解决它的生产任务。以刚刚进城时来说，多种经济并存，互有冲突，你是支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还是支持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能脚踏两条船吗？　　

为什么要搞“三反、五反”？就因为资本主义挖社会主义墙角，拉共产党干部下水，不法资本家有“五毒”。如果不闻不问，任其发展，怎么行呢？新中国就会跟老中国没有两样。　　

响应统战政策的进步资本家也有，但资本的本质就是唯利是图。当时许多不法资本家都在做伤害新中国、伤害人民利益的事情，而且有意跟新中国较量！　　

当时从全国向上海调运大米、棉花等物资，就是为了对付资本家的挑战，打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这是一段不该忘记的历史。　　

所以毛主席六二年在七千人大会上说，“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就会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斯西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　　

毛主席这是在为刚刚建立六年，既取得成绩，也有过挫折，遭受过困难的社会主义制度呐喊、辩护，是针对社会主义信心不足这个问题的，是语重心长的，也是大声疾呼的。　　

毛主席经过调查研究，提出“论十大关系”，力求从战略上指导经济建设。“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还有“中国和外国”的关系，等等。应该记住，毛主席提出“论十大关系”，是1956年，是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立的这一年。同时，正如你刚才提到，毛主席还亲手制定了那样冷静的《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先是1955年底，毛主席在杭州和天津分别同14个省、区党委书记共同商定农业十七条，发各省征询意见，到1956年1月，形成农业四十条草案。经过两年实践，由1957年9月八届三中全会基本通过，1958年5月又在党的全体会议上通过。这样的毛主席，高瞻远瞩、实事求是，决不会去大刮“共产风、浮夸风”这些东西，而只会去力纠“五风”，事实也正是如此。如果现在与将来有人硬是要瞎说，其性质就是赫鲁晓夫丑化斯大林，是别有用心的，是阶级斗争！　　

毛主席说过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批评“以为社会主义就了不起，一点缺点也没有”的观点，这就包容了所谓“补课”之类的要求，但毛主席不能容许改变社会主义的方向。　　

因为毛主席有这样既坚定又灵活的思想，有这样的坚定性，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一方面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一方面打破封锁，努力跟世界沟通，有出口的产品，有进口的设备，不但在短期内就把国家建设起来了，不但在世界上不孤独，还能援越抗美、支持亚非拉。对此仇视和污蔑的，只能是帝国主义及其应声虫，还有糊涂虫。　　

王雪瞪大杏眼看着他，好像他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糊涂虫，他哈哈大笑起来。　　

王雪笑道，当我听到外援某个国家多少钱，我就跟有些老百姓一样想，啊呀，我们自己勒紧裤带搞建设，生活很艰苦。过一会儿才想通，说，国家这样做，自有国家的道理，我们不能用小眼光看大问题。　　

毛主席“论十大关系”，早就以最简要的语言总结了两条，一个是坚持革命立场，一个是向人家学习。只有你们这种水平高的人，总想在坚持革命立场上打些折扣，直到抛弃根本，在向人家学习上搞些扩大，直到奴颜婢膝！老是在心里想，社会主义道路要往后退一退，资本主义课程要好好补一补，如果补资本主义的课呀，真是吃一杯“十全大补”酒，晕乎乎的，美妙极了。他们一定还想跟毛主席讨论讨论这个问题，总要多少来一点资本主义，走一走中间道路，来个新式的“曲线救国”。　　

其实，到时资本主义泛滥成灾、复辟过来，它的势力越过越大，你的势力越过越小，西风压倒了东风，一切就由不得你了。　　

毛主席早就一针见血指出：“修正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者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抹杀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他们所主张的，在实际上并不是社会主义路线，而是资本主义路线”。　　

从这段话看来，修正主义打的就是中间道路的旗号。当然，也许有人心里会说，老子就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老子就是认为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优越！只不过他们永远都不能这样勇敢地说出来，因为毛主席一直致力于把社会主义信念深深扎进党和人民的心中，毛主席常说自己只是一个教员。　　

他不禁双手举起，说，我绝对相信毛主席，坚决跟着毛主席，可以说，在中国没有人能跟毛主席讨论，在这个原则问题上，毛主席不会向任何人让步，根本没有讨论余地，要有余地，还会发动文化大革命吗？但我假定站在跟你论辩的一方，还是要说，这个所谓“中间道路”，在哲学上，在现实形态上，总是有所存在的，也是可以在有效控制之下来为建设国家服务的，不能绝对否定这种灵活性。在革命根据地里，在解放初期，我们已经取得过这样的经验，就是社会主义经济为主导、多种经济成份并存。那个社会也有那个社会的矛盾，但可以做工作。那就是一种中间的形态。那个状态既是社会主义的，又是“补课”的，也许比纯粹的社会主义更适合目前的社会水平。　　

王雪说，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政治思想文化建设，虽然付了些学费，但有了很大成绩，也看得见很大希望，为什么不在这上头继续多做工作，而要回头去做实际上是新民主主义的工作呢？那样做有什么好处吗？　　

几百年的世界资本主义不管有多少罪恶，不管巴尔扎克这些作家如何批判，确实也就过来了，但十年以来的中国社会主义不管有多少缺点错误、挫折灾难，不也过来了吗？而且毛主席的指导思想被证明是正确的，没有错误可言，只是一些人们没有好好贯彻执行。社会主义新中国已经坚如磐石，“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为什么我们还要三心二意的呢？如果向后退，如果一旦弄得社会主义前功尽弃，必将是最大的混乱、最大的失败、最大的危险。连你都在考虑所谓“灵活”，都有这种中间性的思想，这正好说明毛主席为什么要讲两条道路的“谁胜谁负”还没有真正解决，要说资本主义随时都可能复辟。我感到奇怪的是，现在揭露出来，要走资本主义的，偏偏是以前搞浮夸、刮五风、造成挫折的人。这些人安的什么心肝？　　

毛主席老人家一九六三年五月对《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的批语，对资本主义复辟所需要的时间作了估算，说：我们要坚持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项伟大革命运动，要免除官僚主义、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无产阶级要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如果不是这样，如果我们的干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被敌人腐蚀侵袭、化分瓦解、软硬兼施，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要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这段话已经写进了《九评》，作为中国共产党人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论和警钟。　　

他说，我是坚决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　　

王雪说，我再背一段：“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苏联共产党，东欧一些国家的党，不讲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了。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党的领导，民主集中制，党与群众的关系，这些他们都不讲了，空气不浓厚了。结果出了匈牙利事件”。这是毛主席一九五七年一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这跟我们目前的运动也可算是有联系的吧？说明自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的十年来，毛主席一直在关心什么、注意什么、思考什么，不是现在突发奇想来一个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对于党内来说，不应当算是晴天霹雳。　　

只有经过长期的考虑，有一种情势紧迫，才会让毛主席七十三岁的人下这么大的决心，即使许多人“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即使这么大的群众运动会产生很大混乱，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经济的发展，污泥浊水会趁机冒一些出来，他老人家也仍然充满信心、不怕指责、一切在所不惜！他抓住了最主要的东西，他为了现在，更为了将来。他相信人民会理解他、跟上他，历史会肯定他，他算的是一笔大账。但也不是不顾一切，《十六条》不是强调抓革命，促生产吗？　　

他点头，并且一声叹息。　　

王雪继续说，《九评》里的第五评说，美国总统肯尼迪在联合国演讲时，谈到美苏和平的几个条件，其中就有东德要合并到西德去，不许社会主义古巴的存在，允许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自由选择”，还有不许社会主义国家支持世界民族解放运动。这么几条，让我们看到什么是“冷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对社会主义是如何咄咄逼人、一步不让，也看到毛主席对国内问题的思考和决定是如何联系着国际风云。　　

西方帝国主义永远仇视社会主义、仇视新中国。如果说他们是对的，那也行，服从他们就是了，但中国人民鸦片战争以来的屈辱史证明，那样服从是不行的。　　

难怪毛主席在说到社会主义社会时，总是用许多让人警醒的词语，比如：很长的历史阶段，斗争是长期的、反复的、曲折的、复杂的、你死我活的；还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要防止帝国主义侵袭，等等。不让我们松懈、麻木、高枕无忧。　　

假如实行资本主义，会给人民带来福音，也行，再好的主义是为了人民嘛，但资本主义在中国是真正的空想！这是近代以来无数血泪凝结而成的真理。难道这个真理过时了？那我们真是白活了，无数烈士仁人的鲜血也白流了，甚至应该遭到讥笑和诅咒，认为那个鲜血本来就不该去流，认为那是祸害、灾难、作乱。这样，简直就是为蒋介石的“四·一二大屠杀”、“五次大围剿”这一切做辩护了。分歧其实是极其深刻和尖锐的，我们就简直是跟当年的国民党和他们的“理论家”仍在继续斗争一样。难怪群众现在因为观点的不同，有的争论得亲弟兄对立、一家人分裂，大家都吃错了什么药似的。　　

总之，我完全理解毛主席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不管在这个运动中会发生多少王家山事件。这么大的运动怎么可能不发生这样那样的一些事情呢？不是说十个指头伸出来还有长短吗？世界上难道有过非常单纯的历史、非常单纯的革命吗？这人跟那人不会一样，这地跟那地不会一样，善善恶恶，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人民就这样自己教育自己，历史就这样无情翻过。　　

他叹道，唉，你讲透了，你上升到诗意了。　　

王雪说，但我想到的，比表达出来的，还要多。陈毅元帅说，我们不是不会享受，而是我们心中有人民，所以我们能克制我们的私欲。共产党人对自己的要求就在这里。可在我的灵魂深处，就有相反的欲望。毛主席在进京之前告诫全党：全国胜利以后我们一些人可能会贪图安逸、不愿再过艰苦奋斗的生活。多么深刻，但问题也就如此简单，危险就在我们自身、就在我们的灵魂里，真是古人说的“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这不是一个唯心的问题，而是现实得像一块石头、一座大山一样不容回避。　　

毛主席还说过，民主革命以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份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　　

我们内心深处的这种私欲，就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内在依据，而我们手中的权力，就会为资本主义复辟效劳。要搞资本主义很容易，要坚持社会主义不容易。党坚持不懈用毛泽东思想、用革命优良传统教育全党、教育人民，凝聚党心人心，成为巩固政权、经济建设的思想保证。　　

毛主席强调要抓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这不是要求过高，而是从现实里来的，可惜能好好理解的人不多，认为斗这斗那、批这批那，过得太紧张。等到腐朽意识形态像肮脏的潮水涌来淹没我们的时候，那就为时已晚。　　

我们两人加起来的工资，按照亭州城市平民生活费每月六元至八元，能养活二十多人的一个家庭！可是当我看着存款折子时，当我听到某资本家拿多少定息，如何住着好房子、过着高级的生活，我就想着能有更多的钱，不想人民。　　

老百姓的情况是，银行跟他们无关。早上烧饼三分钱一个，如果吃烧饼，那就是花费了，因为一角钱一斤米，一角六分钱一斤干面，不如一家人在家里喝粥，如果做面疙瘩吃，放几片菜叶，这就叫讲究了。一个初中毕业生，他不上高中了，劳动局安排他进厂，每月十三元，第二年就是二十多元，很满意，自己也能糊口养家或者攒点钱了。孩子上小学，学杂费只有一元到几元钱，实在困难的还可减免，挨家挨户动员老百姓把孩子送去上学。到了中学，国家就有助学金。如果能考上中专或大学，就更不要家里用钱了，连吃饭都是国家的。考不上呢，街道上、劳动局会来安排你进厂、工作，比上大学还早些拿到工资。大学毕业就分配工作，第一年每月就是四十八元五角，这笔工资能让亭州小城里一个六口之家过下去。从另一面来说，大学毕业生也服从国家分配，有理想、能吃苦。工人生了什么病，都是厂里负担，其没有工作的父母亲属，也能享受一定的医疗照顾。农村里把困难的人列为“五保户”，由集体经济负责。每个公社都有卫生院，有七、八个医护人员，有的大队还有卫生员。农村里也有自己的农机厂、商店之类，城市里每年都要向农村招工，等等。　　

人民知道国家底子穷，要建设，生活还不能有很大的提高，一切还处在逐步积累的阶段，但是有信心、有前途，虽穷却不觉得穷，热气腾腾。　　

要说那样品行不好的资本主义也就“过来了”，那么，这样品行好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具有更大的存在理由呢？　　

我们讲国家、集体、个人的关系，焦裕禄基本能代表干部的总体状况，所以老百姓尊敬我们、信任我们、理解我们、寄希望于我们！　　

将来国家到了可以更多提高人民生活的时候，只要我们不是膨胀私欲，没有拉开自己跟群众的距离，天下一定还是会这样团结、这样坚如磐石。如果像天津的刘青山张子善那样自私自利、特权腐败，建国这十七年下来，将会是什么样子？能经得起挫折的考验吗？能经得起先是大跃进中刮“五风”的折腾，后是三年自然灾害、苏修逼债的考验吗？能万众一心不怕美帝国主义从西到东的三面封锁吗？能顶得住苏修背信弃义、趁人之危的压力吗？社会主义建设中是发生过“刮五风”这样的问题，但我们已经纠正了，再说，它比起旧中国的苦难，比起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罪恶，又算得了什么呢？只有别有用心的人或糊涂人，才会拿这个来咒骂社会主义。　　

老百姓处在生活实际当中，他们心里有一本账，他们知道国家在什么情况下还为他们做了些什么、更为他们的长远利益做了些什么！他们能理解毛主席的大仁政，而不是小仁政，但在小仁政方面，国家也不是无所作为。　　

共产党迅速荡涤了旧社会的污泥浊水，包括消灭土匪恶霸黑道，改造妓女，禁绝毒品，人心向善，真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由于开展爱国卫生运动，老百姓家里就连跳蚤臭虫也绝迹了，每个县城都有“卫生防疫站”在工作，全国全民防治血吸虫等等，“东亚病夫”正在健康起来。　　

毛主席是全党的教员，共产党是人民的教员，社会治安和风气之好，从古未有，更是动荡不安的百年以来未有，老百姓一心一意跟共产党过日子，相信社会主义祖国有美好的未来，没有什么中间道路的幻想！　　

文化大革命这样放开，当然会发生各种不好的事情，但其意义甚至我们现在很难全部领会得到，可能三十年、五十年以后，人们才会有深切的理解。什么好事里面会没有问题、没有错误？就连搞爱国卫生运动，也会有后来觉得很明显的错误！　　

什么？他惊了一下。　　

王雪说，爱国卫生运动是对的，除苍蝇、除蚊子、除老鼠也是对的，但除麻雀就不那么对了，后来有通知把打麻雀换成了除臭虫。可能科学发展到某一天会认为，就连苍蝇蚊子老鼠臭虫也能对人有用。不对就纠正，但总不能拿这个去否定、讥笑爱国卫生运动。这样的运动是永远要搞下去的。　　

谁也不敢保证文化大革命不会出这样那样的问题。但问题不光是群众方面的，首先还有我们这方面的。比如，我们五月份那个“上挂下联”，找出几个干部、几个老知识分子来“斗黑帮”，说这就是文化大革命，这做法对不对？全国这样做，一共要有多少人无辜遭殃？上欺毛主席，下欺老百姓，是很欺人的。　　

还有，“横扫”、“引蛇出洞”，要把多少群众打成“反党分子”之类，而且至今有人坚信这个所谓的“政治经验”，这对不对？　　

这些做法算是一种“聪明”，还是算“莫予毒”？我看就是因为预见到这个、要反对这个，这回运动，把要做什么、为什么要做，明明白白，都写在文件上，直接公布在报纸上，给了群众，大家去对照、去执行。　　

我们手中最大的特权，政治之权，至少被夺去了一半，交到了群众手上。这还得了？这是许多人不理解、情绪对立的重要原因之一！　　

毛主席是一个光明正大的人，提倡光明正大的党风，要不然，中国革命能从井岗山一步步胜利走来就不可思议、就是侮辱人类！只有小人、糊涂人、别有用心的人，以及污蔑自己的党、污蔑党的历史、污蔑自己民族的人，才会污蔑毛主席！　　

我敢说，毛主席是人民的圣人！立德、立功、立言，几千年来第一人！王雪的眼睛火辣辣的，含着泪水。　　

他很感动。王雪说，最近，我感受到、甚至亲耳听到一些含蓄的或者竟然也不那么含蓄的反面的思想，虽然只言片语、躲躲闪闪、阴阴的透露出来，但要么庸俗、无知，要么桀犬吠尧！让我心里憋着气，我想得很多，我甚至预见到很多很多！　　

他能理解王雪指的是哪一类的思想。　　

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用人民革命的方式和力量，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好像一场预防未来战争的大演习。毛主席不惜代价这样来做一回，而人民理解了毛主席，挺身而出，甘愿面对被打成反革命的危险。　　

我们不应当落在人民后面，更不应当否定人民。对中国社会、对世界形势的认识，谁能超过毛主席？谁能比毛主席更为中国人民的现在和未来操心负责？谁能比毛主席更大公无私？我能体会到那样坚定的毛主席，其实心里很苦，他简直嚐够了孤独的滋味……　　

王雪眼睛里的泪水流了下来。　　

一种感动也让他眼睛湿润了……　　

儿子在外面轻敲房门，报告说：宗市长来了。　　

　 　

　 　

　 　

　 　

　 　

第七章   力尽(之三)　　

　 　

一　　

他和王雪走了出去，宗进庭已经坐下来，没有注意到他们刚刚流过泪的眼睛，好在灯泡也不怎么亮。老宗说，本不想来的，但还是来了，医院里出事，我是分管的。王雪说，我想明天早上再向你报告。宗进庭说，一天之内自杀了两个干部，这样下去，经过运动能否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好团结，恐怕还是一个问题呢！他对王雪解释说，朝阳中学的校长曹家骏，也自杀了。宗进庭说，一个王家山，一个曹家骏，结果既不是高山，也不是骏马，都是吹牛，都回老家了。王雪对宗进庭说，医院的这个，是生活错误，大字报一出，支持的人不少，下午一个批斗会，抬不起头，夜里爬进小池塘，就完了。宗进庭说，主要是没有“文斗”，后来发展到武斗，一哄而上、拳打脚踢，其中还有阶级报复！哪有乱起来能控制得住的？《十六条》叫他文斗，他就文斗了？“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全国之大，人之复杂，还不晓得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解放以来，我们的干部哪一天挨过这种侮辱？平时群众看见一个共青团员也肃然起敬，何谈是对一个共产党员、对一个领导人？“斗”的权利一向是领导掌握的，只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积极分子，才是紧密依靠的基础，靠他们去压住地富反坏右！现在反过来了，到了群众手上，反而压到我们头上来了，怎能不乱？真是造反了！总是要“复命为常”的，会有那一天！　　

他说，这两个人的问题，都不至于就到该死的程度。宗进庭说，可是他们已经死了。即使该死也不能这样随随便便就死了！他说，现在有个教育群众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要教育干部，往往并不是政治问题让我们通不过，而首先是我们的生活问题让群众不满。群众，就是从生活问题这个途径，来判断我们的政治如何。但问题已经犯了，群众要来“斗”，要来“打倒”，怎么办？只有自己沉住气，相信组织最终会有正确分析。不要觉得受了群众冲击就想到自杀，就不想到别的。一方面，人民尊敬我们，另一方面，还是应当看到“载舟之水也覆舟”。这王家山，作为一个干部，可以说，不怎么合格。当然，讲生活问题，不是变成言不及义，政治问题还是头一位的。宗进庭说，一个县级市的文化大革命，你天天言及大义能言到哪里去？我今天不到你们这里来谈几句，真是要闷死。我看明天下午就可以开个全市干部大会，你讲一讲，这样下去不得了，一定要让干部有个正确的对待，天大的压力，也不能走上绝路！各级领导不能一盘散沙，即使外表散了，内里也不能散，该做的工作还是继续做。对运动，要进一步加强控制，对运动中发生的事情，也要有记录，人不是好死的，这样死人的事情，该谁的责任谁也跑不掉！他点头说，明天早上先开个常委会，下午开干部大会。宗进庭说，那我去让办公室发通知。说罢，起身就走了。　　

王雪把他拉进房间，掩上房门，说，医院里发生的悲剧，是跟老宗有联系的。此话令他吃惊。王雪说，这联系，其实你也知道，就写在郁平那张传单里。自从郁平出事被遣送下乡，乔丽就成了王家山流着一尺长涎水的一个目标。看来乔丽是拒绝了他，就被安排到那么差的一个住处，纳入街道上的“四类分子家属”，这不是施加压力吗？医院的周医生就是这样告诉我的。医院的大字报也特别提到这事，激起了群众的同情。所以，郁平的大字报无意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医院里这个“造反有理战斗队”的人员，表面上是穿蓝大褂的，背后有穿白大褂的，大字报执笔起草的，就是妇产科一个男医生，名叫秦川。我闻讯一去，医院党支部书记就把比较内里的情况给我说了，他们掌握了“造反有理战斗队”的人员名单，还有积极参加批斗会的医护人员名单，认为王家山之死是“阶级报复事件”，因为名单里的工人，有几个出身“地富反坏”或者资产阶级家庭，其中还有跟共产党有杀父之仇的。秦川虽然出身没有这种问题，但他本人与乔丽有过不寻常的关系，所以他写王家山的大字报，策划批斗会，就是同流合污。　　

在这种认识之下，形成了另一种空气，对立的组织出现了，叫做“红医兵战斗队”，贴出了大标语，说“致死王家山是反革命阶级报复事件”，“一定要追查批王大会的策划者和打人凶手”，还有“不许借文化大革命之名，行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之实”。　　

我明确说，不能这样定性，应当说，敢于站出来造反的群众，代表着一种正义性，是符合文化大革命的要求的，不应当打击他们，更不应当暗中组织或支持另一部份群众来形成对立。不能把事情简单说成“阶级报复”，要正面认识和分析王家山事件，这样才能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我回来迟，就是跟他们开会的。　　

他问，他们听你的吗？王雪说，也许有人心里还是有不同看法，但表面上都表态了，结果决定明天召开全院群众大会，从正面把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如何看待王家山事件，好好讲一讲，以稳定医院的局面。如果照他们原来的认识弄下去，医院里还能太平吗？　　

我找到那个秦川，跟他谈了话。我问他，听说大字报是你写的？他承认。我很直接问他，可以跟我谈谈你跟乔丽的关系吗？他说，我在大字报中提到乔丽当时受到王家山的某种胁迫，这是揭露一个事实，至于我跟乔丽有过什么样的关系，那是另一回事，如果说我跟乔丽有过密切的关系，这也只能说明我对王家山的行为特别痛恨，并不能说明我对王家山的行为不应当痛恨，更不能说明王家山就不恶劣。我当时即使跟乔丽结婚也是无可指责的，后来她让我明白了她的情况的特殊性，我就跟别人结了婚，我的妻子也是我的同事，跟乔丽也熟，对我跟乔丽的一切十分了解、十分理解，所以别人在大字报上挑拨了也没用，可笑而已。　　

你看，事物内部情况里面，还有更内部的情况，比表面上的东西总是要多一些、不同一些。　　

他点点头。王雪说，也许有人认为恰恰相反，认为只要把秦川这些人打成反革命，就万事大吉。我不同意这种观点，哪能这么容易就把人打成反革命？现在是文化大革命，你想把这些人打成反革命，说成阶级报复，其实也是很难的呀，而且这些人既然站出来了，那就说明他们也有思想，你要把他们打下去，就像要把一个气足足的、又很结实的皮球捺到水下一样难。根本一条因为毛主席不主张这样对待群众，《十六条》不都说得明明白白的吗？我就不理解为什么有些人硬要相反，他们恨不能挥手之间把这些人都抓起来、戴上反党反革命的帽子，天下太平！什么“复命为常”，照老宗这样说，不等于是反对文化大革命吗？对老宗，你不能全顺着他来。到现在为止，运动跟他这个人有着很具体的关系。从他的情绪看，他对文化大革命相当抵触。运动是他分管，弄出了许多问题。朱市长要不抽调出去，情况就可能不一样。　　

他说，你提醒我，是对的，但到目前为止，运动是在常委会领导之下，是集体负责的，不是老宗一个人负责，他确实是把个人的一些因素带了进来，但影响运动的主要因素，是总的形势。他可能倾向于接受某一种影响，但对运动，常委会还是要集体负责，不能归结到他个人身上。这是我的一个原则。当然，任何一个常委，如果他的个人的东西过于明显，确实影响了运动、造成了损失，这就要引起注意，要加以纠正，必要时重新分工，可现在还没有到那个程度。老宗的情绪和一些观点，也有他的道理、有他的代表性，起参考作用嘛，刚才他引用了《老子》，有的我也有同感，两个干部确实就死于群众手中有了“邦之利器”，文化大革命当中有无政府主义现象，一时可以容忍、暂且不管，但发展下去终是不行的。所以，最后不管用什么方法，总之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是要恢复正常社会秩序。当然，那绝对不是否定“文革”，是在肯定的基础上纠正群众运动中发生的过份的东西。所以老宗也不是说得全不对。问题在于怎样既保持革命热情又能正常过日子？也许一切会有一个客观的过程，老宗是性急了些。　　

王雪说，要这样说，那倒也没有问题。他说，运动嘛，不可避免一会儿左过来，一会儿右过去，此伏彼起。当然，我们主观上应当尽量做得好一点。明天的常委会上，我要主动作检查。　　

王雪的大眼睛又瞪了起来。他说，两个基层领导干部自杀，我作为市委书记不主动检查还行？让曹家骏、李宝安“经过”去，其实是把他们两个抛出去了，这跟“上挂下联”的时候抛出两个人不一样，那是上面的布置，而这是我自己提出来的，是我的“创造”。某种意义上就像把两只羊抛给了狼群一样。群众虽然不是狼群，但在形势上有这种意味。　　

现在是群众这边气盛，干部这边气短。古代称一方长官为“牧守”，视群众为羊群，但历史证明，当群众揭竿而起，羊群就变成狼群。文化大革命作为群众运动，跟以前我们开展的群众运动有点不一样，好像是脱缰野马，而且运动的方向是直奔干部的这方面，走资派当然是在干部队伍里。要掌握好这个运动不容易！　　

几千年的历史有一条规律，人民会在一定时候“造反”，有时是反贪官不反皇帝，有时干脆把一个王朝推翻，总之对现实不满到一定程度就会如期发生。毛主席好像是主动利用这种历史规律和动力，用于反修防修、整党治国。因为共产党用自己的浴血奋斗、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情况说明，这个国家破天荒地是人民的了，共产党和人民是同甘共苦的，真是形成了鱼水之情的关系。在这样的政治基础上，毛主席气魄之伟大，运动来势之猛烈，真是雷霆万钧、非比一般。所以曹家骏这样一个做校长的人，甚至王家山这样的一个骑兵英雄，才会精神崩溃，在这样的群众运动面前，竟然就感到自己没有希望了，许多人会不理解……　　

王雪说，所以，开会时你谈谈经验教训，是可以的，但你没有错，总的来说，这次运动确实就是让群众冲击那些不好的干部，就是发动人民“造反”。西方的群众上街，要警察用水龙头、警棍、催泪弹来维持秩序，我们不但不需要，我们还发动群众上街，相信群众能自己教育自己。共产党为人民民主而奋斗，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这已经作为中国革命的最重要成果写在宪法上。但毛主席并不认为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要不然他何以要让群众这样起来“造反”呢？人民民主是一个活跃的因素，它如果得不到发挥、受到压抑，就会产生“造反”的倾向，毛主席因势利导，用来让国家革命化，用来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就把群众发动起来了。　　

从亭州医院看，王家山这种人就该受到冲击，过火行为虽然不对，却是难免。对干部过火到残酷，全面而言，大约也只能是少数，不应当夸大这种现象。事实上社会治安倒是空前的好，平常有的一些坏人坏事，这时候反而没有了，那些做坏事的人很害怕，不做坏事的人无所谓，感到很安全。　　

如果有很残酷的事情发生，如果这样的事情是直接打死了人，而且是大面积的，那么这种恶事的后面，就一定有一种叫人相信和服从的“权威”。比如，医院“造反有理战斗队”斗争王家山时，确有过火行为，但这跟他们在“反修防修”口号之下把医院所有领导干部都打死，是不同的；反过来，假如“红医兵”把医院里所有斗争过王家山的人都在“不许牛鬼蛇神翻天”的口号之下打死，这也不同寻常。过火行为一是难免，二是可以教育，而那种极端的大面积的事件，就不是过火的问题，就是一种疯狂，能煽动起这种疯狂，就不是常人所能想象的，也不是群众所能做到的。秦川这样的人不具备这种号召力，起码像你、像老宗这样的人，才具有那种号召力，只要你们决定这样做，就可以做到。运动初期，情况就有这种意味，你们想做到怎样，就能做到怎样。那时“上挂下联”，全市文教系统很恐怖，接二连三有好几个老知识分子自杀，其中也有学校的个别领导干部。他们也都不该死，只不过那时还没有人敢提出任何疑问。在这种做法之下，文化大革命就完全变成另一回事了。但人们一般却认为那是正常的，现在是不正常的。目前老宗并没有放弃那种思路，那其实是跟毛主席的意图相对抗的，却装出正统的正确的面孔，还把自己视为党的领导。对照狄更斯的《双城记》，可以看得很清楚，这是来自贵族方面的倾向。　　

可是老宗也是从农村、从农民家庭出来的，怎么会固执这种贵族式的倾向，而且在政治上表现出来呢？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了。其实从一进城，这种倾向就迅速滋生，一方面是来自我们自身，一方面是老百姓对我们仰视，把我们看成新的贵族，形成了环绕着我们的一种空气，这是一种习惯势力，适合我们身上贵族倾向的生长发育。我亲身体会到每天都处在这种空气的包围里，有时也感到很受用、很舒服。这种无形的腐蚀对我们是很危险的，让我们在不知不觉之中思想发生演变。毛主席一九四九年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就从理论上提醒过，后来果然出现了很不好的事实，就拿刘青山、张子善开了杀戒。可是渐渐地又来了，根深蒂固。我理解这就是毛主席号召人民“造反”的原因，他觉得只有依靠人民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他抓住王雪挥动的手，说，你说得虽然有道理，但我要来劝劝你，你冷静一点，把你的血凉下来一些，而且你的思想也嫌尖锐了一些。就运动初期而言，我们是习惯于那样做的，认为那样做很自然，没想到这回那是错的了。其实，以后又将如何，谁能说得准？市委肯定不能绝对地顺着“造反”的这个方向，那到底怎么弄呢？让群众这样冲击干部，今天死一个，明天再死一个，虽不是你所说“大面积”的，虽是少数的过火行为造成的，那也不行啊，加起来就多了。市委面对具体现实，还是要全面考虑、做一点平衡性的工作为好。文化大革命我们拥护，但《十六条》也明明讲，好的、比较好的干部是大多数嘛，干部中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是少量的，最后也要给出路的。你群众有这种大民主权利，我们干部没有吗？也应该有啊，但实际上没有，只能受群众冲击，不能反过来对群众怎么样。这不又是一种极端、又是一种问题吗？　　

到目前为止，我眼睛里还没有在亭州干部中发现一个称得上是“走资派”的人，作为我这一级领导，有时我感到真是一点数也没有。但说没有数，也有数，就是经过运动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这是个大数，也就是重在思想教育的意思。所以，运动还是不能顺着某一方面群众的性子，作用力不能只有一方面的，没有另一方面的，事实上也不可能，要允许各人有各人的观点，这对我们做工作是有利的。最后，总是要在民主基础上实行集中。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要兼顾双方，尽可能让矛盾妥善解决，不能绝对化。这样看问题，才能客观些，才是按毛泽东思想办事。　　

所以在我的思想上，也不反对形成另一派的群众，事实上总是会有另一派存在的，另一派的群众也有他们的一部份道理，两方面的道理加起来，有利于形成更好的道理。就拿医院来说，假如一开始就有两派群众，互相制约，甚至互相商量，开的批斗会可能就会规矩些，对王家山这个人的评价就会全面些，王家山就不至于想到寻死，总之极端的东西就会少些，不好的后果就能避免。　　

另外，如果允许王家山为自己讲话，对他抱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不也应当是大民主的一部份吗？可是没有，在群众的那种倾向性之下就不可能有。所以，群众大民主就会变成群众专政，而且难免草率、粗暴。　　

确实，把起来“造反”的人看成反革命是欠妥的，要把他们“大面积”地怎么样是错误的，但把另一派群众说成保守派，也好像笼统了一些、又“大面积”了一些。即使是保守派，他们也是人民内部的人，他们的意见也是一种意见，他们也有同等的民主权利，外国还有保守党呢。　　

王雪说，你这样说还可以，不过仍有偏向。在老宗眼中，在许多干部当中，只要一提到是“造反”的，心中就认为那是坏人，恨不得立即打成“反党分子”，用个什么帽子管制起来，然后天下太平。你所说的两派民主，何以实行不起来，主要根源不在别处，是在这里！有压迫，才有反抗，有专制，才有“造反”。所以党报上宣传“造反有理”，我们不理解，群众却感到到欢欣鼓舞。　　

造反派一般来自下层人民，尽管只是“奉旨造反”，心里还说不定害怕着，却仍然显得胆子忒大，而且他们是“天高皇帝远”，一旦不慎就会给人以否定他们的口实。他们一定要举着毛主席的、文化大革命的旗号，他们反的是他们平时想反而不敢反的官僚主义、特权自私这些东西，至少是表达他们在这方面的心情。这是人民民主要求的一次大解放，是有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马克思说得好，革命是人民的盛大节日！群众运动的实质不过如此而已，是我们党发动，也是为了我们党好的。可是，把他们说成“打着红旗反红旗”，说成“牛鬼蛇神翻天”，这是一种什么说法呢？群众感到这种说法后面的杀机，他们就要来驳斥这种说法，阻止这种杀机的得逞。现在运动渐渐变成了这样的一种较量。　　

他听了微微摇头，觉得不好回答。　　

王雪说，当然，可以指责说，文化大革命是天下大乱，方式有问题，而且，如果上面没有毛主席支持，这大民主怎么搞得起来？又怎么能搞下去？这说得有些道理。我只能说，毛主席是在中国现实的前提下，提出解决问题的途径，无产阶级专政下大民主莫过于此，我们应当拥护毛主席、全心全意把运动弄好，如果我们跟毛主席相反，倒把群众视为坏人、打成反革命，以后的事情真是天知道了。这场运动，是有党中央领导的，党有关于运动的一系列指示发到各级党委，并且还有党报社论广播电台随时直接引导全党全民，我们不能把它看成是无政府主义。　　

毛主席彻底相信和依靠人民，这难道不对、不好吗？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我所看到和听到的对文化大革命的抵制情绪，好像要不是上面有毛主席，他们马上就会袖子一卷，把群众镇压下去。他们这又是什么民主思想呢？后果又是什么呢？　　

他听了觉得无言以对，点头、叹气。　　

经过运动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这是从某一个方向上说下来的，就像一道线划下来一样，反之，从另一个方向上也可以说这句话，两个方向两把刀，最后切掉的百分之五是不同的。这就我们的现实，最后就看哪边力量大、哪边刀法好、哪边刀子快。你们不是没有“民主”，你们的“民主”厉害着呢，只是没有使出来，一使出来就会马上压倒这边的“民主”，那时老宗的威风可大了，而你是不会反对老宗的，你会放手让他冲在前面，这明摆着，只是还没有到“秋后”，正在暗中准备着呢。　　

他好像被说中了什么似的笑了起来。　　

这个运动，现在形成了这个百分之五跟那个百分之五的较量，两把刀的较量，后面跟着各自的群众，或者不如说一边是普通百姓，一边是各级“官人”，谁都要坚持自己的“民主”权利，都声称代表一切最有理、最美好的东西。这两把刀谁更厉害？最后是谁切掉谁呢？不管怎样，我永远理解这些群众、同情这些“造反”者！共产党人当初不是历史上最大最彻底的造反者吗？我们不应当改变自己的基本立场和基本面貌。我们要继续革命、彻底革命，一定要做好社会主义的工作，坚持共产主义的理想。　　

对这个原则，他当然点头。

王雪说，北京的红卫兵前一阵流行“血统论”口号，说是“老子英雄儿好汉，父母革命儿接班”，相反的是“父母反动儿混蛋”什么的，这是些什么话？党的主张从来不是这样说的。怎么突然在运动中冒出了这些话？ 　　

就是这些学生，公然在北京城里打死成百上千的“地富反坏牛鬼蛇神”。在学校里对老师同学搞“红色恐怖”，把出身不好的同学称为“狗崽子”，用各种酷刑对待不同意“血统论”的人，有些学生、老师、校长、工友，就屈死在这种“红色恐怖”之中。这股狂风恶浪后来推进到北京周边乡下，又有成百上千的地富分子及其子女被打死，有的被灭门。这一切发生在北京，简直不可思议！　　

试问，这是《十六条》所要求的文化大革命吗？是毛主席让这样做的吗？要说“不理解”，能“不理解”到这种程度吗？简直是天大的政治玩笑！这不是一种理性，而是一种疯狂。我看，群众“造反派”就是被这样的情况逼出来的，里面必然有不少出身不好的人参加进去。亭州不就是这样的吗？只不过情况没有那样极端和严重。　　

毛主席八月十八日接见红卫兵时，对林彪说，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意义。毛主席说的是全国人民必然会在运动中认识自己、认识别人、认识我们的社会，得到教育和进步。确实是长见识啊，平时平平静静的一点看不出我们的社会内里隐含有这么严重的对立。矛盾这样捅出来也好。我们不能老是想着一个“收”字。  　　

毛主席强调的是“放”，放手发动群众。好事出来，说明我们的光明面，要坚持；坏事出来，说明我们的阴暗面，要克服。毛主席不会因为任何怀疑和阻挡而赶快收兵。我们只有面对现实，而无法回避现实。　　

从北京发生的这些极端事件看来，毛主席八月一日给红卫兵的信中说到要他们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说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我认为这些话就是有针对性的，是一种特意的提醒和教育。　　

现在有人把运动以来的什么坏事，都说成运动本身不好。这不实事求是。照他们这种逻辑，连共产党打江山的历史都是可以否定、清算的了！也可以说从古到今的一切革命都是不必要的！可以叫做“造反无理、革命有害”。这是尊重历史吗？这是帝王将相、土豪劣绅、国民党反动派的立场。　　

那种贵族式的专政思想，那种蜕化变质的思想，已经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冲击，这将会在历史上刻下痕迹、在人民的意识里打下烙印，产生深远的革命意义。从社会主义理论说，所谓“邦之利器”，本来就应当属于人民。人民对“利器”的运用如果还没有经验，那也不必大惊小怪，一心想着要从人民手中把“利器”夺过来。毛主席就是要依靠和利用人民这个根本的力量来管理国家，让我们不要走上南斯拉夫、苏联的道路，这是为党为国深谋远虑，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文化大革命就是人民民主专政新的推进和努力。运动中的问题也许将会很多很多、很大很大，运动本身在经受检验，会有许多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但我们的态度应当是积极的。国家的民主进步，是一切进步的保证！　　

他叹口气说，你这个理解是对的，但政治斗争是现实的、残酷的，不像大发宏论这样轻松愉快，你如果这样充满激情，一往无前，要扭转乾坤似的，无论如何不行。你不是卫生队的小丫头了，现在你的儿子是学生娃娃，你不是。对儿子，我们不教他信仰“血统论”，也不教他做造反派。　　

王雪笑道，那就是中间派！　　

他笑道，我所知道的有过几年的中间道路，就是根据地的和解放初期的新民主主义。我们把那视为进入社会主义的准备阶段，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却没有过足那个瘾，他们希望我们打下江山之后长期实行新民主主义。要说“复辟”，就中国而言，有些人无非就是想回到那个复杂多样的社会，认为比现在的公有制天下更能使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发挥出来。　　

但新民主主义既然是中间的形态，它就始终存在两种前途、两种可能，并且这两方面一定会发生激烈的斗争，不会太平。毛主席当时就说过，那个社会是确立不起来的，今天“立”了，明天就会不“确”。这话是对的。但另一方面的意见也有，说那个是有必要实行一个相当长时间的，其实也就是“补课论”，或者说是托派观点回潮。　　

我想，现在的问题在于，我们已经是社会主义了，取得了很大成就，中国人民不但站起来了，而且是稳稳地站住了。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说，社会主义中国一百年可以赶上最先进的国家。也就是说，到2150年左右，新中国就可以宣布，我们用一百年走完了西方国家十七世纪以来四百六十年的路程。那也并不遥远啊。现在我们三次核试验都成功了，这是我们自从一九五六年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来，短短十年各方面成绩的标志，说明着科技的、工业的和整个经济的水平，真是大有希望。那么，我们是不是还一定要回到、又怎样回到新民主主义呢？　　

王雪一笑，说，你真多虑了，这很简单，跟南斯拉夫、跟苏联学就是了，他们就是老师。搞文化大革命，就是不准学这个。但也有相反的做法，那就是：先革掉你这个革命，再改造你那个改造，最后就回到我那个新民主主义了。王雪模仿出某种刻毒神情让他不觉笑了起来。　　

王雪撩一下头发，说，倒退是没有出路、不能长久的！可是，这些实质性问题还没有触及到呢，为了一个王家山，从干部到群众，就发生了这样大的对立。这种对立倒好像变成了最大的问题，我们刚才讨论的真正的大问题反而没有人讨论。在外面你不可能找到一个可以稍微深入谈谈的人。我感到一种可怕，因为照这样下去，运动能如所预计的开展下去吗？说实话，面对这么深入广泛的群众运动，面对已经发生和还会发生的一切极端事件，我甚至想到了马克思说的一句话：“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如果这样，岂不可悲？　　

但我相信毛主席，他的伟大在于，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不怕这种乱，而这种乱正好反映了矛盾的深刻所在，必须进行到底，他好像把这一切、包括我们的担心，都预计到了，并且写在中央文件里，来引导运动走向胜利。　　

他问，中央文件怎么写的？王雪回答，就写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上，要求全国人民“更高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克服从反革命修正主义和‘左’右倾机会主义诸方面来的阻力，克服困难，克服缺点，克服错误，克服党内和社会上的阴暗面，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为实现第三个五年计划，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他笑了起来，说，这段话确实可以这样去理解，是把一切不良情况都预计进去了，从而用一个高举、一个团结、五个克服、两个把、两个为，表述了对运动的正确引导。我对来访的工人造反派，也说过要他们好好学习这一段。从我们做工作的角度，从我们所处的工作位置，对文化大革命，也只有按照中央的这个要求去做工作，立足亭州，就事论事。哪一派的人都是群众，群众不同是因为看法不同，看法是五花八门、水平不一的，也是可以改变的，谁对就支持谁，谁错就批评谁，不等于对的就全对，错的就全错。　　

王雪叹口气，说，你这个说法也可以，只是听上去豪兴不足，不像《公报》那样充满必胜的信念，主张什么、不主张什么，很明确。他笑道，那我可能是婉约派，不是豪放派。不管怎样，我们说了半天空话，这就靠船下篙了。我们如能在亭州处理好现实中的问题，不出大乱子，实际上就是支持了党中央。　　

要根本解决两条道路两条路线之争，既不是小小亭州能所胜任，也不是凭一次大运动就能一劳永逸解决，毛主席不是常说嘛，谁胜谁负要准备几百年的时间！《十六条》也说了，斗争会有反复，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不平坦的。毛主席说经过运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这就是准备到后期要糊稀泥、讲中庸、适当平衡，这是规律性的东西，体现了辩证法、相对论、革命发展阶段论，不是毕其功于一役。　　

到目前为止，我避免跟老宗显得不同，我要维护市委的统一。如果有所不同、有所分歧，也要尽可能不外表化，尽可能求同存异，在常委会上达到统一。由于种种原因，群众分成明显两派，市委可不能这样。所以你在亭州医院的问题上，要慎之又慎，不要让老宗误解跟他有矛盾。因为有个乔丽、郁平的问题，那里是老宗的敏感区。当然，他如果对那里有过份之举，也是不行的……　　

　 　

二　　

……六六年九月初的那次常委会，在他主观上，是回头总结、弄清方向、再奔前程的一次会议。他向常委会通报了两个干部的自杀，介绍了工厂出现的动态，包括华兴机械厂的刘克成等几个工人到他家里走访的情况，然后让大家就前一阶段工作、当前形势和今后工作发表意见。　　

监委书记老魏打了个头炮，说，我有一口气，憋了多少天了，不吐不快。我老实说，对运动“很不理解”这个帽子适合我。现在没有我的事了，监委已经不起作用，现在起作用的是群众，所以，对运动“很不认真，很不得力”这两个帽子，也适合我。头上一下子戴起三个“很”字帽子，是有点沉重。　　

我在思考，将来，党怎样管党？以前监委是党的一个专职部门，现在看来惭愧，没有好好完成任务，所以要进行文化大革命，请群众来整我们。是的，自己管自己，总之不彻底，官官相护嘛。群众扒你皮，叫你就彻底。可我想来想去，这也不是个事呀。到底哪样才算个事呢，以后我们跟群众到底是个什么关系，到底怎样才能把一切弄得跟水晶似的又干净又透明？我想不出一个所以然来。　　

好，曹家骏、王家山，两个“家”，现在都上了西天，不要“家”了，四脚朝天，连空气也不呼吸了。王家山的事情，以前组织上也管过他，有处份，有教育，但不行，他还是犯，现在群众来扒他的皮，他再也不犯了，他的生命不存在了，那就什么事也没有了。　　

如果不是这张嘴要吃饭，我就回老家种山芋去！可是我自从拎了驳壳枪打游击，也有二十年不摸锄头不挑担子了，现在下乡到“三级所有”里去种大田、挣工分，一时恐怕还跟不上趟，算不得大劳力了。而且我老家那个大队，是四周最差的一个，工分值很低，只有三角钱。那我就不要脸，赖在这里，等天下乱够，有待组织安排吧。但愿到那时，诸位还存在、上级还存在、组织还存在！　　

老魏发言之后，大家都沉默，空气有点不对，会议好像开不下去。他试着转弯子说，常委会就应该集思广益，要充分发表意见。老魏提出了很尖锐的深刻的问题，有关于当前的，有关于将来的。　　

老魏说，杨书记，你这样给我升华上去，担当不起。　　

组织部长老李说，老魏，你思想不通不要紧，可不能走曹家骏、王家山的路啊！　　

老魏正把茶杯送到嘴边，急忙放下来，说，你才走那条路呢！　　

大家轰然笑了起来。老李把脸一抹，丢了一支烟给老魏，说，你这么怕死吗？哪里说死就死了？我敢说，我们命大着呢，几个小毛鬼就能闹翻天了？正常情况下，党还是要用监委来管的，目前嘛，是特殊时期，但你也不是不监了，你还在老着脸吃这碗饭嘛，杨书记没有停你的工资！　　

大家又都笑了一下。老魏吸着烟，斜着眼看老李，说，行，没有停我的工资，也没有停你的工资，我们大哥不说二哥，二哥也不说大哥，你就说说你的组织工作吧。　　

老李说，目前组织还是存在的，组织工作也是存在的，就是按照《十六条》说的发现左派。谁去发现？不是我们是谁？中国这么大，靠“中央文革”那么几个人够吗？他们只能发现聂元梓，还有蒯大富那么几个人，你们看，聂啊、蒯啊，连姓都是稀有的，只有他们能发现，可是要发现大批的，要发现普通的赵钱孙李、周吴郑王，主要还是要靠我们这些人！这就是毛主席党中央交给我们组织工作的一个大任务，不能“很不理解”，而要好好理解，主动工作！　　

但发现左派也不是容易的，你虽然有眼，说不定还会看错了人。所以《十六条》说要“善于发现”，这“善于”二字就是有一定难度的意思，不是说发现就发现了，也不是说你发现的就不会看走眼。所以，这个任务肯定要到运动结束，才会有个眉目。　　

比如，静坐市委的这些学生算不算左派、要不要从中挑选和培养我们的接班人？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组织工作的任务，要弄弄清楚，麻痹不得！你说你监委不监了，你要回去种山芋，请问山芋才几个钱一斤？六年前饿肚皮的时候是八斤山芋换一斤米，现在山芋种得少了，可能是五斤山芋换一斤米。但山芋毕竟是山芋，一斤山芋三斤屎，回头望望还不止，吃多了也不行。种山芋要有技术、劳力，你已经二十年不摸锄头，吃不了那个苦了，“修”了，只有留在这里陪着我们把这个官做下去。　　

其实你的任务也不比我小啊，你要监着你那个花名册上该你监的人，在这个运动中到底是个什么表现？你倒好，把三个帽子当乌龟壳，往里一缩，多安全，多惬意，还要躲在里面啃山芋过日子，你以为你就安全了、惬意了？人家不会把你连壳子带肉打得粉碎？　　

老魏点头说，好，说得好，是块老生姜，这么说我的任务确实还不小，行，帽子不戴了，乌龟壳撂掉，山芋也不种了，就赖在这里不走！　　

常委们又都笑了。他说，老魏说得对，老李也说得对，任务很大很重，要将革命进行到底。这种时候，大家都要格外地把干劲鼓起来，要自己动手把头上三个“很”的帽子摘掉，善于多方面想问题，就能把问题想通。要转被动为主动，转消极为积极。不是我发大家的工资，而是毛主席、党中央在发大家的工资。对运动，要既来之，则安之。不管情况多么特殊，也要做好我们的工作，还要特别注意谨慎、稳妥。　　

这时，他多么想把心里总是思考着的那些说出来，真诚地深入地跟大家讨论讨论，但他不能那样做、不可以那样做，那只会带来思想的混乱、情绪的低落，团结也会受到影响。他只能说这些既明确又不具体、既清楚又模棱两可、既有指导性又不着边际，立于不败之地的话。他对自己不满意，但也很满意。他只能做到这样，而能做到这样也不容易。再说，他自己的思想里可以说也充满糊涂与混乱，总要不断力求保持一种政治上的清醒。此时此刻他处于特定职位上，说话谨慎些，是大家能够理解、心照不宣的。而老魏老李的弦外之音，他也听得出来，他们对文化大革命十分抵触，抱着极其不满的情绪，正在形成另外的一套想法，倒也没有说要走什么不同的道路，而是要维护自己的尊严。在这个问题上他还不便于批评他们，好像也不知道该怎样才能让他们对文化大革命心悦诚服、积极主动。假如换了王雪，可能就会跟他们辩论起来了。可他不是王雪，他也不能做王雪，他还要努力抑制王雪的倾向。他对老魏老李他们，很难完全否定，正如很难完全否定王雪一样。但老魏老李他们在一种总的要求上，是不符合当前形势的，是很有可能犯对抗运动的错误的，若走到极端上去，也很可怕，他肯定不能跟着他们跑，他要掌握住、驾驭住他们，这也是爱护他们，但不能伤害他们的感情，不能让他们产生误解，如果他们跟你对立起来，就不好办了。　　

于是他很诚恳地继续说道，我们集中在这里开这个会，就说明我们大家没有一天不在考虑党的工作，我们是认真为党工作的。我们要在运动中不断地理解运动，我们的工作也会越来越得力。请老李接着说吧！　　

老李说，我说前一阶段的运动，处理得是好的，两校闹事都应付过去了，学校秩序、社会秩序得到了一定恢复，总的应当予以肯定。要说问题和不足，也有。我说的不是两个人的自杀，哪有搞这样大的运动不死人的？即使不搞运动，又有哪天没有非正常死亡？我们在座的，内部外部的各种运动，不是没有经历过。这两个人死得是不该，但大家都在经受运动考验，作为市委，我们该说的话都说过，该做的工作都做过，但到时他们记不得了，丢了几个雨点，就以为落刀子了，一片乌云刚来，就以为天再也不亮了。对党的信念到哪里去了呢？对党的政策的理解到哪里去了呢？　　

人已经死了，我不是还要批评他们，我是想来想去，他们二人没有必死的道理。那么我们的问题和不足在哪里？就在工作还要进一步做细。市委多次召开过干部大会，杨书记也多次讲到过如何正确对待群众运动的问题，但讲得比较原则，对问题可能有的严重性并不是估计不足，而是形势的发展看来需要我们对下面做进一步的叮嘱。不光是杨书记，我们都有份，我们在座的有哪个在常委会上，或者大会上，或者部门系统的会议上，反复地着重地提醒过自杀这个问题的？没有。凭我们大家的经验，应当是有这个很现实的预见性的。我们还是要有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态度，不要怕说这个事情，说了这个事情也不等于对文化大革命不满。大会上还要着重地谈一谈。　　

老李的发言对他虽然很爱护很尊重，但其实还是把问题提出来了，也就是说，作为市委，作为市委书记，对于二人自杀，不可回避，到了干部大会上，不谈这个事情是不可能的。　　

宣传部长老黄说，我认为，对市委前一段的工作，首先要肯定。让曹家骏、李宝安、王淮兴暂时“经过”去，是情况所迫、势在必行，要不然，学生将要闹到什么程度，谁也很难估计。他们“经过”去之后，学生也就退了，有些事情也就看得比较清楚了。这次运动是个新生事物，在许多方面我们都认识不足。除此之外，我倒想提出，现在有一种倾向也是不好的，有可能造成另外一方面的问题。我认为现在运动有压制群众的倾向。朝阳中学目前怎么样了？医校目前怎么样了？市一中怎么样了？总的好像被一盆冷水浇过，火快要熄灭了。如果这样下去，也不太正常，有一天还会闹起来。在教师学生当中提倡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可以的，但用一部份教师学生，整另一部份教师学生，搞“名单在册，材料在手”，准备“秋后算账”，这样做，也有问题。认定谁是左派、谁是右派，一方面还远远没有到时候，另一方面中央的标准也已经公布了，就在《十六条》上，党内《通知》上也有，我认为我们不能离开这个标准。既然是运动，那就会有它的规律，我们因势利导，最后水到渠成。如果硬行把我们的意志强加给运动，那就会适得其反。从工作上说，我们对于过左、过右的倾向，都不能提倡，要不然都会出事情。从前这方面的经验教训也是有的。　　

他觉得老黄的思路，跟他有些接近。他说，过左过右都是不良倾向，都对运动有害，都要纠正。正反两个方面，我们到下午大会上都要说。我作为主要领导，对前一阶段运动，是要做检讨的，首先要在这个常委会上做个检讨。检讨的内容，就是对群众运动的态度还不够正确，不是从右的一面、抵触的一面不够正确，而是从左的一面、顺应的一面不够正确。曹家骏、李宝安，还有王淮兴，是不是就一定非要“经过”去不可？看来也不一定。但我主张让他们“经过”去，客观上说，是把他们抛出去了，这是害怕群众运动的另一种表现，是另一种“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是三个“很不”的另一种表现。　　

大家都说自己有“三个很不”，其实我也有，你们有的我都有，但我另外还有。现在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一方面要支持革命群众运动，另一方面要有原则，不能软弱无力。即使正确的群众运动，也会有不正确的地方。《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为农民跳到地主少奶奶的牙床上去滚一滚做辩护，这是针对军阀土豪劣绅的攻击，辩护是对的，但辩护不等于支持这样做，假如没有这样的行为，不是更好吗？即使当时的农民，多数人也不会主张跳到地主少奶奶的牙床上去滚一滚的，只有阿Q式的人，落后农民，才会有那样无聊的举动，但是，只要有一个人滚了，就会成为污蔑的口实。　　

毛主席在广州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就是讲怎样正确开展农民运动，他决不会提倡大家到地主少奶奶的牙床上去滚一滚。文化大革命了，《十六条》说要文斗，事实上呢，就有武斗；提倡文斗正因为发现了武斗，而且我们有这种历史经验。这样的问题必然会有，所以《十六条》才有指导意义。　　

前一阶段运动中两个干部的死亡，我要负主要责任。开除二人党籍是不对的，撤职罢官也是不对的。《十六条》有指示，此类问题放到运动后期处理，而我没有执行这一政策，提到高度讲，是一种机会主义。软了一些，做了群众运动尾巴，带来了严重后果。光说干部不可以自杀，光批评和要求干部，那是不行的，必须说一说我们的责任、我的责任，向大会做一个检讨，同时强调干部不可以失去信心、不可以自杀，大家听了才能接受。　　

但如果因为我做了检讨，就说我们应当跟造反学生对抗，要跟他们搞什么“秋后算账”，那就滑到另一个极端上去了，就会造成新的问题，刚才老黄已经分析过了，我赞成他的意见，我也认为这个问题现在要引起注意。　　

以前我也说过“引蛇出洞”，但从实践来看，拿这个去针对学生，或者针对工人，有点不符合实际，也跟《十六条》不符合。即使一九五七年，“引蛇出洞”也并非预谋，而是后来回头看，好像成了那么回事。如果真的看成那么回事，那我们党还是不是光明正大的呢？我们这样伟大的党，需要搞那样一个大预谋，而且目的是陷害别人吗？我不那样看，也不赞成那样看，我认为当时情况是“树欲静而风不止”，这只要把那时报纸上的言论找出来看一看就明白了。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三次给右派分子摘帽，多数都摘了，以后还会继续摘，认识到错误就行了，目的不是为了整人。　　

以后，凡是在“引蛇出洞”这句话影响之下，学校里针对学生，工厂里针对工人，各单位针对群众，所记的名单、所做的材料，我认为都要封存，等待处理。但也不必说是黑名单、黑材料。我们不赞成这样难听的说法。至于群众这样说，是对这种做法不满，你不能不让人说话，适当做些解释就行。　　

过去我们确实熟悉这一套工作。北京的传单上说，是王明这个师傅从苏联学来这个专门整人的做法，而毛主席向来反对这一套。总之，现在已经明确没有必要这样做了。我们要跟上《十六条》“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的思想。　　

《十六条》也明确说过，不能认为反对本单位负责人或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党、反革命。回想起来真是奇怪，我们过去就在这种思想里过日子，还认为是正确的。今天，我们也是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今天的常委会就是自己教育自己的一个会，那么我们也应该这样去看待群众，他们也会用中央精神做对照，自己教育自己。　　

不要担心会把坏人放跑了，不会的，坏人坏事总之不行，群众也不会赞成坏人坏事，群众总是坏人坏事的直接受害者，群众总是希望有点规矩的。但我们因为担心以后跟坏人坏事算账没有账本，就记下这个人的名单，整理那个人的材料，这就造成了紧张恐惧的空气，客观上就会背离发动群众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这个宗旨，这是不相信群众，是不适应形势的，起码是落后的做法，负作用很大，不可取。下午的大会上，我想也要重点讲一讲这个问题。　　

他一边讲着，一边觉得他的发言，有些跟以前有所不同，好像多少是受了王雪的影响，还多少受了刘克成那些青年工人的影响，甚至儿子所说的学校情况对他也有所影响。不知老宗听了是否会有误解，但这些观点确有讲一讲的必要。　　

老黄接着他说的，又说，我认为支持一部份群众，去针对另一部份群众，这是最要不得的事情。因为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任务、方法，已经很明确，就是让群众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大鸣大放，大揭露，大批判，对象是公开的或隐蔽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作为一个群众，你了解多少，认为哪些方面有问题，你就写大字报，大鸣、大放，你如果不了解情况，没有什么可以揭露批判的，你暂时可以不写大字报，看看别人的大字报，你可以发表自己的看法，参加大辩论，你也可以暂时不发表看法，只拿耳朵听。　　

运动如果是这样进行，那就不会乱。可是事实上还是乱了，原因是什么呢？《十六条》上也已经指出来了，就是有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来自我们共产党内部，二是来自社会习惯势力。中央做了这样的分析之后，接着的一条就是要我们“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而不要怕字当头，不要“三个很不”。　　

对照我们的情况，我们做得总的是符合要求的，所以我说总的要肯定市委前一段的工作。但社会习惯势力这个问题确实严重存在，主要表现就是比较保守，认为不能提领导的意见，不能写领导的大字报，总之除了不能还是不能，要都是这样，运动还怎么发动、怎么开展？社会还怎么进步？如果我们支持这种保守的观点，去反对敢于起来造反的群众，说他们是“反党”，暗中整他们的材料，准备跟他们“秋后算账”，这样势必形成对运动的阻力，不符合《十六条》的要求。　　

曹家骏自杀了，他肯定算不上是一个走资派或什么分子，但怎样看待那些写曹家骏大字报、批斗曹家骏的师生呢？是不是要整他们、从他们里面找反革命？这样一来，文化大革命就转向了。　　

同样如此，假如把医校史宏为首的几个学生定成反革命或右派分子，是不是就算完成这次运动的任务了？那这个轰轰烈烈的运动不成了笑话吗？那等于是让毛主席不能实现他的意图，并且硬要把文化大革命弄成一九五七年的结果。既然毛主席不让这样做，我们就不能这样做！　　

现在看来，文化大革命跟一九五七年是绝不一样的，《十六条》特地有个第七条“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说这样做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但照目前情况发展下去，就会弄成这样的结局，这是不对的。所以我说，在注意到两个干部自杀事件的同时，在工作上需要继续鼓励群众积极开展运动，不能在制止一种不好的倾向时，又搞另一种更不好的倾向。这样倾过来、倾过去，那就没有正的时候了，就有把运动搞糟的可能。　　

他听了，觉得言之成理，而且讲得比较有高度和深度。大家听了一时沉默不语，但突然，茶杯盖子“咣啷”一响，老宗硬梆梆的说，我不同意这样的说法！如果十个曹家骏死了，一百个曹家骏死了，其实又都没有什么实质性问题，这样的运动，还要鼓励吗？这也决不会是毛主席意图中的运动！　　

我认为我们既要支持正确开展运动的群众，也要批评言行不正确的群众，同时还要注意那些别有用心的群众，“秋后算账”这句话还是要说的。难道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不对吗？我没有听到党有这个说法！党欢迎你提意见，可是你向党进攻，那就要反击你，这很自然，没有什么不对之处。文化大革命从根本上也不会违背这个规律。有的人现在就可以跟他算账，比如，医校的牛鬼蛇神教师郁平，我坚持认为现在就可以逮捕他！我还要说一句，群众不是碰不得的，群众是五花八门的，其中有人会犯罪，有人会做你想象不到的坏事。我们是搞群众运动出身的，我们对群众还不了解吗？　　

前一阶段群众运动有一些问题，主要问题可以说是“左”。为什么还没有材料能说明曹家骏是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我愿意把这个词说得完整一些），就提出要打倒他、要开除他的党籍呢？至于他的生活作风，其实有什么实质性的发现？是他们提出打倒、开除在前，发现曹家骏私生活照片、引起群众激愤情绪在后。这就充分说明朝阳中学的群众运动是在大方向正确的表象下，做错事、坏事、不正确的事，照这样“大方向正确”下去，还有什么党？还有什么国？还有我们坐在这里开会、回家吃饭的日子吗？我们如果坐视不管，还要去支持、支持、支持，不是对我们自己麻木不仁、对党和国家麻木不仁吗？也是对毛主席不负责！那还有什么正确可言？　　

目前让群众自己总结、自己教育自己一下，是有必要的。作为组织，总要做一些材料的工作，至于这些材料日后派什么用场，那是另外一回事，组织上的事情不需要跟群众商量，组织相信群众，群众也要相信组织。不能一听说记了名单、做了材料，就是整群众。你没有问题，你怕什么？看来，各有各的“怕”字当头，群众也有，都是要不得的。我们有，我们要克服，群众有，群众也要克服。　　

现在多做一些这方面的工作，把一些丑话说在前头，正是对群众、对青年负责，是为了防止出现一九五七年的结果，那个结果一方面是很自然的，另一方面也确实是一种悲剧。我们并不愿意把那些知识分子打成右派，但他们也狠啊！他们要共产党下台呢！共产党能答应吗？工人、农民、解放军、广大人民，能同意吗？　　

据公安局说，昨天在暗处发现几条反标，社会上也有人公然说反动话，这要立即组织侦破和打击。我看文化大革命归文化大革命，正常的治安工作不能松，《十六条》第七条也明确说了，在运动中，对确有证据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仍然要依法处理。所谓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应当不包括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问题。我们也不是用这个来怎么样，我们是要用这个来保卫社会，保证文化大革命的正常开展。　　

老宗说话中的倾向性十分明显，跟老黄的正好相反，甚至让他脸上也挂不住。他倒有点后悔自己刚才表态早了些。他想不到老宗把郁平的问题在常委会上提了出来。但当然，老宗有提出这个问题的权利，不因为知道他不同意这么做，就不能提到常委会上来商量。他也并不因此对老宗有意见，相反，他欣赏老宗的这种光明磊落、敢于坚持的态度。至于郁平问题，那就看看大家的态度吧。　　

他说，刚才两位同志发表的意见，有共同点，也有可以互相补充之处。如果我们不能说出自己真实的观点，就不能很好地讨论，而如果没有很好的讨论，就不能集中正确的意见。只有常委会上充分发表每个人的意见，而且能够从不同角度提出不同意见，才能为下午的干部大会做更全面更深入的准备。请大家继续充分发表个人的看法，献计献策。　　

老魏说，我看刚才的两个同志，有的话虽说得不同，其实是分别强调了两个侧面，加起来就是一个完整的东西，这个完整的东西，杨书记在前面已经总论过了。运动嘛，总会有左有右，可是又不能过左过右，作为领导，我们负有工作的责任，就是这么一个道理。　　

他又征求其他常委的意见，都说同意老魏说的。老魏却说，我也要做个检讨，我一上来就掼乌纱帽，闹情绪，这不对头，幸好老李及时帮助了我。　　

老魏用他的机智，把弯子转了过来，气氛好了些。老宗既然把郁平的问题看得很重，他不能不重视，他说，老宗刚才提出要二次逮捕郁平，这个问题请大家也讨论一下。老宗是否把这个问题向大家再做一些阐述？　　

老宗说，郁平写的传单的内容大家都知道了，我历史上确有其事，就是当时恋着我的老婆而在北撤时间上有所拖延，在当时情况下，组织上要及时地严厉处分我。有些同志可能知道，多数同志不一定知道，现在是都知道了。　　

民主革命时期的事情，好多年过去了，我早已向组织说清楚，组织也早已有了结论，现在郁平这样给我翻出来，在不明真相的干部和群众面前，好像我就不能继续在这个位子上工作了，好像应当立即把我清洗出党才对。　　

如果文化大革命变成让群众跟我们算旧账，那历史越长的，旧账也会越多；有些问题能说清，有些问题是说不清的。当然，不能因为人家写你的大字报，就抓人家，而是这个人的情况特殊。根据他历史上的严重问题，他是一个历史反革命分子，我认为有必要把他逮捕起来，对于正常开展运动，比较有利。　　

老魏表态说，我同意把他关起来，这种历史反革命关他十回不要紧。　　

常委里没有反对的意见。他觉得这里面有一种妥协和草率。但这个问题，如果细说起来，确实很复杂。除了担心草菅了郁平这个人，他还担心会不会引起新的学潮。可这些，一时都好像没有说的必要了，如何能让老宗挺直腰杆、继续工作下去，如何作出保护常委一班人的姿态，才是最必要的。所以，他也决定适当向老宗妥协。　　

他说，如果大家都是这样看的，那就这样办。不过，我建议不要用逮捕，而用拘留，另外，惊动的人越少越好，把他送进看守所与外面隔绝起来就行了。在下午大会上，我要专门就这个传单的问题，代表组织，为老宗讲几句话、消除影响。如果文化大革命变成不负责任乱翻旧账，而且是组织早就做了结论的，又翻出来，那确实就要造成极大混乱，也背离了运动的宗旨。如果要揭露某人历史上隐瞒的问题，可以向组织反映，不能这样一下子写到大字报上去。大字报虽是民主方式，但它是粗糙的东西，它不是万能的，不是写出来就是对的，它也会有副作用。大家听了都点头。　　

他及时总结说，这次常委会很重要、开得很好，我们是团结的、清醒的。刚才老宗所说出现反标的问题，作为正常治安工作，当然要抓，要尽快侦破。我看这样，如果涉及学生，要提交常委会讨论，即使不涉及学生，破案以后如何处理，也要提交常委会讨论。正如大家刚才考虑到的，一切工作，都要有利于保卫文化大革命、配合文化大革命。我和老宗下午要做重点发言，大家精神饱满，下午的全市干部大会一个不缺一起上台！　　

　 　

　 　

第八章   力尽（之四）　　

　 　

令他怎么也想不到的是，他自以为开得极其成功的、九月初那次全市干部大会，其效果是运动的向右急转。也许，与其这么说，不如说是他在大会上所作的较全面的发言，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相反，却似乎完全被片面地作了领会，以至于是曲解。但问题似乎不在于他在大会上作了检讨，也不在于老宗的发言有着老宗一贯的有时很激烈的倾向性，而在于一种人心、一种形势，即干部之心和运动的往复之势。　　

当医校学潮过去之后，所谓“保守势力”大为抬头，形成“秋后算账”的一种空气，这就从另一面不利于运动的正常开展了。老黄在常委会上已经说到过，但说到归说到，并不能阻止这种形势。　　

他并非完全不赞成这种形势。如果说这是对前一阵那种“造反”的抑制，从国家社会来说，在他看来，那也是有所必要的，尽管他这想法跟中央在报纸上的号召并不一致。在亭州，事情可以理解成：为了这种必要性，市委书记也作了检讨。如果是这样理解，倒也好了，但完全不是这样，他也似乎掌握不住。他原有的、他所应有的权力好像不知不觉从手中滑掉了。　　

许多的人，不止老宗一个，似乎有老李，也有老魏，乃至于是常委的多数，更有众多的声名显赫的部委科局级干部，他不知道他们在怎样影响这个城市的各个系统。要知道，他来亭州的时间还不长，而这些常委、许多干部，都是老的。不少人从一进城就在亭州工作，或者是由本地工农、教师、职员而成为干部。他们在这里得到升迁和提拔别人，既在这里经风雨、见世面，也在这里生儿育女、似水流年。　　

对这个城市的角角落落，他们像对自己的手指头一样熟悉。有的人也许一个眼神、一个声音，就能把他们分管的那个系统指挥起来，真是达到不落言筌、无为而治的程度了。而他对这个城市的领导，决定性的前提只是上级指定的市委书记身份，某种意义上仍像戏曲舞台上走马到任的官员，靠的是袖中有一方大印而已。可以说，跟这些干部相比，在实际上，他是学生，而他们是老师；他是客，而他们是主；他要尽量地尊重他们。当然，他不能以此放弃自己的责任，要不然党和国家派他来做什么的呢？　　

事情的效果，他首先是从自己家里得到的，也就一叶而知秋了。那已经是好几天之后的一天中午，儿子说，我们学校出事了。告诉他：一个老师自杀，一个学生被捕。他头皮一麻，镇静了一下，问具体的情况。　　

儿子说，老师就是写蔡校长大字报的高均，学生是我们班上一个平时会说怪话的。高均因为被定成反党分子，并且受到一些学生拷打、折磨，在学校里上吊了。今天上午十点钟发现的，很多人都去看了，很可怕，也很难看，因为从脸上到身上全被浇过墨汁，像从地狱来的。　　

他沉默片刻，问，谁把这个教师定成反党分子？谁定的？怎么定的？儿子说，高均被从北京抓回之后，有人对他作了宣布，要他写认罪书。他问，谁对他宣布？儿子说，可能你不知道这个事情，因为都说你在市委作了检查。　　

他一听，真是吃惊不小，问，都说我作了什么检查？儿子嗫嚅着告诉他，说是检查了“右倾”，造成了群众斗死干部。　　

对儿子的话，他不置可否，不便于解释，但他示以不为所动的神情。他问，那个学生是怎么回事？儿子说，学校里布置了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上的一小节文章，让大家写，交上去对笔迹，第二天这个学生就被捕了，说他写了反标，正好他平时爱说怪话，大家也就将信将疑。老师说，全市出现多处反标，写反标的有男有女，还有国民党潜伏特务。大家听了寒毛都竖起来。他对儿子说，运动很复杂，你在外面不要议论。　　

使他郁闷的是，常委会上说过抓学生、抓人要提交常委会讨论，但儿子所说这些情况，他却不知道，这是不正常的。他很想立即打电话问老宗，但转又觉得冒昧不妥。他也很想立即打电话问公安局长老汤，可也觉得用什么语气、从什么角度，都是颇费斟酌的。最好的办法，就是静等。这些事情终归要向他报告，他终归会在某种形式之下被告知。这一切后面的最高指挥当然是老宗，表现着老宗的某种英雄气概和政治能力。他心头不觉反而轻松下来，从精神上把自己退后一步、抽身而出，以静观事情的发展。倘若运动果真能被老宗这样地“收”起来，并且真的就“收”起来了，又有何不可接受的呢？但倘若一切并不如老宗的料想，那也要由实践来让老宗明白一切并不如此简单。　　

老宗应当看到，除了由你老宗代表着的这一方，还有造反的群众这另一方，虽然目前受到你这一方的压制，处在某种“低潮”，但毛主席、党中央在原则上是支持这一方的，迅速地从无形中召唤、集结、培养起这样一支特殊的政治力量，以用于文化大革命的开展。反过来，这些人最强大的精神支柱也就在此，他们将会以执行和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名义，跟你们做斗争，即使不能把你们斗下去，至少也不能最后被“秋后算账”。问题集中到这些被召唤出来的群众切身的政治生命上来了。　　

也许，你如果能对他们说，保证不跟你们“算账”，你们回到学桌后面、机器前面去吧，我们甚至真的是能从正面理解和肯定你们的政治热情的呢，一切也就会风平浪静下来，什么跟“走资派”的斗争，也就不必再谈了。但老宗这样的人坚持强硬立场，让造反的人有所畏惧，却似乎也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前提。事情就这样是力的较量、政治心理的较量，你进我退，我进你退。　　

他感到他已经把握到运动的某种脉搏，至少从亭州观察起来就是这么回事了，一切其实很简单。这将是一个客观的过程，将会如《十六条》所说“斗争会有反复，甚至可能有多次的反复”，然后大家彼此弄清了对方，弄清了谁也吃不了谁、谁也还是谁，而上面也终有一天认为那个不足“百分之五”的人们的问题解决了（中央5月16日《通知》上说这主要在上层），中央就会发出“收”的信号，于是上下一致、偃旗息鼓，社会如《老子》所说“复命曰常”，浑水见清。　　

他不会像老宗这样从某一个方面去对抗。他要做的，是不能让这激荡的浑水泛滥出来，而希望看到它的早日沉淀。在这个意义上，他是“知常曰明”的。人们也许不会听他的，但他要坚持，他的坚持也是不可少的一种力量，而且要加入那总的力的运动中去，这就是他的职责所在。他要执其中道，让两方面的人们都不要走极端，包括老宗也在其内。　　

奇妙的是，运动存在着截然不同的政治倾向和力量，有如棋盘上楚河汉界两边的车、马、炮一样，发生着生死的对立和较量，但不时地，却有惊人一致之处，甚至你接过我的口号，我接过你的口号，你今天这样做，我明天也这样做，如不了解内情，光看这些表面，是会被弄糊涂的。这正是浑沌。但也正如《老子》所说，虽然惚恍，不易判断，却是其中有象，其中有物，其中有精，其中有真，其中有信，一切是有实质性内容的，都需要而且可以把握住，也能够把握住，但在方法上，要若客、若朴、若涉冬川、若畏四邻，谨慎地在这浑沌惚恍中做工作。能感受、把握这种微妙，好像也是一种政治的精神的享受呢。　　

情况已经证明，老宗不仅是市委的一个常委，同时也是某一倾向的代表。需要完整看到老宗具有极其生动的两面，而不能僵化地只看其作为常委的一面，那样看就是不明事理，就会弄僵，这正是浑沌中一个可加把握的要点。　　

更详细的情况这天下午就知道了一些。来的是老黄，使他知道，宣布高均为反党分子的，是工作组留下来的联络员，当时在场的还有蔡美凤校长，以及学校的其它一些人。联络员是从法院抽调去的老姚，是个老庭长。　　

老姚对高均说，你可能看不起我这个老头，但我现在还是法院审判庭的庭长，同时也是市委派驻在学校的联络员，你的反党分子的帽子，已经给你量了尺寸、做好了，抓在群众手上，什么时候给你戴，怎么处理你，就看你怎么认识自己的问题。你在这次运动中成了反党的急先锋，这就是我们对你这个人的结论。当天晚上，高均被一些学生拷打折腾到深夜，多次被打翻在地上。后来就自杀了，第二天上午发现时，人已经完全僵硬。　　

高均留下的纸条上写着五个字：“是你们反党”。老姚拿着高均这张纸条，浓眉紧锁，法眼凝视，两手发抖，最后说，这是精神失常。　　

对于高均自杀的性质，公安局的看法与老姚一致。他问老黄是怎么知道情况的？老黄说，有个副校长跟我较熟，认为事情有点不对，心中不安，告诉了我。还反映说：认定那个学生写反标，是带着框框的，抓去后有可能屈打成招。　　

他问，打吗？老黄说，打得厉害，用了狼狗。　　

他正吃惊，老黄说，狼狗没有对这个学生用，但对一个女青年用过了，是庆阳茶叶店的，每天打扮得格挣挣的站在那里卖茶叶，说是发现了她跟特务有联系，抓了进去，狼狗一上，扑在胸口上，女店员就承认自己写了反标。这情况是公安局内部一个老同志个别地跟我说的，这同志认为这次“打反”有不妥之处。　　

“打反”二字又令他暗吃一惊。　　

老黄说，一共抓了八个人，医校郁平一个，这是常委会上定的，其它不是常委会上定的，但老宗提到过反标问题。八人里面确有一个是特务，“文革”前已经暗中监控，表面身份是归国华侨、华兴机械厂技术员，一直没有惊动，还评过先进工作者，这次逮了起来，茶叶店的那个女店员跟这个华侨是工人文化宫周末舞会上的舞伴，所以怀疑她被吸收参加特务组织了。老宗的计划，这个华侨要判死刑。　　

“判死刑”三字更令他暗吃一惊。　　

他问，你怎么知道老宗有这个计划？老黄说，还是公安局这个老同志对我说的，说还有两个也可能要判死刑，一个是剧场里扫地、冲厕所的老头，抓起来后，承认就是自己在厕所墙上写了“打倒”的反标。这老头身上很脏，一早起就喝酒，整天糊糊涂涂的，也没有亲人，过去当过国民党的兵，怀疑是潜伏特务，是伪装糊涂，也正在审问。另一个是精神病人，群众称为疯子，这个疯子满嘴反动话，影响确实不好，以前派出所也抓起过，因为大家都知道是疯子，不好处理，只好又放掉，这回抓起来是不会再放掉了。　　

他问，除了拘捕八人，面上的情况如何？　　

老黄说，我大体是听到一些的，现在没有一张大字报是写领导的了，全是群众写群众的，还有群众的“认罪书”。我并不认为可以无条件地赞成学生、工人的所有造反行动，但目前这种局面，恐怕是不符合中央精神的。运动自身也许会发生多种情况，但作为指导的方面，不能有偏向。人为地推向右边，或推向左边，都不行。听说医校有学生上北京告状去了，我想这就是一种不好的后果。市一中那个高均也是进京告状的，但被学校派去的师生给抓了回来。我听说打高均的时候蔡美凤就在隔壁房子里，她不可能不知道。作为一个校长，怎么可以这样？真是想不到！也许我偏听偏信了，情况也没有亲自调查，所以我及时到你这里来。　　

他说，我也在观察与思考之中。你的担心是有道理的，我也想跟老宗商量一下，如果他认为一定要抓人，也要重证据，轻口供，避免错案，还有个时机问题要考虑，但目前有些问题我也不能看得很清楚。　　

老黄的反映，并没有改变他给自己确立的基本态度。老宗所为可能有点过份，但老宗所代表的总的意图，是有其坚实基础的，很难加以纠正，更不好硬行纠正。这似乎已经成了这次运动一种难以改变的复杂性，就是说，很多干部敢于公然对抗中央精神，用的方法可以说是接过中央的口号来自行其是。但他一再告诫自己，不要把自己跟老宗他们对立起来，而一定要借助实践的发展让他们自己有所认识。他需要很恰当地跟老宗处好关系。　　

想到此，他疑惑自己对党的忠诚是否打了折扣？如果全国的大小市委书记都像他这样不能及时地旗帜鲜明地做工作，而让老宗这样的做法占了上风，毛主席他老人家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岂不是要被无数老宗这样的人弄成了另一回事？变相地不就是棋盘上的“叫将军”吗？好厉害，这才是真正的“造反”呢。　　

到底如何才能既对得起上，又协调于下，既周旋于当前，又适应于将来，而且让自己问心无愧？这样的一个最佳之点，他一直在浑沌中寻找、捕捉、力求牢牢把握，但稍纵即逝，还没有较稳定的在握之感。　　

他希望着有别的常委来像老黄这样跟他谈谈，但没有出现，至于老宗，也不在办公室里。他几乎是无聊地翻阅起以前发下的一些文件来，把毛主席几个月前写给林彪同志的《五·七指示》又拜读了几遍。一个多月前的八月一日《人民日报》社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实际上就公布了这个指示。　　

社论说，“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革命化大学校的思想，就是我们的纲领”。他猛然想到，中国目前发生的最大的事情，也是可以用《五·七指示》来说明的。正如毛主席在这个指示的最后所写的，“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年以来，很多人已经是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至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要有所发展罢了”。　　

毛主席说的，就是军队除打仗以外，还做农、工、民等各种工作，各行各业的人都要向人民解放军学习，毛主席特别说到学校，说：“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毛主席说要“普及”，这是主张把军队几十年来是一个革命大学校、革命工作队的做法，发展和推广到全社会去，这就成了关于社会的总体设计，成了社论所说的“我们的纲领”。他觉得，这个指示的意思是很好的，只是一般人很难过那种绷得很紧的日子，也很难想象把社会搞得那么规范，因为那至少是有点半军事化的，跟社会人们各有习惯、较为散漫的日常生活有很大距离，也好像要使人们都过一样的日子、成为一样的人。毛主席的设想确实体现了一种比较革命化的要求，打破了根深蒂固的一些界限，带有“消灭三大差别”和“反修防修”的意义，他老人家的理想是要从城市到农村建立革命而团结，统一而强大的国家社会，就像他老人家的一句题词写的：“全民皆兵”。只不过在具体实现的长途中，要碰到人的和社会的许多现实问题需要解决，性急还是不行的，但这就是我们各级今后工作的主要内容吧？　　

从根据地、解放区，到建国以后的中国社会，在斗争中、也在不知不觉中，是逐步朝着毛主席的这个理想往前走的，人与人之间，人在内心世界里，从农村到城市，都在毛主席要求下改变着面貌。如果按照毛主席的要求做下去，那就是“六亿神州尽舜尧”，每一个人都能正确认识客观世界、正确改造主观世界，都力求成为高尚的人，而不是自私自利的人，每个人都将是多面手，又能做工，又懂种地，又能为文，又能为武，虽不可能人人是专家学者，但人人是普通劳动者，是平等互爱的，每一个人都生活在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精神境界里，充满战斗的奋进的欢乐，每一个人的这种快乐都和全体人民融为一体，并且成为建设祖国、保卫祖国的强大力量。“春风杨柳万千条”，天空无比明净，大地如花似锦，河水欢笑，鸟语花香。儿童们健康成长，个个聪明好学，努力向科学的文明的高峰攀登……　　

毛主席在一生的奋斗中，教育出了一个好党，教育出了一个好的军队，毛主席还在教育着人民，并且，毛主席的影响是世界性的，是全世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太阳和北斗，说毛主席是伟大的领袖和导师，这只是说出了一个事实而已……　　

毛主席有点像神，神没有做到的，毛主席做到了，所以毛主席在人民心中是最亲的人，“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他心中感动着，泪水涌了上来…… 　　

《五·七指示》如果作为正面摆出的一张理想蓝图，那么从反面摆出来的，就是5月16日《通知》和《十六条》，就是要通过文化大革命来“清洗、调动”党政军文上层里反对这张蓝图、不赞成这条路线的人。　　

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上列出“毛泽东同志近四年提出的英明决策”九条的最后一条是：“人民解放军和工厂、农村、学校、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都应该成为一个革命化的大学校”，实际上也就是《五·七指示》精神的体现。　　

他记得，一九五一年发展农业生产互助组时，中央对山西省委倡办互助组有过一个著名的批语，说这是“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意欲及时加以阻止。当然，后来的事实是，这一阻止本身却被阻止了，从互助组到合作化一直发展到现在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可是写这条著名批语的人，后来对于一九五八年的“共产风”，又有很大责任，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确实是不好理解。王雪倒说得有趣，说是一个心理学问题。他不敢相信这样高级地位的人会有这样低级的心理学问题。这次运动，在上层，已明摆着是针对这个人的。只不过《炮打司令部》对这些旧账并没有提。也可能是没有必要一下子提得太多，先把藤扯下来，以后再数上面有多少瓜。总之，事情是闹大了。　　

现在距离一九五一年，已经很遥远了。但那时既然说过这话，那么不言而喻，相应地就另有一种自信是不错误、不危险、不空想的主张，它转入退却和隐伏，它要实行的，既不是“社会主义农业”，也不可能公然是“资本主义农业”，大约可以叫做“新民主主义农业”吧？也就是保持土地改革后的单干状况的农业，既不向社会主义发展，又不向资本主义发展，就那样保持若干年再说。岂不正好是第三条道路、中间道路！正反两面，明明白白，虽有诸多令人扑朔不明之处，却不是完全糊涂不清的，这正是浑沌中的有象、有物、有精、有真，是确切的东西，是认识和分析某些问题的重要依据。他一阵悚然，就像触摸了神圣可怕不能触摸的东西一样。　　

老宗好像本能地跟这个运动抵触，想来老宗是不会愿意照《五·七指示》说的那样去过日子的。老宗还只能算是小官，毛主席屡屡提到的“作了大官”的人们又将如何？毛主席大约是想从几千年的生活习惯、从老根上来解决“反修防修”问题，简直是跟人们过不去呢。社会地位越是高的人，将越是会感到不可思议、不可接受。　　

想到此，他好像对事物的某种实质又触摸到了一点，其实一切都很简单。他感到毛主席的善意和伟大、理论的彻底和信念的坚定，是要在实际中坚持马列主义早就指明的方向。若从另一面，就会很平庸地说，这太好高骛远了，这太教条主义了，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但仅仅这一点区别，对于治国，也就十分不同。他联系自己扪心自问，切实感到了习惯势力的强大无边，因为这势力就在我们自己的心中，就在我们无数普通人的身上，那退却隐伏下去的力量和主张是多么有力，因为它们好像是更“实际”的，是植根在我们心中、而为我们所乐意的。问题多么复杂和重大。他不禁忽然悲从中来！　　

他站到室外去，抽起一支烟，望着远远近近的屋舍树木，望着天空，觉得眼前这个世界已经没有多少确凿无疑的东西，即使本来再清楚不过、再坚信不过的东西，当其真的要贯彻到底时，好像反而被裹在一团灰蒙蒙的迷雾中看不清楚了，双脚好像不再踏实地踩在大地上，而是有点漂浮起来，有点不知所往了。这种感觉是从未有过的，简直就“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一样。那么如果不搞“文革”，不谈这些呢，问题是不是就不存在了？不，情况照样存在，正好向另外一面静悄悄地走去，只不过如在梦中昏睡不醒而已，而“文革”把一个大梦惊破了！还是毛主席清醒、深远、伟大啊，可是人们不理解！即使起来“造反”的这些青年，又真正理解了多少？也许有一天，所有的人们都将发觉自己成了叶公，并非真的好龙，是好乎似龙非龙者也。而这似龙非龙的东西，在不同的人又是不同的。那时思想上真将是一片混乱！现在，一部份本来不起眼的人民，却出来声称自己认识真龙、好乎真龙，这首先让人、特别让老宗这样的一些人，难以容忍！　　

他的背上滚过一道寒气，叮咛自己政治上要注意再注意、小心再小心。有些问题，你这种基层地位的人，就不要去多加考虑了。　　

程主任在楼下走过，也看见了他，他做了个手势，程主任就上楼到他办公室里来了。程主任朝他桌上望了一眼，说，书记在看文件呢！他也就把文件递给程主任，说，我刚刚又学习了一遍，你一定学过好多遍了？程主任忙说，我学得不够，我理解不深。他说，你再认真看一遍。　　

程主任就逐字逐句看了一遍。他问，有什么体会？程主任说，主席讲的是革命化的问题，对我们的社会如何往前发展、如何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具体指出了方向，是大破大立的，是有革命传统做基础的，是把马列主义真理跟具体实践相结合。理想坚定，途径明白。我记得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这个小册子里好像就说过一句这方面的话。　　

他说，对的，我划在这里呢。说着，他取出列宁的书，读道：“消灭人与人之间的分工，教育、训练和培养出全面发展的、受到全面训练的人，即会做一切工的人。共产主义正在向这个目标前进，必须向这个目标前进，并且一定能达到这个目标，不过需要经过许多岁月。”　　

程主任说，是这一段。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因为已经有了建立革命根据地以来的实践，是大为具体和发展了，毛主席说我们已经做了几十年，确实是这样。这个指示，有些已经写在《十六条》的第十条《教学改革》上，总的精神也夹在社论里公布于世了，对社会已经产生着重要影响，比如听说江南农村社队工业比较兴旺，一九五八以后农村普遍有了工厂，重视的地方就发展得比较好些。我有个姓张的邻居，很有学问，他正好有三个孩子，就到派出所去给孩子改了名字，一个叫张是工，一个叫张是农，还有一个叫张是兵。我考虑我和我的老婆孩子，也都可以走《五·七指示》指引的道路。我作为十七级干部，比起群众在待遇上要高一些，但也没有多少放不下的特殊的东西。过去我们叫地主、资本家放下他们特殊的东西，用的是革命的、改造的、赎买的方式，如果革命要我们自己放弃特殊的东西，跟人民进一步打成一片，来巩固政权、建设国家、向共产主义迈进，我们总不应当想不通吧？当然，还有个习惯的问题，要逐步来。共产主义还不是人们的习惯，需要我们给人民做出带头示范，需要长时期的耐心的努力。我敢说，如果毛主席有适龄子女，他一定首先让他们走“五·七道路”，就像他把儿子送到朝鲜战场上去一样，他难道不晓得这个儿子对于他是多么重要吗？他难道不晓得枪炮子弹的厉害吗？　　

说到此，老程含泪。他点头，说，看来你是认真思考过了，说实话，我也思考过了。确实如《十六条》开宗明义第一句话说的，“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程主任说，触及到灵魂深处了！　　

他说，你理解得不错，“五·七道路”是一个总的方向，只要是有一点革命经历的人，也并不陌生，一方面我们自己要保持和发扬，另一方面要逐步向全社会推行，这样持续不断努力。按照上级指示，这个月我们就要把二百多名街道知识青年安排到农村插队务农去，这也可以看作是贯彻《五·七指示》。一九五七年就有“邢燕子”下乡当农民，后来还有好几个典型，我们省里是董加耕。毛主席说，“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肯定了这个方向。现在又有《五·七指示》。　　

老程说，等文化大革命结束，目前在校的这些学生，想必至少也要有一部份插队务农去吧？看来这是必然的了！这里面说不定还有战略考虑呢，都聚在城市里，美帝苏修把核弹从空中掼下来，损失就大了，特别不能损失青年啊。　　

听老程这样一说，他心头不知怎的一坠，忽然想到了小宗静，还有儿子杨建国，当真让他们一辈子务农去吗？虽然光荣，虽然如老程突发奇想所说躲核弹是安全些，但可真是艰苦繁重的体力劳动，而且他们可能具有的个人才华，怎样及时得到培养、怎样能够发挥出来呢？但如果是一时的锻炼，那跟一辈子的务农倒是不一样的。他不觉立即产生了这样“机会主义”的潜在意识。总之，这对所有青年人、所有家长，将是一大考验！具体该怎么弄也很复杂。事情尚未临头，他却患得患失起来，真是可悲！　　

他不觉就荡开去说，地球上不光有我们，还有我们之外的世界，无产阶级可以在一国夺取政权，但不能在一国建成共产主义，要实现“世界大同”，想来真的是不容易、很遥远。现在即使让你老程是工、是农、是兵，也还不至于就叫你真的一辈子当工农兵，那你的工资还要不要取消或改变呢？你现在的工作不让你干，也得安排别的一个人来干，那这个人的身份就又不是工农兵了。毛主席在一九五八年压缩空气时就说过，资产阶级法权现在还消灭不了，还要承认，还要用，不可能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五·七指示》这事情，现在还没有实施，看来也只能渐渐地做，不可能绝对地做。只要不失掉这个方向，就还是马列主义、社会主义，如果绝对化、性急，那肯定不行，你说是不是？再说，你知道敌人的核武器哪一天掼下来？但确实，我们中国援越，跟美帝、苏修之间，关系很微妙。美帝在向越南增兵，越南的后面是我们，而苏修在北方虎视眈眈，它和美帝之间又争霸、又勾结，总的来说我们是敌强我弱，打着一个，防着一个。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是在过和平的日子，对于毛主席来说，一定程度上他还不得不考虑战争，他老人家一向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他老人家想到的，我们不可能一下子都能很好理解。　　

程主任点点头。他觉得他的话说得大了些，他是一天兵也没有当过的，何必多谈兵，于是把话题往回收缩，问，最近运动情况怎样？　　

程主任说，各方面秩序好了些。相对来说，运动回到正常轨道上、比较实事求是了，乱写领导大字报的现象基本没有了，以前这样做的人现在遭到群众批判。　　

他说，我听我孩子讲，市一中有个教师自杀了。程主任说，那是精神失常。他留下的遗书只有五个字：“是你们反党”。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别人反党，怎么能成为他自杀的理由呢？当别人说他反党时，别人并没有自杀。怎么他说别人反党，他就要自杀呢？这不合乎逻辑。即使别人冤枉他反党，他反过来说“是你们反党”，他也没有必要自杀呀，这能证明什么呢？要证明别人反党，要证明自己清白，就需要自杀吗？如果说是害怕戴反党的帽子，但其实，在文化大革命当中被戴上一个大帽子，看来不算稀奇了，现在真是大帽子满天飞，群众每个人都能给别人扣大帽子，也都可能被别人扣上一个大帽子，但都不是组织的结论，即使是组织的结论，如果错了，以后也可以甄别呀。他本人就写了大字报，给蔡校长戴了不止一个很大的大帽子，蔡校长也没有自杀；别人反过来给他把大帽子戴了一下，还没有真正戴起来呢，只是说了一下、吓了他一下，他就自杀了，这算是什么革命者？公安局给他定性为精神失常，我表示同意。不这样定，又哪样定呢？他在写校长大字报时，精神就已经不能算是正常了，只不过当时看不出来。当时他是把自己想象成革命的英雄，就连自己出身资本家、父亲还在拿定息，也不加考虑了，也在想象中不成为问题了，因为“出身论”是不对的嘛，没想到后来一下子被说成反党分子，所以立即走向另一个极端，想象自己全盘皆输、不能活了，但在登上死亡之路的时候，还要充一下英雄，甚至可以说是装扮一下英雄，所以写下了五个字作为遗书，他不但在英雄般的悲愤中死去，还要人们在他死后真的把他想象成英雄。他的精神病可以命名为得了“英雄狂”，至死都在妄想中把自己当作英雄，至少，也是一个正面人物。这也说明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触及灵魂，把最深处的东西就这样给触出来了。当然，我们一向提倡做革命英雄、做正面人物，但同一棵树上在结出正常果实之外，有这样一些不正常的歪果子、带病害的苦果子，也不算奇怪。不过，果子跟人还不一样，人有灵魂，有主观选择，而果子自己是无能为力的，所以，这事情定性为精神病，确实说得通，他的遗书就是最好的证据。为这事，我甚至在家里找出一本精神病学来看了一遍。　　

程主任一口气这样说下来，他感到很有意思。程主任说，当然，也会有人不这样看。但如果讲他是受了迫害，那么他有没有迫害校长呢？是他要搞倒校长在前，别人反击他在后，这也没有什么不公平的。当然，我们的教育从小学起国家就要用钱，一个大学毕业生简直是国家用钱堆起来的，到头来这样年纪轻轻的死了，对国家人民贡献何在？确实是很可惜、很不应该的，也不符合文化大革命的要求。这说明我们的教育还有点问题，对于“英雄教育”，对于怎样做“正面人物”，还欠缺正确的指导，应当建立比较正确的英雄人物观、正面人物观，生理学里面要加进精神病学的初级内容，要编写专门教材。所以……　　

程主任忽然停住不说了。他问，“所以”什么？程主任说，所以……当阶级斗争的急风暴雨在一定程度上到了人民内部时，人们一方面要当英雄，另一方面怕当狗熊，都要做正面的，怕成为反面的，怕成为最后的“百分之五”，这也是产生大帽子满天飞的一个原因，只要大帽子落到别人头上，那个预定要打击的“百分之五”够数了，自己大约就没事了。反党啊，右派啊，反革命啊，反动分子啊，这些大帽子落到谁的头上，谁都吃不消，但拿来压在别人头上，看着别人头上戴上了大帽子，不管那是不是恰当的，自己好像都无所谓，暗自庆幸，可能还幸灾乐祸。这涉及世风世道问题。谁都希望自己是革命的、正面的、英雄的、安全的，至于无情的急风暴雨、污泥浊水，都落到别人身上去吧。可什么是革命的、正面的、英雄的、安全的，往往并不一目了然，问题就复杂起来了，你想斗倒我，我就斗倒你，不是英雄，就是狗熊，自己先把可怕的鬼脸子戴起来好把别人吓死，成则为王，败则为寇，有人就会像这个青年教师，今天唯我独革不可一世，明天一片黑暗活不下去，临死还要充一个大英雄和正面人物……我感到有一种不正常的、有毒的东西，四处蔓延，成为一种流行性的社会心理，看不见，感得到，挡不住，抗不了，跟着跑，在无形中渐渐地、迅速地笼罩一切、裹挟一切，毒化人们的灵魂，大家都变得不正常，眼睛都红了，神经都紧张得绷起来，随时准备像阿Q在假洋鬼子的哭丧棒之下缩起脑袋，但一定情况下也随时能像阿Q一样去欺负小D、小尼姑一类更弱小的人。有的人可能会变得像狼一样咬下你一块肉来。如果运动这样下去，或者说受到这种影响，那就会像瘟疫蔓延、极其危险，造成人与人之间的混战，造成群众性的精神不正常。照这样下去，运动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我不能说我们不可以搞运动，但从我们历来搞过的一些运动看，这种顺风跑、乱紧张、出怪事的现象必然会有，只是程度不等，为害也不同。这次运动这么大，这个问题一出现就很严重，好像一下子放大了几百倍几万倍，如果让它控制了人的头脑，成了一种社会性的精神现象，真是后果不堪设想，会成为运动中的大问题！看来，“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错是不错，但代价会很大，什么问题都会暴露出来，等到群众从事实中认识到不对、吸取到教训、自己教育了自己，那后果必然已经是很严重了。我这样说也许是一叶障目、杞人忧天，也许一个民族就像一个人一样，只有把身上的病毒引发出来、生一场大病，才能健康。我说不清……　　

他点点头，说，你说得真是深有道理，我们应该尽量做好我们的工作，防止此类问题的发生和蔓延，如果它真的来了，那就要因势利导，避免严重后果。程主任说，虽然目前情况总的比前一阵好，但我还有一个想法，不知能不能说。他说，怎么不能呢？程主任于是说，这次“打反”，可能对运动的某些方面起到震慑作用，但我想，虽然“有反必肃”，但如何把握，大约需要特别地考虑一下，因为这是在运动中“打反”，不是平常的“打反”，我们不能孤立地、常规性地处理问题。程主任也有这一考虑，增加了他想对老宗有所进言以至有所纠正的信心。　　

那天晚上，他对王雪说，你这个局党委书记，也有好些时不向我汇报工作了。王雪说，一来我想观察一些时候再说，有些问题确实越想越复杂，二来，这一向时你对我这个下级视而不见，我成了你的盲点。王雪的讽刺让他笑了起来。王雪一向认为他“笑起来像个淮河边的农民”。他说，好吧，盲点现在变成焦点了，就听你说说吧。　　

原来，那次全市干部大会之后，卫生系统就行动起来，用不着她这个党委书记的布置，也用不着向她报告。是谁在指挥呢，她看不见，也不好问。可能本来就只是上下的一种默契，你根本无法说是谁指挥的。典型的事例当然是在亭州医院。锅炉工小钱被公安局拘留。小钱平时练石锁、举石担，拳脚有功。虽然王家山是投水自尽，但法医验出他身上有好几处挨过拳打脚踢留下的青斑，从时间上说，就是在挨批斗时落下的，有群众检举揭发打王家山时小钱很突出，小钱如果给你一拳一脚，确实不同一般。小钱的父亲是国民党上尉，双手沾有我军鲜血，在肃反运动中因历史反革命罪被我方镇压，小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也就不是偶然，是阶级报复、反攻倒算。另外，医院里出现了一批大字报，都是针对妇产科医生秦川的，“勒令”他交待与劳改犯乔丽“不可告人的关系”，说秦川“一手策划”了王家山事件。不但有大字报，还有批斗行动，秦川脸上被打肿、小腿骨折。有个妇女难产，没有人能解决，结果由两个护士扶着秦川接生。秦川宿舍门口贴了一张大字报，向秦川之妻小刘“喊话”，说她是受了秦川的“感情欺骗”。另有一份大字报更为独特，说“秦川思想意识极坏，见到好看的产妇，就给认真检查，而对不好看的产妇，就敷衍了事，表情也不一样”，等等。这样臭的大字报，不知出于哪一位医护人员之手，真是令人作呕！　　

王雪说罢，用她那水灵灵的大眼睛气愤地瞪着他，好像他也得对这种混账大字报负有责任似的。他忍不住“像个淮河边的农民”一样又放肆又胆怯似的笑了起来。　　

王雪缓了一口气，继续说，在卫生局里，出现了一种特殊的气氛，这几天来，她就没有看到局长、副局长。一般干部对她也有一种回避，好像怕跟她说话。她到医院去，也找不到医院的领导。她只好自己到处走走、看看，有时拦住个把认识的人做交谈，以便了解情况。她得出一个结论，问题就在市里的那次干部大会，好像到处都知道杨书记在大会上作了检查，杨书记在文化大革命问题上没有坚持党的领导，支持了无政府主义，造成群众闹事、干部自杀，甚至还有人说，杨书记马上就要调走了。他问，那么，干部们一般认为，我是支持学生、支持造反的吗？　　

是这样！所以他们对我的态度才这样冷淡，他们认为就是应该动用专政机关，该镇压的镇压，让一些人缩缩魂，多数干部都不反对这样做。　　

他不由得吃惊，怎么想到“镇压”这个词呢？他故意“引导”说，任何时候都是“有反必肃”的呀。王雪说，文化大革命是一种“时候”，但不是“任何时候”，只要想一想，为什么偏偏在这种时候搞“有反必肃”？　　

王雪说的道理跟老程是一致的。但他必须说服王雪至少要放“策略”一些。他说，你是有一定道理的，对于问题的这一面，我也时刻都在观察之中，必要时我将会请示地委书记，但尽量不要惊动地委，相信我们自己能处理好问题。地委有地委的麻烦，他们负有七县二市的责任，加上荷州有三所大学，工作量可想而知。地委书记因为极度疲倦已经住进医院了，我相信不是装病，是真的累坏了。对于亭州当前的矛盾，不要急于下结论，我其实是在等待，到我说话的时候，至少在常委会上我要摆出我的立场观点，但也不是一点委婉都不需要。你在外面千万不要这样直言不讳，要沉默，要含蓄，要留有余地，不要引起不必要的误解。　　

王雪仰面望着他，说，你说的这些，我知道，我不会在外面这样说话的。我还要劝你，别忙着阻止老宗，也别忙在常委会上说什么，要让矛盾有更充分的暴露，到底他们“打反”是怎样打的，打出什么结果来，他们让群众斗群众是怎样斗的，斗出什么结果来，那时再说话，也可能那时不用你说话，他们自己也会得到教训。确实，单有光明磊落还不行，有时还是要来一点深藏不露。我是完全赞成你、理解你的，我不希望你像我这样身上老是有一团火似的，你如果像我这样，我就要为你担心了。我现在忽然想到“赤发鬼牛唐”这个人，他那个红头发，就象征着他整个的人是在熊熊燃烧、火焰往上直窜。我们只知道外国人有红头发，想不到我们的《水浒》上就写过中国人的红头发，而且还这样有象征性。神来之笔，不可思议，但也许生活中确曾有过这样的个别事例，作者见到过的。反正我这一向时确实避免跟你说话，怕影响你。　　

他欣慰地点点头。在这样复杂情况下，如果王雪跟他不能在思想上、行动上有这样好的沟通、协调，那也是一种麻烦。他有心想跟王雪讨论一下《五·七指示》，他萌生了到一个山青水秀之处当农夫的想法，但他随即熄灭了这一不切实际的幻想，而回到现实中来，况且这一幻想简直是用不严肃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轻浮态度对待了《五·七指示》。　　

办公室给他送来一封北京寄来的信件，拆看一看，写信人竟然是高均。死鬼会给他写信吗？这真让他吃了一惊，手都颤抖了一下。但他当然很快就定了神，明白这封信是高均生前在北京寄出的。　　

“……我出身资产阶级家庭，但我一贯向党靠拢，认真改造自己，所以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来到之后，经过考虑，我义无反顾、积极投身运动，经受革命的洗礼。我有私心杂念，但我投身运动的主要动机是真诚的。我校党支部书记兼校长蔡美凤，利用职位，盗用党的名义，依靠一伙亲信，欺骗一批不明真相的学生，把贴她大字报的人们说成反党小集团、反党分子，并且指使学生整人打人，我就是其中受害者之一，逼我交待语文组是哪些人一起策划写她大字报的。大部份师生敢怒而不敢言，我气愤不过，只身一人到了北京，为的是看一看革命到底应该怎样进行。我没有请假，犯了自由主义错误，这是我不对，在这封信中，我先向党做个检讨。我在北京看了许多大字报，一方面觉得我校革命落后于形势，另一方面更觉得蔡美凤确有问题、并且是严重的。本来我们语文组几个教师已经商量好了，由我起草一份大字报，揭发批判蔡美凤平时如何离开党的正确路线、运动期间又如何执行了错误路线。蔡美凤指使不明真相的学生和我父亲所在公司的职工，合在一起，突然袭击抄了我的家，把我写好的初稿搜走了。但我头脑中的东西是搜不走的，现在我将蔡美凤主要问题列个提纲寄上，请市委看看蔡美凤是《十六条》所列干部四种情况里的哪一种……”　　

高均所列蔡美凤问题，平时的错误有七条：全民的建党路线；修正主义干部路线；贬低、污蔑毛泽东思想；虚报成绩欺骗领导；推行修正主义和平演变教育路线；教学工作紊乱；丧失立场。运动中的错误有五条：不许别人写她和她的亲信的大字报；从不强调、也从不组织师生学习毛主席著作和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文件社论；开秘密会议布置揪人斗人，亲自指挥学生打人；大量抛出历史档案材料和教师集训期间写的向党交心材料，引导不明真相的学生斗教师，至今被斗教师已有二十多人，都被弄得灰溜溜的，并造成两名老教师自杀身亡；提出保卫党支部的口号，以对抗文化大革命、保护她自己。高均在信中问道：让蔡美凤这样一手遮天下去，我校运动怎样才能得到正确的开展？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怎样能进行下去？学校还是不是社会主义的？　　

高均的信，政治水平不算高，言语有幼稚之处，所揭发问题也可能存在夸张不确之处，但总的还是反映了该校平时的和“文革”的情况，有一定真实性。从高均所说，可以透视到学校作为一个单位会有的一些普遍矛盾，蔡美凤作为一个单位的负责人会有的缺点、错误，还有教育部门需要研究改进的问题。　　

他觉得他还不便直接去调查处理市一中的问题，他还是尽可能静观下去，到他不得不说话的时候再说话。　　

但老宗不让他静观了，而是让秘书来请示他召开一次常委会。这一举动本身让他感到不寻常，却促使他更抱一种虚心的态度，打算到会上多多倾听，力求汲收老宗的正确想法、集中大家富有启发性的思想，来丰富、以至调整自己的思想。他在主持会议时，对于这一点，开宗明义诚恳地作了表述。事实证明，这对于大家畅所欲言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老宗的“头炮”也就打出来了。老宗说，我需要向书记和常委会报告我手上的有关本市文化大革命的工作，请示和决定一些事情。在上次干部大会之后，在各级干部和真正的革命力量的努力下，运动形势出现比较好的局面，恢复到各学校按班级集中，教师按教研组集中。有了秩序的恢复，才能有思想的整顿。但整顿还没有达到更为公开、更为理直气壮的程度，群众还没有恢复到以前的正常状态。那些不安定的危险的分子，心怀不满，随时准备再起来“造反”。我们还要作好运动可能有反复的准备。各个学校在前一阵浪潮当中的一些急先锋、为头的分子，百分之九十九都在群众批判的压力下写出了自我检查，用大字报张贴出来，白纸黑字，这是一个很大的胜利。但也有个别比较顽固的，比如医校造反学生头头史宏就跑到北京去了，还留下了所谓一封公开信，说什么“乌云即将过去，光明就在前头”。目前，医校正在组织对这封反动信件的批判。现在的反动跟从前不同，现在的反动有时显得比革命还要革命，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　　

上次常委会上我已报告过社会上出现一些反标的事情，目前，公安机关已经破获了一部份，已将作案人员抓捕在押。其中有一个是国民党的老兵，是有潜伏任务的，但以前十几年未有任何行动，现在以为有机可乘了，暗中书写反标两条。还有一个学生、一个工人、一个社会闲杂人员。另有一名海外派遣特务，携有电台，以前是暗中监控的，从文化大革命的安全出发，这次也抓了起来。上次常委会上决定拘留的医校历史反革命教师郁平，已经按照会上的决定，尽量不发生惊动，实行拘留。亭州医院的锅炉工钱某，出身反动军官家庭，其父在肃反中被我方镇压，该人在副院长王家山自杀事件中实施严重阶级报复，予以逮捕。另外医校有一个犯流氓罪的学生，本来考虑暂时不抓，但他是闹静坐的学生头头之一，这样的人混在学生队伍里，会继续煽动闹事，以掩盖他自己，所以还是及时抓起来为宜，也让多数天真单纯的学生好好地惊一惊、想一想。另外还有专门说反动话的疯子，这种人就不能看作是疯子，他为什么不说别的话，专说别人不敢说的反动话呢？你说东，他偏说西，你说万岁，他偏说打倒，但他从来就不说打倒他自己，也没有说他自己万岁，说明他其实不疯，是装疯。凭这个人说的那么多反动话，把他敲掉十回都够了。老宗把手中材料举了一举，以上所说，都是证据确凿、材料在手，请大家过目。　　

大家看了下来。材料确实是齐备的，有审讯笔录，有每个人的照片，反标也拍有照片，被认为书写反标的人都被收有本人笔迹，有刑侦方面的检验认定，还有犯罪人员自己写的坦白交待。锅炉工钱某也写有坦白书，另有群众对他的检举揭发。关于疯子，有多个群众的证词，有的是“文革”以前的，有的是现在的。老宗说，对这些材料的准确性，公安机关负责。现在我作为分管常委，提请常委会研究、批准处理。　　

老宗言罢，大家都不则声，自然是等他开口了。　　

他对老宗说，工作是你具体抓的，你考虑得比较多，你再讲讲，然后大家讨论。　　

老宗说，行。对于文化大革命，人民内部会有人理解成极端民主化、无政府主义等等，这已经得到证明；那么在人民外部，在阶级敌人理解起来，就会当成一次他们进攻的好机会。他们希望文化大革命越乱越好，直到把我们共产党闹下台。人民内部的矛盾和人民外部的矛盾，在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下，就这样发生无形的联系。阶级敌人为人民内部的极端民主化无政府主义叫好拍手，人民内部的坏人坏事无政府主义为阶级敌人提供搞破坏的好机会。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这些阶级敌人抓起来，拖到光天化日之下，教育人民内部的一些人，把他们的无政府主义收敛收敛。否则，让他们的极端民主化泛滥成灾，同时各种阶级敌人又这样趁机捣乱，彼此呼应、两下合流，而我们不闻不问，不干涉，不反击，那就还有大事要出，不但文化大革命要遭破坏，而且要动摇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根本。　　

这次抓捕的一些人，有的本来就在人民外部，有的是从人民内部堕落下去的。市一中那个学生，出身干部家庭，但父母都远在江西省，亭州这里只有一个管不了他的姑老太，不知怎么放心把他一个人丢在这里的，长期以来就处在自由散漫的状态下，平时什么话都敢说，生活上臘里臘塌，是一个典型的极端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分子。本来，学生的问题要放到运动后期处理，但现行反革命问题除外，《十六条》的规定就是这样，尽管如此，我还是考虑再三，才同意公安局拘捕这个学生。那个女店员，平时对现实不满，羡慕西方生活方式，被那个派遣特务拖下了泥坑。一个社会闲杂人员是社会渣滓，房子有两小间带一个小院，从大门口开始，到睡的床边上，全是他捡来的垃圾，外面的人要进去，脚都没处伸，屋子里的空气就不要说有多难闻了。他身上的衣服也像一堆垃圾，用垃圾布粗针大线的往上加。文化大革命来了，这样的人也乱写乱画，真是乌龟王八、牛鬼蛇神都出世了。也有人以为他是精神不正常，但从他写的反标说明他不是精神不正常，跟那个疯子一样，是对我们深怀刻骨仇恨。经查明，这个人是旧社会官僚子弟，而且还是旧社会大学毕业的，可他就是不想为新社会服务，宁可把自己弄得这样人不人鬼不鬼的，来给你新社会抹黑现丑，发泄对人民政权的不满。至于医院锅炉工钱某，对我们的干部实行阶级报复，是有目共睹，也有法医的检验报告为证。所以，我认为，对抓起来的这批人，郁平除外，一是要公开处理，二是要抓紧处理，其中有二到三人也可以考虑判处死刑，这必将对运动健康开展产生重要影响。　　

  老魏说，我同意老宗的汇报和意见，要抓紧处理这批人，敲山震虎、杀一儆百。枪一响，就会冷静下来。老李说，我同意，这可以对当前的一些不良现象不良分子及时起到教育作用，但也要防止引起另外的一种效果和说法，我们在出的《布告》的语言上，要照顾到积极开展文化大革命。　　

除了不在家的朱市长，底下该是宣传部长老黄表态了。　　

老黄说，抓起来的这些人，郁平之外，除了以归国华侨身份做掩护的特务是很明显的一个敌人，必须依法惩处，其余的人，本来都在人民内部，即使那个在剧场里打扫厕所的老头，有一定历史问题，也还不是管制分子，至于说他是潜伏特务，实际上没有证据。那个社会闲杂人员，平时行为虽然古怪，但对社会不曾有过危害。那个茶叶店的女店员，说她被吸收为特务，也没有根据。那个华侨有较高文化水平，又有钱，又爱好社交娱乐，朋友较多，有男有女，不能说跟他有接触的就会被吸收为特务，这也要有证据才行。两个学生，一个是反标问题，一个是流氓问题。这些反标的照片我都看了，是反标，是应该追查，但说实话，我对照了一下抓来的这些人的笔迹，都很难说一定就是写反标的人。说那个检垃圾的人是旧社会的大学毕业生，只是老百姓的一种传说。公安局找不到他平时或从前写的字，说那条反标属于他。我不知道凭这些材料怎样就能认定了这些人是作案者，我也不敢相信抓来的这些人里面连一个写反标的都不是，我简直感到很糊涂。我也犹豫，我是不是太多虑了？但我既有疑惑就该说出来。也许我确实是糊涂了。还有那个锅炉工，也是证据不足的，批斗王家山时一片混乱，你能说有哪几拳哪一脚算是他的呢？不能因为他的父亲是被我方镇压的，因为他平时喜欢练功夫，就说是他怎样怎样。这种阶级论，这种论断，我看过于简单。另外，从那个华侨自我交待看，他虽然藏有电台，但他这个特务不是政治特务，是受雇于外国公司专门收集经济情报的，对这个人的处理，最好还是请示一下上级有关部门。此外就是那个疯子，我也见过这个人的，确实是个疯子，什么脏东西都吃，站在街头痴痴呆呆的，还流着口水。考虑到群众都知道他是个疯子，处理还是要慎重一些为好，一枪打掉很简单，但带来的问题可能很复杂。　　

老黄说过后，会议室里一片沉默。他把材料推给坐在右边的老李，说，大家是不是再仔细看一看？老李把材料慢慢推回给他，说，我们又不是鉴定笔迹的专家，我们只能根据职能部门报送的材料研究问题的处理。如果有疑问，可以发还职能部门，让他们重新鉴定、继续侦查，请上级部门帮着做鉴定也行。老魏说，我认为材料不会有问题，公安局那么多同志不是吃干饭的，有的老公安实际上已经是专家了，还有老宗这一向时一直亲自坐镇抓这件事。　　

老黄说，相信材料不会有问题，不等于实际上就没有问题，不能凭“相信”二字办事。对老宗、对公安局的同志，我也相信，但研究人命关天的事情不能光是这样说。我们应当考虑同志之间、上下之间的关系，但在这个问题上，首先要考虑对这些人定案要准。另外，退一步说，即使这几个工人学生都确实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不是要跟这个归国华侨特务、还有说反动话的疯子、打扫厕所的国民党老兵这些人放在一起，搞一个“打反、镇压”？在方式上、时机上也还是要慎重考虑，不能孤立地看待这件事，群众也不会孤立地看待这件事，你在《布告》上怎么说要积极开展文化大革命也没用。我看这件事可以搁一搁、缓一缓，把材料发还公安局，一方面再过细鉴定，保证不出错，一方面继续进行侦查。那两个学生的问题，如果不能真正确定，那就坚决地尽快地释放回去，还要跟学校里讲清楚，情况不写进档案，不影响前途和进步。　　

他这时的思绪却飘移开去，似乎想从眼前的争执高高地远远地超越出去。眼前情况很清楚，老宗是要借助“打反”，晓谕骚动的造反的人们，以进一步控制全市文化大革命的局面，有一种“铁腕”的精神，其支持者有老魏。老黄持有完全不同的意见，正力求挫败老宗的计划，老李算是老黄的半个支持者，但也不一定就反对老宗。现在就剩下他没有表态，他主要一面是倾向于老黄的，这一票投下去，老宗的计划就挫败了。从市一中高均自杀的情况看，这个“打反”一搞，形势还会更加“向右转”，可能会带来更大问题。但他不想这样直截了当加以反对，他怕伤了老宗的和气，也怕在常委班子里形成明显的两派，这样是很不利的。此外，他也不想让自己给人以造反派的支持者的印象，他觉得所谓革命造反以及对革命造反的支持，有些很难收手的问题潜在着，他不能把自己卷到这里面去，尽管他对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对群众起来造反，是能够理解的，他对已经见到过的造反者们也总是待之以礼的，但他终归很难把自己无保留地卷进去，他清醒地看到问题的另一面，他如果不顾及这样的另一面，也违背自己的内心真实。无论如何，他都不能让自己简单化起来，那就变成一个幼稚的人或政治投机者了。他虽然很觉得一种痛苦和为难，但他无法硬行改变自己，无法把一个复杂的自己变成一个简单的自己。文化大革命的实际，还有他头脑深处的诸多考虑，让他自我告诫，不必那样急着要跟上什么似的，也不必那样急着要反对什么似的。暂且这样兼顾问题的两面，不左不右，不前不后，还能过得下去。他就让自己这样守住“中道”，尽力而为吧。要学那解牛的庖丁，“以无厚入有间”，才能做到游刃有余！　　

他已经捕捉到那个“有间”了，但还得让老宗再说一说。这时老宗脸上浮现出讥讽的笑容，眼睛朝老黄射出一种藏有杀机的寒光，老黄先是一惊，接着腰好像挺了一挺，用自己的目光无畏地迎向老宗的目光。二人虽然对面坐着未动，实际上却这样无声地“斗”了一下，他好像听到空中有宝剑交锋的“嚓”的一声，这种想象出于他在学生时代读过的《峨嵋剑侠传》之类的武侠小说。　　

老宗从容不迫地端起茶杯喝了一口，眼睛却仍看着老黄。接着松驰下来，面呈笑容，放下茶杯，说，黄部长的话是说到点子上了，问题不是孤立的。我们首先要讨论，怎样看待和对待当前的运动？我们这样“打反”，对运动的哪方面有利、哪方面无利？是对的还是不对的？这个前提不确定，这些人可以暂不处理，即使那个华侨特务，我们虽然早就晓得他是特务，不还是一直让他平平安安、舒舒服服过着的吗？而且还让他在亭州活得像个社会名流呢。如果常委会对于现在开展一次“打反”有较大分歧，我并不坚持自己的意见，天塌不下来。　　

老宗的话嘎然而止。他注意到，老黄脸上有点僵住，但还是能够很镇静的。老宗虽不是针对老黄而言，至少却是在老黄面前炫耀了一种威权，甚至暗含一种威胁，体现着一种很绝对的权力，即生杀大权。老宗的位置一直在这个权力上，而老黄则不是，可能永远也不会被安排到这种岗位上。作为宣传部长，老黄也是文人，并且老黄被认为是亭州的才子，工人文化宫的周末舞会，有时老黄也去跳几圈的，“活得像个社会名流”一类的话，也就好像擦了老黄的边儿，耍弄了他一下。老魏老李不则声，装得一点也没有听出什么弦外之音。一切就看他说什么了。　　

他已经捕捉到了“有间”，也就是当前情境和事理中的一种空隙，他可以像“游刃”一样从中穿过去。他体会到思想的升华和飞越，“静了群动，空纳万境”，而觉得眼前的争执虽是存在的，却已经是不合理、不足畏、可以置之不顾的了。　　

胸有成竹的他，从从容容深吸一口烟，徐徐吐出，说，这个“有反必肃”的“反”和“肃”，都会跟一定政治形势发生联系，这个“有”和这个“必”，是一来一往，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们首先要充分肯定公安局同志的努力，充分肯定宗市长所抓的这项工作的必要性。如果怀疑这一点，那是错误的。至于笔迹材料是不是百分之百的准确，这是个技术问题，可作进一步鉴定，对反标继续侦查，力求不冤枉一个好人，不放过一个坏人，我认为这都不成问题。那么真正的问题在哪里呢？我认为在我们对中央精神还要有进一步的理解。中央为了搞好这次运动，对涉及肃反方面的问题，采取了一种很哲学的态度。我这话的根据，就在《十六条》上。按照毛主席《矛盾论》的观点，事物和斗争有方方面面，有大大小小，有主要的和次要的，有当前的重点和将来的重点，一切又都是互相转化、有所上升有所下降、有所向前有所后退。所以，我认为，我们恰恰不必从运动的方面来联系追查反标和抓人的事情。　　

第二，我们大家的思想，能不能从眼前跳出去。我们观看事物，有时需要拉开距离，才能看得清。以文化大革命来说，它是我们党领导开展的一次政治运动，我们一定要按照党中央文件，负起我们这一级组织的责任来，但另一方面，我们开展政治运动的目的，无非是清除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更好地建设我们的国家。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所发出的号召，最后就是归结到为实现第三个五年计划，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既然如此，从这个根本上说，眼前的许多事情，一方面是有它的意义的，需要处理好，另一方面又有暂时性，是为将来的新的局面作准备的。我们在策略上，就要考虑如何既合现在之理，又合将来之理，力求以将来引导现在。这就是辩证法所应当看到的。这样，就要我们在某种节奏、某种强度上，做到不紧不松、不快不慢、不偏不倚、恰到好处。如果不是这样，就要出问题，事实就是如此。前一阵出现干部自杀的现象，这一阵出现群众自杀的现象，这就说明着合理之中有不合理在起作用，说明我们的工作还不算到家，这当然主要是我的责任。什么叫“到家”？就是“中道”，凡事要站在当中多想一想。但当然，我们又不能反过来因为防止和纠正不合理，而把合理的也否定了，那就又不到家了。我想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能想到和做到的科学态度，这甚至有点微妙，但不是神秘。有一句话可以用来形容这种微妙的把握，叫做“得其环中，以应无穷”，也就是尽量不要纠缠到矛盾里去，永远掌握主动权。人不能揪着自己的头发上天，完全超越眼前现实是不可能的，你毕竟还是处在这个“环中”，四周险象环生，一不小心，就纠缠进去，进入四周的大循环，那就是苦海无边。这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的事情，甚至也可说是性命相关的事情。从这个角度说，刚才大家的意见都有正确的一面，都有价值，实际上应该和必须综合起来，使我们全体行动一致，退守“环中”的有利位置。敲山震虎是有道理的，不要挫折群众的积极性也是有道理的，都要考虑到。落实到具体，我就是个骑墙派。　　

我的意见是：案子继续查，既不大张旗鼓，也不立即就办，而是箭搁弦上，引而不发，跃如也。对已经抓起来的人，那个派遣特务不放，留待以后处理；那个捡垃圾的社会闲杂人员，还是当精神不正常的人处理为好，放他回家，依靠群众，继续观察；那个冲厕所的国民党老兵，其笔迹要特别再对照，如果嫌疑较大，就关押着，暂不释放，如果嫌疑不算很大，就放回去，交给单位，加强监视，谅他也没有能量做坏事；其余的学生、工人，都放回去。在释放时，对他们每个人说什么，对每个人所在单位说什么，都要从有利文化大革命的角度考虑。那个说反动话的疯子，究竟是个疯子呢，还是装疯？好像很难判断。我认为，要基本判断他是一个疯子，这是群众多年以来所公认的，我们为什么不认？但他为什么偏偏说反动话，不说好话呢？这是因为他头脑里有一根筋是反的。你说烧饼好吃，不能丢到茅坑里去，他一听，偏要丢到茅坑里去；你说狗屎这东西不好吃，他一听，偏要拿起来吃。大家这样说，他偏要那样说，其实他并不是有什么反动思想，他只是有个不健全的脑子，乱七八糟、混乱无序，其实没有思想。对这样特殊的疯子，怎么办？还是不要当反革命处理，要不然不得人心。但也不能放任自流。他不是一个人，他的家里是有人的，要把责任给他家里的人，让他们把他看在家里，不要放出来。至于怎样才看得住，派出所可以给一些帮助。这样的处理，刚才大家都说到过，老宗也有原则的灵活的意见，现在我加以综合。如果大家对此没有异议，就请老宗做好公安局同志的思想工作，第一，肯定他们、感谢他们，第二，向他们说明问题的复杂性。是不是可以表决一下？　　

这时，他是有把握的，但也做好了以三票（黄、李、杨）对两票（宗、魏）通过的思想准备。他所说的那些具体的和抽象的道理，归根结底，是不同意老宗这个“打反”行动，这是很清楚的，所以，他也得准备老宗不同意他的主张。但在这个问题上，他已经不可能向老宗让步，他的意见已经既委婉又明朗地摆出来了。时间似乎一下子停顿了好久，常委们都沉默着，而他静等。他慢慢地抽了一口烟，他看到，老李第一个举起手来，老魏第二个，老宗第三个，老黄第四个。他的心放了下来，也举了一下手。他满意地注意到，老宗是第三个举起手来的，老黄是延迟到第四个举手的。　　

他说，行，这个重大问题，常委们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大家的态度我都很欣赏、敬佩，说明我们也是在游泳中学会游泳，说明同志们的水平是很高的。案件问题依然存在，如无特殊情况，三个月之后再谈。我重点要对老宗表示感谢，我非常理解非常支持他的负责精神。他这次所准备的“打反”工作，没有白做，是我们总体工作的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不是不报，时机未到，时机一到，一切都报。我相信我们最终会有把弦上之箭有力射出去的那么一天！　　

最后一言，使大家笑了起来。　　

老宗说，杨书记的意见，我完全同意，我再补充说一些情况。这几个工人、学生，虽然放掉，但从他们身上，我们已经得到了收获，我说的是我们已经了解到了他们的丑恶灵魂，审讯时我亲自在场，那个工人承认，他趁乱用拳头打王院长时，心中确实有着很痛快的感觉，而且他是运了功打出去的。他说溜了嘴，说好像报了仇一样。问他报什么仇？他又不敢说。他能报什么仇呢？他为什么不敢说呢？不就是他的父亲是被我们镇压掉的吗？医校那个学生头头，问他怎么当上学生头头的？他承认，虽然头头是大家推选、大家同意的，但自己心里也有这个愿望，自己的表情、态度，也向群众表达了这种愿望。那么他为什么要当这样的头头呢？不是也有人没有这样的胆量、没有这样的兴趣吗？他说是为了逞英雄。为什么要逞英雄呢？他说他并不是要在男同学眼中逞英雄，主要是想在女同学面前逞英雄。又问：难道只是逞一下英雄就够了吗？他回答说，如果当了左派，革命胜利之后，就能把他所想的女同学娶来做老婆。常委们“扑哧”笑了起来。老宗说，我们并没有诱逼他这样说，这都是他自己要这样回答的。问他：你这样说，是为了让我们高兴、骗我们吧？他说确实是最内心的东西。其实，他内心的东西一定还不止这一点，但只要他承认了这么一点，也就够了，何必再问他？那么他到底有没有流氓犯罪呢？这个他矢口否认，但承认心里有流氓念头。你们说，这些回答是真实的吗？我看至少有几分真实，或者是用这几分真实来掩盖更深更坏的事实。一个中学生能说出这些来，哪怕是能编出这些来，也还是一种内心世界的反映。但我们还不能完全相信他。总之，这就是某一个造反英雄的灵魂，而且还只是一个中学生，才十九岁！我说嘛，哪有口号上喊的那么单纯、崇高！我看，凡是出头的人，十有八九内心有这些不干净的、以求一逞的东西！闹静坐时，这个学生是参加谈判的，也可以说当时我就把他看出来了！今天简单介绍这么一点点，这次就把他们放掉。对于我们来说，他们灵魂深处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不能让他们这样打着革命旗号来推翻了我们。东海龙王那么老的资格，败在小哪叱的手里总之不好！虽然是神话，也是历史教训，作家不是凭空瞎写的，只不过他反过来站在小哪叱的立场，那是文学的需要。其实呢，我看还孔老夫子说得对，“贵贱无序，何以为国”，不管什么时代、什么国家，这是基本的东西嘛。那个女店员，也并没有完全抓错她，她承认跟那个华侨是有所谓最密切关系的，她梦想那个华侨有一天能带她到海外去过灯红酒绿的生活！我们至少可以判断，在实际上，她已经是特务外围。总之我们抓起来的，确实都不是什么好人。　　

散会了，常委们走出会议室，他喊道，老宗。但老宗却只是掉过头来对他举了一下手，就在门口消失了。他的意思，是要跟老宗进一步沟通思想，因为老宗要求召开的这个会，不但没有实现老宗原先的意图，实际上反而被他否定了，不管他说得多么婉转，而且让老宗最后讲了那么一大通，老宗肚子里还是会有个不痛快。另外，对于运动如何指导，他也想跟老宗谈一谈。没想到老宗却这样拒绝了他，好像是认为没有必要再谈什么了。这是因为理解了呢，还是因为不理解？从表面的神情看，老宗并无不快。但老宗的拒绝，却在他心中形成了一个阴影。书记是常委一班人的班长，做为一个常委，书记有话要跟你说，你怎么掉头走了呢？好像因为外面是一个造反的时代，影响到内部也有点“无序”起来了。但何必让这么一点阴影留在心头呢？何必计较呢？他调整了一下心情，不留芥蒂，收拾起桌上的香烟火柴，起身离开了会议室。　　

　 　

　 　

第九章   力尽（之五）　　

　 　

刘克成的百十多人的队伍在厂里集中的时候，市委从电话里就得到了报告。工人是步行，估计四十分钟左右就会到达市委。打电话的人是厂里“四清工作组”的组长老丁，他同时也是市工业局的副书记。说，工人走出车间，在蓝球场上聚集开会，打出了大旗，戴上了袖章，宣布成立“华兴机械厂工人红色造反兵团”，《宣言》也贴上墙，传单都印得好好的了。有策划、有预谋、暗中串联、突然杀出！现在有人向工作组报告，他们的大旗是用厂里的国旗改做的！　　

办公室在电话里问明了《宣言》的主要内容，工人向市委提出的要求有三条，一是强烈要求市委责令“四清工作组”销毁所有“黑材料”，并向全厂工人深刻检查背离《二十三条》和《十六条》的错误。二是要求通过巴黎公社式民主选举成立厂“文革委员会”。三是要求市委改变目前对学生运动压制、对工人运动忽视的态度，把我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开展起来。老丁说，追随刘克成的人员的情况都已掌握，第一，全部是工人，没有干部，没有党员，有少数团员；第二，有四分之一以上的人家庭出身有问题，其余四分之三出身不好不丑。另外还有一个重要情况是，医校的学生头头史宏目前秘密住在一个工人家中，刘克成等几个人每天都去跟史宏碰头。　　

得到这个消息，他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这或许是因为他已经具体接触过刘克成，不是没有见过的，这个人马上就要率领一支工人队伍到市委来提出“三条要求”，如果说上次晚间的访问是探测，这回就好像是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其要求的第三条是干预市委对运动的领导的，这有点非同寻常。而其第二条也不简单，其目的是要在厂里当权，其方法说是自由选举，既有“公平”的姿态，也有当仁不让的自信，这些，都带有真正“造反”的性质。他一时还很难把这样厉害的“要求”跟他见到的活生生具体的、而且还有几分淳朴的刘克成联系起来。现实情况已经摆在面前，不容幻想了。来访的那天晚上，他曾不无忧惧地想到“工人运动”这个词，现在，那种忧惧复杂的感觉更为沉重压来，有点头晕目眩。而这一切又都跟史宏有关，这真是历史上“学生运动与工人运动结合”的重演呢，其势将难以估量！　　

他召集了常委会，并且让“文革办”程主任参加。他让市委办公室报告得到的消息，请常委们发表意见。而那边老丁也将工人的《宣言》着人送过来了。　　

老魏说，运动正在深入，各种各样的人都要跳出来表演一番，你不让他们表演是不可能的，就跟鱼群来了一样，你挡都挡不住它。可能还会有更多这样的情况出现，要做好思想的准备。老宗问老魏，怎么准备？老魏说，鱼多啊，要准备大篓子啊！他们连国旗都敢改，你能手软吗？我敢说，这样下去，“有反必肃”的那个名单还需要扩大。　　

老李说，工人上街，来对我们提要求，其中还要干涉我们的工作，解放以来还不曾有过。我们的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既然如此，为什么他们过去没有上街，现在要上街呢？过去他们没有事情要上街，没有想到要上街，也没有胆子敢上街，现在是我们开展了运动，号召他们来的。《十六条》上说，“广大的工农兵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我们给了他们胆子、教他们怎样找出事情来上街，所以现在他们上了街。学生也是这样。现在清楚了，学生只是打了个先锋，主力军还在后面。工人阶级在我们国家的政治上，总是摆在第一名的，第二是农民。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写在《宪法》总纲第一条上，这个大约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吧？如果改了这个，那真是复辟了，不但是资本主义复辟，整个旧社会都复辟过来了。我们这些人是立在工农联盟这个基础上面的，假如基础或基础的一部份要翻我们，那还吃得消吗？但他们不曾说要来翻我们，他们说是来让我们好的，他们提的不能算是无理要求，都在《十六条》之内，而《十六条》是我们的党中央制定和发布的。第九条、第十三条，就说到巴黎公社式选举问题，还有“四清”与“文革”的关系问题。虽然我们还不理解中央现在为什么要提出巴黎公社，但中央的指示我们是要服从的。至于工人提出的第三条要求，那是表明他们的立场态度，他们这个工人运动是支持前一阵学生运动的，这在《十六条》上也能找到根据，而且我们的历史书告诉过他们，工人支持学生是天经地义很了不起的事情。所以，一切都是合理合法，我们对他们不好硬打拦头板，要顺其势、观其行，看他们真的是做好事，还是做坏事，保留我们有一天要说话的权利。我们受党和国家的委任，受人民的选举，也是受工农联盟的委托，在这里行使国家政府的权力。这就是我们和他们之间最根本的、起决定作用的关系。　　

他看着老黄，老黄说，我同意老魏、老李的观点。　　

他问老宗，老宗说，那我就在以上各位所说的基础上，再具体分析一下。他们的第三条要求，不必跟他们解释太多，市委倾听了他们的意见就行了。关键是第二条要求，那是实的。目前各厂我们已经布置成立了“文革委员会”，他们要搞巴黎公社式选举，那就意味着要推翻旧的，成立新的。按照《十六条》所说，这个“文革委”，虽然是“群众组织”，却又是“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与此同时，他们要求“四清工作组”做检查，那么厂里的当家人，自然就是新的“文革委”，就是他们了。如意算盘就在这里。能答应吗？他们这个“兵团”，目前只有一百多人，而全厂近两千人，那其余人是什么态度？其余人也都是工人阶级一分子呀。所以这项工作还有待于进一步发动群众，至少要相信随着运动深入，群众会进一步全动起来，那时巴黎公社式的民主选举时机才会成熟。民主的原则通过选举的方法体现，那就看群众愿意相信什么、支持什么了。《十六条》第九条规定，“候选名单，要由革命群众充分酝酿提出来，再经过群众反复讨论后，进行选举”。不等于他们可以参加文化大革命，别人就不可以参加文化大革命。谁真正是革命的、正确的，群众就会相信谁。我们希望他们的“兵团”能够发展壮大，得到群众的多数票。但有一句话，他们听了会不高兴，就是：假如厂里有别的人成立了别的“兵团”，持有跟他们相同相近的，或者有所区别的立场观点，是否也可以呢？接照民主原则，当然也可以。假如他们真的是这样民主的平等的态度，我们对他们倒没有反对的理由，甚至我愿意改变我的一些看法。但改五星红旗为他们的造反大旗，这个如果是事实，那还是要调查追究的。至于其第一条，如果对“四清工作组”有意见，可以写大字报，但不可以这样一下子就要工作组做检查。　　

他征求程主任意见，程主任说，刚才几位领导谈得合情合理，有政策依据，我们接待他们时，照这样跟他们说，应该没有什么问题。至于是不是拿国旗改成了他们的造反旗，这个要跟他们核实一下，如果是这样，性质是严重的，他们先要把这个问题说清楚。还有，假如他们要求市委领导接见，怎么办？　　

他说，大家都谈得很好。程主任就综合刚才几位常委的意思去接待他们，只要他们是讲理的，是真诚的，就不会谈不通。我再补充说几条，第一，他们出于参加文化大革命而成立自己的“兵团”，我们要表示支持。第二，他们对市委的工作提出意见，我们表示虚心接受和研究。第三，关于在厂里举行巴黎公社式的选举，这个方向是好的，如果厂里多数群众有这个要求，可以在上级部门领导下，有序地进行，但在选举产生新的“文革委员会”之前，应当支持和帮助厂里原先由党委任命的“文革委员会”的工作。第四，“四清工作组”里有亭州本地的干部，也有外地的干部，性质是地委统一委派、直接领导。全省进厂的工作组有二万人，下农村的工作组有六万人，不是一件随随便便的事情。如果对工作组有意见，可以反映，市委也有责任向上反映群众的要求，在没有接到上级通知之前，市委还不好责令“四清工作组”怎么样。这一点要告诉他们，请他们理解。第五，需要说明的是，即使巴黎公社式选举产生的新的“文革委员会”成立了，那也是文化大革命权力机构，并且性质是“群众组织”，另外也还要有抓党的工作、抓群众工作、抓生产经营的领导机构。《十六条》的最后一条是谈到各级党委的存在的，所以将来不管形式怎么变，厂里大体还是党委、厂长、群众（也就是工会、“文革委员会”等等）三足鼎立，这是我们社会主义工厂的基本格局，文化大革命没有说要突破或改变这个基本格局，如果把这个“三位一体”革掉，那就涉及我们社会主义工厂的根本制度了。第六，关于要求市委领导接见，我们都作好准备，他们要求哪个接见，就哪个出去跟他们见面，既要肯定他们、又要教育他们，坦诚相见、加强沟通。最后，关于国旗的事情，要弄清楚是怎么回事。　　

他所说的，大家都同意，常委会也就结束，程主任赶往“文革”接待室。　　

虽然天气晴朗，他却好像嗅到了暴风雨的气息，心头有点压力，可是他又想到一些有趣的意思。“文革”，理论上庄严重大，不可不严肃对待，但作为眼前的群众运动，作为史宏刘克成他们，虽然在沿用着历史运动的某些形式，革命的对象却不太明确，有点抽象，多少有点像是一出结局难料的喜剧正在开场，正如马克思所说，历史重演或者被模仿时就会像是喜剧。他看过法国哲学家柏格森写的小册子，叫做《笑之研究》，因为是张闻天翻译的，他才拿来一读，其中说到“重复”是形成滑稽的原因，若加以运用，也就成了喜剧的手段。平时千万要注意不可模仿和重复，假如他模仿和重复某个众所周知的高级领导人的动作和口声，他必定会成为笑料。现在市委和他有一个责任，就是提醒“参加革命”的所有人们记住：文化大革命跟历史上真正的革命还是有重要区别的，不要把形式主义弄得太厉害，不要把喜剧演得太过份，那就有可能弄出一个悲剧的结尾。　　

那天，他不得不出去接见了刘克成和他的队伍，因为他们提出了这个要求。程主任不无担心地说，刘克成他们带了一面大旗，上面有“工人红色造反兵团”这些字，还带了锣鼓家伙，他们一路敲锣打鼓而来，倒像是厂里搞出了新技术新产品到市委来报喜的，这是什么意思呢？他说，敲锣打鼓而来，还要敲锣打鼓而去，宣传他们受到了市委的接见，这是尊敬市委嘛，那就让他们敲锣打鼓好了。程主任听了点头。　　

在靠近大门口的一间办公室里，他会见了刘克成和另外四个工人头头。刘克成他们以掌声迎接了他的出现。他心中还有点尴尬着在这种场合重新见面，刘克成却像见到最亲的人一样迎上来，双手握住他伸过去的右手，连声叫着“杨书记”，那态度的发自内心、带着热诚、带着谦卑，是真实的，既无惶愧，也无不安，倒像是认为他们的行动一定会得到他的欣赏和支持的，而他们也是真心爱戴他、寄某种希望于他的，因为他是市委书记嘛。再看看其余几个工人，他们那明亮的眼睛、朴素的面容、整个身心的态度，也都跟刘克成一样对他涌动着一种敬仰、热爱和希望。他心里反倒有点惭愧起来，感到自己的革命境界和思想灵魂在某些方面远不如眼前的这些工人，他们真诚地投身到党中央号召进行的政治运动里，把无比重大的责任放在了自己平凡的双肩之上，真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而在他的内心里却有着多少的存疑和保留啊！这么一感受，使他对自己作了调整，可以说是克服了某种偏见、放下了某种架子、解除了某种戒心，而努力以一种热情、喜爱，以及平等的、尊敬的态度对待他们。　　

刘克成说，刚才程主任把市委的表态告诉我们了，我们拥护市委的表态，接受市委的意见。关于“四清工作组”，刚才我们已经跟程主任说了，在工作组指使下，各车间对所有在那天上街跑步支持学生的人，都扣除了当天考勤，而且还要写检查，检查一天不交就继续扣除考勤，并且还要处分。工人就是靠考勤拿工资养家活口的，但是我们不能以写这个检查来换取工资。整理我们黑材料的工作一直没有停止，不断地把别的工人叫到工作组去谈话，要他们揭发和监视我们这些人，也要我们互相揭发。给我们起了个名字，叫做“对现实不满的危险分子”。工作组实际上是在厂里造成白色恐怖，凡是上街跑步的，群众都不敢跟你说话。他们把我关了三天不让回家，晚上也不让睡觉，说我的出身虽然没问题，但我的后面跟着不少出身不好的人，这些人现在被叫做“黑崽子”。他们要我写交待，我一个字也没有写，我说，你们这样做是不对的，第一，工人不管是什么家庭出身，都有权利参加毛主席号召的文化大革命，这个道理是很简单的，你们用“唯成份论”看待人，难道要这些人去继承已经被打倒的剥削阶级，才算是达到目的吗？这决不是党的正确路线。第二，市委承认学生静坐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我们工人上街跑步支持学生，当然也就是正确的，而且我们没有到市委门口去，假如凭这一点来说我们错了，还要看成反革命，那么在我们之前到市委门口去围攻学生的人该怎么看待？为什么他们倒是正确的？不但不要写检查、不扣考勤，还要看作是表现好，这不是颠倒是非，而且自相矛盾吗？第三，我要他们好好学习《十六条》，不要把斗争方向弄错，运动是要挖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错误方向，我们这些工人既不是当权派，也不愿意走资本主义道路！我说，你们不但把斗争方向弄反了，而且是在分裂工人阶级队伍。有人想跟我动手，我说，哪个敢动手，除非把我打死，要不然我跟他有账算！结果被我喝住。他们就这样“车轮战”，弄了我三天三夜，他们那样子，就是不怕逼出人命来。医校学生史宏江进海他们听说情况后，领着工人找“工作组”干涉，当时他们还煽动群众想抓学生，结果史宏发表了一通演讲，向他们宣传《十六条》和北京的情况，他们哑口无言，一个个跑掉了。有个知情的人领着他们找到关我的地方，把我救了出来。我们认识到要成立自己的造反组织才行。据我们了解，全市各个工厂起来造反的工人都在受压制，有挨批斗的，有女朋友不敢再跟他的，也有亲生的父亲把他赶出家门的，个别自杀掉的也有，这可以调查。学校里造过反的学生、支持学生的教师，也在受压制，这都是不对的。我们一遍一遍学习毛主席党中央制定的《十六条》，学习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和中央社论，感到毛主席党中央把什么都预见到了，我们觉得运动不能这样下去，觉得我们要站出来。史宏向我们介绍了北京的情况，他走访了“中央文革”，还走访了清华大学的蒯大富，他所说的一切，他带回来的一些传单，都说明我们受压不是孤立的，我们这点儿受压也算不了什么，斗争是残酷的，我们个人的命运已经跟党和国家的命运联在一起了，如果因为这样造反就要被打成反革命，就好像犯了天大的罪，那就不是自己个人的小事情。如果本来造反是为了当英雄，那现在还不如回去安安稳稳过日子，这个英雄不好当，要作好被打成反革命的准备。　　

听到此，他不觉暗起着一些感动。眼前的工人，确实只是我们的普通群众，不应当用某种成见看待他们。他合上笔记本，点点头，说，你反映的问题，市委一定加以重视。压制工人是不对的，所扣考勤要恢复，要你们写检查的事要停止，造成后果的要调查。他问，国旗是怎么回事？刘克成说，是个谣言，我们把管事的人带来了。刘克成做了一个手势，走出去一个工人，不一会带进一个人来，也是一个工人，瘦瘦的，年岁稍大一些。刘克成说，老梅，市委杨书记在这里，你把真实情况跟杨书记说。老梅说，国旗没有少，都锁在箱子里。会堂后台有一些不用的红旗，还有横幅，堆在那里，他们没有跟我说，就去拿了一面红旗，两条横幅，但不是国旗。外面怎么说起他们用了国旗的，我不知道。我一听到这话，就开箱数了几遍，因为我有责任呀，结果十面国旗一面不少，我就放了心。正好刘克成派人找到我，我就在箱子上加了一把锁，还贴了封条。现在两把钥匙都在这里，市委可以立即派人去验收。老梅说着拿出两把钥匙放在桌上。　　

这情况并不让他感到意外。工人们都看着他。他说，老梅，你做得对。我们就请“文革办”的程主任立即让公安局的同志拿这两把钥匙去验收，我们在这里等电话报告结果。我看验收结果是不会有问题的，我相信你们。他此言一出，工人脸上都出现欣慰的感动的神色，有个工人红着眼圈含着泪水说，杨书记，我们就等着你说这句话，他们为什么要这样看我们呢？他无言以对，工人也都沉默着。　　

老程拿着钥匙出去了，他找了个轻松话题，问工人们，你们拿了红旗、横幅，怎么做成你们的大旗、袖章的？一个工人说，是我出的这个主意，也是我到会堂后台去拿的，因为如果跟厂里要，就不可能得到同意，所以不如自己想办法，说得不好听，三要不如一偷，会堂后台平时没有人去，东西就堆在那里，我就取了一面红旗，两条横幅，门口传达室是支持我们的人，说明了一下，就让我把东西带出厂了。回来后我跟老婆两人晚上洗了半天，一起到城河里汰干净，晾在家里天井里，第二天用熨斗烫平。旗子上的黄字，是宫平在旧报纸上写的，他的字好。也是我老婆把字蒙在一块黄布上，照样子留个折边剪下，用缝纫机厾上去的。袖章是我老婆把横幅裁剪下来用缝纫机做的。上面的字，是写在硬骨纸上，用刀子镂空，用黄漆刷上去的，都是“土法上马”。他问，是你一个人刷的吗？他说，是我跟我老婆两个人，就像做地下工作一样。他听着笑了起来，工人们见他笑了，也都笑了起来。他问，那你的家属也是在厂里做工人吗？那工人回答，她是一布厂的挡车工，三班倒。这话使他想起在一次视察时进过织布厂的车间，那里织布机轰响得惊天动地，像什么似的把人无情地笼罩而且埋葬在里面，心脏好像随时都会因此而停止跳动，对面说话也只见嘴动而听不到说什么，像着了怪一样，当时他一下子流出了泪水，心中万分的悲悯，因为他想到多少女工就这样一辈子每天要在里面工作八小时，而逢到上夜班就更辛苦。她们虽然也是为个人挣钱，但更是为国家做贡献。他看着那工人，问，你姓什么？叫什么名字？那工人说，我也姓梅，叫梅有韬。他问，是韬略的韬吗？工人不好意思地把头点点。他说，你做事确实是很有韬略的呢！工人们又都笑了起来。他说，代我向你的家属问个好，纺织女工真是不简单啊，叫我在她们车间里，勉强呆半个小时能坚持，一个小时就绝对吃不消了，可是她们不但“三班倒”，每天呆在里面八小时，而且能做到万米无疵布，一直要做到退休，每天下班回家，上有老下有小，还有许多家务劳动，休息不好。工人们听了都不说话。梅有韬说，杨书记，确实是这样！　　

程主任走来，说，公安局电话来了，十面国旗不少，都在箱子里。工人们不吱声，都看着他。他缓缓抽了两口烟，站起来，说，刘克成，还有一些工人都在外面吗？刘克成说，都在外面，等书记接见。他手一挥，说，走！就在前头走了出去。　　

他问刘克成，你说说，你为什么要造反？刘克成说，感到毛主席的号召很对。他问，你自己呢？刘克成想了一下说，我父亲是园田上挑水种菜的农民，我初中三年，每个月拿助学金，寒暑假里都照样领到，等于是国家养了我三年，还让我上学。后来应征入伍，在部队时上北京受到毛主席周总理接见。现在毛主席号召“反修防修”，让我们的国家永不变色，我现在是工人，我应当积极参加。别的我没有任何个人的目的。他听了点头。　　

说着已到门口，工人以热烈的掌声迎接他。他看着排了队站在市委门口的工人们，想起不久之前站在这里的学生们，而现在是全然不同的面孔，他们的脸上虽然残留着学生时代的稚气，但有一半已经渐显凝重，显示着力量，就好比他们的双手，是跟做中学生的时候不一样的了，已经握过铁锤和摆弄过复杂的机器，所发出的鼓掌声也坚脆得像放爆竹似的。他就这样开始面对更为深入的一种社会形势，进一步切实感到做为市委书记，肩上的担子跟以前是更不一样的了。他脱口而出的一句话是，工人同志们，你们好！他觉得他传达出了他心中的某种感动，而这感动，也立即被工人们所理解，并且感动了这些工人，于是工人们报之以一阵持久有力的鼓掌，这不是对他个人，而是对共产党市委书记的尊敬，对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热诚。　　

他们仰望着他，一张张红扑扑的、热诚的年轻的面庞，眼睛闪闪发亮。　　

他讲了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而深远的意义，并且让群众听了感到很实在很切身。他夸奖他们通情达理，对他们说了许多劝勉和指导的话，甚至用“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来肯定了他们的积极性。刘克成带头鼓掌之后，说，请杨书记给我们授旗！这是他事先不曾料到的，但当然不好拒绝。拿着旗子的工人把旗子递给刘克成，并且退站到一旁去，而剩下刘克成站在他对面。当过兵的、并且据说还是厂民兵团的营长的刘克成向他敬了一个军礼，把旗子递给他。工人梅有韬小两口亲手做的这面旗帜，拿在手中似乎有着着特殊的感觉和份量。他的手有点颤动着，把旗帜授给了刘克成。刘克成接过旗帜，转过身，用一只手拿着，举起另一只手，高呼“毛主席万岁！”工人们响应着，发出的雷鸣一样的“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里面已经没有了中学生所残留的那种童少之音。刘克成走出几步，把旗帜交给原先的那个旗手，也像是授旗一样。刘克成手一挥，旗手就领着这支队伍转身离开了。刘克成向队伍的前头跑去。锣鼓敲打了起来，好像是一个不协调的旧形式用在了新的事物上。他目送他们在市委门前的街口消失，这才转身进中山塔，身边跟着程主任，好像都感到一种莫名的失落、压抑和空虚，耳中却听到那节奏单一而欢快热烈、渐渐远去的锣鼓声：咚咚咚咣！咚咚咚咣！咚咣、咚咣、咚咚咣！　　

虽然工人们离开了，锣鼓声也听不到了，他的头脑里一时却老是有着刘克成的那副大脸盘。看来，刘克成正在利用他，好像跟他已经有了某种友好关系似的，要利用这一点来支持他们在厂里的斗争，并且使自己具有某种威信和说服力。反过来，他要利用他们对自己的某种好感、某种信任，来施加某种影响、打下某种基础，以便他们在运动中能比较听话，在不可测的将来不会像脱缰的野马一样不可掌握。他是在利用自己给群众的较好的印象来为党工作，并无自己个人的什么目的。但那可能有的个人目的，作为一种可能有的存在，就很逻辑地显现出来了，那就是“取悦于群众”，或者更难听是“讨好造反派”。如果有人要责难他，那么这将是他们要说的话。但如果真的有人向他发出这样疑问和攻击，那可算是无稽之谈了，因为他犯不着去讨好造反派，他是共产党的市委书记，毛主席的文化大革命搞得再厉害，也是为了巩固和完善共产党，无论怎么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都是要团结的，而不是搞掉，党从来不会无缘无故地把自己的干部搞掉。文化大革命，归根到底要的是党，不是造反派，就像给人治病一样，最后要的是人的健康，而不是别的什么。他凭什么要无原则地讨好造反派呢？事实上倒是造反派从学生到工人，都对他这个市委书记极其敬仰或者说是“讨好”！如果说他对他们表现出温和友好的态度，那也是党的工作的需要，是一个市委书记应有的风度，并不是他个人在作什么表演、做什么政治交易！其实，他是把造反者的命运，在心中下了悲观的灰暗的判断的，虽然运动目前还正在方兴未艾。但他如果泄露天机，对造反的学生和工人说，你们都偃旗息鼓回家去吧，你们这不是出来做蜡烛吗？药用于治病之后，也就是药渣而已，很讨厌，谁都不喜欢，要倒进垃圾箱里去的！他如果这样说，他成为什么人了？谁都会说他“反党”，所有的常委将举手同意开除他的党籍，而且认为他简直是个疯子、傻瓜。对群众不能这样说，对身边的和下级的干部，也同样不可以什么话都说，一切只能是到什么山、唱什么歌。　　

他体会到他有一颗最能同情和理解的心。从毛主席，到毛主席在5月16日《通知》和《炮打司令部》中针对的人们；从造反的或反对造反的群众，到不理解的干部以及胆小怕事站在一边的人们；甚至还有老是被视为这个政权的敌人而以某某“分子”总称之的人们及其子女；他都能体会他们的心情，他都知道他们。　　

关于“分子”，如地主分子、右派分子，正像王雪所说，我们早就有了可以摘帽子的政策，而且确实已经摘了不少，只不过“文革”一到，这些人在整体上作为这个政权专政的对象，不知怎么反而被强调了起来，倒不是《十六条》所明文强调的，而是整个社会在自发地、有如自我恐惧一样地在强调，既像对瘟疫避之唯恐不远、拒之唯恐不力，同时又作为某种有力武器去对付别人。这样的结果，必然是偏离运动、干扰运动的方向。惭愧的是，老宗，甚至是市委，一开始也是以这种很顺手、很现成的武器来开展运动的，这已经受到了比如医校学生的指责和对抗，你不能不佩服这些中学生竟有这样高的政治水平。可悲的是，以老宗为代表，至今也不能算是放弃了这一蹩脚的武器。话说回来，即使是造反的学生、工人，虽然可以让出身不好的人参加自己的组织，但组织的头头在出身上还是必须避开这一条的，以免成为被攻击的弱点。这是怎样的一种怪现象？“文革”这样的运动一到，“文革”以前的一切，就像一锅粥，全煮在里面了。在以出身成份看人这个问题上，学生和工人所取的实际上是有所否定、有所扬弃的态度，真正带有“造反”的性质。那些“分子”和子女，作为人的希望，在这样的时代，好像倒是在造反派身上看到和体现了一些，也就难怪有一种观点总是把造反派和这些人一起笼统称为“牛鬼蛇神”，并且以此观察和对待文化大革命，不时以“无产阶级专政”去警告造反派。这是有点混乱的。　　

“分子”们的子女，因为年轻，血气方刚，也因为知道党的政策的正确完整的说法应当是什么，他们中的多数人并不自暴自弃，也并不退缩，而是勇敢参加“造反”的行列，虽然不当头儿，但属于坚定分子，好像暗暗为他们的某种权利而斗争，只是不好独立作为一条要求提出来，而是要在运动的大方向下面来实现。真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有作用力，就有反作用力，有斗争，就有策略。你说他们是“黑崽子”、是“反党”，要对他们“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又有什么意义呢？他们懂得，他们有生存的权利、有发展的权利、有爱国的权利、有革命的权利，一句话，有做人的权利。他们在“文革”合法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表现出对以前和现在所受压制及其社会成见的反抗，是可以理解的，但这种反抗是在合法的和谨慎的范围之内。敢于越过某种藩篱、认为自己可以为所欲为，以至于危及到国家社会的，恰恰是自以为高贵的人们，前一阵北京的红卫兵在城里和乡下就公然打死了多少“牛鬼蛇神”。这样的情况在今后、在全国的某个地方，难保不会还有发生。这才是最可怕、最可悲的！　　

就在第二天，亭州电机厂的工人陈安国也领着百十人的队伍来到市委门口，他们倒没有敲锣打鼓，而是一路高呼革命口号而来，他们也打着一面大旗，写着“电机厂红旗兵团”。他们的要求有三条，承认他们“红旗兵团”是革命组织，要求驻电机厂的“四清工作组”作检查，要求市委正确对待前一阶段起来革命造反的学生。这些要求，与刘克成他们提出的，如出一辙，好像商量过的，只是换了说法而已。面对这一新的情况，又召开了常委会，决定：怎么接待华兴机械厂刘克成他们的，就怎么接待亭州电机厂的这些工人。老魏说，这样下去怎么行？市委书记就不要做其它事情，就整天接见群众，给他们做授旗仪式吧！老李说，出个通告，以后市委不再这样做了。老黄说，为这个在市委门口闹起来，不值得，常委可以轮流接见，轮到哪一位，就哪一位出门接见，杨书记可以不列入，这样一来减轻杨书记负担，二来有了规矩群众就没意见，三来大家都到第一线去感受运动的情况。大家赞成老黄的意见。　　

亭州电机厂为头的工人陈安国估计也是二十几岁的人，只是显老些，看上去有三十岁，中等身材，粗壮结实，方脸宽腮，有一双暴突的大眼和过于分明的双眼皮，声如铜钟，说话不乏文彩，初中文化，在厂里本是一名钳工，既非党员，也非团员。他心中不禁感慨，工人中有着许多的人才，平时好像一点也不知道，在厂里可能连个小组长也不是，运动一来，就英雄起于四方，令人吃惊。毛主席总是让我们尊重群众，共产党不就是领导泥腿子打下江山的吗？多少普通工农成了如今的高级干部，真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是千百年历史的事实！难道从前的群众藏龙卧虎，今日的群众就只值得轻视吗？要不是毛主席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绝大多数人，甚至是我们的全体，还真的就会这样忘乎所以而不知不觉。毛主席认为不讲党群关系是很大的危险。对这些“英雄”怎么办？应当因势利导，用他们做“药”来治我们的病，吸收其中的优秀分子来补充我们的队伍。党的基础是工农群众，也历来总是从工农群众或具有无产阶级立场的知识分子中挑选人材。他这个市委书记，当初也不过是参加土改工作的一个高中生，家庭出身还是破落地主呢。中央的大理论家，“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陈伯达，已经对北京的学生讲“行百里者半九十”，这就是语重心长。所以，他不想轻视群众，他感到自己有正确的胸怀。　　

继刘克成，陈安国之后，像麻袋里的钉子个个要出头一样，纷纷有更多的英雄好汉在厂里“揭竿而起”，打出“革命造反”的旗号，用各种各样的红色名词给自己做了命名，来“要求市委领导接见”，所提出的要求与刘克成陈安国他们的相似，像是去请教过的，估计有的也未必就去请教过，只是认同而已，甚至好像是有意这样简单认同，目的只是为组织起来找个冠冕堂皇的理由。　　

这样看来，全市确实在形成一个“工人运动”，以支持前一阵的学生运动，来表示他们的“登上历史舞台”。与此同时，全市大小工厂单位贴领导大字报的多了起来，有的同驻厂“四清工作组”发生了面对面的争论。但事物确实总是“一分为二”，工人队伍里的对立面也出现了，事实上这种对立面在学生静坐期间已经出现。　　

当他发觉这种所谓保守派的力量正在形成全市的组织时，已经是好几天之后，据程主任所说，这一阵到市委门口来要求接见的工人组织，虽然来自不同的单位，但人数比较多，占着本单位人数的大半，并且他们有着相同的组织名称，旗帜是统一的格式，都是崭新的红旗，当中是毛体的“主力军”三个大字，上面一行宋体字“革命职工总司令部”，下面一行仿宋字“某某支队”。在这些旗帜上，从来没有出现过“造反”二字。　　

程主任有点忧心忡忡的样子，他却不禁笑了起来，他之所以发笑，不是感到高兴，是有一种幽默感油然而起，他看到的是这背后站着我们平时开展各项工作的领导序列，他们站在后面，而让经过他们挑选认定的群众骨干出面，打出群众组织的旗号。这种组织性和力量是那些零星的自发的造反派不可企及的。这形势他不感到好，也不感到不好。他感到的是这种外化和强化了多少倍的对立，是人民分成了两大块的这种令人觉得有趣而又担忧的形势。但他是无法取消这种情况的，既无法取消所谓造反的一面，也无法取消所谓保守的一面。从报纸上可以看出，这形势不仅亭州如此，而且是全国性的。他担心着毛主席党中央将怎样收拾全国性的这种局面？他唯有回答程主任说，现在，谁要成立群众组织，我们都支持，只要他们表示自己是关心国家大事，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学习《十六条》、运用《十六条》的。　　

就在程主任告诉他“主力军”的事情的第二天，亭州四乡八野的农民上了街，他们以郊区公社为“纵队”，以生产大队为“支队”，旗帜上三个大字是毛体的“同盟军”，下面一行小字是某纵队某支队。农民大军就这样打着旗号游行到市委门口，要求市委领导接见。这一天轮到老李，他看到老李精神抖擞地去了，过了一会儿门口那边就传来震天响的口号声。接见是顺利而成功了，可能也会有授旗仪式，一切都有喜剧味道，连他以前的接见和授旗，也被补上了这种可笑的意味。　　

他坐在办公室里不动声色，“主力军、同盟军”的背后情况，他虽然猜得到，却是一无所知，他是被排斥在外的，但他不生气，他理解成大家对他的爱护，因为他的身份是不同的，正如老宗早就对他说过的那样，他的手不必弄脏，他应当唱白脸，而让他们唱红脸。难道不应当有这种默契吗？难道他不应当理解这种无言的分工协作吗？同志们其实就在做着他考虑过的如何收拾局面的工作，岂能片面地让造反派成了气候而不可收拾？至于“收拾”二字，是有个方向问题的，不是收拾到这个方向，就是收拾到那个方向，而王雪在家里曾经谈到过最后切掉什么样的百分之五！想起来这有点可怕了。他意识到，所谓党的意志，在“文革”开展以来的现实情况下，已经出现分化，但还不至于公开。其中老宗他们表现出的这种意志，当然也算党的意志的一大块。党的意志是有集中性的，集中就包括不同意见的综合，有让步、妥协、平衡，要不然党就有分裂的可能。那么老宗他们表现出的这种顽强意志，在将来综合意志中仍然是份量很重的，必将进入毛主席的考虑之中。其实，毛主席早就考虑进去了：既分析了干部的“四种情况”，又指明要团结干部的百分之九十五。　　

就像顺理成章一样，继“主力军”与“同盟军”之后，学生的统一组织也出现了，并且比工人农民还进了一步，召开了全市组织的成立大会。各学校的“兵团”都制作了统一的旗号，按时在市一中大操场集中，成立了“红色保卫军革命总部”，显然是医校的“红色保卫军”的一种认同和扩大。共青团市委书记周爱山应邀出席大会并且讲了话。成立大会开过之后，就游行到中山塔门口。常委们都认为，这一回他必须出去接见并且给他们授旗。他心中很有数，这可算是一支“保皇派”的学生队伍。但这些学生同样是群众，而且人数更多，学生里的共青团员和向组织靠拢、积极要求进步的人，以及出身“红五类”的人，大多数都在这里面，是格外应当重视的。说实话，他很乐意接见这支学生队伍，就像喜欢自己的孩子一样。只是心里稍有不踏实之处，这是因为想到了那些“造反”学生的存在。　　

他再一次郑重穿起秘书取来的军装，他在接见全体学生之前，特地在里面先接见了学生头头，跟他们一一亲切握手，问长问短，他高兴而满意地看到他们都是规规矩矩懂礼貌的，周周正正、平平和和，没有突出的个性，给人纯洁善良听话之感，对他更有着一种不言而喻的亲近、依顺之情。凭着直感他就知道这是我们一向重视和培养的，他们终于这样组织起来保卫党了，他的眼睛都不禁有点为之湿润。他是否左右摇摆、是否感情上不接受比如史宏这样的学生呢？不，他甚至承认史宏那样的孩子可能更符合党对这次运动的要求，在某些方面可能要比这些孩子强、比这些孩子有革命性。可是，他心中喜欢和重视的，确实还是眼前的这些天生就可靠的好孩子。他在内心不得不发现自己有着偏见，但这种感情，是不应改变、也不容改变的。　　

常委们未必这样理解他，当他们一致认为这次接见必须由他出面时，其中好像另有意味，好像含有对他的考验和嘲弄一样。他们认为他的倾向在造反的群众这一方面，这种误解在无形中已经形成，但他也不必解释，日久见人心嘛。作为市委书记，他只能站在中央文件的立场上，对各方面的群众都要平等对待，引导他们正确开展运动，至于心中的好恶以及思考，那是应该提防着不要带到工作中来的。　　

那天他让老宗跟他一起去接见学生。他带有试探地说，老宗，形势大好呀！老宗说，形势也不是一下子就这样好的，我们对运动也有一个适应的认识的过程，现在知道了，这次运动有个特殊形式，就是让群众自己成立组织，这说起来很简单，但是，有这个自觉，跟没有这个自觉，是不一样的。学生闹静坐时，学生懂了，我们不懂，我们还在那里利用工会、利用工作组、利用党委，总之是老路子，这怎么行呢？不会转这个弯、动这个脑筋。我们落后了一步，但我们跟上来了。先是向造反派学习，接着是超过他们，成立的组织比他们大，人数比他们多，人员情况比他们好，指挥系统比他们强，各种条件比他们优越，是市委在“文革”中直接可以信赖、依靠的力量！除了工人、农民、学生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组织、可以起核心作用的，也要成立，由复员、退伍、转业军人组成，由老红军、老八路、老新四军、老英雄、老战士做骨干。你就放心吧，谁也动摇不了我们铁打的江山！我们确实需要放手发动群众，以前没有放手，现在要放开手、放开脚！他听出弦外之音，一面暗暗担心，一面微笑着点头。　　

站在中山塔门口，他让那些学生头头就站在他和老宗的身边，一起面对着全体学生。他发表了同样热情洋溢的讲话，所谓同样，就是他心中照顾到以前对另外一些学生表现出的热情。他对于“红色保卫军”的成立表示欢迎和支持，他语重心长指出，作为学校里的多数派，作为政治条件比较好的同学，你们要更加注意团结不同意见的同学，做执行党的政策的模范，不要以为自己出身好，就有高人一等的思想，就不注意执行党的政策。他要求他们在运动中好好学习毛泽东思想，学好用好《十六条》，在革命大风大浪中经阶级斗争的风雨、见反修防修的世面，按照毛主席提出的五条标准，努力把自己培养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让帝国主义在我们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和平演变的希望彻底破产！他觉得他的讲话从总的立意到语气口吻，都充满了鼓励和期望，几乎明显要表达偏爱之情，而且用“接班人”的话题暗示和鼓舞了这些孩子。他感到站在他身旁的老宗神气很旺，面带笑容，对他的讲话是很满意的。他讲话之后，老宗带头鼓掌。　　

那天接见后唯一的遗憾是，他努力要回忆那几个学生头头的名字和面容，却怎么也记不起来、没有特别的印象了。　　

在后院宿舍区，他碰见了老宗家的老二宗静，手上拿着几份传单，在小路上跳跳蹦蹦的走来。他喜爱地叫了一声“小静”。小丫头到了他面前，仰面叫了一声“杨伯伯”，把手中东西一扬，放到身后，说，我来找建国哥哥的，他不在家。他问，什么好传单，能给我看吗？小静就把手上的传单给他，说，看过要还我，这是我要做收藏的。他说，我就在这里看一看，好吗？小静说，好吧，正好陪我玩玩，来，你坐下。小丫头拉他在旁边石凳上坐下，而后就坐在他的身边，捧着脑袋想自己的心思。他就很有兴趣地看起传单来。　　

其中引起他注意的，首先是来自清华大学的一份大字报传单。他第一次看到，一直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作为在人们心目中仅次于毛主席的一位领导人，被直点其名写上了大字报的题目：《刘某某同志七月二十九日讲话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光是这个标题，就已经使他像是树木遭了连根的震撼一样，所有枝叶都簌簌颤抖，天旋地转，身体好像就要倾倒下来。　　

“坏了！”头脑里不知是一个什么声音，风一样吹过，令他遍体皆冷。其实他并不是一点不知道，只是他第一次看到这样公然直点其名的传单。他从一种恐怖的幻觉中清醒，而后就仔细看这份来自清华大学的大字报传单。这是一份批判文字，至于所批判的内容，他不陌生，就是八月初市委按上级要求组织师生从录音收听的“中央首长七月二十九日人民大会堂讲话”，其中有“老革命遇到新问题”这句名言，少奇同志还有这样一些话：　　

　 　

怎么进行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太知道，你们问我们，怎样革命，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它许多同志，工作组成员，也不晓得。有时没犯错误，人家也说你错了，是不是？那时自己也莫名其妙。　　

　 　

这些话，都在大字报中遭到严厉的责问和批判。他记得他收听录音时，也是注意到这些话的，是深长思之而又玩味其弦外之音的。现在看了这份大字报，问题很清楚，就是中央内部对开展文化大革命，的确有重大分歧，并且就这样公开暴露、诉诸群众了，而另一面的“诉诸”，是一个星期之后的八月五日，毛主席写了《炮打司令部》这篇震惊世界的大字报。虽未公开见报，却已举世皆知。　　

这一切都是前所未有、不可思议的。但一切也并非毫无精神准备，像他这样级别以上的人，几个月之前就得到过中央5月16日《通知》，那上面有些话就差着明说了。广大群众从前绝不可能这样了解到、关心到、干涉到党中央内部最上层的分歧，现在就连宗静这样十四岁的小丫头，也能知道这些内容了，并且捧着个小脑袋在沉重思考、深深忧虑着呢！　　

清华大学大字报的片面性在于，这样高的领导人讲真话，用自己的方式、自己的语言，讲自己的真情实感、讲事物的真实情况，不是很可贵吗？不也表现了一种民主的、相信群众的态度吗？　　

但从另一面看，清华大学的大字报也言之成理，是坚决站在维护毛主席的立场上的。问题在于，中央这样高层的分歧，大学生写出大字报印出传单来指手划脚，在从前是不可思议的，可就这样成了现实，群众都来“参加”了！然而，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样大的事情群众怎能无动于衷？果真无动于衷，那就更不好了，哀莫大于心死嘛。　　

这如何是了？光是好奇也就足够让群众表现出极大狂热来，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这样。大民主当然是好事，但这样一下子、一竿子到底大民主起来，就连干部也都没有准备，所以才很不理解，然而群众好像是不考虑这么多的。　　

这张大字报是一个信号，一个惊天动地的信号，它或者是错误发出的，或者是正确发出的，或者是一种冒失，或者是一种必然，都总之是升起在首都上空的信号。他迅速理解了一些问题，也立即坠入空前的困惑与恐惧之中，但他马上本能似的让自己逃避开去。他深感自己地位渺小、有着在这样重大事情面前的无力与恐惧。　　

运动初期北京市委的改组，地位显赫、令人崇仰的彭真的沉沦，他在小报所载的照片上看到彭真、万里等人被学生反绞着手臂、胸前挂有写着“打倒”字样的硬骨纸，硬捺着挨“批斗”，真是惊心动魄、惨不忍睹，觉得太过份。但他跟最普通的群众一样，只能作为一个好奇而恐惧的看客，保持沉默，只不过他不会像群众那样转而狂热起来。他为党为国能做到的，还是只有落实到“守土有责”四个字上来最为妥当。而到底怎么“守”、能不能“守”住，也已经渐成问题。但是，上层分歧的由来和发展是什么？怎么就闹到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程度？却令人不得不思考起来，陷入忧心忡忡之中……　　

还有一份引起他特别注意的传单，是北京工业大学三年级学生、校“文革委员会”副主任谭力夫八月十二日的一份大字报和八月二十日的一篇演讲。这个大学生，演讲如此流畅挥洒，丝毫没有党八股气息、没有小家子气的拘束，倒像个高级干部的口吻，真令人开了眼界。　　

“有人说我们有的同志不敢领导了，我才不理这一套呢，我反正权力还在手，我就敢骂人。骂完了，我挺着肚子，像个无产阶级的样子下台。下台也不能软骨头，不能像狗熊一样，不能给无产阶级丢脸。（鼓掌）”　　

读来提神，可也令人深思：在这样高贵的语气里为什么露有悲音呢？反映了什么样的情况？这个“有人”是什么样的人？什么是“敢领导”？是一些什么人要让他下台？他为什么考虑到了“下台”？他是在什么“台”上？他骂的是谁？他是什么权力“还在手”？在下面听着他演讲并且给他“鼓掌”的是什么人？　　

“有人对黑帮不恨，彭真的‘重在表现’给他那么多的甜头，怎么恨得起来！可是，对工作组，对一些老革命同志，却恨之入骨。对斗工作组比斗黑帮还带劲。知道哪一个干部犯了错误，就高兴得不得了，大有雀跃之势。看着共产党的干部犯错，你高兴什么？他妈的！一讲阶级路线，他们也来讲几句，怎么配呀？说起阶级路线，我们是‘既得利益者’，同志们，举一个例子，很简单，翻身贫农的儿子和被斗地主的儿子，谈起土改来，怎么会是同一种心情？（鼓掌）”　　

这里的“有人”显然是指“被斗地主的儿子”一类的师生了。那么小报照片上反绞彭真、万里的双臂进行“斗黑帮”的，难道倒是谭力夫这些学生，而不是“有人”这些学生？是的，像史宏这类学生，在运动初期还没有出世呢。事情真是复杂到越出常理、不可思议。　　

谭力夫的演讲直率无伪、自成一体，但理论上并不完备，政治上并不成熟，也可以说是特定情况下的产物。从语气之大和语言之辣可以看出，谭力夫出身在高级干部家庭，这大约也是能担任校“文革”副主任的原因，是学校党委、工作组指定的人选。至于那份大字报《从对联谈起》，围绕一条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展开讨论，而谭力夫赞扬这个对联。　　

另有一份传单是北航附中“赤兵”的《自来红万岁》，语言刻板无味一些，但其中有这样一些引人注目的话：“是我们无产阶级的父辈打下了这大好江山，难道我们无产阶级的后代就不应该坐江山吗？我们红五类子弟是学校理所当然的主人，我们红五类子弟是国家的理所当然的主人。让那些迫害、歧视、嘲笑我们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工人、贫下中农的人见阎王去吧！中国是属于我们的，世界是属于我们的！我们要高呼：自来红万岁！红五类万岁！”　　

“见阎王”三字令他吃惊，好像是对运动初期红卫兵在北京城乡打杀许多“牛鬼蛇神”的一个注脚。由此可见，前一阵，或者直到目前为止，北京的学生之间，发生过什么样的争论，涉及到了什么样的问题，有着怎样的分化和组合。　　

这情况似乎是落后于文化大革命所定主题的，简直属于需要启蒙的课题。对这个“血统与革命”、“出身与选择”的问题，党早已有正确的说法和政策；在共产党之前，几千年的历史、诸子百家、社会常识也早已用无数事实昭示了应该怎样看待这个问题。可以说，这并不是一个高深的问题，凭着一个正常的头脑也就能够正确加以判断。怎么如今在中学、大学这样知识分子成堆的的地方，却忽然兴起这样的激烈争论呢？真叫人诧异，也深刻反映着某种问题。　　

但也不奇怪，历史上有些朝代，最明显的比如魏晋、元代，就曾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在这种荒谬之中，不也维持了许多年的统治吗？在西方，贵族统治的等级社会里，也是这样。“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这种生物学上的道理，有时就真的能在人类社会中用强权来推行！这可以说是反人类的。　　

从谭力夫、赤兵的言语看，所发生的争论可不是闹孩子气，而是很严峻的一件事情，问题被推到了这样极端的方面。就是说，文化大革命竟然惹起了这样的一种敏感、紧张和对抗，并且在北京有突出的表现，虽然由“文革”而起，反映的却是一种社会矛盾，这矛盾在“文革”前无声地存在着，而“文革”把它触及得发出了尖锐的声音，这样乱了起来。要做多么艰难的工作啊。但坏事也将是好事，凡是真正重要的问题，都将不再沉默，要求人们的正视和改进。吹万不同，咸其自取，怒者其谁？怒者文化大革命也。　　

他不无痛心地看到，谭力夫、赤兵所“吹”是不对的，是理直气壮地陷在愚昧野蛮乃至法西斯式的思想之中，而所谓“被斗地主的儿子”们，由于地位和处境的屈辱，倒反而掌握了真理，在“文革”的问题上是符合和拥护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这就始料不及地形成了又一个矛盾，而这样的矛盾在亭州也同样存在，刚刚在接见“红色保卫军”的学生时，他就分明地有所感觉。只是亭州比起北京，没有那么多出身高贵的学生，矛盾没有那么激烈，也没有出现亭州的谭力夫。　　

问题在于，运动初期工作组自然而然是依靠“红五类”出身的学生的，搞了“破四旧”、“上挂下联斗黑帮”、“横扫牛鬼蛇神”、“批判反动学术权威”这些事情，并且组成了“红卫兵”和学校的“文革”领导机构，学校里形成这些学生地位格外崇高以至傲慢自负的局面。可是后来情况发生了相反的变化，另外的一些学生带着受压的情绪和完全不同的观点起来了，他们把斗争矛头指向工作组和学校党支部，认为前一阶段运动违反了党中央指示的方向、是搞错了。这就是造反派学生的出现，其中很自然的就包含了大部份“被斗地主的儿子”之类的、或一般平民的学生。　　

在“文革”前的年代里，这部份学生受到歧视、贬低的情况是事实，是我们的“阶级路线”执行中的偏差（几乎不可避免），到“文革”这时，就激化起来了，而且有了表现出来的机会。运动初期的遭排斥、受压抑，成了光荣，他们成了正确的人，有成为中央所说的“左派”之势，而原来以“红五类”出身自居，并且在学校里处于“掌权”地位的，反而好像掉进了“犯下政治错误”的深沟，加上他们其中许多是干部子女，父母还有成为“走资派”之嫌，是造反群众的“矛头”所指，这一切，岂不完全是“翻天、变天”吗？斗争简直是自然而然、不可避免的！这是人民内部矛盾出现了对抗性的局面。这是很危险的，但事先却没有想到，大约这些学生自己也没有想到。　　

确实，在“红五类”看来，一九五七年可不是这样的，从来都不是这样的！可是，问题越来越清楚，党中央毛主席所说的文化大革命却正是这样与以前相反，他们前一阵确实算不得正确了，而“黑五类”之类的学生倒“碰巧”是对了。“红五类”垂头丧气，“黑五类”扬眉吐气，“红”与“黑”的处境就这样戏剧性地被对调了位置。　　

“革命接班人”当然只能是“革命左派”，而干部子女们却不是的了！这不能不使这些孩子万分困惑、愤慨冲天，想起了父母打江山的光荣历史，想起自己的“红”出身和在政治上一贯受到的重视，无论如何自己该是这个社会明天的主人，无论如何“革命左派”的称号不可以被别人夺去，就喊出了“老子英雄儿好汉”，一定要把这种很不利的局面再改变过来，把被颠倒的天经地义再颠倒过来。　　

殊不知他们用来作为最有力武器的这个“血统论”口号在理论上不正确，也不得人心。要拧回到“文革”前的某种秩序上去，要把前一阵对一般群众的排斥和压制继续下去，看来是很难的了，中央和群众这两头都不同意，所以这些孩子在强词夺理之下有着不可避免的悲音！谭力夫都有点声嘶力竭、歇斯底里了，而《自来红万岁》则更为幼稚肤浅、声音嘶哑。　　

理解至此，他的眼睛湿润起来。然而，这个矛盾将怎么解决？　　

杨伯伯，你感动了？看上去一直捧着脑袋想自己心思的小丫头，原来却是注意着他的呢！他说，是啊，我有点感动。小宗静说，杨伯伯，看了谭力夫讲话，我也很感动，不过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感动，所以来找建国哥哥，这下子好了，你给我说说，这个谭力夫怎么会让人感动的呢？　　

他说，他是用自己的语言说话，说的是他心里的真话，一腔热血，没有吞吞吐吐、扭扭捏捏、装腔作势，所以印在传单上，也能感动读者，古人说，修辞立其诚，就是这个意思。不过，文章能打动人，跟文章观点是否正确未必是一回事。你说“老子英雄儿好汉”、“自来红万岁”的观点正确吗？我们能这样对待自己、对待别人吗？能这样治理一个国家吗？一部份人是自来红，一部份人是“自来黑”，有贵贱之分，有门第之见，把人分成三六九等，人与人之间这样的关系，正常吗？凭着我们的“自来红”，去歧视、排斥、打击别的人，这是“社会主义”吗？这是“无产阶级专政”吗？　　

小宗静皱着眉，摇摇头。他说，观点是可以讨论、也是可以改变的，我们不能因为谭力夫的观点不正确，就不团结他，就反过来又把他看得一无是处，不能因为他今天骂别人，明天别人就可以骂他。人与人之间，同学与同学之间，不应当这样不友好、这样对立，是不是？　　

小宗静点点头。他说，你们这些孩子，要好好在这场运动中观察、思考、成长，自己教育自己。像谭力夫，受一点挫折对他今后也有好处。人人都要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真正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真理，要不然将来把班给你们接，你们也接不了。所以毛主席说这个运动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意义，这也包括了我们，包括了你们。我们都应当在运动中使自己的思想进一步革命化、科学化，掌握正确的世界观、方法论，是不是？　　

小宗静说，杨伯伯，你说得对，我懂了。刚才我想到我做的一件不好的事情，其实，做了这件不好的事情之后，尽管没有人说我，我却随时都会想到这件事。　　

这话令他惊讶，他问，什么事？能对我说吗？　　

小宗静说，到外面“破四旧”的时候，我打了人。我从来没有打过人。我打的而且是一个老太太，因为街道上有人告诉我们，她是一个地主婆。我就好像看到她从前是怎样作威作福、欺负白毛女的，我就一个巴掌打在她的脸上，恨不得就把她打倒在地。但我力气不大，好像倒把我自己的手弯子打闪了。她看着我，眼睛里不但没有老妖婆的阶级仇恨，反而是一个老祖母、老外婆的善良神情，对于我动手打了她，感到意外，感到我这个小女孩没有教养，而且感到我可怜，她想抱住我喊我小孙女并且教育我，但是她由于身份不同，她无法开口，也无法安慰我。　　

这时我好像才知道，老地主婆也是一个人，可能还是一个有文化修养的人，不应当简单地用“地主婆”三个字去看她。其实我心里本来也不是一点都不知道，但我打的时候就不考虑这些，就只对自己说，她是最可恨的地主婆、代表了天下所有的地主婆，我要通过打她来表现我是革命的，可是打过之后我面对的是一个普通老太太，从前这个老太太是不是作威作福，也已经不重要了。她不觉得自己挨打得冤枉，反而为我感到惋惜，反而原谅我，她的那个神情就印在了我的脑海里，随时都会浮现出来。我打了她，痛苦的倒成了我。这事情我从来没有对别人说过，也许我会痛苦一辈子的。　　

小宗静的话让他感动，多么好的孩子！他说，你的认识是对的，那个地主婆确实也是人，即使她过去做过不好的事情，那也是在旧社会，现在她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也生活十几年了，思想情感也会有一些改变、有一些进步是不是？而且她作为地主婆的经济基础、政治基础都已经没有了，这是我们认识问题的一个基本依据，要不然就会把事情做得过份，让我们自己后悔。同样如此，别人在对待我们时，如果不首先看到我们也是人，反而只是用一个概念来套我们，这也会出问题，他们也会犯错误。　　

小宗静点点头，指着他手上的传单问，这一张传单我看不懂，能这样写大字报吗？我看了害怕。　　

他说，我认为不能这样写。但他们已经这样写了，我们呢，也不了解情况，可以保持沉默，将来让历史告诉我们该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看不懂不要紧，没有必要对什么问题都表态，要容许人有个学习的、思考的、认识的过程。有的数学题，有人一辈子也不会解，或者谁也解不到终极的答案，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有的历史几十年、几百年都没有弄清楚，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实在不懂可以暂且丢到一旁去，以后有机会再求理解。你唱个歌给我听听吧，我想听你唱歌呢！　　

小宗静就站起来，脸上的表情是一下子把那些苦恼的和难懂的问题轻轻松松丢到一旁去了，唱起了歌剧《江姐》上的《绣红旗》。歌曲复杂婉转，但她唱得很准，稚嫩的嗓子甜美文雅，脸上还富有表情。　　

他禁不住又眼睛湿润了，并且笑起来，说，你把杨伯伯的眼泪都唱下来了，不曾有人教你吧？你是自己学唱起来的吧？唱得真好！等文化大革命结束，我送你进中央音乐学院，或者上海音乐学院，将来到空政文工团、东方歌舞团去当演员，唱歌剧！小宗静扑在他脖子上，说，杨伯伯，你可要一言为定啊！他眼睛更加湿润着，说，一言为定！一言为定！　　

　 　

　 　

第十章   力尽（之六）　　

　 　

毛主席在北京一次又一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老宗的女儿宗静在十月一日见到了毛主席，他的儿子杨建国是在十月十八日。这是毛主席第三次、第四次接见。前两次亭州没有得到上级通知，所以不曾组织学生去，下面意见很大。按上级通知，到北京去的学生，是有家庭出身的要求的，工农兵和革命干部家庭出身的学生优先(看到通知里的这些千篇一律的话，他不禁一叹)。在亭州，各校参加和支持静坐市委的学生正在做检查、挨批判，也就不可能得到这份荣誉和幸福。当程主任把亭州市“文革办”关于如何组织学生进京接受毛主席检阅的《通知》文稿给他批准时，他加了一条：“出身虽然不好，但本人表现好的学生，也可适当吸收为进京接受检阅人员”。说实话，写虽写了，至于下面怎么执行，他不会去检查，什么叫做“适当”，他也不知道；而在“文革”的情况下，什么叫住“表现好”，更是会有不同看法，他无法在文字上做更明确的规定，也不想去对某一个学校作具体的指导。但是，他好像必须这样写几句，才在自己心理上通得过、才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似的。他于是体会到，有许多事情是不以写在纸上的东西为转移的。　　

思想有时可以跑在事物发展的前头，但思想一时会拧不过现实，这种情况也会有。后来，“文革办”《通知》里的那些规矩，不知怎么就被学生冲破，所有的学生，不论什么出身成份，不论是哪一派的，既没有人去查问他们的有关表现，也没有人去把握什么叫做“适当”，都结伴成群，自已做主，涌出校门，像蜜蜂离开蜂箱一样飞出去了。免费乘车，到北京去见毛主席，到井岗山、韶山、延安革命圣地去瞻仰，到心仪已久的各大城市和有名的大学里去观光。亭州简直像一座空城一样清静了好多，他也似乎再不必为学校的“文革”和这些学生操心了。　　

好像是趁着这“太平”时光，市委召开了全市工交战线“抓革命、促生产”动员大会，要求各单位全力以赴大干第四季度，全面完成和超额完成全年经济工作指标，为第三个五年计划头年首战告捷而奋斗。这才是正常的工作，日子应当是这样地过。　　

也好像是“革命”方面嫌冷清，要来点儿热闹一样，社会刮起一股改名称的风潮，比如某中学改名为“卫东中学”、某小学改名为“红书小学”、某粮店改名叫“向阳粮店、某药店改名叫“为民药店”之类。但他知道，“革命”方面真正的矛盾依然存在，而全国大串连的学生们终归是要回来的，不知又将出现什么形势。他悚惧地等待着。然而，“文革”舞台上的主角，却换成了工人阶级。　　

一九六六年最后两个月，亭州“文革”是在紧张激烈、大起大落、十分戏剧性的情况中度过的，最后，即使老宗，一向在握的缰绳，也完全从手中脱落。　　

十一月八日，有几十个工人来到市委，说他们被“主力军”打了，其中确实有脸被打肿的、鼻子被打出血的、眼睛被打青的，伤势不算严重，却打得很难看。原来，“主力军”在工人文化宫大会堂批斗郁平，这几十个没有戴“主力军”袖章的工人要进去，说“我们也是工人，我们也要听听”，他们冲破门岗阻拦，向里闯去，但毕竟人少，在院子里就被拦住了，混乱中发生殴打，寡不敌众吃了亏，这些人被赶出了大门。这是一种新的情况，程主任及时报告了他。至于那些工人，来自好几个工厂，说并不是约在一起的。程主任记下他们的姓名、单位和伤情，安慰了他们一番，让他们到医院去进行一些处理，医药费可以到“文革办”来盖个章，回单位报销。也就把他们劝离了市委。　　

“主力军”后来押着郁平，高呼着“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上大街游行。　　

怎么工人批斗起医校教师郁平来了？谁同意把郁平提出看守所、到社会上去批斗的？为什么要这样做？“主力军”怎么就使用起工人文化宫来了？程主任也不能解释这些问题。他心里又是一阵郁闷，亭州运动的某些方面不在他的掌握之中，虽然他大而化之、不以为怀，但每当发生一些情况，他的情绪还是会发生一些波动。当然，他很快也就让自己平静下来。　　

他所不满的是，从医校学生静坐市委那时开始，老宗就开始利用工会组织，现在干脆让众所周知的工会负责人老刘做了“主力军”的头头。出发点也许是好的，但难道就可以无视或敌视另一面工人的存在吗？为什么不能让各单位把另一面的工人尽可能团结进来呢？至少要问：有没有做这方面的工作？　　

此外，各单位原本各自分散的“主力军”，就这样第一次聚集一起，用这个批斗会，显示了作为全市性群众组织的存在，这些，不但给了刘克成、陈安国这些人一个信号、一个示范动作，而且将剌激他们集聚起来相抗衡。这就是“执者失之、为者败之”的道理。那几十个去闯“主力军”会场的工人，不管是不是刘克成指使的，都代表了一种必然的倾向。　　

果然，不久之后，几十个工人来到市委“文革办”，其中为头的就是刘克成、陈安国。他们要成立全市工人造反派的统一组织“工人红色造反司令部”，要求市委予以批准，要经费，要活动场地，总之一切“待遇”都要跟“主力军”的一样，而且，他们还有一条理由，就是上海的工人阶级已经成立了全市统一的革命造反组织。　　

程主任说市委并没有给“主力军”什么待遇，刘克成他们就举出工人文化宫的例子，程主任说那不是市委给他们的。陈安国说，你的意思是说谁有本事谁就去占有，而你们默认，是不是？现在工人文化宫已经被“主力军”占有了，亭州总共这么长一条主要大街，剩下好做总部的地方只有工商联、剧场这两处。假如我们“工红”把总部设在工商联或剧场里，你们默认不默认呢？　　

程主任无言以对，只好表示这么大的事情要向市委汇报。他听了也感到为难，又不能推给老宗，就召开常委会。　　

问题一摆出来，老宗就说，什么经费、活动场地！全市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统一组织已经有了，不能再成立第二个组织，只有阶级敌人才希望工人阶级一分为二。程主任小心地问，怎样回答他们呢？老宗说，他们可以申请参加本单位的“主力军”，不可以另行成立组织。　　

程主任脸上现出难色来。　　

老宗又说，现在已经很清楚，这些人打着文化大革命旗号，是冲着什么来的？假如我们束手无策，假如我们不运用我们的权力和组织系统把工人阶级组织起来，我们就会像螃蟹被掐掉它的脚、撧掉它的钳子一样，叫做没脚蟹，那还有什么还手之力？还有什么安全可言？在这个问题上就是要不讲理，这个理跟他们讲不得。“主力军”是在工会领导之下的，各级指挥由工会的负责人或工会指定的骨干担任，而工会是工人阶级选举产生、经过上级党委批准的，在我们这个国家是合法群众团体，离开工会领导去成立工人组织，是不允许的，是无政府主义，是别有用心。　　

老宗说着，老程在本子上记着，大家听着，好像都默认这一说法，而这一说法本来就是最正统的，但现在好像反而有强词夺理之意。　　

他没想到老宗会这样旗帜鲜明，大约也没有第二个人能像老宗这样干脆利落、一点不拖泥带水。不过他担心着，这样的回答能否解决问题？刘克成那些人能接受这样的回答吗？可以断定是不可能接受的。　　

他问了一下，有无不同的或者补充的意见？都摇头。就是说，大家提不出或者很难提出别的意见来。是的，什么是不同意见或补充的意见呢？难道能主张让刘克成他们去成立他们的组织吗？这话怎么好说呢？而老宗的话，也不是硬要强词夺理，只是有点跟总的形势不合拍，但在座的有谁能驳斥老宗呢？就连他也不能。他只能让老宗就这样说下去、做下去。话说回来，倘若果真能把刘克成这些人遏止、打退下去，果真能通过“主力军”来控制局面，而背后是老宗牢牢掌握着，这样直至运动的“收”，又有何不好？　　

他说，老程就照这个精神回答那些工人，这就是市委的回答。　　

第二天上午，程主任回答了前来听取答复的工人们，立即遭到“迎头痛击”。陈安国口若悬河，一边说着，一边翻动着他的双眼皮很重的大眼睛，真是有声有色，程主任被批驳得“体无完肤”。一个脾气暴躁的工人把办公桌捧翻在地，几十个工人朝市委里面闯来。他接到了程主任从门口打来的电话，得知一切，作好了接见这些不速之客的准备。　　

秘书把人拦进了小会议室，他就面带笑容走了进去，程主任和一个工作人员这时也从门口赶到，带着记录本，样子有点狼狈，但保持着忍辱负重的工作状态。刘克成说，杨书记，刚才我们对程主任已经初步谈了一些，市委的答复真是让我们没有想到，我们个别人情绪激动了一些。程主任忙说我们能理解，对我们发一点脾气不要紧。这时他看到一个工人神情有点尴尬、眼睛朝着屋顶一翻，瘦瘦的，个子不大，青春的脸上有几分顽童的表情，想必就是刚才捧翻了桌子的人。他特地走上前，跟这个工人握手，问他你叫什么？这个工人现出一种镇定的神情，说，我叫金满林。他说，这个名字好，金子像苹果梨子一样长满了树林！工人们都笑起来。金满林也破颜一笑。这样调节了紧张空气之后，他让自己神情宽厚，不动声色地抽着烟，问，你们对市委答复是怎么看的呢？　　

刘克成看了一下陈安国，陈安国站起来，一开口就声如铜钟，说，杨书记，市委叫我们参加本单位的“主力军”，可是我们本单位的“主力军”一直排斥我们，我们不但参加不进去，而且是他们打击的对象，都等不及跟我们“秋后算账”了，现在就要算账。这一段时间以来，各单位一面以生产为名束缚我们，一面又歪曲引用林彪同志讲话，把斗争矛头指向我们。林彪同志讲话有一段是这样说的：“一小撮反动资产阶级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和我们不同，他们企图炮打我们无产阶级革命的司令部，我们能容许他们这样干吗？”　　

这段讲话的意思是很清楚的，是警告敌人不要接过文化大革命的口号浑水摸鱼。可是各单位“主力军”及其幕后指挥者，却引用这句话来针对我们这些人，并且针对前一阶段朝阳中学、医校学生的革命行动，这种手法，恰恰正是林彪同志讲话所指出的接过“炮打司令部”的革命口号，而将矛头倒指。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今天我们来了，请市委看一看，如果我们属于林彪同志所说的“牛鬼蛇神”，那就在这里把我们抓起来，可如果不是呢？那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全市各单位口径这样统一？他们说，对文化大革命过去不理解，现在理解了，原来还是要抓造反的这些人啊，还是要秋后算账！　　

还有一种说法是，既然不能派工作组到学校里去，也不许工农干涉学生，那么只有动员我们根正苗红的孩子参加红色保卫军，去跟造反的学生斗争到底，到最后，接班人就锻炼出来了，文化大革命就决战胜利了。　　

这两种说法现在很流传，各单位都像是开会传达过一样，刮起一股风来。请问市委，这又是怎么回事？这是符合《十六条》的精神的吗？把林彪同志讲话歪曲到跟《十六条》相冲突的地步上去，这是什么行为？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解，为什么荒唐、可笑到这种程度？我们将保留追究的权利！而在这种情况下，市委叫我们回去参加“主力军”，请问市委有没有跟“主力军”讲好，让他们吸收我们呢？如果讲好了，而他们不执行，是他们的事情；如果根本就没有讲，乃至于讲的是另外一套，市委的诚意何在？为什么糊弄我们？真正的意图是什么？　　

其实，说穿了，“主力军”是什么货色？弄出这么一个“主力军革命职工总司令部”来，目的是什么？是什么人在背后？这是真正拥护毛主席党中央，还是跟毛主席党中央唱反调？这种人就应该查一查，是不是在对抗运动、保护自己？“主力军”的旗子上为什么统一地没有“造反”二字？是偶然的疏忽？是有意的取舍？小葱拌豆腐，一清二楚！这一切欺骗不了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工人阶级！　　

“主力军”里面，除了少数捧着上面的大屁股舔了又舔，梦想将来得到一个乌纱帽的人，除了出于他们的阶级本性要拼命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人，绝大多数是普通的工人，有很多老党员、老模范，他们有的是受了欺骗，也有的是私心杂念，更多的是随大流，认为反正千错万错，跟领导走不错。但他们会有觉醒的一天的！　　

而这一天不可能自动到来。如果我们坐等，如果我们不采取针锋相对的斗争，得到的只有“秋后算账”，文化大革命就被扭转了方向！所以我们一定要成立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真正的革命组织，我们要明确打出“造反”的旗号，用自己的热血和生命，为了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而战斗！市委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好，我们“工人红色造反司令部”都一定要成立！　　

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到市委来谈呢？因为我们相信共产党的市委是会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但如果市委让我们失望，我们也不会感到奇怪，因为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特点，《十六条》说了，党的各级组织以及负责人，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存在着四种情况。这个你们比我们学习得更深更好、心中有数。　　

最后，让我们一起学习刚刚发表的《红旗》杂志第十四期社论中的一段话：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却反其道而行之，提出这条路线的某些代表人，反对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他们转移斗争目标，把矛头指向革命群众，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假左派真右派’……党内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一小撮人把错误路线当作他们的护身符……”　　

在这里暂时只读这一段。我叫陈安国，我的家庭出身不好不丑，社会关系上有几个灰斑黑斑，但是我不在乎有些人宣扬的“血统论”。文化大革命所针对的，是昨天跟着毛主席打碎旧世界的人，今天要背叛昨天，想恢复旧世界，为剥削阶级恢复失去的天堂，而他们的贵族之家就成为天堂的主人。所以“血统论”才像贾宝玉的那块“通灵宝玉”一样，成了一些人碰不得的命根子。问题就这么明白、简单！　　

好端端的文化大革命，突然冒出一个“血统论”，说奇怪也不奇怪，要说妙，就妙在这里。请问这样的人们也配叫做共产党人吗？他们在内心里可能从来就不认为自己是共产党人，或者已经不想称自己为共产党人了，不过是现在还不敢公开说出来、还需要对“共产党”这三个字加以利用而已。这就是《九评》上说的赫鲁晓夫“挂羊头，卖狗肉”！　　

这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为什么叫做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斗争的对象不是像地主、资本家、明火执仗的国民党反动派那样看得见、摸得着，而是在其思想灵魂深处、在世界观和政治主张不同，到时他们就要抛开伪装，露出真正的面目。　　

我本人十三岁进厂当徒工，今年二十六岁，一直在生产第一线，我这双粗糙的手，它使用各种工具已经十三年了，还将继续使用下去，并不是想来碰什么人的印把子！　　

首先我是一个合格的工人，同时我是作为工人代表到市委来谈问题的。明天，我也许会因为个人的私心杂念，退缩回家，不再做这样的代表了。但今天我还是这样的代表，我说的话，不但是我自己要说的，也是工人们心里要说的。　　

我今天站在市委会议室，当着杨书记程主任的面说这些话，程主任和秘书同志也记录下来了，而且我注意到秘书同志速记能力很强，以后如果要跟我“秋后算账”，我不赖账，一个字都不赖，随时奉陪，奉陪到底！　　

这人真是一个天生的演说家，令人吃惊！这人所说，有许多的确在理上，让他的心猛跳了那么几下。这人表现出的冲天气概，确实如其所说是有群众基础的。他听着，微笑的面容不觉渐渐严肃起来，缓缓地、一口接一口地吸着香烟。他可从来没有听过一个普通群众当面这样从容不迫、慷慨陈词，一点也没有什么虚伪、畏却、谦恭。这就是“造反”，好像公然敢于做一回人一样。他注意到，工人们听得义形于色而又克制着，都用眼睛看着他这个市委书记，他脸上的细微变化，他神情上的一丝颤动，他眼波里的幽微一闪，他们都盯着。他们希望陈安国的话能打动他、说服他，他们也担心陈安国的咄咄逼人会剌激他、惹他反感。从策略上他们大约还是希望陈安国能表现得“毋不敬”一些，但在情感上他们由衷赞美着、佩服着陈安国。　　

陈安国说完最后一句话，就很从容地坐下，大眼睛凝神悠然一转，好像是在心中进一步肯定自己刚才的发言都是对的。　　

刘克成说，杨书记，我们希望市委对我们要成立“亭州工人红色造反司令部”的事情重新研究，做出新的答复。　　

他说什么好呢？市委就这个问题已经开过会了，又如何重新研究呢？他是只有维护市委的决定的，但他也不想得罪这些工人，他不是怕他们，而是他们的理由是站得住脚的。他得说服他们，但某种实质性还是难以回避。　　

他说，刚才陈安国同志作了很好的发言，说得很有道理，我是很受感动的，也对我们工人阶级的觉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首先，我要代表市委肯定你们的革命热情和革命要求。至于市委作出的决定，我个人不应当加以改变。市委是考虑到工人阶级不能一分为二，是想在这个前提下来满足你们的革命要求。但看来要把这个想法变成现实，还需要做相当的工作。我认为最重要的、最根本的一条，是要学好用好《十六条》。正如刚才陈安国同志所说的，一切都要统一到《十六条》上来理解。如果大家是以《十六条》为标准的，那就在一个组织里也行，不在一个组织里也不要紧。市委本来考虑，工人阶级不一定要成立不同的组织。但现在看来，也不等于你们如果另外成立一个组织就绝对不行。不管有多少群众组织，只要大家是在毛泽东思想照耀之下，那终归还是要走到一起来。在民主革命时期，情况复杂，互相隔绝，但各个山头都在党的领导下，才成为统一的革命大军。要不然怎么能在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人口、这么强大的敌人面前、这么复杂的地理环境里，取得全国革命的胜利？我现在还是希望你们考虑市委的决定，再做些努力，同时市委也要进一步去做“主力军”的工作，让他们能正确对待、吸收不同观点的阶级弟兄，并且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实行民主选举。至于林彪同志讲话，对照亭州，我理解也不是指向你们的，不是指向朝阳中学、医校的学生的。你们反映的那些说法，如果是那样，那是错误的，不符合《十六条》，也决不是市委的意思，市委不赞成那样的说法。上次刘克成和一些工人同志到我家，我们共同学习了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上的一段号召，刘克成，你还记得吗？　　

刘克成回答说，记得，党中央要我们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克服从反革命修正主义和“左”右倾机会主义方面来的阻力，克服困难，克服缺点，克服错误，克服党内和社会上的阴暗面，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为实现第三个五年计划，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他想不到刘克成把这段话背熟了。他说，对，就是一个“高举”，一个“团结”，五个“克服”，最后是两个“把”，两个“为”。他鼓起掌来。工人们也鼓掌。他笑了，说，今天我很高兴，先是陈安国有精彩的发言，接着是刘克成能把《公报》上的重要指示背熟。只要你们是真正理解中央指示，并且照着做的，那就没有问题，我作为市委书记，就支持你们！所以，关于成立组织的问题，我要告诉你们一条古老的哲学，它认为，无形的东西，比有形的东西更厉害、更长久！但我不是说要让你们处在无形之中，不是说决不赞成你们成立自己的组织，我是说我们遇事要有辩证法的思想，那终究是不会错的。今天我们就谈到这里吧？具体问题，你们可以跟程主任继续研究，能办到的，市委都应当为你们办到！那我就先离开，好不好？他站了起来，工人们也都站了起来，鼓掌欢送他走出会议室。　　

会见不曾得到一个明确的结果，但这些工人也不曾逼他具体答应什么。他感到工人对他有一种理解，有点把他看成一个好心的但有点书生气的人，因此不跟他计较，也因他的身份而不想轻易得罪他，想跟他形成比较友好的关系，甚至在某些方面寄希望于他，好像要“争取”他成为同情和支持他们的人，他们基本上是这样谨慎着、珍惜着的。当然，尽管他相信自己的这些感觉不会错，尽管他为此而有某些感动，但他并不是一个能被什么俘虏过去的人，他决不会忘记自已市委书记的责任。然而，和善地友好地对待这些人，视这些人为普通的正常的、并且是有革命积极性的群众，而不是将来“秋后算账”的对象，已经越来越是他抱定的一种总的态度，他没有理由不这样看待和对待他们，哪怕内部对他有所误解，他也不会改变自己的这一态度，并且他要用这一态度来向人们表明，我们应当怎样做工作。　　

他刚才的接见中说到市委要进一步做“主力军”的工作，让“主力军”能开门吸收这些不同观点的人，并且实行民主选举。这一点，在市委常委会上没有讨论到，不知为什么被大家疏忽遗漏了，而他也只是在接见工人的即兴讲话之际才想到。话虽说出去了，靠他一个人却是做不了这项工作的，必须跟老宗商量，是否可以让市委“文革办”找“主力军”谈一谈，提出这个要求，并且还应当抓出一两个典型来做示范。要真心诚意全力以赴做这项工作，在真心诚意全力以赴的情况下失败了，才能算这条路暂时还走不通。　　

他不无幽默地想到，他这也是在试验着一种“中间道路”呢。看来，不同程度的“第三种”选择，是无时无处不在的，但人们往往喜欢向两头走极端，片面地、平面地、单向地看问题，要不然世上哪有这么多事呢？毛主席曾经说过，世界上哪有不扯皮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个扯皮的主义，就是讲矛盾讲斗争的。但在道路问题上，毛主席从不主张什么“第三种”选择，总是坚定地引导和推动着现实朝革命方向前进。扪心自问，在这上头，他是时有动摇的，但当然不敢暴露。　　

后来，他让程主任去把今天跟工人会见的情况向老宗做个汇报，把记录给老宗看一看。他这样做是让老宗有个充分考虑的时间，然后再跟老宗商量这事。他等了一天，老宗没有反应。但情况已经事不宜迟，他必须跟老宗见面。他让秘书去请老宗。　　

过了一会儿，老宗来了。他说，前天我跟刘克成、陈安国那些工人见面的情况，让程主任向你通报过了，两点，一是让“主力军”吸收本单位“工红”这样不同观点的组织和个人参加进来，二是进来之后，适当时候实行民主选举，至少要有这个允诺。这实际上是想把常委会上的意见具体化、进行落实。你是什么考虑？　　

老宗摇头说，情况我知道了，但做起来很难，可能就做不到。　　

他说，总得试试看吧？老宗摇头，但不说话。他说，你光是摇头，我想听你的意见。老宗说，问题不在这里。即使我们能做到这样，表面上把他们捏起来，其实还是不行。孙悟空钻到铁扇公主肚子里，整得她肚子疼以后，还是要钻出来。孙悟空就是孙悟空，谁也没有办法，最后只有让如来佛把他镇到五行山下去，五百年出不来。现在正是孙悟空出来闹的时候，要把他们这样收起来、限制起来，能听你的吗？　　

他想说，这不是你的主意吗？但他没说，因为他进一步明白了，老宗在常委会上只是那样说说而已，并不真的认为能把刘克成他们跟“主力军”合起来，所以也就不曾提出具体的工作路子，以至于陈安国发出的责问是那样有力。可是一方面这已经作为常委会的结论，一方面已经跟工人说了，怎么办呢？　　

他说，要么这样，我们两个分头到华兴机械厂、亭州电机厂去，抓这两个大典型，这两块大骨头啃下来，全市就有了最具说服力的样板。好在学生现在都出去串连了，没有什么干扰。老宗还是摇头。他问，你到底怎么考虑的？　　

老宗说，老杨，随他们去吧！这是不可阻挡、阻挡不住的。你在这样想，你知道他们在想什么吗？“主力军”想的是如何随时出动来保我们，就好比是我们最自觉的工人警卫队一样。而刘克成这些人在想什么？他们想的是如何打倒我们！你叫他们怎么合到一块去？　　

他心中暗吃一惊，他看着老宗，听他说下去。老宗说，都说我们在整这些造反派的黑材料，是的，是在整，一天也没有停止过，要不然我们各级岗位上的人是吃什么饭的、他们该负何责呢？但是，反过来说，这些小毛鬼就不整我们的黑材料吗？也在整啊！在收集、调查、给我们常委排队呢！他们起来造反，就是反过来要对我们这些人做审查，他们要在这场斗争里显威风、立功劳、当左派。我说了你不要见外，情况是确实的，不是我诌的，你的情况，这些鬼也了解得很呢！　　

他暗惊，但一笑，问，我的什么情况？老宗说，大情况没有，你到亭州来时间不长嘛，但小情况还是有的，比如你床边的小书桌上放着一部什么书，我不晓得，但刘克成他们晓得！他们经过衡量，认为这事情还不能算，还是要区别对待，他们认为你生活简朴，是个好人，他们要坚决打倒的是我，要团结争取的是你。他们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定了这个方向和策略。　　

他一听，脸上一热，他的床边小桌上确实放着一部书，是“皋鹤堂”版的《金瓶梅》。此书历来被视为淫书，他让文化局洪局长亲手从亭州图书馆借出来的。在家里看《金瓶梅》不能成为什么问题，因为这是一部古代文学作品，里面虽有淫秽描写，处在一定文化层次上的人，还是可以阅读的，正如张竹坡在《读法》里所说，真正读书者方能看《金瓶梅》。所以他就没有躲着人，只不过最好还是放在房间里，不必拿到外面堂屋里来。但这事也就不很秘密，想不到刘克成这些人竟然也知道了。　　

他说，可笑，我要他们什么区别对待？他们又凭什么可以坚决打倒你？说着这话，他想着前天的那些工人就知道他在看《金瓶梅》，心里仍然不是滋味。听老宗说，工人“经过衡量”，已经不把这个当作什么问题了，而在接见时，工人对他确实还是一如既往很尊敬的，想到此，又不免感到一种很特殊的惭愧。这“文革”呀，还没有碰到他呢，已经让他心里这样翻腾了，假如平时确实有点问题，让群众抖出来痛加指责，那是个什么滋味？这一关真不好过！毛主席呀，你老人家发动的这场运动，确实如王雪形容的，让人难以接受啊！党内真正理解、赞成的人是不会多的……　　

老宗说，最近我听到一个“五不怕”的说法。他说，是“五敢”吧？老宗说，不是“五敢”，那是鼓励学生的，叫他们敢想敢说敢干敢做敢闯敢造反敢革命敢斗争。他笑道，你说多了，说成“八敢”了，《十六条》上只有“三敢”，是敢想、敢说、敢做，这比较精炼、不重复，但平时报纸上说的，有时确实多了几个。老宗说，反正就这意思。“五不怕”是鼓励干部的，叫做“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　　

他一听，笑道，假如曹家骏王家山晓得这个说法，兴许他们就挺住了。老宗说，这个“五不怕”，是中央有人针锋相对、豁出去了。他吃一惊，问，是什么时候有这种说法的？老宗说，当然就是现在的事！老宗看着他，而他一时说不出话来。但他模糊记得以前就有“五不怕”的说法，是毛主席一九五八年说的，叫干部能以这种精神顶住“共产风、浮夸风”这些不正确的东西。当时听了至今也不能算很理解，抵制这些东西需要这样“五不怕”吗？和平时期也会发生这么严重的情况吗？也许是毛主席的语言风格喜欢这样说吧？一个人若真的被杀了头，一切还有什么意义呢？　　

老宗说，问题都到这地步了，我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但我们不能灰心失望、溃不成军，我们要尽我们的努力，也要作好最坏的打算。　　

他说，不要看得这么严重，现在小道消息多，不知真假。我相信我们县级基层的人，只要不像曹家骏王家山这样挺不住，百分之百都可以过关。当他说这句话时，同时却想到老宗可以被抓住的东西还是比较明显的（陈安国说话时好像已经有所暗指），加上历史上有过的问题，是不是会特别地吃点苦，有点难说。但老宗决不会属于党要加以“清洗”的对象，一个干部要达到该被“清洗”的程度，那也不是容易的。　　

他觉得跟老宗这场谈话有点变异了，他本来要谈的东西被放置到一旁去，而谈起会不会被群众“打倒”的话题来了，真是岂有此理。如果老宗像曹家骏那样被群众揪住不放，他是应当想点保护性办法的，似乎需要有这个思想准备。　　

他叹口气，就眼前的事情靠船下篙说，老宗，我们照做我们的工作，我们目前还是负责这个城市的人，我们分头到基层去蹲两个点，让那里的“主力军”吸收对立面的工人进来，哪怕貌合神离，我认为还是能做到的。也可以不到大厂而到两个小厂去做这个实践，认真做一次努力，看看结果如何，不计成败，都是有好处的。他一边这样说得很有道理，企图说服老宗，一边却似乎感到自己也信心不足、兴致像松了气的血压计水银柱似的往下降。　　

老宗摇头，说，我不想去干这事，弄不出名堂来的，就好比明明在涨潮，你却要顶着潮头下海。现在的总趋势是纷纷成立自己的组织，即使观点相同有时也难合，哪有观点对立合成了一个组织的？没有，全国都不会有。一山不容二虎呀！现在情况是群雄四起。正如从前，到处拉杆子，光是一个县里就能拉起十几个抗日游击队来，五花八门，这时候你挡不住这个趋势，到一定时候才分久必合、越合越大，这当中多少尸山血海！历史从来就是这个泥沙俱下的样子，正如中央《公报》上指出的，我们有“社会阴暗面”。中央号召要克服这些东西，但“文革”本身就提供了“阴暗面”表现的机会，几千年、几百年、几十年的阴暗面，污泥沉渣、死猫死狗，都泛上来！说得不好听，社会就像屎缸，不能搅，越搅越臭！现在反而是你也来搅、他也来搅、大搅特搅，史无前例！问题大呢！　　

老宗的话虽对，却有点偏激离谱了，他默然无语。至此，下去搞试点的问题是显得很幼稚，不必谈下去了，他不觉就回到原先的几乎有点无聊的话题上，问，你怎么知道刘克成这些人在收集、调查我们的情况？老宗说，我中有敌，敌中有我，上下沟通，左右联系，这很正常！你以为造反派在做什么？他们要做的，第一步，把自己组织起来，第二步，来看我们这些人里面可有能够揪出来打倒的，那就要暗中调查我们的情况。北京传来的消息说，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被作为“大叛徒”揪了出来，中央高级党校党委书记、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林枫也被打成了“大叛徒”，在中央党校里戴高帽、挂黑牌、游校示众。煤炭部长张霖之，颈项上被吊起六十斤重的铁块，活活折磨死了。那里的群众是首都的大学生啊，行为都这样，如果到了我们下面，那将是什么样子呢？　　

周总理接见那些红卫兵说，“张霖之是个好同志，为什么你们把他揪去四十天不让回家？为什么不让他回国务院？这不是非法拘留吗？不仅对一个部长，即使对一个同学也不能这样。我们的党员、公民不能养成这种风气！张霖之是中央候补委员，我怎么向中央交代？现在张霖之化成灰了，连个追悼会也开不成，我很难过。‘黑帮’这个词不能乱用，《十六条》上、十一中全会《公报》里没有这样提。不能说一切领导人都是‘黑帮’，说绝大多数也不符合事实。不能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我们党是有历史教训的。党的干部绝大多数是为党为人民的，他们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忠心耿耿，经历了各种考验……”周总理说得多沉痛！　　

老宗所说的情况，他相信是真的，听了心里也是沉甸甸的。这样草菅干部的人命，的确是一个大问题。首都的这些大学生，是怎么了？就在毛主席身边，为什么这么不讲政策？这种情况就连起码的人道也没有啊！当一个学生这样做时，别的学生为什么不站出来坚决制止？《十六条》不是提倡“独立思考”的吗？《十六条》在说到“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的同时，也说到群众要“自己教育自己”，要识别“那些做法是对的，那些做法是不正确的”。是毛主席有意要用这场运动来检验、考验、锻炼、提高一下这个国家的人民吗？　　

但看来，老宗所说“斗黑帮”的情况，可能正是运动初期谭力夫那些高干子女所为，“黑五类”学生没有这胆，造反派也还没有出现。他对老宗说出了这一分析。老宗略显吃惊，好像想不到他也这么掌握情况。老宗说，对的，我听到的，也是这样。我也很婉惜。但不能怪这些高干子女，他们也是一片赤诚，只不过门第高，见识大，出手重。如果把他们这股劲，引导应用到有益的方面，那是多好？现在是用在自相残杀上了。这些高干子女那时还不知道运动是冲着他们的老子来的呢！现在对运动的态度怕是全反过来了吧？我倒担心他们反过来又做什么出格的事。这些孩子胆子是特别大的，江山确实是他们的老子打下来的么！　　

他不由得想到《十六条》对群众觉悟的估计是否过高？是否写得还嫌简单了一些？一个部长，问题再大，也不能就这样遭折腾致死。如果这样等而下之，何谈对待较低级的干部，更何谈对待“牛鬼蛇神”呢？这确实是歪风，是走极端。问题不管出在什么样的学生身上，假如都像这样，这文化大革命在文件上写得再好，又怎么能伟大正确得起来呢？但毛主席对这些，好像不怕，不动摇把文化大革命进行下去的决心。　　

他说，教给学生基本的政治常识和做人的道理，该是普通教师的职责，我们的教育，值得深思。现在总理不得不来亲自做这事，这是一种浪费，是我们的国家民族还不能一下子实行“文革”这种大民主的一个证明。你上次在我家说过，“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现在看来，在民主还不能普遍实行的条件下，就必须要有足够的集中，甚至是强权，要不然就大乱。审查干部是党组织的事情，即使这样，还有弄错了的，何况是群众运动呢？不出事才怪！我们这里曹家骏、王家山其实也是这回事，只不过级别没有张霖之那么大，手段也没有那么荒唐，但事情的实质是一样的。六十斤的铁块挂在项项上，即使一个身体强壮的年轻人也吃不消啊。谁不是血肉之躯？血肉之躯里面谁不是一副骨架？人不可能金刚不坏。如果连这样的常识也不顾了，那就是残酷，就是人的自相残害。不管打的是什么革命旗号，不管是什么样的群众，不管是天大的理由，这样做都是不对的！这就是形“左”实右，做了军阀、反动派、日本鬼子才会做的事情！唉，我可能说得不对，变成“很不理解”了。　　

老宗说，既然你也这样想，我就在你面前瞎说一句，我认为这个运动，再有天大理由，也不能这样弄，群众起来之后，就比“左”，你“左”我更“左”，必然成了灾难！即使本来是好事，也会变成坏事。我们本来就习惯于宁“左”勿右，这下子借着这个机会泛滥成灾了。就好比一种病，平常是少数人才有资格害这个病，现在呢，群众出来“自己解放自己”了，他们平时没有资格，这下子有了机会，大家都来害这个病，不学而能，倍本加利，倒过来针对我们这些人了，真是对我们极大的讽刺，就像一个人平时是怎么打猴子的，有一天猴子自由了也就怎么打他，是跟他学的。　　

老宗说得有趣，他笑了一下。　　

老宗说，他们怎么就没有新武器，而要用我们的老武器的呢？可是新武器又在哪里呢？他们只有拿起老武器。这下子好了，他们人多，我们人少，他们有毛主席撑腰，是闹革命的，我们被规定是革命的对象，翻天覆地，虽不是一九二七年的湖南农民运动，却也就像一九二七年的湖南农民运动，这还吃得消吗？土豪劣绅吃不消，我们也吃不消。土豪劣绅还可以反抗、可以逃跑，并且有国民党支持他们，我们呢，被规定不准反抗，逃也没处逃。好在群众中还出现了不同的观点，让我们得到保护和安慰。可是中央社论又叫人们不要当保皇派，也就是说，我们只有孤立无援、乖乖挨整。经过这么一闹，我明白了，将来我们一定要从根子上消灭这种病。人民内部矛盾不能当阶级斗争来进行，即使属于阶级斗争的性质，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解决问题的形式，也要多加考虑！但现在说了也没有用，大约等群众把这个病也害过了，大家都说够了够了、不斗了不斗了，那才行，那起码要带来几十年太平。　　

他表示赞同。　　

老宗说，我过去在家里念私塾，先生让我们念过几篇《荀子》，想必你也读过，我记得荀子是反对“斗”的，昨天我找了一本《荀子》一看，果然！他在《荣辱》篇里说，“人之有斗，何哉？我甚丑之。”他还分析了人为什么会“斗”起来？是因为人人都自以为是！这也包括我们这些人在内吧。当然，他没有从阶级性上来分析。现在，我们这个县级市委还好好的，因为刘克成他们的全市组织还没有成立起来，等他们成立起来了，他们就要到市委里来抓亭州的彭真、安子文、林枫、张霖之去“斗”。北京也是这样，高干子女瞎闹瞎“斗”那么一阵，瘪下去了，现在是造反的起来闹、起来“斗”，针对着另外一批干部、另外一批人。做干部的现在总之是左右挨打、在劫难逃。所以我们应当考虑的如何团结、掌握好我们自己的队伍，如何在组织上思想上让我们全体干部做好各种准备，迎接这股“斗”的恶浪。不管毛主席是什么好心，是怎么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反正现在发生的情况就是这样，我们要面对现实考虑问题，来保证毛主席的正确意图得到实现，而不要被破坏。　　

好在我们有群众基础，这些基础群众不同意这样搞，在全国形成了所谓保守派，其实应当说是正统派、可靠派、真正的左派，跟造反派这些假左派真右派新老反革命针锋相对。北京的那些干部子女，现在也清醒了，晓得造反派才是真正的大敌。我相信他们晚上会到“彭真伯伯”这些人家里去检讨自己的幼稚行为的。　　

这种情况下，你现在想去做试验，把刘克成他们吸收到“主力军”里去，这项工作，怎么做得下来呢？我们主观上想做下来，结果也还是做不下来。不如不去做。但作为常委会的决定，这个意见我已经跟老刘讲过了，不是没有讲，也就算是布置过了吧，他不贯彻是他的事情，不是我们的事情，文化大革命嘛，可以不听领导的话了。　　

我是很有可能被造反派首先“打倒在地，再踩上一只脚”的，我无所谓，也不怕，而且光荣！如果那样，到时常委会可以把我“抛出”去，让我“经过”去，火烧、炮轰、油炸，都行。半夜遇到狼群，在暂时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只有把狼能吃的东西一点一点的抛给它们，拖延时间，等待天亮。要尽量减少我们的损失，到一定时候就能大反攻！这是必然的。　　

你不要认为我的思想跟这个运动不合拍，现在已经无所谓合拍不合拍了，现在是从实际出发考虑问题，至于运动的是非，运动有多么伟大，是另外的一回事了。像我这样的基层干部，上面的事情，我即使能说出个道道来，又能怎么样？反正最后是中央说白我们就说白，中央说黑我们就说黑，对我们这个等级上的人来说，这是唯一的选择。井岗山的时候，王明的时候，中央排斥了毛主席，他老人家也没有办法，只有等待时机，一直等到三十万红军损失过半后，大家都认为不能那样下去了，要请他老人家出山，他老人家才有了出头之日。这里面能说明的东西真是很多很多。　　

现在我们需要具体关心的是亭州的事情，这个是非黑白我们最有把握。即使一时把我打倒，我心里还是有把握，永远有把握。我们把亭州的事情处理好，不出大事，避免大的损失，就能迎接最后的胜利。什么是最后的胜利？除了党中央毛主席的胜利，对社会而言，就是恢复正常的生活秩序、生产秩序。那就要用得着我们。这已经成为文化大革命向我们预示的一项必然而重要的任务。我们要作好准备！　　

老宗的眼睛瞪大了看着他，那种自信和气概确实令他佩服。他说，老宗，我理解你，我跟你是一致的，具体事情上如果有点不同，无关紧要。群众组织这个事情，就听你的，不去考虑它了，听其自然吧。那么我们现在是不是让“主力军”也注意一些策略，严密自己的组织，抓好自身的学习，像把郁平从看守所里弄出去批斗这些事情，至少在策略上，是不是少做或不做？有时无为的状态比有为的状态更为有利，蓄势待发比奋勇出击更为有力。比如当时我们不成立“主力军”的全市组织，而只是分散在各单位，把有形的组织变成无形的联系，在无形的联系中掌握一切，效果是不是会更好些？　　

老宗说，这当然是最高境界，但实际上我也掌握不了。“主力军”的成立，说实话，虽然有我做的工作，但我确实也不能一手遮天，天是大家撑起来的，大家都有这个积极性，我推动他们，他们也推动我。“主力军”在性质上也是群众组织，也是处在文化大革命之中，会传染共同的习气，会同样有不听话的时候。现在我们的身份在群众眼里总的来说，是跌价，不是涨价。过去一个党团员也让群众老远就肃然起敬的好日子，有等有级、满怀敬畏的好日子，一去不复返了！这上头确实是民主进步了、“礼崩乐坏”了！一切有待重建，重建不可能重复。“破字当头，立在其中”，现在还是“破”占上风，“立”还遥远。其实，也可以说是“立字当头，破随其后”，心中若无所“立”，凭什么去“破”呢？岂不是乱“破”一通？但各人心中所“立”不同，所“破”也就不同。历史就是这“破、立”二字的较量，荀子那时就反感“斗”，可是在他之后历史还是“斗”了两千多年，直到现在！我们就用“五不怕”的精神让自己站着、挺着吧！　　

老宗所言，传达给他的，是一种暴风雨即将来临的气息。　　

　 　

　 　

第十一章  力尽（之七）　　

　 　

他记得，也就在那时，他和王雪在家里有过一次很特别的对话。　　

王雪说，她遇到李兰贞，告诉她一件事，说在北京，小宗静跟着学生人群去参加过一个大会，是周总理接见红卫兵，当时下面有人高呼“打倒刘某某”，周总理就转过身去，背朝着大家。小宗静回来后悄悄告诉老宗，老宗对孩子做了些说明和安慰，但小宗静心里仍感到很恐惧。　　

他想起了小宗静捧着头认真想心事的样子，说，这孩子是有点吓坏了。这样大的问题摆在她们面前，当然不可思议，但这运动好像就是要一竿子到底，让全国人民来思议的。我答应“文革”以后送她进音乐学院、送她到演歌剧《江姐》的文工团去唱歌剧，她很高兴、很当真，这或许能把她的思想引到别的方面去。以后有机会，至少送她进大学还是有把握的，这孩子会有出息。　　

王雪说，中央这么大的事情，你没有跟我谈过，我也不好问你。　　

他说，上级没有任何精神传下来，我即使得到一些什么小道消息，也只有放在肚子里，怎么能随便议论呢？而且我基本上听不到什么小道消息。其实，我跟小宗静也是一样的，我很理解小宗静这种心情。我在心理上有意回避这个问题，不去想它，也没跟你议论。反正到底如何，我相信两条，一是上面终究要有说法给我们，二是历史会逐渐深入地告诉我们一切。至于人民，有不同阶层、不同倾向、不同意见、不同水平，对于国家大事，就会发生争议，所以只要你参与议论，就可能会有人跟你争论，而且可能还会跟你“斗”。所以，某种程度上，也只有免开尊口、明哲保身。　　

王雪疑问地看着他。　　

他继续说，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过去一百大几十年了，如今法国人一谈到这个话题，可能还会争议起来。既然如此，何必硬要站在一边，反对另一边呢？抱着兼听则明、保持距离的态度，不是更主动、更有余地吗？十月革命过去四十几年了，苏联的存在跟一个人一样四十几岁了，难道就没有争议了吗？明摆着就有，西方就一直认为苏联的存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是荒谬的、有害的、应该颠覆、消灭。近现代以来的中国走到目前这一步了，但对中国近现代历史，对于历史上的许多人物、许多事件、许多主张，还是会有不同的以至对立的看法。不要以为你打下了江山，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全世界就说你是对的、就说你是好的。我们国内就有人到死都不肯这样承认，现在许多人表面上承认，心里是不是真的承认，将来是不是还能承认，都很难说，要不然，就真是阶级斗争熄灭了。同样道理，你说，我们现在去考虑中央这样大的事情，能保证我们的考虑有多少正确性？我们能说服不同观点吗？历史也不是靠着说服过来的。目前情况下，还是沉默为好。学生呼口号，周总理背过身去，作为中央领导人，在这种场合就这个问题能说什么呢？周总理是机智的，学生是幼稚无知的。　　

王雪说，你这看法我也同意，不过，在家里你多少可以跟我谈一点嘛，总不至于有人安装了窃听器吧？他说，我真的不了解什么情况，我知道一九六三年《二评苏共中央公开信》上有一句话：“以毛泽东同志和刘某某同志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这“和刘某某同志”六个字，本来没有，是毛主席审稿时亲笔加上去的！这事情令人肃然起敬。这是写在这么重要的文件上向世界宣布的，在国内更是特别引人注目的一行字。以前矛盾分歧也是有的，但毛主席写下这么重要的六个字时，当然是把那些都放到了一旁；不知为什么这三年下来就发展到现在这一步！我们所能明确知道的，就是红卫兵公布的毛主席《炮打司令部》大字报上的那些，那上面也只有原则的说法，更早以前的矛盾也没提。　　

王雪问，那毛主席说的“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报纸上说的“在中国重演赫鲁晓夫的丑剧”，就指的这方面了？他叹口气，说，你明白就行！即使《炮打司令部》，报纸上也没有公布，是静坐学生贴出来的。中央那么多伟大人物，都是久经考验、几十年出生入死斗争过来的革命家，他们水平最高、最了解情况，他们会弄好中央的事情的。好事情说说不要紧，不好的事情何必多说？　　

王雪说，其实我在外面多少也听到了一些。某人的位子已经降下来了，为什么还要搞这么大的运动？说明毛主席下了某种决心，人民国家的道路问题要直接让人民来讨论，让全国人民来决定，这才是最可靠的保证。　　

他说，你又要有高见了，我看你浑身绷紧、血液沸腾。不要这样，冷静一些好不好？我们不可能在中央领导人中间当裁判，我们没有那个地位、没有那个水平，时间自然会把一切告诉我们，告诉未来。　　

王雪说，真正能给历史人物做裁判的，确实只能是时间。伟人是什么？跟我们一样，如果站到一万米高空，就看不见他了。在平常，他也要吃饭、睡觉，他也会感冒、生病，他也有寿终正寝的一天。伟人处理的国家大事，说到底也就是与人民直接有关的事情，没有什么可神秘的。　　

民主革命过去了，江山打下来了，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得到了历史证明，好像是没有问题了，那么建国以后呢，是不是别人伟大正确，毛主席不正确了？怎么会是这样呢？打开《毛选》第四卷，对即将到来的新中国何去何从，在毛主席心中早已有完整的蓝图，而且在党内是通过的，怎么新中国成立以后，老是有分歧、有问题呢？最根本的一条，毛主席主张走社会主义道路，坚决地把中国领上了这条路，但在党内却一直有不同意见，不曾顺顺当当过，毛主席总是在说服、克服这些不同意见，事情才能前进，比如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就是这样。　　

毛主席给了工人一个饭碗，就是国营的或集体的工厂；给了农民一个饭碗，就是三级所有、队为核算的集体经济；给了知识分子一个饭碗，就是要脱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那几张皮，而植根到无产阶级人民大众这张皮上来；也给了干部一个饭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些方面加起来，就是给了全国人民一个家，一个从古以来未曾有过的和谐的大家庭。　　

毛主席说“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只有”二字，既否定了资本主义道路，又否定了一切中间道路的幻想。毛主席确实始终抓住这么一条，要从经济、政治、意识形态这些方面不断巩固、完善、发展社会主义。这对不对呢？如果这个是不对的，那就可以说，从决定走社会主义道路那天起，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那天起，毛主席就不正确了，甚至可以再往前说，中国如果不是共产党打江山，才更好呢。我敢肯定，有一种观点骨里就是这样认为的，他们的逻辑就是如此。　　

把落后的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苏联只用十几年，就完成了。当苏联完成这种转变时，我们正在抗战，苏联也主要是依仗着十几年建设所造成的前所未有的工业基础，打败了法西斯，并且帮助了中国。从建国到现在，我们也只用十几年就完成了这种根本性转变，也为可能有的反侵略战争准备了相当的军工基础、经济基础。十几年才是历史的一瞬，如果几十年、一百年坚持下去呢？那就要赶上世界最发达的国家。十年前中央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谈斯大林的历史功过时，就强调过这些。　　

两年前我们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几个月前核试验获得成功、前几天第一枚核导弹射试成功，美帝苏修对我们的核制约、核威胁破产了！苏修对我们撤专家、撕合同、降贸易、背信弃义，造成我们极大困难，接着就跟美帝签定核不扩散条约，而且特地“通知”我们，这实际上是对我们核制约，对我们形成南北夹击的核威胁，跟美帝做政治交易。中国的核能力就是在这种“反华大合唱”中、在国家受到帝修反的封锁的情况下，不畏霸权、独立取得的。这一切意味着什么？难道不首先意味着社会主义在新中国的成就，不首先意味着毛主席的正确、伟大，反而首先意味着别的什么吗？　　

如果不是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如果国家停留在新民主主义的格局之下，让资本主义发展起来，跟社会主义争夺生产资料、争夺市场、争夺一切，农村是个体小农经济汪洋大海并且迅速两极分化、造成严重社会问题，而国家干部呢，正如“三反、五反”所反映的，不可避免要有一大批人被资产阶级拉拢过去、被资本主义吸引过去，为资产阶级服务，可以断言，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将疲于应付社会的种种混乱，敌对势力也更容易渗透和捣乱，怎会这样迅速强大？新生的共和国能否站稳都成问题，何谈什么一百年赶上世界最发达的国家？　　

再看一看美国十几年来对新中国做着些什么。它打朝鲜，打越南，它是“反华大合唱”的指挥和领唱，它跟中国的建交是跟台北而不是北京，它公然在台湾海峡针对大陆演习核战争。它在亚洲从东到西，跟这个签约、跟那个结盟，包括跟苏修达成协议，都是竭力形成对新中国的孤立、包围、禁运。从这些来看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既不是出于教条主义，也不是硬要充好汉，而是从现实出发唯一可取的选择。毛主席号召大跃进，是新中国迫切需要大跃进，但这个大跃进，毛主席提倡的是“多、快、好、省”。　　

大跃进做了应该做到的一切，贡献了可以贡献的一切，完成了能够完成的一切。人的思想获得了空前的解放，一切崇洋媚外的洋奴思想，一切传统的陈规陋习，也空前打破。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人人学点辩证法，是那个时代的重要特征。大跃进中出现的“左”的问题，毛主席发现得那么早，却一回一回地压不下去。但尽管出现问题，在“五风”没有危害到的地方，还是出了许多成绩，出了中国前所未有的许多“第一”，为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宝贵的基础。　　

比如，第一套电视发送设备试制成功，第一台半导体收音机制成，第一台四十匹马力柴油拖拉机出厂，第一个大型平炉建成出钢，第一个大型炼钢厂武钢开工兴建，第一台内燃电动机车试制成功，第一台138吨交流电力机车试制成功，第一部东风牌轿车制造成功，第一座原子反应堆运转，第一台每秒运转一万次的快速通用电子数字计算机试制成功，等等。兰新、宝成、黔贵、鹰夏、包兰五条铁路的建成，改善了西南、西北、中南交通。比昆明湖大二十倍的十三陵水库建成，黄河三门峡截流工程全部结束，还有辽河、海河、淮河的治理，全国数不清的大小水利建设，等等。集体经济制度下人民群众冲天干劲的典型表现是“红旗渠”的兴建。大炼钢铁虽然嘎然而止，但政治局提出的1070万吨钢的任务，还是提前完成了，令西方震惊。城乡星罗棋布的大小工厂，在大跃进年代雨后春笋一样冒了出来，迅速成长出一大批工业干部，这些都为以后的发展提供了基础。大跃进的势头实际上往一九五九年、一九六O年延伸，首都十大建筑完成，包钢一号高炉建成投产，形成鞍钢、武钢、包钢三大钢铁基地，国产直升飞机成批生产，洛阳第一拖拉机厂建成投产，大庆石油会战胜利。这些，形成了那个内外交困的年代的成绩。五八年至六二年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主要指标，在那些困难情况下，提前三年完成，当时《人民日报》为此专门发表过社论。此外，在尖端科学、国防事业上，还有许多不为人知的工作和成绩。在卫生、教育事业上，也有很明显的发展。　　

只要是“多快好省”正确大跃进的地方就有成绩，只要是受“五风”影响的地方，就有损失。好比有人指了一条路，有的车子快速通过到达目的地，有的车子却翻进了山沟，原因是在方向、道路，还是在司机？王雪问他。　　

这简单的问题，他却觉得难以回答，因为王雪要比喻的，是很大的事情。　　

王雪说：答案是现成的，道理很简单！大跃进的发动、指方向的是毛主席，是党中央通过的，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毛主席退在二线，负责处理革命方面的事情，就是美蒋签定了《共同防御条约》，就是西藏有人要叛乱，就是中印边界将有战事，等等。但毛主席仍然关注着一线的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一发现问题，就出来纠正，多次召开会议压缩空气。比如众所周知毛主席很幽默地批评了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但也没有撤他的职。我想，这是毛主席把握的一个原则，因为大跃进是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既然指出了工作中的问题所在，改就是了，没有去打击谁。相反，到了庐山会议上，有人抓住毛主席已经批评过多少次的老问题又来说，好像要当个大英雄，那就不同了，实际上是在得罪大多数，也惹毛主席生气，结果只有请他委屈一下。　　

他听了不觉点头。这王雪，是个“人精”。　　

王雪继续说，刮“五风”以后，接着三年自然灾害，在被“五风”严重刮过的地区，是饿死人或者出生率下降，但全面地说，新中国的人口、人寿，比起旧社会，历史未有地增长，这也是事实。计划生育已经被列为我们卫生系统一项长期性的工作。尽管农村已经是集体所有制，但如果一个农民的家里没有儿子，上一辈子人老了或病了之后，家里确实就不行，如果仅有一个儿子，好像还觉得不算保险！这就是我们的社会现实。　　

我把毛主席写在周总理三届人大报告里的那段话抄在这里,读给你再听一遍:　　

　 　

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们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难道这是做不到的吗？是吹牛皮、放大炮吗？不，是做得到的。既不是吹牛皮，也不是放大炮。只要看我们的历史就可以知道了。我们不是在我们的国家里把貌似强大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从基本上打倒了吗？我们不是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基础上经过十五年的努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方面，也达到了可观的水平吗？我们不是也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吗？过去西方人加给我们的所谓东亚病夫的称号，现在不是抛掉了吗？为什么西方资产阶级能够做到的事，东方无产阶级就不能够做到呢？中国大革命家，我们的先辈孙中山先生，在本世纪初期就说过，中国将要出现一个大跃进。他的这种预见，必将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实现。这是一种必然趋势，是任何反动势力所阻挡不了的。　　

　 　

你看，多么坚定有力、义正辞严，多么荡气回肠！　　

曾经有知识分子用秦始皇骂毛主席，试问，天下有这样的秦始皇吗？我还没有说到在最困难的时候，毛主席减少饮食，三个月不吃肉，脚都浮肿了，毛主席的孩子照样饿肚皮，不准特殊照顾。　　

王雪拭泪而言：中国在毛主席领导下，运用人民政权的主导力量，依靠人民，而不是依靠别的任何人，在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中，突破资产阶级狭隘眼界，迅速改变了国家面貌，只用了十几年时间，就完成了西方要用一百年时间才能完成的工业化转变, 并且一切成果是属于全体人民的，这是最基本的事实，是载入了历史的。　　

但还是有人要问，如果搞新民主主义，是不是会更好、更快些？因为没有让走这条路，许多人不服气，一有机会就要退、退、退！我看，内部斗来斗去，一直就斗的这个；外部斗来斗去，是因为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至于知识分子问这个，是因为他们天生喜欢空想、喜欢假设，近代以来还生了一种特殊的病，叫做崇洋媚外。历史是没有假设的，历史发生了就因为它必然发生。即使刮“五风”，也是必然！就跟体弱的人必然容易生病、身体里有病毒必然会发作一样。但必然的东西也是可以制服的，不应当任其泛滥！　　

有一个故事，你听听：有一个船长确定航向之后，把船交给大副，就去忙大家知道的很重要的事情去了。老船长正忙着，抬头一看，发现航向大偏，开进了礁石群，真危险！于是及时回到驾驶室，指挥若定，喊破喉咙，把船安全行驶了出来。这一路上，船员们还抓了不少大鱼，取得了不少经验，得到了锻炼。后来总结这次航行中的问题，老船长说，我是船长，出了问题首先是我的责任。大副说七分是大家的责任，三分是航路复杂、天气不好。有个刚从外国出差回来的水手长跳出来，手拿几千字的稿子，说三道四，肯定老船长指引的总方向，指责航行出现的问题。虽没点名，却是得罪了一些人，事情弄僵了。水手长的某些过份的说法，就连老船长听了也生气。老船长权衡之下，把个性太强的水手长降级，大副又拿这结果在全船狠狠传达贯彻，加强他的地位。二副忠厚老好人，不敢得罪抱团儿的大副三副，始终无言，至于水手长降级，他跟别人一样，也投了一票，因为他理解和服从老船长。　　

他忍不住要发笑，但他做出沉重表情，叹口气，说，好了好了，不说这些了。　　

王雪说，大跃进、人民公社那一段火红的年代也就过去了，短短几年调整，一切渐趋完善、稳定。赫鲁晓夫事件之后，毛主席把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定为马克思主义跟修正主义的分歧，说最大的危险是堡垒会从内部被攻破，最关键的人们是县委以上的干部，最重要的在于中央不出修正主义。毛主席说这些话，究竟是为了吓唬人的，还是语重心长的警告？是一种政治手腕，还是最重要的理论贡献和现实指导？我相信，时间可以做结论！　　

但有人是不信这个的，他们非要到那种时候才会明白、才会承认毛主席的道理。他们认为毛主席不实际，至于经济，更是不懂。但毛主席如果不懂经济，怎么把他们看得透透的，晓得他们要搞资本主义一套的呢？毛主席如果不懂经济，怎么能把地主资产阶级、殖民地半殖民地经济的旧中国，变成了现在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新中国的呢？那干脆说共产党不懂经济，只有地主资产阶级还有买办洋奴懂经济就是了。　　

不管你取得了多么大的成就，他们还是要认为，毛主席在一厢情愿地搞共产主义乌托邦，硬要在这样贫穷落后的国度，徒劳无益地想把社会主义道路走通，而不“补资本主义的课”，这个民族就不发达、不正常、不进步、不伟大、不能融入世界大家庭，简直什么都不是，应该让人家眼都不眨把我们从地球上抹掉！恨不得说八国联军那时就把中国永远占领了才好！这一切不是胡搅蛮缠、睁着眼睛说瞎话吗？　　

你说资本主义的罪恶性、危害性，他们说，不要怕苦难，要接受苦难、接受牺牲，让一代、甚至是几代工人农民苦难、牺牲一下，在适者生存的丛林原则里经受历史必然的淘汰、选择和锻炼，才可能走上人间正道，中国的政治、中国人民的精神，不经过资本主义的洗礼就得不到改造和提升，社会也不能在物质上文化上奔向西方的天堂。中华民族什么都不行，要彻底挖空，把西方装进来。这就是他们给我们设计的自由大道。简直可以嗅到法西斯的血腥气味！在他们心目中，人民如同蝼蚁，承受多少苦难牺牲是无所谓的。但他们自己却一毫也碰不得，碰了一根毫毛也要叫疼半天。就某种技术物质建设的成果来说，西方比起东方，可以说是天堂，但那是资本主义建设了三百几十年才有的，在这天堂的基础里还有大量掠夺去的世界财富，而且这种掠夺一天也不曾停止，不断去装修他们的天堂。世界战争的根源，总是在西方，在帝国主义，这还不说明问题吗？这就是我们考虑一切问题不可回避的基础和前提。　　

他们还会说，过去在“三座大山”之下，中国资本主义不能发展，现在新中国头上没有“三座大山”了，可以让资本主义在中国好好发展一下，补一补历史的课。他们一不考虑国家人民的一穷二白，二不考虑世界资本主义的封锁、遏制，及其剥削、侵略本质，他们才真正是一厢情愿的祸国殃民的空想家，是中国资本主义乌托邦。一九四九年以后如果是让他们这样搞的，国家早就完了，人民早就真正苦死了无数。　　

他们因为心爱资本主义而不肯用心用力把社会主义道路走下去，总是说搞不下去搞不下去、一片黑暗。这已经不是什么理论上的盲目或思想上的模糊，而是一种本性上的顽固！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毛主席早就说过党内有个跟工人农民对立的“官僚主义者阶级”，现在则说他们是“修正主义、走资派”。毛主席不是言重了，而是在这个问题上绝不让步、不能让步，好像是说得严重了一些，但其实是科学论断！　　

毛主席一直认为共产党内会有这样的一个派别、一种势力、一些资产阶级政治代表。其实，王家山这样的，还够不上什么资本主义当权派，仅仅是一种腐败的倾向，但这是一个基础。这次毛主席在《十六条》上把党内这个主张走资本主义的派别命名为“右派”，是与他们在政治上划清界限，实行彻底的绝裂，用他们来教育全党，让全党进一步更坚实地在社会主义思想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在这个意义上说，现在我们处在何去何从、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要么向着资本主义复辟倒退，要么沿着社会主义继续前进。你意识到也罢，不理解也罢，最后就是这么回事。　　

人民以新中国为自豪，充满社会主义积极性，包括热切要求克服社会主义社会里存在的问题，从而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更好更快地前进，而毛主席所指出的党内的“右派”，却总是把已经有了十几年实践，已经有了看得见的巨大成就，日子也可望过得越来越好的社会主义，仍然看成是空想，他们没有社会主义积极性。实际上他们认为私有制是神圣的、也是万能的，认为资本主义是不可战胜的，只有顺着走、跟着跑，用这个来彻底改变中国。革命革了几十年，思想上却回潮了，真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他们迫切需要在合法的私有制及其专政里成为不可侵犯的人上之人，而永远避免处在“特权、修正”的被告席上。　　

他们长期以来跟毛主席也不讲理，还跟你讲什么理？逼得毛主席不得不利用自己的威望发动全国人民来评理！如果照他们这样闹下去，如果他们的愿望成为现实，将来就会讽刺性地再一次出现“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也就是变修变色、亡党亡国，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帝修反欢呼共产主义的失败和自由世界的胜利，一切都将处在世界列强新的血腥、“文明”的宰割之下！毛主席焦虑的、要防的就是这个。　　

他抬杠说，批了王家山，又来张家山，怎么办？　　

王雪说，你是认为“文革”这方法不能解决问题吗？这倒是可以商量、可以完善的。毛主席把一切放在相信和依靠人民的基础上，既然是人民国家，也就只有如此，这应该比西方民主更广泛更彻底更真实。但因为才是第一次，并且就这样放开了闹革命，具体地当然会有许多的问题，可以说几千年的沉渣都会泛起，但你不能否定这次运动的根本理论、根本方向和根本方法，你也不能不相信群众能够自己教育自己，一切的伟大之处就在这里。从污水里抱出来的前程无量的婴儿就在这里。　　

他叹了口气。　　

王雪接着说，某种学者、教授、理论家会讲，你之所言都有一定道理，但从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算起，三百多年的世界历史证明资本主义不但成功了，而且已经很成熟，我们只要接上去、跟上去，加入运转的行列就行了，哪怕受人家一点欺侮，给人家当三十年五十年小二子，让人家剥削一点，不怕脏苦累，只要得大于失、缩短了赶超的时间就行，古人还韬光养晦呢，何况是两利互便的事情！资本主义在原始积累阶段会有“羊吃人”一类的残酷性，“拜金主义”一类的丑恶现象，会发生争夺原料、争夺市场、争夺海空霸权、争夺殖民地的问题，但后来都会得到调整、控制、完善、公平，比你们这个社会主义要民主、自由、繁荣、文明。社会主义开头是高积累、低消费、一大二公、人民充满热情和幻想，发展速度可以较快，但后来就不会再快了，将来还要糟糕，因为一大二公违反人性，集权、专制、奴役、束缚生产力，弄不下去。我们要把社会重新奠定在人性的、自由竞争的基础上，那将充满活力，而不能把人民包下来。我们中国人口太多，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将来会包不下去，不如趁早撒手、赶紧放开，把毛主席做的那几个铁饭碗砸掉，把碎片瓜分一下，各奔前程，从此后在竞争面前人人平等，是穷是富、是好是歹，自己负责，怨不得别人，于是资本主义就会自然地发展起来。那时政府也才像个政府，国家也才像个国家。那时不必像现在这样用群众运动来反特权，只要用不断完善的法律就能管住一切。那时政府就事论事调节各种关系，处理各种社会问题，而不必谈什么主义，不必斗来斗去、没完没了。文化大革命恰恰说明社会主义没有别的更好办法了，靠斗人、整人过日子！将来用不着斗人、整人，而让人成为自由人，在人的自由中互相制约。我们不是简单否定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我们是面对实际，在已经取得的、诚如你们所强调的伟大成绩的基础上，稍微转个弯，进入世界大家庭。从你们社会主义理论上讲，这是“退”了一些，“中间”了一些，但其实这是回归正常社会，跟人家的先进接上去了，一方面可能要吃点亏，另一方面也定然是合算的。一切的主义再好，不总是为了把日子过好、让人民富裕吗？那就不要死抱教条，光靠理想是不行的。什么干部学焦裕禄，群众学雷锋，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知识分子跟工农群众相结合，全国学解放军，还有文学艺术表现工农兵，医疗卫生下乡去，人民公社三级所有、一大二公，五·七指示，等等、等等，这一切，统统违反人性、违反自然、违反规律、违反实际，是一个乌托邦，前所未有的大乌托邦，是毛泽东的错误。那么反过来应当是什么呢？就是坚决、勇敢、全面地接受资本主义，经受资本主义洗礼而不要怕什么丑恶、痛苦和吃亏！所以人家南斯拉夫、还有苏联，真是先知先觉先进一步，改弦更张，重砌炉灶！走着瞧吧，人家将来肯定会很快过上西方自由快乐富裕文明的好日子！唉，哪怕就是那样过一把瘾、做一夜美国人也好啊！社会民主党比共产党正确，伯恩斯坦比马克思、恩格斯正确，考茨基比列宁正确，托洛茨基比斯大林正确，还有什么李卜克内西、倍倍尔，甚至费尔巴哈、蒲鲁东，总之马克思主义批评过反对过的都比马克思主义正确。共产主义是什么？你们伟大的《共产党宣言》一开头就不打自招了，是一个幽灵！所谓马列主义纯洁性，老大哥都不保持了，南斯拉夫早就不保持了，大家都不想保持了，只有小小阿尔马尼亚跟我们一致，还有求于我们的经济援助。看来是保持不下去了，非得变修变色不可，怎么办？往哪里退？原先的新民主主义不是很好吗，现成的，而且是中国自己的，第一步先退回到那里去，来个浑的，看看能不能坚持下来，总之不要再搞毛主席的这一套东西了！要从教科书开始，让这一套渐渐被消除、遗忘！　　

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毛主席在领着我们唱《国际歌》呢，这是最后的斗争！毛主席也在领着我们唱《国歌》，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毛主席用文化大革命在做他最后的诗词！毛主席要让全国人民，要让历史，永远地记住，永远地想一想：他这个打下江山的领头人，在七十多岁的年龄，为什么要在自己建起的国家里发动这样一场不好理解的大运动，谁碰到谁伤，谁挡着谁靠边！真是悲壮、悲怆、甚至疯狂！但又是多么冷静坚定、多么有板有眼、多么周全考虑、多么理直气壮、多么义无反顾！不，这是最大的清醒！清醒到很多人都觉得糊涂！毛主席在考验党、考验自己的人民！毛主席站在高山之巅，他永远是独立寒秋。历史在他面前已经显得渺小！发动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思想的必然发展，毛泽东思想就是想人民之所想。毛主席通过“文革”最终完成了他自己，要不然他就不是毛泽东！毛主席最了解中国的实际，最了解世界，他提出的原则定将永存，他指引的是真正的金光大道……　　

他无力地躺倒，说，王雪，你说得我真想号咷大哭一场！你真的能看清过去未来吗？你是不是悲观、绝对了一些？世界上的事，确实难道一定非此即彼？你放心，中国这个社会，只要和平安定，日子总过得下去。我们谈谈别的吧，那个乔丽，还有那个秦川，甚至王家山，还有医疗界的生活故事，让我休息一下。　　

王雪说，别扯！你那个《金瓶梅》多时不看了，因为现在已经不是看那个的时候，你无心看下去了。我们的悲剧就在于我们不能不谈论反修防修，我们如果有更大的悲剧，就在于我们有一天可能会不再谈论反修防修，而都去看《金瓶梅》，并且都去重复《金瓶梅》的故事，像那里面的人们一样醉生梦死、烂下去！　　

毛主席健在时能发动群众来认识修正主义、斗争修正主义，毛主席不在的时候，谁能来发动呢？那时群众怎么狠得过当权派呢？革命是人民的盛大节日，但那时群众想疯狂一天也不可能，除非被逼到了绝境。人民将仰望天安门、怀念毛主席！我心里确实有些悲观，看不到希望。我保证以后在家里再也不提、不谈、不问这个了，我从今天起不去考虑所有这些问题了，我去找一门艺术钻研钻研。我们活得太累，我们绷得紧紧的，缺少欢乐，缺少放任、自由，还有人性！老天，为什么让我们扛着这些沉重得像山一样的问题啊，为什么要出来一个马克思主义啊！　　

那就让新民主主义来吧，什么都可以来，只除了这个该死的烦人的没有信心的社会主义。要来的就快点儿来吧，我都等不及了，我要亲眼看一看旧上海旧中国在眼前复活，来一点唯利是图、不法工商、拜金主义，来一点冒险家、青红帮、黑社会，来一点灯红酒绿、毒品娼妓、抢劫杀人、坑蒙拐骗，让《子夜》里所有的英雄和可怜虫都复活过来，让《雷雨》里的周朴园变本加厉压榨矿工，让我们亲手在祥林嫂的破碗里丢下几文钱而后回去祝福过年，让更多的妇女去做为奴隶的母亲，让新生的阿Q去打短工，去在假洋鬼子和赵太爷面前卑躬屈膝，最后在不可侵犯的法律面前画他那最后的圆圈，并且仍然像老阿Q一样画不圆！　　

如果我们现在已经没有这一切了，那就重新培养起来，搭建合适的温床让这一切孵化、成长！办法总是有的，毛主席一九六三年就说过，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可以了！大官就演变为买办官僚资本家，或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小官就演变为一般资本家，或者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办事员，人民就做小商小贩小工小农，或者罪犯娼妓流浪者包身工流离失所的人，一切都全了，跟旧社会的社会成份一样！至于知识分子，他们同样分化，有的趋炎附势奔向新的买办官僚资产阶级，有的重新探索救国救民的道理，继续这最后的斗争。　　

走上令人醉心的第三条道路以至于资本主义道路吧，那是自然的，只有社会主义是乌托邦、是不自然的。让我们的权力之舟在资本主义金钱的河流上打起七彩旗号、鸣炮前进，并且为河流疏浚、清污、拓宽航道！那是前进而不是倒退，那是上升而不是堕落，那是光明而不是黑暗，那是光荣而不是耻辱，那是民主而不是专制，那是自由而不是束缚，那是实际而不是空想，那是公平而不是欺压，那是公道而不是霸道，那是富有而不是贫穷，那是解放而不是压迫，那是法制而不是混乱，那是天天碰杯而不是阶级斗争，那是最清醒的理性，而不是盲目的信仰！　　

铁托、赫鲁晓夫是勇敢的先锋、开辟新纪元的巨人、社会主义黑暗地平线上资本主义的新曙光，他们和继承他们的人是最值得尊敬的，却遭到我们批判，错了错了！　　

落后的东方溶入先进的西方而终于明白路在哪里，几千年的大梦醒了啊，拨开迷雾见了太阳，还有美国的又大又圆的月亮！假如不是毛泽东要打江山，早几十年就这样了！假如不是孙中山闹革命，中国至少可以君主立宪，走上英国、日本的发展道路，何至于混战了半个世纪！可是,即使坚持孙中山也是好的呀,为什么又要闹共产党？真是加倍的愚昧！诅咒我们自己的所谓革命历史吧，诅咒一切的革命，把《共产党宣言》扔到垃圾堆里去，在以后中国的书店里再也买不到它！《国际歌》再也不必唱起，而且要加以禁绝！　　

我们这样的家庭，定然要比现在贵族，而且更加不受侵犯、不可动摇，总之我们将首先得到走上新路的好处，我们代表人民先行一步去体会那先进的生活。我们立即让孩子留洋，而且是公费的和最优先的，读英国、美国的名牌大学，带上小宗静同行，就让他们为我们生下两个美国小公民吧！现在部省级以上少数人能做到的，我们这一级也要普遍地做到。反特权阶层？这种混账口号怎么想得起来的！官僚主义者阶级？怎么能用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来分析和指向自己的内部？这不是自杀、不是内哄、不是昏乱吗？人间怎么能阻止不可阻止的欲望、怎么能限制理所当然的权利和等级？哪里有绝对的平等！一切都要有先有后，有一定秩序。为政不得罪于巨室，谁敢以身来试，都会碰得头破血流，必将受到历史无情的奚落！为什么老要想着人民呢？人民只不过是一种借口和累赘！　　

自有人类以来，多数人总是做牺牲、被淘汰，这就是平等，这就是自然，也就是永恒。同样道理，我们将把许多人，特别是人民这个庞大而讨厌的基数，明确地甩得远远儿的，而不是老要挂念着他们、假意在口头上称说着他们。让他们来监督我们、造我们的反，这是拿空话当真、把假话当现实，简直是傻瓜！天字第一号大傻瓜。　　

不要争论什么主义不主义了，要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国家自然而然会代表国家的利益。至于人民，尽可放心，要让人民一盘散沙，再也组织不起来，我们就安全了，我们就可以手持法律，管理方方面面。我们还不配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把我们这些优秀分子精华分子连累得苦死了、苦死了。　　

让社会主义这个讨厌的、廉价的、蛊惑人心、自欺欺人、极不现实的东西，让这个空想了几千年的肥皂泡，让这个鬼才知道为什么一定要我们坚持的原则，彻底见鬼去吧！让人民高喊的万岁随风而散、无影无踪，让天下高呼贵族万岁、金钱万岁、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万岁！　　

什么工农革命，什么无产阶级专政，完全是扯淡，痞子运动、杀人放火、共产共妻、天下大乱！一九二七年的老调应当重弹，还要向世界和中国的自由主义、特别是买办自由主义举手投降，承认他们所有的说法都是对的！将来是这些人的天下，将来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说话的地方，那将成为古董、垃圾而不为后人所知，最明确的是，天下只有一条道路可走，就是资本主义道路。　　

早一点向知识英雄还有永恒的权势投降吧，让他们赐给我们能够苟活下去的残肴剩羹，并且特别提请知识英雄不要过多地用他们尖刻的言词、才华横溢的文章、不阴不阳的手法、耿耿于怀的仇恨、断章取义的本领，讥笑、辱骂、清算得我们无地自容，我们过去实在是一时无知并且让他们吃了大苦受了大罪，硬要他们改造思想、站到无产阶级工农大众社会主义一边，真是黑暗、专制、法西斯、秦始皇！而现在我们愿意放弃旧有的过于坚硬的信仰，那只不过是一碗照见人影的稀粥！　　

反过来我们要接受他们全新的温柔的指引，他们会让我们明白，世界上唯一的真理就是永恒的金钱、无上的特权、以及与之相配的一切。这本来就是任何人凭着本能就会向往、随时可以接受的东西，是人生幸福和成功的象征，也是促进社会繁荣昌盛的无穷动力，我们为什么不顺其自然而且捷足先登呢？那是永远也反不掉、打不垮、改造不掉的东西，就像冰冷的喜玛拉雅山一样屹立在天地之间，除非地球毁灭！　　

勇敢承认这样的真理和现实吧，并且应当在法律上确定下来！真理其实是极其简单的，只要你肯面对着它就行了，不要逆向而行。放松啊，放松。放松是多么无耻、快乐、无忧无虑，获得自由和解放！一片虚无！　　

王雪无力地伏在了他的身上，忽然发出一声啜泣，呜呜地哭了起来，说，现在是文化大革命，毛主席领导人民在反修防修，难道我没有信心吗？我怎么会想得这么多啊！那一切好像真的已经来到我的心中，它们是存在的，它们是一定要来到的，现在的存在将不存在，我准备向那一切举手投降，我反动透顶了，把我打成反革命吧……　　

他颤抖起来，头脑一片空白，脸上麻木失血，简直身不知所在，嘴唇禁不住直是哆嗦，语无伦次，说，不、不会、不是、不至于……　　

　 　

　 　

第十二章   力尽（之八）　　

　 　

不久，一个工人给“文革办”送来一个信封，里面装着“致亭州市委的照会”。字写得很好，工整清秀，使他想起这大约是他见过的跟刘克成一起的那个工人誊写的。这篇所谓《照会》的奇文写道：　　

　 　

由于各单位的“主力军”都拒绝吸收革命造反的群众组织，在这种情况下，就发生了大辩论，有的是双方约定了时间，上台辩论，有的是没有约定时间，随时随地发生了辩论。　　

由于“主力军”在其幕后人的指使下把主张革命造反、进行文化大革命的人，视为“危险分子”、甚至说成是“反党分子“反革命”，一直在暗中整理这些人的黑材料，准备“秋后算账”，所以不但根本没有平等辩论的诚意和态度，而且总是采取围攻的、群众斗群众的方法，到处都发生了打人、揪人、关人、在厂里游斗人的事件。　　

目前全市起码有几百个无辜群众被非法关押在本单位的某个黑房子里，并且勒令其写悔过书。被关起来的人受到殴打和虐待，目前已知经受不住这种非人折磨而自杀掉的人有三个，从黑屋子里逃跑被追而从桥上跳到河里淹死的有一个，但都被说成正常死亡。　　

于此同时，各单位的“地富反坏右分子”遭到空前的“群众专政”，其中造成本人或家人非正常死亡的数字，也完全可以调查。问题在于，并不是因为这些人有什么现行的破坏活动，而是以此来抹黑造反派，说造反派加上这些人就统称“牛鬼蛇神”，就是文化大革命要加以打击的对象。　　

鉴于以上情况，革命造反派工人要想与“主力军”实现团结，目前已经没有可能。　　

“主力军”从出世那天起，就是抵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动工具，它接过“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口号，来打击响应毛主席号召起来造反的人，从而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扼杀在摇篮里，这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表现，它的矛头其实是指向毛主席党中央的。　　

一切要革命的人们，只有针锋相对，走自己的路，成立自己的真正革命的组织，起来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　　

为此，我们华兴机械厂、亭州电机厂等五十六个单位的工人代表，代表着全市十大系统的工人阶级，决定：　　

由刘克成率队到伟大首都北京去取经、学习；由陈安国等人在亭州进行更广泛的联系和发动，不必等待刘克成回来，以最快速度，召开大会，进行民主选举，成立“亭州工人红色造反司令部”。　　

我们决心与亭州市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少数人斗争到底，解救被非法关闭、正在受到摧残的革命造反派战士，解散“主力军”这个保守派组织，让受蒙蔽的工人弟兄们回到正确道路上来，与全市革命红卫兵、革命干部、革命人民一起，共同夺取亭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　　

　 　

真是奇文,新的语言构成，似曾相识, 略有夸张, 表达着一种激愤而义勇的心情, 底下有来自不同单位五十六人的亲笔签名，第一个是刘克成，第二个是陈安国，他逐一看下去，竟然在最后看到还有“革命红卫兵代表”史宏、江进海的签名。　　

他真是倒抽一口冷气。工人竟然用“照会”来对市委说话！这不是无知错用，而是一种形势。但这也罢了，“文革”以来用语的夸张、升级，很正常。他更为感受到的是一种强硬意志的存在，这意志足以跟老宗的意志相抗衡，而且决心要来压倒老宗的意志。兵分两路，如此这般，这些造反的工人就这样进一步行动起来了。　　

他还注意到他们从正面提到了干部，称为“革命干部”，而不是简单地把干部当作对立面，这体现了他们的聪明和“进步”，正是报纸上说的“在斗争中学会斗争”。　　

《照会》中所说的“发生了大辩论”，是这些工人听了他的话，真的要求加入“主力军”，还是跟老宗一样看出他这个主张行不通，而用完全可以预知的事实来做个证明？现在的结果是，他们尽力而为了。通过辩论，通过遭受排斥、打击，被考验出不讲理、不团结的是“主力军”，所以他们跟“主力军”无法捏到一块去。　　

他们沉着、坚韧，跟老宗一样紧紧把握住了斗争形势，只不过犹如两军对垒，意志正好相反。他们的全市组织“工人红色造反司令部”肯定要成立起来，这是阻挡不住的。而成立起来之后，他们就要来管亭州的事情了，但“主力军”这一边又岂能甘心？全市工人阶级就这样分为对立的两边，那会闹出什么事来，他很难想象。　　

不仅是工人，还有本来就分成了两派的学生，也将分别站到观点一致的工人一边去，“知识分子跟工农群众相结合”，明摆着史宏、江进海已经跟这些工人，而不是跟另一部份工人，“结合”在一块了。　　

那就是说，全市的人民都将这样站在不同的旗号下，都声称自己是响应毛主席伟大号召，他们将互相辩论、发生某种对立和斗争，见个高低，比个胜负，而且认为自己这一方是一定胜利的，并且胜者就能决定历史前进的方向。　　

市委怎么办？作为市委书记，他应该做什么？他能够做什么？他怎样尽自己的责任？他怎样才算不犯错误？他如何才算是“正确领导”？　　

刘克成好像是又一次对不起他，也又一次顾不得这一点，令他竟有点失落和遗憾。真正能体会和服从他这个市委书记的，决不会是工人造反头头刘克成，而只能是他的忠心耿耿体贴入微的秘书和全市的绝大多数干部。　　

这样分析起来，他得承认刘克成是对的，在政治运动中具有自己坚定政治立场，是一种起码的品德，而不能做两面派。可是，作为一个普通工人，历来所受也是党的教育，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成长和生活的，如此跟市委站在对面，而且摆出“造反”的姿态，心情会有矛盾，那几个“敢”，不是很容易就能做到，“革命”的分寸很难掌握，骑虎难下，会有成为“反革命”的危险。　　

于是，这一矛盾，也就化为策略。一方面“造反”的立场要坚定，另一方面要有灵活性，面对某个领导人也很难说这就是一个“走资派”；运动采取了“闹革命”的形式，一切尽量显得是真的，但还是不要忘乎所以，不要太真；比如，应该尽可能不跟杨书记闹翻，最好是能“团结、争取”作为一个“支持我们”的领导干部。　　

情况确实有点新鲜。刘克成出来当这个头头，不管是怎么想的，总之也是做“蜡烛”，要想最后能讨到好，真是难矣哉。　　

李宝安所说“在劫、在数、在难逃”，对刘克成也适用，只不过是另一面的。但刘克成这样的人，也可算是满腔热血、知难而进。或者是出于政治上的单纯幼稚，或者是出于本能上的一股邪劲，或者是二者兼而有之，偏要来做这个“蜡烛”。至于急流勇退，自古以来能做到的人就不多，往往是硬着头皮走到底。不管怎样，一切才是开头呢，好戏还在后头。　　

但是这个“照会”该如何处理呢？势难阻挡，令他有束手无策之感，似乎只有听之任之，相信天是掉不下来的。是否找老宗来商量一下呢？然而，老宗会不会理解成一种责怪？因为“主力军”的后面就是老宗。他不再多虑，拿起笔来就写下了“常委阅知”四个字。某种意义上确实是那句古话，“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但做渔翁的感觉总要好得多。他把香烟点着，稍感悠然地吸了一口……　　

他把《金瓶梅》用报纸包了，放在洪局长送书留下来的布拎袋里，带到办公室，让秘书用电话通知老洪到他这里来。这部书，他还没有看完，正如王雪说的，在这种时候，是没有看这种书的心情了。　　

这部书写西门庆的荒淫生活，老婆有七、八个，酒色财气，至于那社会，腐朽黑暗，醉生梦死，毫无希望。此书是以《水浒》西门庆潘金莲故事加以扩展而成，也是挑出《水浒》社会背景某一角来，做出专门的深入的描写，成了一部腐朽社会的世情书，也是一些中国人在一定时期的德行书。它的价值就在此，可用来认识历史、研究人性，也提醒人们检查自己，比起遥远的从前，有了多少进步？社会是否还存在哪些不好的东西？王雪说，如果走了“中间道路”，人们就会去重复《金瓶梅》的故事，意思是回到旧社会的某种情况。王雪的想象力，有时像坐了火箭一样，让你跟不上。但未免说得太严重、太耸人听闻了吧？　　

老洪的一条腿在解放亭州时被炸成残废，那时老洪是班长，才十七岁。康复后，就留在亭州工作。不管是在机关大院里，还是走在大街上，拄着拐杖、有一条裤管里是半截假肢的老洪，总好像成了一种革命有功、打江山坐江山的象征，而格外得到群众投来尊敬的或有所敬畏的目光。老洪这人，本来也没上过学，是安徽凤阳农村的一个穷孩子，但残废康复以后在干校里刻苦学习，变得就不一样，大约正因如此，渐渐也就把他从商业物资战线用到了思想文化战线上。虽然资格不比别人老，但由于有了文化，并且因腿残而有了某种风度，很自然的成了亭州中层干部里一个显眼的人物。　　

秘书帮着老洪上楼，进了他的办公室。他问老洪，最近情况怎样？老洪说，我们文化部门是国家事业单位，领导干部的亲属也比较多，基本上没有造反派，初期也有个别业务人员写过我两张大字报，批评我过去有几件工作处理不当，造成古建筑损失，说得有些道理，出发点也是好的，我能够接受，别的也没有什么风浪，都参加了“主力军”。这一阵我在家里饲养金鱼、培植花草。我想我是什么派呢？造反派，当然不是；走资派，恐怕还不够资格；我就给自己起了个名称，叫做逍遥派。我还编了个顺口溜：逍遥派，真自在，不管左派和右派，你们斗完了我再来，最后还是我上台。　　

他听了哈哈大笑起来。这就是干部的幽默和水平。　　

老洪说，最近他们不让我逍遥了，接到一个战斗任务，拉我成立一个“红老兵革命委员会”，由复员、退伍、转业、残废军人，还有老红军、战斗英雄这些人组成，大多是各系统的一些干部，也吸收一些可靠的年轻些的人，想以这个形式来积极影响运动。商贸公司老尹是“司令”，他有红军的资格，他手下也有实力。反正照着群众组织的样子弄起来了。总部设在工商联，里面有会堂、有办公楼，“主力军纠察队”的直属支队跟我们在一起，这样我们就等于有了警卫部队。我当兵时只做到班长，现在成了“政委”。　　

他忍俊不禁，说，你们这个幽默搞大了！老洪说，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嘛，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所以，经过考虑，我同意参加。他说，这事情我不知道，现在听你一说，知道了。老洪立即摇手，说，不要你表态，是对是错都是我们的事，跟你书记无关，但我们相信，错也错不到哪里去。　　

他说，好吧，我不表态。你这个“政委”，看来比我这个“政委”还要强些，推进到前线去了，可要小心炮火啊。　　

老洪说，书记你放心，我们核心组五个人全是市委委员，其余人百分之百是共产党员，十年以上党龄的占百分之五十以上。　　

他说，当然当然，只是情况确实特殊，你们要十分注意把握形势，保持一定距离，因为你们的身份毕竟跟群众不同。老洪点头称是。　　

他就丢开这个话题，把布拎袋从办公桌柜子里取出来，说，《金瓶梅》在这里，现在没有时间看了，请你还给图书馆。　　

老洪说，图书馆现在只有报纸阅览室对外开放。馆长夫妇就住在馆里，我负责交给他们，没有问题。　　

他问，图书馆有无损失？老洪说，没有，而且有了收获。“破四旧”时，馆长带领馆里的同志暗中跟废品站、造纸厂取得联系，弄回不少古书，都封存了，将来再整理。那时群众响应号召，把家里的旧书都朝废品站送，废品站又朝造纸厂送。　　

他说，这馆长不错。老洪说，写过我的大字报呢。他问，写的什么？老洪说，“破四旧”的文件是文化局起草、以市委名义发的，各学校执行，让学生共青团员和积极分子上街，到老百姓家里搜查，有的还冲进寺庙，一窝蜂，事前没有培训，文件上也没有规定注意的问题，工作不细，造成了文化损失。　　

他听了无言，他是怎样签发这个文件的，都记不得了。他送老洪下了楼，老洪拄着手杖，以一种特有的昂扬雄姿，渐行渐远而去。　　

自从把工人的那份《照会》批示了“常委阅知”，一切出奇的平静，他不知道几位常委的态度，也不知道他们正在做什么，他们不来向他报告什么情况，他也不去询问他们，大家相安无事，甚至都不大见到面了，这是有点微妙的，好像大家都在等待着什么，对这即将来到的某件事情，既无力阻挡，也不感到害怕，而是要看个究竟。　　

按理，他是应当具体地有所关注的，但这就需要跟下面的部门和工厂发生联系，所以他就有意地避开那一团乱麻，怕太靠近了容易纠缠进去。好在老宗跟他之间，早就有了某种不成文的“分工”，就是这些具体事情不要他直接插手，而让老宗在一线挡着。对于干部来说，往造反的一边靠，会脱离自己的队伍，使自己孤立，往保守的一边靠，造反派会揪住你，总之不能露头，真是“动辄得咎”，多数常委这段时间大约什么事也没有做，只有老宗可能在不动声色之中做了可以想见的事情。　　

也许老宗已经像诸葛亮一样“安居平五路”，把刘克成、陈安国这一拨子工人的事情处理好了，扑灭了那声称要熊熊燃烧起来的大火，但更可能的是老宗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弭兵”之策，因为无论如何老宗没有办法公然把那五十多个工人代表抓起来或软化过来，从而阻止他们的行动计划。老洪出任“政委”的这个组织的成立，该算是老宗构筑的防线上一个新的指挥配置，更为完善有力。他的心中突然掠过一阵悚惧，就像见到乌云集聚，即将金蛇一闪、雷霆炸响一样。　　

陈安国领着几十个人来了，要求对他们的《照会》给予答复。接到情况后，老宗主动来对他说，就说你外出开会了，让我去答复他们。他问，那么答应不答应他们提出的要求呢？老宗说，不答应。他几乎感到一种软弱，又问，这行吗？老宗说，反正是不答应，随他们怎么闹，谅他们不敢犯法。话说到这样，他也就不必再说了。　　

他感到老宗有某种沉不住气的、急躁的东西，却不怎么好劝。他点了头，让老宗去试试。结果，不一会，老宗就气愤愤地回头了，说程主任被陈安国那伙人带走了，声称一起上荷州地委评理去。这真是始料不及，好像看到了当时那闹剧场面一样。他倒反而抑制不住地笑了起来，问老宗，你说到底是魔高，还是道高呢？他们犯法了没有呢？老宗脸气得发白，说，我反正不信会输给他们，出水才见两腿泥。他说，我也是这样看，那我们就不要急。他算是用这句话劝了老宗。　　

第二天上午十点钟，到荷州评理去的人返回了，程主任也在一起，都到了市委“文革办”。工人指名道姓要老宗出去接见。这之前，他已经接到地委“文革办”电话，认为阻挠成立“工红”是行不通的，还是要因势利导，处好关系，不能对立。　　

他把地委“文革办”的意见对老宗说了，想不到老宗断然不听，说，你要么不让我去处理，我的态度，还是不能答应，道理很简单，打个不确当的比方，我们不能让他们从游击队变成正规军。　　

他说，这毕竟是不同的。老宗说，虽然不能说这些工人就是敌人，但形势如此。我坚决认为，顺着他们这样下去，国将不国！　　

他沉默了一下，问老宗，那你怎样能把问题处理得下来呢？老宗说，处理不下来不要紧，我倒要看他们有什么办法能降服我，你让我去，你放心，横竖就是这么回事了。他说，他们指名道姓要你去谈，来者不善呀，让我去吧。但老宗不肯。　　

老宗像上回一样，又带着对立的情绪、抱着不予同意的态度去了。结果，闹出的事情更大，工人增加到几百人，学生也来了几百，把老宗就在市委门口批斗起来。群众让老宗站到一把椅子上，陈安国口若悬河对老宗痛加批判，群众呼出了“打倒宗进庭”的口号，有“千夫所指”之势。十几个机关干部要上前保护老宗，被群众推推搡搡、骂骂咧咧，赶到场外去。　　

不一会，“主力军纠察队”来了许多人，“红色保卫军”、“红老兵”也举着旗帜来了许多人，他们的愤怒冲天的口号是“保卫市委！保卫无产阶级专政！”这边的工人学生见自己有被包围之势，就往外冲，于是发生混战。　　

他得到消息，正在叫苦不迭，来了一些人，其中有干部有群众，负责市委保卫工作的公安局牛副局长也来了，护着他和常委们迅速从后门离开市委，穿过曲折小巷，进了工人文化宫。他说，不行，不能呆在这里。于是又从文化宫后门出去，曲折而行，到了煤炭公司。他仍感到不行，于是从煤碳公司后门坐上小轮船，“突突突”往北边水乡开去，这才觉得安全。他心里的意思是不能让常委们呆在“主力军”的营盘里，以免引起“工红”方面更严重的对立情绪和更扩大的行为。　　

小轮船北行三十多里水路，到达鹊湖镇。远离亭州，四面汪洋，十分安静，好像到了世外桃源，大家松了口气。傍晚，乱中脱身的老宗也被牛副局长找到、接来，就在镇招待所里开了个常委会。牛副局长到外面去负责保卫工作。　　

招待所至为简陋，木板大门关了起来，除了他们，空荡无人。他们要了两瓶热水、半罐茶叶、匆忙洗过的茶杯，让服务员回避离开了。气氛有点凄凉。　　

他开玩笑说，我们成为逃亡政府了。老宗说，都是我，败军之将。老魏说，这没有什么败不败的，你坚持了原则。老李说，对，坚持了原则，算不上败。老黄说，确实也没有什么败不败的。上次常委会不同意另外成立工人组织，老宗坚持的，就是这个原则。现在群众这么一闹，我们的原则碰了钉子，我们要不要重新研究一下？老黄这样婉转一提，老魏老李就看着他。　　

他从容吸了一口烟，说，今天老宗首当其冲，领教了“造反派的脾气”，我们每个人都要作好这种思想准备。我也认为要肯定老宗坚持了原则。在当前情况下，只怕你无论怎么坚持原则，群众的混乱和冲突也仍然是不可避免的，我们随时可能遇到老宗今天碰到的情况，也许还要更为严重。今天办公地点这个转移，或者也确实可以说是短暂的“政府逃亡”，说明我们可能要像在战争环境一样作好为党牺牲的思想准备。　　

老魏忽然一拍桌子，哭声喊道，毛主席啊！　　

老李说，老魏，别这样！从前枪林弹雨的日子都过来了！　　

他说，也许我言重了一点，我心里也很难过、想得很多。我们忠心耿耿，对党、对毛主席、对人民，都没有二心。我们总的要振作精神，正确对待。针对今天的情况，我们可以调整一下策略，要淮备走更弯曲的路，把运动要进行的时间预计得更长一点，不要伸出手、挺出胸去阻拦，不要怕秩序会产生一些混乱，不要怕各种问题冒出来。就是不要怕。中央一再说要放手发动群众，我们“放手”不够，那就再“放”，看看怎么样？　　

老李说，你“放”了这边，那边要有意见！他说，现在确实主要是我们“放”了那边，这边有意见。要全面地“放”，哪个山上的猴子要跳出来表演，我们都“放”。老宗说，好吧，放，让猴子们“自己教育自己”去！　　

他说，有些事情我们确实要重新研究。各单位群众要成立自己的组织，若干个单位的群众要联合起来成立全市性组织，我们都要同意，不要阻挠，但也不要放弃对他们的观察和教育。这就是群众充分发动起来，而不是由我们包办代替。我们今后的工作，就在这样新的局面、新的基础上考虑。这样一来，我们可能会主动一些。　　

如果全市只有一派群众组织，比如“主力军”、“红色保卫军”、“红老兵”，那工作当然是好做的；如果全市有多个组织，而且分派别、闹矛盾、有冲突，那也不要紧，因为他们都认我们这个老娘舅，有事就来找我们仲裁、评理，还要来“争取”我们的支持，这工作也好做，我们不但不必“逃亡”，而且还会很吃香呢。　　

也许这就是我们工作的转变，从比较的集中，转到比较的民主，从习惯于站在上面发号施令、让群众惟命是从，到更多倾听各方面的不同意见，发挥群众的积极性。这样说，是坏事变成好事，是社会的进步，但这个好事、这个进步，看来有一个痛苦的过程，要付出一定代价。　　

一方面我们对群众民主不习惯，另一方面群众民主自身也有一个成长成熟的过程。这样去看问题，就可以说，我们的党，我们的人民，我们的民族，在这个史无前例的大运动中将会得到新的进步，创造出新的政治局面。我们应当千方百计促成它的胜利成功，而不要反感它、否定它。问题虽多，总的应当这样从积极的方面去看。　　

老魏说，杨书记，你真行，问题就这样被你一翻、翻了一百八十度，我还真的看到了一些亮光，要不然，心里面真是漆黑一团。老李说，那你再喊一声毛主席。老魏说，我对不起毛主席，我一会儿理解，一会儿又不理解，而且毛主席把像我这样的情况预先都写在文件上了。老李说，不对，毛主席只说过有人对运动很不理解，没有说“一会儿理解、一会儿不理解”。老魏说，李部长，你不要跟我咬文嚼字好不好？思想问题嘛，总是一会儿这样，一会儿又那样。解放军政治工作经验有一条就是“活思想第一”。思想的特点，它就是“活”，就像一篓子泥鳅，翻来搅去动个不停。　　

大家笑了起来，表情严峻的老宗也“嘿儿嘿儿”的笑。　　

他说，我们今天晚上一定要回去，不能在这里过夜，如果在这里过夜，那就是离开职守，真的是“逃亡”，这是不对的。估计明天“工红”方面还要到市委来，我们要按照今天所谈的精神，实行“让步”。地委“文革办”也是这个意见，面对现实，目前确实也只有这样办。　　

我建议还是老宗去接见，答应他们成立“工红”的要求。至于活动场所，现在工人文化宫是“主力军”总部，工商联是“红老兵”总部，别的也没有地方了，只有把剧场给“工红”做总部，要跟剧场协商一下双方怎么使用。关于经费，跟“主力军”一样，给他们三千元，同时也要对他们提一些要求、做一些教育。　　

老宗说，我不去！老李说，老宗，杨书记的意思，不能光让你做“恶人”，这“好人”的事情也要让你做。老宗说，我不在乎这个。老李说，这话当然对，但现在面对的就是这种复杂情况。你说不去，那我们也不好去，只有杨书记去。　　

他说，大家的心情我知道，情况确实变得有些复杂。到目前为止，老宗一直处在第一线，他所做的工作，都是贯彻常委会的集体意见。现在是“恶人”不好做，“好人”也不好做。明天谁去接见“工红”，按照今天的意见，答应他们的要求，这是做了“好人”，但在另一面的群众看来，那就是“恶人”，他们就要对这个同志有意见。这两个方面，都可能会在一定范围内成为一种误解，我们都要有精神上的准备，我们的思想立场和工作，决不以各种误解为转移。如果我们为党的事业蒙受某种程度的冤屈而又不好解释，这种情况也是有的。但不管怎样，我们是为了工作，我们是有原则性的，血管里流的都是血，水管里流的都是水。明天不管谁去，都要对群众说明，是代表市委去的，以前不主张成立“工红”是市委的意见，现在同意成立“工红”是市委重新研究之后的意见，这样说就没有矛盾了。我看，老宗和我除外，你们三个人当中随便哪个去。为什么我最好不去呢？因为现在有的群众说，杨书记是同情和支持“工红”的，老宗是同情和支持“主力军”的。常委会虽然不听这种无稽之谈，但我们也要避免让群众形成这种印象。我是书记，我一出面，表态就一百八十度转弯，这样不好。老魏还没有去接见过群众，明天就由老魏去经风雨、见世面，怎么样？他举起手来，结果都举了手。老魏说，好吧，我准备“主力军”对我有意见，横竖我们现在是猪八戒照镜子，要想有个人样也不可能了。　　

大家又是一笑。　　

没想到，第二天先是来了市一中的上千名学生，还有教师。他们要打倒校长蔡美凤，他们要求市委为高均老师平反昭雪。蔡美凤，还有工作组留下的联络员老姚，被学生押到市委门口来了。学生，加上围观群众，把中山塔门口站得满满的。批判会当场举行，诉说蔡美凤如何执行资反路线、如何迫害致死青年教师高均。　　

比起朝阳中学和医校，市一中这个“学生运动”迟来三个月，但不同的是，人数一下子比较多，说明着该校师生在这个问题上的一致，这大约也是酝酿时间较长的结果。在运动较为深入、改变了人们的一些思想的这个时候，情况也就不同了，于是，蔡美凤在市一中的“一统天下”终于崩溃了。　　

他对市一中这件事，由于已经有所了解，并且还有前面两个学校的经验教训，精神上有一定准备。当门口的情况反映到里面，他也就胸有成竹，可是他也别无更好办法，还是只有让蔡美凤“经过”去。　　

看了学生们提出的《强烈要求》，他让老程先去会见师生代表，一是支持革命师生对蔡美凤执行资反路线的揭露批判。二是高均执笔写学校领导的大字报，以及他到北京去参观学习，都是运动当中正常的行为，不是反党行为，不能因此说高均是反党分子。第三，市委认为高均是一个要求革命要求进步的青年教师，高均自杀身死是不幸的，要由教育局组织专门调查，学校师生应该积极提供真实的情况。第四，市委撤销蔡美凤市一中党支部书记兼校长职务，责成蔡美凤向革命师生作出深刻检查，接受群众的揭发批判。第五，工作组联络员老姚，回原单位法院参加本单位的文化大革命，不再担任市一中联络员，但必须积极配合对高均自杀事件的调查。第六，希望革命师生学好用好《十六条》，执行党的政策，对蔡美凤要文斗，不要武斗，到了下班时间要让蔡美凤回家。如果师生代表同意这六条初步意见，他就到门口去接见他们并讲话，如果还有不同意见，可以继续商量，而如果有开除党籍的要求，回答是：根据中央精神，此类问题要放到运动后期处理。　　

就在市一中学生聚集市委门口的时候，“主力军”数千人上街大游行，呼喊“誓死保卫亭州市委”、“严惩‘工反’一小撮打人凶手”的口号。得到这一情况，他马上让办公室打通老刘的电话，要求游行队伍不能到市委门口来，并且要避开学生回市一中的路线，以免发生误会和冲突，还有，要求他们取消“保卫市委”的口号，我们只能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　　

焦虑使他不能等程主任来报告情况，就主动到“文革办”去了。他一进门，看到程主任正同十几个学生谈着呢。学生们看到他，马上都站起来，鼓掌欢迎他的到来。他坐下来，和颜悦色问，谈得怎么样了？程主任说，市委的六条意见都谈过了，正在谈开除党籍的问题。他说，市委总的是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的，是同情高均老师的不幸的，而且高均老师从北京写给我的信，我也收到了，信写得很好，适当时候我要把这封信交给高均问题的调查组。市委答复你们的六条意见如果还不全面，你们可以提出修改、补充，关于开除党籍，根中央精神，现在不好处理。以前我们处理过朝阳中学的问题，开除了曹校长党籍，那个处理是过早了，不符合中央精神，后果也不好。所以，以后就没有运动中开除党籍的，对蔡美凤，这回也不要急于这样处理。我们重在对她所犯错误的揭露批判。结论产生在调查之后，处理要以结论为基础，是不是？我想同学们能理解这一点。如果是这样，如果大家对六条没有原则的不同意见，那么我们就一起到门口去，我要看看全体同学们，跟同学们见见面、讲讲话，欢送你们胜利回到学校去继续搞好教育革命，好不好？他的话音不觉就带上了热烈的感情，学生们犹豫片刻，鼓掌同意。他站了起来，把手一招，让大家跟着他，向外面走去。　　

几十步之外，出了中山塔大门，映入眼帘的是密集的许多中学生娃娃们稚气的脸，无数的眼睛老远就仰望着他、观察着他，让他感到自己将要说出的每句话对他们都是那样重要。在看到这些学生的同时，他注意到在队伍的最前面，有两个显然是被押着的低着头的人，那是蔡美凤和老姚，胸前挂着硬纸做成的大牌子，上面用墨笔写了“打倒……”的字样，令他心中悲悯、为之颤动，但好在还不是张霖之的六十斤重的铁块。世界就这样又一次在他眼前被颠倒，而被这些青年人视为正义的申张和勇敢的行为。总之，他就又一次面对着这样的“革命”场面和不可回避的现实了。学生们呼喊起激昂的口号，形成一股声浪向他扑来。在一定距离站住之后，一个学生头头大声说，欢迎市委杨书记讲话！鼓掌声迎面而起，声音显示出一个范围，外边是围观的群众。　　

他进入了角色。大体按照六条意见讲了话。当他说到撤销蔡美凤党内外职务时，蔡美凤发生了要往下瘫倒的情况，但及时被站在她两边的女学生叉扶住了，只有旁边少数学生注意到这一点，他们保持了镇静，而他却看得很清楚，所以当他说到第六条意见时，语气上有所加强，他想，这也许能使蔡美凤听了得到些安慰，不至于成为又一个曹家骏。　　

就这样基本上较顺利地处理了市一中的问题，学生们押着蔡美凤和老姚，一路高呼口号，凯旋归去。　　

那天上午就那样过去了。他打电话给老魏，问，“工红”方面有无情况？老魏说，我一直呆在办公室，就等着他们来，可他们没有来，怎么回事？他反问，你说呢？老魏说，也许下午要来吧？他说，我看也差不多。你跟老黄说一下，中午好好休息，作好准备。　　

下午，“工红”方面果然出动，人数达到两千，队伍有壮大之势。他们在街上游行，口号有“打倒走资派宗进庭、打倒保皇派”、“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等等。正当他得到这一方面的情况时，另一方面也有了情况，老程电话里说，剧场和剧团上百人到了市委“文革办”，他们不答应把剧场给“工红”做总部，理由是剧场每天都要演出革命样板戏。　　

他在电话里对老程说，演出革命样板戏当然很重要，但演戏是在晚上，白天不演，划出一定的办公区给“工红”就可以了，“工红”也不会反对演出样板戏的。至于舞台和场子，除了开大会借用一下，都是剧场剧团使用，处好关系，并不矛盾。　　

老程说，剧场剧团群众都属于“主力军文化支队”，他们跟“工红”不合家，他们称“工红”为“工反”，是很蔑视的。他说，既然是这个情况，也好办，跟“红老兵”以及工商联有关人员联系一下，让“红老兵”跟“主力军纠察队”移到剧场来，把工商联借给“工红”，这不就都解决了吗？　　

老程说，“工红”正在游行，马上肯定要到市委来，火烧眉毛眼前急，万一“红老兵”工商联那边的工作一时做不下来怎么办？　　

他说，现在先把剧场的人动员回去，对他们提出的问题，市委需要研究、协调，到时会有答复给他们。这样避免他们跟“工红”在市委门口发生冲突。至于“红老兵”工商联那边，我让老魏去做工作，来得及。　　

他对老魏说明了眼前的情况，要老魏立即联系洪局长，还有老刘，要求他们顾全大局，服从市委的安排。如果他们不想离开工商联，那他们就要负责把剧场的工作做下来，二者必居其一，要立即有明确回答。　　

老魏的秘书很快把老洪老刘请进市委，老魏、老黄跟他们摊牌，结果，这两个人保证把剧场剧团的工作做下来。老魏没有让他们离开市委，当场一个电话到“文革办”，由老程领着剧场剧团“主力军支队”两个负责人到了老魏的办公室，老刘当面下了命令，而老洪本来就是文化局长，是剧场和剧团的顶头上司，虽然现在是造反的时代，但他们作为“保守派”，对老洪这个上级还是认的，老洪对两个头儿说，市委的决定，无条件执行！这句话实际上比老刘的命令更管用，问题也就解决了。　　

最后，老魏还问，你们是不是党员？结果来的两个人都是，老魏说，今天我也是以市委监委书记身份跟你们见面，你们既然是不造反的，是听市委话的，那就要看在这个特殊时期你们的党性怎么样！两个头头也就表示服从，到门口去领了剧场剧团群众离开了市委，回去做工作。　　

一切虽然紧张、危急，真是火烧眉毛，但问题的解决顺利得出乎意料。当“工红”的大队人马到了市委门口，陈安国等几个头头到“文革办”谈判时，老魏和老黄已经胸有成竹等待着他们，向他们传达了市委的研究决定：　　

承认“工人红色造反司令部”是亭州市文化大革命的合法革命群众组织，批给三千元“文革”经费，临时安排亭州剧场一部份办公区给“工红”做总部，“工红”如果需要开大会，可以借用舞台和剧场，“工红”有义务支持剧场的正常工作和晚上演出革命样板戏。　　

陈安国说，第一，拥护市委的决定，第二，对于昨天“主力军”方面到市委门口来冲打我们的事件，我们保留追究的权利，第三，剧场剧团属于“主力军”，我们“工红”总部安在那里，他们不欢迎，还可能捣蛋，我们的原则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对于一切可能发生的问题，也提请市委予以关注。　　

陈安国总是这样“有预见”，义正辞严，老魏也出乎意外地给了一个很干脆的回答，说，我个人注意到了你说的这几条，一定负责转告市委引起重视。现在，是不是由程主任跟你们到剧场去落实“工红”总部的问题？　　

陈安国说，别忙，我建议由魏书记到门口去接见“工红”的群众，给大家讲个话，讲话之后，我们也不能就在市委门口解散，还要到街上游行一圈，表示对市委决定的拥护支持，游行以后，队伍解散。剧场方面，我们今天不去，请“文革办”去把市委的决定落实好，我们明天下午就要借用剧场开大会，到时还要请市委给我们“工红”挂牌子，程主任至少要光临。　　

对此，老魏他们只好表示同意。老魏后来向他汇报说，想不到一个青年工人这样能说会道，他偏不顺我的路子走。我本来认为他们背后会有人，但看来就是他们自己。　　

就在第二天，果然如陈安国预先说到的，出了问题。他于事后，也就是硝烟尚未散尽时，得到了程主任的报告：　　

十一月二十六日这天下午一点半，工人从四面八方来到亭州剧场，一千五百座位很快坐满，并且四周也站满了人。一点三刻，全体起立唱《国歌》。陈安国主持，用他那声如铜钟的喉咙和激烈的言词发表简短的演讲，掌声雷动。　　

首先宣布作为“工红”发起人的五十六人名单，他们只要本人有将革命进行到底的精神，就永远是“工红行动委员会”的成员，这个“行动委员会”也就相当于“元老院”，不再增加新的人选，今后“工红司令部”决定的一切重大行动，必须经过“行动委员会”讨论批准才能付诸实施。对这五十六人，如无不同意见，鼓掌通过！会场上一阵热烈掌声，并且领呼了口号。　　

接着是选举“工红”司令部勤务组（也就是核心组）。候选人是此前五十六个代表酝酿推举的，一共五个候选人，第一刘克成（华兴机械厂工人），第二陈安国（亭州电机厂工人），第三赵家琪（水电安装公司工人），第四张大同（三布厂工人），第五谭向东（饮服公司工人）。除了刘克成在北京，其余四人都在台上，又获鼓掌通过。　　

接着宣布分工，刘克成为组长，陈安国为副组长，赵家琪为组织部长，张大同为宣传部长，谭向东为联络部长。接着是四个当选人发表演讲，口才都不错，剧场里一再响起热烈的掌声和排山倒海的口号声。　　

这时，三千“主力军”跑步来到，堵住了剧场大门，占领和控制了门口广场以及附近街口，高呼“保卫无产阶级专政，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样两个口号。　　

剧场里顿时炸了窝，群情激愤、一片混乱。刚刚当选的头头部在主席台上作出决定：一，原定的庆祝游行取消；二，以中排为第一队，左排为第二队，右排为第三队，一队接着一队，一个挨着一个，互相保护、一齐向前、决不后退，从大门口冲出去；三，冲出之后，不怕牺牲，坚决执行已经给各支队长布置的原定计划；四，谭向东用长途电话给在北京的刘克成通报情况。　　

陈安国一声令下，一千几百工人嗷嗷叫着从剧场里往外冲，把拦在剧场门口的“主力军”冲得人仰马翻，四面八方的“主力军”蜂涌而上，但“工红”的人迅猛突围成功、到达大街，就从四通八达的小街小巷里散掉了。　　

“主力军”随即整队在大街上游行，高呼“保卫无产阶级专政，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并且“胜利游行”到市委门口，然后折回剧场门口散去。　　

程主任把陈安国的演讲记录给他看，其中说：　　

目前在亭州各个工厂，所有革命造反派工人都遭到围攻、威胁、勒令检查、扣发工资、记进黑名单、关黑牢、殴打等等，就连家属、亲人、未婚妻也遭到街道居委会和派出所的“劝说动员”，亭州市的走资派和由他们组织起来的保皇派“主力军”正在制造“白色恐怖”。他们妄图阻挠革命工人运动的兴起，要把亭州的文化大革命扼杀在摇篮里，其目的，就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作为“工红”发起人的五十六个工人代表，分别在自己的单位里遭到“白色恐怖”的威胁和迫害，无一例外遭到非法禁闭，受到非法审讯，但是，五十六人之中没有一个人是屈服的，并且继续为今天大会的准时召开做了艰苦细致的发动组织工作。需要说明的是，本来发起人不止五十六个，但有几个人退缩了，表示不参加，只作为同情者，我们当然不能勉强他们。今天除了刘克成在北京，其余五十五个人都来了！同志们，弟兄们，现实正在给我们上最严峻的一课，它说明“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即使在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情况下也不是一句空话，不是一句漂亮话，更不是一句轻轻松松的话。《十六条》早就指出，由于阻力比较大，斗争会有反复，甚至可能有多次反复。这种反复，会让我们懂得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不平坦的……　　

他抑制着心的怦怦跳动，问，怎么会有这份记录的呢？程主任说，下午一点，陈安国打来电话，说半个小时之后“工红”将在亭州剧场召开成立大会，欢迎程主任率领观察员来参加，到时还要请程主任来为“工红”挂牌。所以我带了一个会速记的同志进了现场，亲眼看到了全部的情况。只不过没有来得及为他们挂牌。　　

他问，那么“主力军”是谁通知去的呢？老程说，“主力军”能把那么多人很快集中起来，说明事前可能知道“工红”要开大会。成立“工红”的具体时间不可能不传出去。　　

他说，得找老刘谈一谈，把情况了解一下。他们这个行动是十分不妥的！幸好还没有造成伤亡事件，这种事假如发生在民情暴烈的地方，没有几百人头破血流就不算。他问程主任，你说呢？程主任说，如果有必要，就由我找老刘谈，书记你暂时不要出面。他一听，老程是在爱护他、保护他呢。他说，陈安国所说的坚决执行原定计划，是个什么计划？程主任摇头不知。　　

老程回“文革办”去了。他的心情无法平静下来，觉得需要跟老刘老洪，也许还要跟老宗，好好交换一下意见。他一时觉得，他跟王雪说过的那种不得已需要跟老宗摊牌的时候到了。但这么一想，心里就很不是滋味，好像他是代表正确路线，而老宗代表错误路线，他来“炮打”老宗的“司令部”了。他跟老宗之间，情况有这么严重吗？当然未必。　　

他丢开这条绷得太紧的思路，心头顿时轻松许多。当然，清静无为是消极的，不负责任更是不对的，还是要积极做工作。他于是想到，面对此类严重问题，不做工作不行，做工作也只有从轻微处入手，和风细雨，留有余地，因势利导，以免被动。他叹口气，好像刚刚经历崎岖，踏上平坦一样。他决定当天晚上就开常委会。　　

老李说，情况是造反派突然强行进入剧场开大会，还打伤了剧场人员。剧场里是“主力军文化支队”，所以“主力军”就出动人马前去支援，这很自然，但做得还是有分寸的，没有冲进去，也没有动手，仅仅“围而不攻”，并且网开一面，是把造反派吓跑了。不是说要“敢于放手发动群众”吗？“主力军”是群众，“工红”也是群众，你放开了这只手，也放开了这只手，结果这手要打这手，这手也要打这手，你说你支持这手呢，还是支持这手？人只有两只手，从来不曾有人说我只要这只手，不要这只手。这事情难办，很难办！我们没有办法，我们两只手都不敢动了，这就叫束手无策。到底他们是要刮风，还是要下雨，是要翻跟头，还是要竖蜻蜓，那就随他们吧，现在是各种人表现自己的时候到了。　　

老魏说，市委对于运动，总是保持一定距离比较有利。《十六条》第四条说了，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昨天我和老黄虽然已经答应“工红”借用剧场，程主任也跟剧场打过了招呼，但他们今天的方式不妥，人马突然涌到剧场里去，样子好像整个剧场都是他们的了，还把前来查问的人员打伤了两个，完全是反客为主，不造成对立才怪！要说他们是首创精神，那么“主力军”去包围他们、向他们示威，也是首创精神。我们要去掉一个“怕“字，让他们去首创，看最后首创出什么来。双方差点发生大武斗，好像是个乱子，但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角度看，就不是乱子，还要看成好事。我们要改变我们的思想，不要怕出这个乱子。他们双方，乱过来，乱过去，首创过来，首创过去，他们自己解放了自己，就会自己教育自己，会识别那些是对的，那些是错的，那些做法是正确的，那些做法是不正确的。我们是不是无所作为呢？不是的。比如，“主力军”这个行动对不对？欠妥。我们要批评他们。“工红”对不对？我们认为就连成立“工红”都没有必要，但他们不听，硬要成立，还提出要这个、要那个，那就是他们的事情了。他们是群众，他们自己教育自己，要由他们自己作出决定。如果我们硬要“主力军”听我们的，或者硬要“工红”听我们的，你怎么“硬”法？现在是关老爷卖豆腐，人硬货不硬。总之你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我在家里想来想去，把《十六条》学来学去，结论就是这样。话说回来，你不这样，你又能哪样呢？今天开会，我们沟通一下，心里就更有数了。还是那句老话，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也不敢要钓什么鱼，首先是把船坐稳了，等风平浪静，上了岸再说。这就是我考虑到的对策。　　

他听下来，老李老魏说法不同，但意思一样，就是管不了、不用管、随他们去。他们都“活学活用”了《十六条》，有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意思，带着情绪、带着讽刺、幸灾乐祸。不管怎样，这就是他们二人的反映和态度，也有参考价值。他抽着烟，点点头，等待着另外二人的发言。　　

老李老魏一般是喜欢先讲，老黄一般是不好落在老宗后面，因为老宗职务和资格要高一些。老李老魏拿眼睛看住了老黄，就等着听宣传部长的高见。　　

老黄说，问题很清楚，工人分成了两派，一派已经成立了全市性统一组织，叫“主力军”，一派正在成立自己的组织，叫“工红”，或者被叫做“工反”，作为我们，还是称他们“工红”为宜。“主力军”出动大批的人，包围了“工红”成立大会的会场，堵住了前后出口，而“工红”发现这一情况，就冲出了会场。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突围的散了，包围的也散了。但“主力军”的行动不会到此为止，“工红”也不会善罢甘休。我们没有单方面支持“主力军”，更没有指使他们的行为，所以我们没有直接的责任。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点。　　

第二，关于对策，正如刚才二位谈到，要让他们心平气和，谋求双方的团结。问题在于，这样的工作能做得下来吗？要做得下来，需要什么条件？我认为，既然市委已经明确表态，成立“工红”是合法行为，而且也协调了“工红”总部如何借用剧场，那么“主力军”包围剧场的行动，则明显是不对的成份要多些。我认为要很明确、很坚决地表这个态。这就是以斗争求团结。如果要进一步，关于这次事件的看法和意见，是否可以形成市委的一份文件，发到全市各单位，交到双方的手上。至于“工红”这边，也不是一点责任没有，他们这么多人进入剧场，态度到底怎么样？为什么不能礼貌一些、策略一些呢？我们这样对双方都进行批评教育，才能完整表明市委的正确态度。像这样的冲突如果继续下去，局面就会失控。　　

“文革”以来，老黄的发言，老宗一般都不满意，这涉及到对“文革”这场运动的根本看法，但都没有明说出来。不过，今天讨论的问题，不应当有很大的分歧，因为情况都明摆着，老宗难道会有相反意见吗？大家的目光都朝向老宗，他也在等着。　　

老宗说，亭州的群众看来是正在进一步发动起来，不过不是我们放手发动的，我们不敢贪天之功。事已至此，你不放手也要放手。但现在两派群众打起来了，你还要放手吗？我认为还要放手。《十六条》上只有放手二字，没有收手二字。不放手，矛盾暴露不充分，问题解决也就不充分，夹生饭不好吃。所以，老黄提出让市委出个表态的文件，我认为没有这个必要，还不到时候。现在是点到为止，让老程出面，该说的说，该劝的劝，就行了。　　

“主力军”是蠢，但是他们的政治立场、阶级立场，我认为是对的。他们不但不想打倒我们，还要来保护我们，他们反对天下大乱，他们是一支有阶级觉悟的可依靠的力量。我们凭什么要形成一个文件去挫伤他们的积极性？文件是落在纸上的东西，要问一下，能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吗？现在问题逐步明朗化，阵线已经清楚。看问题要深入一步，不能就事论事停留在表层，处理问题也要深入，不能顾前不顾后。　　

“工红”无非认为“主力军”是我们组织起来、是我们支持的保守派、保皇派。好，就让他们这么说。还可以就让“主力军”解散，就让我们这些人里的一个，比如我，作为“走资派”，被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真是“桀纣罪人，其亡也忽”，我这个罪人就“忽”过去了。但这就完了？没有完。为什么？因为我不是我一个，“主力军”也不是莫名其妙产生的。我这个人可以死掉，“主力军”可以散掉，但是有阴魂啊，阴魂是不散的。今天是阴魂，明天就不会变成阳魂了？这就要看这个阴魂的性质，看它内里有多少阳气，就是有多少合理性。如果我身上没有合理性了，你们就不会把我从棺材里再拉出来，就让我烂掉算了，如果还有合理性呢？你们不拉我，我就要在棺材里大喊大叫，让你们没有好日子过，过也过得不安心。　　

杨书记给我讲解过黑格尔，说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都是要灭亡的。这两层意思真狠！但其实也只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就是生和死，该生的都会生出来，该死的都会死过去，一切只是时间问题。所以，我们不要认为眼前的风云变幻有多么了不起，我们也不要以为自己就有多了不起，我们也是要灭亡的，只不过我们的时候还有好长一段，还有我们的历史使命要去做。天阴着的时候，最让人心里难受，天边起乌云了，乌云下雨了，雨下大了，还刮风、闪电、打雷，好，这就好。所以我现在越来越感到有信心。　　

老魏笑道，老宗啊，你躺到棺材里，我可不去拖你，我怕。老李也笑道，我也不去拖你，我还要在棺材盖上再加几根长钉。老宗问，老黄，你说呢？老黄说，你又不是我害的，我问心无愧参加追悼会，为你伤心，假如你又活过来了，那就算你命大。　　

常委会就这样开起玩笑来。　　

他观听着，都是言如其人，各人的立场态度其实很分明，其中有对立之处，但保持着一团和气。老宗言语虽怪，态度却在他预料之中。他也就“和”了进去，笑道，老宗，你如果死过去，又活过来，这就叫受了惊吓，像《牡丹亭》的杜丽娘那样，死而复生，活过来还是一个大美人，叫做“其兴也勃”……　　

老魏说，书记你停一下，你们两个私塾底子深，动不动给我们跩文，我们听不懂，刚才说的什么文言，还有什么大美人，给我们讲解一下好吗？　　

他就讲解说，刚才老宗提到的话，出于《左传》，原话是“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就是一个人懂得把问题归罪于自己，他就会好，兴旺；一个人总是把问题归罪于别人，他就不会好，要亡。所谓归罪，也就是自我批评。禹、汤的做法，是多批评自己，少批评或不批评别人，是宽厚的，能团结人，结果是国家兴旺。孔子提倡“善则称人，过则称己”，就是这意思，这就做出了好榜样，带动老百姓也不争、不怨、能让。人民内部形成这种风气当然是好的，是理想境界。桀、纣的做法正好相反，是“罪人”，把功劳归于自己，把问题归于别人，这就搞不好，最后是亡国。禹、汤、桀、纣，这四个，都不是一般人，是帝王，他们的好与不好，也就不是他们个人的私事，而是与国家的兴亡有关，所以要载入史册。过去我们读私塾，先生就是这样讲的。不过，刚才老宗引用的是后一句，说自己是个“罪人”，这是望文生义，其实原意不是这样。还有，也有人把这两句话断开来引用，只取其八个字，“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形容一家一朝的忽兴忽亡、时间很短。这样引用叫断章取义，未尝不可。老宗，是不是这样？　　

老宗说，你讲得好，能去做一个语文老师。他笑道，我确实想做一个教师，那也很有诗意，但看来不可能了。过去有位党外民主人士黄炎培就拿这两句话问过毛主席，意思是共产党得了天下，可算是“其兴也勃”，那么今后会不会“其亡也忽”？这话问得真是尖锐。毛主席回答说，不会，因为我们有批评与自我批评、有人民民主专政，我们依靠人民群众，只有让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我们决不会重复那种历史悲剧。但怎样让人民监督政府，怎样人人起来负责，看来还在实践和经验积累之中，“四清”、“文革”就是这种革命实践。　　

老李说，好，好啊！老魏说，你光说好，你能把好在哪里说出来吗？老李说，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像你这个人，明明不好，我不能因为怕你说我“罪人而不罪己”，就不说你不好；我该说你不好，还是说你不好；不好就是不好，好就是好；好不能说成不好，不好不能说成好。　　

老李有这样的口才，大家都笑了起来。　　

老魏说，再请问杨书记，那个大美人我还放心不下，她能死而复生，是个什么故事？他说，这个故事是不是请老黄讲，他是上过大学的人。　　

老黄说，书记考我了，我就试讲一下。明代有个剧作家汤显祖写了一出戏，叫做《牡丹亭》，其中女主角叫杜丽娘，梦中游园，会到一个书生，叫柳梦梅，二人梦中相好，惊梦醒来之后，杜丽娘就得了相思病，一病而亡，但正如老宗说的阴魂不散，死了还相思，而柳梦梅确有其人，也记得梦中相会的这位小姐，心中难忘，就来寻找，这杜丽娘受了爱情感召，又活过来了，生而死，死而生，这戏在那个时代是进步的，有反封建的、自由解放的意义。　　

他点头说，讲得不错，大体就是这样，听来还很新鲜。老魏问，什么时候能看一看这出戏呢？老李说，那不是样板戏，那是封资修文化，是“破四旧”的对象，你看不到了，你除非也到梦中去看，说不定也能遇到一个大美人呢！大家又笑了起来。　　

那天的常委会，竟就在一种轻松的心情下草草结束，乘船返回亭州。笑话虽然说得不少，他心中其实是沉甸甸的，并不真的就能轻松起来。　　

老程第二天一早打电话给他，说昨天晚上十二点以后才跟老刘通到电话，问了老刘，“主力军”派人包围亭州剧场是怎么回事？老刘说，是有指示的。问谁的指示？老刘回答，电话里不说，以后再告诉你，布置我们“围而不攻”，呼口号，起攻心、震慑的作用，所以“工红”那边冲出来，这边基本上没有动手，把他们逼走、赶散，给他们一个下马威就行了。　　

搁下电话，他默然良久，直感告诉他，对“主力军”作出这一布置的，就是老洪他们这些“红老兵”，他们会像孩子似的“顽皮”、像打游击战似的“灵活”。他们不愿眼睁睁看着“工红”成立起来，可是现在的形势又需要很讲策略，这“围而不攻”，是从三大战役学来的，真是“活学活用”到家了。但假如这样下去，就全不上路子了。　　

另一方面，对于造反派这些人，确实也越来越不能公然拿他们怎么样，从十月以来，《红旗》杂志发表了第十三期、十四期社论，总是说不能挑动群众斗群众，不能转移斗争目标，不能把群众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假左派真右派，指出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照起来，这是为全国的史宏、刘克成、陈安国这些人说话的，而“主力军”的性质，却该属于社论里说的“受错误路线蒙蔽”。但“主力军”自己，好像并不这么认为，他们对于中央社论里的这些说法，既不宣传，也不反对，采取充耳不闻、置之不理的态度。只有“工红”他们不断地用大字报、大标语宣传这些社论，引用社论的语句。　　

党中央十月五日批转了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其中关键，说凡是运动初期被打成反革命、还有什么分子的人，要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反，当众恢复名誉，所有整群众的材料，也要交还本人或当众销毁。从报纸上可知，首都造反群众在工人体育场召开了十万人的“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江青代表“中央文革”作了讲话，张春桥宣读了军委、总政的这份《紧急指示》。不仅如此，中央十一月十六日又发下了《关于处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档案材料问题的补充规定》，重申了这些指示，并且说这些指示完全适用于工矿企业。其最后一条说对犯路线错误的干部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等等。　　

从这些情况看，亭州的运动是“落后”于北京好远的，但终归要像北京那样翻过去，那时，像老宗、老洪、老刘这样的人，以至于包括他这样的人，就属于中央指示和社论中说的“犯路线错误”的了，而“主力军”也就成为“受错误路线蒙蔽”的群众组织，就要站不住脚，就要解散，到时还要请“工红”高抬贵手、注意团结这些人，“不要给他们戴保皇派之类的帽子”。　　

亭州的这些造反派，对这些情况好像还不一定很了解、很掌握，否则他们的反抗将更强硬更激烈。这些人“天高皇帝远”，但他们既然起来造反，怎能不受到压制呢？总是要给他们“秋后算账”的，总是要记录、收集、整理他们的材料的，总是要准备着把其中有辫子可抓的人打成什么分子的，这是政治常理，也是老宗他们心中的秩序所在。要说“挑动”，他听有个一般干部愤愤地说过，群众斗群众是文化大革命本身挑动起来的！唉，分歧真是很大呀。　　

但是，为什么文化大革命一“挑动”，矛盾就会这样呈现出来，而不是那样呈现出来，这就反映着原先的社会矛盾，只不过那时是隐伏着的。还是《庄子》的那句话，吹万不同，咸其自取，怒者其谁？毛主席看得确实是准，他就知道群众可以这样发动、这样“怒”起来，他有《矛盾论》的思想，他用对立统一观点看待社会主义社会。只是，明摆着很不理解的不光是干部，还有“主力军”这样的基本群众，跟造反派形成了较量、斗争。　　

虽然一再宽宏大度说，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但干部们还不想认这个账，不想顺着这个竿子爬，多数在观望，还有人好像干脆不怕做那个百分之五似的。你看老宗、老洪这些人，《十六条》呀，中央一系列的社论和文件指示呀，不是不知道，但丝毫没有改弦易辙之意，而且正在扩大、加固、坚守自己的阵地，不断调整自己的策略。至于老魏、老李这些人，不用说，也是倾向于老宗他们的，随时准备明确站到一块儿去。相比之下，老黄就是一介书生、有点孤立，但老黄也绝不是一个呆子，说话时还是注意到两点论的，这就意味着随时可以改换口气。　　

偶尔与滞留在北京的朱大明市长通电话，听起来欲言又止、忧心忡忡。而他作为书记，虽负有把工作做好的责任，却也并无紧跟中央社论的意思，有了点“观潮派”的意味。情况真有点特殊。什么道路不道路且不谈，先就这形势，就不大好弄。试问天公，这何日是了？了而以后又将如何？他站在桌前，点起一支烟来。　　

他看着桌上新到的报纸，那上面总结性报导着毛主席从八月十八日到十一月二十六日，先后一共检阅了一千一百万文化革命大军。既作总结，看来以后不会再作这种检阅了，作为“发动”，已经足够了。检阅的情况，他虽没有到北京去，在全国放映的大型彩色电影纪录片上也看到了，并且组织全市人民都看过了。想想毛主席七十三岁的人，这种意志，这种继续革命、彻底革命的精神，确实真是令人惊叹。　　

　 　

毛主席啊，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只有您才有这样巨大的魄力和决心，发动这场震撼世界的伟大革命群众运动，您为全世界的马列主义者，为我们年青一代，树立了最光辉的榜样。　　

　 　

他反复看着党报上这句既革命浪漫、又不同寻常的话，努力让自己能体会纪录片上活生生的“红海洋”那种热烈可怕的革命激情，让自己多少跟上去一点，可是心里却很不踏实，无法消除由远而近、由近而远的那些焦虑，要想超脱，也不可能，正如他的年龄不可能从四十岁回到二十岁一样。　　

下午四点钟，老程打来电话，说各单位纷纷向“文革办”反映，“工红”造反派冲进保卫科办公室、党委办公室、工会办公室，砸开文件柜、办公桌，抢走“文革”材料，有的还打伤了劝阻他们的人。从全市情况看，几乎是同时进行的，看来，这就是陈安国所说的坚决执行原定计划。　　

他能回答什么呢？这些“文革”材料，到底是什么样的材料，他也不知道，但各单位造反群众既然要抢，无非认定是“黑材料”，就是要给他们“秋后算账”的材料，这在他们是性命交关的事情，所以才这样拼命。而中央也刚刚专门发了处理这个问题的文件，看来他们是掌握了的，不是没有掌握。　　

他说，有哪些单位，都登记了没有？具体情况要他们写成材料报上来。他就这样答复了程主任，其实，这样的工作，程主任他们自然要去做的，用不着他布置。　　

从当天到第二天，满街出现了各单位“主力军”的大标语、大字报，揭露这种“抢劫机密挡案”的“反革命事件”，要“迎头痛击‘工反’一小撮坏分子的嚣张气焰”。如果把“主力军”的这些大字报、大标语和传单集中起来看，就会觉得亭州简直到处都反革命暴动了。当然也不足为凭。　　

下午，沉默了一天的“工红”，却理直气壮的闹到市委，他们集中了上千人，举着“坚决销毁黑材料”的横幅标语，抬着两麻袋“黑材料”，来到市委门口，人越聚越多，呼口号的怒吼声浪一阵接一阵，传进机关大院的深处。他们要求市委书记亲自接见，为头的是赵家琪与张大同，也就是“工红”的“组织部长”和“宣传部长”。　　

得到这消息，他特地把中央十一月十六日的《关于处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档案材料问题的补充规定》又看了一遍。　　

中央的态度是很清楚的，市委在有关会议上，也作过传达布置，但后来一点儿也没有得到各单位是如何贯彻执行的情况报告，好像这个问题在亭州没啥似的。现在，一下子闹出事来，那两麻袋东西不会是造反派装进去的废纸，当然就是各单位所做的有关“文革”材料，多半也就是造反派说的“黑材料”。各单位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大体也就是老宗为代表的思想，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所做的“文革”材料，在造反派看来，怎能不是“黑材料”？“工红”这是有备而来，这个问题回避不了，必须亲自处理，常委会是来不及开了。　　

他到“文革办”坐下来，让老程叫“工红”派代表带上两份典型的材料进来谈，其余的工人在门外等着。结果进来的是赵家琪、张大同等十人。　　

赵家琪是一个大圆脸，中等身材，短脖子，显得头大身小，说起话来眉眼皆笑，而说的话却不含糊。张大同也是三号瘦个，长脸型，戴着近视眼镜，有种遇事认真的气质，就是三布厂以“一个共青团员”的名义最早写大字报支持学生静坐的那个工人。他说，张大同，你这个名字是谁起的？张大同说，是父母请对门五柳先生起的。五柳先生？他很奇怪。我们从小都称他五柳先生，其实他姓吴名柳。张大同见他有诧异之色，作了解释。他问，那么你晓得“五柳先生”的出处吗？张大同回答，那是陶渊明文章里的人物。他又问，张大同的这“大同”二字是什么出处？回答说是“大同社会”的意思。他问，你能说说这个大同社会吗？张大同就背诵起《礼记·礼运》上的那一段来：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一个工人不但知道陶渊明，还能行如流水把《礼记》的这一段背诵下来，真让他没有想到，连连点头说好。别的工人都很惊奇，多数人是不知道有《礼记》这么回事的。不过，古圣阐述的这一精神，听了似都能领会和赞同，好像他们心中原来就有。　　

在一种稍稍融洽了的空气中，他让他们把情况简要说了一遍，而后就看他们带来的两份材料。一份是立新通用电机厂的，材料内容是本厂人员运动以来基本情况名单，全厂二百六十人，列为左派的有七十人，列为中右的有一百三十人，列为右派的有三十八人，列为极右的有二十二人。是十月底的会议记录，与会人员有厂领导五人，厂“主力军”支队头头五人。这样，全厂多数人都进了“黑名单”。一份是胜利仪表厂的，也是十月底的记录，也是排列全厂人员左中右，同样把多数人都列进了“黑名单”，并且对十五人收集有专门材料，有谈话笔录，有片纸的及时的报告。　　

他问，你们带来的两麻袋材料，都是这些类型的吗？张大同说，各单位送来之后，我们全部看过了，像这样的具体材料占一半，还有是各单位做的《“文革”简讯》，油印的，而且注明“保密”，本单位什么人写了什么大字报、参加了什么活动、说了什么话，上面都有。我们认为根据中央精神，这些材料应该当众销毁。　　

他看着、听着，如果站在旧的习惯上看问题，做这些材料，也可算一种正常工作，只是水平不高，并且在对人员的分析方面，未免把“阶级斗争形势”看得严重了些，但那种“黑名单”，也只是阶段性分析，并不等于就是定论。如果站在发动和进行文化大革命的立场，站在眼前这些义愤填赝的工人们的立场，那就是另外的一种感觉了。而中央是站在“文革”的、以及这些工人的立场上看问题的。如果他不站在中央文件的立场上，眼前这事情就处理不下来。面对这些简直可以说是不像样的材料，也没有任何理由不按中央文件的精神办。看来，情势逼人，但处理还是不能简单化。　　

他表态说，中央九月份有个文件，主题是要保障党和国家的机密安全，要防止坏人趁乱进行破坏活动。中央十一月份又有一个文件，主题是关于各单位编写的整群众的材料如何处理。根据中央以上两个文件的精神，根据你们拿来的这些材料的内容，我同意你们提出的主张，当众销毁！但是，具体执行，要有步骤，不是马上拿出去一烧了之。工作还是要做得细一些比较好。怎样细呢？我看不要怕麻烦，也麻烦不到哪里去，你们留几个人下来，市委“文革办”也派两个人，一起把这两麻袋材料，一份一份过目，哪个单位有几份，登记下来，并且就由你们负责鉴定，把属于该销毁的归一堆，贴个封条；还有不该销毁的，或者不必销毁的，另外归一堆，也贴个封条；你们都在清单上签字个，表示负责。不销毁的，可以留在“文革办”，日后转给原单位；需要销毁的，要约个恰当的时间地点，通知各单位的有关人员、有关群众到场，当众销毁，大家见证，以促进文化大革命正常开展。如果对我这个说法，你们没有意见，你们就商量一下，哪几位留下来做这个工作，其余的人跟外面的群众说明情况，让大家散去。好不好？　　

他当然是诚心诚意，也自以为想得周到。不料，张大同从他的背包里拿出用十六开白纸钉的一个本子来，上面一行一行打着表格，详细登记着这两麻袋材料。张大同说，登记工作我们事先已经做好了，为的就是防止有人污蔑说我们烧了什么不该烧的东西。市委“文革办”可以查验，看我们的登记是不是实事求是的。如果没有问题，也在登记清单上签个字，这样马上就可以当众销毁，因为要动员门口这些群众解散，恐怕不容易，他们当中许多都是上了这些“黑材料”的，让他们看着这两麻袋材料存放在这里，他们不会答应。　　

他把张大同的本子拿过来看，登记确实详细，而且每页都有三个人签字，说明着这个工人办事认真细致的性格。这一来，他倒是没有退路了。他说，行，你们去把麻袋拿进来，让程主任看一下，如果符合登记，就在上面加个签字，把材料在中山塔门口立即当众销毁，不要拖拉了！十个人都感激于色，并且立即有两个人出去将两个麻袋抬了进来，扯住一倒，两大堆材料赫然在地，并且已经分门归类，有点惊心动魄。　　

程主任就抽看材料，对照登记簿。老黄走进来，他站到一旁，把情况向老黄说了，老黄也同意这样做。程主任抽看了几十份，说，从抽查看，登记符合事实情况，都是可以销毁的。说罢就很果敢地在张大同递过来的登记簿上签了字。　　

他吸了两口烟，断然说，这事情就这样了，把麻袋抬到门口去！请黄部长主持，我讲个话，然后当众销毁！我们要对群众说明，这些材料上所排列的什么左中右的名单，都不算数，受这种影响在本单位被打成、或者被视为反党分子、反革命分子、危险分子、右派分子等等的，也都不算数，大家轻装上阵，团结一致搞好文化大革命。各单位在前一阶段这样做，是一种旧的习惯，责任在我们市委，主要由我负责，大家在单位就不要追究是谁的责任了。我们一定要执行毛主席、党中央的政策，按照中央社论要求的，不要说人家是保守派、保皇派，不要反过来歧视人家，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既然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就应当有这个胸怀，是不是？十个人都点头同意，在他挥手之下，也就把麻袋抬出去了。　　

他和老黄、程主任到外面时，工人整好了队伍，高呼“毛主席万岁”，“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一种气势扑面而来，让他们感受到站在面前的这些群众是实实在在的力量，已经形成共同的政治利益和斗争决心，虽然是“文革”召唤出来、形成起来的，虽然是以“文革”为其存在的前提的，但不是虚构的，应当加以正确对待，引导和利用到有益的方面，谨防其成为有害的方面。“勇敢强有力而不用于礼义，则谓之乱人”，私塾先生讲解过的这句《礼记》，其中道理好像能用于眼前的情况。　　

就这样，他讲话之后，两麻袋材料化成一堆大火，就连麻袋也丢进火中去了，四周站满激动的群众，口号声不断。直到最后的火焰熄灭，人们鼓掌欢呼，于是后队改作前队，离开中山塔门口，上大街作胜利的游行，一路高呼口号而去。他和老黄、程主任一些人几乎近于痴呆地站着,目送群众队伍的最后一排人消失在街口，一种不同寻常的感觉来到他和身边所有人的心上。刚才他们支持群众所做下的事情，其重大性，甚至是严重性，好像就在那一小堆余烬上升起，从空荡荡之中渐渐向他们压了下来……　　

市委门口销毁“黑材料”这件事，后来被称为一九六六年“11·28”事件。　　

　 　

　 　

第十三章   力尽（之九）　　

　 　

几天来亭州主要的情况是造反派还在闹“黑材料”，也可以说这种斗争在继续深入，满街的大字报大标语都在揭露和声讨本单位的“主力军一小撮”隐藏、转移、复制、私自销毁“黑材料”，基层单位的某种混乱可想而知。另一方面，“主力军”方面却似乎没有反应，市委内部也没有什么反应。　　

好像有多时没有说话的王雪，突然对他说，你怎么有心事在身的样子呢？这真让他吓了一跳，我是这样的吗？看来对于“喜怒不形于色”，还修炼不到家。　　

王雪说，“11·28”这把火，烧已经烧了，上有中央文件说要烧，下有革命群众说该烧。你不要想每个人都说烧得好，那是不可能的。反正就是统一思想的问题，不是统一到这个立场上，就是统一到那个立场上。你本来可以狡滑一些，但你做不到，你多数时候连世上有狡滑这么回事好像也考虑不到。奇怪的是，怎么执行了中央文件，心里反而不安、闯了什么大祸似的？毛主席的思想，是乾坤应当奠定在人民心情欢畅、人民感到天下是自己的这种基础上，这样的人民国家才强大。只有自己可以整群众、群众不可以碰自己这么一套，毛主席不允许，并且看作是最大的危险，是人民国家转向反面的表现。人民有了自己的国家，下一个课题就是人民怎样才能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也就是直接管理从经济到政治到国家社会的一切。从“文革”中我体会到这就是毛主席的思想。什么“黑材料”，那当然是不能允许的，是违反人民国家的性质的。　　

王雪好些时不跟他发宏论了，这时候又这样冲出几句来，他听了倒也不嫌多，不觉吟道，“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从小熟读的充满理想之光的圣贤之言，来到唇边，心中充满感动。儒家这方面的思想，是对的，也是人类文明重要成果，哲学家冯友兰说要“抽象继承”，这说法虽然受到批判，但那意思好像还是有道理的，至于这道理用什么说法好，我们是在什么意义上继承古代思想成果，那可以讨论。看来倒也不必“抽象继承”，而是其中本来就有必然要继承的活生生的内容。　　

王雪说，一部《水浒》，一面是英雄上梁山，一面就是统治者内部有两条路线斗争。所以它才是一部伟大的史诗。但梁山的道路怎么坚持下去很难设想，最后只有受招安，正好有个机会，就是北方发生了边患。合作是对的，问题是不应当投降，失去自己的独立性。所以《水浒》结局必然是悲剧。我说得对吗？　　

他很惊奇王雪在这方面的思考与发现。他说，从孔夫子到孙中山，要继承这份珍贵的遗产，但看来，有些东西，你要革，也难革掉，而有些东西，你不继承，也在继承。文化大革命，人民从精神上说，上面就继承着《水浒》，特别是继承着牛唐、李逵、鲁智深、武松、林冲、吴用这些人，只不过因时代的不同而有着一些不同。我有时真感到历史并没有前进多少，历史总是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不断重复和继承。　　

王雪说，每一个人身上都活着历代的祖先，每一段现实中都有着从前的历史。不是有句诗吗，今人不见古时月，古月犹照今时人。　　

他叹口气，问，卫生系统有没有抢“黑材料”？王雪说，当然抢啦，到处抢，只要造反派有起码的力量和勇气，就会抢。医院里也有保护着不让抢的，就发生对峙和冲突，最后还是抢了。亭州医院没有烧材料，反而把材料抄成大字报公布了出来，那些材料就成了可笑、可耻、一文不值的东西。这大约也只有秦川这种人的头脑才想得出来。群众看了公布的“黑材料”，说，我们真心诚意参加文化大革命，他们在整我们的黑材料，准备把我们打成什么分子，你说气人不气人？这是哪一家的做法？不干了，以后什么运动也不参加，什么亡党亡国，管它去！天掉下来跟我们无关！　　

他听了默然无语。　　

想不到，首先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的，却是那些被造反派称为保守派的组织。12月5日那天，程主任突然跑来报告说，“主力军”、“红色保卫军”、“同盟军”、“红老兵”，这些组织上街了，联合大游行，正朝市委而来。主要口号是什么呢？抢夺档案材料是反革命行为！还有坚决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点点头，觉得这几乎是他预料中的。他说，等他们来了再说吧。　　

他在办公室等着。程主任电话报告说，游行队伍汇集在小校场了，满满的都是人和旗子。所谓小校场，就是市委东边一箭之地、古代亭郡试院面前的一个空场，面积大小可以做两个篮球场，四周还可站起几层观众。那么就是说，大约三千人已经集中在小校场。他说，继续观察吧。过了一会儿，程主任电话说，“主力军”来了二三十个人，要求书记出席他们的大会。不去当然是不行的。这就只有下楼前去了。　　

走过机关大院，远远只见十几个戴红袖章的工人簇在“文革办”那里。一个为头的迎上来向他行了个举手礼，说，杨书记，我们“主力军”的批判大会，请杨书记出席，我们是来接你的！　　

正说着，东边传来高音喇叭播送的语录歌声：“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另一些戴红袖章的工人从市委里面把老魏老黄也找来了，像是押解出来的样子。他大致明白了“主力军”要做什么。他在前头迈步走出，老魏老黄跟着他，戴红袖章的几十个工人又从而跟着，出了中山塔，向东边不远处的小校场走去。　　

高音喇叭语录歌声扑面而来，好像有一团热浪，立即把他们牵引、裹挟而去。　　

原来，“主力军”他们开的是“批判市委执行资反路线大会”。开这样的大会，说是“批判市委”，把市委书记和两个常委带到大会上来接受批判，在亭州还是头一回，怎么还说他们是保守派呢？　　

满场是整齐席地而坐的很守纪律的群众，北边留了一片空地作为主席台，只有一张长凳，让他们三人并坐在长凳上面对群众，至于主持大会的、出来发言的、领呼口号的，还有戴红袖章的，都站在他们身后。作批判发言的一共有四个人，批判的内容大体是：“市委一些人”竟然承认“工反”是合法组织，竟然给“工反”三千元活动经费，竟然将演出革命样板戏的文化阵地给“工反”做什么“总部”，特别令人发指的是，11月28日这天，竟然支持“工反”一小撮人在市委门口烧毁了从各单位机要、人事、保卫、党委等重要部门抢来的机密材料，造成了性质十分严重的“11·28反革命事件”，这说明“市委一些人”执行的不是毛主席革命路线，而是动摇无产阶级专政的资反路线，一切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革命群众无不感到痛心，而牛鬼蛇神、地富反坏右分子、国内外的一切敌对势力，却欢欣鼓舞……这样下去，不但文化大革命有面临失败的危险，而且将会危及党和国家的根本……我们真正革命的工人、农民、复员转业退伍军人、红卫兵以及一切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热爱新社会的人们，对这种炮打无产阶级专政的行为，不但决不答应，而且要迎头痛击……我们奉劝“市委一些人”赶快清醒、悬崖勒马，奉劝一些领导干部，不要被“工反”一小撮人的什么“造反派脾气”吓倒，那只不过是反动的流氓无产者的手段罢了，而应当看到真正无产阶级革命群众的存在和力量……　　

这样的场面、处在这样的境地、而且不时受到言语的影射，令他有一种很特殊的恐惧，浑身的不舒服。他和老魏老黄不觉都把眼睛看着脚前的地面。坐在主席台上面是早已习惯了的，但像这样坐在上面，从下面望过来的几千目光是完全不同的，古人云如坐针毡，的确如此。不过，那批判的内容，尽管义正辞严、慷慨激昂，却有它的片面性。那一派的片面性跟这一派的片面性就这样对峙着、较量着，而他们夹在当中，他们的责任就是不能加重这种片面性，要说服、教育、化解、平衡。这种片面性倒也是好事，等人们这样折腾够了，就知道全面性在哪里，但看来为时还早，不是一加劝说就能改变。无数的球正在滚动、碰撞，有形与无形的棒还在击打、拨弄，一切远未到停下来的时候。　　

突然，一个人站到前面，对群众说，下面，我们请市委杨书记表态！接着就有人领呼“11·28事件是反革命事件”的口号。而后全场寂静，就等着听他表态了。　　

他说，今天，亭州市革命群众组织“主力军”在这里召开批判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这样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批判资反路线，就是要批判我们市委、特别是我的问题。我是市委书记，对运动中的问题负有主要责任，应该接受革命群众的批判。我们的批判，不要涉及、不要指向兄弟革命群众组织，而要指向市委、特别是我本人的错误，要掌握这个斗争大方向，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他就照着这个思路很坦诚地讲下去，全场寂静无声。　　

但他的话被领呼而起的口号声打断了，然后是一个人站到前面，以手示意他坐下，接着对群众说，我们今天的大会开得很成功，批判了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市委杨书记也做了表态。我们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坚决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永远不准牛鬼蛇神翻天！最后，欢送市委领导！　　

话音刚落，“批判资产阶级反路线”的口号声响起，那几十个戴红袖章的工人立即来到他们身边，簇拥着他们离开口号震天的小校场，这时他才看清红袖章上用大小不一的字体印着“主力军纠察队”这些字样。          　　

他们三人进了中山塔，“主力军纠察队” 那几十个人也就完成任务转身返回了。他们三个默默无言继续往里走，就好像“纠察队”还在身后纠察着他们一样，其实是他们都不想说话，心里边有一种难以言表的压抑、窝囊。　　

一直走到市委大院最后面的办公楼那里，就要上楼回各自的办公室了，老魏朝地上用力“呸”吐了一口，说，我操他个老刘！他跟我们招呼没有一个。简直开玩笑！我要把他叫来问个清楚，这是一出哪幕通哪幕的戏？他们这算个什么？算造反吗？　　

老黄说，怎么不算呢？也算。老魏说，我看不算！我们不认这个账！他们开这么个会，到底是跟我们闹，还是跟谁闹？为什么要拉我们三个夹在当中？让我们跟他们串通吗？我们三个是具体处理烧材料的……　　

老魏忽然语塞，老黄笑道，你看，你弄清楚了，是造我们的反嘛。你不能把他们看成是服从我们、保卫我们的，这不是上了造反派的话了吗？老魏又狠狠“呸”了一口，愤愤言道，反正不是一回事！　　

他听着，不觉仰天大笑。老魏老黄看着他，他说，老魏，你真是一个性情中人，这叫做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你如果能从真中看出假，从假中看出真，把有当无，把无当有，从善中看出恶，从恶中看出善，你就大彻大悟心平气和了。　　

老魏不解，问，真怎么能是假，假怎么能是真？有怎么能是无？无怎么能是有？善怎么能是恶，恶怎么能是善？我弄不懂！　　

他说，“主力军”今天拉我们三个去开批判会，是恶，但他们的用意，他们都说了，那就是善，这个善，不管你我认不认，坐在下面的几千群众是认的，所以口号声才那么的震天响。至于他们有没有认识上的问题，那是另一回事。同样，对“工红”那边也要这样看。　　

老魏点头。他又说，眼前的一切矛盾都是实在的，不是我们的幻觉，这就是有，但无论什么矛盾既产生了，也终究会消失，这就是有会变成无。日本鬼子打进中国，这个事实的发生是从无到有。论持久战，这就是从眼前看到将来，鬼子的侵略野心会成为泡影，鬼子在中国就从有变成了无。反之亦然，不要看到他们回家去了，就以为天下太平无事了，要从地理、经济、历史、文化这些方面分析，看到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再次发动侵略战争的可能性。　　

“主力军”批斗了我们，在“工红”那边看来，“主力军”跟他们的对立是真的，而对市委的“造反”却是假的。“主力军”就是“主力军”，“工红”就是“工红”，就其本身而言，他们都是真的，清清楚楚，反映着文化大革命的矛盾。你等着看吧，马上“工红”还会特别摆出保卫市委的姿态，就像“主力军”今天特别地摆出“造反”的姿态一样。这不就是真假难分吗？所以啊，在真假之间，就连观世音菩萨也会大伤脑筋呢，就像你现在这个样子，阿弥陀佛。　　

说罢，他又仰天大笑。老魏说，罢了罢了，惭愧惭愧，不值得，多谢老和尚一番指点。还有多少真真假假的事情等着我们啊！　　

但他所没有料到的一面，却表现得更为严重，那就是“主力军”在各单位统一行动，只要是力量占优势的，就把“工红”抢材料行动中的为首分子抓了起来，开全厂大会进行批判斗争，多数就在本单位关禁闭或强迫做打扫厕所一类的劳动，有几十个被押解进了“主力军纠察队”，也就是关进了工商联。“工红”基层单位的组织，如果是有屋子的，都被封掉。这当中发生了一些反抗和打斗，一些参加“工红”的工人逃出工厂，并且不敢到厂里上班，但他们随即接到了《勒令》，要他们到厂部报到。各街道居委会掌握哪家有谁是参加“工红”的，登门拜访劝其退出“工红”。这令他想起小校场批判会上说到的“迎头痛击”这句话并非空言，底下是有具体行动的。　　

看来，他对一切有失估计，他的手心有好一阵冷汗湿湿，感到自己犯了大错误一样，虽然市委里并不曾有人向他指出过，一切却向他说明着这一点。好像有一个比他这个市委书记还要高的领导人，或者说有一个实质性的强而有力的存在，在无形之中领导着、主宰着亭州市，而他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表面的摆设罢了，到一定时候，如果有必要的话，是可以用一个罪名来处分他的，虽然处分了他，他却仍然无法看见那个人或那个存在。老天，他觉得自己好像有点疑神疑鬼的了。　　

程主任、老黄，以至老魏，陆续向他报告了各方面的这些情况，王雪回家也告诉了类似的事情，比如秦川就被抓到工商联里去了，而不顾医院妇产科是多么离不开这个人（常有产妇指名要秦川接生，要不然就不放心、闹恐惧。秦川那一双细长灵巧、动作轻雅的手，很有名，生来是专门帮助产妇打开幸福之门的）。一切虽让他觉得无名的恐怖，但另一方面，他也调整着自己的心情，好像倒在等待着“工红”方面将有什么反应，但这种反应却迟迟不来，似乎“工红”已经被成功地用很干脆的暴力压制下去、偃旗息鼓了一样。　　

这个反应的到来，却是一个晴天霹雳。12月10日，上千名“工红”的人突然出现在荷州地委门口，好像从天而降，或者是从地下冒出来的，而亭州方面对于这么多工人的出走，事先却毫无察觉，事情能做得这样严密，令人吃惊。　　

这上千人，是9日晚上从亭州出发，步行前往的，他们走了一百五十里路，走了一夜，有不少脚走破了的人已经在地委机关医务室里进行处理。　　

当地委的电话打来，这些工人的壮举甚至让他暗中有好一阵感动和羞愧。他立即派程主任急赴地委，去做工作，接这些工人回来。　　

这些工人在地委声称他们是被从亭州打出去的，这话把一种沉甸甸的东西压在了他的心头。在某种实质性的意义上，不能说这些工人是瞎说。荷州的造反派帮着亭州这些造反派弟兄、政治逃亡者印出了传单，说亭州“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这份传单已经摆在他的面前。　　

他想到了召集常委会，但不知为何又觉得是无意义的。他能让谁去说服、纠正“主力军”呢？谁又能做到这一点呢？他发觉自己对老宗失去了信心，可是他无法说老宗该对这一切负责，因为这等于像造反派一样说老宗是“主力军”幕后总指挥。即使能摆出一些根据来，那又怎样？他能跟老宗把脸撕破、在常委会上争论起来吗？他能明确说老宗是执行了错误路线吗？什么是错误路线，常委们是否已经有了共同认识？部、委、办、局的人们，各大基层单位的人们，亭州的这些各路诸侯，是否已经有了共同认识？没有。几乎所有的干部都在观望，他们嘴上不说，心里绝不理解什么叫做“错误路线”，或者也可以说他们乐意执行、暗中支持的，就是所谓“错误路线”，随时淮备给造反的群众“秋后算账”，把运动“收”起来，而后自己重新坐稳了江山。　　

王雪言谈中认为，不能抱着“一九五七年”的这种老经验看待这次运动，可是，他心里却越来越感到，最后必然还是老经验正确，可以说，这几乎不以毛主席的意志和这次运动的主旨为转移。有些东西狠就狠在这里。所以，他如果对老宗一炮打出去，就一定是个哑炮，没有反应，落个“黄腔”，那以后他就不要想在亭州呆下去了，虽不会像工人们这样被打出去，但跟一个不受欢迎的人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你小小杨敬尧可不是毛主席，这样一比，一切就很清楚了。　　

丢开这些不去说、不去想，有一件工作是要做的，一是要把情况向常委们通报，二是要请大家考虑：“工红”这些工人回来之后怎么办？起码总要说服“主力军”方面让这些工人能到厂里上班去吧？要请常委们分头做这样的工作。正好，《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发下来了，需要学习、部署，就这样，他召集了常委会。　　

他自己先把文件反复看了几遍，觉得这是一个很有针对性的、意思很全面的文件。如果都能按照这个《十条》所指示的去做，那么运动就能走上比较有序的轨道。可是，《十六条》不是早已很全面地做过指示了吗？并没有能阻止一些情况的发生，所以又需要随时地再发出新的文件，来做临机的具体的指示。当然，如果不搞这个运动，那这个运动里的一切事情就不会有。但因此而不搞任何运动，又是不对的。开展什么工作就会有什么事情，没有矛盾的世界是不存在的。但他还是一时很糊涂地想，为什么要搞这样难搞的运动呢？做些好做的事情不好吗？考虑用缓和、柔软些的方法“反修防修”不好吗？何必这样大气磅礴、直来直去呢？他觉得自己一下子呆笨了一万倍，也幼稚了一万倍，头脑成为很原始的几乎一片空白的状态。　　

他说，现在开会了，首先传达中央文件。停顿了一下，他补充说，关于“工红”上千人跑到荷州去的事情，马上结合学习中央文件讨论研究。他把文件宣读一遍，说，我的理解，中央这个《十条》，第一条谈的主要是生产。要“坚决实行毛主席党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带动生产的发展。”这既是对放松生产的纠正，又是对革命与生产的关系这一问题的解答。　　

第二条谈的主要是革命。要“贯彻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决按照《十六条》办事，由群众选出能够代表自己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或文化革命代表会议，让群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这两条加起来，就是“抓革命、促生产”，但两条的先后，说明生产问题现在较为突出，但尽管突出，也不能就事论事抓生产，要依靠政治思想工作，过去是这样，现在更是这样。　　

这两条实际上是总论，以下还有八条，实际上是分论，比较具体一些：坚持八小时工作制的问题，产品质量问题，工厂领导班子和完成国家生产计划的问题，还有上访的问题，工人“被打击而被迫离开工厂”的问题，工人成立革命组织的问题，工人组织自身建设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问题，还有工人之间、学生与工人之间如何交流经验的问题。很细致，很全面。　　

不但第一、第二条对我们有针对性，其余八条也都有针对性，我们要借这个东风来推动工作、解决目前的一些问题。请大家深入讨论、发表具体意见。　　

没想到老宗开了个头，说，我拥护中央的所有文件，当然也包括这个文件。联系亭州实际，对这个文件的贯彻，看来不会风平浪静。我们天天贯彻《十六条》，但几个月以来，风平吗？浪静吗？这个《十条》，说明文化大革命发展到现在，已经很现实地集中到国民经济这个基本的问题上来了，所以要特地制定这个《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文件主要是告诉我们怎样去促生产，那就是抓革命。我们这几个月抓革命，出现了现在的局面，那跟半年以前，跟没有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是大不相同了，一方面学生、工人是这样前所未有地发动了起来，另一方面呢，中央又要发这个《十条》下来。而贯彻这个《十条》的本身，又不会风平浪静。那么是不是可以估计，一个月、两个月以后，中央又要下达新的文件呢？我敢说，肯定还要有新的文件下达。事情就这样驴子转磨似的一圈又一圈地转下去。贯彻《十六条》，闹半年，结果是《十条》的下达；贯彻《十条》之后呢？再闹两个月，然后中央再下个几条，依此类推，直到结束。我说的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将表现为一个时间不会很短的过程，什么时候他们把自己教育好了，什么时候就不需要中央这样专门为他们下达文件来引导他们了。但也不是遥遥无期，毕竟一次运动作为一个阶段总是要过去的，如果弄成遥遥无期，那就不好说了。　　

具体而言，贯彻这个《十条》，涉及两个方面的工人，如果只涉及一个方面，那就要简单得多。上千名工人跑到一百五十里以外的地委去了，他们的情况，跟中央文件正好对得上，那这个中央文件，对他们而言，就是东风。但怎么就正好对得上的？说明全国也有这个情况，而且比亭州更典型更严重，直接促成了中央要下达这个文件，也说明了一种规律性的东西。毛主席说过，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东风势必就要向西风压过来了。西风是哪个？是“主力军”嘛。我们怎么办？好办，人民内部矛盾。但这个人民内部矛盾现在有特殊性，说是涉及两条路线斗争。你“主力军”是执行了资反路线，是保守派、保皇派，要打倒、要解散，让我们革命的造反派来主持一切。可是“主力军”不吃这一套，而且人多势众，里面的骨干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复员退伍军人、平时向我们靠拢要求进步的人，出身红五类的占大多数，他们一向是我们的基本群众，你能让他们承认自己执行了什么资反路线、成了跟毛主席党中央背道而驰的人吗？接受不了！　　

再看看“工红”那边，里面有许多不良分子，出身有问题的人起码占五分之一，中等出身的人占多数，好出身的占少数，共产党员几乎没有，共青团员占的比例也不多，学生里面也是这样，总之很不纯，反而要说他们是革命的、正确的，成了左派，怎么说服人？这个工作怎么做？人民群众现在就这两个标准，一个是路线，一个是出身，两个标准归根到底只说明一个问题，就是革命，你说你是革命的，我说我是革命的，你认为你是好人，我认为我这个人不比你差。各执一是，都不服输。那么，到底我们的办法在哪里？就是杨书记刚才说的，我们怎样具体贯彻中央的这个文件？我一考虑，这些问题就抢先跑到我头脑里来了，理不出头绪，我就先来个抛砖引玉吧。　　

老宗的话，其实也就是他开会之前大体想到过的，那么别的常委也一定有共鸣，可是，这样共鸣下去，哪里能拿出具体的办法来呢？那不是要干脆上书中央请求取消这个运动吗？当然不行。老宗的立场其实并不真正站在当中，假如是真正站在当中，事情一定要好办得多。但这不好明说。　　

他抽了一口烟，举手在桌上轻轻一拍，说，老宗刚才说的，我心里也有，想必大家心里也有。确实令人感慨系之呀。矛盾很多、工作很难做。但是，我又想，只要这个运动还在开展，这些问题就会有。开展什么样的工作，就会产生什么样的问题。假如我们什么运动也不搞，那也会有什么运动也不搞的情况下的问题。　　

反修防修嘛，不反不防就会修。中央《十条》不但提出了问题，也指出了解决问题的总的方法。那还是依靠群众，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比如刚才说到的群众组织之间的矛盾，就要靠群众自己认识到，甲不能把乙说成保守派，乙也不能把甲看成反革命。但当群众还不能达到这个认识的时候，那就会发生一些事情，这些事情反过来说明群众自己还没有教育好自己，也就没有能把自己从这种矛盾之中解放出来，用毛主席一九六二年在七千人大会说的，就是还没有能从必然王国进入到自由王国，还局限、束缚在某种不正确认识之中。　　

我们当然要不断地去做工作，但也许只有他们自己的实践才能对他们产生最好的教育效果。人有时不自己栽个大跟头就没有教训嘛。可是我们又不能袖手旁观，不能等着他们栽了大跟头再说。我们至少有引导的、及时提醒的责任。我们的工作，就从这里下手。要去接近他们，既接近这一边，也接近那一边，做双方的说服工作。至于他们觉悟到什么程度，我们不能性急、着躁，要学诸葛亮七擒孟获，耐心、从容。这个《十条》说明，毛主席、党中央是有这个耐心的，我们也要有这个耐心。　　

以亭州群众组织双方来看，看成反革命比看成保守派要严重得多，反革命一类的问题是敌我矛盾嘛，你把人家看成敌我矛盾了，人家当然不能接受，要抗争，要上访。你说人家是反革命，人家不过说你是保守派，相较而言，还是你厉害嘛。所以，把人家看成反革命，是矛盾的主要方面。　　

现在矛盾激化，被看成反革命的，跑出去了，正好符合中央文件上说到的情况，动员他们回来，就成了我们的当务之急。要从矛盾的主要方面下手，就是说，首先我们市委不能认为他们是反革命一类的人，其次我们还要说服“主力军”这方面，放弃某种老的观点和态度，把思想统一到中央《十条》上来。这个工作做好了，才能把人从地委门口劝回来，以后不会再跑出去，并且双方能正确处好关系。　　

我注意了一下最近以来的中央社论，跟这个《十条》的精神是一致的。怎么一致？首先，不赞成把革命群众看成、打成反革命，其次，也不赞成把另一部份群众说成是保守派、保皇派，只说他们是受了错误路线蒙蔽。受蒙蔽嘛，自己是没有责任的，责任在蒙蔽他们的人。　　

当然，我们在亭州还不能说、也不必说“主力军”就是受蒙蔽的一方，受蒙蔽总之不光荣嘛，好像在这么大、这么重要的政治运动中犯了“受蒙蔽”的错误，这也不太好接受，正如老宗刚才说的，怎么我们这么多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向党靠拢、党所依靠的基本群众，都犯了错误，那些平时表现不怎么样、政治条件不怎么样的人，为什么反而是正确的了？叫我们怎么判断人们的政治觉悟？以后的工作是不是要倒吃甘蔗、反过来依靠那一头的群众？是不是舞龙一样要把天下重新摆弄一下？这好像不大对头吧？这种疑问是很自然很合理的，我也支持。　　

但现在的问题主要不在这里，主要问题是“工红”这一方确实一向被视为反革命，如果不改变对“工红”的这种看法，他们永远要闹，问题永远不会解决，不从这方面做工作是不行的了。中央也已经为我们指出了方向，就是首先不能把“工红”这些人说成反革命，然后也不能把“主力军”这些人说成保守派。清清楚楚。至少目前情况下，我们只有照此办理，才是出路。釜底抽薪是不可能的。什么是釜底抽薪？就是结束运动。那可不是我们能决定的事情，而且我们不应当这样去想。现在请大家进一步出主意，并且还要准备分头做工作。　　

常委会就这样艰难地开了下去，结果决定了两条：第一是让老李辛苦一趟，到荷州去，跟老程一起做工作，宣传中央《十条》，说明市委坚决全面贯彻《十条》的态度，动员“工红”的那些人回来。第二是召开两个会议，一是把“主力军”这一派组织的主要负责人请到市委来，跟他们一起学习中央《十条》，统一思想认识；二是召开全市支部以上单位负责人会议，布署中央《十条》的贯彻执行。　　

跟驻亭州部队联系，借了一辆吉普车，老李匆匆出发，时间已经是11日下午一点多。关于召开两个会议的通知，很快发了下去，决定于12日上午跟“主力军”等群众组织负责人开会，下午跟全市各单位负责人开会。办公室的笔杆子按他说的意思抓紧起草他在这两会上的讲话稿。　　

11日下午四点多，老李打来电话，报告的消息是忧喜参半，说“工红”决定分一半人跟他回亭州，另一半人过江，要与刘克成等人会合，到华东局上访。老李劝告他们全体回亭州，但劝告无效。　　

快七点的时候，老李回到市委，向他汇报，说在地委帮助下，调集了十辆车子，把“工红”五百多人带回来了，已经在亭州汽车站各散回家。另有五百多人阻拦不住，过江到京口火车站去了，老程现在跟着那一拨人，继续做劝阻的工作。　　

他肯定了老李的工作，让老李回去休息。他点起一支烟，不觉哈哈一笑。看来常委会所做的只能是尽力而为，一切将不会如设想的那样有了中央《十条》就能把工作做下来，老宗在常委会上连讽带刺说的一些话是有道理的。办公室用打字机把讲话稿打出、送来了，他坐下审阅，拿起笔来，心中有许多好的意思如泉而出，要加进讲话稿中去。　　

讲话稿修改了两次，清样时已经是九点多。站在办公楼栏杆边向外望去，机关大院树影下少数几盏灯光映衬出浓黑的夜色，而亭州小城更是一团漆黑，显得万分的宁静和太平，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如果真的什么事都没有，是多么好！但事实上在夜色中就有事，人们在讨论、在策划，而当太阳升起之后，一切就喧闹到社会的表面来了。　　

他让办公室的人们回家休息，而他还想独自再呆一会儿。他抽着烟，考虑着刘克成明天将率领五百多人出现在华东局这件事，这对于亭州市委，当然有着很大的压力，至少他得考虑市委如何回答华东局的询问、如何向华东局表态。　　

事实的发展，已经让他不能不承认，尽管他一向自认不是“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却终于还是“很不得力”的，不管他怎样努力，都注定要可悲地“处于软弱无能的地位”。这真让他前所未有地有点沮丧。　　

他一直是要把工作做好的，“文革”以来劳心劳力的程度，比起“文革”之前，不知要高出多少倍，真是寝食不安，可是看来还是不行，很难达到党中央毛主席所要求的那种境界，同时也没有能让群众和干部满意。真是难哪！问题不是没有尽力而为，而是尽力而为了也没有用，还可能会适得其反。　　

作为这次运动重点对象的“走资派”，至今没个标准，比如符合哪几条就算是“走资派”，怎么定性，怎么处理，从《十六条》上还看不出来。是否就是让群众运动来大浪淘沙，使那个可悲的“百分之五”，像可怜的鱼儿，被暴露在退潮的沙滩上？这好像有点天网恢恢、疏而不失、大而化之的意思。比起有多少亩地、雇工多少人，就算是什么成份，那可要复杂得多。他这样的人至今心中没数，造反的群众又有多大的数呢？可是他们却这样起劲，还要到华东局去！华东局是什么地方？是领导着华东地区六省一市的领导机构，即使是地委书记、省委书记，也不能随便就到那里去谈什么问题，何况是刘克成和他的五百工人呢？但如今就可以，而且理直气壮，就从京口坐火车去了，就像到外婆奶奶家去一样。　　

但中央《十条》的第七条对这种上访，在原则上竟然是明确肯定的，说“工人群众可派少数代表到上级机关（包括省、市、自治区党委和大区中央局）反映……”。只是刘克成他们去上访的人未免太多了一些，这大概也应当是出乎中央预料的吧？天翻地覆、礼崩乐坏，最不可思议的是，这场针对自己内部的、既来自上层又来自下层的“革命”，却是我们自己发动的。　　

他想起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以讽刺笔调引用的梯也尔的话：“我将手持法律走进巴黎，让秩序、正义和文明终获胜利”。老宗发狠时所说的要有“复命为常”的一天，恰巧也是此意。历史虽不可简单比拟，却真有惊人相似之处，而历史的结局大约不可避免还是这样。　　

不管怎样，信心不能失去。在历史面前，感伤主义没有用。中央《十条》说明中央没有失去信心，而且中央很有耐心，好像是把一颗真心、把事情的成败利钝，都交给群众了，当然，也不等于是做群众运动的尾巴，而是在积极引导，《十六条》和《十条》处处都对群众体现着一个“诚”字。这样去想，也就得到了很重要的启发，汲取到了把工作继续做下去的信心和力量。　　

没有想到，当天夜里，就在他熟睡之际，“工红”有了一个大动作。十一点的时候，亭州小城早已漆黑一片、空街无人，就连狗见了人也避开不吠。他们有数百人悄然出动，突然出现在工人文化宫门口，呐喊着“冲啊”，惊天动地，冲了进去。那是“主力军”总部，里面“主力军”的上百名人员被梦中惊醒，束手就擒。“工红”就把里面的上百条被单、十几辆自行车，以及电话机、打字机、手摇油印机、各种办公用品、大量纸笔墨汁、油墨、广播器材，甚至还有桌椅、脸盆之类的，劫掠而去，留下了一个遭受洗劫的现场和那些被赶在一间大屋子里的狼狈不堪的“俘虏”。大门口“主力军”总部的牌子被卸下扔在地上，上面用油墨污蔑性乱涂，改成了“造谣保皇总部”。现场的这一切，被闻讯赶到的人用相机拍了下来，当夜就送到照相馆洗印出照片。第二天一早，“主力军”的大字报上了墙，题为《12·11抢劫真相》。把那些照片也贴在上面，向“全市人民”揭露“工反一小撮暴徒”如何半夜抢劫并且打伤了“主力军”总部的值班人员，其中已有十多人被送往医院救治。“这些暴徒采用不光彩的突然袭击的方法，半夜而来，行凶打人，肆意抢劫，而后迅速逃逸，当我纠察大队赶来时，他们已经携带所抢劫的物资逃回他们的巢穴港务局……”。这份大字报的传单以及一套照片也送到了市委，他一上班，就立即看到并知道了情况。　　

但“工红”方面很快也有《“工红”司令部声明》贴上大街，直言不讳说对这起事件负责，并且义愤地写道：　　

“试问，他们为什么能占据工人文化宫作为‘总部’？为什么他们能占据工商联作为‘纠察大队’？他们为什么能有这么多的新被单、新自行车、优良的宣传设备和用品？是谁在支持他们？是什么人手中有权这样做？而我们革命造反派为什么就连起码的笔墨纸张也很缺乏？所谓把剧场给‘工红’使用也成了一句空话，那里反而成了‘主力军’的又一个顽固堡垒。一个得到宠爱和支持，一个被蔑视和剥夺，这一切是为什么？我们不是一定要把人家从文化宫睡得暖烘烘的新被单里赶出来，也不是一定要使用那些优良的物品，我们是要和全市人民一道弄清‘主力军’的性质。如今，物证俱在，就陈列在港务局，感兴趣的人们不妨来看一看，自己思考并且判断一下，光是‘主力军’总部值班人员就有一百多个，而且他们拥有这样的条件，一百多条被单全是市委招待所的，十几辆自行车全是新的，打字机两台也是新的，还有高级的手摇油印机，纸张笔墨拿也拿不完，他们到底是个什么组织？这还不昭然若揭吗？一切还在受蒙蔽的阶级弟兄们，也该是你们觉醒的时候了……”　　

他看着“文革办”送来的这些材料，联系近来发生的所有事情，感到了白热化的一种形势的到来，有一种“决战”或“大战”的空气。他气息加深、心跳加快。但他让自己镇静下来。他指示办公室，原定上午跟“主力军”方面的负责人的会议，以及下午的全市支部以上单位负责人会议，如期召开，不受任何干扰，坚决贯彻中央《十条》，原定讲话稿照用。在会上，他要就“工红”夜袭“主力军总部”这件事发表意见，对这样的行为当然不能肯定，但要求大家克制、冷静，不允许“以牙还牙”，市委需要继续观察，暂时不作任何调查。　　

他最关心之处，其实不在亭州，而在上海，刘克成那五百人到了华东局吗？情况如何？老程为什么不打电话回来报告情况？　　

12日的两个会正常开了过去。在上午的小会上，他要求“主力军”顾全大局，不再纠缠“工红”冲打总部的事件，而用实际行动贯彻执行党中央《十条》。凡是所抓“工红”方面的人员，一律放出来，你“主力军”没有抓人、关人的权力。“主力军”应当在各单位带头掀起“抓革命，促生产”的热潮，高姿态对待“工红”人员。在下午的大会上，他要求各单位负责人忍辱负重，以对党对毛主席对国家高度负责的精神，开展工作，要把中央《十条》恭楷抄写张贴在厂的大门口、厂里人流多的地方，并且印成传单发到车间、班组，正面宣传中央精神，做好本单位两派工作，化解矛盾。抓革命要抓到每一个人心里，促生产要促到每一个环节上，有抓有促，有促有抓，抓中促，促中抓，上产量，保质量，踏实细致，坚持不懈，心诚则灵，必有成效。他的讲话，把上午的会开得笑了起来，把下午的会开得鼓起掌来。虽然人们一向都认为他善于作报告，但他似乎只有现在才感到自己好像真的有一条三寸不烂之舌。　　

这一天基本平静，两个会议没有受到干扰。但到晏下午的时候，工商联门口开始发生骚动。那门口本来就是大街人流最多的地方，左右和对面是茶叶店、钟表店、副食品商店、医药店、绸布店、饭店，可称亭州大街的繁华段，自从门口挂上“红老兵革命委员会”和“主力军纠察队”两块牌子，与同一条街南边繁华段的工人文化宫“主力军革命职工总部”遥相呼应，当中还要加上“主力军文化支队”掌握的亭州剧场，形成三角形态势，控制了作为亭州最主要街道的“盐政街”，一般所说“上了大街”，就是指上了这条街。工商联就是古代盐司衙门所在地，后面深巷通往北城河，巷子里有个“管王庙”，供奉着管子，以纪念古代盐税创始人管仲。这条街，加上市委门口的中山塔小广场，再加上市委东边不远处的小校场，“文革”以来成了人们发表演讲、展示力量和互相对峙的政治舞台。大街两边凡有墙壁之处，也就成了大字报、大标语最集中的地方，人们每天从这些墙壁上获知本地的运动情况，以及偶尔有好事者所转抄的来自北京和全国各地的大字报之类。　　

12日晏下午的骚动，情况先是街上不知何时起渐渐人多，就像暴风雨之前风云的自然集聚一样，后来就发生“主力军”的两名人员被围攻，也就是让他们站到高凳上去，要他们回答“主力军”是什么组织？这两名人员，一个是城中小学的副校长，一个是文化馆的副馆长，在街上不知说了些什么，惹恼了不同观点的人，而且认出他们是“老保”，是以前在市委门口围攻学生的“干将”，于是十分痛恨，加以围攻。　　

“主力军纠察队”闻讯出动，据说许多是肉类加工厂的，也就是屠宰工人，正是“尹司令”直管的实力，全是近郊远乡的农民合同工，力大气莽，唯命是听，不可阻挡，不但一下子冲散人群，救走了那二人，而且在纠缠之中抓走了“工红”方面的六个工人学生。人们就涌堵到工商联门口，叫嚷要“主力军”放人。形势对“主力军”有些不利，因为他们虽然有阵地（工商联）、有组织（纠察队），也有力量，却好像困守在里面不敢出来一样，而外面的人们虽然是临时的凑集，人却越来越多，情绪高涨，形成了对里面的围困之势。　　

他在市委里得知情况，感到事态的发展正与贯彻中央《十条》相反，而刚刚开过的两个会，好像都不过是瞎子点灯白费蜡，不由得一阵灰心。如何能消弭这一紧张事态，却是火烧眉毛眼前急。如果派人到现场去，恐怕无济于事，还可能会火上浇油，也难保去劝说的人在冲突中不会受到伤害。需要立即跟双方的头头说到话，能立即联系上的，却只有“主力军”。他就让办公室打电话到工商联去，让“主力军”克制，一是如果确实抓有群众，包括以前抓的、现在抓的，要立即无条件统统放出去，不准继续扣留，二是全体“主力军”人员要想办法分散撤出，工商联里不留一人，三是如果无法撤出，就守在里面，不要往外冲，等待市委协调处理。得到的回答是，大门已经被冲开，二道门是古代的两扇大门，又厚又重，平时不曾用过，现在顶了用场，已经上了闩门杠，一时打不进来。因为各种原因抓在工商联里的人有十二个，但暂时无法放出去。“工红”已经封锁了工商联后门，连屋顶上都有了人，所以里面的人无法撤出。并且，“工红”切断了电源。吃水没有问题，本来就是用着一口古井。里面现有二百五十多人，食品已经不多，晚餐只够每人分到半个烧饼。　　

他想了一下，要亲自到港务局去一趟，只有到那里去找陈安国这些“工红”头头，让他们动员撤围。但他被身边的人拦住，结果是让“文革办”的王科长去了。过了一会儿，工商联那边的电话打不通了，情况显得更为紧张起来。但他却接到了洪局长的电话。他问洪局长这会儿在哪里，回答说是在煤碳公司。他说，你吃过了吗？工商联里面你们的二百多人正在饿肚皮呢！洪局长说，这情况我们已经晓得了，书记你说现在怎么办？他说已经派人去找“工红”头头，让他们撤围。洪局长说，不会答应的，要不然就会向市委提出无理要求。他问洪局长，你们怎么打算？洪局长说，坚持到明天再说。他问，这一夜里面怎么过？天冷啊。洪局长说，里面有一百多条被子，他们可以轮流睡一会，不至于冻死人。等到天亮就好办了。我打这个电话是向市委做检讨的，让书记操心了。他忍着心头恼火说，群众运动，不能怪你们。那就明天再说吧。他看着窗外的夜空，是的，不管用什么办法，也已经急不起来，需要等到明天。也许，夜深以后，工商联门口的人会自动散去，屋顶上的、后门口的人也会自行撤走，里面的人就好出来。　　

派到港务局去找“工红”头头的王科长回来了，报告说，港务局里是有一些工人，但他们不知道陈安国这些头头在哪里。他叹口气，点点头，说，大家晚饭还没有吃，情况都基本清楚了，暂时也没有办法可想，除了值班的，都回家去吧，我也回宿舍，明天再说。他对负责安全的公安局牛副局长原则地布置了几句，就回宿舍而去，至于工商联门口和工商联里面，也就只有顺其自然、听之任之了。　　

想不到却是一觉到天亮，而且是被一阵电话铃声惊醒的，一看时间，六点半了。打来电话的竟然是“文革办”的程主任，从上海打来。电话里说，一直跟工人在一起，于当天晚上到上海，五百多人没法找到睡的地方，就在车站囫囵过的夜，第二天到华东局去。虽然登记了，却一上午没有人出来接待，大约因为忙不过来。上海本地就有一些人在里面敲着一面锣要求有人出来接待，也找不到人。华东局里面地方很大，不知道负责接待的人在哪里。这样一直到下午，来了一位个子小小的女同志，名叫朱芸。问亭州来的人是谁负责，就让刘克成和他二人跟她走，坐上小车到了另外一个地方，这才坐下来谈。先让刘克成谈了一阵，接着又让他谈，后来又询问一些问题。刘克成汇报运动初期情况时谈到医校郁平这个人，朱芸很感兴趣，转过来就这个问题详细问他，结果就连郁平的老婆乔丽的事情也谈了。朱芸说，市委把郁平放出来是对的，再拘留进去是不对的，这样的历史问题要放到运动后期处理，重新调查，弄个水落石出，当前运动不应当在这些历史遗留问题上纠缠，何况不过是一个普通教员，应该纠正这一做法！这位女同志好像是认识郁平的，但没有好问。朱芸后来谈了六条：　　

一，亭州部份工人成立自己的全市性组织“工人红色造反司令部”，是合法的，亭州市委应予承认。　　

二，“工红”部份人员因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而被打成或被视为“反党”、“反革命”、“牛鬼蛇神”之类，是不对的，应该取消这种歧视和政治压制，这方面所做的有关“秋后算账”材料，应予销毁，对于在这种政治压制中有群众被关、被打、或自杀，要有正确说法，处理好善后事宜。　　

三，文化大革命以来，凡是由“四清工作组”或本单位领导一手操办，而不是由群众大会民主选举产生的“文革委员会”之类，是不合法的，应该按照中央《十六条》和最近的《十条》所指示的，重新真正在民主基础上选举产生。　　

四，亭州的“主力军”或有关方面，在厂里压制、打击、拘禁不同观点的群众，而造成一些群众逃出工厂，这完全违背《十六条》和《十条》的精神，“主力军”或有关方面，要立即纠正这种错误，让逃出来的工人回单位上班，并且不准扣除这些工人的工资。　　

五，对于打击各种确有证据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要严格遵循《十六条》第七条的精神，不准趁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或者以此压制革命群众的革命造反精神。对于历史遗留问题，不应当纠缠，以免影响运动正常开展。　　

六，亭州的“主力军”、“工红”以及所有群众组织，都要在运动中以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而不要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蒙蔽，要拥护毛主席革命路线，要抓好革命、促好生产，夺取文化大革命的胜利。　　

另外，刘克成在北京时，还从中央“文革”接待站获有三条答复，内容精神跟华东局的一致。得到华东局六条，刘克成他们认为大功告成，所以同意让他打电话报告市委。刘克成以及全体五百多人过一会儿就要上火车到京口，然后从京口过江到荷州，估计下午两点到六点之间一定能回到亭州。到时他再打电话报告。　　

听了程主任的长途电话，一颗心放了下来。只要那么多工人没有出什么意外，就谢天谢地；只要华东局没有来责询亭州市委，就阿弥陀佛。至于三条、六条，他听了不觉得有什么异常，更不觉得不可接受，而且觉得高级机关的这些工作人员头脑清楚，说话有原则、有分寸，水平很高。　　

这边才下心头，那边又上心头，不知工商联那里怎么样了？正想着，消息随即也就到了，是办公室打来电话。原来，工商联外面的人一夜未散，里面的人实际上被围困了一夜。早晨，门口的人又越来越多，从木材公司搬来一根原木，正在撞击里面的二道门。他猛然想起中央《十条》上的一句话，“工人组织之间，彼此有意见，要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进行讨论，不要被坏人利用，不要造成对抗的形势。坚持文斗，不要武斗。不要动手打人。”这些话说得完全对，现实正需要照这样的指示去办，工作就应当从宣传中央文件开始。他随即就到办公室去。　　

　 　

　 　

第十四章  力尽（之十）　　

　 　

常委们不召自来，都聚集到了小会议室。他让办公室把所了解的情况作了报告，又听各位常委讲了一些情况和看法，他也报告了程主任从上海打来的电话内容，然后归总说，今天可能将是“文革”开展以来，亭州形势最为严峻的一天。工商联那边对抗了一夜，现在外面正在攻里面，我们怎么办？如何劝解？这是燃眉之急。一方面要立即解决这一问题，另一方面要准备刘克成那五百多人下午回到亭州，他们带着“中央文革”的三条和华东局的六条，当然要到市委来跟我们见面，我们在思想上要作好准备。“工红”有了三条和六条，“主力军”怎么办？矛盾到底怎么解决？所以，今天我们都不要离办公室，随时都会有情况要研究。工商联那边已经不允许我们坐而论道，我们需要立即到第一线去，要不然我们就是失职……　　

老黄把手举起说，工商联那边我先去一下！他问，你去了怎么做？说什么？老黄正要说，却见办公室副主任兼机要科长捧着收音机进来，说，中央社论！屋子里一下子寂静无声，只听见中央广播电台的播音员以一种庄重严肃沉稳的声音重复说着“现在播送《红旗》杂志第十五期社论《夺取新的胜利》！”　　

“规模巨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冲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阻碍，向着更深入、更广阔的方向发展。目前形势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广大的革命工人群众起来投入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　　

大家凝神屏气听着，这显然是一篇十分重要的社论，反映着全国的情况，代表着毛主席党中央的态度，指引着运动的方向，而运动即使在亭州也显然到了一种紧要关头。根据社论，他心里对亭州形势将出现什么变化已经有了大致的判断，但他不能说出来，也无力阻挡和扭转，似乎倒有一种感慨和欢喜。　　

社论播送结束，常委们都默不作声，有的在沉思，有的脸上气色已经不好，有的表情很微妙。他缓缓抽着烟，说，等下午报纸来了，我们再组织学习、讨论。老黄你说，你打算如何做工作？老黄说，中央社论下来了，情况可能瞬息万变，刚才想好的一套可能不一定管用了。　　

他问，你刚才想好了哪一套？老黄说，我打算举着一个牌子到现场去，牌子上写一段中央《十条》上的话，“工人组织之间，彼此有意见，要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进行讨论，不要被坏人利用，不要造成对抗的形势。坚持文斗，不要武斗。不要动手打人。”我就站在这块牌子旁边，对群众作演讲，劝说他们停止对里面的进攻，有问题可以到市委来谈。　　

他举起手，往桌上一拍，说，你立即就这样去做！办公室马上把这块牌子做起来，就用硬骨纸贴上白纸，工工整整写上这句话就行了，写到“不要造成对抗的形势”。另外再做一块牌子，刚才社论里好像这样说的：“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文斗，不要武斗。我们要听毛主席的话，坚决按照毛主席的这个指示办事。”你们拿录音核对一下，就写这个。这样的两块牌子，黄部长去，要走在当中，再跟去两个人，一边一个，用手举着标语牌，需要有这个庄严的形式。我们的工作不管怎么做，都要从宣传中央指示开始，要相信只有这个方法管用。　　

老黄离开后，他问公安局长老汤，现场怎么样？老汤说，书记放心，凡是这种场合该做的我都做了，另外我们也布置各街道居委会派人到现场认人，看看有哪些人比较活跃。他点头，说，你关照一下有关同志，注意黄部长的安全。老汤立即起身而去。　　

这时“文革办”打来电话报告，“工红”在市委门口刷了两条大标语：热烈欢呼《红旗》杂志第十五期社论发表，夺取新的胜利！紧跟毛主席党中央，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　　

常委们不觉互相看了一眼，心想造反派跟得真紧。他问，大家有什么要说的？都说没有。他说，那诸位就各自回衙，独立思考，有事再碰头。公安局的牛副局长进来，请示他：外面很乱，常委们要不要转移一个地方？他回答说：现在不能转移。　　

常委们散了，都回自己的办公室，他也到自己的那一间去，坐下来，抽着烟，沉重地思考起来。他从抽屉里取出党中央5月16日《通知》来，觉得需要再加以学习领会。这个重要文件，他没有让自己违反规定向王雪透露过一点点。他的目光停留在一段用黑体标出的话上：　　

　 　

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无产阶级继续清除资产阶级钻在共产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这些基本问题上，难道能够允许有什么平等吗？几十年以来的老的社会民主党和十几年以来的现代修正主义，从来就不允许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有什么平等。他们根本否认几千年的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史，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和对资产阶级的专政。相反，他们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一道，坚持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他们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丝毫谈不到什么平等。因此，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　　

　 　

《通知》的第四条是批判彭真说的“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毛主席就在后面写了这么一大段。他其实已经多次阅读，力求深刻理解，但总觉得只能从历史上来理解，如果从眼前发生的文化大革命来理解，就有东西“隔”着，最主要的是很难拿彭真这样的人，还有目前已经心照不宣的那个大人物，去对号入座。他甚至暗想：毛主席是不是把问题说得太严重了？这些人可都是从前的得力辅佐呀！可是，毛主席的口气是这样严厉，对问题是提到了这样的高度，话是说得这样的彻底，有着铁一样的逻辑性和重要性，这又怎么理解？思想真是远远跟不上毛主席。　　

他读着这段话，感到好像是来自天上的隆隆雷声一样。也许，正如王雪说的那样，我们要到几十年后才能领会得深一些？现在可能就连“靠边站”的那些显赫人物自己也不一定理解？或者，他们倒是理解的，只是不能承认这种实质？使人郁闷的是，这种思虑，却很难有能够谈谈的人，即使跟王雪也不能真正深谈，是他听王雪说得多，他自己说得少，而且总是要劝王雪在外面谨慎言谈，真是应了“明哲保身”这句老话。　　

运动虽然是中央号召、发动的，也就是说有一定人为性，我们有时会当作只不过是反修防修的一场“演习”，但事实上情况越来越真，运动越来越显示出自身有一定规律性，上层的重大分歧、社会的普遍矛盾，都是真实存在的。小小亭州发生的事情，竟然越来越及时地就跟中央文件、中央社论对得上号，真是令人不胜惊讶。而刘克成这些工人，上北京、到华东局，很自信地把自己跟全国联系在一起，就像一条不起眼的波浪理所当然地把自己跟整个潮流联系在一起一样。真有点匪夷所思。眼前两派群众的斗争，好像已经“你死我活”，这个“你死我活”，也好像就是《通知》上说的“你死我活”的一种反映。从理论上说，党内斗争是社会矛盾的反映，但看来，党内一旦发生了斗争，社会也就会有剧烈的响应。　　

《通知》还说，“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在“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这句话也是用黑体标出的。他好像这才前所未有第一次看到一样，打了一个寒颤。难怪全国运动都如火如荼，像大火一样上下全面烧了起来，难怪就连小小亭州的两派群众也这样斗得“你死我活”。　　

虽然群众不晓得有这个《通知》，但《十六条》已经体现了《通知》的精神，中央一系列社论实际上不断宣传着《通知》的精神。群众中的那些骨干分子，如史宏、刘克成、陈安国、张大同这些人，好像是特别心领神会的，他们起着带头作用。而像北京的谭力夫、赤兵那些青年人，也心领神会，只不过是从另一个方面作出了强烈反应和坚决的抵抗。这些出身高贵的青年，家庭不一般，可能有机会看到《通知》，并且对上层的情况，对这场运动，会有特别的了解与认识，而跟基层的普通群众不同……他有点心惊胆颤地把《通知》收进抽屉，好像不敢再看……　　

小宗静一头闯了进来，神情重大，叫了一声“杨伯伯”，就把一份东西送到他面前，而后不声不响地在一旁坐了下来，捧着脑袋，就像上次给他看北京传单时那样心事重重。他拿起那份东西，只见一些不能算是陌生，却是不可思议的词句，像芒刺一样，一句一句扎进眼中：　　

　 　

“中央，北京党政军干部子弟（女）联合行动委员会通知……坚决彻底全面干净地粉碎中共中央委员会两个主席几个委员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取缔一切专制制度，召开中共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会，保证民主集中制在党的生活中得到坚决的贯彻，保证中央各级党委、委员的生命安全……坚决地全力以赴地打倒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所产生的各级反动造反组织……号召各省市革命干部子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忠于马列主义和一九六0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我们一定要英勇、忠实、干练、坚贞、艰苦耐心地做好各种工作，迎接大反攻战机的到来……”　　

　 　

他努力镇静着，问，静儿，这是哪里来的？有什么情况？小宗静说，一个同学给我的，说我可以志愿参加这个组织，我不懂，我害怕。　　

他说，你来告诉杨伯伯，是对的，你不要参加。这个联动委员会，我不知道，从他们发出的这份《通知》看，他们是很错误、很危险的。你知道这个“联动”目前在亭州已经发展了多少人？小宗静摇头说，我不知道，这个同学告诉我，在我们亭州，第一批先发展县团级子女，第二批是科局级子女，很严格。　　

他问这个同学是谁？小宗静很抱歉地跟他摇头，不肯说。　　

他点头，说，你不想说就不要说，但你要负责转告这个同学，把我的态度告诉他，让他不要在亭州发展这个组织，让他拒绝执行这个任务，我明确地说，这样的组织是非法的，是很错误的。　　

小宗静点点头。他很想问，你宗真哥哥、建国哥哥，有没有人去发展他们？但考虑到不能给小宗静增添心理压力，也就不问了。　　

他叹一口气，说，静儿，你们虽然是中学生了，但在政治上还是小孩子，很多事情，你们不懂，你今天来问我，是对的，以后碰到这一类事情，也不要自己作决定，要回来问父母、问长辈的人，好吗？小宗静点了头。　　

他问，你宗真哥哥在家里画儿画得怎么样了？小宗静脸上春花一样绽出笑容来，说，画得很好了，老先生说他有灵气呢！　　

他也笑了起来，你也可以跟在宗真后面画着玩玩嘛，在家里多呆呆，自己唱唱歌，带着小妹妹，少到外面去跑了，现在情况很复杂。　　

小宗静的头又沉重地低下去，忽然抬头问，杨伯伯，我们为什么就错了？我们为什么就成了保守派？《红旗》杂志第十五期社论一播送，我们学校“红色保卫军”就不行了，许多人退出，跑去参加“红旗兵团”，就连小琴，也跑过去了。她本来是“红旗兵团”的，后来退出“红旗”，加入我们“红色保卫军”，现在又退出我们，加入到那一边去了，还在操场上发表演讲，在全校出了名，影响可大啦。　　

他问，小琴是谁呀？宗静说，她爸是手工业局冯局长。可“红旗兵团”那边明明是反党的，把曹校长都逼死了，怎么倒成了正确路线！我现在才知道，什么是“很不理解”，原来是这样，当然很不理解了！　　

他觉得这是对她不太好回答的一个问题，他说，我刚才不是说了嘛，现在情况很复杂，大家都不愿意当保守派，这是好事情，但也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一股什么潮流来了，多数人会跟着跑过去，但你也可以站到一个高处去观望观望，毛主席的诗句说，“东临碣石，以观沧海”嘛，还有“观鱼胜过富春江”。作为一个学生，没有必要让自己有心理负担，有很多事情不要着急，要有长远眼光，事物是发展变化的，有可能变成什么样子，谁也不一定说得准。假如有一天会变得很符合你的想法，那时你也不要过份高兴，还是要有“一分为二”的思想，对不对？　　

小宗静勉强破颜一笑。他继续说，但是，在目前，你作为市委领导家里的孩子，最好呆在家里，在家里也一样可以关心国家大事，由于干部子女的特殊身份，如果基本不到外面参加活动，对外面的事情不表示态度，暂时来说，我看也是可以的，你说行不行？能做到吗？　　

小宗静勉强地点了头。他多么愿意跟小宗静轻松地闲聊闲聊，但心中掛念着工商联那边，就把小宗静劝了出去。那份材料，他留了下来。　　

时间已到中午，办公室让机关食堂给大家送来了简单的饭菜，三扒两咽的应付了过去。正想着老黄，老黄在他的办公室门口出现了，样子狼狈，上身棉衣扯破，露出白生生的棉花来。他忙站起，让老黄坐下，老黄说，我赶快汇报情况。他让老黄别忙说，先到自己办公室去把饭吃掉，换件衣服，等会儿把大家召集起来，一起研究。　　

常委们集中到了小会议室。老黄说，我们到工商联去时，大街上满是人，我和办公室两个同志往前走都有困难。但偏偏还有人“轰隆隆”把城建局的压路机开来，群众发出指责，那压路机上的小伙子却像个“二百五”似的笑嘻嘻不理，看上去处在一种莫名的兴奋之中。压路机在这么密集的人群中无法不让人担忧，我们三人就勇敢站到压路机面前，喝令停下。正好公安局一名便衣在旁边，抓住机会就爬上去跟那小伙子谈话，强令停机，并把小伙子拉到地上来。问了姓名、工作单位，问是“主力军”的还是“工红”的？小伙子说，我吃我的饭，我不管这些事。问为什么要把压路机开到街上来？回答说队长昨天就关照，今天要把压路机开到彩衣街工地去。哪你怎么不从青年路走，偏要从这条路走？你不怕压到人吗？小伙子说，青年路绕远了，这条路是直线，我慢慢开，哪个敢同我碰？看来这小伙子脑筋有问题，没有多说的必要了，就令其把压路机往后倒，停靠到路边一个空地上，公安局同志收缴了钥匙，开了收条，让小伙子回去叫队长到公安局领取钥匙。　　

处理了这个插曲，我们举着两个标语牌，向工商联门口接近，人越来越多，好不容易挤到大门口，那里正在撞击二道门，传出“嘭、嘭”的巨响。我们叫着“停止！停止！”但就在那一霎之间，二道门撞倒了，众人“嗡”的一声往后一退，那两扇又厚又沉的木头门连在一起，慢慢向里倒了下去，“轰”一声落地，只见里面的人惊惶往里跑，外面的人喊着“冲啊”潮水一样涌进，我们就像浮木一样身不由己随潮而进。里面乱成一团，只听得一片“打！打！打老保！”的叫声，发生着纠缠和打斗，又听得说“老保从后门跑了！”人流往里冲，后面的人像潮水一样不断往里涌。　　

我站到墙边花坛上，说着“工人同志们，我们是代表市委来的，要文斗，不要武斗”，不防一个工人虎狼似的一把将我拉了下来，手指抠住口袋，棉衣一下子就被扯破了。突然里面传出一片欢呼，许多人拥着、搀着十几个人，说是“找到了找到了，赶快送医院！”这些人就是被“主力军纠察队”先后抓进来的，其中有工人，也有学生，看上去确实吃过苦头，其中有人身体是有些不支了。一窝蜂往大门口送去。接着又有几个人被搀出来，也有脸上流着血的。人们嚷着“我们的伤员！被老保打伤了！快送医院！”又一窝蜂送走。有人呼起口号来，“打倒走资派！打倒老保！”　　

这时里面又有一些人走出来，只听得乱嚷着“搜到反动证据了！”人们给他们让路。当中簇拥着两个工人，手上捧着的是金条、金元宝、金戒指、银元之类的东西，却向我们走来，当中的工人说，我是运输公司的，我叫郑林，这是我们从里面搜出来的，有国民党的旗子，有外国的旗子，有国民党的公章，还有这些金银，你们是市委来的，交给你们。　　

我一见那些东西，也有些触目惊心，从未见过，但马上想到工商联里有这些东西也不奇怪，因为有几个民主党派的办公室就设在里面，他们可能有自己特殊的工作。于是说，我们是来宣传中央精神的，工商联的这些东西你们直接送到市委“文革办”去。正说着，突然有人高叫“老保把效区的农民调来了！赶快往外冲啊！”人群大乱，一齐喊着“冲啊！”掉头往大门那里涌去。也把那几个工人裹挟而去。　　

一霎之间工商联里全空了，只剩下我们三个人，只见大门那边确实涌进了“主力军”的人马，其中有许多人戴着“主力军纠察队”红袖章。这时我一眼看到了总工会的刘诚，而老刘也看到了我们。老刘走上来握手，说，让你们吃苦了。我觉得老刘率领“主力军”反攻过来是很失策的，就说，老刘，被他们打跑就打跑，你怎么又带人打得来呢？这下子谁是谁非能说得清吗？老刘无话回答，这时一群“主力军纠察队”乱嚷着，从外面扭送进来十多人，往里送去，最后二人却押到我们面前。正是刚才要交金银器给我们的工人。“纠察队”说，抓住“工反”的盗窃分子！旁边的纠察队员呈上缴获的赃物，正是那几面旗子和金银器等东西。那个叫郑林的工人说，你们血口喷人！我们是去交公的！市委的人晓得！我忙说，这事情我们晓得，是我们叫他们去交公的。叫郑林的工人大叫着说，东西交给你们了，我们不负责了！“纠察队”把他们往里推，他们挣扎说，你们干什么？我说，老刘，不要抓人关人。“纠察队”说，让他们交待了情况就放！说着仍把这两个人推了进去。　　

我对老刘说，我是代表市委前来制止武斗的，工作没有做得下来，这里你要妥善做好工作，不要再关人。正说着，“主力军”的人嚷着“让开让开”，从里面搀出好几个伤员来，脸上也都流血，显然是武斗中受了伤。老刘指挥着说，快送医院！我就带着两个随行同志举着那两块标语牌离开了工商联。　　

一出工商联，就觉得大街上气氛不对，商店都关了门，隔不多远就有一些“主力军纠察队”的人，好像是设卡戒严了一样，街上空荡荡，已经很少看到别的群众。从工商联到市委，一路上受到“主力军纠察队”三次查问，问我们是什么人？后来看到一大队农民打着“同盟军”的大旗，高呼着“坚决镇压反革命！保卫市委！”的口号，走了过去，农民确实是上了街。市委门口原先“工红”刷的那两条欢呼红旗社论的大标语，末尾被覆盖，写上了“主力军总部宣”。至于“工红”方面的人现在到哪里去了，是打散了呢，还是会有新的行动，这就不得而知。　　

老黄说过之后，会议室里沉默无声。他划亮火柴，点起一支烟。那火柴盒一面印有“京口火柴”四字，一面印有《水浒》英雄人物。他想到刘克成那五百人，这会儿该还在火车上，他们回来，加上亭州现有的形势，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事情。可眼前的情况，已经让人觉得无从下手。老黄去宣传中央精神，可以说连开口的机会都没有，真是收效甚微，事态照着自身的发展而发展，工商联的二道门还是冲开了，武斗还是发生了，这回双方都有了受伤人员。他不禁想到了“失控”二字，心中一阵虚弱。　　

老宗端起茶杯饮了一口，放下，说，我来谈！首先，我要坦白，黄部长说的这些，我虽然坐在办公室里，其实全知道，因为“主力军”的幕后指挥，就是我！　　

老宗这样一说，大家都吃惊，至少认为大可不必这样说。可是老宗还加强了一句说，确实就是我！现场指挥部就在工商联对面药店的小楼上，进出在后面的小巷子里，直接看到现场，神不知、鬼不觉，跟我这里通话不断。我一人做事一人当，决不向党隐瞒。情况都到这时候了，还有什么需要瞒啊藏的？没有必要遮遮掩掩了，理直气壮！到一定时候说不定我还要赤膊上阵呢！　　

他心中真是吃惊不小，想用个方法来制止老宗说下去，但老宗那样子，势不可挡，就像大青牛怒起来一样。只见老宗继续说，别的地方的情况我不了解，但亭州的情况，我的眼睛没有瞎，眼睁睁看着乌龟王八想成气候，我们袖手旁观，行吗？用“秋后算账”警告他们，没有用；记载有关的材料，又不准；不支持他们成立组织，不答应；不给他们一个“总部”，不服气；不承认他们是革命的，你反动；不承认“主力军”是保守派，跟你闹；总之一切要顺着他们。代表着毛主席党中央正确路线的，不是我们，不是各级基层党组织，“主力军”更不是，只有他们是的。　　

现在他们出手了，抢材料，烧材料，抢剧场，打文化宫，打工商联，说不定明天就要来打市人委。我看，人民银行、广播电台、人民印刷厂、人民医院，还有粮库，这些重要部门，都要注意，加强保卫工作。他们是“反修防修”吗？他们是祸国殃民、是反革命暴动！　　

共产党从前不是领导过多少罢工、罢课，不是闹了农民运动、秋收起义、南昌起义吗？头二十年前，我们这些人不是亲身参加了革命战争吗？但现在他们闹的什么？难道现在是旧社会、我们是国民党吗？我说他们就是反党，就是反革命！历史终究会证明我说得不错。　　

他们不是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吗？我们市委、市人委里面有没有？他们指出来，拿出事实材料来，打倒就是了。如果是我，我听凭处置，我回老家种田去，免得为了我一个人闹得全市十几万人民不安。全市基层党组织、各单位，一共有多少中等的和小小的“走资派”？按百分之五计算，也打倒就是了，也免得为了这少数人闹得鸡犬不宁、不好好生产。那么这些人打倒之后呢？是谁来替代、填补那个百分之五？是他们，还是另选别人？他们当然认为，至少有他们一份，这是他们的如意算盘，但是不是党中央的政策呢？照我看不会那样简单。党中央也没有这个允诺。他们是亭州俗语说的，“头想尖了，戴笋壳儿”！　　

还要说一个道理，他们替补上来当官，就不会变“修”了？他们也是人嘛，我们过的桥也比他们走的路多，他们凭什么就不会变“修”？凭什么他们就可以教训我们、取代我们？这是一；第二，以后呢？那就又要由以后的青年学生、青年工人，来造反，来罢官，来抓百分之五。这就是今后我们国家的正常秩序吗？如果是这样，那他们就要在下一个百分之五里占多数，因为他们受的教育和锻炼少嘛！再往后呢，再来一次、再来一次，总之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后面的来剃前面的头，说不定是越剃百分比越高，一直到剃完为止！　　

我不相信一个社会可以这样发展，我也不相信我们就这样走向共产主义。一句话，我不相信！你要让人民直接参加国家管理，防止各级干部特权自私，可以，那要通过建立制度，有序进行，逐步完善，怎能这样大闹天宫？我虽渺小，我不能让造反派这样成气候，不能让文化大革命在亭州这样发展下去。文化大革命是党中央毛主席发动的，我举双手拥护，但我认为照目前这样搞下去没有出路。方向对，理由足，还要方法对、还要有秩序才行。毛主席不是说过吗，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方法是用船呢，还是用桥？这是不同的。说不定就连船和桥都不要，裤腿子卷起来就过去了，还说不定要走几十、几百里下去，才有过河的办法。　　

老魏有点斗胆似的插话说，老宗，你发展了毛主席的话了。　　

老宗很严肃地说，这个玩笑不要开！运动以来，我们除了六、七、八三个月比较主动，后来一直被动、越过越被动。造反派的工人、学生跟我们闹，一直闹到现在，越闹越大，总之像是要把一切闹翻个身。要说他们是正确的、伟大的，要说我们是错误的、落后的，要说我们这些人一夜之间就过时了、无知了，打死我也不服气。　　

按照他们，就要把“主力军”、“红色保卫军”、“红老兵”都看成受了错误路线蒙蔽的保守组织，要加以解散，要形成他们造反派工人、学生的一统天下。如果“主力军”错了，我们当然也错了，因为我们在他们说来，是支持这些组织的后台老板。是的，我们跟这些组织当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个我们要承认，不能过河拆桥、翻脸不认账。但这样就只有“工红”这一面是“革命左派”了。你们说，这样行吗？那么多基本群众的工作怎么做？亭州的情况，对照上面社论的意思，第一就要肯定“工红”这些人正确，第二是要求他们能高抬贵手、团结“主力军”这些人。这是有主有次，有左有右，有对有错的，区别很清楚。这能行得通吗？这样的工作能做得下来吗？如果这样，真是改天换地了，跟解放以来十七年的社会格局都不同。　　

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当左派，党团员倒不怎么样了，什么“反修防修”且不说，首先一条：我们的政权还能稳固吗？我表示极大的怀疑！我考虑来、考虑去，党中央、毛主席不会这样做，运动到最后不会形成这样的结果，如果是这样，你们把我的眼睛抠掉！我决不扛顺风旗，决不顺风倒，在一定程度上我还要开顶风船，就是不能让造反派得势，全国的我们管不了，亭州的我们总还应当管到一点。　　

如果全国各地都让造反派得了势，党将不党、国将不国。只怕没有等到“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让我们“和平演变、亡党亡国”，这些造反派眼前立马就要让我们完蛋了。决不能引狼入室，不能被造反派的气势汹汹吓倒，也不能被他们的花言巧语所迷惑，不能小看他们年纪不大，要看清楚他们野心不小。　　

如果说“主力军”他们受了什么蒙蔽，那么造反派的群众是不是受了什么蒙蔽呢？我就是这样看问题的，我也是这样采取我认为正确的一些措施的。如有错误，我甘当其罪。在这次运动中，我不求有功，也不求无罪，我肯定是有罪的，但我终究无罪。　　

文化大革命强调独立思考，强调真理往往在少数人手里，那我们也不要剥夺自己的这种民主权利。我们这些人也是有自己的一份民主权利的，资产阶级还说过“天赋人权”，我们这些共产党员，作为无产阶级先进部队里的一分子，思想上怎么能低于资产阶级而不正视自己的民主权利！那不是奴才思想吗？我们在党内有自己的一份民主权利，在社会上也有自己的一份民主权利。光是造反派有民主权利，我们没有，哪有这样的道理！即使是正确的东西，如果不是用民主的方法来实行，如果侵犯民主，那也是不行的，正确就会成为错误，它不会被当成正确载入历史。　　

历史是谁来写？是最后胜利的人，还是最后失败的人？嘿嘿，这个问题我不回答，它也很清楚。对于不民主的东西，比如造反派，我们有权利抵制、反抗、打击！反者道之动，你造我的反，我也造你的反，最后谁反得过谁，那就听凭天意了、只有天知道！走什么道路的问题且放在一边，先把眼前这场斗争奉陪到底再说！我看，要尽快让“主力军”方面到体育场开一个万人大会，显示一下力量，鼓舞一下士气，到时我们要有人去出席、讲话，如果大家有顾虑，那就是我去，我不怕！　　

老宗如此这般还说了一些话，总的来说，有点“石破天惊”，大家不好表态，僵住了。负责记录的秘书科长早就停了笔，觉得不好记录、不敢记录、不能记录。　　

会是不能这样开下去的，这样开下去要犯错误。他抽了一口烟，微笑着说，老宗的发言，是学习了中央刚刚发表的第十五期社论精神，联系了我们本地的实际。我们看问题、谈问题，就应该这样深入、务实。他停顿了一下，注意到他这样一说，大家松了一口气、放了一颗心，因为他把一个很险的弯子不露形迹地给转过来了，就像让大家脱离了某种险境一样。　　

他说，顺着这样的思路，我们要进一步联系实际，把当前要做的、能做的工作，做起来，做下去，做好它！　　

他继续说，我所得到的情况，又有了新的发展，眼前最急的，一方面是群众组织之间的冲打，而另一方面，是生产、生活问题，这个问题可能更急一些。　　

还是党中央几天前、十二月九日的《十条》，对问题抓得准！其中说到要坚持八小时工作制，遵守劳动纪律，完成生产定额，说到要保证产品的质量，力求高质量，说到要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生产计划，说到工人之间、工人组织之间的交流，应当是在业余时间。如果能做到这些，那我们亭州的所有问题，就等于都解决了！所以，千条万条，要抓住一条，我们作为市委、市人委，要以贯彻执行中央指示来开展工作。　　

冲打工商联的“工红”人员，主要是运输公司、港务局的，这两个单位基本是“工红”的势力，煤碳、石油、粮食、棉花、各种物资目前滞留码头、无人卸货，不出三天，全市人民生活就要发生恐慌，一些生产就要受到影响。情况反映到我这里，我已经跟有关的基层当权派通了话，请他们忍辱负重做好工作，但到现在为止，工作还没有做得下来，当权派现在是很难起什么作用了。　　

我想我们要尽快跟“工红”的头头取得联系，约见一下，让他们能顾及全市生产生活的大局，动员港务局、运输公司的工人恢复生产，让留港的船只赶快卸空离港，把物资运送进库。这个问题由“文革办”负责，立即找到陈安国，让他到市委来，由我和老宗亲自跟他谈一谈，把这个压力给他，把这个考验给他。　　

正说着，突然的电话铃声让他们一惊。办公室主任接话后说，是“文革办”打来的，有好多辆汽车到了门口，车上下来好多工人，已经在市委门口集中站队，是到华东局去的工人回来了，街上还有大批工人涌来，都打着“工红”的旗子……。他轻轻一拍桌，觉得自己血液膨胀，有点歇斯底里似的笑着说，来得正好！老宗脸上阴沉下来，眼里冒着火。这时，老程一副狼狈相出现在会议室门口，站在那里，不敢进来似的。老李说，程主任，站在那里做什么，还不快来报告情况！　　

他冷静着指指椅子说，程主任你坐下来说。程主任被一种强烈的失责感压抑着，又狼狈又羞惭，走近几步，还是站着，说，我被他们带着一起回来了，京口造反派调集车辆，把他们送回来的，都到了市委门口，底下他们要做什么，我也不知道，我，没有做好工作……　　

公安局汤局长、牛副局长在门口一声“报告”，问，常委是否需要安全转移，请指示！他从容吸了一口烟，用手势招呼他们进来，一边对程主任说，你尽到了你的责任，吃了不少苦，事态的发展，是不以我们意志为转移的，你能安全把五百工人带回来，市委还要表扬你。你回“文革办”去安排工作，应付门口。程主任揩着眼泪答应了一声就去了。他对老汤说，你来得也快啊！老汤说，那么多汽车从公安局门口经过，情况报告到我面前，我马上就来跟牛局长商量，怎样对常委的安全负责。请书记指示！他说，我们这时候走不了、不能走啊。还是先不要动，等着再看情况的变化。汤局长就同牛副局长退了出去。　　

他抽了一口烟，看了一眼常委们，说，我们成为瓮中之鳖了！老魏把喝到嘴里的茶水吐到地上，说，谅他们不敢做什么！总有一天，他们现在的一言一行都是罪。　　

他问老宗，你怎么考虑？老宗说，看菜吃饭。他问老魏老李老黄，你们呢？考虑好什么没有？老李说，因势利导吧。老魏说，看他们怎么表演。老黄说，某种意义上我们要作好“以柔克刚”的准备。　　

他说，好吧，大家精神状态很好，意见也一致，我赞成大家的看法。那我们就等待着客人有什么行动吧。　　

客人的行动立即就来了一个始料不及。真是说时迟那时快，才听得楼下有动静，二、三十个彪形大汉已经咚咚咚上了楼，兵临小会议室，四面站定，像是实行了包围一样，只差着手中握有武器。为首一人竟然就是刘克成。他心里冷笑说着，刘克成呀，你这个蜡烛做大了！只见刘克成打开《毛主席语录》，念道，“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说，“工红”战士在市委门口列队等待，请市委领导接见！　　

老魏手朝四周一划，问，这算是什么？难道我们成了俘虏？《十六条》上有这一条吗？刘克成说，我们是来请市委领导接见。　　

老魏说，你是什么人？我还没有请教你的尊姓大名。刘克成说，我是华兴机械厂工人刘克成。老魏说，我拿着枪、拎着脑袋跟代表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做斗争的时候，你还在娘的怀里吃奶，现在我是中国共产党任命的亭州市委常委，你呢，就算你将来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但目前还是在工人的岗位上锻炼成长，这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你我也不例外，我衷心希望你在运动中领好头、走正路，像这样领着人冲进市委常委会，对我们兵临城下、四面包围，是不对的。到底我们是敌人，还是朋友？是领导，还是被领导？　　

刘克成说，老革命的历史，是老革命的光荣，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但照你这样说，工人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锻炼成长就行了，毛主席为什么要发动群众起来进行文化大革命呢？我想，你不是宗进庭吧？　　

老魏一愣，老宗把手举了一下，说，我是宗进庭。这时，空气都好像为之一紧。刘克成说，那就请宗市长跟我们到大门口去，接受革命群众对你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　　

这真让全体常委倒抽一口冷气。他作为市委书记，这时是不能不站出来说话的了，他说，刘克成同志，我是市委书记，我对运动开展以来市委的工作负责，我到门口去跟群众见面，你们不能这样说进来就进来影响市委的工作，更不能随便就要把一个常委带出去批判。你们有事要预先跟我们联系，不要突然袭击，好吗？走，我跟你们去！　　

刘克成说，杨书记，对不起，我们今天的行动，是经过全体工人同意的，是符合中央刚刚发表的社论精神的，也是为了贯彻“中央文革”和华东局对亭州运动的指示。我们不是一点也没有联系，不是突然袭击，在离开华东局时，我们特地让程主任用电话向市委把情况做了报告。　　

刘克成手一挥，几个工人站到了老宗的身边。老宗站了起来，从口袋里拿出红本本，说，我也读一段《毛主席语录》，好吗？刘克成说，你读。老宗念道：“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跟你们去。说着挪开椅子就朝门外走，工人们跟了上去。　　

会议室里顿时像是大兵过后的荒寂。常委们看着他，他点起一支烟来，沉思着吸了两口，说，天大的事情，没有让老宗一个人扛着的道理，我们都去！他在烟缸里狠狠戳灭了香烟，手一挥，常委都跟在他的后面，到门口去。　　

到了门口，只见两千多工人戴着“工红”袖章，竖着许多大旗，席地而坐，把中山塔面前小广场坐满了，边沿上站着围观的群众，四面交通堵塞，但好在不是大城市，街上基本上没有机动车辆，并且四周小巷连通，要过路的行人自可绕道而走。看不到程主任所说的那许多汽车，大约把人送到就开走了。老宗已经被指令站在一张椅子上面对群众，而群众不断被领呼口号，震耳欲聋，冲天而起，其中就有“打倒宗进庭”。老宗的头颅不是昂着的，但也不能算是低着，既保持着尊严，同时也不藐视群众。　　

唉，人到了这种场合，自然也就好比演员上了舞台就得进入角色一样。老宗这就是所谓被群众“揪”了出来，眼前景象恍然不可思议，而他和常委们，还有程主任等干部，也就为这不可思议的场面所牵动，不期然而然地站到了老宗的身后和椅子两边，就像是给老宗当龙套、做陪衬，虽然是被动的，但也等于承认了本来不能承认的这种局面。　　

在老宗和群众之间留了一段距离，像是必要的舞台空间，刘克成和陈安国二人在这舞台的最前面，这时他们是这些群众的首领，是这个场面的组织者、指挥者，虽不是威风凛凛，却也是镇定自若，你很难把他们看作是车间里的一名普通工人了。　　

他的眼光不觉跟着刘克成转，心里好像觉得刘克成十分对不起他似的。实际上他对刘克成也是抱有惋惜之意，内心深处希望这样的青年工人如果不是起来造反该是多好，即使做一个老洪所说的逍遥派，也还是可培养的有用之人，而做了这个造反派，跟我们这样对立起来，做这种黑下脸来的事情，将来可怎么好呢？他心里逐渐抑制不住地有点痛恨刘克成，而觉得自己的眼光为之一变。　　

口号声一阵阵不绝于耳，“誓死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坚决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热烈欢呼《红旗》杂志第十五期社论发表”、“坚决贯彻‘中央文革’、华东局对亭州的指示”，还有“打倒亭州的保守组织主力军”，“严惩主力军一小撮坏头头”，“打倒主力军幕后总指挥宗进庭”。当这些震天的口号腾空而起时，那站在椅子上的老宗，越发显得孤立和难堪，好像挨着一记一记的重锤，但他知道，老宗对这些，是无动于衷的。　　

刘克成亲自举臂领呼“打倒宗进庭！”底下群众一时也就特别地群情激愤起来，用特别大的声音响应着刘克成，老宗就像旷野大风中的一棵树艰难地坚强地挺立着。　　

刘克成宣布，下面，首先由我宣读“中央文革”接待站对亭州的三条指示，华东局对亭州的六条指示！刘克成作了宣读，又响起一阵冲天的口号声。这些指示，的确大长了眼前这些群众的士气和威风。　　

刘克成说，现在，我们“工人红色造反司令部”，对宗进庭进行革命的大批判！只见陈安国用他特有的铜钟一样的声音说，宗进庭，你好好听着，如果不服气，你可以反驳。陈安国就从口袋里取出稿子，口若悬河说了起来，但并没有朝稿子看一眼，显示着非凡的记性和口才。　　

宗进庭被列数“十大罪状”：　　

第一，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五九年，听从中国赫鲁晓夫旨意，“大刮五风”，强迫命令深翻土地，说亩产万斤还不行，要赶安徽、超河南，结果把死土翻上来，造成大减产，粮食还要按照浮夸出来的数字外调支援灾区，结果造成粮库空虚、全市饥饿。　　

第二，一九六一年，把一些居民全家用欺骗手段下放到红星农场，一放了之，共有四十六人饿死在农场。　　

第三，一九六二年在红星农场以及四周八乡学安徽，进行包产到户，妄图改变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性质，为“中国赫鲁晓夫”复辟资本主义呜锣开道。　　

第四，在亭州“四清”运动中推行形“左”实右的错误路线，把斗争矛头指向一般干部和普通群众，保护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二十三条》下达之后，仍然拒不端正方向路线。　　

第五，文化大革命来到之后，疯狂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斗争矛头继续指向普通群众、一般干部，转移斗争大方向。当学校革命师生起来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时，对革命师生实行白色恐怖，布置工作组，整理黑材料，围剿革命派，要把革命师生打成反革命，目的是扭转和扼杀文化大革命。在学生静坐期间，斗胆包天，猖狂极点，布置公安机关派便衣人员遮盖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在工厂里利用“四清工作组”和有关当权派，推行资反路线，把敢于起来揭露问题、造走资派的反、敢于声援革命红卫兵的工人，定为“危险分子”、“反党分子”，整理黑材料，设置黑牢房，实行非法禁闭，扬言要“秋后算账”。　　

第六，为了掩盖其推行资反路线的罪行、保护自己，当革命的学生、工人起来斗争时，不惜抛出基层领导干部做“替罪羊”，同时利用工会、共青团等组织，欺骗群众，以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　　

第七，动用公安、街道等无产阶级专政工具和基层组织，对革命群众进行监视和威胁，形成白色恐怖，意图瓦解响应毛主席号召起来干革命的学生和工人。据目前所知，在六、七、八、九四个月里，亭州各单位有多名直接受资反路线压制而死的群众和干部，至于遭到不同程度打击迫害的群众不计其数。　　

第八，反对和阻挠成立我市工人阶级真正的革命造反组织“工人红色造反司令部”，并且把倡议成立“工红”的五十六人列入黑名单，布置给公安、街道以及各有关单位，加以打击迫害，妄图把“工红”扼杀在摇篮里。　　

第九，幕后策划、组织全市性保守组织“主力军”、“同盟军”、“红老兵”、“红保军”，以抵制、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在亭州的贯彻执行，并且幕后指挥“主力军”打击“工红”，其分裂工人阶级、分裂学生队伍、破坏工农联盟、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恶目的，是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便复辟资本主义。　　

第十，早在一九四六年，宗进庭就拒不执行北撤命令，成为革命的“除奸”对象，后来侥幸逃脱，重新混入革命队伍。可见，宗进庭本来就是一个蜕化变质、阶级异己分子，一贯忠实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道道地地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意识到末路来临，于是穷凶极恶，阶级本性大暴露。我们勒令宗进庭作深刻反省，向毛主席低头认罪，向全市人民低头认罪……　　

愤怒的口号声忽然中断，坐着的工人们纷纷站起，乱了起来，有工人来向刘克成、陈安国报告什么消息。陈安国吼道，集合！跑去整理队伍。刘克成走过来说，宗进庭，这次批判大会，到此结束，你可以回家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主力军”来保护你了。我们“工红”主动撤退，避免武斗。杨书记，各位常委，严峻的斗争就在眼前，希望你们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这一边！说罢就丢开他们，向工人队伍跑去。　　

只见工人已经列队，陈安国在激动地吼着，刘克成又上去说了几句，陈安国发出两声口令，整个队伍一个转身，从容向东开去。他和众人把宗进庭扶下椅子，老宗抬起头来，脸色铁青。这时，一阵跑步声让地面都震动着，“主力军”打着大旗从西面跑步而来。他掉头就朝中山塔里走，大家拥着老宗跟上了他。　　

他停步转身对大家说，刚才这一幕，老宗已经有过两回，我和老魏老黄也可算有过一回，以后，大家都要作好准备，毛主席从前不是说过吗，要硬着头皮顶住。大家都回去休息，准备应付更加复杂的局面。说完，他朝机关后院的方向走去。这时听得中山塔外面响起震天的口号声，具体也听不清。他觉得头脑一阵昏沉。　　

那天，意外的是，饭后他竟然睡了足足两个小时。用冷水洗了脸，头脑清醒过来，立即也就想到“工红”在中山塔门口批斗老宗的那场面、那情景、那十大罪状，其实对他刺激是很大的，对常委们的刺激想必也很大。虽然是可怕的事情，发生之后似乎也就不可怕。整个的机关系统，整个的干部队伍，是随时准备倾听市委的声音的。　　

王雪给他泡上茶，放在他面前，问，老宗不要紧吧？他说，不要紧。这一向时，王雪确如她说过的，再也不谈那些重大而容易发生争议的话题了，而且就连亭州“文革”的事情也缄口不言。他已经不知道王雪内心深处有些什么想法，是不是真的放弃或者搁置了她那些激烈的思考。但既然王雪决定持这种搁置的态度，他也就不必有所担忧了。他这个三口之家，要说思想的真正统一，想来也并不是很简单的事情，何况是全党全国人民呢？可是毛主席却就是要用他的反修防修的思想来统一全党全国人民，这种决心和气魄，确实极大，因为毛主席的理由，也是极大。但毛主席并不是头一回这样做，中国革命胜利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不就是毛主席用他的思想不断地统一全党思想的历史吗？新中国走过来的历史，也是如此，总是毛主席领着大家走。只是这一回的情况真是相当复杂、艰难，因为革命革到内部来了。　　

然而，王雪这向时的沉默寡言，又有点令他觉得不安，好像是他压抑着她似的。他想逗她说说话，于是问王雪，你这一向时怎么不大说话了？你思想里在考虑什么？思想是不会停止的。王雪却轻松一笑，说，我想了个逃避现实的好方法，我在看长篇小说呢。他感到好奇，问，看的什么长篇小说？王雪说，浩然的《艳阳天》。他问，写得好吗？王雪说，写得好。他问，怎么好法？王雪说，刻划了农村里形形色色的人，社会主义新人是如何成长的，中农阶层是如何得到进步的，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人有哪些言行，他们在我们党内有怎样的代理人。很具体，很生动。对于我理解当前的运动，也很有帮助。他感了兴趣，说，你举个例子来。王雪就去拿来《艳阳天》，翻开到第六十八章的末尾，说，你看，这个马之悦，是钻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当过高级社党支书，面目还没有完全暴露，犯错误被处分之后，仍然担任高级社副主任，他策划如何搞垮农业社，对一个富农分子是这样说的：“他们抓穷鬼，咱们抓富户。一改了制度，说话最吃香的，就不是什么劳动人民了，翻了个儿——有钱能使鬼推磨，富户就成了台柱子。”我把马之悦这句话反复体会，复辟资本主义的具体做法和结果，不都在这么简单的几句话里吗？一切其实也是很简单的，解散农业社，把我们依靠的阶级基础改成所谓“富户”就行了，一方面我们还是我们，另一方面我们不是我们了，因为社会全然不同了。　　

他一听，又觉得王雪扯远、扯深了，仍固执在她一贯思索的那些问题上，他觉得有些茫然，没有回答，饮了一口茶。王雪大约见他反映冷淡，也就嘎然而止，说，我到局里去了。走了出去。　　

他的思想回到当前。发觉自己在市委受到“工红”冲击之后，思想发生了一些变化。以前他多少还是能让自己对“文革”朝理解的方面去想一些的，现在内心里几乎一下子也成了很不理解的人，总觉得这样下去不行，这样的方式方法实在难以接受。理论虽无可挑剔，实践却是难行。长远虽对，眼前难行。可是群众却很有劲头，群众恨不得把你们的脑袋瓜子拧过来跟他们完全朝着一个方向似的，这样乱哄哄地闹。　　

这样一想，他不觉又倒过来问自己：你怎么就不能坚定地、义无反顾地，跟毛主席、跟“工红”这样的群众完全地一致起来呢？想来想去，得不出结论，拿不出主张，只有摇头和痛苦。　　

秘书领着一个人来见他，是驻亭部队政治部姚主任，穿着便衣，跟了一个小伙子，是警卫员，也穿着便衣。他让姚主任坐下，秘书沏茶，警卫员守在门外。姚主任说是代表宋政委来的，因为听说“工红”冲击了市委，不放心，来了解一下情况。他代表市委表示感谢，把情况作了通报，请部队放心。姚主任是个知识分子，白净面皮，戴着金丝眼镜，气质态度有点像是大学里的一个很洋派的教员。听了他的通报，说了几句慰问性的话，表示了部队的密切关注之意，也就告辞。他也不便多谈，就将姚主任送了出来，仍由秘书陪着离开了。　　

回到屋里坐下来，感到踏实、安稳、欣慰。于是不禁想起列宁《国家与革命》一书对于什么是国家的论述，“常备军和警察是国家权力的主要强力工具”，理论和实际就这样活生生的联系起来，理论显得这样明白，而实际也更被照亮了。“工红”这些工人，还有那些学生，他们之所以能这样闹，是有军队忠诚保卫着这个社会呢，他们能有这样的体会吗？　　

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讨论通过《十六条》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自始至终都说的是巩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说的也就是“文革”与国家的根本关系，认为不但不矛盾，而且是一致的。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特地穿上了军装，那身军装与姚主任身上的军装，是一样的，全国穿着这身军装的人都随时只听毛主席一个人的号令，多么意味深长！毛主席发动“文革”的决心真大呀。　　

他不由得想起毛主席一九六二年九月在怀仁堂八届十中全会上说的一句话来：如果我们的儿子一代搞修正主义走向反面，虽然名为社会主义，实际是资本主义，我们的孙子肯定会起来暴动的，推翻他们的老子，因为群众不满意。　　

那么，现在的运动，实际上就是亲手做给儿子孙子们看的。儿子孙子这样的全过程，他杨敬尧现在四十多岁，将来能看到吗？将来真的会有那种可能、会像“文革”这样爆发革命吗？毛主席的语气是那样自信，虽然所说是一种“如果”，但其中的逻辑性、必然性却无法否认。这当然很可怕。但到底如何，还有待时日。他叹一口气，回顾自己接待姚主任时，言谈比较客观谨慎，这让他自己感到满意。进一步，他认为，“文革”以来，他所持基本态度，也是恰当的。　　

突然，传来地委电话通知，要他立即前往荷州开会。他敏感到这将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因为从上到下看来，“文革”形势实在是到了何去何从的紧要关头。他对办公室作了一些原则布置，跟常委们也没有见面，就乘上部队派来的车子，出发了。　　

                   　　

　 　

第十五章  服刑　　

   　　

郁平！我现在又能这样喊你一声了。自从一九五九年你出事，我就没有像以前那样地喊过你，我的心被阻止着。多么可怕，我们中断这么久了！但我并不愿这样。我现在好像突然地……活过来了。好像我一直把自己弄丢了，现在才找了回来，对本来的自己倒有点陌生了。我不知道这是开始于何时，我一点一点地感觉到它，心里渐渐被充满。我的久已冷得像冰块一样的心在恢复温暖。现在，我已经能给你写信了……　　

郁平，让我慢慢对你说，七年来我要说的话是写不尽的，今天我给你写第一封信，也是最后一封信。我认为以后不必再写了，这样的“两地书”，难道能有什么价值？还是让时间去静静地、无动于衷地写下它的一切。让我从离开看守所那时说起吧。　　

判决之后，我不知道怎样地就从法院回到了看守所，好像是在一片交织着的色彩和混乱的声音中飞过去的。我的脑袋在一片空白中万分地膨胀。渐渐我的头脑能想事了，首先想到的是十五年！十五年！十五年！好像有一根无限长的铁丝一道一道地将我的头勒紧、深陷其中，我动不得也不敢动，我缩作一团，变得又小又轻，生命没有了任何份量和任何意义，只有心脏，它因为忠于职守显得特别孤独而可怜地跳动着，除了它，身体好像不存在了。　　

在看守所等待起解的那些天，我日夜处在痴呆的、昏昏的而又总是醒着的状态。我不相信，不明白。我怎么会害死亮亮呢？这是不可能的！但亮亮确实没有了！我有时感到是有许多的人合伙害死了我的孩子，然后又加害于我，把我这样地关起来，好满足他们的恶作剧。他们本来都是想强奸我、玩弄我的，因为不敢，因为得不到手，就来折磨我，看着我受罪，而且害死了我的孩子！但我后来终于想起了我是曾经抱着亮亮走到河里去的，我想起了这件事的一些情景，并且越来越能确定它，于是我明白了一切，我认了罪！　　

我是多么恨我自己啊，我把我自己害苦了，我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空了。我不应该再活着，我应当去死！但我坐了牢，规定我不准死！　　

郁平，我对不起你，对不起亮亮，我现在常常为这个孩子哭得好伤心！　　

当半夜里把我起解时，我不肯走，好像希望出现什么不同的结果来，他们会说，一切都弄错了，一切真的是我们的一个恶作剧、一个下意识的报复而已，亮亮活了，亮亮好好的在你家里呢，你回去吧！　　

然而，两男一女强行抬走我，我于是挣扎，觉得他们要枪毙我！我恐怖起来，我的力气忽然大得不得了，而且放声大叫。他们没有抬得成我。　　

所长亲自来了，说，乔丽，你虽然犯罪了，但我们不想害你，我们是一起转移到一个比这里好的地方去，你要听我们的话。　　

我的头脑里出现了一种超人间的美景，跟着他们去就能到达。我问，我的亮亮也在那里吗？他们说，在那里等你去。于是，我自己走出了牢房，走出了看守所。的确，我的感觉立即好多了，我愿意离开了，我想离开得越远越好，而且赶快离开。我说，要走就快些！快让我离开这个地方！他们却偷偷在笑。我不明白他们笑什么，但也没问，我想我向来是不管闲事的人。　　

上了汽车之后，我忽然十分清醒，几乎有点好奇地问，这是去劳改吧？当然！你以为真是到什么地方去玩？好发笑！坐在我旁边的女押解人员这样回答了我。我好像才第一回知道似的想起来了，十五年！这就开始了啊！汽车带着我轰轰隆隆颠颠簸簸开向那个十五年！我立即全部地清醒了，哇一下哭了起来，从身体的最深处最里面哭出来，全身在发抖。他们忍耐着，让我哭。他们大约这方面见得多了。过了一会儿，女押解员说，好了好了，又不是去死，到了那里，你看到人多了，就好了。　　

我的确感到过死。雾茫茫灰蒙蒙的，人被吸收进去，消失了、被化掉了，最后感觉是彻底完结的大欢喜大轻松，这时却有片时想起所谓的过去人生，是冷冷淡淡的梦境了，遥远而又遥远，无所谓挂念，无所谓爱与不爱，这梦境越来越黑，以至什么轮廓也没有了，于是一切不复存在，冰凉漆黑，无边无际，绝对的死，绝对的无，没有轮回，不可能再生。啊，死的感觉有一阵是很难过的，我顽强地不想死，我挣扎了起来，可是我被死神紧紧地抓住了，他们说抓住她抓住她！于是一切爆炸了，是欢乐与光明！　　

依然活着的我，带着死的寂灭的感觉，而不是那个光明欢乐的感觉，到达了农场。我对四周的任何人任何东西都视而不见，我好像被放大了，万物都不过是小小的背景，都随我行转。我虽然麻木，虽然死了一半似的，看上去呆呆的，但我清醒，从未有过地清醒，因为我只剩下我和我的孤独。我特别安静，并且冷静，准备对付一切的艰难苦痛，无形中我开始了那种坚持和对命运的抵抗，我决不能让自己消失在雾茫茫灰蒙蒙、漆黑冰凉的虚无之中！本能在起作用，在帮助我。　　

同车押去的还有两名男犯，都是农民。我听谈话知道，他们之中一个年轻的是在街上流浪，夜里钻进饮服公司天滋烧腊店，在里面吃得饱饱的，就睡着了，发出了打呼的声音，惊醒了值班人员，发现了他，于是他成了罪犯，他被判了一年徒刑。中年的一个农民是偷了生产队的一头小猪，夜里一家老小就把这头小猪吃了，这是破坏集体经济，他也被判了一年徒刑。我看这两个农民都又懵懂又可怜。唉，我还能这样看别人吗？在别人眼中，不知怎么看我呢，我是连他们也不如的，我的罪比他们大多了，他们其实可以说没有罪，只是糊涂，还有饥饿。　　

到了农场之后，我们被带往不同的方向。我见到了两个女的领导人员，一个人高马大，一个中等身材。这时女押解员解开了我的手铐。人高马大的一个盯着看我好一会，骂了一句“作孽！”我吓得浑身一抖。她转对押解人员说，你们辛苦了，到招待所休息吧！她伸出大手和她们握别。亭州来的人就要走了，我还不由得捂住眼睛哭起来，她们也有点难过似的，对我说，乔丽，别哭了，你已经哭得不少啦，这是徐场长，这是赵队长，你以后要好好听她们的话，不要悲观，要想得开些，人总要活下去不是吗？她们好像代表亭州安慰了我一下，也就心理得地离开了我。　　

        还要不要哭了？你可以再哭一会儿，以后就不许哭了。人高马大的徐场长这样说。　　

        我确实还要哭，徐场长的话中虽有好意，却也让我明白我来到了不同寻常的地方，我心里害怕，进一步体会到大祸临头，于是泪水直涌。徐场长真的让我哭了一会儿，她们两个一声不响，好像有耐心等我一直哭到底。我抑制住自己，不哭了。我认命了。　　

事情已经这样了，你就把头低一低吧，农场也不是吃人的地方，也是一个社会，人多呢，不过没有那么自由了，还要劳动，但劳动对身体有益呀，你会适应的。你不要希望对你有什么照应，比你娇嫩的我也见过，都过来了。要过思想关、劳动关、生活关，听到吗？　　

 我点点头。她喝道，点头不行，要回答。听到吗？我只好像小学生一样回答说，听到了。回答之后我才体会到，这一声回答对于一个人在精神上服从现实是很重要的。　　

 我提着行李，跟着赵队长去了。走了好长时间，好远的路。一路过来尽是冬天的农田，那是一九六一年的田野。　　

 赵队长领着我进了一间大屋子，里面站起好多的人，都是女犯，手上都端着饭碗。　　

 有一个领头的走了过来。赵队长对她说，这是新来的，叫乔丽，里面的三十四号空铺给她睡。然后对我说，你就在这个班，不懂的问她们，这是班长。交代完毕，她就离开了。　　

 班长从我手里拿过我的行李，我跟着她往里走，女犯们都看着我，七嘴八舌地开了腔，说，哟，这么好看！这样子的人也会犯法？是通奸杀人没杀死吧？图快活呢，这下好！不少人都咧开嘴笑了起来。让开！让开！班长吆喝着。　　

 到了一张空铺面前，班长把行李扔到上面，说，这铺是你的，三十四号，也是你本人的号，三十四号就是你。坐下歇一会吧，头一回，我给你盛粥去。　　

 班长一去，女犯们把我围住，争着问长问短，从她们嘴里喷出粥味、萝卜干味、咸菜味，还有一种不清洁的气味从她们的头上身上散发出来。我忍受着，一时也无法回答她们，这些我往后岁月里的伙伴！　　

 班长为我打来了一碗粥，吆散她们，并且给了我两块萝卜干，说，不要嫌，将就着吧，吃掉自己去添，不要不好意思，到时自己忍饿。　　

    我端着粥碗，感到不想吃，我的眼泪落下来掉在了碗里，围着我的女犯们都一声不响，出现了奇特的宁静，我终于喝起粥来，她们几乎一齐叹息了一声。我就这样成为她们之中的一员了。我们在电灯泡的微弱光线下半明半暗地坐在一起，喝着粥，有个女犯哭了起来，但随即自己抑制住了。　　

    我走进了对我来说不同寻常的地方，我也非常具体地走进了我的十五年，这二者把我紧紧抓住了，定我为三十四号，让我住在这屋子里，给我这样的空气，给我这样一张铺，还有这许多女犯跟我在一起。夜里，女犯们发出了鼾声，那鼾声有高有低，颤动着、追逐着、呼应着、汇合着，我简直一下子就爱上了这几十个人的睡眠大合唱，它向我的麻木的头脑和身体发出新的信号，注进新的生命力！　　

    但我也就睡着了，外面是高高夜空，四周是田野，第三十四号女犯在一片哗哗响着的黑暗的波涛中被轻轻地卷走了，茫茫无边地飘去。我在那黑暗的波涛中浮沉，有沉入无底的恐惧，有面对无边的绝望。我终于被一个巨大旋涡卷去，我缩作一团，抱紧我自己，多么深的孤独，我抗拒着一切要吞没我的企图，我的童年、我的家乡、我的好像有过的青春、我的所有的亲人包括你和孩子，都在我眼前飞速掠过。黑暗之波闭合，抹去所有梦痕，使我还原为一粒纯粹的我，不知从何来，不知向何去，只知道我的微弱的存在，飘荡着，我必须死死地记住我自己，这最重要。我于是抱紧我的孤独，在黑暗深处漂流，仿佛是幽灵一点，如果有什么从黑暗中窜来把我叼走、吞下去，我就不存在了，我就死灭了。这是一次最危险的转移。我多么害怕，也就是说我还不想死，但我得不到任何保护，我只有抱紧我自己，祈盼着能有好运。我被吸进最深的黑暗中去了，但还一直地往下掉，好像没有尽头而又有着一线希望，我恐惧万分地奋力一窜，于是飞速浮升，我复又听到了哗哗的涛声，我醒来了，四周鼾涛成熟、稳定、节奏起伏。夜是多么深啊！地载天覆是多么广大啊！我回想着梦中生命可怕的经历，但我开始感到一种很特殊的温暖和安全……郁平，这就是我的第一夜的梦，它很有含意，是生命的新的暗示，有点神秘，我永远地记得它。　　

    起床哨子响起，呼噜了一夜的女犯们纷纷地都起来了，我浑身无力、头昏脑胀，不想起身。一个女犯好心地推着我，大声地说，喂，你不能睡了，快起快起，纪律很严的呀，慢了一步要骂得你半死！　　

    她们又教我，得穿球鞋，要么得穿套鞋，因为要下田劳动。于是我放下棉鞋，把脚伸进单薄冰冷的套鞋里去，像她们一样，而她们往往连袜子也没有穿，只在套鞋里塞了一些稻草。　　

    我跟在她们后面去打水、洗脸、吃早饭，然后是集合、点名。我排在了女犯队伍当中，听到叫“三十四号”时，回答了一声“到”，我好像才体会到什么叫做“条件反射”，我是一下子就自觉地建立起来了。我吞下了我的悲伤。　　

    我的手上被塞来一把大锹，那叫“里下河锹”，又大又沉，便于用脚去蹬的，拿在手上都费劲，我是难以使得动它的。队伍出发了，大锹拿着不行，只好扛着，但扛着更不行，锋利的锹口会碰到后面的人的，还是只有用手提着。走得多么艰难，我从来没有拿着这样沉重而危险的东西走过路，而且是野外的路，我只怕那锹从手中掉下剁着我自己的或者别人的脚。西北风也不饶人，迎面吹来，一下子把身上的热气吹跑了，衣服陡然地变成了冰冷的铠甲，脸上像许多手术刀在残酷地划割。几十双脚走在冻得硬梆梆的路上，那是容易滑倒的呀，于是我跟着她们用力地跺着脚，也带有在一跺之中把脚坚实踩稳的意思。脚步“叭叭叭”的一片声音，竟使我想起中学里冬天在操场上集体的跑步，但是多么不可同日而语！　　

    我跟跑在那灰色的一群里，我想，她们是有所希望还是无所希望的呢？我反正是无所希望的了，我之所以跟着她们跑去，只是出于低下的本能，只是由于我不知为什么还不想去死！但死也像一种本能总是跟着我，它暗示我可以半途停下来赖着不走，让自己无力地瘫倒在地，然后哪怕冻死野外，不失为一种死法！那样高贵优美的安娜·卡列尼娜都可以当众自杀在火车轮下，不以为下贱，我还能考虑多少呢？　　

    当然，我毕竟在跟着跑去，一步也没有掉下，而且用力地跺着我的脚，努力地提拿着我的锹！真是你讲过的“千古艰难唯一死”啊！可是，这只不过是第一个早晨，往后，还有十多年在等着我，只要想一想也就足以叫人失去信心，所以我既然不想死，实际上也就渐渐地麻木了，只有面对现实啊……　　

    郁平，现在，我熟悉了我在上面劳作的土地，以至每一个田块、每一道沟坎。我知道了春种秋播，知道了一年两熟，还有什么季节可以在田埂上种些什么豆类。在劳动内容上，第二年大体是第一年的重复，第三年又大体是第二年的重复。凡是农业劳动需要做的，现在我都会了。大锹，蒲锹、扁担，是用熟了的工具。栽秧、割麦、收稻、小型水利、积肥、田间管理，等等，我都是其中一个合格的劳力。我多么想把一天一天、一年一年的心情全记下来，并且都告诉你，但它们都随时间流逝了，现在，我试着概括地说一说吧……　　

    我到农场后第一次劳动，是开挖渠道。那是一条大渠道，工程已经在进行，不远处和更远处都有一簇簇的犯人，他们自有要完成的一段。我们的班长用草绳放好了样，把任务分到人头，大家就挖起来。　　

    分到我的长度仅仅是别人的一半。我站到我的线上，我得用那很沉的大锹开挖下去，按照规定的宽度长度坡度开出渠道来。但我甚至连大锹也不会使用，我徒劳地想用那雪亮锋利的锹口砸开冰冻的地面，但大锹却从我手中飞走了，溜冰一样直窜向前，幸好前面好远才有人，要不然，那锹口真会伤到前面人的腿脚。赵队长一直在注意着我，于是立即喊班长张兰粉来教我。　　

    班长就拿着她的大锹到我这里来，教我怎么下锹，怎么用脚去蹬锹，怎么用力，然后怎么把土挥到旁边去。我照她的示范做着，不过我一锹只能挖起那么一小块，可怜得不像话，而把锹上那一点土挥到旁边去时，大锹的重量差不多要把我拽倒，我才知道在体力劳动上我是多么无能啊。　　

    赵队长看着我挖了几锹，就把大衣紧裹了一下，到别处去了，大约我这副熊样，她实在不愿看下去，但暂时却也无可如何，只有让我慢慢来。        　　

    我的前后虽然有人，但都隔一段距离，她们在努力地完成着她们的那一段任务。我只觉得孤独无援、处境可悲。　　

    天空阴沉灰暗，低低笼盖四野。手指头在手套里冻得疼痛，穿在套鞋里的脚更冻得冰冷麻木让我怜惜，却还要去蹬大锹。我的眼泪流下来了，泪珠儿滑落在地上，我感到我吃不了这个苦，我又多次地想到了死，也就是寻死，虽然我不想死，但我还是这样软弱地想到了死。　　

    我一边尽着力气挖土，一边想着死的理由、死的方法、死的样子，可是，在这大冬天，死也好像格外可怕……　　

    徐场长的声音突然响起在身边，我惊吓得大锹脱手掉在地上。她和赵队长似乎早就站在我旁边了。徐场长说，乔丽，大冷天的淌什么眼泪，把脸哭皴了！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刚才想过死！我告诉你，死在我们这种地方最贱！喂狗都不吃！赵队长，回头让她们大家跟她说说。赵队长立即喊道，张兰粉，如果她死了，我对你们不客气！张兰粉认真地回答了一个是。　　

    徐场长赵队长走了。女犯们本来一声不响，此时也仍然一声不响。我明白了我对于这个劳改集体负有我个人的责任，我不可以随意处置我自己的生命。也许，我既然成了一名犯人，那么就和她们大家有了一种很现实甚至很密切的联系，就应当和她们共同面对服刑劳改的命运，这成了对她们的尊重。每一个新来的，都必须给这个集体加进坚持的力量和信心，不容许相反，也不应该相反，这既是场里的一种纪律和需要，也似乎成了一种很特殊的道德。我刚才独自想到去死，这就忽视了这个集体的存在，并且已经对不起这些默默服刑、等待刑满获释的女犯们。我实际上得到着一种温暖，可以叫做劳改队的温暖。从场长到女犯们，都在无形中给予着这种温暖，这是对生命不可再少的重视，虽然是不可再少的，却是最重要最强烈的……　　

    到了吃中饭的时候，她们真的就来劝我了，每个人都说着乔医生你不能死，你如何如何不应该死。我说，你们不要劝我了，我想开了，我不会去死的，生命只有一回……　　

    她们说，对呀，每个人的性命只有一条，没有第二条，死了就没有了，你千万不要起那个念头！你看我们，还有全场的，不都好好活着吗？我们都是十年以上的，有些事情不管服不服，都不能去想了。好在我们又不是一个人，大家在一起就不觉得啦，一年一年的总会过去，不管什么事，后悔也来不及了，如果有冤就让它冤吧，冤枉人的人说不定在前头先死。国家培养你到大学也不简单，女大学生啊！你会做医生，这多好！跌个跟头怕什么？以后还有得过呢！你总比我们强一百倍一万倍啊……　　

    劝着我，她们自己都流了泪。这些犯有自己的罪的妇女们，其实都是最平常最普通的人，我看得出，有不少还是极其善良的，只是头脑比较简单，或者虽然聪明却吃了一时冲动的苦。她们劝着我，我从而也就认识了她们。本来，我心里很有些怕她们，因为她们当然都是犯了很可怕的罪才到这地方来的，但据她们自己说，其中也有冤枉的或说不清的……　　

    郁平，我盼着每一个夜晚的到来，盼着那两个吊得高高的昏黄的灯泡熄灭，屋子里完全为黑暗所充满，我放直了或蜷缩着我的疲劳的身体。这对于我是多么重要，好像整个白天都是毫无意义的，只有夜晚的这一会，我才能抓住一点什么…… 　　

    想一想吧，在冷风乱吹的旷野劳动了一天，回屋后用极其可贵的热水好好泡洗了脚，钻进被窝，享受着房屋能给人带来的好处，有几十个相同命运的苦人儿在四周为伴，这是多么好啊。不夸张地说，这简直成为生活的恩赐了。大家感谢这一片黑暗的笼罩，甚至是安享着它的慈祥与温暖。先还有几处低语，接着就鼾声渐起，小老鼠在枕头附近的稻草里沙沙响动，好像是来看望你、为你解闷、给你带来睡眠，于是你睡着了，心中荡然无物，甚至连一个梦也没有……　　

    郁平，我实际上需要努力忘记自己，我也的确在逐渐让自己进入一种精神意识的空白之中，这空白不是幼儿式的生机蓬勃、有待吸收、充满，而是痴呆、麻木、把已有的一切往外抛弃掉，我的方法就是努力忘记，把呆滞的目光投向前面的渺茫……　　

    可是，有时我会忽然特别地清醒，于是马上想到我抱着孩子走下河的情景，真是追悔莫及啊！我使我自己坠入如此恶运、落到如此地步，我一点也弄不明白我自己。我经常觉得我是在让自己勉勉强强地活着，至于这活着的意义，也就是为活着而活着。但“活下去？还是死掉？”这个问题依然时现时隐，总不能彻底解决。　　

    我就那样每天参加开挖那条渠道。尽管我挖得不多，但我也跟大家一起随着进度往后移。开挖好的渠道在面前越来越长了，大约二十天之后，任务全部完成。在我们的前面与后面的远远的两堆人也消失不见了。一条长长的宽宽的渠道笔直地向两头伸展开去，消失在远处蓝雾笼罩的田野里。渠道当然是用来灌溉的，它是水利，对两边的农田有着重要意义。　　

  望着成功了的渠道，我似乎也能得到一种愉快，这愉快很朴素，很简单明了。我想，自由地生活在这种劳作中的人是能自得其乐的。可惜我和这些女犯并不是作为一个身份自由的人在从事劳动，对土地、对劳动的结果和收获，是漠不关心的，这正是我和这些女犯所受到的惩罚里的更深一层的惩罚！不管那些女犯想过这些没有，她们与我一样是处在这一境况中的，这种境况是不言而喻、理所当然、不容抗拒的，以至于我们都不会去想它了，但它存在着、决定着我们。 　　

    然而，当一条笔直好看的大渠道展现眼前，并且它就是自己也参加了的劳动成果，而艰难的劳动也由此告一段落，劳动者总之是体会到一种愉快的，哪怕是劳改犯。不管什么时候都会说笑话的几个女犯，甚至说起下流的双关语、俏皮话来，笑声、笑容和轻松一时出现在女犯们被冷风吹得又僵又苦、营养不足的脸上。    　　

    郁平，光阴每日在一锹一锹的挖土中过去，它消失在旷野里、或者说是被那刺骨寒风无情地吹走了，这时你不能没有任何的感觉！白白地虚掷、消耗、老去！这就是我在付出代价，这就是罪有应得。　　

    时过境迁，我偏偏总是忘记我的罪而深感劳改对于我的惩罚之大，日日体会到惩罚的真正深度。我是多么不切实际啊，我又是多么过于看重我自己！如果不是这样，大约我也不至于走到这一步。也许，十五年满了之后，我会有所不同、有所改变。我已经能预知那肯定是一种很不错的状态，是你给我说过的乐天安命无所用心的那种状态，一个人能真的得到、真的处于这种状态，该是很大的一种幸福……　　

    赵队长作总结，表扬了班长张兰粉和另外几个人，因为她们既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又帮助了我这个新手。是的，要不是她们帮忙，我的任务靠我自己是完不成的。赵队长也表扬了我，因为我劳动态度是好的。过去人家是城里的女医生，也算是高人一等的人，哪里吃过这种苦？如今把头低下来，是不简单的！赵队长的话当然浅显易懂，意思也很好，但这对于我有什么意义呢？我早已过了做小学生、受了表扬心里甜蜜蜜的年头了，我的心里只有更加苦涩涩的。　　

   好像意味着一种奖励，浴室的烟囱开始冒烟。开挖渠道、流了许多汗的女犯们忙着准备好好洗一个澡。她们已经多时没有洗澡了，屋子里竟有了喜庆气氛似的。而我却好像已经忘记了要洗澡，好像在卫生意识方面还不如她们，心里提不起她们那种高兴的劲头。但我知道我一定要打起精神来。　　

    浴室里已经烧得蒸汽很大，我们在外面的一间脱光衣服，冷咝咝的，穿上木头拖鞋，哒哒地跑了进去。　　

    里面搁着十个大澡桶，高度正好够站着捞洗，但必须自己去打来热水和冷水倒在里面。我们就这样忙了起来、洗了起来，几个人围着一个澡桶，不停地捞洗，又不停地加水。　　

    女犯们赤裸着身体比她们穿着衣服时更像人，也好看多了，有的女犯的形体和皮肤简直称得上完美。这时你会很惋惜她们成了犯人，好像那么好的身体是不应当被埋没的，有如此高贵优美身体的人是不应当这样卑污低贱的。　　

    就像证实我的想法似的，我身边的一个女犯抚爱着她自己的身体恸哭起来，这一哭，不少人都一边洗着一边哭着，有的人咬自己的臂膀，有的人抱在一起互相咬了起来，发出了尖叫，一时间，都这样“疯”了起来，我也流泪了，也觉得要咬别人或者要别人来咬……一个女犯突然抱住了我，扭动着，这真把我吓坏了，幸好有别的一个人跑来狠打她的屁股、把她拉了开去……　　

    后来我们有了新的劳动任务。我们这三十多人，将用十天时间把田野上的三百多个“草粪塘”修挖好，然后去把三号河道里的河泥运过来，装满“草粪塘”。　　

    所谓“草粪塘”，就是在地头挖一个方塘，里面装满河泥，到春天时揉进鲜草，这样就沤成了水稻田的基肥。这种“草粪塘”年年要用，有的用过之后就平掉栽稻，每年冬季装河泥之前再开挖出来，有的就一直空在那里，不以浪费那点地为可惜，到时整修一下再用。　　

    第二天上午，我们出发了，每人扛着一把大锹。到了田头，我们四下散开，我的伙伴领着我下到一个干爽的旧塘里，她把锹一丢，往塘壁茂密干枯的野草上一靠，迎着太阳眯细了眼，说，先晒晒太阳吧，人都发霉了！我犹豫着，她说，把锹放下，马上也不要你动手，这点事，我一个人就做掉了。我也看得出，把这个现成的旧塘修挖好，用不了多少力气。我靠在她身旁，也迎着太阳眯细了眼。塘下连一点冷风也吹不到，真是舒服极了。　　

    我的伙伴叫我往远处看，我看到有不少人影在忙碌着。她说，那是男犯，在抽干河水、把鱼捉走，他们忙好了，我们才好去运河泥。男犯女犯是不让接近的，你想想，要不然还得了？就这样还有人能偷得着呢，只要那么点点儿时间就够了！她向往地猥亵地笑了起来，拿眼睛看着我，并且就一下子扑到我身上来了，说她要是个男人多好！她那股冲劲让我们滚倒在草粪塘的乱草和泥土中，好在里面没有积水。唉，她真是变态了。她说，我跟你闹着玩的，人其实跟狗一样。　　

    正说着，她忽然跳起来，拿起锹，说，快！我也“条件反射”似地拿起了锹，并且像她那样干起活来。我看到，远远地是赵队长走来了。我们先修塘壁，把野草铲掉，使塘壁大体光溜一些，有点新气象。我心里惭愧着，为我刚才的“条件反射”而惭愧。但我的同伴好像是觉得很无所谓的。　　

    赵队长并没有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刚才的“做假”，她好像也没有看见，最糟糕的是，她其实明白地看见了，却为了不让我们（也许特别是我）难堪，就装作一点也没有看见！总之她是从田埂上转向到另外的地方去了。我当然但愿她根本没有看见！我把这一点跟我的同伴谈，想不到，她十分肯定地说，当然看见了！但我们干起来了！唉，我的这位同伴不知道，她所说的，正是最糟糕的一种情况！我多么愿意她说出的是“没有看见”四个字！然而，我的同伴却又放下大锹，倚到塘壁上晒太阳了，并且从怀里取出针线、一些布头和好几双破袜子来，都丢在塘边枯草上，大有要趁着这时好好做一做针线的样子。　　

    我没有停锹，我不想这样休息，尤其不想再让赵队长看到我们在“躲懒”，而且总还有个“进度”问题吧？我的同伴说，你如果真的想做，你就做一会儿，不过这点儿任务，不用着急。这十天等于是让我们休息的，底下挑河泥的任务才重呢，只怕你就吃不消了。明天你也把破袜子带出来补补，在这里还想有好袜子穿吗？她说的却是这样的另一番道理，我复又惭愧起来，在她面前，我是个小学生。劳改也有劳改的这些“知识”呢！　　

    我于是放下大锹，倚到她身边，帮她弄袜子。她说，你们这种人啊，太好，太胆小，心又太细，眼又太尖！她补着袜子，平静地说着“你们这种人”，我心里真有点吃惊，原来她对我、甚至我们“这种人”，看得这么清楚，只言片语就概括出了一种可悲的“特点”。　　

    是什么阻挡着我不能像她们这样简截、明白、干脆？我好像倒是很想做一个她们那样的人的！不过，我同时又怜惜地愿意保留我自己！唉，这是怎么回事？　　

    你看这麦子出得多齐，苗多壮！是我们种的。我已经种过两次麦，到第十次，麦种下去、出齐之后，我就刑满释放了。我的同伴一边补着袜子一边慢言慢语地说着，轻轻叹了一口气。　　

    我朝田野望去，四周全是麦田，本来普普通通的麦苗，这时忽然都不同寻常了！它们是这样和种下它们的人联系着！但在这漫长的严冬，它们只有这么二寸长，匍伏在地，稀疏可怜！　　

    你别看它们这会儿还遮不住土，到了春天，眼一眨，它们就窜上来了，一眼碧青、望不到边，风一吹，起了浪，上面好像能行船，能让你像一条鱼一样钻到里面去游，那时你看吧！　　

    我心里极为赞赏我的同伴的这种眼光和态度，我也不由得带上深情重新抬眼凝望，想着我与这片田野的关系，这的确是多么意味深长而又可怜的寄托啊……　　

    这位同伴姓孔，大名德鸾，是水乡农村来的。她是犯了故意杀人罪，只不过没有把人杀得死。但她并不是一个坏人和恶人，她是一个善良的妇女。她杀人的原因，是为了她的女儿。　　

    她说她们那个大队支书是个“阴毒浮肿的家伙”，强奸了她的才十六岁的女儿兰子，她追上了那个全大队无人不怕他、无人不求他、无人不恨他、又无人能治他的人，一草叉戳进了他的腰眼！　　

    以前他要睡我，我让他睡了，我知道不让他睡不行。睡就睡吧，反正他是王，这死猪！想不到他还来糟塌我的兰子！　　

    我的同伴说着就掉下了眼泪，她随即用手抹去泪水，说，我看到他从我家出来，又看我的兰子仰在房间里，下半身还光着呢，在哭。我就什么都不顾了，拿起草叉，奔上去对着他的腰，狠命一戳，我要他死！　　

    我说，你幸好没有戳得死他！要不然……　　

    她却犹有余恨，咬牙切齿，说，我咋就没有戳得死他的呢！她恨着，忽然鼻子一抽，哭了起来！说，我家里来信，说已经为兰子找到婆家了，人家不嫌她，可是我陷在这里，看不到她出嫁……　　

我安慰着这可怜的母亲。她不哭了，眼瞪着，说，我不后悔！　　

她也问过我的情况，我都说了，她说你这种人真是呆啊，你要找到害你们的人，找他算账才对，再没有办法，像我这样，叫他不死也落个残、没有好日子过！你这样害不到他，反而害了自己的孩子，让自己坐了牢，不是让他笑死了吗？称了他的心了！　　

    我心里承认她说得对，可她当然是想得太简单了。　　

    我们在一个一个干爽的草粪塘里晒足了太阳，也谈足了心。我尚未有这么多破袜子补，但我也在我的同伴指导下为自己冬季穿的线袜做上了袜底，一共五双。三十多个女犯完成了预定的草粪塘修挖任务，也都缝补好了自己全部的破袜烂衣。　　

    郁平，尽管劳改总的是一种苦役，日子笼罩在抑郁心境下，但相对地说，也有轻松愉快的时候，女犯们的状况就是这样，这与劳动强度、与天气都很有关，可能还与人的天性有关吧？我多少受着她们的感染，渐渐跟她们完全地合拍。但我在某些方面依然不如她们，我内心的抑郁程度要大于她们，而“忘却”的能力却小于她们。然而我不能说她们是感情麻木的人，好像只有我才多愁善感，看来决不是的，在她们沉默的灰色的外表下，她们心里什么都想过、也什么感情都有，但她们有一种忍耐力或者说是顽强的生命力，她们把一切藏在心里并且若无其事，孔德鸾就是这样。她们各个人的罪行也许都能吓着我或者有的也使我产生厌恶，但如果不考虑她们的罪行，只面对她们本人，我感到她们都很正常，而她们正在服役、受苦、付出惨重的代价，所以我很同情她们，甚至可以说是很爱她们，进而越来越理解了她们的罪。但你要知道，她们更是爱我、更理解我的！　　

    我们前往三号河道挑河泥去了。三十多个人，用十五个大筐。那筐子是男犯们用柳条编的，一下子运来好多。装泥时，先在里面撒些草屑或稻草。我们每天都带些草屑和稻草去。那么大的筐，沉甸甸的河泥一装有二百斤重，我是抬不动的。让我负责打担子也不行，那“戽掀”挖起河泥之后，我根本端不动它，更别说用它及时给别人打担子了。我还是只有抬筐子，只好少抬一些，而且跟我“同杠子”的人总是把扁担上的绳子往她那边挪挪，重心在她那一边，以减轻我肩上的重量。然而，这一筐河泥也还是不轻，压得我呲牙咧嘴。一天下来，我的肩就肿了，第二天扁担一上肩，就疼不可当，但又不能老是用手托着，还是只有往肩上压！后来，肩头也就麻木了，能承受了，但每天一开始都要把眼泪疼下来。同伴们说，这是练肩，别看你现在不行，你明年就能挑二百斤的担子走十里路！　　

    郁平，现在，我果然能挑好重的担子走多远也不在乎了！我是变了一个人了。　　

    我忘不了第一年冬天运送河泥的这趟劳动。忘不了那么大那么深的空空的草粪塘，就被我们运来一筐一筐的河泥把它们装满了。以我个人计算我也完成了三十个塘！这是我值得记住和回想的事情之一。我的肩、我的腰、我的腿啊，真是经受住了考验，我以它们为自豪，我甚至很感谢它们！　　

    碰上雨雪天气，我们常做的事就是搓绳。呆在屋里，靠两个手心的搓动，把稻草搓成草绳。这对于熟练的人来说，基本上等于一种休息。抽出几根稻草来，双手一搓，稻草绞转着，从手掌的另一边出来就是绳子了，然后不停地用稻草接上去，绳子就不断地延长。稻草在熟手的手心里沙沙地响，听话地绞转，变为很匀称的草绳，但在我的手里却不能转动，吐一点唾沫在手心也只能使它们勉强转几转，却变不出真正的绳子来，而且我不能老是吐唾沫啊。我搓的绳子不合格，只能使大家发笑。我学会得很慢，别人一再教我，经过好几次搓绳劳动，我才掌握了要领，质量和进度还跟不上。　　

    现在我成为搓绳的熟手了。一捆稻草丢在脚旁，我不费事就把它搓掉了。两个巴掌合在一起，像一个简单而又好用的机器，它吃进稻草、吐出合格的像模像样的草绳。我搓动双手，嘴里总是叼着一支备用的稻草，样子十分熟练老到。手掌上的肌肤显然是增厚了，而且似乎能在搓动中不断渗出汗水，使稻草听话地在两个手心的碾压下绞转。手心变得粗糙、痒痒，它乐意搓动稻草。　　

    郁平，我时时感到生命在流动，在转化，在逐步消失。我们在田野上劳动，麦子长出来了、水稻长出来了，最后又收获进仓了，我们的生命就化成了这些麦子稻子，捧在手里，感在心中。而这些粮食又会去延续别人的生命，他们用不着考虑种出这些粮食的是谁。我们搓草绳，每年都搓，一有雨雪天气就是搓草绳，我们一共搓了多少草绳呢，没有统计，长度一定惊人。我们在草绳里搓进了我们的一部分生命。人们说生命无价，但草绳毕竟就是草绳，它们不值多少钱。它们后来就在农场的生产活动中用掉了。它们断了、烂了、不知不觉地最终消失到泥土里去了，就像从前土葬的人一样烂化到泥土之中。从泥土中来，到泥土中去。　　

    生命在天地之间、在大自然里总会得到欢乐和鼓舞。即使是在隆冬，只要一走上田野，心情总是会好一些。悲愤无诉的人总是会有奔向旷野对天地呼号的举动，这真是很“自然”的事情。我虽没有狂奔旷野、跪地呼号的行为，那太戏剧化了，不到一定激烈情境，人是不会得那样的，但我对苍天、对大地，在心中已经默默说过了无数次的话，这比生活在城市里要好得多，让我体会到人的本来的生活应当是在旷野上！　　

农场的春天也一样是春天，而且好像格外是春天。它把一种最大的抚慰给每一个人，给每一个人添加新的生命力。它用油菜花、紫云英大片的金黄和粉红，用麦苗最初的波浪轻快的起伏，用蜜蜂的嗡嗡声和云雀的欢叫，用空气中到处弥漫的清新和芬芳，用暖洋洋的慷慨普照的阳光，遮天铺地，一齐扑来，融汇为无边无际、无所不在、日夜涌动的看不见的存在。这就是春意，也就是春天本身！温暖、滋润、生长、复苏、关心、挽救着有生命的一切！　　

    我们要用镰刀去收割紫云英了。它的学名叫做苜蓿草，但我喜欢紫云英这个名字。满田粉红灿烂叫人有点不忍割下它们。作为春天的一件农活，我们必须伸出镰刀，由根部把它们割下。镰刀一拉，发出割断许多草茎的声音，一片花草的生命被割断了，它们松驰下来，瘫倒了，并且被翻卷过去。　　

    花草一翻过去，躲在下面过日子的蜘蛛和各种小虫纷纷四下逃散。土地轻松了，就像掀掉一床闷气的锦被一样。望着只剩下白茫茫一片短短草茎的田野，和一堆堆被割翻的在阳光下闪耀的花草，想着时令的推进，叫人百感交集。     　　

    土地即将耕翻，这些割下的花草马上就要趁着它的鲜美，一把一把搪进草粪塘的那些河泥里去，而我们已经累得身上出了大汗，脱得剩下了贴身的小褂，体肤感受着春阳的温暖和旷野微风的轻寒。　　

    春天的劳动令人感伤而又愉快……　　

    我想，所谓春耕大忙，在我们这里，和在农村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我们这里的天地之间到处有一种不可能消除的气质，这种不可能消除的劳改农场的气质和大忙的热闹气氛汇成一团，在春天的田野上蒸腾弥漫，我们的眼好像能看得到它，它就像某种雾气一样，我们的鼻子好像能闻得到它，它有点令人醉昏昏的，我们存在于它之中，它其实就来源于我们自己，而一齐挥发到天地之间并且把我们自己笼罩了。这时，人的心里甜甜酸酸的想流泪，想对着天和地唱一曲声音悠长无限婉转的悲歌！　　

    我们用蒲锹把草粪塘里的河泥像豆腐一样一块一块地撂出塘外，堆了起来。河泥经过一冬，水份渗到地下，变得较为干厚，在春天的阳光下发出腐殖质的清香。我们用四齿灰叉把花草与河泥搪和在一起，丢下塘去，并且撤下一些猪灰，这样一层又一层，塘边堆着的泥、草、猪灰都消失了，把草粪塘满满地填实，太阳和春天的地热将使它们发酵，草粪塘里会冒出蓝色的油花来，说明着草粪正在沤熟。　　

    郁平，一年一度的春耕大忙，我已经历五回了，还有十回在等待着我。最使我视为畏途的是下水田。我们把成熟的草粪从塘里打上来，用担子挑到原来长花草的田里去并且撒开，第二天，这些田就变成了水田，已经有人连夜来耕过并且放了水。接下去我们的任务就是卷起裤腿下水田了。　　

    那水冰冷，早上甚至还结着冰膜子。一脚踩进去，就直往烂泥里陷，水立即到了膝盖以上，烂泥里好像到处布满树枝，腿脚也好像处处被划破了，真是寸步难行。其实，烂泥里并无树枝，而是尚未完全沤烂的草茎草根在划着我们的腿脚。我也曾从泥水中拔出冻得有点麻木的腿脚来观看，它们并没有被划破，只是它们此时此地显得那样娇嫩可怜和不适用罢了。　　

    我们手拿蒲锹这样地在水田里一步一步向前走，任务是平高补低，把较高的地方挖掉几锹，撂给较低的地方。一方水田那么大，只站着一个人，决不会有人来搀扶你一把，你得自己坚持着完成你的任务，而且你的任务不仅只有一块水田……　　

    这些最早的水田给旷野带来了不同的景象和新的生机，大片的水田有如水天一色的湖泊一样广漠，在阳光下闪耀，吸引来许多没有见过的鸟儿，在上面飞翔着，悠然降落、觅食，它们发出欢快的叫声。　　

    但我站在水田里却觉得苦不堪言，孤立无援，不觉想到无边苦海，有时真觉得自己会无力走回头，倒毙在水田里，我被这种恐怖感攫住，须得努力从中挣脱，才能坚持下来。但当然，最终我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并且从水田里走上了田埂，好像得救了一样，那是靠了自己的镇定和力量。说实话，这是我最不愿从事的劳动之一，即使我是一个真正的农民，土地和收获是我自己的，这样的劳动也不至于会变成无上的快乐，那时我会想法改进，以至不种这样的水田，总之，不要这样受苦。　　

    渐渐，随着时令推进，我也和别的人一样，早上一起身就赤了脚。赤脚站队、出发，赤脚从田野走回。有一天坐在田埂上休息时，我端详着我的脚和脚趾头，动动它们，好像从来不认识它们似的。它们不会说话，神情质朴，自惭形秽。解剖的眼光使我透过趾甲、皮肤、血肉，看到大小骨头的结构和分布，又由此及于我整个的血肉之躯和身体骨架，它们负载着我，绝对无条件地为我所用，简直可以说正在受着我的连累，而且时间上将总共达到十五年之久。我真对不起它们啊！它们受之父母，长于岁月，也不容易！有一天夜里，我缩作一团、抱着自己，抽泣起来！后来，我发现，好多女犯睡觉时都是这样尽力地抱着自己的身体，这大约不是偶然的。　　

    郁平，夏天手握镰刀走进麦子的海洋，割麦变成了一场求生的搏斗。汗水流完了，人被烤干了，麦子放倒了，人也得救了。栽秧季节，脚是必定要沤烂的，腿是必定要麻木到像两根树桩，腰是必定累得弯下去就几乎再也直不起来，而手指必定是栽插得破皮烂肉还要在泥水中栽插下去。当绿秧遍地、栽插完毕，多么想在田埂上立即就地死死躺它一天！还有割稻、还有两季的脱粒！简直难以相信，那么多麦子或是稻子，就是我们“掼把”掼下来的！但肉体的极大劳累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它把整个的人里里外外都占据了，除了劳累的苦恼，别的任何苦恼都没有了立足的余地，而劳累的苦恼立即可以得到安慰，那就是睡下去、睡死过去，一觉到天亮！这样看来，越是原始条件下，付出极大体力劳动的人，就越是不会有我们所知的苦恼！那只是苦而已。　　

    我们还经常从事着一项较特殊的劳动，那就是做砖坯。农场有好多砖窑，砖坯分别由各队各班的犯人在各自的地方做好，然后有人统一用船装运到窑上去。　　

    在近河边的一处地方，由于常年挖土做砖坯，形成了一些深塘，里面自然地停满清水。在深塘的旁边，我们继续取土，从深塘里挑来水，把土作成泥巴。我按照要求，用锹反复抄弄着，以增强泥巴的粘性，使之更有密度，这样做出来的砖坯才能烧成响当当的坚实的砖头。　　

    在那个时刻，世界上对于我最重要的，当然莫过于和泥巴，我得把这件事做好。劳改对于一个本来是农民的人和对于我这个本来是医生的人，含义是不尽一样的，应当说，在同样的服刑时间里，即使是做同一件事，我所受的惩罚实际上要大得多，但这好像是被忽视了的。　　

    我只是忽然想到了这一点而已。我所应受和实受的，在我的心里，都不能用这些具体的痛苦和多少年徒刑来衡量。当一切有形的惩罚过去之后，还有无形的惩罚会继续下去。我的痛苦的真正深度是在这里，而不仅仅是十五年徒刑！　　

    作好泥巴只是做砖坯的第一步，然后就得手捧一团泥巴摔进模子，经过一定操作，让泥巴成为砖坯。一块块砖坯在地上排起了队，堆码起来，盖上草苫。　　

    我用锹在大块泥巴上切下小块来，再把这小块泥巴摔打结实，就像做烧饼的师傅对付他的面团一样。如此反复进行，直到那大堆泥巴用完，重新取土、挑水、和泥。我早已是一把熟手，当我有把握地将一团不大不小的泥巴恰到好处地摔进模子，几下一来，就出品了一块有棱有角有模有样光滑细腻很不错的砖坯，你也许不能相信，那动作真是十分熟练、麻利！　　

    一天一天堆码起来的砖坯，就像又长又宽的墙壁，十几座这样的墙壁并排站立着，上面盖起人字形的草苫，我们这一回的任务就算是完成了，那是二十万块砖坯。　　

    我已经有多次向排列整齐的二十万块砖坯注目告别，那个瞬间是令人心动的。它们将在砖窑的烈火中成为远近闻名的“农场青”砖头，好几个县的建材公司都乐于经销它，生意很好……　　

郁平，我服刑劳改的范围就是如此。不要为我担心，我的体力已经能够适应。我想，凭着两点，即使是一个无期徒刑的人也是能活下去的，第一点是不孤独，劳改的人不止一个，甚至有几十个人会相对稳定地在一起；第二点是返朴归真，劳改的人处在天地自然之中，处在劳动之中，复杂的社会，以至自己的复杂的心灵，都渐渐遥远，越来越遥远了。　　

　 　

    郁平，底下我想对你说的，是一直萦绕我心头的那一切，那简直也就是我的另一种服刑，它的名字叫做悔恨……　　

    ……自从我到农场后，你是每月给我寄一封信的，并且不管我连一封回信也没有。郁平，现在连我自己也觉得很难理解，你的几十封信，我真的一封也没有拆看，一开始它们被我丢在铺垫下面，后来它们被我收存在箱子里，而且其中是缺第一封第二封的，因为当时被我揉成一团扔到了芦苇丛中。当时我不觉得对不起你。　　

    自从我被判刑，我就觉得我的心死了，这对孤独到极点的我也很适合。你的信我虽没有拆看过一封，但你的好意我是知道的，可惜那对我已经没有意义，我也不受任何打动了。现在，我面对这些原封不动的信，也许有一天会一封一封拆开看看，但也许有一天我会仍然原封不动地还给你，反正“来日方长”，我心中一点不急，这真是要请你原谅的。　　

我造成我自己今日现状的，我都无数次地悔恨过了，回过头去说它们，又有什么意思呢？不说了吧！但有一件事，我是必须告诉你的。作为你过去的妻子，作为你现在说是等待着她的人，我不能对你隐瞒，就像在某种严格的道德里，一个未嫁的姑娘，不能对未婚夫隐瞒以前的失身一样，要不然，她的心灵就会有一角终身躲藏在阴暗之中。这一件事，真正是我的污点，该我负全部的责任……　　

在你下乡之后，我失身过。是的，失身了！这有什么可说的呢？这是没有任何辩解余地的。但我应该把具体情况告诉你。　　

    那是一个青年医生，在一个刚从医学院毕业的姑娘和我之间，他不正确地、固执地选择了我，他以为你真的是完了，而且跟我的关系也终结了。从虚荣心上说，他这种选择，发生在任何一个已经有了孩子的女人身上，她也许都会感到些高兴的。当然，绝大多数女人都会拒绝这种反常的和不切实际的事情。事实上，就连我，也从来没有答应过他。然而，我却失身了，我没有想答应他的追求，我却失身于他了。就在我坚决拒绝了他的一刹那间，我却痛苦已极地瘫倒在他的手臂里，于是一切都发生了，无可挽回地发生了！他又一回来到我的小屋里，我坚决拒绝了他，但我也就立即体会到，污点已经形成，自己再也无法从心头洗刷得掉了。女人真是可悲啊！女人为什么很难做到像男人那样无所谓呢？女人的精神枷锁是更沉重更牢固一些的。郁平，你骂我吧，我为什么至今不拆看你的信、不想接受你的好意，你一定是更明白了，我也找到了最根本的原因。你有理由说我愧对于你。我确实对不起你，可我要转而恨你！　　

    那个青年医生，后来终于和那个姑娘成了一对夫妇。至于我曾经失身于他，这虽然只是一个秘密，但人们（包括那个姑娘）都知道他发疯地追求过我，并且人们都疑心他和我怎么样过，所以，这个秘密也许算不上是秘密……所以，我的名声不会是好的，在这件事上，我不会得到人们的尊敬。　　

    如果不看作为自己辩解，我就来回顾检讨一下当时我的心情，我不怕把我的渺小世界展示在你的面前，我愿意让你的坚毅、正确、以至伟大，把我碾碎！碾碎！让你心安理得地把我忘掉！　　

    我的心情，在当时，对这个青年医生，首先是非常感激的。　　

    你出了那样的事情，我是你的家属，我受着有形与无形两个方面的歧视，我甚至都被街道上划为“四类分子家属”，叫去开“家属会”接受训话了！而这个青年医生，他并不是一个没有头脑的人，也不是一个“等而下之”的人，竟然不顾一切地要追求我，他简直是在向社会宣战！或者这样说吧，当我被人们一下子看得好像一钱不值时，他却不怕为社会所不齿，认为值得为我不顾一切。不管怎样，绝望与自卑中的我，不能不在心里感激他！大约就连你，也要为此而感谢他！　　

    我还得承认，那时我向往过，我幻想过，我是动过心的。　　

    如果一切是可能而且允许的话，如果他所设想、我所幻想的一切，他为之不顾一切的一切而想做到的能够实现的话，对于我来说，岂不就是生活的重新开始，岂不就是绝处逢生？我为什么不能向往、不能动心呢？我难道一定得为你、一个被定了可怕性质并且被开除公职遣送下乡的人，做一个殉葬品吗？我才二十六岁，比那个青年医生还小两岁！　　

    但我是不自信的，我已经不是当初被你追求的自由的我了，我感到我已经不能处理我自己，我对我自己失去了权利。　　

    这种不自由，是最沉重的，一头锁着我，一头拽着你，我无法拿掉这根锁链；这种不自由还有一张大网，是专门罩住我的一张网，它是看不见的，但它是社会所认定的，它无比细密，好像一夜之间就悄悄编织起来并且将我牢牢网住，再也休想挣脱。　　

    我身上带着这样沉重的锁链，罩着这样牢固的网，我怎么能像当初对你那样自由地伸出我的双手，去迎接什么新的生活新的幸福呢？我的头脑里始终回响着最可悲的无声之声：不可能了！　　

    然而，假如它是可能的呢？你说那不令人向往吗？这，也就构成了我那时的一个特殊的痛苦。这痛苦本来就是存在的，当这个发疯的青年医生闯来之后，这痛苦的感觉就更强烈了，而且变成了一个不该发生、注定成为笑料的所谓“桃色新闻”。是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人们看到的仅仅是，而且竟然是“桃色”而已！这曾经给了人们多么大的兴奋啊，我这才感到人们是太缺少什么、太需要什么了。也许只有作家，才能眼光深沉地透过人们渲染的桃红的颜色，而看到我是痛苦的、我是一个和大家一样的正常的人！　　

    然而，这一切有什么说头呢？我怎样去说呢？我反正确实是失身了，虽然人们其实什么也不知道！　　

    是的，当时我已经拒绝了他，而且好像把他推出了门外，或者近于推出了门外。但是，一种心情，突然地，像涌来的潮水，淹没了我，控制了我，让我身不由己。那是什么心情呢？是怜悯，表面上是对他的怜悯，更深处是对我自己的怜悯，以及一种说不出的无边无际似的怜悯，加上我无力得快要瘫倒、就像快要沉没似的，这些混和起来，变成了一股把我卷走的力量，让我一时甘愿倒在他手臂里，一个男人的手臂里，好像只要是一个男人就行了，而不管他是谁！我绝望地垂死地抱住了他！我一定可怕极了，他应当被吓得跑开去才对，可是他还是扮演了一个毫无经验而又迫不急待的情人的角色，这真是可悲之中的可悲！　　

    我需要一个男性的坚强有力的拥抱和强暴的占有，我需要在男性的粗野的怀抱里和强大的压力下得到下贱的快乐，我需要这样来流我的泪以至于死去。当时就是这样，我的确身不由己了，我要爆炸了我自己、毁掉我自己！我想过你为什么不能像个无赖似的赖在我身边啊，可是你是多么“自爱”！你这个知识分子！　　

    当然，我得到的，只能是更大更深的失望，是更加说不清、除不去的痛苦。清醒来到之后，剩下的就只有分手。他也认清了现实，接受了我一直劝告他的，去和那个爱他的姑娘成就他的婚姻。我虽然至今仍是尊敬他的，但纯洁的他当时并不知道自己需要的是什么，他需要的其实只是女人、婚姻，可能我的女人味比那个姑娘多些，使他一时做出了错误选择。他并没有真正理解我身上带着因你而有的复杂的东西将对他是多么难以接受。我对他、对任何一个像他这样盲目的人，都只是一个深渊而已。如果我跟我不同一点，或者更为自私一些，或者稍许恶毒一些，或者被恐惧淹没得更深一些，我是会抓住他这根救命稻草不放的，当然，事实已经证明我还不是那样的。我想说明什么呢？难道我想表扬我自己吗？我只是想说清我当时的现实而已。　　

    郁平，你如此等待我，是自有你的理由的，如果从某种意义上说，你也是应当等待我的，你的悲剧你必须坚持到底，你不能失去你的悲剧。但是，现在我把我的失身坦白给你了，你可以不必等待了，我是不可取的，即使没有这事，就凭着那样淹死了孩子，也已经是不可取的。犯了罪的我本来就不需要你的等待，说出我的污点之后，更不需要你的等待。你可以把我从你的悲剧内容中取消掉了，虽然这也只能使悲剧的情节和结局稍有不同而已。我感到自己现在有点活过来了，所以开始给你写信，作为对你的来信的一次总的回答，这并不意味着我欣然接受你的等待，事实上也许正好相反！是的，我不想、也不能再回到你的身边去了……　　

    当我能够对你说出“我不想、也不能再回到你的身边”这句话，我是获得多么大的解放啊！在你和我的“较量”中，我因为这句话，而和你打成一个平手了！我只能和你打到平手为止，我不可能胜过你。因为难道我还有什么能够反过来宽容你、原谅你的吗？不，我一无所有了，我失去得精光，我是只值得鄙弃的了。你的几十封来信给了我一个机会，给了我一个拒绝的机会，我虽然一无所有，我却能够拒绝，于是我好像也能拥有一点什么了！郁平，我并不是故意要气恼你、让你烦，事实上我只剩下这一点点“好像也能拥有”的东西了，而这一点点东西实际上我仍是不配拥有的。我这样的人，还能谈什么自尊心？　　

    啊，如果我是足够成熟的，该是多么好！面对你的出事，我就不会恐惧惊慌。面对一切有形与无形的歧视，我就会泰然处之。我也不会惶惶不可终日，我会非常镇静。我也不会对你失去照应，我会坚决要求你时常回家，我还会自己到乡下去看望你。我会让我们的夫妻关系更加如胶似漆，让我们的感情在患难情况下获得新的深度。我当然会关心你的申诉，自觉而有力地支持你，给你增加更多的力量。我更不会发展到精神错乱的程度，我根本就不可能有任何的丝毫的错乱，所以也就不可能失去我们的孩子，不可能酿成任何的悲剧。我的被人齿笑的一切也就不会发生，我就会是一个出于污泥而不染的人了。当我们生活中的乌云散去，阳光重现，我们的幸福正如黄金珠宝，岁月流逝了，它们却多少倍地更为贵重了！可惜啊，这些“如果”一点也不真实，并且好像就不可能……　　

    同样，我如果仅仅是质朴的，也行。我现在对于具有这一素质的人，充满羡慕。我身边的女犯中，就不乏其人。但她们为什么也到这里来了？是的，她们也仍然有可能到这里来，但她们不会犯像我这样的错误，她们如果碰到像我这样的情况，会比我好得多，甚至有可能会做得完全正确。说到底，我只能怪我自己！这也是我时时会有绝望心情的根本原因。　　

    但悔恨是最没有用的东西，所悔恨的正是所没有做到的。悔恨终有完结，它把悔恨者的心咬够了，也就无味地退走了。这时悔恨者无力地叹息一声，准备打发余生，我现在就处于这样的心境之下。           　　

    也许你会说不管什么人都可以重新振作的吧？不，这简直谈何容易。在一般人看来，那反而不够正常。就我来说，服刑十五载之后，还谈什么重新振作呢？我本来又有过多大作为？十五年之后，我还能在社会上充当一名庸医，混个饭碗，就算不错的了。现在我劳累得哪有看几页书的时间？我怎么可能了解得到医学的新的进展？我的时间、我所需的精神状态和客观条件在哪里？　　

    郁平，我自问过，我们的婚姻是缺乏基础的吗？为什么在你出事之后，我表现得那样差、那样全乱了套呢？我是浅薄的吗？我对你的信任为什么没有像岩石一样坚定呢？我倒是很想听听你的看法的，也很想听到社会的议论，在这里，让我自己来试做一个回答吧。　　

    回想起来，我们的婚姻当然有它的基础，就我来说，实质上认定的只有两个方面，一是你有政治地位，二是你有学问人品。大家都知道，你这个教员不同寻常，你是有资历的，你只是不愿担任领导职务而已。大家也都知道，你最爱读书，你有学问，你也是一个很好的教员。你身上的某种不卑不亢和文质彬彬的风度恰好说明着你的这两个方面。不言而喻的是，你的政治地位也就意味着你的经济地位，你的工资简直可以说是很高的，虽然我好像从没有注重于这一点，但这应当算是实质上会起重要作用的因素。这样一分析，就很清楚了，这两个基础当中第一个是最重要的，抽掉了第一个，那第二个也就没有立足点了，甚至能被看得一钱不值。　　

    婚后，我所感到的无比幸福，我的幸福的大厦，主要不正是建筑在你那样两个方面的基础之上的吗？当其中一块最重要的基石被抽掉，而另一块随之失去，我的大厦的倾覆，我的幸福的幻灭，有什么奇怪的呢？　　

    是的，我当时的感觉，就是被欺骗，就是被毁了。这种感觉对不对呢？错在何处呢？到底该怎么看？这好像也不是三言两语能说得清的！　　

    我的表现的确很差，我应该被认为是很浅薄的。我的表现的差，正是来于我的浅薄。但我怎样才可以不浅薄呢？我怎样才能具有不同于世俗的眼光呢？当别人看到荣时，我却能看到辱，或者无所谓荣辱；当别人看到成时，我却能看到败，或者无所谓成败；别人看到黑，我却能看到白，或者无所谓黑白；别人都以此为最重要，我却能以此为最不重要，或者无所谓重要不重要；如此等等。我想，会有人是这个样子的，或者许多人都是这样的，于是表现也就会不一样。而我，真是个大俗人，真是个“绣花枕头”。　　

    正因为我是个俗人，所以世俗的明枪暗箭能够伤我。假如一个人能够超凡脱俗，他也就能对世俗不介意、无所谓，不管是显得多么正确的世俗！现在我知道了，世俗就是世俗，但它往往说着最正当的理由，也最为“爱憎分明”。我和你的婚姻，它荣耀时，被人羡慕，变故时，遭人鄙弃。我怎么就不懂得这一条的呢？荣耀时不懂，变故后仍然不懂，于是我的表现就只能用“垮掉”来形容了。唉，假如我早一点懂得强大的世俗其实是最不足为据的，那就能挺过来，那是多么好啊！我为什么就不能好好挺过来呢？我把一切弄得多么地糟糕、不可收拾了！　　

    我始于浅薄、终于浅薄，荣于世俗，死于世俗。不可救药的浅薄，不可救药的俗物。我确实是这样认识到了我自己。也许，你会用“幼稚”二字来宽恕我，但到了我这一地步，评判我是浅薄还是幼稚，已经没有意思，我总之不可能被说得美妙起来了。我早已经不相信我自己是美妙的，我十分唾弃我自己。　　

    但你对我是有过好的影响的。与你认识并且结婚之后，我看到，尽管你拥有政治的基石，但你自己好像并不看重。当然，你也没有说过你不要，事实上你是双脚踩在那上面的，抽掉它们，你也就倒下来了。但你的思想，你的意识深处，以及你的表现，是认为“学问人品”最重要、最有真正价值的。那政治上的较高级别，你处之泰然，同时却不去追求、不去利用它，这就是一种高尚的情操叫做“淡泊”了。你放弃校长不当，而要求当个语文教员，这是世俗所不解的。从这方面说，你引起了我的信任和敬佩，也提高了我，某种程度上改正着我的浅薄之处。但是，当“大难”来到时，我支撑不住了，我对你的敬佩和信任远为不够用了……　　

    郁平，如今后悔这些，确实已经没有什么意思，我的“支撑不住”，你一定是原谅了我的，可是我对自己却不能原谅，因为我连我们医院里的沈妈也不如！她的男人因为真正的历史问题被判了十五年，劳改去了，也丢下孩子给她，而她不过是医院里穿蓝大褂的工友，地位、工资都低，但她安然、平静地等待着，她的表现，正好与我是相反的。现在，她的男人差不多要释放回去了，她也没有因为“支撑不住”而给自己酿成什么灾祸，她的孩子也好好的，并且长大了吧？她是很不容易的。可我呢，比起她，真是太差了，我不但没有好好等我的男人，我还害死了我的孩子，我还把自己弄到如今的地步。沈妈会笑我吗？不，她一定在为我叹息、为我可惜，她一定最能原谅我。我所缺少的，正是她好像天然具有的。我为我自己哭了多少回啊，我为什么不是另一种样子的呢？我为什么没有沈妈所具有的那种最平凡也最可贵的东西呢？小时候在我心中好像也有过、也受到过感染的，我是什么时候弄丢了它的呢？因为我曾经太幸福了！我浅薄啊！　　

    郁平，我实际上已经说了，你当时为什么不能哪怕像个无赖似的、赖在我的小屋里不走？你对我拿出一点野蛮粗暴来也好啊！你为什么不把亮亮偷到乡下去？你可以把他偷走的机会太多了！你为什么好像失去了所有的智慧和镇定，只顾你自己独往独来胡乱闯荡，你简直把我忘了，你以为我是什么人，能自动地理解一切和正确对待世界？你好像把我估计得太高了，可是，离婚却又是你提出来的……　　

    不管我怎样地错，我都要怨怪于你，所以我觉得我有理由恨你！　　

    一个女犯人对我说，乔丽，你呀，块块都好，就是命不好。是的，为什么我这个在学生时代校花一样、成绩也好的人，结果却落到如此地步呢？为什么老天偏偏让我跟你成了婚姻呢？一切的一切难道不能是另外一种情况吗？可是它已经是这种情况！而且已有的情况还会影响和决定以后的情况，再也不能改变。我现在甚至感到，当人一天天走向社会时，也就一天天踏上其实已定的命运。这个看法是太消极了，可我感到的正是如此。但何必认真呢？有许多东西的确是当事人很难把握的，所以我也不想谈命运了。反正我的一切有我自己的原因，也有你的原因和社会的原因，是可以解释、可以分析的，这就是我现在给自己的一种安慰，能够较为客观地、跳出去一点地看待一切。你给我说过“超脱”，还有“解脱”，佛家的一些道理，你可能已经忘了，现在，这点儿“哲学”，对我却有了用。　　

    郁平，我入狱、被判期间，你是那样为我痛苦，你一再表示等待我，并且要我答应你。那时我心神纷乱、如在梦中，夹杂着怨愤、恐惧、委屈、悲伤、悔恨。我虽然看到你的痛苦，知道你在说什么，但我看你时不但好像是在看一个陌生人，甚至是在看一个仇人。我不愿意回答你，也不愿意见到你，我的心里以增加你的痛苦为快，然而这小小的快意并不足以去除我自己心头的那些痛苦，只是加重着它们而已。你为我奔走，但我无动于衷，我一方面不能饶恕我自己，一方面在心里说你是活该，你如果痛苦得在我面前倒在地打滚以头撞地那才最好！　　

    可是现在，只要我不死，就有一个服刑期满之后的问题了，虽还遥远，你总是在提醒着我，你的一封封来信无不在提醒这一点。看来，你的所谓历史问题，如你所说，是终究会得到澄清、纠正、甄别、平反的，我已经越来越相信这一点，而以前不知为何总是不能相信。那么，到了你所想象的、我们重新在一起的一天，情况可就真是妙极了！生活的时间的魔术，虽曾让你由人变成了鬼，但又让你由鬼变成了人，你恢复、拥有了本来的一切，那两块基石，政治级别和学问人品，又悄悄地垫回到你的脚下，你又高大了。你像经过什么考验和洗礼一样，容光焕发，从磨难中走出来，走到了阳光下，好像什么也没有失去，而且还增加了一些什么，你成了传奇式的、英雄般的人物了！就像我们的“农场青”，经过窑火烧炼，变得响当当的了。可是另一面，我的情况呢？恰好相反！我灵魂卑微、精神渺小，我目光短浅、骨头太轻，我把一切宝贵的都弄丢了，成了一堆渣滓。我是一个真正的失败者，我由人变成了鬼之后就再也变不成原来的人了，永远地成了半人半鬼，我将终生背着我的罪和我的耻。我被生活与时间证明不过是砂子，而你是金子。你站着，我跌倒了，我永远地趴在了你的脚下！　　

    你可能一点也不这么看，你会好好对待我的，你会尽力不让我感到这些的，我也可以假装着不去想这一切，可这一切不等于不存在啊！我想，除非让几乎所有的人都经历一番痛苦，让整个世界都被如此的魔术、甚至更大得多的魔术来戏弄一回，让无数的人都做一回我这样的不人不鬼，我今后的日子就会好过些了，因为都一样了！会有这样的一天吗？我真希望有这样的一天啊！我真是恶毒已极、恶毒透顶了！　　

    但我已经说过，我不想回到你身边去。我可以到哪里去呢？回江南的家乡是一条路，留在农场做个场医（场方已经有此意图）是一条路，当然，回到亭州去却与你无关也是一条路，另外，还可以随便到一个什么地方去谋生。只要活着，看来总是要走某一条路，也总是有某一条路让人走的。　　

    是的，郁平，你不必等着我了。你再怎么宽容谅解，再怎么有好的心肠，我毕竟还有十年才能期满呢！为你着想，为你的父母着想，最切实的，你的父母是应当有他们的孙儿孙女的了，不能再拖。我劝你一定不要等我！到那时，你就是五十岁的人了，你不应该这样等下去。　　

    你想用你的等待说明什么呢？你的等待是有什么特别意义的吗？特别的意义又有什么意义？你感到自己悲愤或者悲怆得还不够吗？如果是这样，我劝你尽快从中“超脱”以至于“解脱”出来，你一向是能够这样的，我只怕你这个最能超脱的人会变成最迂腐最执著的人，因为你遭遇的打击也确实是太沉重太彻底了。　　

    如果你认为你的等待只是你个人的事，与社会、与别人不相干，如果你不是像个唐吉诃德似的要与强大的风车较量，那么你就应当真正为你个人（特别是你的父母，我对不起他们）作打算，而不要含糊，不要再耽搁了！　　

    鲁迅不是说过吗，让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已逝的时光又有什么意思呢？何况我的情况是这样地糟，何况我已经提出过跟你离婚，现在我依然坚持！你轻轻松松地去吧！你朝我彻底转过脸去吧！过去对于你，只是一个昨夜的恶梦，忘掉那一切吧！　　

    对于我，昨夜的梦还将现实地延续十年，你何必硬要苦苦留在这个属于我的恶梦中呢？你如果偏执于你心中的东西，偏执于一种精神性的内容（你一向偏重于此），而一定要等我到释放的一天，那么虽说我在服着劳改的徒刑，你也在服着精神的苦役，并且在加重着我的苦役了！这又是何必呢？你已经为我服了五年多这样的精神的苦役，足够了，你再坚持下去，确实无非是加重我的罪过罢了……　　

    但我的心里，另一面却又是想回到你身边去的！想想劳改十五年后，四十多岁的我，如果不回到你的身边，而到任何一个地方去，即使是我的老家，也都将面对特殊的可怕的陌生，没有人能像你这样了解我、宽容地对待我。难以想象那时我将如何生活下去。已经五年多过去了，我心中的支柱是什么呢？它有吗？实际上是有的，就是过去的梦，就是你，仍然是你，不承认是不行的。我愿意你留在我的现在和未来的现实中而不要离开，尽管那些来信被我狠心地丢在一旁、尽管我让自己抱定了什么决心似的，但我并没有舍得丢掉它们啊！　　

    多么矛盾，让我回去吧，让我现在就回去，让我匍伏在你的脚下！　　

    死，对于我，从各方面看都是摆脱。假如我是和亮亮一起去了，我早已“解脱”了，而且那是最好的“解脱”。假如我在被判刑之前死去，那也不错。刚到农场时如果死去，虽晚了一点，却还算及时。现在言死，未免迟了至少五年，真是白吃许多苦，白受多少罪。但现在去死，也还是有意义的。死一下子就解决了所有的问题，你就无须等待、我就无须不安、亲人以及别人也就可以渐渐把我忘掉，大家都得到了“解脱”。死虽是自然的规律、最终的结局，不愿死也终有个死，但死却可以提前，自己去死。是的，既然如此，我为什么还不去死呢？　　

    你给我讲过息夫人的故事，那位春秋时代息国的夫人，因她的美色，还有她的丈夫的鲁莽不慎，招来楚国的兵祸，国破家亡，被楚王掳去为妻，虽生下孩子，却从不开口说话，以表示自己对命运的哀怨和抗争。但她毕竟是苟且的，她为什么不死呢？她如果早把自己付于一死，不就什么耻辱也不受、什么痛苦也没有了吗？可见死是很难的。我考虑过死，却总不想去死，我有我的难处，我有我的留恋，真是“千古艰难唯一死，伤心岂独息夫人”！你以前对我讲的这个故事，好像成了对我的一个预言。　　

    我真是好留恋啊！最让我留恋的，却不是生命、不是未来，而是那已经在人世不存在了的，我如果死了，它也就从我的心中消失了，永远地丢失了，完全地死了。现在，我没有死，他就仍活在我的心里，天天陪伴着我，白天夜里时常在我身边，跟着我，和我说话。我时常看到他睁着眼睛看着我！多么听话，多么哀怨，不管是我要入睡的时候，不管是我在田野上劳动的时候，只要我一想，他就会到我身边来……　　

    阻止我去死的，还有一个东西，就是不服气。我自问不是一个坏人，怎么成了劳改犯呢？我自问并不是要害死我的孩子，怎么以此定我的罪呢？我好好的落到如此地步，谁对我负责呢？法律真的如此严峻，一定要这样惩罚我吗？法律到底是为人的呢，还是捉弄人的？我的生活、工作、人生都才开始，我是可以为社会服务的，为什么让我突然无价值地掉下深渊？我的一生就这样定了吗？国家培养我成了一名医生，国家又这样处理我，是合算的吗？人的一生可以是这样的吗？命运为什么不可以是另外的样子呢？我就这样去死、去了结我的一切吗？郁平，谁能回答我？我一定要得到这个回答！　　

    生命是美好的吗？这真是一个“理论”的问题，因为在现实中已经有了回答，这个回答就是我，请看，我的生命是美好的吗？生命如果都这样“美好”，谁愿意有生命呢？　　

    但生命又确实是美好的，就连不幸的生命，似乎也是美好的。不幸能让我伤心，让我忧郁，让我悔恨，让我自责，让我深思，让我悲怨，让我坚毅，让我强大，我亲手害死了的孩子也还能让我有梦，被判了刑、劳改着的人也毕竟都还在一种“生活”里面，始终在观看、品尝、体会、经历着人间情景，像有一支忧伤的曲子始终在心头萦绕回旋、绵绵不绝，生命从中得到着很特殊的刺激和喜欢……女犯们都说，人在正常死亡时，是感到很“美好”的，眼前会出现美景或是亲人，事实上我好像也已经有过一定体会，那是光明的欢乐的……　　

啊，生命啊，我对它的体会在加深，我爱我的生命，我留恋它！郁平，就让我独自走向我的未来的生活吧，只有“孤独”对于我才是最适合的……　　

(第二部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