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之苍苍第三部

长篇小说《天之苍苍》(三部曲)第三部
终 结
沙黑 著　　

　　注:文本中符号□代表的字,为“上父下拜”，需要造出来，然后运用“编辑”里的“替换”指令，即可全部替换。　
　
　　我爬上了山顶，　　
　　回望西天的光景；　　
　　太阳在云彩里，　　
　　宛似一个血殷的伤痕。　　
　　——托马斯·哈代《诗选》　　
　　日期像是驿站，　　
　　命运之神　　
　　就在那儿换马，　　
　　教历史换调子。　　
　　——拜伦《唐璜》　　

　　目录　　

　　1,雪夜  
　　2,解放 
　　3,形式  
　　4,乡野  
　　5,聚散
　　6,进退             　　
　　7,无妄 
　　8,有惧　　
　　9,砸烂　　
　　10,侦察　
　　11,抢枪　
　　12,芦荡　
　　13,骑虎　
　　14,叫将　
　　15,郊血　
　　16,终结　

　　第一章   雪夜　　

　　一　　
　　北风在高墙外轰轰巨响，不时发出尖啸；大雪打着旋儿，急速又悄无声息地，源源不断、从空而降。郁平瑟缩着站在牢监的木头栅栏门后面，听着外面北风呼啸之声，望着天上落雪，感到世界上一切都已停顿，唯有苍茫寂寥。而雪，却渐渐把天井下白了。他不知道这种古老的牢监为什么使用到现在，或许只是由于人们对此无暇顾及，并且也无紧迫需要，因而也就没有任何改进。但改进了，又意味着什么呢？而且也许就不能好好看到这番下雪的景象了。
　　他的牢监朝阳，是在第一排，后面还有着一排，再后面是他在外头时早就注意到的古老的巍巍牢墙，此刻它岿然不动挡住了肆虐的寒冷的北风，一任它在外面狂怒、回旋、咆哮。人类何时能消灭监狱？看来这很茫然。监狱是测量人类状况的一个标尺。不同时期监狱里的住客不同，多寡不同。不同时期的刑事犯可能有相同之处，但促成其成为刑事犯的社会背景却又会有所不同。这也是一门学问，一门研究不幸、而且还要来处理这不幸的学问。　　
　　他本来是关在后面一排的，进入冬季之后，把他调到前面一排来了。至少这在客观上是一种照顾，他心怀感激。为什么要照顾他呢？或许因为他毕竟是个知识分子，还可能因为他算不得真正的罪犯。看守所的人定然是凭着一种良知与同情这样做的。但也许只是一个偶然，只是他不知为何要自作多情往好的方面去想，他在思想上常常犯这种懦弱而且天真的错误。　　
　　他目光所及的右边那一排后面的一排，就是女牢，以前乔丽就关在那里。现在乔丽不可能知道他被关起来了，当然还是不要知道的好。那一望无际的海滨农场的冬天极其寒冷，乔丽给他写来的长信中说到过这一点。这大雪正在那广阔的长满麦苗的原野上以更大的气势纷纷扬扬下着呢。感谢学校里的好心人，让看守所转交了这封来信。还应当感谢邮政局的人，他们的毫无差错的工作实在值得引起敬意。革命并没有打破这些方面的秩序，可以叫做“传统的、固定的、不言而喻的秩序”。古代好像也是这样，“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邮路是依然存在的。看来，一个社会拥有这种“传统的、固定的、不言而喻”的东西越多，基础就越厚实，就越经得起折腾。现在，这封信珍藏在里面一件褂子的口袋里，给他思念，给他温暖，给他信心，时常拿出来看上一遍，慰藉自己的寂寥，有时不禁潸然泪下。他写了回信，安慰和劝告了乔丽，最后说到目前学校里和社会上正在开展运动，事情多，以后有空再写信给她或者去看望她。言下之意，让她暂且不要写信来了。这封回信他交给看守所，请求能给他寄出。后来所长告诉他，寄出去了。这上头他心里也很感谢这个所长。在属于生活方面的事情上能够给予方便，这就是人道主义了。乔丽没有再来信，看样子是理解了他的暗示。终于跟乔丽又有了联系，而且有了心的交流，这让他想起来就有些激动和得到安慰。现在他当然格外急迫需要跟乔丽见面，但他偏偏这样被关了起来，身份上应当说是“有现行破坏活动的内定历史反革命分子”，这罪名可不轻呢。　　
　　那是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他被关进来四个月了，从还很炎热的初秋，到严寒的深冬。他不知道高墙外面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到了何种程度，但空中传来外面的口号声之类使他判断到，市委门口不时地又闹得厉害一些起来了。他的心不由得随之怦然跳动，似乎预感到以前发生过的事情又要重演，也就是说，“闹革命”的学生可能又要来把他释放出去。他不由得就肯定着学生们的斗争是正确的。当然，假如他真的又被他们“解放”出去的话，他也不至于就会公然地表示对他们的支持，头脑依然是要复杂一些的。因了自己的“历史污点”和年龄的关系，他对他们只能是敬而远之，默默为他们担忧，也祝祷他们不要犯错误、并且有好的结果。　　
　　这样目标伟大、气势恢宏的运动，不知为何竟在他身上纠缠不休，简直没有道理，即使就亭州这么一个小范围来说，也不应当是这样的。但事实，或事实的一部份，却正是如此，也许就像这些从空而降的雪花一样，为什么采取猛烈地打着旋儿降落的姿势，为什么降落到这里而不是降落在别处，是可以从北风、从高墙得到说明的。他“文革”以来、甚至包括以往的人生命运，也都可以从外部的遭际、从自己的情况来得到说明。天人合一，他的事情可以说广大到跟老天爷都有关系，只是因为他的渺小，渺小得像一片雪花，所以这种说明也就毫无价值、毫无必要，不会有人去加以考虑，他自己也将遗忘。事实反正就这样发生着，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如果你觉得奇怪，可就是你自己的脑筋有问题了。对于你来说，也就应当像一片雪花，放松自己，不作无效的努力，无须问为什么，一切坦然就范，到处随遇而安。但不要以为雪花就没有知觉，一片雪花就是一个哲学家，而即使一个哲学家，也只是一片雪花。哈哈，这样去想，也就畅快，近于庄子，迂阔、雄阔、辽阔，无边无际，达于忘境，乐在其中。　　
　　天色渐晚，风小了些，雪下得更大了。外面押进一些人来，都抱着被子，缩着头，样子狼狈、匆忙，被分散开去。其中一个被带到他这里，虽然是低着头的，并且还在栅门外面，他却早已看得很清楚来者何许人也，真正感到震惊和奇怪。牢门被打开，这个人走了进来，牢门关起。看守所人员在外面很温和的说：宗市长，只好先在这里挤一夜，明天再调整！言罢也就关好牢门，响着钥匙，公然的就上了锁，转身而去。　　
　　他动弹不得似的僵硬着，侧身站在那里，好像呆呆地朝着对面的墙，那墙角之下放着一只马桶。他所注意的，却是身旁这位刚刚进来的人，只是不知为什么他没有把身子正过来朝着这个人，也没有开口问候一句什么话，头脑出现空白，中了魔法似的。宗进庭一进来就把抱着的看守所的那种被子扔到铺上，并且坐到铺边上，低了头想自己的心事。从走进这间牢房，到在铺边上坐下来，并且时间是一分一分的过去，好像就没有看到他这个人、就没有考虑到要跟原先住着的这个人打个招呼，哪怕是抬起眼皮稍加一瞬也没有。就这么旁若无人，就这么不把别人当回事，就这么成了这屋里唯一的一个人似的。他先是被宗进庭这种习惯成自然的王者之威、权贵之气镇住，后是感到有几分好笑，最后还是回到最重要的疑问上来：身为市委主要领导之一的人怎么可能来坐牢？跟宗进庭一起被押进来的是几个什么人？到底怎么回事？又发生了什么翻天覆地的事情？是一个事件、还是一种结局？但不管怎样，这可能与他有关呢，是他写了传单公布了宗进庭的“历史问题”，而那个问题要真的追究起来是很可怕的！他不由得一阵愧疚。他想跟宗进庭谈谈。　　
　　他轻轻地在铺边上坐下。宗进庭这才侧目看了同牢监的这个人一眼，随即就受了一惊似的站起，站到栅栏面前，朝着外面纷飞的大雪。显然，刚才确实一直沉浸在自己的事情里面，竟然就一点儿也没有注意到这牢监里除自己而外还有一个人，并且这个人竟然是郁平，冤家对头，狭路相逢，身份突变，有着很大的嘲弄意味。　　
　　他能理解宗进庭刚才那种精神高度向内、对外视而不见的情况。他也能体会到宗进庭这样一落千丈所受的刺激有多大，能想象到宗进庭有着什么样的恨意，像火一样在心中熊熊燃烧，永不熄灭。但此时此刻，他对宗进庭竟然进了牢监，并不感到任何的快意，他倒是有着对宗进庭作为一个人，特别是作为一个身份高贵、性情高傲的人，忽然落入这一处境的同情，因为这对宗进庭而言，似乎首先意味着是一种极大的屈辱，至于受到的打击，倒不一定很在乎。可恨的是作为国家专政工具的看守所，也就这样视为犯人接收和对待了他，稍可安慰的是，看守所工作人员仍对他表示了一种尊敬。而最令宗进庭痛苦的问题是：一切为什么就这样发生了？显然，宗进庭一直固执地沉浸在这一追问之中，并且还没有得到能让自己稍安毋躁的答案。郁平从心里这样理解和原谅了宗进庭。看来还是只有自己委曲求全、先开口说话，因为宗进庭毕竟是宗进庭，而不像你郁平反正是屈辱惯了的。　　
　　他将开口，心里就涌动着由衷的亲近和同情，好像有家乡原野带着稻叶清香的空气、带着草秸香味的炊烟向他吹来，他就开了口，他说，你……怎么……你……　　
　　他不知道应该怎样说才最为恰当、最能表达那种由衷的心意而不被误解，但似乎这样语无伦次、言不达意也就是最好的。万事开头难，开了头就好，宗进庭虽然没有立即答话，却是听出了他的问候和关心的意思，还有那种由衷的诚挚之情、乡土意味，也就屈尊回转身来，重新坐到铺边上，跟他坐在了一起。这可算是放下身份、示以平等，很难得的。他甚至感到一阵怜悯，进而感到了某种希望，那种能够破除一切壁垒，好好交谈起来的希望。　　
　　你不感到意外，不感到突然吧？宗进庭侧过脸来问他。其声温和，其容微笑。这高傲的人，不耻下问的样子，但骨里保持着居高临下的尊严，而且以攻为守，随时准备回敬他的任何不恭，打击他的任何快意，从精神上把他踩在脚下。荀子说得对，“虽以见侮为辱也，不恶则不斗”。宗进庭坐了牢是受了侮辱，恰恰跟他这个冤家坐在了一间牢房，对他的厌恶是加倍的了，所以从本能上就有要跟他斗一斗的意思，只是毕竟是宗进庭，所以尚且含蓄着、忍耐着，就看他郁平是否识相了。　　
　　他是识相的。他避开锋芒，不计较在无形中所受到的、已经习惯成自然的对他的人格的贬抑、蔑视，还有这种居高临下、视人为敌、外松内紧的狡诈权谋，而立足于质朴，却也不卑不亢，就事论事回答说，我感到意外，感到突然，但这种意外和突然也不是不可思议的，既然事实已经发生了，那就是可以分析的，总有个来龙去脉，总反映着事物的某种方面。我关在这里三个多月了，不知道外边的情况怎么就发展到了这一步，这让我感到意外，而且感到突然，甚至还感到有一点快意，你对我的提问是很尖锐、很准确的。不过，我已经到这步田地，你也不必对我想得太多。　　
　　宗进庭嘿嘿地笑了起来，说，你是善良的，也很有骨头。看来我们之间是能够说话的。那么我反过来问你，你当时对于自己被关进来，是不是感到过这种意外和突然呢？我问你这话，没有别的意思，可以说只是一种……　　
　　一种好奇。　　
　　就算是这个意思吧。　　
　　他说，当初我对我自己被关进来，确实感到过一点意外和突然，不过，很快就理解了、想通了，因为符合逻辑，本来就随时有可能，只要形势适合，给出一个契机就行。而现在你这样，是不符合通常的逻辑的，以常情而论是难以理解的。过去形容我这种人，“推一推”就会“掉下去”，也就是掉到像看守所这样的地方来，被剥夺掉一个人生活的权利、工作的权利、名誉的权利；“拉一拉”呢，那就还能勉强容许在人间正常的社会里活下去，给一口饭吃。更生动的说法形容我这样的人，本来好比是站在茅缸边子上。　　
　　宗进庭一笑，显然增加了听的兴趣。　　
　　他继续说，搞文化大革命了，这是很大的政治运动，像我这种人，不要别人提醒，自己就要加倍小心，不但不能乱说乱动，而且要明白自己在别人眼中是一个反面教材。社会上称我这种以前运动中挨运动下来的人叫做“老运动员”。有这些原因，运动初期我被作为某种象征、服从某种需要而被捕，虽然自己痛苦，也不能说很意外。当然，也不能说我就心甘情愿、诚惶诚恐，因为这里面有个小小的情况，你可能比我本人还清楚，就是我的问题根本是个错案，我不应当算是有问题的人，对于我的所有惩罚都是不对的。　　
　　停顿了一下，他继续说，但尽管如此，既然我的身份被认定是灰色、黑色的，来了运动就只有拿我当灰色黑色的对待，这是没法还价的，那么我只有暂且服从这一逻辑。我不可能被别的逻辑容纳，比如，我不可能继续拥有我出事以前的身份，那个身份说明我是革命队伍里的一员，意味着拥有稳定的工作、一定的收入、较好的住房等等。当把我逐出这个队伍的时候，无论我认为自己多么清白忠诚，我的内心多么愿意做一个好人，我在工作上多么能够做出成绩，都不行，根本来说，组织上不认你这个人了。　　
　　这正如外国某个作家说的，人是生活在他人的目光之下。但难道，他人认定了你的本质，就算是你的本质吗？对自己的本质最清楚的不是自己本人吗？所以，对这个人来说，积极的态度应当是据理力争，努力证明自己的本质，这是最重要的。　　
　　假如我本来就不以做一个好人为荣，那我被关进来就心安理得，只好比换了一个住处罢了，但我本来并非如此，我本来不但愿意做一个好人，而且还愿意做一个思想进步的和比较有用的人。　　
　　一切的痛苦最后都集中到心里去，成为对自己的疑问：你确实做了坏事吗？你确实不是好人吗？你确实应该失去工作、收入、住房等等吗？你往后怎么过？你如何还能在被冤枉为坏人、受到专政或半专政的情况下，依然能有生活的信心？依然还想让自己做一个比较有用的人？一个人失去任何价值的痛苦，好像比家破人亡的痛苦还要痛苦，但真的家破人亡之后，才知道家破人亡的痛苦是更加难以承受的，它进一步向这个人否定他的存在价值，这时候，这个人差不多自己可以去死了。　　
　　一阵沉默。他对准着开掘自己的痛点要说出全部的体会，不觉就说得很沉痛。他似乎等着宗进庭说一句什么，但他其实并不期待，而宗进庭却坚持着一声不响。他转而恼恨自己，为什么不能表现得较为高傲一些呢？他是在乞怜吗？他是在利用宗进庭此时的处境来让宗进庭有所内疚吗？他转而说，也许我不该、不必在这个时候谈到这个问题，对不起。　　
　　宗进庭说，不，你没有说错，你说的全对，是这么回事。我在这次运动中被认为所犯错误，也就犯在这个方面，镇压群众，草菅人命，还有拿群众当阿斗、把自己当诸葛亮。这个我已经有所认识，但当然，我也有我的保留意见。过去我心中只强调我们那一套的合理的一面，而对不合理的一面，虽然也不是没感觉到，但好像认为无法避免、就应当那样做，不心狠手辣不行。群众现在得到毛主席给他们的一个词，说你们这是“资反路线”，这个说法在我们心中也不是一点都不承认，但到此时此刻为止，从根本上说，我还不能改变我的思想、不想动摇我的立场。我们是想把运动控制在正常轨道上，我们有我们许多正当的考虑。但我们那么自信那么习惯所认为的正当考虑，这回却是不正确的了。不正确到我这个人要被关进牢房里来的程度！这，真是一个大笑话！　　
　　当然罗，如果不打击我这样的人，我就不能认识到我的错误，我就会坚持我的错误，还会继续玩花招、镇压群众。文化大革命斗争激烈到这个样子，确实也是跟我这样的人有关，一个巴掌拍不响嘛。毛主席这回好像要帮着群众跟我们把这个理扳平，要让我们承认群众造反有理。但毛主席大约并没有叫把我这样的人关进来。群众把我关进来了，要让我这样的人嚐嚐关进来的滋味，这确实让我多少有点冷静下来，多少有点理解了。但我还不能达到你那样的痛苦，我一没有被开除公职，二没有正式的组织处分，三没有说不发我的工资。　　
　　宗进庭能够这样回顾运动，甚至承认有所不对，能这样说老实话、讲真实的心情，令他有些感动，距离一下子拉近了一些。他反过来劝慰说，运动中的问题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也不是某一地的事情，过去确实是有一种不言而喻的逻辑的，想不到这回的逻辑不一样，好像完全相反了。就连我这样的人，心里面其实也是有点吃惊、很疑惑的，但当然，我有感到高兴的一面，我认为这是社会的一种进步。我不好跟你相比，你也不好跟我相比，你的地位和情况跟普通群众不一样，但我其实很理解你……　　
　　宗进庭以手示止，说，你不要来原谅我，也不要来理解我，我说我运动中有不对之处，不等于我就认为过去的逻辑全不对，更不等于我认为现在的逻辑全对。我对于我被关进来，跟你一样，也不特别感到意外和突然，也认为是可以分析的，一切都只不过是一种历史过程。我是有我的看法的。　　
　　宗进庭引起了他的尊敬。他本来的意识中有点轻视宗进庭，现在他愿意跟宗进庭深入交谈任何问题，只要宗进庭愿意。不过，宗进庭在某些方面对于他，仍然是高高在上的，好像坚守着一块坚硬的“世袭罔替”的地盘，而这种高高在上和相应的某种坚硬的意识形态，最为他所不满和痛恨，他体会自己有一种平民意识，而且也比较坚硬。　　
　　风小了些，雪却似乎大了些。天井当中不高的木头电杆上，搪瓷灯幞下面，那孤零零的灯泡亮了起来，虽不算很亮，却也在空中划出一道界线，分出黑暗与光明。雪花从上面的黑暗中有如无数飞蛾一样扭动着身躯扑进灯光里，纷纷扬扬，惊心动魄，像被强大无情的命运所主宰一样身不由己、飘落到自己生命的终点。　　
　　对面牢监都放下了草帘，以挡寒气。　　
　　你今年多大？宗进庭问他。虚年三十九，四十岁就搁在头上了。他回答。心里不由得又触动悲哀，竟然这个岁数了，而乔丽是三十一岁。他们二人不但两手空空、一事无成，而且身陷如此困境。给他们造成这一命运的人就在眼前，过去在想象中不知痛恨了多少回，但此时此刻面对活生生的人却恨不起来，从心底也找不出幸灾乐祸之感，好像人生本来就该这样白吃许多苦而最终却会让你理解和原谅了一切。　　
　　你三十九，我四十五了。你的传单出来之后，杨书记说过，以后要对你的问题重新调查，还有你的爱人的事情。我把这话告诉你，让你增加一定信心。等到这个运动结束，就可以开展正常工作了。那时即使还让我工作，也不会再经手你的事情，但我是愿意你的处境得到好转的。我注意到你的材料含有改正的基础。但以前我不想、也不能给你改。以前我是有冷酷的一面的。我是借着一定的机会，坚持了我个人的东西。这件事我对不起你，也对不起你的家庭。物极必反，现在我还有好多苦头要吃，不光是因为你的问题，但其中也包含了你的问题，这不怪你，只能说是我自己造成的……　　
　　他想不到宗进庭这样干脆，而且对他、对他的“家庭”，说了“对不起”，这包括了乔丽和亮亮。虽然这时的宗进庭不能代表组织，但他却就像听到了组织对他讲了诚恳体贴的话一样，他被触动的苦难和委屈让他的眼里顿时满含泪水。他转身望着飞雪，控制着汹涌而至的情感的波澜。　　
　　郁平，你可以骂我几句，当然，骂了也没有用，我给你带来的损失是很大的，是无法弥补的。这我知道，我一直心里有数，我不仁，但不麻木，我的快乐是建筑在你的痛苦之上的，其实我也没有得到什么快乐，这对我也是一个恶梦，无法摆脱，我很顽固，我做什么事都很难回头。从这个角度上说，我这人可能就应该这样被群众送进来嚐嚐滋味。群众为什么最恨我呢？因为他们看出我来了，他们最不喜欢我这样的人。但我这次吃的苦，比起你，实际上还差得很远。这已经是很难扯平的了，现在并没有开除我的公职，也不可能把我的老婆用个名目判刑十五年，不可能让我的某个孩子也人为地失去生命……　　
　　不不！他抑制不住一种激动说，你已经说了“对不起”，这就行了，打个不恰当的比方，这就是“言下见性成佛”，再说什么就是多余的、完全不需要的了。过去的已经过去了，难道一定要让别人也把不幸重复一遍，这世界才算公平吗？我怎么能这样想？如果照这个道理，世界就只有没完没了的仇恨和战争。这真涉及一种很大、很大的道理……这时他感到自己的心真是太好了，好到是否有些虚伪和漂浮了？因为事实上世界恰恰不是这样好，可能永远也不是这样的。　　
　　说到此，他很难过，停了一下，他问宗进庭，到底你们是怎么被关进来的？别的还有什么人？市委是个什么说法？这是群众运动，你不要过于放在心上，你的根基还在，一切要看最后组织上怎么说，组织的结论才是算数的。　　
　　宗进庭说，一起送进来的还有好几个中层干部，包括“主力军”方面的头头。真是“史无前例”，建国以来不曾有过，虽然不算是组织的处分，但组织也是被迫点了头的，要不然送不进来。　　
　　他立即说，组织是权宜之计，也可理解为一种保护措施，不是吗？　　
　　宗进庭一笑，说，你说得对，不过，毕竟也是咽下一口恶气，弄不好要气死人、吓死人、弄死人的，这种情况下，有时就连高级干部也会死得不如一条狗。另外还有一半你没有说到，你可能也不了解，我这样被关进来，也不等于最后就一定没有事，最后组织上对我就一定不会有什么处分，这个包票现在不能打，现在还看不清，也不要那么太乐观了。　　
　　为什么？他问。　　
　　上海来了个“一月风暴”，造反派夺了上海市委的大权。这你知道不知道？毛主席夸奖了“一月风暴”，说，这是一个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这你知道不知道？　　
　　他惊讶着，困惑着，开始努力理解毛主席的话。　　
　　宗进庭说，这就是我在亭州被关进来的最大的政治背景。所以，群众能把我关进来，也是不容易的，也要乘着这个东风、借着这个势头才行。最后我如果能平平安安、完好无损的出去，那同样也不容易，也要有个什么形势。一切比你我所知的还是要复杂一些，我作好了两种准备，而不只是一种准备。　　
　　他说，只要你没有硬伤……　　
　　是的，只要我没有硬伤，没有贪污腐化，仅凭运动以来我在工作上的问题，哪怕加上历史上的问题，是处理不了我的，但可以说性质很严重，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这话你能理解吗？你也许是能理解的，但我不能理解，我为什么不知不觉就掉到另一个阶级里去呢？我成为资产阶级、或者资产阶级代理人了吗？资产阶级在哪里？我怎样做了他们的代理人？能这样从自己的党内、从直接管理着国家的千百万干部里划分阶级吗？还是就一种意义来说的？阶级不阶级暂且不说，理论上是怎回事也暂且不说，这样折腾下去，会不会走向反面，真的乱到不可收拾？人做事是可以不顾及现实情况的吗？你倒是说说看！　　
　　宗进庭确实有着思想的痛苦，而且这思想的痛苦，大于被关进看守所的痛苦。　　
　　二　　
　　他好像有义务帮助宗进庭摆脱这种痛苦，他谨慎着试加回答说，马克思、恩格斯说过，在某些带着较大概括性的问题上，意识有时超过了当代的经验关系。就是说，意识有超前性，在某种重大问题上，事物才露头、刚萌芽，它就能作出深刻认识，从而对实践具有较长远的指导性。成语“见微知著”，说的也是这意思。这种超过当代经验关系的意识，毕竟要到往后若干年才能为普遍现实所证明，从而得到普遍理解，所以在这之前，就应当是不太好理解的。所谓“较大概括性问题”，就是重大问题，但因为才是苗头，一般人看不清它，也想不到要去做理论概括，或者不知道怎样概括，结果就处在浑沌朦胧境界。只有优秀思想家、政治家敏锐地抓住不放，作出了深刻正确的概括。马克思从巴黎公社短暂的存在，概括出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新型的社会政治形态，它所要建设与维护的是社会主义社会，这个理论概括的巨大深远，一百年来的历史证明了它的现实性，比起三百几十年来的资产阶级专政及其社会，它虽稚嫩，却相信自己代表着未来，这并不排斥失败与复辟的可能，事实上巴黎公社七十天就失败了，革命所针对的一切又都复辟了过来。毛主席就是立足于这种可能的失败与复辟来考虑问题的，但认为，由于主客观原因，虽然会有曲折与复辟的可能，最后的胜利仍然应当属于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　　
　　“先知先觉”这个词，说的就是“意识超过当代经验关系”。但跟“见微知著”一样，总要以哪怕最起码的“经验关系”为前提，并非凭空而来。道家的那两条画成一个圆的阴阳鱼，凡人看那白鱼就是白鱼，黑鱼就是黑鱼，有道之人却能从白鱼的黑点看出它其实是一条黑鱼，从黑鱼的白点看出它其实是一条白鱼，并且这种黑白的演变是周而复始的、永远不会停止。佛家也是这样，它提出“过去，现在，未来”的概念，相对应的，是“已说，现说，当说”，还有“已成，现成，当成”。　　
　　你刚才所说毛主席的话，大约就可以从这方面去理解。并不是真的现在就这样划分阶级，比如说群众是无产阶级，干部是资产阶级，不会是这个意思，也没有说要这样做。虽说是“见微知著”，明明才是“微”，就要按照“著”去处理，那就很勉强，不为现实所接受。等到“著”了，事情很明显了，多数人都看得很清楚了，多数人才会理解。但对待资本主义复辟这个问题，总不能等到它成了气候，再去处理，到那时叫做“羽翼已成，横绝四海”，而且四海的资本主义为了“世界贸易”的利益，都会来帮助它的成长，那时“牛过了河拖尾巴“，就迟了，那时不是你去处理它，而是它来处理你了。所以现在要发动大家来“反”和“防”，要把“反修防修”跟“亡党亡国”联在一起来说明它的重要性。这倒底是逆天行事呢，还是顺天行事？那就要看是站在哪个天的角度来看问题了。　　
　　毛主席把“一月风暴”定性得这么严重，就像提前多少年打出的导弹，为的就是命中多少年后的目标，是从某种实质性上来说的。反对现在的某种苗头，是为了不让它将来长成大树，南斯拉夫、苏联就是两面镜子。在那里“已成”的，有可能是我们“将成”的，如果是必然，那就是“当成”，如果不必然，那就要尽可能要防止，如果防止不了，将来在这方面就会是一场很大的斗争，而思想武器现在已经在提供出来了，实践经验现在也有了一点，这就是《九评》和文化大革命。毛主席对资本主义复辟总是发出警告的预言，这就是“当说”，当说而不说岂不失责？同样，“文革”就是“当做”，当做而不做岂不欠缺？毛主席发动“文革”，我们许多人可能不理解或理解不深，但毛主席认为，他既是当说，又是当做，他七十三岁了，留下别的遗憾不要紧，在这个最重大的问题上，他不能留下当说未说当做未做的遗憾。　　
　　伟人来自历史，高于历史，甚至大于历史。古人也说，智者过之，愚者不及。先知先觉总是引导后知后觉。道家不主张把超过当代经验的意识说出来，“先识者道之华而愚之首也”，容易得罪人，群众也跟不上，不符合明哲保身的原则。道家含光混世、和光同尘，把见到的“微”放在自己肚皮里不说出来，阴柔退缩无为。毛主席用世有为，认识真理、实践真理，推动前进。就拿“反修”这个问题来说，就我们一般人所知，至少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当中，已经很明确地提了出来，至今十年了，这个问题经过了反复深入的考虑。从实践的一面来说，也不能把群众说成后知后觉、说成愚者不及，因为毛主席的主张就是从现实中来、从群众中来的，来自实践又回到实践。毛主席不会认为自己是先知先觉，他说过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他高呼人民万岁，他始终站在实践的和人民的立场。而且光是实践的立场还不行，还应当是人民的立场。　　
　　哈，你分析得好，滴水不漏！　　
　　他按自己的思路继续说，中央要求经过运动最后达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一个“经过”，一个“最后”，一个“以上”，既说了过程，也说了结果。把你委屈到这地方来，就是过程之中的事，但还不是“最后”的结果。打击面不足“百分之五”的这个结果，好像可以否定运动的实质是两个阶级的斗争，但其实不然。干部是掌握政权的人，他们多一分无产阶级领导意识，资本主义复辟就减少一分可能，社会主义就多一分保证。毛主席想来想去，把根本的保证交到人民手上，让人民关心国家大事，让群众来制约干部。其实在井岗山时成立“士兵委员会”就已经这样做了，保证了红军与旧军队划清了界限，保证了胜利。所以，文化大革命，表面上是人民内部在乱，从实质上说，是无产阶级在进一步战胜资产阶级。这样理解毛主席那样讲“一月风暴”，就能理解得通。团结了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跟强调这个运动的阶级实质性，就不是矛盾的了。如果理解成群众有犯上作乱的本性，而毛主席加以发动利用，这行吗？如果真的这样看待运动，这个运动就应当被否定，那带来的问题就更大，甚至可以说，一定程度上就意味着资本主义复辟。所以毛主席要从两个阶级的斗争上强调“一月风暴”的实质。毛主席坚决要打出“反修防修”这枚导弹，坚决地当做则做、当仁不让，他摁下了开关，反对也罢，不理解也罢，你们想怎么样也罢，他要命中的是多少年后，那个在实践上已经完整地出现于南斯拉夫、苏联，在理论上完整地总结在《九评》的目标。毛主席经过了组织程序，是党的中央委员会举手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然后交到群众手上，是党在领导群众，这跟共产党几十年的奋斗道路一脉相承。　　
　　宗进庭好像倒抽了一口冷气。　　
　　他也好像从一个梦呓中醒来，说，我只是尽力试着回答你的提问，并不代表我的观点，只是一种逻辑的演绎，好像是自动从嘴里说出来的，好像也不知道说的是些什么。　　
　　宗进庭点头说，你讲得可以，确实是一种道理。　　
　　那么，你是怎么考虑的呢？他大胆而又小心着请教宗进庭，并且觉得自己的心脏因为敏感到某种政治性的恐惧而乱跳起来。　　
　　宗进庭冷笑道，有些事情不是现在能考虑得了的，我就不说了。我们活得长一点，走着瞧吧。你读的书比我多，不是说“天道好还，无往不复”吗？不是说尊重实践吗？我们就等着看怎么“还复”过来，实践会有什么变化，然后在那个基础上再往下看。起码，作为一个国家的基本的东西，是一定要“还”过来的。超前的意识毕竟是超前的，而不是现实的。既然苏联变修了，“文革”这个导弹打到到苏联去，才适合。提前打出去的什么弹，在眼前爆炸成这样，把我都炸到这地方来了，怎么行？病人能为一点小病，就让医生在肚皮上乱开刀吗？　　
　　他听了不觉毛骨悚然，对宗进庭十分敬畏，甚至对刚才的夸夸其谈也有点愧悔起来，而觉得自己一介书生、浅薄无知。他也就从所讨论的这一始终令人胆寒、考虑不出一个确切结果的题目上避开，考虑起自己的事情来：到底在什么样的局面下，能使自己的那个小小的“历史问题”，尽快得到杨书记说的重新调查呢？是应该寄托于上海的“一月风暴”呢，还是应该寄托于宗进庭的“还复”？但这样一考虑，就好像需要他做出一种政治抉择似的，这很可怕，也不是他所愿意做的一件事。恍惚之中他好像又置身于家乡的漆黑的田野上，又变成了那个身不由已的少年，而手中将被强行塞进一把手枪来！算起来岁月逝去二十年、时代经历好几个，命运好像仍在原地打转……　　
　　他看了一眼宗进庭，感到从禀性到养成都跟他正好相反。宗进庭始终都是一个能将现实之命运把握在自己手中的强大的人，即使被关进牢房也一样，而且好像已经暗中扼住未来的咽喉了！宗进庭心中一定从不会被什么东西缠着。这种人干干脆脆，思想保持一条挺拔有力的直线，令人望而生畏。难道他应该向宗进庭做出某种表示？表明自己的立场是站在他们这一方面，而不是站在那“超前意识”或“一月风暴”方面的？这也就相当于接过并且握住了命运向你手中塞来的手枪，到时还要比以前还明确地敢于朝着某个方向“砰”的一声把子弹打出去！这简直是投机、背叛、屈膝投降，但好像也很自然！　　
　　要把他关进来的明明是宗进庭多少已经承认的镇压群众的路线，要把他放出去的明明是学生们那样奋勇维护的毛主席的路线。这样尖锐的矛盾，他从前不知道、也想不到；但现在是知道了，而且仍是眼前的现实；你要问一问自己站在哪一方面？你要有是非的判断、立场的选择。难道你打算忘恩负义、违背良心吗？难道你连做一个中立的人也没有勇气、一定要卖身投靠吗？奇怪的是，你怎么就知道正在坐牢的宗进庭反而是强大有力的呢？过去简直不能相信还有不拥护毛主席的，更不能相信毛主席面前还有如此难以克服的障碍，宗进庭这样的人就是其中的力量之一，要说是比三大战役还要难攻，并非夸张，问题真是大了，就连他这样微不足道、蝼蚁一样的人，实际上也已经潜在地、自然而然地发生动摇和叛变了。真是可怕！　　
　　在意识惚恍中，他觉得毛主席好像成了盗火给人间的孤独而悲愤的普罗米修斯！难怪马克思特别喜欢古希腊的这个剧本。马克思其实也是这样一个伟大的盗火者。　　
　　然而，他发觉，他的某种良心还是站在学生和毛主席那一方面的。但良心是一回事，现实又是一回事。他不但思想无力到难以明确回答那些越究越深的问题，而且感到整个人都陷入最为深刻巨大的矛盾漩涡之中去了，情况比漆黑田野上身不由己的少年还要糟糕，所谓自己的那个切身的问题已经显得微不足道了。一种无限下旋之感让他头晕目眩，似乎站立不住。他脆弱地哼了一声，很想就地躺下来，要防着好久不曾再来的那种红红黑黑、心中欢悦、即将昏死过去的情况重新到来。他扶住栅栏。　　
　　你怎么了？不舒服？宗进庭走上来扶住他。恢复清醒似乎比以前快了一些，他说，我，刚才不知说了些什么，说多了，头晕了起来，有点站不住似的。　　
　　宗进庭说，你是营养缺乏吧？你被关在这里，几个月不出去了。但你刚才说的，很有思想，很实际。你没有脱离时代。你在观察、思考。你关心国家大事。你言谈所及都是大问题，这些问题对每一个人来说都很重大，对抗也激烈，我们每个人都会感到难以承受。夸大地说，这就是民族的痛苦，还有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痛苦。也许这痛苦是伟大的、必然的。“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是谓拂人之性也……”！　　
　　他惶愧起来，摇手说，不，我太渺小了，我不能考虑这些重大问题，是我的渺小让我承受不住所谈问题的重大。但我也只能是我这样的人，我很早就这样作出了选择，我只能做一个渺小的文化人，一九四四年，我才十七岁……　　
　　宗进庭把他扶坐到铺边上，在他身边坐下来，问他：就依你说，你不能考虑这些重大问题，而我能，那么你想过没有，我所主张、所赞成的到底是什么？　　
　　他有点惊惶地看了宗进庭一眼。但对于这个问题，他好像早就是有确定见解的了，只是很难回答，没有想过要回答，就像天机不能泄露、也没有想到要去泄露一样。难道宗进庭想让他说破吗？这是什么心情、什么意思？刚才宗进庭说的那几句《大学》，还有一句没说出来，那正是宗进庭想说而不敢说的吧？不，他不能让宗进庭犯错误。坐了牢的宗进庭此时此地可能会有狂热的偏执的不正常的轻度精神病。　　
　　他应该给以缓解。他说，我没有想过你具体主张什么。宗进庭说，那我问你，这次运动的重点是什么？《十六条》上怎么规定的？他回答说，运动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宗进庭问，那我算不算其中一个呢？我这个当权派是不是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呢？　　
　　他惊惶地说，这个我没有考虑过，你现在这样提出来，我也还是无法考虑，我不了解。这首先要由你自己回答，还可以由你的上级、同级、下级来回答。从外面“炮轰”一顿是容易的，到里面具体指明就困难了，即使你自己，大约也未必就能明白自己。明白自己的今天，也不等于明白自己的明天。说实话，我的体会，这个运动还是重在防，而不是重在反，是提前打出的导弹，眼前并没有爆炸，它向远处飞去了，眼前只是发射基地的火光、巨响、火箭穿云裂雾的呼啸声、人们的欢呼声，人们狂热地到处奔走、激烈讨论、乃至互相打起来。眼前哪里有一个具体的走资派？看不到，目标不明显，只能说更多地是隐藏在未来，像魔鬼隐藏在你们、我们、所有人的心中，或为我们所知所觉，或不为我们所知所觉。如果不是发生了所谓资反路线的问题，运动还闹什么呢？跟谁闹？资反路线成了最明显的、最眼前的目标，但并不是提前打出的导弹在眼前爆炸了，而是发射指挥所，还有现场上，产生了一些矛盾，闹了些不愉快，伤害了一些人，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宗进庭点头说，比喻得好！某种程度上确实是这么回事。那我问你，所谓两条道路问题，你的主张是什么呢？他说，这个回答是现成的。宗进庭说，我不要你说现成的，我要你说出自己有血有肉有思考的东西。　　
　　听了宗进庭这话，他的头脑复杂起来，因为好像面临“引蛇出洞”。难道宗进庭希望他说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话吗？难道宗进庭以为他骨里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吗？是啊，一般会以为他这样出身、遭到这样命运的人，而且是知识分子，定然如此。事实上他却不是的，而这又如何能使人相信呢？虽然本来用不着别人相信，但当别人这样想当然看待你，无形的压力就很大，你就“不是其所是”而“是其所不是”了，就好像迫切需要向别人说明自己，要让人家对你“是其所是”，这往往是徒劳的、可笑的。幸好，他虽然具有这样可悲的境地，却没有成为这样可悲的人。　　
　　但他不能不回答宗进庭。他不习惯、不喜欢躲躲闪闪。他说，我谈不上有自己的主张，但十七岁那年报考新四军的学校，是我自己的选择，说明那时我已经倾向社会主义。后来在盐阜师范学习了科学社会主义课程，至今没有新的学说新的事实能让我改变社会主义信仰。后来我考上苏南新闻专科学校，提前毕业进了省报做编辑，这期间也看了不少书，了解不少事情，结果都让我进一步相信社会主义能实现于中国。组织上调我当学校领导，我再三拒绝，自愿当教员。再后来就是审干复查中出了问题。就凭这样的经历，即使吃了苦，我也没有对党不满的理由。为什么呢？没有当官，是我自愿的；审干出错案，是正常现象。一个人可以有自己对社会发展道路的看法，但那最不能从自己个人恩怨、一己偏见出发。一个人也应该有自己的个性和私人天地，但在社会国家的重要问题上，只应当服从真理。就我至今所学所知，我认为如果主张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那是不对的。这就是我在这个问题上出自内心的话。但我也并不认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已经尽善尽美，如果那样，为什么毛主席党中央要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而还要搞文化大革命呢？为什么亿万群众对于参加文化大革命有这样高的积极性、乃至可以说是狂热性呢？这就是社会矛盾、社会斗争的反映，经济学上说有需要才有市场。这种狂热性，是出于社会主义要求，还是出于资本主义要求？当然是出于社会主义要求，希望社会主义弄得更好、更社会主义一些。我并不无条件赞成群众运动中发生的一切，但也没有理由反对运动的宗旨和群众的热情。对运动怎么理解、抱什么态度，跟主张走什么道路，当然不能简单划等号。就个人而言，不能因为运动初期执行了资反路线，就一定是个走资派。不能因为参加了造反，就说明是一个坚定的社会主义者。但就整体、就本质而言，资反路线就是资本主义政治路线的反映，《十六条》的路线，是社会主义政治路线的反映。　　
　　宗进庭听着、点着头，说，你是诚恳的，你说了你的肺腑之言，也说了你的分析，我听了很满意，你是逻辑严密、出口成章啊。在这个问题上我所估计的你，也正是这样的。不过我并不担心我被定为走资派。定不了我。照目前这样，如果运动到最后像过去做工作一样要指标，要在市委常委里定一个，那当然是我。但我估计在这个问题上还不会那样硬性规定。我对我目前处境也并不沮丧、并不懊悔、并不害怕，正如你指出的，这事情不是我一个人，也不是一个地方，而是全国性的。毛主席对这个有数，毛主席从来主张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区别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他老人家不会违背自己对全党的这个一贯的教导。我看出他对“走资派”这个问题，虽然把性质说得很严重，但对人还是要当作党内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是重在过程、重在教育。但发动群众是真的。全国群众，从学生到工人，还要加上农民，都起来了，而且分别地都有中央文件支持，只有军队好像还没动。可是亭州已经闹得这样了，谁是走资派呢？能说得出来吗？比如你们学校的王淮兴靠边站、“打倒”了，算不算一个走资派？能肯定吗？还是不能！这样下去，到运动后期，也许就连一个走资派也指不出来，可是运动就跟真的一样闹过了。说是演习，但这个演习是有仇恨、有伤亡、有后遗症的！就因为“先知先觉”，防微杜渐，花这样的代价，值不值得？就算中央有几个、有十几个中国赫鲁晓夫，用这种方式解决，何必？现在不能下结论，要由历史下结论！“拂人之性，灾必逮身”啊！我在你面前这样坦白，是在这个特殊的环境里，只有我们两个人，想必也没有录音机、窃听器，很想向你这个读书人、旁观者讨教，想听听你的看法，也许你能帮我解决这个思想问题。　　
　　宗进庭竟把“灾必逮身”说出来了，他听了魂飞魄散！但宗进庭竟这样信任他，简直是拿他当作知心知音的朋友了。其实，正由于“这个特殊的环境”，本来跟他是不能说这样的话的。即使是在外面，跟无论多么可以说话的人，这样的话也是不能说的，因为这不是怀疑文化大革命吗？这不是矛头直指毛主席吗？这不是竟然对毛主席发出了最恶毒的诅咒吗？　　
　　在政治空气被这样大的群众运动无限膨胀起来而无所不在的情况下，人人都无师自通知道什么话能说、什么话不能说。就好比一九二七年湖南农民运动热火朝天之时，你即使在自己家里说农民协会不好，你家里的人也会劝你不要说；如果是在外面，那任何一个路过的农民，都可能立即向你兴师问罪，查一查你是不是土豪劣绅方面的人。这情况大约放之任何国度、任何一种革命年代莫不如此。当民主膨胀起来时，正是来自民主的专制也同等膨胀起来。假如你身处法国大革命之中，你上街或者就在家里喊“国王万岁”，愤怒的民众就可能送你上断头台；如果相反，你喊“打倒国王”，贵族的势力就会来结果你的性命。这时，双方对峙着，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一会儿是红色恐怖，一会儿是白色恐怖，并且都坚持自己的“天经地义”。　　
　　《阿Q正传》上就描写过革命年代的这种空气，就连赵老太爷、假洋鬼子这些乡村统治者，也会畏缩着一时尊称最底层人士阿Q为“老Q”了，这一笔真令人叫绝，“文革”当中又重现了。但赵老太爷这些人是心怀十倍的仇恨的，当他们被革命打昏的头脑清醒过来之后，则挂起徽章，“咸与维新”，阿Q又望尘莫及了，并且就有那最后的必然的命运在等待着他，那也正是赵老太爷这些人在推动着的。历史上被统治者的真正胜利，夺取政权之后建成要让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中国几千年来，只有毛主席领导的这一回，无怪乎人民的崇拜和狂热，并且踊跃投身于“反修防修”的斗争之中，不管面前有没有具体的“走资派”，反正是不能不跟“走资派”斗争的，一定要像真正的革命一样闹起来，欢呼这个他刚才所比喻的“提前打出的导弹”，不许说三道四！人民似乎领悟、而且接受了毛主席的超前意识。如果说“灾必逮身”，那人民也免不了以后遭受打击报复的灾难，第一件事就将是剥夺人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这种太把自己当回事的“大民主”。宗进庭将十分坚定、毫不犹豫、铁青着面孔来执行！　　
　　他打了一个寒颤。他是不能同意宗进庭的，但宗进庭这样坦露心胸来“请教”他，公布自己的“思想问题”，如果说天下有“授人以柄”的蠢事，这不就是吗？宗进庭对他这样不设防，不是宗进庭政治上幼稚和为人单纯，而是对他有一种人格信任，并且也不怕他。宗进庭在他心中引起的情感是很复杂的，在稍感亲近之余，甚至有一种本能的恐惧。对宗进庭提出的问题，他决定依然坦诚回答、直抒己见。　　
　　他说，虽然是“提前打出的导弹”，但毕竟是有发射基地的，不可能凭空打出去，我是说，从群众这一面来考察，他们好像不认为眼前就一个目标也没有，他们的“文革”并不完全是建立在假想上的“演习”。从近处往远处说来，目标有这样四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的目标，是针对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在“文革”中成了一个专有名词，有特定的所指。但这个斗争目标一提出，就来了对立面，另有一部份群众认为那不是资反路线，而是党的领导，是无产阶级专政，不可以反对。我以那个为目标，你以我为目标，我要反对资反路线，你要反对我这个反党分子，双方这就斗起来了，都宣称要斗争到底。按理说，群众跟群众没有什么可冲突的，但事实上就这样冲突起来，成为历史舞台上主要的一场戏。所以这第一个目标，就不容易有结果，如果运动不收起来，这个问题会永远纠缠下去，收起来以后人们的注意力会转到新的事物上去，但如果提到资反路线这事，可能还会面红耳赤起来。　　
　　第二个方面的目标，就是要找出本单位的走资派。群众一般不了解内情，他们只能凭着印象说某干部是好的，某干部不好，而且你这样看，我那样看，就可能出现你的矛头指向厂长，我的矛头指向书记，你要打倒的我要保，我要打倒的你要保，彼此冲突。排除个人恩怨因素，从一般角度说，群众把本单位某领导人说成走资派，所说都是很具体的贪污腐化劣迹，但他们就认定说这是一个“走资派”，写到大字报大标语上，张贴到外面来。他们一定希望干部内部能有人冲破“铁板一块”，站出来支持他们，但我至今还没有看到出现这样的干部。只不过不能肯定没有干部暗中支持某一部份群众，给他们提供材料。这就涉及干部内部平时的矛盾了，有可能是有原则的纠纷，也有可能是借着群众力量来打击异己。这第二方面的情况，特别在某个具体的单位容易出现，外面的人根本就弄不清这个单位里面在闹什么，无法判断谁是谁非，闹到最后可能一笔糊涂账，没有明确结果，大家白白地生了许多气。但客观上也能把一些问题给捅出来，把人们的社会主义觉悟提高一步。　　
　　第三个方面的目标，是关于本地区的，比如，亭州市委里的走资派是谁？本来不曾有哪个单位的人突然提出这个问题，但当群众运动渐渐超出本单位的围墙，市里出现大家共同关心的事情，比如，朝阳中学里发生了什么？怎样对待医校学生静坐？市委对运动的领导是否正确？两派学生、两派工人谁是谁非？这样就形成了本地区的一些问题，不同意见就围绕这些发生斗争。作为市委的领导人，跟运动的距离就这样被拉近，群众就观察他们，分析他们，本地区的运动渐渐就这样闹起来，竟然把你委屈到这个地方来了。到底如何，以后怎样，这仍在发展之中。　　
　　所以，这三个方面的目标已经足以使群众认为，一切不是空洞无物，是很真实的，是应当有他们所认为的结果的。群众，特别是造反一面的群众就在这样的运动中解放自己，得到锻炼。他们在以前平常的糊涂的日子里确实不曾有过这样大的民主权利，不曾有过这样的思想活跃、言论自由、行动自由，正如一句名言所说的，革命是人民的盛大节日。当然，人民过盛大节日了，你却这样受罪，这也是事实。这个事实该怎么对待，那是另一个问题。　　
　　现在是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给群众这样大的民主权利。这民主的范围，还是很大的，确实是空前的。也没有说不给当权派以民主，如果一个当权派要提出自己的看法，他也可以写大字报，没有谁说他不可以写。但干部比较慎重，他不会轻易去写大字报表示自己的立场或者为自己辩解。干部是跟着他的上级走的，他并不直接跟着中央。就全国而言，除了受专政的“地富反坏右”不能有“四大”的自由，实际上谁都有这个自由。群众对“四大”的热情特别高，因为平常他们不曾有过、或不曾运用过这种自由，那时你给他，他也不敢。干部的想法不同，他们并不特别需要这个，他们的情况和思想也要复杂得多。群众在这场运动中有很高积极性，不奇怪；干部表现出相当的冷淡、冷静，同样不奇怪。从群众这方面，可以说，即使一个具体目标也没有，这运动也足以使他们兴奋、活跃、认为值得参加。他们现在很把自己当人。一个国家社会，群众处在什么精神状态为好，自古以来就有不同看法，这是可以研究的，鲁迅在这方面特别有独到见解。　　
　　如果你认为运动带来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还要多，群众却不一定这样想，情况好像就是《共产党宣言》上说的：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这“整个世界”是什么？是每个人都来当市长、当厂长吗？当然不是的。是什么呢？也许只不过是每个人都可以揭露和批评自己的厂长、市长，都可以站出来说说自己的意见。有一种政治理想现在好像伸手可及了，就是从马克思到毛主席说的人民直接管理国家。这不外乎还是自由、平等、民主的意思，只不过是为巩固社会主义服务的，是普通百姓都享有的。　　
　　宗进庭一笑，问，还有第四个目标呢？　　
　　他说，第四个目标在中央内部，在国家上层，其结果如何，群众不能决定，也使不上劲，他们只有举手拥护。《人民日报》经常提到“中国的赫鲁晓夫”，以前我以为只是这样抽象地说说，让大家引起警惕而已，现在越来越知道这句话在现在也是具体的，八月以前这个人还处在很显要的位置上，八月以后这个人的位置就降下来了，但仍在最高层的名单上。各种说法也在流传，涉及中央的大人物，但一般的人们只有听在心里，不好多说什么，“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小小亭州，某一个学生或工人，就这样把自己跟毛主席党中央、跟平时所说的“关心党和国家的命运前途”联系起来，每天充满紧张热烈庄严重大的空气，好像正在亲身参与着乃至决定着最头等的国家大事，好像自己这一份力量也是极其重要、缺少不得的。这种情况，有令人感动之处，属于社会进步现象。　　
　　群众反正是群众，目前这样闹还不至于影响他们的生活，米价一角钱一斤，青菜一角钱三到五斤，工人每月照样有几十块钱的工资拿，有十多年教龄的中学老师工资可达七、八十元，学生呢，初中毕业了上高中，高中毕业了上大学，考不上大学就进工厂叫做参加工作了，一切都不用发愁。国家呢，连原子弹都有了，解放军守卫着边疆，全国各种大型建设项目不断有鼓舞人心的报道传来。你所担心的他们不担心，他们认为这样闹值得。从某种角度，人民确实从来没有这样自由民主过，从来没有这样被看重过。我们对学生、对青年工人、对全体人民，从来都要求关心国家大事、关心时事政治，提倡一心为公，提倡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文化大革命就检验着我们多年来这种政治思想教育的效果如何，从青年学生和人民群众表现出冲天的政治热情看，人民是听党的话的，是有很大的历史责任感的，真是“毛主席挥手我前进”。　　
　　宗进庭“嗯”了一声。　　
　　他继续说，群众现在对当权派很严格，实际上在严审他们过去的一切表现。但群众对自己的造反头头，也很严格。让自己的头头在出身成份上、在道德品行上无可挑剔，是很重要的，是斗争的需要，同时还要求做头头的人比较有水平、有能力、有负责精神。唉，我说到哪里了？　　
　　宗进庭说，讲得好，对我启发很大，而且动摇了我的不少看法，让我不再那么自信、那么激烈了，让我能从自己的立场上后退了一步、客观了一些。跟你谈谈真是有益，我们相识不晚，但是能这样交谈太晚。坐牢也是上学，这句话不假，今天你就是我的老师。他忙说不敢不敢。　　
　　突然有人敲击栅栏门，说，时候不早，不要谈话了。接着是在雪中“咕吱咕吱”走去的声音。是看守人员。但来时的声音他们却没有听到，也不知在外面听了几句没有，他不由得觉得自己有点忘乎所以了。　　
　　好吧，睡觉。宗进庭说。　　
　　他就整理起床铺来。其实没有什么可整理的，两块木板上铺着稻草，上面丢了一块肮脏的棉垫，也有一条褥单，是很粗糙的布。问题是床铺不大，本来是单人使用的，现在却得挤一挤了。他说，你睡在里面吧。宗进庭说不能反客为主，还是你睡在里面。他说，你大几岁，你睡在里面。说着就把宗进庭带来的被单给他铺在了里面。正说着，看守所人员又送来一条被子。他说，这当然是照顾你的。宗进庭说，这时候什么你的我的。就把它横着封在上面。　　
　　他去放下草帘。两个冤家仇人这就成了同一床铺上的难友，隔着被子挤在一起，用体温在小小的牢监里抗御着寒冷。经过一阵动弹，都安放好了自己的身躯。二人必须保持笔直的睡姿，要不然在铺边的他就可能被挤跌到地上去。安静下来之后，听着外面风势大减以至于停了，大雪落地的瑟瑟之声细密可闻。宗进庭鼾声渐起，他也沉沉睡去。　　

　　第二章   解放　　

　　第二天一早他们醒来，发觉自己都保持着笔直仰睡的姿势，这正是一夜睡得还暖和、没有使他掉到地上去的原因。他和宗进庭互相道早，也就起床。他感到他们都想起了昨晚的交谈，但都回避着不再提起，好像厌倦了那种话题。卷起草帘，看到真是一夜好大雪！雪停了，积雪很厚，天气睛朗。看守所人员喊着“都出来扫雪！”犯人们被吆喝出来，迅速被指定分工，有铲雪的，有抬雪的，有扫地的。天井不算大，一会儿也就处理完毕，雪被堆到后面厕所那儿。　　
　　他注意了一下那几个生面孔，也就是跟宗进庭一道关进来的人。一眼认出的是老刘，想必是以“主力军”总部负责人而被捕。另外几个人他都不认识，看上去都是亭州较有脸面的中层领导干部，在“一月风暴”的形势下遭了这种厄运，竟然被群众迫使市委把他们送进了监狱。这对于他们是多么大的刺激。他们都跟宗进庭点头示意，没有说话，彼此心照不宣。他们惊魂既定之后，大约也就不在乎了，但不得不暂时受着这份委屈。他们冷冷看了他一眼，好像都认得他是谁，他是一个趁着文化大革命之机跳出来表演的社会渣滓，微不足道的人，还有他那送去劳改的做医生的老婆、不幸的孩子，他们都听说的，如此而已。　　
　　虽然是在监狱的环境，虽然同样是看守所里的犯人，他见到这样几位统治者，还是感到一种胆寒和敬畏，这是一种久已习惯而又无法摆脱的压抑感，而这些人所表现出来的“他人目光”也最令人恐惧和寒心。　　
　　但宗进庭却基本上不再给他这样的感觉了，因为已经有了一定的沟通、理解，还有平等的对待。　　
　　扫雪之后集合站队，看守所管理员拿着语录本，一句一句领读，全体跟着，朗读了一段毛主席语录：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跟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这位同志真的会联系实际挑选针对性语录！这几乎有点可笑，但没有人敢笑，只是把笑藏在心里。　　
　　管理员接着就表扬大家完成了扫雪任务，点了几个犯人的名，让他们留下来送工具，其余人解散、回自己的号子。　　
　　那天早饭之后不久，叫他出去，并且要他“带上自己的东西”。宗进庭说，一定是造反派来“解放”你了。他倒不由得有点惭愧似的，他虽然没有立即想到是这么回事，却又似乎早就这样料到过的。可是，现在倒好像宁可跟宗进庭在一起继续挨关着的好。他重又陷入那种深刻的矛盾漩涡里去，头晕目眩起来，惭愧他不知应该如何安放好自己的人格。　　
　　宗进庭看出了他的犹豫，说，让你出去，你就出去，总比关在这里好。我们把你拘进来是不对的，现在放你出去就是对的；革命风暴嘛，这是必然的事情，你不要想得太多，好像倒被关怕了似的。造反派放你出去，你是身不由己嘛。回去把宿舍整理整理，到浴室好好泡一泡，给自己好好吃一顿，给老婆写个信，或者去看看她，唉，我是对不起你们的。如果有可能，我以后会帮助你们。　　
　　他听了心中感动，问，那你……？　　
　　宗进庭说，我早着呢，嘿嘿，等候革命的处理吧！　　
　　他似乎是作为一个先行出狱的难友，问宗进庭：要不要给你家里带个口信？宗进庭想了一下，从手腕上除下手表，交给他，说，给我老婆。叫她把自己、把孩子照应好，别的不要担心，也不要有任何活动，呆在家里最好。他记住了这些话，也就跟宗进庭道别，宗进庭向他伸过手来，他握了一下。多少年来，他想握这么一下而不可得，在这特定情况下，握到了，但感觉仍是激动的。　　
　　那个雪后的空气清冽的上午，他走进了看守所的接待室，一片清新的阳光从外面照射进来，那里已经有了一些人，并且从阳光中向他走来，深情地喊着“郁老师”，而且分明有个女生为了这出狱的场景哭了起来。这是医校的学生接他来了。师生之情啊！他一下子泪水模糊，万感交集。　　
　　逐渐，他认出了史宏，还认出了江进海。他们拥着他出了看守所，外面就是市委门口，但并无集会的人群，这回出狱不知为何没有大操大办。对面墙上一条写成两行的标语，虽然写得很大，言语惊人，却似乎有点孤独冷清，标语上写的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这条标语在告诉他：宗进庭所说的“上海一月风暴”已经越过长江、刮到亭州来了。但标语不能告诉他更多的情况。　　
　　又出狱了，下面将要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他希望革命不要再来打扰他了，但经验证明，他得随时准备运动的某个方面还是要来找扎他。人确实多么想揪着自己的头发上天而去、脱离苦海！　　
　　早上起床时他跟宗进庭不约而同的那相视一笑，突然在脑海里重新一闪，随即又消逝了。这倒底意味着什么，好像连自己也不明白了。他打了一个寒颤，浑身不舒服起来。确实需要到浴室去洗个澡，到蒸汽里出点儿汗。坐了四个月牢，也得把晦气、霉味洗洗啊。　　
　　他说，我要回去一下，要到宿舍处理些个人的事情。史宏说，郁老师，我们正是来接你、送你回去的，我们带了几个同学来，帮你做些家务。他忙说，不用不用，我自己能做，我那间小宿舍，简单得很。史宏说，到你宿舍再说吧。　　
　　就这样，史宏他们十几个学生不由分说陪着他到了宿舍。开了门，里面确实空空如也，没有多少家务事可做。但学生们还是找到了可做的事情，七手八脚忙了起来，有给他把小水缸搬到外面去清洗的，有到井上去提水的，有给他扫地的，有给他揩抹书桌的，还有给他生煤炉的，堆积着的一些脏衣服，也被女同学拿到井上去了，女同学还给他撤了床上的席子，把棉胎、棉被拿到外面去晒，就像她们将来到医院里做了护士会做和该做的一样。有两个邻居老太来看了一下，问候了一声“郁老师你回来了”，看到学生在帮他做事，夸奖说这些红卫兵真好，也就离开了。不一会，屋子里剩下了史宏、江进海和他。　　
　　史宏说，郁老师，你又吃了不少苦啊！江进海立即气愤得脸上通红，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实行白色恐怖！史宏说，郁老师，看来，你即使不问政治，政治也会来找你。我们本来也没有想到要详细关心你的问题，但结果我们还是不得不去把你的问题弄清楚。正好形势允许了，我们就找到原来的有关部门，看了你的卷宗。我们这几个人一起去的。你的事情的来龙去脉，症结所在，结合你自己写的传单，我们觉得是全弄清楚了！　　
　　听说看到了他的卷宗，他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上，而且说他们已经弄清了“症结所在”，这正是他出事七年以来一直要问“审干办”的，而“审干办”则回避或有意模糊这一点。可是现在却让学生、红卫兵小将轻而易举地给弄清楚了！这是真的吗？这对于他是多么重要啊！他不禁一下子泪水涌出，说，谢谢你们了。　　
　　史宏说，据说有规定，本人档案不能给本人看，所以你看不到。情况是这样：一九五九年“审干”给你定案的理由有三条：第一，你当时跟被害的地下工作者同住在丹阳长江旅馆；第二，丹阳档案馆在整理旧档案时发现一封告密信，写信的人叫郁原，写给国民党的公安局，这封告密信就是那个地下共产党员被捕的原因，这个郁原被注明是射阳人。第三，丹阳档案馆还发现了国民党公安局发放告密津贴的存根，其中有郁原签收的一张，大洋五十元，领钱的日期在那个共产党员被捕后的第二天。“审干报告”认为，所谓郁原，就是郁平，正如屈平就是屈原一样，是郁平当时告密所用的化名，而郁平的家乡正是射阳县。　　
　　他听了怔着说不出话来，但心中已经一下子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只听得史宏说，那么我们凭什么认为不是你呢？“审干报告”不也分析得很有道理吗？我们认为，第一，郁原毕竟不等于郁平，把郁原与郁平划等号，证据不足。第二，明明有郁原的笔迹，却没有拿来验证是不是郁平写的，为什么没有做这方面的检验？笔迹在丹阳档案馆，可以派人到丹阳去做检验，况且丹阳也不远，不就在江对面吗？这是一个漏洞。第三，万一当时是有人略微了解郁平的情况，从而用了郁原这个化名去告密，这种可能有没有？第四，郁平本人有充分根据为自己作了辩护，特别是有丹阳饮服公司的颜科长作为人证。“审干报告”只用“不足为据”四个字就轻易否定了颜科长的亲笔证明。我们得出的结论是，给郁平定案证据不足，对郁平的“审干”工作做得草率。其实，也可以说“审干”的方面并没有认定郁平就是郁原，否则，对郁平的处理就不应当是开除公职，就应当是判刑，而且可以重判，可是并没有这样做，结果只是开除公职、遣返原籍，这正如你在传单上说的，定案不符合事实，处分不符合定案，处理不符合处分。这就说明他们心里好像也有点数，好像是有意让问题这样含糊不清，从而让你这个人不上不下的悬挂着。也就是说，是对你有意的打击。加上你在传单中提出了宗进庭这个因素的存在，我们认为你的问题可以说是清楚了，第一，你一定是没有问题的，第二，你是被冤枉、被迫害了。要从组织的、法律的、有效的意义上认定你没有问题，当然还要等待专门部门的工作，那就要等到运动结束以后才谈得上。但我们现在就可以认定你是没有问题的，我们现在就相信你，你抗战时期、在学生时代就参加革命了，受冤屈以来，表现也是好的。　　
　　他被学生的这番好心、这番评语、这种勇于负责、敢于表态所感动，他揩了一下泪水，说，关于我的问题，我是可以用事实来进一步证明的，我确实是被冤枉了。你们一说起“郁原”这个名字，我想起来了，当时，旅馆里还住了一个青年，而且还借看过我的书，后来这个青年不辞而别，不知到哪里去了。我跟这个青年是互相介绍过自己的，而且我的书上也就随手写着我的名字。十有八九是这个青年盗用了我的名字去做了告密的事情，其中巧妙地改“平”为“原”，这确实是借鉴了屈平即屈原，而且他说过，你将来做了作家，笔名就叫做郁原吧，以后我看到郁原的文章，就知道是你郁平写的了。现在看来，这是多么可怕啊。幸而我还没有用郁原为笔名写过文章。如今我没法找到这个当时的青年，也许他本来就是国民党的特工，所谓告密信，就是他向他的上级的报告，谁知道呢？但既然已经弄清告密的人是郁原，而不直接就是郁平，有了这一点，一切也就足够说明问题了。感谢你们，感谢“文革”。好在那个“郁原”的两份笔迹仍然保存在丹阳档案馆里，可以到我的档案里找我过去的笔迹做对比，一比就会明白事实真相。应该把两份笔迹拍个照片，做个鉴定结论，永远地放在我的档案里。　　
　　史宏点头说，如果可能的话，这工作我们现在就可以做，你放心。江进海说，我们一定要弄个水落石出。史宏说，郁老师，这事情你就不要多想它了，你要休息好，了解了解外面的情况，恢复一下身心。我们以后可能还有一些事情要向你请教，要来烦你。他嘴上谦虚说着不敢不敢，心里却感到了为难，又为这为难而内疚。只见史宏取出一本材料来，交给他，说，这份东西请你给我们看看，明天我们就来听你的意见。材料不要弄丢了。他想起了上次出狱回到学校，是史宏亲手把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传单交给他的，结果遭到了“主力军”老刘他们的审讯。史宏好像总是这样让他接触到最重要的情况，并且影响他今后的遭遇。他浑身有点紧张起来。他习惯地就要翻开材料来看。史宏按住他的手说，这材料只能一个人关了门看。　　
　　史宏、江进海和那些学生都走了。洗的衣服晾在外面给他拉起的绳子上，阳光照射在上面，也照射在远远近近屋顶和地面的积雪上，耀眼一片。开始化雪了，朝南的屋檐往下滴着水。小屋经过学生的打扫收拾，显得清洁整齐，散发着生活气息，使他更切实感到重新面对了普通的正常的人生。第一要务是购买油米柴盐，让生活运转起来，下午还有洗澡之类的事情，大约要到晚上才有时间看史宏交给他的那份显然是比较重要的材料。　　
　　他感到自己时来运转似的了。先是在牢监里碰到了宗进庭，这个具体迫害他的人，竟然对他说了“对不起”，还说问题有解决的希望；接着是学生来“解放”了他，而且把档案里的底细给他弄清楚了，这正是他一直为之焦心，却一直遭到轻视的，而现在可以说已经真相大白。不管问题到哪一天解决，反正是可以解决的了，解决的依据不在别处，用不着寻找，就在他的档案里，明明白白的在那里。事物是多么奇怪，又是多么不奇怪啊，那捆绑住他的，也将是松开他的，那陷害他的，也将是解放他的，问题本来是个活结，而不是死结。但凭着做了一个活结，也就紧紧綑绑住了他，让他如此悲惨。宗进庭现在对他的态度总算有所改变了，铁石心肠总算松动了。这一切来得多么不容易。　　
　　门口站了一个人，喊了一声“郁老师”，抬头一看，是他正想去看望的刘镇琛。他忙招呼刘镇琛进来。刘镇琛说，我一听到你被史宏他们接出来了，我就来了。他注意到，刘镇琛的神情姿态说明着一种恢复，从一种受了严重打击之后的心灰意懒，恢复到一个青年学生应有的生机活泼的样子，基本上已经自己医治好了“精神奴役的创伤”。他问，你的祖母好吗？刘镇琛神情黯然，说，去世了。此一言让他想起了他看见的那卧床不起的老人，那就是他仅有的一回所看到的刘镇琛的祖母，没有看见面目，只看到一团露在被单外面的凌乱白发。而现在这老人已经带着许多的痛苦、遗憾、担忧和无奈离去了。他说，你们母孙二人、相依为命，现在只剩下你一个了，你可要好好的过啊。刘镇琛很豪迈地说，我一定好好的过，反正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了！又说，郁老师，你知道吗，这几个月的运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天翻地覆！他听刘镇琛对他这个与世隔绝了四个月的人说起来。　　
　　你二次被抓进去的时候，也是学生运动的低潮，保守势力占了上风，“文革”实际上停滞了。社会上经过两个月的酝酿，到十一月左右，造反的工人逐渐汇合，成立了全市组织，登上了历史舞台，被压下去的造反学生也重新抬头，他们从“大串联”中陆续回来，跟造反工人结合到了一块。但保守派势力大，许多造反工人被逐出工厂，或者说在厂里呆不下去。造反派学生跟保守派学生在各个学校里对峙着，基本上也是保守的这边势力大。工人造反派兵分两路，一路由刘克成率领到北京、到华东局上访，一路由陈安国领导在亭州坚持斗争。后来陈安国指挥“工红”冲打工商联，这就是“12·13事件”。工商联是“主力军”、“红老兵”他们的据点，冲打起因是“主力军”在街上把几个“工红”的工人、学生抓了进去。“工红”冲进了工商联，里面的“主力军”逃出。但“主力军”调集力量，从外面反攻过来，“工红”又撤出工商联。“主力军”在街上戒严、扎口子，把一些“工红”人员捉进亭州剧场，“工红”的一些人又到剧场来抢人，双方再次发生冲突。“主力军”把所抓的人质带到郊区，后来传闻在迎春桥下发现四具尸体，又说在周山河里也发现四具尸体。城里的人一会儿涌到东郊迎春桥那里去看尸体，一会儿涌到南郊周山河那儿去看尸体，人心慌慌，天要掉下来一样。到底是不是弄死了人，我没有去看，不知道。后来一些逃到荷州去的“工红”的人，就在荷州印发传单《碧血亭州》，其中就说亭州死了八个人，“处在白色恐怖之中，一切交通通讯皆被‘主力军’封锁”。后来“主力军”这边针锋相对也有传单，叫做《拆穿<碧血亭州>的弥天大谎》。这时《红旗》杂志第十五期社论发表，用那里面的精神对照，很明显，亭州“工红”就是正确的，而“主力军”这一边是受了资反路线蒙蔽。“工红”到处刷大标语欢呼《红旗》社论发表，“主力军”沉默了两天，后来就夜里出动大批人上街改标语，把“工红宣”，都改成“主力军宣”，一时成为笑话。“主力军”在形势上虽然摇摇欲坠，但并不服输，大部份工厂都在他们手中，而且四围郊区也是他们的势力，叫做“同盟军”，农民上街游行支持“主力军”。保守派的背后是干部，他们通过“红老兵”这个组织直接指挥“主力军”和“同盟军”，还有保守派的学生。这时，刘克成率领人马从华东局杀回，京口造反派用十辆客车把他们送过江，并且一直送到亭州市委大门口，陈安国率领人马前来“会师”，他们从市委里揪出宗进庭，就在市委门口进行批斗，宣布宗进庭有“十大罪状”。保守派调集大批人马前来保驾，“工红”这边撤退。“工红”在大街上张贴出“中央文革”接待站的答复和华东局的答复，都对“工红”很有利。但保守派并没有垮，而且还在体育场开了万人大会，叫做“捍卫无产阶级专政誓师大会”，宗进庭出席并讲话。开过大会后，万人大游行。亭州保守派走到了他们的高潮和顶点。　　
　　保守派的崩溃，是杨敬尧从地委开会回来以后，他在广播电台代表市委向全市人民检查，承认市委在运动以来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说，由于市委执行了资反路线，所以使得一部份群众受了蒙蔽，成立了“主力军”、“红色革命军”、“红老兵”等保守组织。这样点了本地保守组织的名，保守组织就垮掉了，不声不响的就不活动了，一时间，满街是宣布退出“主力军”的《声明》。杨敬尧作检查，是因为刘、邓在中央作了检查，所以下面各级领导也就作检查。杨敬尧到荷州开会，就是听传达的，然后按照省委、地委的统一布置，回来代表市委作检查。假如没有上面的统一布置，市委永远也不可能作这样的检查，保守派也永远不可能垮台。　　
　　他听了有点毛骨悚然，而这与他跟宗进庭谈的话题，也有点不谋而合。他说，看来，你的精神完全恢复过来了，你不老想着自己，而能评判时事了，有一阵你是失去了自己的，现在又找回来了。　　
　　刘镇琛愧然一笑，继续有点兴奋地说，“一月风暴”的爆发，使全国保守派都崩溃了。保守派过去虽然人多，也有各方面的实力，一时却如鸟兽散。“一月风暴”让人们彻底明白了毛主席的态度，多数群众也就放弃了原来的立场，保守派组织也就不存在了。保守派群众唯一不服气的就是自己成了“受蒙蔽”的人、当了不光彩的保守派。世界的变化使他们晕头转向。据我接触，其实造反派的人也晕头转向，他们想不到自己竟然这样正确，取得了这样大的胜利，一切似乎来得太快、太容易了。一个是错误得目惊口呆，一个是正确得目惊口呆。　　
　　他点头说，是的，难以置信。天下好像翻了个身。　　
　　天下好像翻了个身！郁老师你这句话确实形容得好。胜利了的造反派忙着批斗当权派和保守派的头头们，倾吐他们受资反路线压制的悲惨经历和痛苦。就在昨天的全市批斗大会上，公安局、检察院的造反干警上台揭发说，以宗进庭为首的一些人，违背中央三令五申，要动用专政工具镇压革命群众，名单都弄好了，而且准备下了多少条麻绳、多少副铐子，还确定了临时监狱，就是红星农场。这一发言立即引起台下群情激愤，很多群众爬上台声泪俱下，当场逼着杨书记签字，要逮捕宗进庭、公安局长以及保守派的那几个头头，并且开除他们的党籍。　　
　　杨敬尧和几个常委就在主席台上、在群众的四面围观中当场开常委会，有趣的是，低着头挨批斗的宗进庭也被喊去参加这个站着开的常委会。常委会同意了群众的要求。宗进庭和那几个人立即就被宣布开除党籍、押送看守所，会场上响起惊天动地的口号声，欢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他对刘镇琛说，昨天晚上宗进庭就是跟我在一个号子里、一个铺上过的，今天早上我们才分手。他进去了，我出来了，真想不到。刘镇琛说，革命好像是魔法大师，让世界千变万化，让人眼花缭乱。不过，“文革”比起真正的革命，还是差远了。拿法国大革命来说，那时各个政治派别此起彼伏，前面的被后面的送上断头台，后面的又被更后面的送上断头台，而所有的失败势力又总是想重新抬头、贯彻自己的主张。狄更斯长篇小说《双城记》里有真实的描写，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政变记》里有深刻的概括。虽说革命是人民的盛大节日，人民最后也要付出最大的代价，贵族与平民双方的鲜血染红了塞纳河的河水和巴黎的街垒！　　
　　他说，你这一向时读了不少书呢。刘镇琛愧然一笑说，确实看了几本书，真是收获很大，打开眼界。想不到你跟宗进庭竟然睡到了一张铺上！当然，这也不奇怪！你就没有想到仇恨吗？假如换另一个人，也许会打起架来、闹出人命。你们互相说了话没有？　　
　　他就把情况跟刘镇琛作了介绍，刘镇琛说想不到、想不到，你竟然一点也没有仇恨他，而他竟然对你说了“对不起”，竟然承认了一切。那么文化大革命毕竟是一场革命？他说，改变了很多东西，推进了很多东西，也有天翻地覆之感。革命运动总是让人变好的，因为革命形成一种空气，让人们丢掉自己平常日子里狭隘的僵化的思想。只有革命受挫或失败之后，往往才是精神颓废、腐化糜烂时代的到来，茅盾小说《蚀》三部曲就描写了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一些知识分子的徬徨颓废表现。　　
　　刘镇琛说，这本小说，我也读了，写得活灵活现的，他真是小说家。这样说来，你的问题解决也快了，只等运动过去，就会重新调查。　　
　　他把史宏他们掌握到的他的档案里的情况告诉了刘镇琛，好像迫不急待要跟刘镇琛分享好消息似的。刘镇琛叹息说，竟然会是这样！郁老师，你真是吃苦了，你的损失是这样的大！　　
　　他说，你小小年纪，不也已经吃了苦吗？白白丢了性命的又何尝不会大有人在呢？古人早就叹过，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就是草扎的狗，是不值钱、不足惜的。天地当然是不仁的，天若有情天亦老嘛。我在遭到不幸之前，在很年轻时，就有消极的世界观，但我在消极之中也选择了积极，决定在学问研究上做点事，同时我也是赞成社会进步的。至于革命嘛，那总是统治阶级逼出来的，我同情革命。所以我选择了新四军的学校，我要在革命队伍里做文化教育的工作，这样我就把革命和学问二者兼顾起来，把做一个俊杰和做一个庸人兼顾了起来。我确实永远也做不了英雄。我只有让英雄来害我，或者来救我。害我、救我的，都算是英雄，只有我不是的。刘镇琛笑了起来，他也笑了起来。他觉得他有好多时不笑了，或者没有真正笑过，好像都不怎么会笑了。　　
　　刘镇琛离开后，挂碍着的心事让他决定到宗进庭家去，完成宗进庭的托付。他拐进一条巷子，过了两条小街，又进了一条巷子，正是上次跟兰贞“狭路相逢”之处。但现在他是给兰贞送去她日夜挂念的、于她最重要的人的手表，还有那样关切的口信。这是戏剧性的转变，也许能从此改变他们之间的可悲的关系。　　
　　他来到了宗进庭家门口所在的地方，但他止住了脚步，不敢再往前走。他看到一群人聚集在那里，而靠着墙有一个女人站得很高，面对群众，头低着，胸前还挂着一块纸牌，上面乱乱地写着黑墨字，这分明是被强迫站在一张凳子上接受大家的批斗。群众乱嚷乱叫起来，呼起了“打倒宗进庭的臭老婆李兰贞”的口号。他吃了一惊，正好赶上了！他不敢靠近，只是远远地看着，也听不清批斗的内容，反正群众好像很愤怒。这激烈可怕的场面终于结束，人们一窝蜂丢下兰贞，而朝他这个方向走来，他忙让到路边上去，脚下是一些积雪。那些人脚步杂沓而很快的从他面前走过去了，脸上都红红的，是愤慨、兴奋、激动之色。兰贞却仍站在那里，站在一张长凳上，孤独一人。她好像不敢擅自下来，也好像是腿子一时僵直下不来了。　　
　　这是曾经有可能成为他的嫂子的女人，这是他的老家田野上走出来的女性。他赶紧走过去，伸出他的手，充满同情甚至是爱，说，我扶你下来。兰贞拿眼一看是他，眼中的疲惫、无力、沮丧，立即换成了愤恨和鄙视，完全误解了他，还可能很严重地误解了他，至少，他这个冤家仇人看到了她刚才的蒙侮受辱，这对于她比刚才挨群众批斗所受的屈辱还要难以忍受万倍。但她在那些群众面前可以隐忍一切、表示“低头认罪”，却可以不必怕他、不必把他放在眼里。这里有一种奇怪的逻辑，并不是认为他这个人在所有的方面都低于那些群众里的任何一个，而是从整体上判断你比那些人里面的任一个都更没价值。这或者因为他是知识分子、读书人，或者因为知道他的所有底细，或者因为他写过揭批宗进庭的那份最可恨的传单，或者还因为看到他又出狱了，认定他是依靠了造反派而得意于一时，还认定他这个倒霉的人仍然不会有好结果，等等，等等，总之是往最可恨的地方，低看、小看、贱看了他的人格。那鄙视的目光像锐利之箭，自信地直射你的灵魂，要让你鲜血淋淋，要让你感到自己无颜立足于人间，以至可以去死了。　　
　　他理解地、宽厚地忍受着兰贞对他的这一切误解和蔑视，镇静着说，宗市长让我有东西带给你，我扶你下来。　　
　　兰贞又惊又疑，顿时收起了那鄙视他、仇恨他的一切，默默地自己试着要从长凳上面下来，但腿子的一软让她无法拒绝他扶了一把。这时忽然出现三个孩子，一个大约有十八、九岁，一个有十三、四岁，小的才六、七岁，他们喊着“妈妈”，围住了兰贞，并且一起回家，家就在旁边，刚才的批斗就是在家门口进行的，三个孩子想必躲在一边目击了那可怕的场面，也目击了他这个陌生人和他们的妈妈之间奇怪的关系，经过他们自己的判断之后，这才大胆地跑了过来。　　
　　他跟着他们进了屋，而没有受到阻拦。兰贞被孩子们扶着在桌边的椅子上坐下，这时抬头看着他，说，你也请坐吧。那眼光和声音是正常的、无奈的、不是仇恨的了。　　
　　他没有坐下，而是取出手表来，双手奉送，轻轻放在桌上，说，宗市长让我带出来交给你。兰贞没有去拿手表，却流起泪来，问，有什么话带出来吗？他说，有。他一字不错地转达说，叫你把自己、把孩子照应好，别的不要担心，也不要有任何活动，呆在家里最好。　　
　　三个孩子都在一旁睁大眼看着他，听着他们的父亲在狱中传出的这几句话，感到一字一字都是无比的重要。他于是又重复说了一遍。　　
　　兰贞揩着泪，点点头，说，谢谢你，真儿，给叔叔倒杯茶。　　
　　他忙说，我不喝茶，你休息，你保重。　　
　　他就告辞出来，兰贞让大男孩送他，说，真儿，你送一下叔叔。两次听到“叔叔”二字从兰贞嘴里说出，他心头一热，声音发颤，说，不要送、不要送，你们一家，大人孩子，要记住老宗的话，处处注意安全，这是最重要的！　　
　　兰贞朝他点了头，是很感谢的。孩子们的眼中，也充满对他的好感。患难之交，终身难忘啊。　　
　　男孩送他到门口，他说，照应好你的妈妈，还有你的两个妹妹，你爸爸在里面你们放心，不会有什么事的。男孩说了一声“谢谢叔叔”。他也就离开了宗进庭家，心里满是感动，人与人之间一种不可逾越的障碍竟然被逾越了，一直僵硬着的思想情感发生了友善、温暖、理解的交流。人间还是有希望的，苦难能让人沟通。　　
　　他抬头看到了先前没有注意到的一条大标语，墨迹未干：打倒宗进庭的臭老婆、三反分子李兰贞！署名是“江海造船厂合同工战斗队”。大约就是刚才的那些人。　　
　　兰贞是劳动局的科长，想必是分管合同工的，大约是无法满足这些人的要求而得罪了他们。合同工一般从农村招工而来，都希望转为正式工、做一个正式的工人和城里人，如果他们听说有这样的机会，结果他们却没有得到，就会有很大的意见，就这样表现出来了。他估计情况大约就是如此。　　
　　他进了图书馆。还是几个月前他看到的那个样子，只有报纸阅览室开放，而借书处之类的全部贴上了封条。老馆员认得他，按照他的要求取来了前三个月的报纸，至于本月的，就在报架上。他决定依次浏览。于是，从报纸上他看到毛主席一次又一次接见百万革命小将，看到《红旗》杂志一系列重要社论是如何直接评价着、指导着全国运动的开展，看到一九六六年《人民日报》最后一篇社论是《迎接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其中说到：“他们俨然以党的化身自居，谁要反对他们，就说谁反党，并且以秋后算账相威胁。他们还以发展党团员和物质利益为诱饵，欺骗和蒙蔽一些人，为自己保镖”。“工人阶级应当欢迎革命学生到工厂来串连”。　　
　　新的一年的第一份报纸，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的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打头。社论说，“在列宁领导下，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解决了用暴力革命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十月革命的故乡，竟然出现了现代修正主义……使得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走上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全世界无产阶级树立了新的伟大榜样……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和它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的一次全面的较量……一九六七年，将是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经过运动，最后达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　　
　　至于宗进庭告诉他的情况，在报纸上有着醒目的报道，一月十二日的报纸是套红的，发布着“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祝贺“一月革命风暴”。　　
　　《红旗》评论员文章说，“光荣的上海工人阶级……组织了百万革命造反大军……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中夺了权，建立起无产阶级革命的新秩序……他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　　
　　虽然只是看着纸上的东西，虽然这之前他已经听宗进庭说过，却仍觉得呼吸气不由得就渐渐加深、粗重起来。而当天的报纸仍然是继续着鼓吹“一月风暴”，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说“好得很！就是好得很！……自下而上地夺权，是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重大发展……夺权！夺权！！夺权！！！……夺去他们赖以秋后算账的最后法宝……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我们！我们！我们！！……革命的干部，革命的学生，一定要同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相结合……彻底打碎旧的剥削制度、修正主义制度、官僚主义机构……敌人不投降，就叫它灭亡……”　　
　　他简直怀疑这是不是中央党报党刊的社论。这倒像是出于正在狂热中的年轻大学生的手笔，浪漫有余，某些方面很不好理解。比如，“旧的剥削制度、修正主义制度、官僚主义机构”指的什么？如何“彻底打碎”？而惊叹号的重叠使用以至于达到三个，大约也是党报社论从未用过的，如果出现在学生的作文里，他可能会动笔圈掉两个，并且加个批语叫学生不要滥用。　　
　　但是，他亲身领教多年、深受其害的“审干办”，对于他的态度，可以说就是“官僚主义”，而且到了极点，是多么冷酷、残忍、不负责任、万分可恨而又麻木不仁！　　
　　然而，这样不正确的事情再多，也只能说“审干办”、“公检法”的工作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还不等于它们就是“官僚主义机构”。至于要把它们“彻底打碎”，如何“彻底”、如何“打碎”呢？它们并不是国民党领导的国家机器，它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机器，里面的人都是国家干部，经过运动还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就是说，还要由他们来当官吏、办事情。这真是一个矛盾。而假如“彻底打碎”，以后又怎么样呢？难道以后就再也不需要这样的机构了吗？用什么来代替它们呢？又如何保证今后不再变成“官僚主义机构”呢？　　
　　这是对历史、对这次群众运动，提出了多么巨大而又艰难的一件任务！　　
　　这个无从下手的任务，必将弄得去“打碎”的和被“打碎”的都不好相处。他对“审干办”意见再大，也不能去把“审干办”打碎，他不能和那里面的人今后不好相处。将来他的问题的解决，还是要靠“审干办”去办。无论如何，他无法、也无力去打碎“审干办”。何谓“打碎”，到什么程度就算“打碎”，标准又在哪里？　　
　　可是，他是多么懦怯、多么下贱啊，党中央的社论明明符合着自己的愿望，体现着合理的正义的要求，他却不敢接受，感到不好办，他简直是扶不起的阿斗、站不起来的奴才，活该受这么大的罪！　　
　　是的，只有伟人是站在历史前进火车头上，他们从现实中汲取力量，唤起千百万人民，力求开辟崭新的历史，他们被称为伟大导师，他们的历史作用就是如此。将来的历史会一再地想起他们、说起他们，因为他们总是指明着、实践着一种既现实又远大的原则，让人们不断地去争取公正、平等、合理，至于具体一切，则让人们在实践中去创造。　　
　　可惜群众中有像他这样自甘下贱的庸人，只敢在心中暗暗叫一声好，而不敢把自己的力量义无反顾地加入进去，还要在心里嘀咕着：不可能呀，不要物极必反呀，不要最后弄到自己头上来呀，等等。但有一天革命果实真的到来之时，他还是要坐享其成的，只不过是作为社会一员，安享民主、自由这些抽象的存在，而不像分取实物那样覥然伸手获取所得的一份，所以一切显得很自然，谁也不会想到有什么不好意思。想到此，他认为真应该请谁来用鞭子狠狠地把自己抽打一顿，把那个卑微的灵魂抽打出来！他有点沉重地离开了图书馆。　　
　　走出图书馆那古老的大门，走进城市冬季的暮色之中。他打了一个寒颤，因为承认自己是庸人而叹了口气。但他总算对情况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而不能不悚惧着拭目以待眼前与未来运动的发展。能够认识历史是一件有趣的事情，能够观察当下的活的历史也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只不过并不那么轻松。　　
　　空气冷冽，“霜前冷，雪后寒”。街上脚步匆匆、纷纷沓沓走着许多的人，戴着各种标志着造反的红袖章，好像所有的人都在忘我地、奋不顾身地为社会历史的前进做着最重要的工作，哪怕是在贴大字报，哪怕只是拎着浆糊桶、拿着粘满浆糊的破扫帚，其意义也完全一样是正在创造历史。他想起了多年以前在盐阜师范当学生时，当他和孙同学在建阳县帮着做抢运粮食的工作时，不也曾体会到过这种忘我投身革命洪流的感觉吗？渺小的个人在这种时候获得了最雄伟壮阔的体验。融入大海的一滴水才能体会大海的汹涌澎湃，而跟落在尘埃里、孤独地挂在叶尖上的一滴水不一样。他完全能体会眼前这些人的不平常的心情。他的心也由此获得了一丝慰籍，几乎暗暗分享着那种紧张而美好的历史的体会。可惜他已经不能像这些年轻的工人、学生一样了。他四十岁的人了，他身上有着历史的负担，他永远不再单纯，他老了。　　
　　他赶紧回到宿舍，收了外面晾着的衣被，开了封着的煤炉，忙晚饭。他关了门，脱了棉裤，坐进被窝，取出那份材料，就着旁边书桌上的煤油罩子灯，看了起来。　　
　　那是写在十六开横线稿纸上的，总共有一百七十页之多，钢笔书写，字迹工整，已经不是初稿，大约有八万字，是一篇长文章，可以扩展成一本书的，题目赫然，叫做《现实乌托邦形式论纲》，还做了个封面，作者的名字也端端正正写在上面，是两个人，一名“范公望”，一名“柳春芳”，看来是一男一女，不知是什么关系？他不认识这两位作者，但心中已经肃然起敬。　　
　　他盯着这奇怪的题目。“现实”，就是现前的、眼前的；乌托邦，是拉丁文译音，出于希腊文，原意是“没有的地方”，引申为“空想”。将这两个词连在一起，“现实乌托邦”，也就是“现实而空想的地方”。什么叫做“形式论纲”呢？就是议论、批判其形式。那么是不是就撇开了内容呢？起这样的题目，也许就是旁敲侧击吧？旁敲侧击乃是迂回进攻。自古以来，无论中外，对“异端”的思想学说皆予以排斥和打击，“中庸之道”才是做人与为政的可靠信条。但也有时某些“异端”具有推动思想发展的意义，或者后来竟转变成强大的主导的思潮。　　
　　他感到了手中这份东西的“学术野心”非同寻常，而史宏让他看看，说明他们也觉得这份东西的重要，来让他做一个判断。这是一件为难的事情，他本能地不想让这两个作者遭到什么祸殃，但若是了不得的“异端”，他说它没有问题，那他自己的思想岂不是有了问题？　　
　　文章还没有看，他就身陷某种险境之中了，又有如在那漆黑的田野上，少年的他身不由己手中被塞进一把手枪，让他去“除奸”！这文章将可能使那两个作者，以至于使他这个读者，获得政治思想上的某种指责。　　
　　他丢下稿件，长叹一声。好像倒不如还是坐在监牢里与世隔绝的好。　　
　　但毕竟坐在家里看文章，要比坐牢在实际上好得多。而思想是在自己头脑里，写出来、说出来才成为判断的对象。你如果一言不发，一字不写，那真是神仙难下手。他还是拿起材料，看了起来。　　
　　处处分析的是“乌托邦”，处处暗指着“现实”。在“形式”上展开，似无一字提及形式下的内容，让你抓不住；将“内容”隐蔽，而又处处折射到形式之中，让你能有所领会。如此迂回，而又如此直接；如此明白，而又如此躲闪。在分散的布局下展开包围，在浮文的缭乱中达到深度。理论的野心，要给现实开出一份乌托邦死亡通知；长长的图卷，是想掩盖最终的一把致命的匕首。　　
　　如果从“形式”上说，他真的很佩服这两位作者，但如果从“内容”上说，他不能赞成他们。　　
　　他们所谈，是一个大问题，也是一个老问题。自从1840年以来，西方列强入侵中华，民族大难临头，这一问题就争论不休、各有主张，并且有多少志士仁人为之抛头颅、洒热血。新中国以自己的成立和发展，对这一争论作出了实践的回答，就是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大业草创，万事更新，决不能说尽如人意、无有弊端，要不然为什么要屡兴运动、以至进行文化大革命呢？而文化大革命本身又这样翻来覆去、错综复杂，其中又不能尽如人意、无有弊端。但整个说来，国家是一扫百年阴霾，有如旭日东升，欣欣向荣，社会与人心是在走向光明与进步。　　
　　对于这部文稿的作者，现实的中国，尽管如此现实，在他们心目中，却仍然是“乌托邦”。所以才以“现实乌托邦”为题。依他们之意，势必要把新中国建起来的这一切，统统否定、推倒、抛弃，另起炉灶。另起什么炉灶呢？环顾世界，另外的现实只有两种，一是欧美自由世界，二是南斯拉夫、苏联，而后者其实也是在向前者靠拢。他们的主张，实质如此，就是要中国重新选择西方资本主义，只是没有明说。　　
　　他们的文章还提倡一种更为大胆的“形式”，反映出的“内容”是一种“打破”地界与时界的无边的观点。把他们这种观点落到实处，就可以说，既然宋亡于元，明亡于清，而元、清后来都进入了历史正统，那么历史上西方、日本的入侵，也就不必看成可怕的事情，而应看作正常的、乃至最好的事情，人家是以先进来带动落后。民族革命战争，因为抵抗而无理；国内革命战争，因为流血而无理。亡党不等于亡国，亡国不等于亡种，亡种不等于落后，人类趋势就是杂种而不是纯种，如果让八国联军在中国长驻到今天，如果听从日本人的占领，中国人早就过上欧洲的、美国的、日本的富裕发达生活了，何必自己另起炉灶？　　
　　总之，按照他们的“形式论纲”，现有意识形态就要来一个大颠倒。他怀疑这两个人是不是为了一鸣惊人而故意相反着写这部书稿的。可这样能写当然算是知识分子，他不愿把他们这样可以说是反动的思想面目对史宏江进海他们说，因为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红卫兵虽没有他们这样“深”的思想，却是热血青年、嫉恶如仇，他可不想火上浇油。好在书稿是“形式论”，并没有直接说出形式里面这些极为荒谬的内容，为躲逃打击而有了预先的“形式”设计，他也可以用这个预先的设计来帮他们蒙混过关。“文革”群众运动的通常做法，那种“批斗”之类，对他们这种文雅精致有教养最自尊的人，是尤其不适宜的，他不能把他们推到这种火坑里去。可是他们那颗脆弱而又自以为高明的心，却又是多么的糊涂、麻木、凶狠。六祖教人做到“三昧”，即不生憎爱，亦无取舍，不念利益成坏，从而达到安闲澹泊。此一修炼，当然能应用于个人精神的某种境况，但面对范柳书稿，他怎样在史宏面前表示这种暧昧的态度呢？　　
　　“乌托邦”在历史上出现，是为了反抗不合理的社会现实，而不是为了耽于幻想。面对圈地运动的社会现实，国民贫富对立、两极分化，社会财富日趋集中到少数新贵、新兴资产阶级手中，国王、贵族、银行家这些旧有的社会上层，也纷纷疯狂加入这一抢劫财富的过程，而广大劳动者，日益辛劳，却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托马斯·莫尔就代表无产者、劳动者、多数人，向资本主义发出了第一声呐喊，在思想史上第一次指出：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一切少数人占有社会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是万恶之源，私有制下的国家和法律没有真正的公正可言，其实质不过是富人压迫穷人的工具。　　
　　这样，托马斯·莫尔就在批判现实的基础上，正面提出了普遍幸福的社会理想，这理想的社会虽然合理，在当时还完全是空想，不但在现实中还不存在，而且也看不到实现的可能，所以叫做“乌托邦”。　　
　　这样看来，范公望、柳春芳的思想，是跟托马斯·莫尔逆向而行的。社会主义思想经过四百年的发展，从空想的变成科学的，从理论的变成现实的，从在一国获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到形成一个社会主义阵营，而且中国社会主义的代表——毛泽东，正在做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就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当这样的时候，范公望、柳春芳却反过来说社会主义是乌托邦，资本主义不是乌托邦，要取消社会主义的现实，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从思想史来说，这是倒退。但他们为什么要以落后为先进、以倒退为进步呢？　　
　　他们认为，人无论如何是作为个体而存在的，有自私性。虽然人因为同时生活在社会之中而不得不有合作性，但合作性的根源也仍然是自私性，是理性的自私。社会主义就是一种合作性，是因人的自私过度而产生的一个历史反题，但它竟然无视以至想消灭人的自私性，这就最终将被人抛弃，人将因此回到绝对的自私性，即回到历史的正题。从正题产生反题，从反题又产生正题，振荡不已，但人性必胜，也就是资本主义必胜。将来，不是社会主义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而是资本主义要防止社会主义复辟。抽象人性论，是范柳的理论武器。夏虫不知有冰，蟪蛄不知春秋，说不到一块儿去。你视为正题者，我视为反题。你认为要合到这方面来，我认为要合到那方面去。你认为社会主义是“科学”、已成“现实”，而我永远不承认。范柳从反面落笔做文章，力求天衣无缝，所说的内容其实就是这些，是很清楚的。　　
　　但范柳的主张如何才能成为现实呢？中国资产阶级已经在一九五六年被赎买了生产资料，不成为资产阶级了，而成为普通职员以及靠定息吃饭的特殊公民，并且正在老去。拥护和实现范柳政治纲领的阶级力量在哪里？能空降一个足够强大的资产阶级来取代现在的工农联盟为基础吗？这是一个大矛盾。但他们的希望也还是有，那就是南斯拉夫、苏联的道路，从《九评》上看，新的资产阶级可以被培养、重新产生出来，并且在党内党外一齐出现、迅速成长，而人民则无能为力，是自上而下实现的。所以毛主席要针锋相对、进行两条路线斗争，利用自下而上的力量，不准走那条路。假如毛主席不闻不问，那就不是毛主席。反修防修、文化大革命，应当说是势所必然的。　　
　　中国资产阶级向来软弱，如果将来有新的中国资产阶级，他们会因为没有像先辈那样参加过推翻三座大山的革命而更加软弱，从一开始就会臣伏于西方，在资本和资格上，都不得不对西方五体投地。那些曾经一心瓜分中国、一九四九年以后“夹着尾巴逃跑了”，但在海洋炮舰上虎视眈眈游弋着的势力，就又要翘起尾巴，破浪而来，张大口袋，笑纳中国新资产阶级双手奉上的丰厚贡品。美国资本来了不是为了让你变得跟美国一样富有，日本资本来了不是为了让你变得很日本一样发达，屈辱可悲的中华近代史、伪满洲国史，就是最好的先例。想要人家来把你变成他自己，过去老大哥苏联的善心也不曾达到这个程度，大国沙文主义损人利己之心超过了共产主义友谊援助之心。要苏联到中国来再建一个苏联，或者要美国到中国来再建一个美国，这才是真正的乌托邦，结果只能是永远的奴才而已。哪里有过平等的“咸与维新”？哪里有过不分彼此的“合作伙伴”？这问题想想都很可怕。但范柳却好像已经迫不急待要当作一种并不遥远的真正的现实来欢迎，正如外国作家辛辣讽刺的修女思念强盗的入侵一样。托马斯·莫尔若有在天之灵，还有中国自魏源以来的志士仁人，真要对这样又轻又贱的知识分子感到不可思议！　　
　　宗进庭的二伯父，是如何臣伏于他的父亲的？就连未出门的女儿被他的父亲弄上手，也保持着沉默，甚至是默契。这就是资本的力量！他心中仍为这久远的事情一阵愧疚。宗进庭迫害他，还有他的哥哥郁富不明不白被宗进庭“除奸”，这也该是一个内在的、潜在的因素。那是宗进庭的堂姐，那时作为小青年的宗进庭，心中潜在地燃烧着正义的反抗的妒恨的怒火！　　
　　中国《老子》的“道返”理论，宗进庭竟然从中汲取到了信心和力量。看来，人类的行为跟猴类、熊类并无不同，总是不断地抛弃一些东西，又拾起一些东西，至于抛掉的是什么，拾起的又是什么，其选择却未必正确。范柳书稿，看似很有“思想”，其实也只是猴类熊类而已，虽然这样说是太尖刻了一些。　　
　　范柳对文化大革命也从“形式”上予以了嘲讽，从人性上予以了批判，实际上持很不以为然的态度，视为“乌托邦”的垂死挣扎、历史终结的最后悲鸣，必将从“反题的自身”，而回到“正题的前身”，于是“作为人间正道的合题”，也就不遥远了。孤立将不复存在，人将成为世界的人，前所未有的自由者，将回到自身那个“唯一者”，但因为进化太迟，必须在一个长时间里拜倒在西方老师的脚下，也就是屈服于世界列强，但这是天经地义、必经阶段，正如非洲黑人曾被奴役，如今黑人的子孙却自由生活在白人的西方文明中。中国人就是新的黑人，要珍惜新的历史机会。范柳观点如此，确实有他们自己的疯狂逻辑。　　
　　范柳的思想，就是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想，近代以来，是有传统的。其政治化的表达，也就是“形式”之下没有明说的思想内容，某些右派头面人物，早就明确表达过了，说社会主义的工人农民是不自由的。现在，在一个叫做亭州的偏僻地方，有两个小得多的知识分子，在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潮流中，用隐晦曲折的方式，不为人知地，又一次试图加以表达，想写成一部惊世之作，从而在将来的某一天，证明他们是了不起的先知。　　
　　他长叹一声，抛开稿件，郁闷无比。他看到毛主席像巨人一样站在历史可能倒退的路口，伸出手掌拦着，朴实而深沉地说：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一言折断了无数从前现在将来的范柳式的生花妙笔，从而在他们心中引起深深的恐惧和仇恨。　　
　　不。他不能同意范柳的观点。哪怕他们真的成了气候，能成功地为资产阶级招魂，使之在中国复活，他也不能同意他们的观点。他不相信他多年来信仰了的竟然是错误的，不相信近代史需要按照他们的观点重写，不相信眼前的现实真的有一天会变成资产阶级统治的天下，他也不相信毛泽东思想多年教育下的党里，今后会有人如此胆大妄为，竟照着范柳的“形式”，屈服于资本主义，而改变了一切。　　
　　就个人而言，在资本主义之下，他也不是不能过日子，也许他在各方面还会过得好一些都在情理之中，但他不相信那对占人口多数的工农大众也将是天堂，不相信那能解决中国的现代化问题。他这个自觉受过社会主义理论洗礼的人，将无法解决一个最大的矛盾，就是他如何能心安理得、心平气和地接受毛主席多次要人们预防的那种“复辟”的社会现实？经受过民主革命、现代中国文学洗礼的知识良心，将日夜责疑精神的存在，也许只有让自己无耻、麻木，彻底躲进“学术”的象牙塔里去。　　
　　在天下到处形式主义地高举《语录本》的环境中（但这对于普通工农大众，却是一种思想启蒙和文化学习），范柳倒是能“独立思考”的，而且还敢于写下来，虽然还很隐晦曲折。因此，在人格的“形式”和人性的本题上，确有值得他敬佩之处。另外，范柳从“形式”的矛盾上找出了一些问题，也从“人性”的处境上找出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正是革命没有解决，乃至还有助长之处的。当反击“白色恐怖”时，革命本身成为“红色恐怖”。而“恐怖”，总之不算好，这就成了“问题”，但“白色恐怖”却不说自己的“恐怖”是问题。然而，总是前面的“问题”启动后面的“问题”，这就是历史。历史最实在，凡是做过头的，都必将得到纠正。但在这样的群众运动中，怎么可能不出“问题”呢？即使每个群众都具有范柳一样的文化水平，也未必就能避免。　　
　　文化大革命再三强调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再三指出反对某个党委不等于反党，还有“造反有理”，还有提倡“敢想敢说敢闯”，与范柳主张的“自由主义”，倒有相通之处。所以，从某种“形式”的意义上说，范柳也是“造反派”，他们和造反群众一样，要求现实社会趋向“民主、自由、平等”，他们一定也痛恨那种轻视群众、镇压群众的路线，但范柳心目中的社会理想，却又不是社会主义，这跟群众、跟“文革”意图本身，又是大相径庭的。　　
　　如此看来，范柳就可算是造反派的“同路人”，但同时又是投机分子。因为他们的社会理想跟“造反派”不同，而跟人们所说的“走资派”却有共同之处。资本主义的第一个前提，就是资本家与工人都是“自由人”，即资本有投资增殖的自由、工人有出卖劳力的自由，于是历史上出现了“自由主义”理论，并且高举“人性”的大旗，掩盖着资本的面目。是啊，现在工人是“不自由”的，因为他们被“束缚”在国营的和集体的工厂里，农民也是“不自由”的，因为他们被“束缚”在农村三级所有的集体经济里，那就把他们“解放”出来吧。这就是范柳的主张所在。可是如何去“解放”呢？“解放”了的工农将到哪里去呢？范柳的文章是不具体的，关于这一点，就连暗示也没有，是不好说？还是说不出？他为之设想了一下，也想不出如何实行这种“解放”，即如何从现实的社会主义退到资本主义去。他心头火光一闪，《九评》所说的南斯拉夫、苏联，不正是在逐步实行这种“解放”吗？归根到底，范柳的文章不过是这一斗争的一个隐蔽的曲折的反映，他们主张的是修正主义路线。这是扣他们的大帽子吗？他们真是这样的吗？他身上竟然为之出了冷汗。　　

　　第三章  形式　　

　　早晨，他被安装在屋檐下的广播喇叭弄醒，只听得女播音员反复说道：亭州造反有理广播电台，亭州造反有理广播电台，现在开始广播！　　
　　这立即使他对宗进庭告诉他的、还有他已经从报纸得到证明的“一月革命风暴”，有了更直接具体的感受。亭州广播电台一定是被造反派接管了，也就是“夺权”了。亭州为县级市，无报纸，广播电台也就是本地最主要的舆论机关了，从“夺权”的意义上说，确实是第一步就要夺到手的。　　
　　造反派的女播音员播送的内容，他一听就知道，是昨天他在报纸上看到的《人民日报》社论，满篇都是号召“夺权”。播送社论时还别出心裁地加了一种垫底的音乐，他听出来了，是《黄河颂》的雄浑的男高音：我站在高山之巅，望黄河滚滚……　　
　　他需要立即去做的有两件事，一是到老家乡下去看望父母，二是到劳改农场去看望乔丽。他想起了四个月之前他的回乡，是乡下的青年文槐给他报信，让他金蝉脱壳而去；接着他去探望乔丽却没有能见到人，劳改农场的不平凡的女干部徐场长对他却是友好的。现在，他就像在一个漩涡里转了一圈，又转到原来的位置，他又准备去看望乡下老家的父母和劳改农场的乔丽了。这里存在着一种“形式”，他的人生目前就局限在这样的一个固定的“形式”里。范公望、柳春芳造出“形式论纲”这个词，还是有哲学意味的。但他需要到学校里去补领这四个月的工资，这又是在某一“形式”之中，完全离开了“形式”就不知道饭到哪里去吃了。人类生活在“形式”之中，有人喜欢这种“形式”，有人喜欢那种，彼此还争吵着、斗争着，以至于大打出手。　　
　　广播喇叭里反复说道：现在播送，亭州市十大系统革命造反派抓革命、促生产联合倡议书！　　
　　江进海来了，还跟来一些学生，其中一个也是他注意过的：小个子，上下相比，那身子像个小孩，那头颅却不是的了，但面目仍像小孩。戴着深度近视眼镜，那眼镜玻璃起毛，以至你看不见厚镜片后面的眼睛，整个面容只是苍白模糊一团，无所谓五官。这使他想起了《庄子》说的面无七窍的“浑沌”，是模模糊糊、大智若愚的形像。江进海特地介绍说，他叫林集，树林的林，集中的集，是我们的红卫兵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林集立即羞愧地把头低下去，而又克服着这种羞愧，向他鞠了一躬，叫了一声“郁老师”。他说，林集这两个字，就是林中鸟儿很多、生机蓬勃的意思。大家笑起来，林集的苍白的脸红了起来，憨厚地笑着。　　
　　江进海问，郁老师把那份材料看过了吗？他有意平淡地说，看过了，形式论，意思难懂，是讲哲学的。江进海脸上现出疑问，“噢”了一声。　　
　　林集立即开了口，问，纯形式吗？形式下面不隐藏内容吗？还有人性论呢？那些人性论的暗语，正题、反题、合题，说的是些什么意思？都是具体有所指的。存在决定意识，意识反映存在。我们觉得这是一部政治文稿，只是披着哲学的外衣。如果说范公望当年被定为右派边缘时，其实还没有属于自己的右派思想，那么这部文稿就是货真价实的属于他自己的右派思想。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六七年，他十年磨一剑，磨出来了，亮霍霍的，就是要否定社会主义，当然也就否定文化大革命。他们向往复辟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向往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　　
　　他暗吃一惊，这个看上去不起眼的学生，不会超过二十岁，有着这样清晰明快的理论逻辑和坚定的政治立场，而且出口就是十分凌厉的语言，如果动起笔来，就更不在话下了，是一种人才。他又爱又怕，后生可畏！　　
　　他几乎有点慌乱地说，对，你说得对，但是，下结论，是，是……　　
　　是要慎重的！江进海代他说出了这句话。　　
　　他羞愧而无力地点头称是。　　
　　郁老师是看出问题的，只是郁老师不想这样说出来，这个我们能理解。我们也不想给这两个作者戴什么大帽子，但我们既然发现了这部书稿，又明白了它的内容，就不能置之不理，我们要深思，要批判。这部书稿不是一点价值没有，价值就在它向我们敲起警钟，从反面说明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　　
　　他只有点头，好像在代那还不认识的范柳二人接受批判一样，他无法认为江进海说得不对。　　
　　这个范公望是个两面派，他曾经策划朝阳初中的学生打倒校长，在我们静坐期间还支持过我们。想不到他暗中为资反路线效劳，他化名写了批判我们静坐的大字报，后来又写了《论医校学生向何处去》，一论，二论，三论，竟然模仿《九评》，一共写了九论之多！那时把我们压得抬不起头来，他可耻地充当了资反路线的黑笔杆，是一个政治投机分子。他的“九论”是以“煤碳公司工人阶级红扫帚”的名义写的。　　
　　江进海这样一说，真让他无比吃惊。他说，这个“红扫帚”，我也是注意到的。江进海激动地说，当时我们静坐结束回到学校，面对着又一次白色恐怖，学校里阴风嗖嗖，街上也没有一张支持我们的大字报，清一色全是批判我们的。“红扫帚”在这里面起的作用最大，好像是他们的“社论”一样，它在外面每出一篇，学校里面就上来一批附和的大字报。我们好像面临灭顶之灾，遭到这样的九次围剿。围剿革命派，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如果按它所说，那我们就都成了“反党分子”。后来我们好像被击溃一样，都跑出去到全国大串联，亭州的“文革”实际上中断了两个月。　　
　　范公望虽然是白色恐怖的打手，但他是不公开的，他一定是被暗中收买了。“红扫帚”后来消失不见，直到现在也没有出现，但我们一直放在心里。我们也听说文章出自一个右派分子之手，但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以为是煤碳公司的职员，当时我们还没有能力去查问这个人。随着“一月革命风暴”的到来，煤碳公司造反派来告诉我们，他们批斗当权派时问出了“红扫帚”的秘密。原来，竟然是朝阳中学的老师范公望。经过我们调查，范公望不是右派分子，也没有戴帽、摘帽，但他同情右派言论，作内定右派处理，准予大学毕业，正常分配工作。“红扫帚”的幕后指挥是宗进庭，加上煤碳公司这个当权派，他们是单线联系。这样我们迅速跟朝阳中学红旗兵团联系，说服了他们，因为他们以为范公望、柳春芳是支持他们的，在学校里他们确实是他们这一边的，他们想不到这两个人骨里是这个面貌，于是认识到了阶级斗争的复杂性。我们联合行动，突然袭击，闯进范公望家中，结果，查出了《九论》底稿，还发现了这部书稿！　　
　　惊心动魄，他说不出话来。而且看书稿时他思考过范柳的投机性，想不到却这样真实！　　
　　我们是不愿意采取这种行动的，但别的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江进海似乎从他脸上看出了恻隐之心，又补充着做解释。他说，不不，这是可以理解、无可非议的。这时，林集说，只要目的正确，可以采取任何必要的手段；为了达到正确目的，可以不惜一切代价。他听了不由得深为折服、深愧弗如，感到自己的渺小。这些年轻学生在政治运动中迅速成长着，显得多么老成持重、坚定自信啊！他们是历史上革命者的再现。当年法国大革命的雅各宾派的骨干，不就是这样的一些很年轻的人吗？中国民主革命当中的情况也同样如此。年轻的革命者代表着历史潮流作为时代先锋开辟着历史前进的道路！　　
　　江进海说，郁老师，上午我们在朝阳中学里面有个批判会，跟我们一起去吧？他从来没有考虑要参加学生的活动，而且是到另一个学校去，这简直是要把他的活动范围无限扩大，他感到可怕。他显得很平庸、卑微地说，我要回去看望父母，还要去看望我的妻子。江进海说，你的工资还没有补领，你最早也得明天才能回去。我们让你看一看“红扫帚”是什么样子，不要你发言批判，你在下面当观众就行了，只当你是自己偶尔走到那里去的。今天我们也不批判他的这个《形式论纲》，我们先来批判他的《九论》，揭开“红扫帚”的画皮，让大家看看活生生的阶级斗争。他的《九论》，是要用我们的鲜血去染红的呀！　　
　　他听得心里怦怦然，并且进而觉得自己有义务去参加这个批判会。　　
　　走吧！江进海说。　　
　　他无力，也无法推辞，也就锁了门，跟着他们到朝阳中学去。这有点仿佛二十年前，在那漆黑夜晚、芦苇丛中、乡间路口，他不得不跟着“除奸队”走，而心里深怀恐惧。从实质上说，他这又是“义无反顾”去参加“除奸”了，虽然换了完全不同的背景和氛围，手中也没有被塞进一把上了子弹的手枪，而且被许诺只当看客。他心事重重、糊里糊涂的跟在学生后面走着。　　
　　路上，林集走到后面来，走在他身边，说，郁老师，我觉得现在发生的斗争，有点像美国的两党，一个是杰佛逊思想为代表的民主党，一个是汉密尔顿思想为代表的共和党。我们可以像范公望、柳春芳这样，撇开具体社会的、阶级的内容，而仅从“形式”上来分析这两个美国政治家的主张。　　
　　他一听，甚感兴趣，就听林集说下去。　　
　　林集说，杰佛逊认为，人们通过契约而建立政府，政府的存在是为了保障人民的天赋权利，政府权力来自人民的委托，如果政府损害人民权利，人民有权改变这个政府。广大人民不是生来在背上就有一副马鞍，供人骑跨驱使，少数幸运儿也不是生来就手中就有马鞭、脚上就有马靴，理所当然可以骑在人民身上。人民的平等权利以及言论、出版、宗教信仰自由，是人民的天赋之权、不可剥夺。人民是国家一切权力的根源，人民革命是防止政府腐败的良药。人民有权推翻暴政，即使在共和政体下时常发生一点暴乱也是一件好事。人民革命可以养成人民关心国家大事的习惯。杰佛逊还认为，人民的诚实不会随着财富增长而增长，因此选举权、被选举权不应受财富的限制。他说“人为的贵族”是造成社会不平等的原因，但缺乏教育的人民又不能任胜国家事务，所以要发展人民教育事业，教育人民、提高人民，从中培养大批德才兼备的人，这是保障人民民主权利，防止国家政权腐败的有效办法。这样就能用“自然的贵族”，取代“人为的贵族”，使人人具有平等的机会，从而为美好的社会国家而奋斗。他还提出“人民监督”的原则，人民选出代表，人民也可以撤换代表，以防代表变成“豺狼”。要使每一个人感到自己每天都是国家事务管理的参与者。论阶级，杰佛逊的“人民”，主要是工商业资产阶级和中小农场主，但从“形式”上抽象出来看，杰佛逊的思想就跟毛主席的思想一模一样。毛主席的“人民”，以工农为主体，是更为广大的人民，但关于民主的思想主张，在“形式”上，毛主席跟杰佛逊处处吻合。杰佛逊就是美国的毛泽东，毛主席就是中国的杰佛逊。文化大革命就是毛主席在无产阶级专政前提下，对人民民主思想的一次大推广、大实践，人民完全感到史无前例地获得了民主权利，但人民还不一定就能运用好这么大的民主权利，会有一个不可避免的锻炼的、甚至是某种曲折的过程。我们已经感到，党内对立的势力很大，加上习惯的势力，还有被打倒了的势力，毛主席说道路是曲折的，道理大概就在这里，但真正的革命本来就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越是彻底的革命就越是会遭到最顽强的抵制，反修防修的革命更应当是这样，如有曲折，是不奇怪的，不曲折、无反复，一蹴而就，倒是奇怪的，《十六条》上其实已经有这种暗示。你说呢？　　
　　他不由得十分惶愧，而且林集这样轻易地说到“曲折”、“反复”，真令他害怕。他老实说，这个问题我没有考虑到。他心里很佩服这孩子。林集却固执着问，我是说“形式”上，是不是有相似之处？他不得不回答说，有相似之处。　　
　　林集继续说，汉密尔顿代表大资产阶级、大农场主。主张用铁的手腕统治群众、限制民主。他认为“人是自私的”，“人对于人是豺狼”。认为在一切社会内部只有少数与多数两种人，少数就是富人和出自名门的人，多数就是人民群众。多数总是乐于破坏，反复无常，很少能做出正确判断和决定，经常处在不安状态，终日受人欺骗，经常犯错误，是不可信的。只有那少数人富于理性、具有知识、善于决断。应该让富人和出自名门的人突出地、永久地掌握政权，以控制人民群众的不稳定状态。郁老师，你看这个汉密尔顿的思想，从“形式”上看，像不像资反路线？像不像我刚才说的势力很大的那一方的思想？甚至就是他们的人格。我看很像、像极了！林集愤激地自己作了回答。　　
　　他说不出话，只觉得有一种悲悯之感。范柳二人企图绕过内容，在“形式”上做文章，来否定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和当前运动；而林集也从内容抽象到“形式”，来进一步肯定社会主义和当前运动。这之间的对垒何其森然，决不相容！而他个把小时之前，却认为范柳在同路人意义上也含有“造反精神”。但现在看来，范柳的“造反精神”，跟林集他们，却是互相冲突的！也可以说是一种自由跟另一种自由的冲突。假如有机会让他们面对面出现在政治舞台上，一定会发生最激烈的斗争！于是，自由就等于斗争！　　
　　只听得林集继续说，在美国是民主党与共和党斗争不停，一直斗到现在，但他们有一种限度，不能突破某种范围。中国是一党执政，两种思想表现为党内的争论和两条路线斗争，本身就限定在党内上层这个范围之中。毛主席这回要来突破这个范围，一竿子到底，让全国人民都来参加讨论、参加斗争。没有比这样更彻底的了，但比起美国，有很不利的一面，就是“天下大乱”，不过毛主席不怕这样的大乱，而且要发动这样的大乱，就像化学家一样，看看试瓶里到底起什么反应、变出一些什么东西来。　　
　　人家两党斗争，好比双方约好在规定的棋盘上厮杀，再怎么斗得厉害，棋子敲得再响，嘴里还骂骂咧咧的，棋盘仍是稳定和安全的，旁边照样可以摆一杯茶，别人照样可以兴致勃勃观战，每次总统大选好像全国的节日一样，可能还促进了各行各业生意兴隆。而我们，才打破常规，立即大乱，“你死我活”。上面有人施加反作用力，不许诉诸群众；而下面的人民，一下子获得这种大民主，感到特别来劲，好像死都不怕。人民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喊人民万岁。上下呼应，多么悲壮啊！这正说明发动“文革”是有现实基础的。我有时想想眼泪都掉下来！恩格斯说得好：“国家最多不过是无产阶级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胜利以后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也将同公社一样，不得不立即尽量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直到在新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能够把这全部国家废物完全抛掉为止”。毛主席领导我们进行的不正是这样的斗争吗？这可恨的“国家废物”！但看来，我们距离消灭国家，还有很长的路程。问题在于，是不断地朝这个方向努力，还是朝相反的方向努力？这决不是“乌托邦”，而是跟每个人有关的现实！　　
　　他听着不由得点头，太佩服这个学生了。　　
　　林集继续说，如果把党自身一分为二，形成中国的民主党与共和党，像造反派，就可以投民主党的票，保守派，就可以投共和党的票，谁得票多，谁就执政，一届或两届，看看成效如何，由全国人民来决定弃取。选上台的贯彻新政，选下台的总结过去，国家始终稳定、追求进步。岂不很好？最起码这样就不乱了，也不会因为怕被打成“反革命”、或者有个人野心，而斗争得“你死我活”。这是釜底抽薪，化大乱为小乱，以小乱化大乱。美国之所以立国二百年两党斗争不停，却高度稳定，越斗越稳，原因就在这里。我很想给毛主席写封信，谈谈我的这个想法，趁他们老一辈的健在，也不要你打倒我，我打倒你了，来个两党竞争吧。　　
　　他真的听呆了。林集这一番“高论”，确实说明这孩子能动脑筋。但大约，与其对林集表示赞扬，不如对林集加以劝阻，要不然就可能害了这孩子。这样的政治问题，可不是随便谈着玩玩的，林集的议论跟范柳的书稿一样是书生之见。　　
　　他站下来，对林集说，我比你岁数大些，我要劝你一句，你自己怎么看书、怎么思考，都可以，但千万不要把你考虑的哪怕多么自认为正确的东西写成这样的信，只怕你的信还没有送到中央，就会有人来找你谈话了，那你一辈子可能比我还惨。原因正是你引用的恩格斯所说的“国家废物”这个问题！“国家”不是抽象的，是跟掌握“国家”的人们的利益直接相关的。你掌握“国家”吗？我掌握“国家”吗？只有各级党委、机关干部、各行各业的领导人，才真正掌握“国家”。这些人并不是“废物”，是跟我们一样的人，而且很多方面比我们强。列宁说过，有一句著名的格言说，几何公理如果触犯了人们的利益，那也一定会遭到人们反驳的。何况不是作为自然科学，而是作为经济的集中表现的政治呢？它如果触犯了人们的利益，那就会遭到十倍的抵制和否定。你读《法兰西内战》，那里面不是把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讲述得很清楚吗？你要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一切，把握一切，包括把握你自己！美国是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经济掌握在无数资本家手中，上层建筑的两党再怎么斗，那经济基础是稳定不动的，两党相斗的结果，是调整对内对外政策，以更有利于经济基础；我们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经济是全民的或集体的，全国一盘棋，能够两党制吗？很难想象。如果照“文革”两派分为两党，那国家社会就不稳，因为你这一党要这样，我这一党要那样，经济基础怎么办？跟谁走？势必要发生分裂、动荡。经济基础发生分裂动荡，会是什么情况？总之这个问题很复杂，谈这个问题很危险！　　
　　林集无言以对，沉默着。　　
　　他继续劝告这孩子：正如你所说，你已经意识到，中国虽然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但在上层建筑里却有大大小小无数的“汉密尔顿”，照他们的心思，最喜欢资反路线那一套，而且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资反路线就成为法律的基础了，所以才有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和人民的积极参加。贵族的特性就是草菅人命。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贵族，要维护并且无限扩大自己高高在上不可侵犯的地位和利益，他们是特别残忍而又狡猾无耻的。迄今为止，天下乌鸦一般黑，贵族就是贵族，他们不可能退让半步，你今天只要得罪他一句，他明天就一定要对你报复得不成比例，这早已为中外历史所证明。所以理想的存在和为真理而斗争也才绵绵不绝。你可以是战士，但还应当拥有智慧。明哲应当保身，哲学上的泰州王艮学派就认为，身是天下国家之本。我若无身，何谈天下国家？舍生取义虽是最高境界，但那要看时候，只有像谭嗣同那样才算是值得，但毕竟也令人惋惜。还有，关于民主问题，什么两党制，我认为，毛主席的思想比两党制的民主还要民主，是人民的大民主，是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企业，管理文化教育，就是说，人民自己管理上层建筑，管理这个国家的方方面面、一切的一切。人民国家不是少部份人管理国家，多数人在少数人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权利，那和几千年的礼制等级社会的理想王国区别何在呢？所以，社会主义应当是人民直接管理国家。毛主席要的是这个。毛主席好像是要用“文革”来强调，大民主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以外的东西，而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题中应有之义，“文革”不过是要求全面认识、全面体现“人民民主专政”这个定义，说明没有人民民主，就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人民就可以造反。人民民主就是要全体人民来实行“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全体人民来关心国家大事，而不是少数人、两党三党关在议会里做决定来向人民宣布，让人民服从。所以毛主席所设计的人民民主，是超过了美国式的两党制的。　　
　　林集愧色满面，心悦诚服，声音低弱下去，说，是的。　　
　　他说，从“形式”上来说，任何一个负责的政治家，都想消灭人类的悲剧，治国平天下。但他们往往在消灭悲剧的同时也会造成悲剧。人类悲剧正是由负责的政治家和不负责的政治家共同造成的。秦始皇这个大政治家，结束了几百年战国纷争的悲剧，开创了中国的统一局面，但消灭六国的过程本身就是无数悲剧的相加，比如坑杀赵卒四十万，那是空前的惨案。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永远处在悲剧之中，所以在文学上悲剧的地位高于喜剧，如果一个喜剧较有文学价值，也因为它表现的其实是悲剧，而不是浅薄的笑料。我很早就只愿做个文人，不愿从事政治，我没有儒家的积极的抱负，我更想做个农夫，也就是自耕农或者小地主，有点像陶渊明，但那是不现实的。尽管如此，我还是吃了苦，而且半辈子下来了。我也很欣赏禅宗，但很难真的做到那种“一个蒲团坐千年”的境界，还是只有在现实里挣扎、浮沉，用一句话来夸张地安慰自己，叫做“无量劫中修行我，菩提树下成正觉”，是消极无为，完全转入自己内心中去的。你们还年轻，千万不能做不现实的事情，千万不要毁了自己的一生！说着，他的声音都有点变了。林集注意到了他心情，说，郁老师，我接受你的意见。他说，你也不一定要全部接受，你理解了就好，我就放心了。他几乎表露了对这个孩子的器重之情。　　
　　朝阳中学到了。“东方升起了红太阳，哎嗨，升起了红太阳……”很远就听到学校高音喇叭嘹亮的歌曲，他的心随着就跳得厉害了些。一种紧张热烈的气氛立即裹挟着一切走近这里的人，好像被俘虏了一样。　　
　　学校大门两边墙上的大标语说明着今天的主题：斩断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黑手！批判投靠资反路线的两面派！这两条标语使他的心跳得更快了些，如同身受一样，因为范柳毕竟也是做教师的人，所谓兔死狐悲、物伤其类，大约就是这种心情了。但范公望写出“九论”来帮助“资反路线”围剿学生，这是他很难同情的。然而，他的另一面却是能写出《形式论纲》这样“独立思考”的文章，这里存在着人格的矛盾，令他感到些困惑。这里面是否有可以理解的“权宜之计”、“虚与委蛇”呢？但那是不足为据，也不足为训的，人们在现实中的表现不应当是随便的。　　
　　人们在走向会堂。朝阳初中的校园很美，有很多树木。一眼望去，校园里到处仍是积雪，但主要道路清扫过了，路边堆着的雪在阳光下开始融化。他觉得要避免跟江进海他们一道进会堂，就有意离开了他们。　　
　　批斗会的“形式”总是搞得很怕人。先是台上空空的，没有一个人。后来坐在前排的两个学生（一男一女）站起来领呼口号。接着就在全场一片口号声中，脚步声咚咚的从台下推上去两个人，每个人都有两个学生反推着膀子，往前直推，一直推到台口当中面对台下站定，这才放下了他们。学生退后一步，站在他们身后。这时口号领呼不停，把“火药味”加浓到极点。但好在并没有叫他们下跪，他们基本上以一种自然的姿势站着，只是自己把头略微低着。　　
　　他看清了，是两个年轻教师，那女的，他没见过，那男的，正是在看守所里跟老刘隔一个人坐着的那个“知识分子”。老刘说，你不要以为只有你是知识分子，我们里面也有知识分子。说着就指了指身边瘦瘦的一个人，脸上略带微笑、故作镇静。原来，就是这个范公望！真是久违了。当时作为“我们的知识分子”，其实是很惭愧、很尴尬的，虽然是坐在老刘那边属于审他的人之一，但在内心世界倒好像受着他的审问一样。　　
　　作批判发言的，有朝阳中学的冯小琴，有医校的林集。可以说，范柳二人确实被“剥开画皮”，揭露出“丑恶灵魂”，这夫妇二人顿时在人们眼中成了“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最后，“勒令”他们作“彻底交待、深刻检查”。这两个可怜的人回答了一声“听到了”，就像上台时那样被反着臂膀推了下来，从门口推了出去，急促的咚咚的脚步声震撼在人们的心头，造成了极为恐怖的印象，使人感到似乎不必这样，可又感到这也是必要的“形式”，于是就默认了，而且还继续跟着呼喊口号以便齐力达到应有的气氛和某种效果，似乎也可借以压下或释放刚才心头的恐怖。接着是朝阳中学红旗兵团的学生头头站到台上去讲话，并且欢迎煤碳公司工人阶级代表讲话，都是义愤填赝。　　
　　似乎作为最重要的，是欢迎医校井岗红卫兵代表江进海讲话。江进海的口才锻炼得极好了，从容不迫，滔滔不绝，慷慨激昂，不断引起热烈鼓掌和轻松的笑声。有一个学生走到台口，向江进海递了一个纸条，江进海看了一下，放进口袋，继续他的演说，但很快收尾，话题就来了一个突转，说，现在，不要以为“一月风暴”来了，资反路线被打败了，可以高枕无忧了，不，决不是这样。　　
　　毛主席说上海的“一月风暴”是一个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为什么这样说？毛主席是从政治思想意义上来说的，不是说原上海市委市人委就跟国民党上海党部政府一样是敌对政权，要不然你怎么理解运动的结果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这句话呢？这次革命的一个特殊性，就是重在政治的思想的意义。　　
　　如果不进行“文革”，如果“文革”不能胜利，一些领导人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复辟资本主义、成为资产阶级代理人，背叛社会主义和广大劳动人民。现在让他们靠边站了，其中的大多数，会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其中的极个别，有可能问题较大，要受到“清洗”的处理；“一月风暴”就这样有力打断了一些人蜕变为“红色资本家”或资本主义代理人的自然进程，就这样具有“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意义。　　
　　假如从中国赫鲁晓夫的角度，从走资派的角度，请范公望、柳春芳来给“一月风暴”定性质，他们就会造谣说，这是地富反坏牛鬼蛇神反革命暴动，他们要像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梯也尔那样，手持法律，高喊秩序，走进巴黎，实行白色恐怖，把那些造反的统统抓起来，高中二年级以上的学生也要抓，但考虑到这些工人学生是毛主席号召出来的，那就留个面子，不杀头或少杀头，下达指标，每人判十年到二十年，看以后还有谁敢造反？（会场上发出笑声）。　　
　　这还不是活生生的阶级斗争是什么？但现在把范公望、柳春芳也扯进来，是不是冤枉了他们？不是。我是有根据的，这个根据不仅仅是今天所批判的他们的“九论”，还有他们写的一部书稿。这部书稿，被红旗兵团和我们发现了，大约有八万字，还仅仅是个提纲，叫做《现实乌托邦形式论纲》。他们认为，毛主席领导建立的我们这个社会主义社会，中国的这个现实，不过是一个乌托邦，眼前的文化大革命，还有什么“一月风暴”，那就是为捍卫乌托邦而进行的垂死挣扎了。所以，这部书稿的反动性，怎么估计也不过份！　　
　　什么是乌托邦？就是空想，不可能真正实现，最后一定要失败。什么才不是乌托邦？在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才不是乌托邦。在中国请美国人来当家，让西洋东洋一起来瓜分我们，才不是乌托邦。以解放前的旧上海来说，一方面是灯红酒绿、纸醉金迷、青红帮、交易所，另一方面是包身工、妓女、吸毒、华人与狗不得入内，那才不是乌托邦。他们这话你们同意吗？（会场上齐声怒吼：不同意！）　　
　　我敢负责地说，他们的书稿，说穿了，就是这样的思想内容。谁说初中老师不及高中老师有水平呢？我不这样认为。但这两个老师贩卖的，也不过是以前右派头面人物臭名昭著的老观点，我很为他们可惜，他们如果能拿出真正新的东西出来，那就更好了。记得在运动初期的时候，资反路线要把我们这样的人打成“右派分子”，教育局长李宝安还到这里来拿这个吓唬过你们，被你们把他拉下了马。你们记录的他的讲话的传单，我收藏了一份，那是宝贵的资料、历史的见证！这次运动中，真正的右派分子有没有？是有的！《十六条》的第八条《干部问题》，把干部情况分为四种，一，好的；二，比较好的；三，有严重错误，但还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四，少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这就说明，这一回，“右派分子”这个帽子，主要是给当权派中的少数人戴。当权派中少数人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跟右派代表人物的政治主张是一致的，他们要实现当年右派没有能实现的抱负，所以给他们戴“右派”帽子很确当。但因为当权派是领导干部，从前都是他们给别人戴帽子，好像他们有什么政治特权似的，现在呢，却要通过群众运动给他们戴帽子，所以许多人感到不习惯、不理解，而且还很怀疑。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就在这里，把最危险的右派在哪里指了出来，不光是在党外，更重要的是在党内，最危险的是在中央。这就是毛主席对解放以来十七年斗争的认识和总结，也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斗争总结，从而进一步指明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方向。　　
　　资反路线现在准备给范公望、柳春芳戴帽子，要给他们戴“左派”的帽子，上面还用红笔写着“最可爱的人”，以后要给他们加很高的工资，提拔他们到显赫的岗位，给他们很多荣誉、很多头衔，让他们特别有尊严、有体面、有享受，还可以经常出国观光、周游世界，从而能够完全彻底背叛人民，不与人民为伍（会场上笑了起来）。　　
　　我在这里特别说明，我们没有说范公望、柳春芳就是右派分子，你们也千万不要这样说他们，这样说就干扰斗争大方向了。但他们二位对我们是不会客气的，他们如有机会，一定要给我们戴帽子，什么帽子呢？不是“右派分子”，那个帽子很简洁，中央说了，准备给少数当权派戴，所以是很值钱的了，不会给我们戴，给我们戴的帽子因为是给走资派当“帮闲”的知识分子发明的，名称就取得比较长、比较花哨，叫做“社会主义乌托邦‘文革’牛鬼蛇神垂死挣扎分子”！（会场上哄然大笑）　　
　　我们被怎么样不要紧，革命烈士说得好，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我一个，自有后来人。文化大革命总是要结束的，任何社会也不可能永远处在造反运动之中。但文化大革命最后只能被毛主席收起来，而不能被走资派及其帮闲污蔑并且镇压下去。这是运动以来天天斗着的一个问题，也是我们天天感到、天天想到的一个问题。　　
　　如果文化大革命被否定，这个运动要反对、要防止的一切，就会变本加厉，疯狂实现。革命成了反革命的催化剂，进步成了倒退的催化剂，历史往往如此。那时大大小小的中国赫鲁晓夫，这些“红色资本家”，就会以最黑的心肠，最血腥的手段，让资本主义公开地放心大胆地全面复辟，让劳动人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让国家陷入最空前的混乱、最深刻的危机之中。如果那样，现在还看得不十分清楚的，那时就看得更清楚了，更大更深刻更明确更直接的革命，就会爆发出来，以今天的“文革”为榜样，人民高喊着“毛泽东”的名字，奋勇前进！（热烈鼓掌）　　
　　也许，正如北京的传单上写的，我们现在的革命，正是为了将来的革命，而现在的革命，不过是一场大演习。毛主席要反修防修，但是不是一定反得了、防得住呢？毛主席自己认为也不一定，他说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他在这方面说了好多话，但我们的体会是不是足够了？以我们的年龄和经历，就不可能足够。好在毛主席他老人家用文化大革命的实践提出了、并且让历史记住了他的反修防修理论，这是最重要的。他是为中国人民的现在的，也是为中国人民的将来的！（热烈鼓掌）　　
　　被推翻的旧制度、旧社会一次两次的复辟，在历史上不但可能，有时还是必然，但难道我们能眼睁睁看着历史倒退、社会主义事业前功尽弃吗？当然不能。　　
　　我们这样的人确实缺少社会经验，很难具体想象“随时可能复辟”以后是个什么样子，但运动以来，我们已经能够深切感到那种情况的可怕，我们的神经一天天绷紧，想松开一点也做不到。无论我们本来是带着什么私心杂念或者很简单的头脑来参加运动的，斗争的现实让我们一天天成长。有时我觉得我都老了，我哪里像二十岁的人，我起码四十几岁了！（会场上发出了笑声，并且鼓掌）　　
　　现在有了新的情况，我们的革命队伍分裂了！南京的、上海的、重庆的、全国的造反派都在发生分裂！情况各异，但很有规律！一部份老造反，他们被暗中劝降了，成了改良主义者，装扮出虚伪的面孔，进行政治投机，倒向走资派的怀抱，成了新保守。他们提出对资反路线要一分为二，提出造反派队伍不纯、是造解放以来十七年的反，提出文化大革命现在应当收场、结束。这三条貌似公正、公允，其实是要修正文化大革命，不但反对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而且也否定了文化大革命，是右倾投降，是无耻背叛，或者是万分糊涂。　　
　　亭州的一些人立即闻风而动、跟了上去，革命的同路人现在到了分道扬镳的时候了，情况是非常复杂的。但我们已经把他们看得很清楚，我们要针锋相对，迎头痛击这股修正主义思潮，保卫文化大革命！我们一定要看到大局，不要做任何搅乱大局、对不起毛主席的事情！让我们团结起来，记住毛主席的光辉诗句：宜将乘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将革命进行到底！　　
　　江进海在一片鼓掌声中走下台，跟朝阳中学的学生头头匆匆握别，就往外走，林集，还有医校来的其他一些学生跟上他，匆忙走出会场，往校外走去。朝阳中学的学生头头站到台上去继续讲话，作出布置，好像要上街去反对分裂。他悄悄退了出去。　　
　　江进海刚才的一番演说，使他想得很多很多。他佩服这学生，心中时时被“哗”的一下点起火苗。但走出会场的他，不仅没有增加斗争的信心，反而更加是悲观的了。　　
　　他回宿舍，让自己看看书，获得一份宁静的心情。他还要给自己忙饭，有很多琐碎之事要做。他随手翻开一本薄薄的单行本，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有“增补”的一段“德国共产党人的分裂”，列宁写道：“德国共产党人的分裂已成事实。‘左派’或‘原则上的反对派’已经另行组织‘共产主义工人党’，以别于‘共产党’。在意大利，想必也会弄到分裂的地步……”。他不由得十分感叹，历史，总是会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小小亭州的“文革”的“历史”竟也在那种规律之内。江进海的演说提到了分裂，他翻书也就一下子翻到有关“分裂”的这几句话，真令他惊讶，可能在这样的书籍中随处都会涉及这一类的问题吧？革命是一件多么烦人的事情啊。　　
　　午饭以后，又看了些书，做了些家务，估计有三点钟了。在《东方红》乐曲声中，造反有理广播电台的女播音员又开始广播“十大造反派抓革命、促生产联合倡议书”了。他往医校走去。他要去补领四个月的工资。这些学生吃着家里的饭，在外面闹着革命，好像饭是可以永远地回家有得吃，革命是可以天天闹下去似的。就连那些工人也是这样，好像工资反正是厂里发，饭反正是有得吃，革命就这样闹下去，又闹起分裂来了！范柳二人会说，这真是生活在快乐的“乌托邦”里，并且还要为巩固这“乌托邦”而进行殊死的战斗。不过，他是不赞成范柳的。他感到，江进海激情演讲中说的那些，也是很实在的东西。　　
　　“凡斗者，必自以为是而以人为非也。己诚是也，人诚非也，则己是君子而人是小人也。”二千三百年前的荀子曾这样探讨人为什么会“斗”起来。“人之有斗，何哉？我甚丑之。”很表示困惑与遗憾。但又说，“义之所在，不倾于权，不顾其利，举国而与之不为改视，重死持义而不挠，是士君子之勇也”。可见，“君子”与“小人”还是不得不“斗”下去。你看那江进海，真是立场坚定，“斗”志昂扬。　　
　　他想起去年八月初全体师生收听的中央首长讲话录音，常被人又亲又敬地称为“少奇同志”的那个人说：“同学们，这半年吃饱了饭干什么？干革命！”浓重湖南口音的这句话里有一个最现实的词，而让他印象很深，是要永远记得的，就是“吃饭”二字。　　
　　如今半年时间已到，运动哪里有结束的样子？一个社会如果这样下去，肯定是要没有饭吃的，难怪报纸上在鼓动革命的同时，也强调“抓革命，促生产”。《人民日报》公布的上海三十二个革命群众组织发布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在“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这个题目下，谈的就是“抓革命，促生产”、“反对经济主义”，后来《红旗》评论员又总结说：“他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联合……夺权……建立……新秩序……”，革命的文章最后落实到了生产、经济、秩序上来。奇妙的是，这跟宗进庭在狱中对他所说的“还复”，岂非一致？看来，造反派与宗进庭，在这个问题上，“形式”是一致的，而内容不同。一种好像是要实现真正的“人民直接管理国家”，这有点难以想象；一种是恢复干部管理国家，也就是“官僚机构”，那是现成的，一声召唤就全部复活了。宗进庭坐在狱中，却摩拳擦掌，是自有其道理的。这样的僵持着，较量着，“斗”着！谁胜谁负呢？折中主义势在不可避免。　　
　　蓦然一抬眼，看到了一堵熟悉的墙，他记得曾经在这墙根下昏死过一回的，当时还接受了王校长让孩子跑来送给他的十元钱，他首先去买了几个炕山芋，坐在城河边上好好吃了一顿。那么王校长的家就在前面十几步之外了，他得去看看王校长，只是不知道这会儿是在学校里，还是在家里。　　
　　和别的街民家一样，王校长家的大门也是敞开着的，里面的情形一目了然：王师娘坐在小凳子上做针线，而王校长正蹲在屋檐下料理着兰草，有十几盆之多。旁边有两盆腊梅，正开着花，黄灿灿的耀眼，并且有微微一缕清香飘逸而过。他站在门口叫了一声“王校长！王师娘！”他被让进屋，王师娘立即给他泡了一杯茶，继续去做自己的事。王校长洗洗手，坐下来，问他：你出来几天了？他说，才两天。王校长不语，光是叹了口气。他解嘲说，鲁迅说过，人生天地之间大约有时难免是要被捉进捉出的。王校长说，鲁迅那是讽刺。他问，学校里没事吧？王校长说，学生早就不理我的事，去跟工人运动结合了。我现在基本上不到学校去，就呆在家里，靠边站嘛。他正要对王校长说两句安慰的话，王校长却对他说，老郁，你出来了，当然是好事。抓你的，你不要计较；放你的，你也不要报答。你有你自己的事。　　
　　这是真正关心他、指导他的话。他欣然接受。他告诉王校长，宗进庭在狱中如何向他说了“对不起”，史宏他们如何到市里查看了他的卷宗。王校长一听，很高兴，说，这就好！这是好消息！但你不要急，要沉住气。我就是担心你被卷到运动里去，你要把稳。回家去看看父母，还可以到农场去看望乔丽，代我向他们问好，他们作为人，真是很不容易、很不容易啊，我们运动中吃这点儿苦算什么！我们过去的工作确实是有不少问题的！　　
　　他心中感动，眼泪涌了上来。　　
　　离开王校长家，他继续往医校的方向走。他拐进一条幽僻的深巷，从那里走出去，就离医校门口不远了。巷子里没有一个行人，在深巷的一个分岔路口，看到有两个人坐在墙角的小花坛边儿上，样子是在休息。那不是正是范公望两口子吗？他发生了犹豫，意欲回避，但又不能掉头就走；似乎要上前去问候，但说什么呢？岂不冒昧？不过，如果他装着毫不相识走过去，似乎也不对，他明明是看到他们挨批斗的，而且他们二人的书稿就在他的家里！他很想跟他们谈谈、听他们说说，却一步也跨不向前，这真是很尴尬也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他鼓足勇气，走到他们面前，说，你们？在这里休息？　　
　　范公望认出了他，吃了一惊，站起来，说，是你，你现在，怎么样？接着就把他介绍给正疑问着的柳春芳：这是医校的郁老师，我跟你说起过的，他在运动中吃了苦……。他说，是的，我们在看守所里见过面，不过你没有说话，你坐在那个老刘的旁边。范公望说，当时他们硬要带我去，我是不想去的，拗不过，只好跟了进去，也是出于好奇，其实没有我的事，我知道那种场合，最好是不要去，人与人之间，处在那种关系，真不是什么好事情。他笑了起来，说，现在那已经不算什么了。范公望说，是啊，现在都不算什么了，斗人的，挨斗的，都好像不算什么了，但还没有算完呢，要整个一圈儿斗下来，每个人都尝到滋味。哈哈哈，这样也好，真正的革命就应当那样斗一圈儿下来，法国大革命的时候不就是这样吗？最后上断头台的是革命党人罗伯斯庇尔！柳春芳在一边责怪地说，公望！范公望说，不要紧，跟郁老师是可以说说的。郁老师，欢迎你以后到我家里坐坐，谈谈！接着就把地址告诉了他。　　
　　这种坦诚热情，真是意外收获。他想象中的范公望是个诡秘的人，想不到却这样活泼开朗，还带点儿喜剧性格，让人欢喜。他高兴地答应了范公望。看出他们并无需要帮助之处，只是坐在这里休息一下而已，而他要问范公望的一些话，此时此地还不便于交谈，他也就跟他们告别。本来好像不可逾越而止缩不前的，却这样打通而且别开生面，真是令人高兴。　　
　　他渐渐就要到达学校了，心里突然伤感起来。医校对于他，成了一个奇怪的地方，他的“命运”就暗中栖止、蹲伏在那里，不断地让他经历着和领教着，看来还远远没有到让他安宁的时候；他是无法离开也不想离开的了。他的短暂的幸福，在一九五九年结束了，而他的漫长的苦难，仍不见终期。比起离开医校的那些最困难的日子，他总算又回到了医校，不觉又数年下来了，有了一个立足点，一个给他饭碗、甚至还能享有一点人的尊严的地方；但一切并未结束，他的事情，乔丽的事情，都没有结束。当他这样一步步重新走向学校时，一种痛苦的滋味涌上心头。　　
　　但他就看到了一幕令他惊讶而痛心的景象，竟然有几十、上百的学生在大门里面的大道上纠纷、冲突、推搡、殴打，伴随着粗哑的与尖锐的争吵声，正在“斗”。大道两边原是半人高的冬青树墙，运动以后竖起了两排大字报专栏，专供人们张贴大字报。他从旁边一拐，避开这可怕的、也无力干预的场面，而赶紧走向总务处，去有自己的事。　　
　　他走进总务处，首先看到的仍然是女会计，他本能地站定在那里，不能动弹似的，呆望着女会计，好像等待着她的如见异端的惊恐之状，等待着这一对他的无形打击。女会计抬头看到了他，确实对他的突然出现又吃一惊，但与上次不同的是，随即露齿一笑，好像是在说：你老人家又坐牢出来了，这不跟闹着玩儿似的吗？　　
　　他想起马克思的话：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喜剧。他说，我……　　
　　女会计立即用她纤巧优美的兰花指一指，说，主任在里面。　　
　　他往里进了总务主任的办公室。高大魁梧、熊一样的总务主任正趴在桌上看报纸，抬头看到他，就笑了起来，说，老郁，我等着你呢，看形势我就晓得你又要出来了！走上前来，很重的手放在他的肩上，说，四个月，天翻地覆啊，你看，造反派才胜利，又分裂了，真是说不清。学校里江进海、史宏分裂了，江进海发表《声明》，成立了另外一个组织，史宏把原来保守派“红色保卫军”的都吸收了过来。跟国际形势一样是大分化、大改组啊！没想到江进海比史宏还要革命，史宏倒乖巧了！　　
　　啊？他不觉惊讶了一声。确实真是想不到。但上午江进海、林集还没有说到这一情况，一切似乎是这几小时内才发生的。　　
　　你在里面没有吃苦吧？主任问他。他说，基本没有，就关着。总务主任用手把他一拨，推转着他往外走，走到女会计面前，说，把工资补给郁老师，四个月。他站着等女会计为他办手续，数钱、把钱给了他。他收起钱，对站在一边的总务主任说，我要去赶船，回家看望父母。总务主任说，应该应该！那你快去吧，学校里反正也没有你的事，唉！唉！　　
　　他走出总务处，却看到江进海脸上激愤得血红，火拨拨的迎面走来，后面紧跟着十几个学生。他让在一旁，江进海却注意到了他，问：郁老师，总务处有人吗？他说，有。江进海对那些学生说，你们去！　　
　　江进海额头上、脸上冒着汗，气愤地对他说，我们学生队伍也分裂了！有人变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他们要发表《我们的看法》，说刘克成是隐藏在工人队伍里的个人野心家，不能参加革命大联合，不能参加夺权。我不同意，我认为我们学生不应当发表这样的意见，不能干涉工人运动，不能做这样分裂工人、亲痛仇快的事情。他们一定要这样做，说我们学生是单纯的，要跟社会上的造反派保持距离，社会上的造反派不纯洁。这是些什么话？这不是走资派才会说的挑拨离间的话吗？他们这就是要修正文化大革命，以适合资反路线的需要，是伪君子，是投降，是可耻！我真不知道史宏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他内心深处还有东西，他被人做过工作了，但是他不说！他是永远也不会对我说了，他投机到那边去了。是的，他跟我说过，他很小就深感社会的不平等，这大约就是他造反的内在原因，这原因我也有，可能所有的造反派都有。也许现在他看到要实现平等很难，要为平等而斗争更难。他索兴投机到不平等当中有特权的那一边去了，这倒也很符合逻辑！他们异口同声说刘克成是个人野心家，不能参加夺权，真是无中生有，就算是有这个情况，也不应当这样公然闹分裂。陈安国竟然丢下“工红”大印，宣布退出“工红”。正在筹划中的造反派大联合也流产了。造反派队伍分裂，只有走资派暗中拍手称快。史宏、陈安国这些人，他们为什么走到一起去了？他们说刘克成有野心，其实他们才是有野心。以前可能没有，但现在有了，现在起了变化。这是原则问题。我不能跟他们走在一起了。在革命的前行中，会时时有人落伍、有人叛变，鲁迅这话说得对啊！我们在学校里发表了《关于团结的声明》，结果“老井岗”有大半的人跟我们一致，他们不愿跟史宏、何银森的路线走。现在我们的组织叫“东方红革命造反兵团”！史宏把“红色保卫军”的人都吸收到他那边去，改称为“井岗山红旗兵团”。这样，他们的人数比我们多。但我们不能把团结变成无原则的招兵买马。路线不正确，人数再多也没有用。市里面，原先“主力军”摇身一变，成立新的组织，贴出《声明》，宣布“革命造反”，也都叫做某某单位“红旗支队”，一想就明白，这是表示归附陈安国的“红旗兵团”，他们工人、学生都叫“红旗兵团”，实际上成了一派，是“红旗派”。只有朝阳中学的“红旗兵团”是个例外。陈安国他们发表了一份《关于夺权问题的声明》，说出了过去保守派才说的话，点了刘克成的名，加以攻击。这是一个大阴谋、大动向！江进海脸上更加血红，嘴上满是唾沫星子，不断地说着，我们要战斗到底，斗争越来越复杂，复杂到内部来了！　　
　　他看着江进海质朴率真的面容，还有脸上黑里透红的皮肤，判断江进海是来自农村而且很能劳动的一个孩子。他无法说什么，也不能说什么，他只是呆呆地痛苦地听着。学生们抱着纸张、拿着墨汁、腊纸筒，从总务处嚷着出来了，江进海也就率领他们匆匆而去。这是去刷大标语、写大字报、刻印传单，进行他们不屈不挠的“战斗”。　　
　　他仍从小路插到大门口，那里学生们的冲突好像停了，好像分别扑向两边专栏写自己的大标语，刚才发生的可能是争夺大字报专栏之战，最后各占一边，也就由诉诸武斗，到诉诸文斗，由唾沫和拳脚的批判，变成了笔墨和纸张的批判，批判就是“斗”。他赶紧走了出去。　　
　　他选择了一条从园田上穿过的小路，能容两三人并肩而行，是学校师生往西常走的一条泥土的路。路边有灌木丛和高大的树木，有池塘和芦苇，池塘边上有两三户人家，青砖小屋，是菜农的家。四周都是弄得很平整的菜地，长满绿油油的“苏州青”，一棵棵墩墩实实的立在地里。平时走在这条路上，心情也总好像得到着休息一样，此时更是如此，几乎这才喘过气来。　　
　　亭州这青菜冬季尤其好吃，在锅里多炒几下就熟了，端到桌上青滴滴的，吃到嘴里又鲜又烂，说是“腊月里青菜赛羊肉”。也有一种吃法是下锅炒了以后，放点水，把“狮子头”一个个做在上面，盖起锅盖来用文火煮，亭州话叫“烀斩肉”。结果“狮子头”也好吃，青菜也好吃，因为青菜汲足了肉味，而肉也汲足了青菜味，只不过青菜被焖黄了，但也有人就喜欢吃这焖黄了的青菜，只觉得比肉还好吃。他也就决定买十斤青菜带给父母嚐一嚐，老家那里的青菜是白梗子，薄而无肉，再怎么经霜经雪，再怎么炒、煮，那梗子也不烂，比“苏州青”差多了。　　
　　他走进菜农家里，他们认得是医校的“老师”，他说明来意，于是马上就到地里起了十几斤菜，菜农老头推拒着不肯收他的钱，因为他的女儿也是医校的学生。他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啊！这一说，菜农老头一愣，也就收下了。老头那吃一惊的神情，让他有点内疚：人家好心好意的，还要受到你这大话一吓。他于是用轻松愉快的态度跟老头多聊了几句，以起到挽回影响的作用。果然，老头从压抑中恢复，又高兴起来了。他说明是要带到老家去给父母嚐嚐的，老头一听，马上叫他女儿到地里再起一些来，他忙止住，说明船到乡下，还有好远的路要走，拎不动。老头给他用草绳扎成两捆，说，你到宿舍去把草绳解掉，找个旧布袋，把菜顺着放进去，下乡就好拿些了。我这菜啊，确实是好吃呢！　　
　　他回到宿舍，把中饭给自己忙好，吃下去，就整顿行李。乔丽的衣物本来也不多，上次拣过了几件，现在再也拣不出来了。他关了她的衣箱，睹物思人，未免伤感，而那衣箱里，分明还有亮亮遗留在人间的小衣小鞋，更令他心头挨扎一锥似的，眼泪掉了下来。　　
　　晚班的船，他是一定要赶上的，不能耽误；他的心已经到了老家，也到了乔丽的劳改农场。　　
　　他踌躇的是范柳那部书稿，留在宿舍里不放心，带在身上怕丢掉，而学生一定是要来取的，只是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来，又不便到学校去送给他们，到底是送给史宏呢，还是送给江进海，也成了问题。于是想了一个主意，写了个纸条，“上街即回”，用饭米当浆糊，把纸条粘在门上。他就锁了门，上街去了。　　
　　一上街就遇到了大游行。好几千人的队伍，队伍里有一些工厂、公司的旗帜，上面果然有着某某“红旗支队”的字样。游行队伍呼喊着一些口号，也就是“造反有理，革命无罪”之类的，其中还有“打倒个人野心家”。这时他听到有群众说，“这是老保”。立即又有群众说，“现在没有老保了，都造反了。”　　
　　口号声令人恐惧地震荡着大街，时有声嘶力竭的喉咙挣扎在声浪之中，特别令人心颤。　　
　　游行队伍向路边群众抛散传单，他提不起兴趣来，没有伸手，因此也就不知道那传单的内容。他在路边观望的群众后面继续走他的路，副食品商店在街对面，这时他无法穿越大街，但可以朝那里接近。　　
　　工人“分裂”之事到底如何，这个游行就说明着事情已经不可挽回；而他在学校则亲眼目击了学生分裂的纠纷场面，听到了江进海的诉说。一切真是非我辈所知。　　
　　他购买了一些通常的副食品，即亭州人所谓的“茶食”，就赶忙回宿舍。纸条有用，果然有学生在门口等他，是林集。他把范柳的书稿交在林集手上，心也就放了下来。　　
　　林集告诉他，电机厂“红旗兵团”要刘克成某日某时到亭州剧场当众回答五个问题，实际上就是五条指责：一，为什么在跟资反路线斗争最激烈的时候，你不在亭州？当时你提出兵分两路，你上北京走访“中央文革”，别人留在亭州坚持，为什么要这样安排？是不是有意回避斗争？你回来还理所当然做了一把手，这是不是下山摘桃子，是不是政治投机？二，你主持会议酝酿参加夺权人员名单，结果头一名就是你自己，你连一点谦虚也不曾表示，这是不是个人野心的表现？你把市委常委都集中到三峰园招待所，饮食起居都归你掌握，经常以问寒问暖、检查安全为名，突出你个人跟常委的联系，在常委面前显示你在“工红”里的地位，这是什么意思？三，你当兵时写的家信上，说你今年两件喜事，把你参加战士演出队得到伟大领袖毛主席接见，跟家中来信说生了儿子相提并论，是什么意思？四，运输公司、港务局夺权以后，你让他们给工人增加福利，是不是搞“经济主义”？目的是什么？五，你经常戴着口罩，跟着保镖，还有女秘书，行踪不定，航运公司固定有一条小轮船随时等你使用，作为革命造反派的工人头头，为什么热心于这一套？陈安国那嘴厉害，问题也提得尖锐，会场上鸦雀无声。刘克成虽然没有陈安国会说，但一一据理回答，并且加以反问，指出他们在这个时候，歪曲事实、无限上纲、挑起辩论、引起分裂，只能让亲者痛、仇者快，客观上是为资反路线效劳！刘克成表示，我刘克成从今天开始就回到车间去，既不当头头，也不参加任何夺权，请你们留在“工红”，不要分裂，行吗？剧场里一片喊好、鼓掌。陈安国不再辩论，取出他掌管的“工红司令部”大印，当场交出，扬长而去。“工红宣传部”写出了一批大字报，批判这种分裂行为，但一切已成定局，无法挽回了。　　
　　他只有一声叹息，把头摇摇。　　
　　林集说，虽然刘克成肯定是有一些缺点，但陈安国他们的分裂不是偶然的和简单的。现在，正如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8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所讽刺的，“这时，一切保皇党人都变成了共和党人，巴黎所有的百万富翁都变成了工人”，而陈安国、史宏这些人就跑过去充当他们的旗手和排头兵！这种投机，这种可耻，大约就连马克思也没有看到过呢！可是，那时还有“博爱”的外衣，“与这种想象的阶级关系的消灭相适应的辞句，就是博爱——普遍的和睦与博爱。这样泰然地抹杀阶级矛盾，这样温柔地调和对立的阶级利益，这样想入非非地超越阶级斗争”，使“巴黎无产阶级就沉醉在这种宽大仁慈的普遍博爱气氛中”。现在呢，他们就连这种“博爱”的外衣也不要，公然地要分裂，指责这一边是“不纯”、“有野心”，这不是“造反派等于牛鬼蛇神”这一说法的翻版吗？这不是反对“一月风暴”吗？这不还是要否定造反派、否定文化大革命吗？所以，陈安国、史宏他们是革命的叛徒、工贼，他们是保守派的新头领，是走资派的新工具、代理人，他们甘心担任这样特殊的角色！我敢断定，这后面有背景。革命前途不容乐观！　　
　　大头小身、脸上有一个白糊糊的眼镜、面目一团白影似的林集，滔滔地说着，从那小小的红得鲜艳的嘴里轻易地就引用出马克思的文章，很自然的连接着他自己的说法，混在一起，思想有如火车头一样往前直冲，令他头晕目眩。但林集也就忽然在他眼前消失，离开了。这孩子，好像担负着人间最重大的任务似的。他锁了门，背了用旧布袋装好的青菜，拎了一个旧旅行包，竭力怀着一种淡漠的近于出世的心情，到码头去赶晚上开出的轮船。　　

　　第四章   乡野　　
　　一　　
　　内河轮船载着他向北深入，后来就在漆黑的夜里航行，到达老家乡下是第二天上午九点多。只见公社小镇码头岸上到处站满了人。他下了船，走上岸，从人群中挤过去，因为这样他才能回家。他看到公社门口布置了一个开会的主席台，台上有些人，台下空场上许多农民席地而坐，而公社大门两边墙上是新刷的大标语，一边是“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一边是“坚决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又是要开批斗大会呢。他心里一阵颤抖，好像他本来以为农村是世外桃源的，这当然是想错了。他无心多看，而向边上插去，要赶自己的路。　　
　　正想过街，却见一些小孩从拐角处奔了过来，后面口号声惊天动地，立即出现了大批的人，原来是游街示众。一些人低着脑袋走在最前面，胸前挂着纸牌子，上面贴着白纸，写着黑字，“地主分子某某”、“富农分子某某”、“坏分子某某”、“反革命分子某某”。一个领呼口号的人穿一身还很新的无领章的军装，戴一顶还很新的无帽徽的军帽，腰间扎着一条宽宽的皮带，想必也是军用的。这是最标准的红卫兵装束，就连亭州街上的学生们，穿这套装束的也较个别，很扎眼。据说北京的红卫兵都是穿一身旧军装的，但亭州的孩子们家中拥有解放军旧军装的，却很少，因此做不到北京那样。此时在农村看到这身装束，而且这么新，更觉扎眼，并且不协调地有了几分喜剧的夸张的味道。他听到旁边有人说，那是小杨！供销社的！那兴奋的口气，好像认出了业余草台戏中某个角色是大家熟知的某人扮演的一样。他定睛一看，确实是那个年轻的杨主任！长方的脸形，洁白整齐的牙齿，待人很客气的。怎么在运动中这样出头露面、装束这样突出、做这样出风头的恶事的呢？凭着小杨，在农村找一套旧军装，当然不费事，当过兵的农民很多，也许小杨自己就当过兵。　　
　　思想散漫地想着，眼睛这才发现，那“牛鬼蛇神”之中的一个，不正是他的父亲吗？胸前的牌子上写的是“地主分子某某”。他克制着一种本能的血性的冲动，低了头从偏僻处走出小镇，走向田野，身后传来惊心动魄的冲天的口号声。　　
　　他心中记挂着父亲，但也无可如何。　　
　　在小镇通往田野的路口墙上，有一张大字报，一张铅字印刷的大布告，大字报题目是《批判养儿防老，实行计划生育》，上面写有一段他没有见过的毛主席语录：　　
　　计划生育也有希望做好。这件事也要经过大辩论，要几年试点，几年推广，几年普及。　　
　　令人惊讶的是，大字报还用括弧对这段语录作了注明：“摘自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三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三次会议上的讲话”。他算是长了见识，农村人知道的，他还不一定就知道呢。　　
　　他想起一九五九年对马寅初“人口论”的批判，好像马老先生也是主张减少人口生育的，不知这与毛主席一九五七年所说的计划生育之间是个什么关系，为什么挨批？批得对不对？马老先生该有八十多岁了，是全国政协常委。这也是有福之人，所谓以一术而食君禄。　　
　　他就看那布告，是《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他放下手中东西，仰起头看了一遍，一共有十条。头一条是“坚决执行毛主席和党中央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第二条是说农村文化大革命按照《十六条》，还有社教运动的《前十条》、《二十三条》的原则进行，“必须是群众当家作主，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来闹革命……”，第三条说运动重点“是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这一条似与《十六条》有所不同，对“地富反坏右分子”有所强调。农村为什么特别需要强调这个方面呢？也许农村的文明总的说来落后一些吧？第六条让他感到有趣，就是要求在农村“建立和发展以贫下中农青少年为骨干的红卫兵。红卫兵可以参加民兵。”这打破了红卫兵专指学生的界限，意欲使“红卫兵”也成为农村青少年的一种组织。就在第六条中，有一节让他不免一惊，竟是与自己直接有关的：“在外地工作和学习的地富子女，不要回原籍进行串连。要像土改时那样，采取回避政策”。那么，他这一趟回家，岂不正好犯禁了么？底下还谈到队与队之间、社与社之间的农民可以串连，学生也可下乡串连，但不要包办代替，谈到要文斗，不要武斗，谈到要给因为提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破坏分子”的革命群众平反，同时又一次强调“地富反坏右分子是专政的对象。绝不允许他们造无产阶级的反。绝不允许他们造贫下中农的反。”最后一句话是“经过文化大革命，把农村变成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读着布告，他老是感到对“地富反坏右”的强调是一种手段，而不是这些人真的如何不安份；可是他也不敢自信，如果不加强调，这些人是否老实？如果新中国建立以后不对这些人“专政”，这些人是否就甘心“失去天堂”？他们许多人跟他一样，岁数不算大，血气方刚呢。　　
　　这个中央指示的日期是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五日，有一个月了，但下达到这穷乡僻壤，也许还不曾有几天，那布告的崭新完好，就说明着上墙不久。那公社小镇上的游街和即将开始的批斗会，大约就是这里农村文化大革命拉开的序幕了，有点相当于城里半年之前的“横扫”，还没有触及“走资派”这个正题，或许其中就有“转移斗争大方向”的“错误路线”成份。他的父亲，被列入了挨批斗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但他的父亲的本人成份，应当是“工商兼地主”，也从不曾被定为“分子”，是不应当受到这种对待的。可是，潮流一来，在这个阶段，只好受到这种冲击。虽然他的父亲在解放十七年来，早已是平常之人，而且已经是供销合作社的职工，但在农村社会不大的范围里，大约仍像某种头面人物似的引人注目。人怕出名猪怕壮。那小杨做过韩家舍供销社负责人，不会不知道郁文高的本人成份，但既然做了农村的“红卫兵”头头，大约也就无法保持平时的一堂和气，而必须拿郁文高做个榜样从政治上剔除出去。　　
　　寥廓的田野和乡村显得万分宁静而美丽，与刚才公社小镇上的闹嚷景象形成反差，令他奇怪，使他迷惘和心疼，他有点脚步打飘，好像能看到天地在旋转一样。　　
　　虽然他已经有了城市文化大革命那样轰轰烈烈的印象，虽然他从亲身体验中理解了文化大革命，并且跟他所接触的那些学生们一样，他也是倾向着一定的人民性的，也就是有着更前进一步的平等、自由、民主的要求，但在农村的此时此地，父亲的受罪所表现的“文革”，还是令他极其抑郁。　　
　　搞社会主义确实是这样不容易，而搞资本主义呢，毛主席说过，那是很容易的。体会这句话，好像也是说：不要以为搞资本主义那一套有啥了不起，其实只要松一松，作为社会习惯势力的资本主义，就会重新生长、发展起来，更不用说如果再加以提倡了。而共产党人，就应当为人民搞好社会主义，要有决心和耐心，还有敢于打击，要不然，牺牲那么多人打江山为的什么？为了重建一个旧社会吗？岂不是笑话！　　
　　是的，谁都愿意自己发财、而且比别人富裕，顺着这一人性，放任自由就行，这不也是解放生产力吗？不过，他记得，按马克思所说，生产力包括：工人的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的应用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自然条件。一共五个方面。并没有说到人的自私性也是生产力。因为反过来说，不自私的人性就不是生产力吗？说不通。不自私的人性应当能发挥更大更好的作用。人性在这方面的动力，大约可称之为人的积极性，你是要调动和组织哪一种积极性？区别仅在这里。　　
　　他想起了范柳的书稿，他们的“理论基础”放在人的个体性上，其实说的是自私的人性，至于无数个体自由发挥所产生的矛盾冲突和危害性，有市场自动纠偏，有法律保障平等，有国家保证安全。一切也设计得天衣无缝，回答得振振有词。问题是，这一切因为是人去掌握的，那也就可能问题百出，你不得不去解决这些问题，那么你忙的就是资本主义，你成了资产阶级的代理人。而如果你把一切放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上，你虽然同样需要每天处理问题，乃至有些还是类似的问题，但那是不同的，你忙的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你是把社会主义事业越办越好，你是无产阶级人民大众的代理人。　　
　　范柳想把资本主义的“理想”变成中国的现实。但是，旧社会不就是这一套吗？结果如何？茅盾小说以反映旧中国资本主义的情况而屹立文坛，从《林家铺子》、《春蚕》到《子夜》，作家对在中国搞资本主义，那时就是否定的。　　
　　把单个的分散的生产力，变成集体的集中的生产力，虽然给了个人以某种保障，集体越壮大，保障越可靠，但集体对个体无论如何是有束缚的，要在集体中让个人也觉得充分自由、充分发挥作用，是不容易做到的，它将作为要求和理想去贯彻。要消除集体对个人的束缚，触及的是生产力中“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这一条，就是说要做好这方面的工作，减少对个人的束缚。但如果极端地认为非得改变现有生产关系不可，那农村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政社合一”，就得解体，让小农经济以及它的所有问题重新产生。那是美妙的吗？也许人们还可以抱有小农经济的社会理想，但那实际情况，在中国已经存在过几千年，结果就是封建、半封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社会。毛主席反复论证过资本主义在中国走不通，其结果仍然是回到旧社会的状况。　　
　　确实，不能想象回到一盘散沙、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难道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的理论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吗？难道社会主义农业的经济成就、社会成就，不是事实吗？新中国的工业化，是靠合作化集体化的农业支持的；新中国政权这样高度稳定巩固，也是依靠着政社合一的农村这个厚重的底盘。难道可以不顾这些，而可以打碎现有、折腾回去搞小农经济、搞一盘散沙、搞资本主义吗？　　
　　果真“散”了之后，一些人、一些地方，也许会做出资本主义的某种成就，甚至会出类拔粹，这是不用说的；但在同样时间里，社会主义可能取得的成就，在全体上，应当要大若干倍，而且可以减少或避免资本主义唯利是图的危害性。社会主义对社会建设的全面考虑，对社会道德风尚的逐步提高，对社会稳定的自然促成，对于全民族的万众一心，应当永远是资本主义不可比拟的。　　
　　不应当颠倒取舍、不应当自取其乱。应当把力气用在巩固、发展、完善社会主义上。在“文革”斗争中，毛主席要达到的，其实就是这种巩固、发展、完善，那么，抵制的、保守的一方意味着什么？或者必然滑向什么？他叹口气，他很难肯定那抵制“文革”的、保守的一方，虽然他的父亲正在挨批斗，如果不开展“文革”，就不至于吃这样的苦头。　　
　　他感到自己的脚步坚定有力了些。他又一次克服了某种动摇性。自盐阜师范以来他所受的教育如此，他的思路很快就能理顺这些问题；也许，另外还有更高明、更能为中国人民造福的理论，但可惜，他现在还不知道。至于范柳的“理论”，不足为奇，不能成立。　　
　　麦苗遍野的平原上一丝冷风也没有，冬日的阳光照得万物暖洋洋的。一股炊烟的味道飘逸过来，让他的心悠然一醉。乡村永远是乡村，除非很大的灾荒之年，不管怎样总有一股浓郁的生活的气息。　　
　　家里的门是掩着的，他推门进去，喊了几声“妈”，没有答应，进去到处一看，妈不在家。他放下手中东西，走出去，问人，人家指着叫他到场上看看。走过两条田埂，过了一道小桥，到了生产队场头，看到有几个人在阳光照耀的小山一样的大草垛下忙着，走近一看，是在搓绳。他看出来了，是队里的几个地富分子在做工。　　
　　他的母亲虽然也没有被定什么“分子”，但在强调阶级斗争的情况下，被视为地主婆而归入其中，也是很自然的，如果大小队干部下了这个命令，十个人就有十个人是不会为自己分辩的，也不会有人站出来说不妥当。他喊了“妈”，并且跟别的人也一一招呼。那些人一边做着手中的事，一边对他解释说，这是准备春耕要用的草绳。他看他们的神情，倒也见不出特别的痛苦，而是逆来顺受、坦然处之，他们习惯了，他们生活在一种压力之下，他们在“改造”自己。他总感到这些人至少是有委屈之处的，但他不能怀疑党的路线，而农村执行起来就是这样，也许从某种大局来说是必要的，他只有缄默不语，并且让自己接受这样的现实。　　
　　母亲憔悴的脸和斑白的头发，向他昭示着时光的无情流逝和生活的劳苦，他也就内疚起来，作为儿子，至今他实在是连起码应做到的也没有做到，还不如一个做农民的人，能一直陪伴在父母身边，有自己的妻子儿女能慰籍老年的父母。　　
　　有一个富农分子手中搓着绳问他，二先生，你在街上忙啊？他坐到草堆上，说，我也不知道我一天到晚忙的是什么！我这一生忙的是什么！众人听了都不吱声，手中搓草绳的声音沙沙的响。他的母亲也不吱声，但他却看到有泪水从母亲鼻子旁边往下流，而母亲低头做着手中的事，没有去擦它。　　
　　一个人不知怎的出现在面前，说，二先生，你家来了？他一看，是俊德老头，文槐的父亲。他站起来，喊了一声“三爷”，因为老俊德排行老三，应该这样尊称。老俊德“唉唉”的跟他点了点，对他母亲说，大嫂子，你回去烧饭吧，二先生家来了！别的人也说，大嫂子你就先回去，我们把它完成掉。母亲这才放下手里的活，用手擦了一下脸，对众人说，那我就先回去了。众人说，你回去，你回去。老俊德说，我在这里呢，代你做一气。二先生，过一会我去找你！　　
　　回到家中，母亲淘米做饭，并且到房间里拿出几个鸡蛋来。他把布口袋解了，把青菜倒在一个旧笆斗里，拿了几棵，洗了，给母亲看，说，妈，你看这青菜！母亲一看，说，这菜好，以后找些种籽回来，菜秧子也行。他到墙边掐了几根小葱，水里略洗一洗，切碎，又把青菜也解了两刀。然后让母亲把口边的菜锅烧火。农村的锅灶，比城里的煤炉，要快得多，两样菜不一会就弄好了。饭锅也“咕咕”的开了，他掀起锅盖，在腾腾热汽中把正在“干汤”的米饭用锅铲翻抄了一下，盖上锅盖，听着锅里的饭正在煮成，透出饭香来，过一会停一下火、再烧一把火，叫做“烧饭锅”，饭就完全熟了。　　
　　他说，妈，我坐到你旁边，我们说说话。说着他就坐下去，坐到母亲身边的烧草上。一种孩子似的贴近了母亲的温暖之感，从心中油然而起，夹杂着跟母亲挤在灶膛门口小角落上的相依为命之感，想及外面闹着大革命的世界，想及自己的命运，又生一种茫然无着之感，活得很不扎实，他想抱着母亲就像小孩子一样哭一哭，痛痛快快流一次眼泪。但他怎能这样让母亲惊慌和痛苦？何况父亲正在公社门口被作为“地主分子”挨批斗，这情况不知母亲是否晓得？　　
　　母亲似乎也因为母子二人这样相依为命似的挤在灶膛门口而触动着心情，用一种极其温柔的细声叫着小名问他，二的，你怎么有空家来的？他说，城里闹得厉害。母亲听了默默无语。他还没有把他又坐了四个月牢的事情告诉母亲呢，那是不必说的了。他忽然想起刚刚看到的中央对农村文化大革命的指示，不觉就找了个话题问母亲：妈，我问你一句话，你不要怕，在外面我没有人谈这个，也不谈这个。母亲说，你要问什么话？他说，农村的地富分子，刚才跟你一起搓绳的这些人，平时心里可有怨恨？想着有人来给他们变天吗？　　
　　大约这个问题问得大了、重了，母亲好久无言，后来说，还变什么天！现在世界平等，田都在集体，大家种，大家管，大家有饭吃，国家哪样没有计划到农村来？孙中山那时就说，平均地权、节制资本。这两句话我从小就听说，一直记得。后来，孙中山上天了，军阀打仗。今天联军打得来，明天党军打过去，日本鬼子又来。蒋介石没有听孙中山的话，结果毛主席得了江山。他们都是孙中山的学生。毛主席土改、分田，合作化、公社化、公私合营，就是走孙中山的路。这都是天意。天老爷要怎样，你不服也不行。孙中山死的时候，天上訇訇訇的响！这样的人是天上派来的，响天鼓收他去了。地主富农资本家是少数人，所以要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人生在世，就是苦，地主富农资本家这些人，心里不服，总要被管着受两代罪，到第三代就要淡漠些了。黄牛力大上岸，水牛力大下水。现在天下好好的，老天爷会派一个跟孙中山和毛主席相反的人来变天吗？除非老天爷没睡醒，把令牌出错了，派混世魔王下凡捣乱，那时还要赶紧派星宿下凡来理事。　　
　　母关的话让他笑了起来。真想不到母亲能这样生动说出这番道理来，言简意赅，深入浅出，这哪里是一个“地主婆”说的话？哪里是一个没文化的、看不起眼的农村老婆婆说的话？就算混杂着迷信思想，道理也讲得是不错的！但母亲说的不是假话，也不是怕影响儿子的思想而故意拣能说的说，这个他凭直感就可以知道。　　
　　他说，妈妈，你说得是对的。不过，有的人从前死做死省买点田，也不容易啊；从前人有了钱，就是买田。母亲说，人随王法草随风，算命的也不会算自己的命！拉倒吧。　　
　　母亲把草往灶膛里送。火光映照母亲脸上那平静的神情，好像不再考虑这个算不得问题的问题了，考虑了也无益，烧饭才是最实际的事情。他觉得自己倒不及母亲思想的广大、深邃，而且是如此从容、平和。　　
　　听得到锅底炸炸的起着锅巴，于是鼻子里闻到了带点焦味的锅巴香。他心中记挂着父亲，不知能否回来吃饭？他试探着说，□□可家来吃饭？母亲说，晓不得，他一早就被供销社的“红卫兵”带走了。　　
　　原来，母亲知道父亲是被“红卫兵”带走的，想必也知道那将意味着什么。他默言无语，更感到母亲刚才一番话不但是超越了自己的阶级出身，而且是超越了自身的痛苦。　　
　　他感到心中涌动着无限的感慨。想想这些地富分子，来了运动就像牲口被拉上场，而平日的处境，比起从前，也正好相反。从前，在乡村中，作为地主富农，是让人仰视、受人尊敬的人，也是当时“国民政府”治理乡村所依靠的人，那时农村是沿续几千年的乡绅政治；共产党来了，土地改革，阶级斗争，他们成了不同程度的管制对象，出了什么不好的事，就要查是否“阶级敌人搞破坏”，先把他们查一查，显得僵硬、教条，可是还挺管用，就把人镇住了，社会治安很好。“地主富农子女”，生来低人一等，没有出头之日，就连婚嫁都不易，这种痛苦，也只有往肚里嚥。在农村，从居住，到吃的穿的，地富家庭已经不如一般农民，也不敢高过一般农民。想到这些，他真的有恻隐之心，甚至觉得不公平，认为应当有所宽松。可是，他也知道，从社会进步上说，地主阶级的封建土地所有制是革命的对象，是一般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主要内容，何况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呢？那就更为彻底。对地主富农的专政，亦非凭空而起，民主革命几十年的血战，就是最好的说明。　　
　　从统计数字上，他知道，1952年全国基本完成土地改革，三亿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分得了七亿亩土地，每年免交地租七千亿斤，这对农民阶级是多么大的解放！而另一面呢，对地主阶级是多么大的打击！事难两全。这些数字也说明着从前农民和地主的总的状况，说明着中国民主革命发生和成功的原因。土地改革以后，农民生产积极性大为提高，全国粮食年年增长很多。合作化、公社化以后，“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集体经济制度逐步稳定，农业科技、优良品种的推广，大中小型水利不断兴建，农田的大面积改造，多种经营以至于社队办厂的提倡，农业机械的运用，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大为提高，社会主义农业有力支撑了国家工业化进程，也成为共和国的稳定的基础，这是中国农民对国家的巨大贡献。而因为公有制，就要求大公无私的思想，批评自私自利的思想，农村社会风气也是好的。因此，如果一味哀叹地主富农的不幸，难道要回到旧社会吗？难道在一定时期内对被打倒的旧日的统治阶级给以专政的压力，是不必要的吗？如此等等，连母亲都能客观地看待，而自己却时时产生一些糊涂。六十年代以来，右派分子已经大部摘帽，这个地富问题，也总归有一天要这样做的，母亲竟然已经测算了时间，说要等到这些人的第三代。母亲好像是很懂得历史的呢。是的，“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必有一个渐渐平缓的历史过程，却是以无产阶级专政为前提的。他总算又一回理清了思想。　　
　　母亲对他说，你才来家，晓不得文槐的事，老俊德马上要找你谈，你就帮他拿个主意。他问，文槐什么事？　　
　　母亲告诉他，文槐领头，到三沟中学请来红卫兵，斗了大队支书孙汉明，文槐就在大队当了家，叫做“文革主任”。当家就当家，好好当家也就罢了，千不该万不该，文槐把小粉子糟塌了，小粉子就是李宝顺家的，李宝顺是一队的富农分子，没有儿子，就这个姑娘，婆娘也不在了，往后全指望着小粉子呢。这事情还在闹，听说三沟中学的红卫兵要来，公社“文革”也要来处理！如果被他们处理了去，晓不得要有什么苦吃！老俊德心里急呢！　　
　　他一听，虽觉那小粉子可怜，却也觉文槐可惜，这么好的一个小伙，怎么就一时糊涂的呢？可是，他有什么能帮助文槐的呢？他站起来，出了厨房，到门口去，等着老俊德。　　
　　老俊德匆匆的也就来了。进了屋，开口说，二先生，有件说不出口的事，要跟你谈。他说，我已经晓得了，别的你不要谈，你把现在的情况告诉我，文槐在家里吗？　　
　　老俊德说，不在家，躲到他舅舅那里去了，舅舅在外面烧窑，是烧窑师傅。但是，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啊，他们要抓到他还不容易！他问，小粉子现在怎么样？老俊德说，在家里哭。几个妇女帮着劝，又要劝小粉子，又要劝老宝顺，防着出什么事。他说，干脆把小粉子娶家来，给他们把事情办了，别人就不好干涉了。老俊德说，我们是要这样做的，可是……。老俊德说不下去。他问，“可是”什么？老俊德说，订金、环子都送过去了，一来老宝顺、小粉子都不松口，二来娶亲这样的事，不是一个时辰就忙得掉的，瞒不住人，等不到你把事办好，只要文槐一来家，人家着兴就抓得来了，都给你把守得好好的呢！他们哪里能让你躲过去！　　
　　他一听，一阵毛骨悚然。他先让自己定了定神，对老俊德说：　　
　　文槐虽然犯了这个错误，但我看他并不是随便之人，这小伙将还是有出息的。眼下大队“文革”主任是做不成了，在家里挣工分也不合他的性格，他可以跟他舅舅出去学习烧窑，用得着这手艺的时间长呢。文槐想必平时跟小粉子还是熟的，所以才一时冲动，索兴给他们圆起来，这个主意是对的。小粉子和老宝顺那里，还是要继续劝，应当劝得下来。老宝顺无依无靠，就这个女儿，嫁远了也不好，嫁在本大队，而且你家也不差，不是很好吗？关键有一点，要想正常办喜事，是不行的。这事情要不知不觉，要行动迅速。从前我们这里有抢亲的乡风，其实并不是真的抢亲，是闹的个热嘈。但那个形式就是行动快，不拖拉，一窝蜂的把新娘子抢上船，六把篙子飞一样的把船撑走了，新娘子虽说是被“抢”，但更有脸、更欢喜。我看你们可以悄悄的这样做个安排。上阵父子兵，打架亲兄弟，把本家都约好了，跟老宝顺这边也谈好了，说动手就动手，炮仗一放，谁也没有话说了。只要小粉子进了你家门就行，文槐什么时候家来，都无所谓了，即使被抓去，也不好处理他。我不相信三沟中学的红卫兵会来管这事，公社“文革”的人也不至于到这种时候还要来追究。　　
　　老俊德茅塞顿开，有了信心，说，就这样办！起身要走。他从口袋里拿出准备好的用红纸包着的十元来，双手奉上，说，这是十块钱，我们全家的一点心意。老俊德双手发抖接过，说，一百斤米的钱呢！我收下，我去问老宝顺，他还有什么话说！老俊德朝他就要下拜，他连忙扶住，眼睛热热的含泪，说，心里不要急，但行动要快，一定能成！　　
　　老俊德走了以后，却见母亲从外面抱了一抱草回来，从草洞里塞进了厨房。不知母亲是甚时出去的，看样子是到门外给他们望风。母亲把身上的草屑掸掸，走过来问他，你跟老俊德咋说的？他就把情况一说，母亲听了点头，脸上露出坚毅神情来。母亲问，吃饭吧？他说，等□□家来。母亲说，不要等了。他说，我出去望一下。他就走出去，没走出几步，才到路口，没有望见父亲，却见有三个人朝他走来，而且其中一人用手指了他一下。他就站定了，等着他们。　　
　　三个人到了面前，是两个青年农民，还有一个看样子是公社干部。果然，一个农民说，你是郁老师吧？他点头说是。另一个农民说，这是公社公安特派员老林，这是大队“文革”宗主任，我们要问你话。他说，家里坐！宗主任说，不啦，就一件事问你。你看到文槐没有？他说，没有。又问，刚才老俊德到你家来过，没有说文槐在哪里？　　
　　他想了一下，不能这样受审似的被动着，干脆把事情给他们挑明，因为他已经估计到他们的意图了，他们是要把文槐让公安特派员带走，这就可能要送到县里去蹲看守所，这在公安特派员是很容易的事。而一个人如果蹲了看守所，那就要背上坏名，再也难抬头，在农村和城市都是一样的，人们的眼光就是如此，人民政权的威力就是如此。他要婉言加以劝阻，不能让他们带走文槐，要不然文槐这小伙子就可能被毁了。　　
　　他说，老俊德刚才是来过，跟我谈了文槐的事情，告诉我：文槐跟小粉子平时就有好的意思，这回文槐一时性急了，他们两家正在商量，打算让文槐跟小粉子把婚结起来。　　
　　公安特派员那很小的脸上，绿碗豆似的又小又绿的两颗眼珠子，朝他瞪了起来，突然问他，是这么回事吗？你是怎么说的？他镇静着回答，我说能结起婚来也好。公安特派员厉声说，这是强奸罪！而那两个农民干部这时也更用“阶级斗争的眼光”看着他。　　
　　他对视着那两颗发着逼人寒光的绿碗豆，说，如果小粉子同意结婚，我们何必要这样处理呢？人民内部矛盾有时也会有对抗性，比如强奸就是对抗性的，可以定强奸罪，但他们双方愿意和解，而且结为夫妻，对抗性的就变成非对抗性的了。我们这样挽救两个农村青年的名声，不是变坏事为好事吗？　　
　　公安特派员那一直板着、好像随时可以凶横起来的小脸，突然现出笑容，令人捉摸不透，有点像是狞笑。他坦然面对着，让自己镇静着。　　
　　特派员的狞笑变成了质朴可爱的笑容，说，你活学活用得不错。到底是做老师的。老俊德没有请你去吃喜酒吗？他说，约了。特派员问，什么时候？他说，先约后请，到时还会来请的吧。　　
　　特派员更进一步露出牙齿笑了起来，说，好吧，你就吃了文槐、小粉子的喜洒再走。按照中央文件规定，文化大革命期间，因为出身阶级成份问题，你不能回来，你要回避，你晓得吗？他说，我刚刚看到墙上贴的布告。特派员说，你晓得就好，免得他们不好弄。特派员指了一下那两个人。他点头表示接受这个劝告。特派员做了个“开路”的手势，就跟那两个人走。他对这个怪人竟有了一点好感，又出于好像需要巩固已有的某种成果，就说客气话：请到我家吃个顺便饭！特派员掉了头，很生硬的说，不啦不啦，你忙吧！　　
　　三个人走了。他背上冰凉，不知何时出了一片冷汗。　　
　　刚才这一幕，母亲站在门里已经看到了。他走回家，母亲问，他们说什么？他就把情况说了。母亲说，你救了人啦！刚才那两个，一个是五队的宗有栋，一个是三队的宗子瑜，他们心里想的就是把文槐抓走！虽然本来都是跟文槐一起造反的，但麻袋里的钉子，个个要出头！文槐是个炮筒子，他们两个有诡计些，文槐就是不出这个事，将来也弄不过他们。这下子好，是个机会，就把特派员喊来了。好在文槐躲起来了，特派员也听了你的话。险啊！你在家，我到老宝顺那里去一下，劝劝他，这事情要快！你肚子饿了，就自己先吃，我着兴就在那里帮忙做些事。　　
　　母亲说罢，扎起头巾，急忙地走了。　　
　　二　　
　　他又等了一会儿，把父亲等回来了。　　
　　父亲是以很正常的神情姿态回家的，一进门，见到他，首先倒问了他一句：你回来了？城上怎么样？这实际上是问他：这一向时你没有吃什么苦吧？他说，城上现在是保守派垮掉了，造反派分裂了。牛鬼蛇神、地富反坏那些人，运动初期挨斗了一阵，后来丢在一旁，没有他们的事了。父亲点点头，就去洗脸，他就到厨房里盛饭盛菜。　　
　　他看到父亲吃饭很正常，而且吃得很快，呼啦呼啦的，心里就很放心，父亲的身体是好的。父亲问他，你甚时候到农场去？他说，我明、后天就去。父亲说，这里没有事，你妈妈也好好的。要不要到供销社带点什么东西？我马上就去。他问，你还在韩家舍上班吗？父亲说，还上班。他说，上回买过一些东西了，那就买点糖果饼干带去吧。他就把文槐的事说了，并且说给了老俊德十元。父亲点头，并且叹了一声。说，我早点回来。　　
　　父亲对他说，你来是夜班的船，去睡个觉吧。　　
　　父亲这样安排了他，就出门而去，而且把大门给掩上了。他看出父亲根本就没有把挨批斗的事放在心上，而文槐的事，却已经很重要地放在心上了。　　
　　他就照父亲的吩咐去睡了个觉，足足睡了两个小时。他到外面去，沿着河边小路散步。方整化的田野，沟渠配套，田里都长着越冬麦苗，阳光暖暖的，但墒沟深处和麦子根部，还有一点点积雪。农民的草屋门前是自家的菜地，用芦杆编成篱笆护着。农民吃菜是掐菜叶子，舍不得整棵的挖起。这样比较省事，能持久吃下去，用不着一回回种菜。要说种粮食，他们可能比亭州的菜农懂得多些，要说种菜，亭州的菜农要专业得多，是两种不同的农民。　　
　　有一个草屋显然较为高大轩敞，屋后树木茂密，门前菜地兴旺，气象不同，不由得令人注目。这时有个女人正从旁边厨房里出来，看了他一眼，而他也看清了这个女人。虽然同样是农村妇女的穿着，但那脸怎么那么白、那么嫩？偏偏又是个大圆脸、大眼睛，水灵水嫩的。他想起了文槐说过的话，估计这就是大队支书的婆娘了，她是从来不参加集体劳动的，而照样有全年工分，还时常从集体支些粮钱回去，因为支书家里好比是大队的招待所，时常招待来指导工作的公家人。这也有几分道理，农民也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但其实一年到头究竟有多少招待，谁敢去记账、算账？就让他们占这点便宜吧，农民想，在我一户身上能摊多少？文槐所说三年自然灾害饿肚皮年代还生孩子的，大约就是这一位了。文槐造反打倒、取而代之的，就是她的丈夫孙支书！这“靠边站”了的农村大人物，平时决不能得罪的，此时在哪里？也许正站在窗户后面看着他呢。　　
　　他赶紧转移了自己的目光，好像自己也是文槐一伙的，不是什么好人。　　
　　走过几节田埂，却见一些农民匆匆都到场上去。一个走过他身边的农民向他问候，他顺便问，去开会吗？农民说，是开会，把三队分下来，让孙家墩那一窝子自己成立一个队！再不行，就分田、单干、散伙！说罢，恨恨骂了一句，朝地上吐了一口。他弄不清是什么事，也不想多打听，完全作为局外人点点头，让农民走了过去。　　
　　他想起亭州街上那纷纷沓沓走着的人们，而在农村，各种力量似乎也正在“登上历史舞台”，或者说是“按捺不住，跳了出来”。他虽不了解情况，但能估计到刚才农民说的事情，那就是农民趁着文化大革命的机会，要跟孙支书这个家族分开来过日子，不愿跟他们呆在一个生产队。可以想象的是，孙家墩那些人，比如孙支书的弟兄之类，在过去，时常会仗势欺人，处处占便宜，不服从分工，从而影响了农民们的生产积极性。这正是集体经济内部的矛盾之一，涉及“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这个生产力要素，是应当以公正的原则加以解决的。无可奈何的农民，趁着机会，要用分队的办法，来解决这个矛盾，是可以理解的；所谓再不行就分田单干，说的是气话。其实，田不是要分就能分的，即使发生在一个生产队，甚至也会惊动党中央，因为这涉及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大问题。如果分田单干了，农民头上就不会有欺压他们的势力了吗？可以说，那时自会有那时的恶势力，这只要稍有社会经验就可以想见。一家一户小农经济的农村，最有利于土匪恶霸不法之徒的横行，也正是封建统治的基础。相比之下，“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除了有利于农田水利和乡村建设之外，实际上也给农民提供了安全保障，免得他们孤单无援。　　
　　三队正在发生的分队，也是农民在创造自己的历史。这正是受到压抑的生产力要素，在要求改善生产关系。人民公社本来就是农民的创造，毛主席发现后加以肯定，但一切在实践之中，并没有现成的面面俱到的方案，像三队这种矛盾，该是有普遍性的，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亭州街头曾有转抄北京的大字报，说：　　
　　在人民公社八年以来的发展史上，开始曾经自发地有过以一个大队、一个公社，以至一个县为基本核算单位的现象，而“中国赫鲁晓夫”等几个显赫人物，提倡就如此这般赶紧“穷过渡”到共产主义制度，说要不然就错过时机了。毛主席对这种“热情”大泼冷水，自称“保守派”，反对“共产风”，使人民公社终于稳定在“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这一较现实的基础上。可是到一九六二年，面对暂时困难，“中国赫鲁晓夫”等人又从极“左”跳到极右，主张“分田单干”。请一切善良的人们想一想，在那样受灾三年、十分脆弱的情况下，让农民分田单干，要引起多少混乱？要有多少农民流离失所？更重要的是，农业生产水平怎么提高？国家工业化所需要的农业基础在哪里？这不是全要乱套吗？这究竟安的什么心啊？多亏毛主席顶住了“单干风”，保往了农村集体经济，只用几年时间，胜利实现“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走出了困境，现在市场繁荣、物价稳定。更早的时候，“中国赫鲁晓夫”是反对合作化、主张发展富农经济的，所以这个人是一有机会就极右，掩盖自己就极“左”，往往先极“左”后极右，而现在又跳出来实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妄想扑灭文化大革命，要跟毛主席一决高下，完全暴露了狼子野心和极右的本来面目。一直拿他当接班人培养、考察的毛主席现在把他揪了出来，用他来做一个反面的教员！　　
　　这大字报真厉害，所说的这些，他以前没听说过，是“内幕”，写出来真让人开了眼界。当然，这大字报只是一面之词，如果能同时听到为“中国赫鲁晓夫”所做的辩护，就既有诉词、也有辩词，对于读者，就更好判断是非了。但“舆论一律”，现在是“一边倒”，不可能出现这种辩词。　　
　　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一般只有二十多户，是很小的集体。距离以大队为核算单位、以公社为核算单位的较高程度的集体所有制，还相差很大一截，要等待经济的相应发展。由小集体而大集体，由大集体而全民所有制，那虽然已经是很清楚的发展方向，却是很遥远的，在农村拿眼一看现实就知道，真是还需要若干代人的奋斗努力，积累起足够的公共财富。“穷过渡”肯定是渡不过去的，只有一步步的往前走。真难想象竟有“穷过渡”这样的主张向毛主席提出来，而且是那样的几个大人物！　　
　　看来，即使是“队为基础”这个比较符合实际的生产关系内部，也不是没有矛盾了，像三队的这种矛盾，说大也不大，说小也不小，虽不是敌我矛盾，却是十分尖锐、令人痛苦，非解决不可。如果上级党委过去的工作做到这一步，如果孙支书平时以身作则，并严格要求自己的家族，三队的矛盾就不会有今天的爆发。搞社会主义确实不容易，它要同人们千百年来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形成的自私心理、狭隘眼界做斗争，才能巩固和发展自己。应当说，三队的这些农民，虽然是在闹分队，却并不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而是想把社会主义道路走好。本来对这里负有领导责任的人们，应该反躬自省自己平时的工作做得怎样？但如果这时有个人来说，你们集体经济弄不好，散伙吧，各人管自己去！这个人就太粗心浮气、很不负责任了。　　
　　他想起了一句理论性的话：“一种历史生产形式的矛盾的发展，是这种形式瓦解和改造的唯一的历史道路”。这句话大约是马克思说的。也就是说：事物内部的矛盾运动，决定着事物自身的发展，而在发展中，有些部份将会瓦解，有些部份将得到改造。那么如果用在眼前第三生产队的情况上，“瓦解和改造”就有两种：　　
　　一种是像孙家墩这样的矛盾不断借着不同的人、程度不等地反复出现、长期得不到解决，从而妨碍大家的生产积极性，阻碍经济发展和农民生活提高，以至于大家都受够了，赞成“散伙”，抛弃了集体经济这个形式，回到各人顾各人的单干道路上去，这也会使这些农民得到一种解放，虽然它将带来单干情况下农村社会的一切问题；　　
　　另外一种，就是在保持集体经济的前提下，在内部不断克服孙家墩这样的情况，从而维护大家的生产积极性，这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天天都可能发生争吵、月月都可能发生打架，生产的深度和广度以及人们的思想觉悟，就在这痛苦而又有趣的伴唱中发展起来，就像喜剧电影《李双双》所表现的那样。三队的农民就正在自发地进行这种内部的“瓦解和改造”，他们在创造自己的历史，他们是庄严、郑重、全身心投入的，你不能不对他们抱着一种敬意。　　
　　他因为接触到现实，而叹了一口气，深感人口众多、土地有限、生产力不发达的中国农村的生存发展，是很艰难的。解放前就有一些专门研究农村问题的知识分子，而且还借助当时军阀政权做过农村建设的试验，但看来他们由于主客观原因，都没有解决问题。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合作化、公社化，是不是就解决了农村问题呢？从事实看，确实为国家工业化提供了农业的前提，为社会的稳定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中国正是这样对抗着帝国主义封锁而迅速强大起来，也不过才十年左右，当中还有或“左”或右造成的损失，有连续三年大旱这样的自然灾害，有苏修背信弃义所造成的困难。以生产力五要素（工人的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的应用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自然条件。）来分析集体化的农村，每一种要素比单干时期都有了很大进步。只是每天听队长吹哨子上工的农民在自由方面是受了束缚的。集体经济相对地注意到农民个人的自由是有必要的，但不应把个人小自由作为绝对的唯一的追求和标准，那不符合农民的根本利益，也不符合历史现实，如果拿这个来否定集体经济而重归小农经济，则农民、农业、农村的大自由将从根本上遭到损失，这是可以想象的事情。　　
　　他从那个发狠的农民忽然想到，小农经济的“复辟”，确实是很容易的，一纸命令下来，把集体的钱粮财物一分，把田亩一划，回到一家一户，就大功告成了。他的心乱跳起来，那样的话，人是多么自由啊，可是那自由的前景，必定是往回朝着旧社会的情况走去的，而且势必要跟国家工业化发生冲突，除非你再往后退一步，把国家的工业变成私人的工业，那更不可思议！国家何必要那样做？国家那样做，国家将失去自由。果真能成功走出一条与毛主席的主张不同的路来吗？他不敢相信。　　
　　如果现有的集体所有制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它当然应该被农民抛弃。事实上，土改之后，单干时间很短，单干的积极性确实还有待发挥出来。你说“不能走那条路”，农民却充满个人发家的幻想，许多人想走单干的路。合作化之后，这好像存了一段不了情在农民阶级，特别是中农以上农民的心中。只要这种不了情释放出来，集体就会“散伙”，土地成为自由的土地，资本主义将自然而然地从复苏到迅速成长，土地向少数人手里集中以便为少数人发挥出经济利益来；社会工作部门仍然是大有作为的，只是所忙的事情却越来越不同了，将整天忙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事情……　　
　　这是可能的。这是随时可能的。这是很容易的。这比想象的还要容易。这就是“和平演变”。一切可能都已经包含在现实的情况之中，有多种而不是只有一种发展可能，要不然就不会发生文化大革命这场大争论了。那么，究竟往哪里去是乌托邦，往哪里去是现实之路呢？怎样是进步，怎样是退步？进步如何，退步又如何？这笔账究竟要怎样算，才算得过来？毛主席“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句话，经过了如此反复的计算吗？能够被修正吗？确实有人像怀有“和氏璧”那样，拥有更好的和最好的东西吗？他们对现实矛盾的这种“散伙”式的“瓦解和改造”，比毛主席还正确吗？他不敢肯定。　　
　　卢梭的一句话大约会让所有的人们都要悲观和深思，卢梭说，“人生而自由，但无往不在枷锁之中”！看来，自由以不自由为前提或后果。存在着不同的自由、不同的不自由。往往你的自由就是我的不自由，少数人的自由可能以多数人的不自由为代价，长久的根本的不自由可能以一时的局部的自由为诱惑，如此等等。总之，自由是一个双面体，而不是只有一面。人们有选择自由的自由，人们也有离开不自由的自由。人们无不希望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因为不正确的选择有可能是灭顶之灾，那时死亡就成了唯一的自由。所以，自由是一个有风险的话题。　　
　　把人囚禁于天地之间，看着人们徒然挣扎、左冲右突的那个力量，是多么幸灾乐祸、洋洋得意啊，它在西方文化中被命名为魔鬼，是上帝的对立面，而在中国文化中，叫做“天地不仁”……。活着的人总是要戴着卢梭所说的“枷锁”的，问题是戴哪一副“枷锁”好一些？这是一种数学关系，人们只能两利相较取其大，两害相较取其轻。　　
　　他感慨着，无章无序地思想着，就像山里人的头脑里总是有山，沙漠人的梦中也会有沙漠一样，他散步在田野上，处在“文革”中，而考虑着农村，考虑着“两条道路”与人的自由的问题。他继续漫步，觉得双脚踩得比较坚实一些了，脚下土地似乎像他一样深思而不安，跟他有着思想情感的交流。　　
　　但他就看到宗有栋、宗子瑜一些人急忙奔三队场上而去，样子像是救火队一样。他的心为之一紧。他们是去支持分队呢，还是去阻止分队？在目前政治形势下，去支持分队的可能是不大的。但如果阻止分队，他们就应当拿出能解决问题的办法来，应当帮助农民选出一个公道而又能干的好队长，同时还要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农民。幸好他刚才没有对农民说什么话，他保持了距离，避免了是非。中央的布告让他这样的人不要回乡，使他心中不舒服，但现在却理解到这也是有所预见和好心好意。　　
　　他向旷野走去。他的目光，不觉就停留在远处那片树林茂密的地方。冬季的树林，木叶尽脱，无数的枝条在空中聚集起一团淡淡的青色和生意。树林的下面，到处是枯黄的芦竹在风中摇曳。芦竹的冬季含蓄的生机，不像树林那样表现在傲然矗立的光秃秃的枝条上面，而是暗藏在下面的泥土中，它的密布的顽强的根系，将在阳春三月几乎一夜之间长出剑林一样的新的家族。他止住脚步，久久凝望树林那片地方。对于别人，也许就只是一片无动于衷的乱坟地，而对于他，却总是意味深长。好像只要他站到那里，哥哥就会来到他的身旁；只要他轻轻喊叫一声，就会从冥冥中得到确切的回应。他没有朝前走，他只是远远凝望着，让那不幸压在心头，流下泪来。　　
　　他在田野上又转了好一会，有时在田埂上、小河边坐下来沉思万事，有时站到大圩上远眺平原，还有时仰望天空，似乎想与天地通感、获取启示，一劳永逸捕捉住什么根本的绝对的东西……。但历史上向人类提供这类东西的学者、大师，还少吗？后人又从而不断地向人类提供着，至今依然莫衷一是而又绵绵不绝，只是让全世界图书馆里的各种经典无穷地增加，彼此冲突，谁也没有说服谁。　　
　　有哲学和宗教说，人类永远在黑暗之中，人类永远不能得救。而佛教则坚定地说，西方有极乐世界，现实人间只是苦海。一死生，齐彭殇，绝圣弃智，清静无为——道家力求逍遥，赞美大鹏的高飞远举、仙人的遗世独立，这条逃避人生的思路，给了无数人以精神的自慰，真正的情绪却是悲观。儒家脚踏实地，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自孔子以来坚持不懈，自强不息，至大至刚，可歌可泣，出现过许多站到精神高峰上永垂不朽的人，但儒家的另一面也被奴性弄成封建礼教，并且占了上风，终于也没有能匡齐天下、收拾人心，最终从国家指导思想的崇高地位上偃旗息鼓退了下来，而让位于来自西方的各种思想。再好的学说也会被腐败的统治者弄成为我所用的东西的，何况是本来自身就包含着某种欠缺的儒学呢？它被人导向腐朽没落的封建礼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直到帮着封建统者把中国弄完，让帝国主义强盗打了进来大肆抢掠。虽经两千多年努力，天下距离儒家理想的文质彬彬、至真至善、至美至和、至乐至同的境界，不知还有多远，但这理想永远是不错的，另一方面，也可以宣布它是儒家的“乌托邦”。　　
　　资本主义虽仍强大，却已经遭到马克思主义、乃至资本主义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文学家们的彻底批判，而社会主义，有许多亿人口正处于它强有力的实践范围之内，可是，社会主义内部正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分歧，甚至可以说产生了危机，“文革”的爆发以及它的“反修防修”的旗号就是明证。　　
　　暮色茫茫之中，他多么想嚎啕大哭，或者仰天长啸。然而，就连适合狂啸的旷野也没有了，到处都是人，大地上人满为患。你在如此密集的人群中实际上就很难有阮籍式的嚎啕大哭、陶渊明式的仰天长啸、王维式的自得其乐，这种说法也已经成了美文学的东西。　　
　　刚解放时全国人口四亿五千万，十七年过去，现在七亿人口了，据说全国人口平均年龄从解放前的三十五岁达到了六十五岁，这在全世界是首屈一指的惊人成绩，而死亡率自一九四九年以来逐年下降。这些，当然是好，可也不觉得更好，然而，“更好”是什么？谁能拿一个“更好”来？一切只有从这实实在在的土地上生长出来。　　
　　就带着某种压抑的心情，他回到家中，并且也有些疲倦。　　
　　父亲正在家里等他，一起到文槐家里去吃喜酒。小粉子娶走了？娶走了。这么说，是抢亲成功了？成功了。父亲的回答虽然是淡淡的，却也流露出一种农民式的质朴的兴奋。他的精神不觉为之一振，生活立即展示出了美好的一面！于是，他们父子二人一起到老俊德家去。父亲还买了一对搪瓷彩绘热水瓶作为礼品。　　
　　父亲毕竟在供销社工作，生产队去买化肥农药、农民个人去购买东西，常得到父亲照应，而他是在城里做老师，也是人上之人，而且他们带来了鲜亮的礼品，先前还有十元的红封（亭州城里人去吃喜酒送的红封一般只有五元），在众多农民当中，他们父子是尊贵的客人，纷纷问候，老俊德心中感激，几乎又要下拜，被他们一把扶住，老俊德抹着眼泪把他们让进屋里。屋里的人们都站了起来，又是纷纷的问候。　　
　　屋里摆了两桌，门外搭的棚子下面还有三桌。门里门外，租来三张汽油灯，照得雪亮。厨房披子那里烟汽腾腾，飘逸着炒菜的香味，妇女们穿梭一样的跑忙。气氛在喜气中还有一种心照不宣的紧张，似乎格外地喜气洋洋了。　　
　　互相让了一下，民兵营长坐了上席，因为他是到场的具有大队干部身份的人，算是父母官，而大队现在当家的两个新干部虽请没来。又让了一下，左右坐下的是父亲和文槐的舅舅，再依次就是生产队长和会计，然后是他和生产队保管员。一桌十二个人，亲友之外，队里每家来一位男子吃喜酒，这是不需要出礼的。他的身边坐的就是老宝顺，他有意跟老宝顺说说话，让这位不幸的父亲进一步转变心情。　　
　　民兵营长是个很显著的马脸，而且眼如葵花籽，小得难看，身上穿着褪色的旧军装棉袄，戴着旧棉军帽。只见他站了起来，说，我姓马，当的养马兵，嗳，生的也是马脸。我们连长后来说，我一看到你，就知道你适合养马。结果，当兵三年，就养了三年马，混了个班长。“养马班有个马班长，军马养得健又壮”，战士演出队给我编了个“数来宝”，表扬我的工作，我在全团都出了名。后来自己想想，比当三年养猪兵总要好一点。退伍回家相当长的时期内谈不到老婆，原因就是这张马脸，连做媒的看到我，都觉得没有信心。我也不急，我晓得不是难看不难看的问题，是个缘份的问题。缘份不到，哪有老婆？嗳，这话不假，结果有一回出去开水利现场会，我就把个老婆现场回来了。回头一想，不奇怪，我丈人家那地方，虽然名叫向阳大队，其实以前就叫马家庄。　　
　　这番话引起众人一阵阵的笑。民兵营长继续说，来，今天，我就一马当先，先敬老宝顺的酒，喜事啊，缘份啊！老宝顺也许一辈子不曾受到过这样的抬举，那双粗糙的大手，有点颤颤的拙拙的端起酒碗，站了起来，于是大家都一齐敬他，说大喜、大喜、缘份、缘份。只见老宝顺艰难地喝下了一口酒，大家都连声说好，也就都饮了一口，然后坐下来，筷子一齐伸向桌子当中那一大碗切得四四方方、烧得红红油油的红烧肉，送进嘴里，愉快地咀嚼着。喜酒就这样吃起来了。　　
　　酒至半酣，舅舅高声说，文槐呢，怎么不出来？家织布的印花蓝门帘一动，文槐就从房间里愧愧的出来了，点着头称叫着营长、队长、各位长辈，而后站到舅舅身边。舅舅却不跟他说，而是把腰挺了一挺，说，我唱一段《借东风》助兴。手拿一只筷子在碗边上敲起板眼，放开粗哑的喉咙，唱了起来：　　
　　学天书，玄妙法，易如反掌；　　
　　设坛台，借东风，相助周郎。　　
　　曹孟德，占天时，兵多将广；　　
　　领人马，下江南，兵扎长江……　　
　　跑忙的妇女们都挤到门口来听唱。以他这个外行听来，唱得是有板有眼，嗓门虽粗，却是婉转有致。一直唱到最后：　　
　　这也是，大数到，难逃罗网；　　
　　诸葛亮，在坛上，祝告上苍。　　
　　啊！一刹时，东风起，从空而降；　　
　　为什么，有一道，杀气红光！　　
　　唱毕，都喊一声好。舅舅神不动，气不喘，对身边的文槐说，听清后面的唱词没有？大数到，难逃罗网，有一道，杀气红光！好在你暗中得贵人相助，化险为夷、因祸得福，但还要逃出罗网！明天一早，跟我走！　　
　　想不到这段唱的用意在这里。营长说，对，跟舅舅学烧窑去，一世的饭碗不用愁了，哪个社会不要砖瓦盖房子！等我们集体经济发达了，要统一布局，给家家盖楼房！众人都附和。舅舅说，你从小舅舅就看在眼里，正考虑带你出去烧窑，你造反了，还做了出头椽子，当“文革”主任，我心里就说，不是好事。那时劝你是劝不下来的。想不到，没有等人家当权派反巴掌拍过来，你自己就下台了。这是好事。好到什么程度呢？好到有一天，求你的人多呢。说舅舅有钱，你比舅舅还要十倍百倍的有钱。酒也不要你多敬了，这碗酒，你把营长、老姑□、二先生、你丈人四个人敬一下，别的我来代你敬，你也累了，敬了酒就到房里去，跟小粉子谈谈心，道个歉，以后一世的夫妻，还要靠她给你当家。　　
　　文槐遵照舅舅吩咐，端了酒碗，依次敬酒，最后到了老宝顺面前，清清楚楚喊了一声“□□”，饮尽了碗中酒，老宝顺虽没应声，也没有站起来，但饮了酒。大家说，好！好！文槐把酒碗送还舅舅面前，给大家恭恭身，就进了房门。舅舅给自己重新斟满，端起酒碗，说，今天情况有点特殊，所以我不让他多喝，不到之处，我做舅舅的代他来敬。我把这一碗一口气喝下去，算是敬队长、会计、保管员各位，还有营长、老姑□、二先生！敬各位贵人！说罢，端起那满满一碗酒，当真一口气啯啯的喝了下去，众人都吃惊，喊一声好，忙请舅舅用菜。舅舅说着请请，伸出筷子夹了一块亮晶晶四方方的大肥肉送进嘴里，说，我们农村就是上规矩，切肉都符合孔夫子要求，叫做“割不正，不食”，二先生，可是这样？想不到这烧窑师傅还知道《论语·乡党》这一句，他说，对对，你说得对！舅舅伸手取过那二斤装的酒瓶来，先给众人都斟了酒，而后把自己的酒碗又斟满，放下酒瓶在自己面前，说，说过了孔夫子，我再来一段诸葛亮！众人喊一声好，舅舅用筷子敲着碗边，又粗门大嗓唱了起来：　　
　　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　　
　　第五章   聚散　　
　　一　　
　　第二天一早，文槐果然跟舅舅走了，小粉子泪眼红红的送行到门口路边。这情况很快传遍了家家户户，引出一些叹息，事情也就算过去了。三队那里，他听说，分队被阻止了，但顺从群众意愿，让分队后新选的队长做了队长，是群众公举的一个正派能干的年轻人。　　
　　因为母亲生感冒，而父亲的挨批斗还没有结束，他在家里又过了几天。后来，再不能呆了，因为怕被人用中央的那个指示来找麻烦，他出发到乔丽的农场去。从家里出来，向北走过一片田野，上了大圩，摆渡过河，那边是一个小集镇，人口不多，空旷旷的。两县城之间的九十里县际公路有一个停靠点就在集镇边上，上下午来回四班汽车，过时不候。有一个妇女负责卖票，提前十分钟笑嘻嘻的来卖了票，一共五个人。过了一会儿，汽车也就到了。卖票妇女吹哨子挥动小红旗以示停车。车门开处，没有下车的，他们五个人上了车。妇女跟司机做了交接，谈了一句家常话，也就吹哨子挥动小绿旗发车。车上有个农民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呢。又一个农民说，人家在县汽车站拿正式工资呢！第三个农民说，乖乖，要多大的关系才有这样的好事？住在乡下拿城上的工资！　　
　　四十分钟后到了射阳县汽车站，买到了半个小时以后开往农场方向的车票。两个多小时之后，他到了上次到过的那个小镇。　　
　　他带了干粮，是妈妈做的两块饼和两个熟鸡蛋。找个路边坐下来，就可以把午饭吃了，但他想到上回那个老汉家，不妨到那里去吃个饭，歇一歇，顺便也跟老汉聊聊，了解些情况。他依照记忆找到了那个老汉家。老人一眼认出了他，很热情的让进屋，请他坐下，说，你又来看望家属了？我弄水你洗个脸，马上弄饭给你吃。他问，你的孙子呢？老汉说，到他姨妈家去吃饭了。他说，那我也不麻烦了，我带了干粮，跟你要一碗开水，就行了。老汉说，开水现成。你这个同志眼尖，看出我冰锅冷灶、没有做饭。今天我确实没有做饭，因为孙子不在家里吃，马上自己把冷饭烫一下，两块萝卜干就行了。不过你如果要吃饭，我马上弄，还是蛋炒饭，也快。他说，不要费事了，我有干粮，不吃掉也累赘。老汉一听，说，对对。就去弄了水来，让他洗了脸，又倒了开水来，里面还是放了他自家做的茶叶。　　
　　他拿出饼和熟鸡蛋来，请老汉一起吃，老汉说，我早上吃得晏，肚子不饿，你吃你的，我有好消息要告诉你，可能你就是得到这个好消息才来的吧？　　
　　他一听，请老汉说是什么好消息？老汉说，农场要解散了，移交给地方，犯人已经遣散了一批……。他一听，真是无比重要的好消息，但是不是确切，还不能断定。他问，犯人是遣散还是转移？怎么可能把犯人遣散？老汉说，当然是遗散，农场的田地房屋物资都要移交地方了，二十年以下的，全部遣散，二十年以上的转移。这是毛主席的指示！　　
　　毛主席的指示？他感到越听越糊涂。　　
　　毛主席的指示那管的就宽了，不光是这个农场，那是全国的事情。老汉回答得很明白，可是他更糊涂了，他不能相信这是真的，疑在梦中。　　
　　先放那些三年五年以下的，后放那些十年八年的，最后放那些十年以上的，都放回家，哪里来哪里去，交给当地管，放在群众当中。只留极少数的集中到别的地方去。你家属我记得上回你说是十五年的，而且是冤枉，你来得正好，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呢！　　
　　老汉越说越像是真的了，他的心嘣嘣直跳，确实还不敢相信有这样的好事情。　　
　　他赶快吃了干粮，喝了水，道谢老汉，从带给乔丽的糖果里抓出两把来，留给老汉的孙子。老汉笑道，这糖我收下，我是报喜的，该吃你的喜糖！他不敢接受这一简直很“冒进”的说法，但他还是很感激地点了头，告别老汉，就朝农场走去。他要赶快见到徐场长，究竟如何，一切就都清楚了。　　
　　毛主席真的会有这样的指示吗？在没有见到徐场长之前，是不敢肯定的。但从道理上说，除了那种真正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凶恶犯人，不得不让他们坐牢，其余的，确实可以放在人民群众之中，利用群众的力量管制、教育，有利于减少对抗性。他相信毛主席对这个问题，会有这样的思路。像乔丽这样的“犯罪”，何必一定要判十五年徒刑呢？何必一定要送来劳改呢？假如明文规定这种“软性”的问题是放在群众中教育改造，宗进庭给他的这一打击报复也就不可能实施到这种程度。　　
　　他胡思乱想着。渺小的他想得再多再合理也没有用，但他还是不可自止地要这样胡思乱想。人区别于动物，就是他有思想的本能，而且可以被实践证明是有预见的。说到预见性，其实动物也有，它知道怎样找到水和食物，但这与人的思维大约不是一回事。　　
　　他还没有到达农场，就已经从事实本身判断到，老汉所说，大约是真的。因为他看到有不少人带着简单的行李，迎面走来，而这些人分明是从劳改农场释放出来的。他们苦兮兮灰蒙蒙、以至有些麻木的脸上，有了一种光，一种获得解放的光，一种希望的光；他们步子走得急切，身子都向前倾着、向前冲去一样；他们的心已经飞到自己家中，哪怕那只是一个茅草棚，也是他的温暖的家；家里有他的亲人、有他的自由、有他愿意去做的劳作和收获，就连痛苦也不一样……　　
　　他站在路边，望着这些人从眼前走过，感受到他们心中的一切，并为这种大批犯人获释而出的场面所感动。　　
　　这情况到了农场门口，更得到了证实，有更多的拿着自己简单行李的人，带着那种同样的特征和表情，从里面急切地走出来，在岔路口朝不同方向散去。　　
　　他赶忙进了农场，直奔场长室。他一眼看到了徐场长，一颗心放了下来。农场里正在做这样大的工作，而徐场长的办公室里却仍然只有她一个人，但桌子上堆很多材料，显出正在处理的事情较多。　　
　　你来得正好！是听到什么消息的吗？徐场长从办公桌后面站起来问他，一边隔着桌子向他伸出大手来。　　
　　他卑谦地跟徐场长握了手，回答说，我来的时候没有听到什么消息，到了这里小镇上听到了有关说法，而且看到正在释放人，是真的吗？　　
　　徐场长哈哈笑了起来，说，当然是真的，你都亲眼看到了，还不真吗？真是大知识分子！徐场长从办公桌后面走出来，给他倒了一杯开水，递给他，而后又回到办公桌后面去，坐下来，说，我们这个农场整建制撤销，土地房屋移交地方！不光是我们，也不光是我们省，但我们省的行动是比较快的，有的省比我们还要快一点。全国的劳动改造单位要大大减少！《九评》上就有一段跟我们工作有关的话，写在“理论和策略”的第十三条，说“要实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和专门机关相结合的方针”。现在，又有了新的指示，更具体了，说“不需要这么多监狱。把监狱里这些人放到群众中改造，这个办法好，天塌不下来。”老郁啊，其实毛主席的意思在原则上早就说过多次，可我们领会不深。毛主席说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嘛，人民应该得到最好的对待，他犯了错误跟在旧社会犯了错误不应当是一样的结果。你记得吗，一九六O年撤销过检察院，一九六二年又恢复，公检法一会儿分开办公，一会儿合署办公。一切都在实践之中，目的只有一个，怎样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怎样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毛主席说，要搞群众监督，不能监督群众。说，抓人解决不了问题，主要靠群众监督。还说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有反必肃，有错必纠。不放过一个坏人，不冤枉一个好人。改造人第一，生产第二。要把犯人当人，反革命也是人。真是一系列的指示啊，我条条都记得！现在，正在劳改的这些人的多数，都放到群众中去，让他们带着释放证，到当地派出所、居委会报到。只有极少数的人，才需要圈起来坐牢，而且要得到省一级的批准。我们这里，重大犯人都解走了，集中到少数几个监狱里去。这是个大行动啊，这是认真贯彻毛主席的思想！　　
　　他一听，喉头就紧了一下。徐场长说，乔丽的事情，本来就不该这样处理，但我们只有接收、执行的权利。她是十五年期的，已经服刑五年。一个月之后才释放到她这一档，看来还得在农场过年。这个我不好提前，工作不能乱。　　
　　尽管如此，他一听到乔丽很快可以获释，就哭了下来，捂住眼，弯下身；他抑制住不发出哭声，身体不自主地剧烈抖动起来。徐场长说，你就把声音放开来哭一下。但他却控制住了，他坐直了身子，抬头看了一眼毛主席像，由衷地地说，感谢毛主席！　　
　　徐场长用手揩了一下眼睛，说，这几天，我们这里，犯人释放时都喊毛主席万岁，就是天上的神仙、地下的阎王，也要感动。现在，你既然来了，我就做个特殊处理，安排招待所，让你跟乔丽过三天，以后到时你再来接她回去。行不行？我把我们的电话号码写给你。　　
　　他忙站起来，连声“嗯嗯”答应着，双泪直滴，也就取出本来就准备送给徐场长的一斤糖果来，送上，说，这是糖果，一点心意。徐场长说，行，收下，及时，算是你的喜糖吧，我代你发。你在这里歇一会儿，我去把这事情具体布置一下。这虽然在我的职权范围之内，但还是头一回，以后也没有第二回。　　
　　徐场长把让他以后联系的电话号码写给他，出了办公室。他一个人坐着，渐渐从一种高度的激动中平静下来。他将要面对的，是跟乔丽过三天，可是将怎么相处、怎么在一起过，似乎成了大问题。他还简直不能相信这将是真的。可是他急切期待着这马上就要实现的事情。他的心，因为这突如其来的、特殊的幸福，而不听话地怦怦乱跳起来。他这时的心情，和那些灰头土脸的赶路的人们，其实是很相似的。　　
　　他又抬头看了一眼毛主席像，希望从心中找出一点宗教情感来，好让自己能最流畅地表达最真诚感激的心情，可是他找不出这时候似乎能适用的那种宗教情感，还有某些必要的宗教动作。他是中国人，是中国的读书人，最缺少的就是这个。虽能懂得，却没有。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大的作家，也有那样深的宗教情感，而黑格尔把宗教摆在艺术和哲学之上，列为人类精神发展的最高阶段。从黑格尔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于中国知识分子，就有点不可思议了。至于中国的若干民众，多多少少是有宗教意识的，可惜与鬼神迷信难以分清，就连一些知识分子，也不能免。中国人到底有无宗教？也许不如说中国人的宗教是“治国平天下”，是唐诗宋词。　　
　　他试着能在自己心中唤起“吾皇万岁”的诚惶诚恐的“忠君”情感，以表达自己深深的感激之情，可是这也徒然不能，因为时代不一样了，那种境界，那种“形式”，他进不去了。然而，当多少人在一起高呼“毛主席万岁”时，他却是感动的，也感到很自然。这时这个“万岁”，也就相当于一声欢呼吧，就像俄国人高呼“呜啦”一样。　　
　　他想起了《论语》，有这样几句“子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仁者爱人。　　
　　刚才徐场长所说的那些毛主席的思想，在“形式”上抽象出来说，不是跟孔夫子一致吗？也就是以“爱人”为主导，以法制为辅佐，这就是“仁政”。从逻辑上说，只有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才能真正地和最广泛地实现“仁政”，这并非“仁者”所赐，而是人民国家的性质理当如此。　　
　　他不敢把毛主席说成儒家，但毛主席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要继承这份珍贵的遗产。毛主席要求的是批判地继承，他自己的文章、思想、政策，就浸染和汲取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成份，有时还赋予新意地直接引用孔夫子的话。但是，说毛主席在某些方面继承了儒家传统，这样的话却不可以随便言说，因为有一种无知的或紧张的态度，能把你的好意当成反动去恐惧和揭发批判。“文革”以前，就有这种情况，“文革”中，有所泛滥。这是不正常的，也是一种“精神奴役的创伤”，来自历史，还在现实中加深，有点像长期存在、可以传染的疾病。不用说他和乔丽，就连刘镇琛那样年轻的学生，包括那个上台发言批判刘镇琛的女生，也都遭受这种精神奴役的创伤，并且不能自拔。看来，伟人也不可能一挥手就为人民消除所有历史因袭的负担。小于历史的人，挣扎于历史；高于历史的人，也只能因势利导地改变历史。“文革”，一方面宽松、解放了人们的某些思想，一方面，又绷紧了人们的某些神经。绷紧的与宽松的似乎有着辩证的关系，就像一枚钱币的两面，你不能只要一面而不要另一面。这一切正呈现为一种巨大的矛盾运动，中国正处在这个巨大的漩涡之中。有人兴奋，有人沮丧，有人叹息，有人担心，有人诅咒。就像狄更斯针对大革命时期说的，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　　
　　徐场长回来了，他站了起来。徐场长说，别着急，你坐下来。徐场长到办公桌后面坐定，对他说，我布置下去了，不会有问题的。我们食堂旁边有个小浴室，这会儿你没有事，又坐了这么远的长途，先去洗个澡。我也有点事。你洗好澡，跟食堂要点开水，到学习室去歇歇，喝喝水，看看报，到时我派人去叫你，让人带你去跟乔丽见面，并且跟她一起过三天，时间上跟你定一下：从今天算起，今、明、后，第四天上午你就要回去，为接乔丽回家做些准备。你的东西就撂在这儿，你到食堂去吧。　　
　　这种关心虽然刻板生硬，但好像唯其如此，而更令他感动。他按照徐场长的指引，到食堂去。所谓小浴室，在食堂大厨房里，确实不大，只有两个平方，略微倾斜的水泥地面，有个下水道槽子通向外面，用铅丝网拦住了杯口大的墙洞。里面有个冷水缸。食堂里提供了一桶热水，一个舀子，一个脸盆，一条半旧的但晒干了的干净毛巾。有一块“大运河”牌的肥皂现成地在眼前的一个墙洞里。至于衣服，墙上有一个挂衣服的东西，还挺精致。一双木拖鞋守候在地上，等你使用。屋顶上有个不大的玻璃天窗，透进光线。至于门，可以关起来，但里面没有插销，而是在门外有个牌子，一面写着“有人”，一面写着“无人”。他进来时，就把“有人”的一面翻转朝外，别人就不好进来了。一切至为简陋，但不缺什么了，唯一缺的就是蒸汽。但北墙的那边就是食堂大灶的锅膛，所以小浴室里竟有点暖烘烘的。也可算因陋就简，精心设计，而且是“节约闹革命”了。他脱了衣服，洗起澡来。一桶热水很充裕，多冲几遍，渐渐也就不冷，最后竟微微出了汗。　　
　　在洗浴的享受之中，他忽然想到法国人民的攻陷巴士底狱，那上面有一尊对着人民的大炮，这成了某种可恨的象征，于是被人民推倒。革命好像不免要跟监狱发生一点关系。那么，毛主席在“文革”这时，采取这个削减监狱的措施，倒也不是出于偶然？但这件事，除了他这样的当事人，绝大多数人不知道，亭州的百姓们、造反者们就不知道，也许只有公检法里看到文件、得到传达的少数人知道。　　
　　身体的清洗，带来精神的轻松愉悦，他向食堂人员道了谢，要了一瓶开水，一只碗，就到旁边的学习室去，他上次去过的。门开着，里面一个人也没有，报纸依然管理得很整齐。他就看起最近的报纸来。　　
　　他注意到在一月底的报纸上连续几天都有这样的话：“人民解放军最坚定地站在革命造反派一边，坚决支持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人民解放军热烈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伟大号召，握紧枪杆，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起来夺权”。　　
　　一月二十九日的报纸说，阿尔巴尼亚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国防部长巴卢库，“在广州热情歌颂毛主席和我国文化大革命。毛主席领导文化大革命保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彻底胜利。谁反对中国，谁就是反对马列主义，谁就是反革命。”　　
　　他还特别注意到，一月底的报纸上，有“青岛二十三个革命造反团体联合起来，夺了青岛党、政、财、文大权”，有《人民日报》社论“关键在于大联合”，有《红旗》杂志社论，提出“要由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当地驻军的负责人和党政机关的革命的领导干部，建立临时权力机构，领导夺权斗争”，这就是“革命三结合”。　　
　　接着，二月份有点“捷报频传”的势头，以“西南的春雷”报导了贵州省的夺权，以“东北新曙光”报导了黑龙江省的夺权，《红旗》评论员文章说，“一切革命的领导干部，都应当站出来，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坚决地进行斗争，而不管他们的什么‘纪律’，他们已经不是革命的上级，而是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　　
　　他觉得他对形势突然地得出了一个整体的估计，感到他竟然心有灵犀知道了毛主席在做什么，也知道处在运动中的各种不同的人们各自怀着怎样的心思。毛主席正掌握着现实中国这样一个巨大的矛盾运动体，用他的矛盾斗争理论，在引导运动“收”，并且要“收”到符合文化大革命的要求上，而这是面临各种困难的，有革命造反群众方面的，有各级干部方面的，这其中要让军队发挥工作队的作用，因为军队不言而喻最听毛主席党中央的指挥。　　
　　有人来喊他了，他归还了热水瓶和碗，就回徐场长办公室去。徐场长定睛把他一看，说，好，新鲜气出来了，还挺英俊。你坐下来，马上让你去，估计新娘子还没有到呢。他一听，脸上烘的一下，体会到作为男人的卑下无奈、厚颜无耻，同时却被理解为“幸福”，而且会得到祝贺。他以为豪迈的徐场长会爆发出让他难堪的笑声来的，不料，却见徐场长擦起了眼泪，他的心被触动了某个部份，眼泪也涌了出来。　　
　　他觉得有一种发自内心的东西在推动着他，他说，徐场长，虽然我们岁数差不多，但以后让我叫你徐大姐，好吗？　　
　　好的。徐场长揩着眼泪点了头。徐场长的眼睛因为流泪而红了。问他，你有姐姐妹妹吗？他说没有。徐场长说，我知道你三十九岁，我比你大两岁，我不做你们临时的大姐，而要做你们一辈子的大姐。他更为感动地答应了徐场长。　　
　　徐场长忽然问他，你们那里文化大革命怎么样？他就把大致情况说了，只是没有讲宗进庭等人竟在造反群众要求下被投进看守所，他怕徐场长听了会“很不理解”。　　
　　徐场长问，闹到现在，抓出了几个走资派？他说，当权派一般都靠边站了，但当然不等于就是走资派。一个人真正被定为走资派，大约也不容易。徐场长说，但走资派这三个字，也不至于仅仅是一种词语吧？全国人民这么高的革命热情，都是在跟某个词语做斗争？这有点不可思议吧？词语的下面总有实质性的东西。　　
　　他说，对的，词语、概念本身，就是对某种实质性东西的概括，而不光是词语上的存在。但把这个实质性的东西，具体落实到某个领导干部身上，说他就是走资派，这个却不容易，群众也没有这样做。运动要打倒的对象在词语上很明确，在具体上不是看得很清楚。这大概就是这次运动的一个特点吧。根本原因可能是大多数干部没有多大问题，严重的问题不在下层，而在上层、在路线。这个在政策上已经预先有了规定，《十六条》说，走资派问题的最后处理，是“给出路、重新做人”，说明是要当认识问题对待、当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有一种说法，认为文化大革命是演习，那么更主要的就不是为现在，而是为将来。这大约好比我们小时候读书，先读下去，等到长大了以后才真正懂得，有句老话说，书到用时方恨少。　　
　　徐场长挺严肃，说，不，这不是小孩子念书！矛盾虽然不像斗地主、不像战场上那样明显，但矛盾还是能从社会上感觉得到的，人民群众能这样发动起来，原因就在这里。我们的社会是有矛盾的，是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的，而最重要的是上面不能出赫鲁晓夫这样的人物，这些不是空洞地说说的词语。可能矛盾还没有到尖锐的地步，还没有十分明显。但毛主席怎么能让矛盾发展到那一步再来搞运动呢？那不就太迟了吗？而且，从路线上说，在中央一定已经很明显了。毛主席这么大岁数了，他这是对我们全党全国人民全世界无产阶级做一个大交代，哪怕打碎一些坛坛罐罐、生产生活受一些影响！他不亲手做这事，谁又有魄力、能力来做这事？而且我看出来了，他老人家也是被逼上梁山！有些人野心确实大！我只是担心，这样难搞的运动怎么收场呢？　　
　　他真的佩服徐场长的很质朴直率的见解，他说，毛主席总有办法吧。　　
　　徐场长又说，我还想，假如若干年以后，修正主义上了台，资本主义复辟了，那时天安门上没有伟大领袖发号召，没有《十六条》这样的文件颁布下来，学生、工人怎么敢起来造反呢？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既然干部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要团结，也就是继续当干部，这些人因为这个运动是跟群众结了仇的，会整群众，怎么办？第三，他们不但跟群众结了仇，还跟这个运动结了仇，甚至跟毛主席有意见，到时物极必反、齐起心来，接受和平演变的一套，使我们真的走到相反的道路上去，那又怎么办？虽然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挡不住，但不就走了大弯路吗？　　
　　他觉得他已经回答不了徐场长的问题。他说，你这个问题问得深，我回答不了，真的回答不了。　　
　　徐场长突然放松，哈哈一笑，说，既然你也回答不了，那就随它去吧，天掉不下来。反正我们相信毛主席，他老人家这样做，自他的道理，现在看不清，将来也会明白。如果他老人家认为确有必要，那就应该不惜代价。他不能留下修正主义尾巴，他考虑得很远，他是为人民的。意义对于明天，确实比今天还大。但今天的意义也有，不是放空炮，不是跟词语作斗争。搞这个运动也是党中央通过的，只要有半数以上举手就行了，但不曾听说有一个人举手反对。搞一下，确实让人头脑清醒，搞比不搞好。既然如此，那就要进行到底，取得胜利！他忙回答，是的，是的。他真的佩服这个人高马大的女干部，考虑问题明明白白。　　
　　一个女管教人员来给他带路。徐场长说，你去吧，这三天，夫妻二人该做什么就做什么，是自由的，我准许的，不要怕，也很安全。你们好好商量以后的打算，日子还长呢。以前害你们的人，不要记恨他，让他自己去想。　　
　　徐场长这几句话，他又感动又心悦诚服，连连称是。　　
　　路上，女管教员自我介绍说，我姓赵，是乔丽她们的队长。我跟乔丽很好的，虽然我是管她们的，但时间长了，这个界限也就是表面上的了。他连说感谢你，感谢你，并且说，以后一定请到亭州我们家里做客，跟徐场长一起去。赵队长听了很高兴，说，一定去！他想起来了，乔丽信上是提到过这位赵队长的。五年来，乔丽多亏了徐场长、赵队长，得到着照顾，如果相反，得到的是无情的或阴险的对待，那可就完全不同了。他多么感谢这不幸之中的万幸，他和乔丽简直又该算是幸运的人了！　　
　　赵队长领他走了一段路，来到有几间房子的地方，旁边一口井，长着一些树，树木之间还拉着晾衣绳。赵队长很远就停住了脚步，遥指着说，那就是我们的招待所，跟城上不好比，乔丽在二号房间，看见吗，门上写着号，她已经在里面了。这个小院子就是你们的活动范围，不要走远。安全你们放心，不会有闲人来。目前也没有别的客人住，这里就你们两个人。三顿饭会有人送，这是我们的规矩，送来就吃，别的不要问，也不用给钱。去吧，好好团聚！赵队长说罢，跟他点个头，转身折回，把他丢在那里。　　
　　二　　
　　他望着门上写着很大的2字的那一间，顿时浑身热热的，头脑烘烘的，心跳加快起来，比热恋中的人即将会到心上情人还要激动万分。一股内在的火燃烧着他，推动着他，他好像没有走几步就站在了2号房间的门口。里面没有一点声音，乔丽怎么样？她在哭吗？他轻轻推开门，乔丽坐在铺边上，穿着家里的旧棉袄，确实低了头在流泪。他的心顿时碎了，他快步走过去，扑在了乔丽脚下，抱住了她的双腿，后来就把她拦腰紧紧抱住，不住地轻声喊着“乔丽，乔丽……”。　　
　　乔丽伏在他肩上“呜呜”地哭出了声。他抱着她，他的泪也无声地汹涌地流着。他不住地说着，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让你吃这么大苦，让你吃这么大苦。他们哭了好一阵，他拧了毛巾给乔丽，让她揩了眼泪，他自己也揩了眼泪。他说，徐场长真是好人，徐场长对我说，让我们一起过三天，一个月以后我来接你回家，她把电话号码写给了我。我想，这个月底、下个月初，就可以来接你了。还有一个月时间。快了，苦到头了。我们的一切问题都会解决的。我们会像从前那样正常工作、生活，这是一定的。啊，我倒忘了问你，你好吗？身体怎么样？乔丽点点头。他说，太好了，只要你身体好，我们什么都不用愁了。我们从头开始！　　
　　他跟乔丽对面站着，他看着乔丽的眼睛，看着他熟悉而久违的脸庞，黑了些，结实了些，多了些沉着的气质。他说，我们重新开始，而且会越来越好！乔丽看着他，一声不响地看着他，看他的眼睛，看他的头发，看他的脸，也在看他起了什么变化没有。他从乔丽这样看着他的眼睛里，看出了乔丽对他的爱，对他的挂念。他心中一疼，把乔丽拥进怀里，开始吻她，轻轻地吻她的脸，吻她的额头，吻她的脖子。乔丽推开他，说，我们到外面走走。这是乔丽开口说的第一句话，这句话把他带到了以往的岁月，从前在家里，到时乔丽就会说，我们到外面走走。他的散步，总是这样依赖着乔丽的提醒，要不然他就会一直地把书看下去。他朝乔丽会意一笑，他从乔丽沉静的眼神里也看到了会意，于是，一切都沟通了，一切都抹平了，一切都过去了，一切都可以而且已经重新开始了。　　
　　他和乔丽真的就在农场招待所里过了三天，享受来场外调工作人员的待遇。乔丽的倾诉，让他了解到他的真正的错误有多大，虽然他以前多少也想到过的，但没有这样具体，没有这样肯定。他无数次把乔丽搂在怀里无言地抚慰着，他也无数次检讨着，说都是由于他头脑迂腐、处置不当，加重了她的困难，吃这么大的苦。乔丽的泪水流湿了他的衣服。乔丽把他身上咬出了许多的伤口，他不仅不喊疼，还鼓励她咬，让她咬得狠一点、再狠一点。他们就在爱与恨之中翻来覆去、颠来倒去，好像这样就可以补偿一切似的。他从未有过地吻遍乔丽的全身，从上到下，又从下到上，怎么也吻不够。他产生了不知从何而来的宗教情感，把乔丽当作受难女神，一遍一遍地，崇爱而贪婪地吻她、抚摸她、折腾她，然后跟她无数次地结合在一起，无数次地喊着她的名字，一次一次地好像要把自己完全倾注到她的身体里去。乔丽抱着他哭，骂他，打他，咬他，又紧紧抱着他，生怕马上就会失去他一样。那种爱啊，是失而复得，是久别重逢，是死而复生。他们睡着了，乔丽像一只小猫一样蜷缩着睡卧在他的身上，而他就那样躺着承载着她，并且双双很香甜地睡去。这就是他们每天一觉睡到天亮的姿势，真是一刻也不肯分离。　　
　　他发现，乔丽对今后的日子，怀有忧虑。他劝慰着她，他说，我给你讲个故事，是法国作家萨特写的一个戏剧，叫做《恭顺的妓女》。说的是，有一个早晨，突然有人敲一个妓女的门，妓女以为警察来了，赶紧叫屋里的一个白人青年藏起来。开门一看，是个黑人，而且是妓女在火车上见到过的。黑人寻找到这里，是求妓女作证，当时在火车上有几个白人青年欺侮两个黑人，开枪打死一个，逃走一个。这个黑人就是逃走的那个。他请妓女为这事作证。妓女答应了他。黑人走后，白人青年走了出来，他纠正这个故事说，是两个黑人在火车上要强奸这个妓女，而几个白人青年上前解救，于是开枪打死了一个黑人。妓女认为事实不是这样。白人说，他是议员的儿子，打死黑人的是他的表兄，而他的表兄是一个很重要很有用的人，不能为此去坐牢，他就是为这事而来的，他以五百元贿赂妓女作伪证。妓女不肯这样做。这时又有人敲门，这回来的真是警察，惊魂未定的妓女发现，警察竟然跟这个白人青年是一伙的，他们威胁妓女，但妓女仍不屈服，他们除了发火，毫无办法。这时议员本人来了，千方百计软化妓女，认为只要她按照他们说的那样作证，不但那个犯事的白人青年的母亲会无比感谢她，把她当自己的女儿，而且全城的母亲都会感激她，认为她做得对。在这样诱惑下，议员拿起妓女的手在伪证上签了字，犹豫不决的妓女没有反抗。打死黑人的白人青年无罪释放出来了，妓女天真地以为议员许诺的一切都会出现，贵夫人会给她送花来，把自己的照片签名送给她，当自己的女儿一样爱她。但结果，议员给了她一个信封，里面不过是一百元钱，这就是全部的感谢，而他儿子当初要给她的却是五百元。妓女知道自己受骗了。妓女一个人在家里伤心。那个黑人又突然逃来，说白人正在追捕他，要把他烧死。妓女拿出手枪来给黑人，说如果他们来了，你就打死他们，我给你作证你是好人。但黑人不敢，说他不敢打白人。情况紧急，妓女让黑人藏了起来。许多白人追到了这里，妓女把他们骗走了。白人青年来了，想跟妓女亲热，却发现屋里藏有人，黑人于是往外逃，白人青年追出去开了枪。白人青年回到妓女屋里，说黑人逃走了。妓女拿枪对着他，恨他，他在枪口下向妓女陈说自己血腥而高贵的家族，而且祖父跟华盛顿是朋友，精神上镇住了妓女，结果缴了妓女的枪。他并没有惩罚妓女，反而表示说喜欢她，要把她养在一座别墅里，做他的情妇，有花不完的钱。在这样诱惑下，妓女渐渐依顺在白人青年的怀抱里。　　
　　真是戏剧，一会转变到这个方向，一会儿转变到那个方向。乔丽说。　　
　　你说得对，这就是戏剧，出人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但这只是戏剧的形式，形式下面还有内容，内容里面还有主题。你说这出戏的主题是什么？他问乔丽。　　
　　乔丽说，反对种族歧视。揭露为富不仁。批判社会黑暗。嘲笑法律虚伪。同情被压迫阶级。　　
　　他笑道，你说得都对，但都不是这个戏剧的主题，而是一些表面上的意义，这些表面意义是作者现成地用的别人的思想，以满足一些表面上的思想需要，便于认同这些表面意义的观众进入戏剧。正如到山洞里取宝贝，这是一路上见到的引人入胜的小宝贝，虽然也可以装进口袋算作收获，但还不是最后的最重要的大宝贝。　　
　　还有大宝贝？我想不出来。乔丽说。　　
　　他说，萨特不仅是作家，他还是哲学家，他的戏剧，还有小说，最后都有一个哲学的大宝贝藏在里面，这个大宝贝的名称，只有两个字，叫做“选择”。　　
　　他就给乔丽讲起来：萨特认为，人天生是自由的，所以人实际上随时自由地为自己做出了选择。正因为人是自由选择的，人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　　
　　乔丽说，对，我虽然落到这步田地，但归根到底，是我自己的选择，并不曾有人逼着我抱着亮亮走到河里去，虽然社会环境对我确实不好，但我做的事，都是我自己去做的，我应当对自己造成的后果负责。你也是这样，虽然人家给你造成冤案，但以后的事情，就是你自己负责自己了，你为什么不选择做一个无赖的丈夫赖在我的小屋里跟我们在一起呢？你为什么不能把一切做得更正确更合理一些呢？那以后的事情就会完全不同。那个美国妓女，当她选择正义，她就是正义的，并不因为她是妓女她就不高贵；当她被议员拿起手签字的时候，她好像没有选择，其实是选择了相信议员说的那些欺骗，她心里软弱了，所以她还是要对作伪证负责；当她拿枪对着议员的儿子时，她选择的是报仇雪恨，因为他们欺骗了她，她的形像这时又高大起来，但当议员儿子允诺她那么好的条件时，她选择了依顺，这是对生活的选择，她需要好的生活，她认为做富人的情妇好于做一般的妓女，她抓住了这个机会，这样她就彻底背叛了正义，这是她最终的选择，作者也好像说，妓女毕竟是妓女，但这仍然只是一种表面的意义。确实，说“选择”是主题，要深刻得多，所有表面的意义都是这个真正意义的包装。　　
　　他说，你的理解力真好，也表达得好！这个戏就是把“选择”作为人生的最重大的课题。但所谓人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还有另一面的含义，也就是，被选择者是由选择者决定的，被选择者成为什么样的，也要由选择者负责。比如，当妓女选择不屈服时，议员的儿子与做帮凶的警察就拿她没有办法，他们成了无能的人。当妓女选择了依顺议员的儿子，她以前表现出的正义就都付之东流，她所作的伪证也将继续起作用，她实际上成了一个帮凶，而议员和他的儿子那些人胜利了，否则，他们再强大、再能左右法律，也不能算是成功的，他们可能失败，至少可能在舆论上要声名狼藉。选择，就是你硬它就软，你软它就硬。对方的硬，还是软，是由你决定的，不是由对方自己决定的，哪怕对方是铁，如果你硬，你就有办法让铁也软下来。哲学上叫做“对象的意义被自由选择的人所赋予”。日本鬼子打来了，你如果选择逃跑、选择投降、选择“曲线救国”，那鬼子就是不可战胜的，是你自己让鬼子不可战胜的，你要对此负责。因为中国人民总的来说选择了抵抗，选择了打击汉奸，所以鬼子最后被中国人民战胜了。即使没有美国的原子弹，没有苏联出兵东北，鬼子最后还是要被中国人民所战胜。鬼子的强大与否，倒不是由它自己决定的，倒是由被侵略的中华民族、由被他损害和侮辱的人们决定的。萨特提出“自由选择”这个概念的战斗意义，就在这里，作为一个欧洲人，他是启发人们起来抵抗德国法斯西，不让法西斯显得强大，要把它变成纸老虎。　　
　　乔丽说，原来如此。　　
　　他说，萨特用这个主题写了好几部戏，几乎可以运用到一切题材上去，这也说明这个哲学命题具有普遍意义，所以它能指导人类。再深入一步说，一个人与一块石头，都是存在，但石头是“自在的存在”，人是“自为的存在”。石头就是石头，叫做“是其所是”，它是什么就是什么。人就不同了，人是活的，人有“自为”性，可以自己决定如何如何。这个自为，就是自由，却不一定对人有利。比如上面说的那个妓女，她是人，她是可以自为的，但她的自为的过程，是那样痛苦，她的自为的最后结果，一是害自己，二是害别人，三是让黑暗的欺骗的势力更加强大。她倒底算是什么人呢？她一会儿是正义的，一会儿又变了，最后变成了帮凶。就是说，本来善良正义的妓女，把自己弄得面目全非了。这面目全非，就叫做“不是其所是”，而“是其所不是”，她异化了。人要不发生这样的“异化”，就要克服软弱性，就要作出正确选择，也避免使邪恶逞强。　　
　　乔丽说，你是教我以后坚强些。　　
　　他说，也有这个意思。但还有更深一层的东西。　　
　　还有啊？乔丽笑道，哲学家真是太厉害了。　　
　　还有，就是“他人的目光”，这也是萨特的概念。人虽然是自由的，但人毕竟生活在人类之中，时时刻刻处在“他人的目光”之下。“他人的目光”看你是好的，你就是好的，“他人的目光”看你是不好的，你就是不好的，你就被错看了，甚至连你自己也会不自信起来，由自卑到自毁自灭，你就“是其所不是”，而“不是其所是”了。　　
　　比如，我出事之后，“他人的目光”就变了，看我就是一个有问题的人，而不是从前的人，我浑身长嘴，也无法对所有的“他人”作解释，所有的“他人”也不会相信我。如果我的冤案几十年得不到改正，我渐渐老去、死掉了，“他人的目光”就给我盖棺定论，说我这个人就是那么一个人。至于我这个人其实是个什么人，也许多么好，多么没问题，多么有才华，多么能为国家做一些事情，都不存在了，都被“他人的目光”无视、蔑视、否定掉了。我这个人最后落得一个“是其所不是，不是其所是”。这个“他人的目光”厉害不厉害？鲁迅写的“孔乙己”这个人物，最后的悲剧结果就是这样，“他人的目光”把他都瞧扁了。只有鲁迅发现了真正的孔乙己，同情地把他写在小说的字里行间，写在那个表面上的孔乙己底下，让读者自己去分析。　　
　　这一点，你也是深有体会的。以前你就吃了这个亏，弄得“是其所不是、不是其所是”，最后来到了这个地方，但其实，在人们逐渐看错了的乔丽里面，一直有一个真正的乔丽。真正的乔丽以前被“他人的目光”埋葬了，今后那种“他人的目光”，如果抵挡不住，仍然很可怕。如果屈从于它，就会精神压抑，甚至自暴自弃、不能好好生活。那时，乔丽就进一步不是乔丽，又一次顺从了“他人的目光”，将永远地“是其所不是，不是其所是”，虽然回到社会，却没有结束悲剧。但今后如果你坚决选择看破“他人的目光”，不在乎“他人的目光”，正确对待“他人的目光”，你就会自信起来，该做的做，该说的说，你就能正常生活，还能有所作为，起码能做一个正常的负责的好医生，让人们“刮目相看”，也就是你改变了“他人的目光”。归根到底只有你自己的选择能够改变你自己，也改变“他人的目光”。你运用“自由选择”的法则，选择了自信，选择了快乐，选择了勇敢地面对生活，而不是选择躲避，选择退缩，选择自卑，选择抬不起头，选择跟人们的狭隘眼界作无益的争吵。于是，由于正确选择，你终于胜利了，你不但没有输，你而且能在人们心中改写你的历史，把失去的都赢回来，而且远远超过！　　
　　自由并不万岁，只有正确的选择万岁！要说智慧，中国古人早就具有这一智慧。老子说，不争，故莫能与之争。在哪些方面争，在哪些方面不争，这就是选择。从一个人，到一支军队，到一个国家，随时都会面临选择，回避是不行的，只有作出正确的选择！从这个角度说，萨特戏剧中的那个妓女的处境，就是人类的处境！　　
　　他对乔丽瞪着眼，做着有力的手势。他看到乔丽眼里满是泪水，而且十分可怜，好像小学生一样面对着他这个思想的巨人。他把乔丽拥进怀里，乔丽伏在他肩上哭了起来，他也泪如雨下。这才是真正的痛彻肺腑、伤心之泪啊！　　
　　他觉得需要把他自己的，以及亭州的一些情况，如实告诉乔丽，因为好多事情是乔丽不知道的，而且她已经五年与世隔绝，要让她有个思想准备。他说，外面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至于什么是文化大革命，我来接你回去以后，你就会亲眼看到，而且我会把前前后后的一些文章、材料，给你看，把一些事情，讲给你听，你很快就会明白的，因为运动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这个运动，可以说，我并没有参加。但我是被动地参加了。运动到现在已经半年多，我就两次被拘捕，关进看守所。但两次都把我无罪放了出来。这其中原因，说破了其实一文不值，很好理解，但在当时是很可怕的。不过我没有怕，因为我有数。有一个情况我没有告诉你，就是我一九五九年“审干复查”的案子，跟亭州的一个领导人有关，他姓宗，叫宗进庭。他在亭州负责这方面工作，是一手遮天的，他是我的老家的人，家族史上的矛盾使他认为我是他的仇人，要把我消灭掉。你的事情，判得这么重，也跟这个人有关，跟他恨我这个人有关。文化大革命运动来了，他又趁机打击我，而且想用打击我，来让运动朝适合他心意的方向上进行，他很固执，一次抓了我，二次又抓我。　　
　　那是什么人把你放出来的呢？乔丽问。　　
　　他说，这个问题说来话长，总的来说，是毛主席把我放了出来。　　
　　啊？乔丽惊呆着。　　
　　并不是毛主席直接知道我，而是毛主席的路线不让这样做，运动中有理解和拥护毛主席路线的，有不理解和抵制毛主席路线的，双方发生斗争，此起彼伏，不理解的一边占上风时，我就被抓起来，理解的一边占上风时，我就被放出来。那个把我当仇人的领导人，站在不理解和抵制毛主席路线的一边，要把理解和拥护的这一边打下去。这一边说他执行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那一边就说这一边是“牛鬼蛇神翻天”。　　
　　乔丽听了，似懂非懂，叹了口气。　　
　　目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边失败了，拥护毛主席的一边胜利了，像那个打击我的领导人，竟然反过来被造反的群众要求市委把他开除党籍、撤销职务、关进了看守所，而且碰巧跟我关在一个号子里，合睡在一张铺上过了一夜，我们交谈得很好，沟通了一些思想认识。　　
　　啊！乔丽又一次惊呆了。　　
　　他说，是的，这简直是破天荒，以运动前的眼光看，确实就简直是牛鬼蛇神翻了天。但在文化大革命中亲身经历的人，就觉得那也很自然，没有什么不可思议的，是有来龙去脉的，并不真的是牛鬼蛇神翻天，而正是为了国家永不变色。你可能还听不懂，以后会懂的。另外，在这种情况下被关进看守所，跟平时真正的逮捕罪犯是不一样的，谁也不能相信这是真的，心中都估计这带有暂时的性质，有待组织的真正的处理。所以这个领导干部，还有其它几个中层的干部，想通了就不会垂头丧气，晓得这是一种过程，决不可能是最后的结局。他们进去了，我就出来了，取得胜利这边的群众第二次把我放了出来。这样的你进我出、我进你出，弄得坐牢都不算一回事了，可以说真有点像历史上的革命时期。　　
　　那会不会还有第三次再来抓你呢？乔丽问。　　
　　你问得好，确实应当这样问，我还没有想到，大约那些胜利的学生、工人也没有想到！但看来，从逻辑上说，该是有可能的，这就叫做运动可能会有多次反复，中央文件上也这样说过，斗争的道路是曲折的，倒是被你想到了。那个关在看守所里的领导干部，好像也正是这样对今后很有信心！　　
　　啊！乔丽抓住他的臂膀。　　
　　他说，你不要怕，不管今后如何，我反正历史上没有问题，但在我的案子没有得到纠正之前，在运动没有结束之前，我就难免这样要受到些折腾，明明没有我的事，也要把我牵扯进去。那个领导干部在运动一开始就拿我开刀，使我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对象，有时还成了一个标志，但我不可能是这个运动的真正对象，这是不用说的。　　
　　照你这样说，回去之后，一时还过不上太平日子呢。乔丽说。　　
　　他说，这个你不要担心。运动归运动，日子还是过的。拿工资的人，一分钱也没有少拿。一两一个的鸡蛋还是五分钱一只，两个就吃饱的烧饼还是三分钱一个。即使坐在看守所里的干部，工资也是照发的吧，而且比工人的工资总还要高一些。就是我，一放出来，也就到学校去补领了工资。社会就像一座山，风吹得树林摇晃，但山没有动；也像一条大河，表面风浪不小，但下面的河水、河床，并不像上面这样动荡。当然，这只是一个比方。总之我们的情况只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理由是什么呢？乔丽问。　　
　　我要告诉你两个情况，还有一种形势。　　
　　他就把医校学生查阅他的档案的事情，还有宗进庭在牢房里对他做检讨的话，这样两个最重要的情况，告诉了乔丽。乔丽像深深的潭水一样的黑眼睛久久看着他，好像不认识他似的。看来这两个情况不知为何震撼了乔丽。他拉住乔丽的手，轻声喊着她。乔丽喘过气来一样说，到屋里去。他慌了，搀着她，而她的步子确实有点软软的。他们回到屋里，乔丽立即无力地依靠在他身上，他把她抱住了，问，你怎么啦？哪里不舒服？乔丽说，别问，抱紧我，用力。他就用力地抱紧她。他们就在床边坐下来。乔丽说，我只是感到可怕。太可怕了。听乔丽这么说，他明白了乔丽心中所起的波澜，并且也感伤起来，他抱紧乔丽，默默无语。乔丽又哭了，伏在他的肩上，轻轻地啜泣，他也流泪了。　　
　　在他出事以来的日子里，他是日渐把愤怒的情感努力压到心中最低的地方去的，因为听任情感泛滥于事无补，乃至有害无益，他需要的只是理性的抗争，让神经坚强、更坚强，天崩地塌，不为所动。但乔丽不是这样的，乔丽受着情感波动的主宰，也不会想到一个人可以用组织的名义陷害、打击另一个人，让这个人的家庭在压力下造成悲惨的后果。可是，他还没有把他的所有的事情全部告诉她呢，特别是那除奸的事情，那是真枪实弹，那是正义的杀人。　　
　　他安慰着乔丽，说，所以，我的问题只等这运动过去，就一定会解决，一切都已经十分清楚了，没有任何的疑点了，只要组织上一着手处理，很快就会有答案出来，要给我们平反，恢复我们的一切，让我们再从鬼变成人，但不是对犯罪、犯错误的人说的那个“重新做人”，而是把本来属于我们的、不该从我们手中剥夺去的、人间正常的、人过的日子，还给我们！我们本来就不是鬼，我们是人。　　
　　乔丽又抱着他哭了，他无言地抱紧着她。　　
　　乔丽揩揩眼泪，看着他，问，这个运动什么时候能结束呢？他说，快了，我从报纸上看出，运动已经进入“收”的阶段。这就是我要告诉你的一种形势。乔丽疑问地看着他。他说，这个“收”，也就像渔民收大网那样，要一把一把、一步一步地收，急不得，终归是要“收”起来的，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但历史不是、也不可能是简单回到以往了，社会是一天天进步、一年年不同的……　　
　　第六章   进退　　
　　一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日，他和乔丽双双跟徐场长洒泪而别，回到亭州。他到派出所去为乔丽报户口，呈上劳改农场的公函。派出所长对于他和乔丽的事情很了解，而且同情，事情也就顺当地办了，乔丽重新成了亭州的居民，只不过属于劳改释放监督改造人员，目前还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要听从街道居委会与派出所的监管，定期汇报思想，接受教育。这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服从就是了，也不是什么难事，你可以当作“形式”去安然接受，不必想得太多，也就是说，不要太当真，就连派出所长也对他们说，不要想得太多，该怎么过日子你们就怎么过日子。　　
　　乔丽即将获释的事，他上次从农场回亭州，就已经跟王校长说了。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觉得王校长是最关心他的人，还因为王校长是自己的领导，自己的事情要让领导知道，以便得到领导的帮助。王校长虽然暂时“靠边站”，而且是市委迫于学生静坐的压力宣布撤销了职务的，但他当然不能这样简单地看。事实上，学校里的有关事情，总务主任较隐蔽地必定还是要来请示王校长。学生只管闹革命，学校里的行政事务并不顾问，你只要保障供应他们的笔墨纸张就行了。　　
　　他领着乔丽去拜见王校长。王校长为他们高兴，王师娘拉着乔丽的手到一旁去谈心、流泪。王校长问，乔丽的工作问题怎么考虑的？他说，医院我们去过了，当权派说这个问题要到运动后期处理，至于群众组织那一头，我们没有去找，因为他们分成两派。所以这个问题我们暂时还没有办法。王校长说，不能闲在家里，最好是工作起来。这个问题我本来是要给宗市长说一说的，我觉得跟他说反而能解决。但他现在坐在看守所里，不好说。我想到了王雪，杨书记的爱人，卫生局党委书记，她虽不管行政，她说一句话，人家还是要听的。我跟她通了话，把情况跟她做了汇报，好在她也是有所了解的，她说当然还是安排回到卫生系统来，人家本来是一个医生嘛，如果本人愿意，还可回到原单位。她答应了做工作。但是，现在发生了不好的情况，她挨揪斗了，这是背后有人在指使，目的是不让她参加“三结合”，要把她挤出卫生局。所以看来卫生局里复杂了。我听到这情况，又跟她通了话，慰问了她，主动说乔丽的事情如果对于她有难度，就请她暂时不要考虑了。她说她确实有难度，有些问题她还不好对我说，要我跟你们打招呼，让你们耐心等待。本来也可以考虑安排进医校担任校医，但我现在“靠边站”，目前也不宜到学校里来，还是让得远一点比较好。如果实在没有办法，那就先在家里歇两个月，一边恢复身心，一边看点儿医书、专业杂志，做些准备。工作问题总是会解决的。　　
　　虽然乔丽的工作问题一时还不能解决，但从王校长家出来，他们心中还是得到很大安慰，也满怀希望。他们就去了一趟江南，到乔丽父母家住了几天，母女团聚，亲人相见，流不完的眼泪，话不完的酸楚，也都过去了。他们坐火车去看望了颜老师，听他说了案件真相之后，颜老师也想起了当年那个住旅馆的可疑的青年，只可惜解放以后在丹阳从来没有再看见过这个人，实在是成了案中的疑案。也可以说，把他做成冤案，七年以来，实际上已经延误了对于真正的坏人的追查。　　
　　没想到，他们从江南回到亭州不久，乔丽却得到了一份工作。给他们找到这种关系的，却是学生江进海。情况是这样，严检察长在“公检法”里竟然是一个“造反派”，公安局、法院、检察院里也有起来造反的干警，其中严检察长被大家推为头儿。他为人鲠直，过去受宗进庭的压制，但也没法把他赶走，因为严检察长有来头，过去他叫严财福，是华东局首长给他改名严净，他做过首长警卫员。另外，严检察长平时十分检点，从他身上找不到可以揪住的问题，所以是一块又臭又硬的石头。江进海到检察院去找严检察长谈赴丹阳调查郁平一案的事情，严检察长就问起：你们郁平老师的爱人放回来了，你们知道不知道？说，郁平的案子是要调查的，现在不要急，还是放到运动后期去处理。目前你们要想办法给他的爱人找个工作，要不然吃饭问题怎么解决呢？江进海说，我们学生哪有办法？你能不能帮助想个办法？严检察长想了一下说，我能帮忙，但这件事，你们以后不要提到我，也不要感谢我，只说是你们帮助解决的。江进海答应了，严检察长就跟重型设备厂通了电话，安排乔丽做厂医。那边的当权派叫朱荣兴，是跟严检察长在一条船上打过长江去的，“文革”前才从部队转业到亭州，没有受到造反派冲击，一直仍在厂里负责生产，安排一个厂医，应当没有问题。严检察长在电话里还把乔丽的情况做了介绍，说其实也是一个冤案，混淆了矛盾，是不对的，以后终归要有说法。那边朱荣兴在电话里立即就答应了。重型设备厂情况不复杂，清一色是“工红”。江进海遵照严检察长吩咐，去跟刘克成谈了一下，刘克成跟重型设备厂的头头刘济武打了招呼，表示不干涉，而且欢迎。　　
　　他真是听呆了。他想起十年前他为乔丽奔走呼号时，是见过这位严检察长的，那黑滋滋的人确实有点特立独行的样子，那人对他说过是不主张起诉乔丽的，但得尊重检察员的报告和大家的意见。当时能讲那样的话，算是不简单了，属于“透露内部情况”，对他简直是一种信任，倒不怕他抓住了作为理由到处去缠搅。客观上却让他接受了最难以接受的现实。有时想起来他也疑惑，这人是很爽直呢，还是自有一种特别的“工作方法”？现在这人竟能利用自己最好的关系出力帮忙，想来想去，只能认为这人正直仗义。所以，这份工作是可以接受的。虽然严检察长跟江进海说过不要提到这层关系，江进海觉得还是把一切源源本本告诉他比较好，因为怕他多虑、不敢接受。江进海这孩子，也装老成，要求他不要提到严检察长，只当不知道。他答应了。他还感谢江进海要为他赴丹阳做调查的事情。江进海愧然说，这是我们应该做的，郁老师你还要耐心等待，要等运动后期组织上来处理，严检察长的意见是对的。江进海这些孩子，倒很会劝人，而自己遇事却未必很成熟，这是很有意思的。　　
　　晚上，他就同乔丽一起再到王校长家去，把这情况告诉王校长，而且觉得不好隐瞒，就把其中内情也说了，问能不能接受重型设备厂的这份工作。王校长说，严净是出于侠心仗义，不需要人记他的好处。他不让提他的名字，也是为了避免现在的一些矛盾。这个工作，我看可以接受，不要多虑。先站一脚，以后再说吧。他犹豫着说，这好像是依靠了造反派呀？王校长说，这个不用担心，主要是严检察长的关心，还有人家厂领导接受，跟造反派没有关系。再说，造反派是革命群众，是响应党的号召出来造反的，怕什么？虽然王校长这样说了，他仍觉得有所犹豫似的，另一面，却又觉得自己这样的多虑有点可鄙。但王校长说，你这样考虑也是对的，只是不要想得太多，我还可以作证呢。他和乔丽感谢了王校长，告辞出来时，基本上放了心。他对乔丽说，我不该提到造反派，人家又没有对不起我们，你不要受这个影响，你不要管这些事。不过，我在王校长面前把这方面撇清一下，也不为多，王校长毕竟是当权派呀。唉，说实话，我有点看不起自己了。乔丽叹了一口气。　　
　　一切没有费什么事，江进海告诉了一个日期，乔丽就到重型设备厂当厂医去了。医务室条件不错，她的工资也定得不低，符合一个医生的体面，比厂里技术员的工资还略高一点，还说按道理应当跟相同年月的工程师一样对待，过些时再说吧。这说法当然是十分厚道的，其实，感谢还来不及呢。这事情也到派出所去作了汇报，派出所长说，找到工作是好事，省得我们考虑了，我们也是有这个责任的，那就在厂里好好干起来吧。　　
　　不久之后的一天晚上，江进海、林集二人来找他，屋子太小，就站到外面说话，原来，是请他去“有个事”。他问什么事？江进海说，刘克成想见见你，而且有情况要告诉你。他一听，犹豫住了，说，我这样的人，不宜参加这些活动，你们代我婉言谢绝吧！江进海说，我们能理解你的心情，但你也不要考虑太多，你不关心政治，可是政治一直在关心你，运动以来没有让你太平过。他说，我的情况你们是晓得的，我最好是远离政治，我跟你们是不同的，也不能连累你们。江进海却说，你是被资反路线吓怕了。你吃了资反路线那么大的苦，可以说“文革”之前这苦就吃上了，现在反而怕它，反而不敢跟我们接触，这是不对的。难道你对文化大革命没有信心吗？你的一切，都要依靠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这话让他确实愧则有余，只觉得自己人格的渺小，身上因袭着胡风所说的“精神奴役的创伤”。但他仍然不想跟他们走，他的思想还是应当复杂一些。林集说，郁老师，事情有这么可怕吗？那我们中国真是没有希望了！我们也早点去向资反路线举手投降吧！让毛主席一个人去跟他们斗争！这幼稚而沉重的话，触动了他，也感动了他，让他无地自容。他说好吧，就去跟屋里的乔丽讲了一声，而后跟他们走了。　　
　　结果，他竟然参加了“工红”头头部的一次会议！　　
　　先是来到一条冷僻的大街，进入一个公司模样的大门，说是饮服公司。里面是一个不小的大厅，空空如也，看样子是旧时代的建筑，大厅里可容二百人站着开个会。抬头看，上面四周是木结构的楼房，弄成一间一间的，好像用做公司的各个科室。大厅里灯光黝暗，向里进入一个小门，是一个小花园，长着一大丛竹子，有一对石笋，后面有高高的粉墙映衬着，夜色灯影中有如郑板桥的一幅画。旁边一幢精致的小楼，也是木结构的旧建筑，走上去楼梯咯吱咯吱的响。小楼最里面一间稍大些的屋子做了小会议室，亮着一个枝形顶灯，竟有些华丽，四周靠墙摆着椅子，当中一张旧式的但名贵的红木圆桌，桌上凌乱地有些纸张笔墨。江进海就领着他进了这间屋，坐下来等。不一会，刘克成那些人虎虎生气的都来了，一目了然本来都是普通工人，有的人吸着烟。都跟他握了手，一一介绍了姓名，平时他虽不算关心，也已经是如雷贯耳的，这下子都见到本人了。他们的态度，对他这个知识分子很尊敬。　　
　　刘克成对他说，郁老师，你先听听，就知道了。这时他不好说什么，又不能站起来说我退出，而且江进海、林集一边一个坐在他身边，好像原本是很郑重地陪着他来的。情势变成这样，真是只有“既来之，则安之”了。　　
　　刘克成说，当前形势有点沉闷，骨里复杂，我感到好像酝酿着新的斗争。“一月风暴”在亭州没有真正实现，反而使我们遭到了分裂、挫折。想当初，我们这些人，对社会、对厂里的一些现象，看不惯的心，追求平等的心，是有一些的，概括为一句话，就是社会主义！对于出来造反，怕的心、想退的心、起码的政治小心，也是有的，因为晓得干部那边保守思想、习惯势力强大啊，他们说你是反革命，眼睛都不眨，毒得很！毛主席号召文化大革命，我们高兴，我们出来了，我们什么都不怕，但我们也要讲策略，不能给毛主席添麻烦，我们的思想，总的来说就是这样。但我们没有想到运动还会发展到“夺权”。当初决不是为“夺权”造反的，哪里会想到这一步呢？一说起“夺权”，好像我们这里面起码要有几个人去掌权、去当大干部了，情况就复杂起来，八字还没有一撇，内部就闹起来了，像红了眼一样。金子还没有见到呢，只说是前面山上有金子，有人在上山的路上就杀起来了！让走资派、当权派们，让群众，看了好发笑！我们这些人，不还手不行，还手又不行，很被动。“一月风暴”的好形势立即变成了不好的形势。当时我真想立即就退到厂里、回到我的电工间去，自己过自己的小日子真好！斗争的时候，个人站前面是应该的，既然要“夺权”了，个人往后退也是应该的，而且是明智的。我在辩论会上都说过了。但我们渐渐清醒过来，事实上我们想退也退不下去。发生分裂是表面现象，背后仍然是两条路线的较量。　　
　　好几个头头都一支接一支抽着烟，屋子里很快就尽是香烟的烟雾。一个头头起身去开了窗子透气。　　
　　刘克成继续说，陈安国、史宏他们闹分裂，虽然没有把我们搞垮，但也确实大伤我们的元气。想不到资反路线这么顽固、狡猾，你要伤它伤不到，它要伤你一伤个准。出来造反的人还是处在不利的地位，还是会有失败和打成反革命的危险。像陈安国、史宏他们投降过去，那就不危险，那就安全了，当权派以后说不定还真会赏他们一官半职。如果大家都坚定一致是多么好，但看来很难。造反是大家自愿来、自愿去的事情。党组织那么严密，闹革命的时候，还不断产生各种机会主义，出现叛徒、内奸，相比之下，造反组织算什么？大家全凭观点一致在一起，一个不高兴，还会跳出来作对。我们当这样的头头，是很难的一件事，是做了个大蜡烛，有时我真想到责任太大了，恐怕负不起这个责任。但我们既当了头头，不能撒手就走。别人走得了，我们走不了。我们就像骑上老虎背，下不来了。但心里也安慰自己：只要是紧跟毛主席党中央的，就不要怕，即使怎么样也值得。　　
　　“一月风暴”当中，好多厂的生产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捷报》纷纷贴到大街上来，医校“东方红兵团”写了《抓革命、促生产调查报告》之一、之二、之三，大字报上了墙，现在传单也出来了，我念一段《编者按语》：“在没有了官僚和官僚机构的情况下，工人们自己管理工厂、管理生产，他们用干劲冲天的创造性的富有成效的实际行动说明着，现在，不是国家管理我们，而是我们管理国家。一个人民直接管理国家、管理社会、管理工厂、管理农村、管理一切的崭新时代开始了，它从巴黎公社庄严起步，它让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它在井岗山上举起大旗，它在天安门上深情凝望……”这些话，写得多好！　　
　　江进海激动地指着说，这是他写的！旁边的林集脸上通红，把头深深地低了下去。这些显赫的工人首领们鼓起掌来，有的眼里含着泪花，个个说“写得真好！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做为老师，他甚觉脸上有光，但林集的思想、文笔，当然完全出于林集自己，而且是超过了他这个老师的。　　
　　刘克成接着说，在各个工厂，革命造反派能当家的都当了家，逐步把原来的保守派人员团结吸收过来；如果力量不够，当不到家的，暂时就当不到家了，厂里原来的保守派摇身一变，挂靠陈安国他们，也成了造反派，在厂里当家。这就是基层的情况。　　
　　阵线渐渐分明，哪个厂是“工红”的支队，哪个厂是“红旗”的支队，双方都清清楚楚。学生那边，也是一样。各行各业，凡是倾向我们的，都有了联系，革命造反的队伍是扩大了，但形势，确实有点沉闷、模糊。报纸上报道了山西、青岛的夺权，用《西南的春雷》、《东北的曙光》这样好的题目，报道了贵州省、黑龙江省革命造反派的夺权，离我们都很遥远，那种形势在我们这里还看不到出现的迹像。报纸上再三号召“一切革命的干部，都应当站出来”，同时号召“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但从亭州看，能勇敢站出来的干部一个也没有。全国好像也只有一个地委书记站了出来，在报纸上发表了《我是怎样站出来的》，至今还没有看到第二篇这样的文章再发表。在对群众的要求方面，从鼓励“敢想，敢说，敢做”，转到“整风”上来了，报纸上发表了上海的《我们鲁迅兵团向何处去》，说是要给自己整风，《文汇报》社论《搞臭风头主义》，提出了“开门整风”。造反队伍里确实有些人有不好的气习，但不能用这个否定我们大多数。报纸上这样一宣，让人有些无形的压力，好像又要整我们了。还有“按单位，按部门大联合”，“脱产人员返回生产岗位”，“为革命领导干部的‘亮相’喝彩”，还有“中小学复课闹革命”。运动好像是要“收”了。真的“收”了也好，我们就回厂生产，回家过日子。　　
　　但是，三月十日《红旗》社论又说，“警惕有人歪曲三结合，搞折中主义，合二而一，混水摸鱼，篡夺文化大革命果实，实行反革命复辟，社会出现新的反复，使被打倒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重新上台。现在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一个大问题，就是，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还是半途而废……”。这些话，又说出了当前的问题所在。　　
　　这样看来，运动还不能为“收”而“收”，不能糊里糊涂的让走资派上了台。他们上了台，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就用保守派，就来给我们算账，就搞资本主义的一套。但就拿亭州来说，你能把哪个干部定成走资派？走资不走资，在他的思想里。除了明显顽固执行资反路线的，除了被揭发出有明显问题的，可以说，都是好干部。现在不但是到了造反派分裂的时候，也是到了向干部讨好的时候。革命已经过去了，现在是“收”，要“收”到毛主席革命路线这一边，而不能“收”到另一边去。决定哪些干部能上台，哪些群众能参加“三结合”，只有依靠解放军了。“人民解放军最坚定地支持革命造反派”，报纸上这句话，是当前最重要的一句话。但不是有了这句话，就万事大吉了。驻亭州部队还不曾有行动，我们听到的消息是不太好的，说他们不支持我们，他们一直是保守派。这也不奇怪。我估计，情况不光亭州这样不生不熟、不硬不烂，全国也一样。目前形势和对策，已经非讨论不可，请大家谈谈。　　
　　刘克成发言结束，屋子里一时沉寂。　　
　　赵家琪说，我确实不想再参加活动了。你们拖我来的时候，我就说了“不如歇歇神”。一路上我想，“歇歇神”这三个字，不就是我们目前应当做的吗？这就是我提出来的对策。文化大革命，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不可能像我们的心情那样，什么都要弄个彻底才好。恰恰相反，什么都不会彻底的，有的还要卷土重来，有的还要变本加厉，有的还要反攻倒算。但革命已经发生了，社会的政治民主、工厂的管理民主、人民的当家作主思想，已经在革命与保守的反复斗争中得到一次锻炼和提高，一切都被推动了，“反修防修”深入人心，就连坐在家里的老太太也受到了一次思想的洗礼。“出身决定论”、“牛鬼蛇神翻天论”、“反对领导就是反党论”、“秋后算账论”，都被打得稀巴烂，公鸡害嗓子——听不到啼（提）了。“一月风暴”，就是由我们这些人去夺权、掌权吗？本来就不曾有这个想法，中央也没有这个说法。如果我们是处在巴黎公社的时候，不去勇敢夺取政权并且运用政权是不对的，现在情况完全不同，我们本来就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演习一次未来的大革命，让全体人民都明白反修防修的道理，运动之后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都要重新工作，回到他们的办公室里去。我们呢，当然回到我们的生产岗位上去。我们不能过这条界线。事实上我们很自觉地守在界线的这一边。我认为这是我们的尊严。我在这里宣布，我决不参加“三结合”。我们最好这时候宣布解散，大家全身而退。　　
　　现在中央很急，一再叫干部站出来工作，一再叫我们正确对待干部。这就是最大的形势，中央对运动要“收”，不能再搞下去，不必再搞下去了，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已经达到目的了，已经在历史上、在人们的思想上，深深打下烙印了。要按我们很多人的心，还要搞下去，但怎样搞下去，搞到什么程度，又没数，只想没完没了地闹下去。上吊还要喘口气呢，哪有革命就一直革下去的？资反路线冲垮了，你还冲什么呢？你要定哪个人为“走资派”？你怎样实现《十六条》提出来的“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靠前一阵那样冲冲杀杀已经不解决问题，不需要了，否则就要走向无政府主义，就应该受到镇压！　　
　　运动本来就不是冲冲杀杀，而是《十六条》说的“大字报，大辩论，大鸣大放，大揭露，大批判”，完全是动笔动嘴动思想的事情。只是因为出了镇压群众的资反路线，出了保守派队伍，有了对立面，斗起来了，这才超出了这个范围。现在保守派消失了，他们再怎样改头换面实际上还存在，但毕竟在表面上是消失了，就跟国民党的部队一样，番号取消了，那支军队不存在了，找不到了。既没有人来压你、冲你、砸你，你也没有要去冲、去压、去砸的人，浑身的劲好像没处使了。你心里很想去冲一冲“红旗派”，把他们全部消灭才好，但你为什么不冲呢？有两条，一是力从不从心，二是我们不能越出中央对当前运动的要求。如果在中央要求的范围里，那其实也就没有多大的搞头了，不需要我们还保持着造反的组织。　　
　　就说“三结合”吧，其中的军队代表是过渡性的，只有干部代表是长远性的，军队以后终归要回到兵营去。群众代表在政权里将越来越成为累赘。人民通过人民代表直接管理国家，不需要任何官僚，那个理想还很遥远，是一个努力的方向，巴黎公社那时就提出这个历史任务，但至今还没有实现，文化大革命也不可能让它一下子就实现，仅仅是通过这样大的社会运动，又一次提出了这个历史任务让人们考虑。大海退潮之后，不跟着退潮的就会搁在沙滩上。药用过之后，药渣子就应当倒掉，按照风俗习惯，应当倒在十字路口，让千人踏、万人踩，那个吃药的人，病才能好。这好像没有道理，对那些用过的药也不公平，但这个说法起码千百年下来了，凡是吃中药的，不敢不这样做。所以，什么“三结合”，我不感兴趣，我不想做药渣。我们还闹什么？趁早干干净净的散伙！　　
　　但也许有人认为，自己文化大革命出来造反有功，年纪轻轻，到“三结合”里做个群众代表，就是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当仁不让、责无旁贷，如果大家这样想，嘿嘿，那我就不说什么了。如同看棋，我是把三着棋、五着棋都看下去了，所以主张大家“歇歇神”，当然也可以说得好听一些，叫做实行革命的退却。　　
　　怎样退呢？确实也不是一走了之。比如我们明天出个《通告》，宣布“工红”倒旗解散，我们都各自回家，这样行不行？正如你们从宿舍里拖我来的时候所说，不能丢下几万群众不管。虽然我们本来也管不到他们，但我们这样一散，“工红”的群众就会有各种想法，就会有各种人站出来发表看法，还会有人站出来重新举旗，一片混乱，那我们就等于做了不负责任的事情。　　
　　所以，现在散又散不得，搞又搞不下去。我们只有取中庸之道，暂停一切活动，都回到厂里去上班，回去搞生产。要开个支队长会，把这意思告诉大家，取得上下理解，同心同德、步调一致。至于以后一切，静观形势，顺其自然！　　
　　赵家琪中等身材，面如满月，跟林集一样，也有点头大身小，但个子要高些，身体要结实得多。看来是个遇事冷静，善动脑筋，有智谋的人。所说这番话，在大意上，他觉得是不错的，而且直言不讳、十分可贵。　　
　　周元龙说，这样不行！我们这些人都退回厂里去，广大基层就失去了靠山，失去了信心。你头头部这样消极，这样怕死，下面就全散了。（赵家琪冷笑一声，但周元龙继续说下去），现在是什么形势？现在是要有反革命复辟逆流了！表面上没有什么动静，而且中央号召按单位、按部门大联合。我们准备照中央的去做，回去忙生产，但我们还没有这样实行呢，人家的话都出来了，人家都算得好好的了，说，造反派气数差不多了，给他们算账的日子快了。　　
　　你看，他们一天也没有忘记要跟我们算账！算什么账？我没有打人，没有骂人，没有偷，没有抢，一分钱便宜也不占。老刘对我们说过，当头头的，一个经济问题，一个生活问题，最容易把自己搞臭。所以我们平时这方面特别注意不要犯错误，不要自己给自己抹黑。我连我单位的当权派都没有斗一下，反正他们自动靠边站了，他们也没有威信管生产了，我们自己把生产管了起来，港口现在船到船空，井井有条，没有留港，没有事故。我只斗过一次人，是过去一起在码头上出力流汗的，他做了保守派，暗中整我们的黑材料，我还不知道，后来群众把他们揭发出来，黑材料当场搜出，好乖乖，要把我们打成反革命呀，斗争真是残酷无情。群众把他们几个押来，气愤之下，我让他们都跪在毛主席像面前，说了他们几句，手指头碰也没有碰他们一下，只一会儿，就让他们起来走了。就那样，我心里还觉得有点不过意，让人家跪了嘛。　　
　　就那一点点，现在他们说起来，咬牙切齿，说我们没有好下场，只有他们有好下场。现在他们跟当权派暗中靠得更紧，哪一天不在算计我们？反正你造了反，你就是罪人，不是你有没有具体得罪哪一个人，而是你得罪了一种不能得罪的东西。　　
　　我们就是不服气资反路线压制人、打击人、看不起人，才响应毛主席号召起来造反的，他们跟我们算什么账？算的是变天账！他们要变毛主席的天！你看，中央才说按单位按部门回去，也就是我们要散伙了，他们马上就摩拳擦掌。把我们这些人说成坏人，打成反革命，其实是将毛主席的军，要跟毛主席算账。文化大革命反来复去斗的就是这个。　　
　　这一向时的报纸虽然没啥看头，说来说去是正确对待干部，是三结合，是按部门回去大联合，还有造反派内部要整风，我感到都没有说到我们的实际情况。但有一条是说到了，我特别注意的，就是二月十九号的《解放军报》社论，其中提到“彻底粉碎反革命复辟逆流”，这就说中问题了！不过那说得还不够具体，我想在字里行间去找，也找不到。可是“反革命复辟逆流”这个问题提得好！刚才老刘说了，三月十日《红旗》杂志又说到这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退？什么叫革命的退却？你退却了，人家进攻过来，怎么办？　　
　　我认为这些时我们有些萎靡不振，也有些糊里糊涂，我们没有拿出好的对策来。总的我认为不是怎样退却的问题，而是怎样前进的问题。我们振作了，别的人才能振作，都看着我们“头头部”呢。　　
　　周元龙长脸直鼻，虽然皮肤晒得很黑，却面目清秀，说话时不住地把眼睛细起来，好像还有点近视，虽说是干体力活的港务工人，却很有几分文雅气息。　　
　　郑林说，刚才元龙说到，他们单位上的保守势力那些人又在说“秋后算账”的事了，我们单位也是这样，别的单位也有这样的反映。有个不阴不阳的家伙当面对我说，郑林，你们造国家主席的反，这是天大的罪啊！我说，人民心目中的主席只有一个，就是毛主席！毛主席自己提出，说了三年，党内党外才同意他不担任国家主席的！文化大革命根本不是反国家主席，是两条路线斗争！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必然要受到人民的反对！要这样说造反派有罪，那我说走资派更有罪，因为他们反对毛主席！在我们中国，党的主席跟国家主席谁是上级谁是下级？我这一问，那家伙瘪了下去。你们看，他们要给我们戴的帽子有多大、有多重，而且有多怪！我们能戴得动吗？我们当真是反国家主席，他们当真是保国家主席吗？“文革”就斗的这个吗？真是胡说八道！他们背后还扳着指头提到冲工商联的时候我找出金子的事情，好像凭那个就可以直接定我一个什么罪。其实这事情市委的一个干部当时在场，那金子我要交给他，他叫我交到市委“文革办”去，才走到工商联门口，“主力军”反冲进来，被他们缴走了，干部也看到的。倒是他们有没有交公，我们至今也没有想到要去查一查。你看，假如他们得了势，就会这样来整我们，政治上整，经济上整，有得也整，没得也整，不是真的可以判我们的刑吗？我们往哪里退呀？我们只有斗争到底！　　
　　本来形势很好的，全市十大系统基本都走到一起了，已经就是革命大联合了，而且是按系统按部门的。市委常委集中在“三峰园”里，都承认执行了资反路线，都表示要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老刘叫我在那里日夜负责他们的安全和生活，我跟他们相处很好，有说有笑的，杨敬尧还老拿我开心。可是，这么好的形势一眨眼就丢掉了，我们出了叛徒，把水搅浑了。陈安国、史宏这样的人，要在从前，就是机会主义叛徒！　　
　　现在常委都放回家了，十大系统基本不联系了，这说明还是资反路线那边力量大，他们一个小诡计，就把我们的大好局面破坏了。百分之九十九的干部都站在那一边，有的是铁杆顽固，有的是明哲保身，也有同情和支持我们的，但不敢公开站出来。干部不可能真正拥护文化大革命，他们现在是看在毛主席份上按兵不动，其实随时能出来反攻倒算、收拾我们，说我们不是好人。刚才元龙提到逆流，确实就有，但在亭州还没有冲出来，也许就要冲出来了，要把我们冲垮、淹死，说我们犯了天大的罪！这几天我老是想，假如毛主席有三长两短，我们工人农民怎么活恐怕都要成问题了！我想想很悲观，但我不怕他们，我横竖是个工人！　　
　　郑林眼睛里有了泪水，所说的话也让人心里沉甸甸的。　　
　　刘克成说，提到金子，还发生了一回，不知工商联里哪来那么多金子的！那天我进去，一间办公室里面一个工作人员好像就在等着我们有人去，他把一串钥匙一个卡片交给我，说这个办公室交给你们了，还噜噜苏苏说了些什么，我心思通在别的问题上，没有很注意听他说，顺手就丢在办公桌抽屉里，后来就忘了。到第二天，拉开抽屉，一看，这是哪里的钥匙？什么卡片？竟然想不起来。拿起卡片一看，上面写着数字，才想起那个人，他交的是保险柜钥匙。说实话，当时惊出冷汗来，因为那个人虽交了钥匙，并没有跟我当面点清保险柜里的东西，也没有第三个人在场做证，而且我把这钥匙丢在这里过了夜，不知有没有发生情况。正好身边有几个人，宫平、梅有韬、乔国柱、包吉、金满林，说打开看看，就照卡片上的数字开了保险柜，里面是十二根金条，还有许多钞票。多险啊！于是立即打电话叫市委“文革办”派人来拿走了，而且叫他们去找那个工作人员进行核对。结果后来电话打来了，说核对无误。我在电话里叫他们要好好训一下那个工作人员。回头想想，那个交钥匙给我的，作为一个掌管保险柜的，当然是国家干部，怎么可以这样不负责任呢？当时就像一个国民党人员赶紧逃跑了一样。但现在来看，很可能是一个陷阱。但好在这个陷阱我们没有掉进去，正好也不曾有小偷来。现在想想，心里还不是滋味，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　　
　　郑林说，我发现那些东西时，身边也没有一个人！　　
　　大家沉默着。吸烟的烟雾浓浓的。　　
　　接下来说话是袁懋垠，中医院的医生，“革命人道主义公社”的负责人。说话在嗓眼里压着声音，不慌不忙、有板有眼，让人很留意。说，刚才说的金子问题，你们也不要把那些人想象得太了不起，会用金子布置陷阱，其实情况可能就是那样慌乱、不负责任。法国大作家雨果在《悲惨世界》里说过，进步创造正气，理想和绝对真理决不偷偷摸摸，一八四八年革命中，运送王宫财宝货车的，正是那些衣衫褴褛的人们，他们虽然赤着脚，却不会伸手去动一下那些财宝，革命使他们显得无比庄严。革命年代总是会出现这样奇异的情况，这样奇异的情况也反过来说明着什么叫做革命。刘克成和郑林遇到的事情，在学生当中我也听说过不止一桩，我相信还有许多人也不假思索就经受了这样的考验。如果群众的表现正好相反，看见金钱就忘记了一切，那“文革”以来的天下还得了吗？一切污蔑“文革”的人，是无法回答这个问题的！　　
　　关于当前形势，我的想法跟你们有所不同。我认为，作为革命造反派，已经可以满足了。我是说，我们拿“文革”前跟现在比，就会感到满足。“文革”前哪里想到还能这样闹革命？简直是翻了天啦。不要说打一次反革命，打十次、百次都够了，那根本就不需要设什么陷阱。当然，设陷阱的事可能还是有的，我们在这方面提高些警惕也有必要。　　
　　形势明摆着，当权派以后还是要掌权，保守派以后还是要比我们吃香。“出身决定论”现在没有人再说是不可动摇的真理了，但干部子女以后还是要比老百姓子女好，高干子女更不晓得要好到哪里去，这种变相的世袭制是有社会历史的老根的，但毛泽东思想当然坚决反对这一条。人民也坚决反对，而走资派将会坚持，有特权的人将会坚持，他们嘴上也不会说要这样，但他们会那样去做，他做得，你说不得。中间群众呢，他们既希望我们胜利，又看不到真正胜利的希望，因为感到天下有些东西是很难改变的。这就是真正深刻的东西，它在每个人的心里，最后就是这个来决定胜负。站在我们的角度，朝前看看，认为问题还没有解决，得不到保证，好像还需要把革命闹下去，一直要闹个彻底。但是，你们说，这可能吗？彻底在哪里？这种心情虽是可以理解的，但决不能当成指导革命的策略。所谓革命的胜利，永远只能是相对而言。　　
　　我认为我们有幸参加了史无前例的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应该觉得很满足了，别的不要去多想了，看问题不要光站在自己的角度，还要站在历史的、全社会的角度。我认为中央就是站在这种角度，辩证地考虑更多的问题，在共同点上把社会统一起来。　　
　　但这次运动确实与以前不同，以前没有哪次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像现在这样，闯了大祸、犯了大罪似的担惊受怕。这是因为这次运动跟以前完全不同。以前领导让你斗谁你就斗谁，你斗争坚决，表现不错，好，表扬你，甚至还会培养你，根本谈不上担心会被打成什么分子，而是又正确又吃香，回家想想都又高兴又放心。群众对这种人其实是有所鄙视的，哪怕他真的被提拔了，也会看不起他，只不过表面上还不敢得罪他。现在不同，现在是把矛头对着领导，反而要跟领导过不去，要跟人心里最根深蒂固的东西作对，这当然就不同了，越是积极越是不行，当这样的积极分子完全不一样，简直是跟自己过不去，但群众很敬佩，也很为你担心！担心归担心，你果真最后倒了霉，群众也帮不上你的忙。鲁迅的小说《药》，凡上过初中的人都读过的，那老头千方百计买来，给自己儿子治病的药，就是为他们而奋斗的烈士被枪决流出的脑浆！　　
　　你说，运动不是党中央号召的吗？对的，你说得对。但事实证明，“天高皇帝远”，并不是党中央有个《十六条》，就自然而然什么都解决了。《十六条》说，要斗垮走资派。但走资派能不反抗吗？运动到今天这局面，总的来说，就是他们反抗的结果。他们当权，群众是跟你走，还是跟他们走？是跟远在天边的“皇帝”走，还是跟近在眼前的领导走？“皇帝”是喊在嘴上的，领导才是现实。这种形势不是明摆着吗？它每天都笼罩着我们，我们从呼吸的空气里都感受得到。要不是毛主席党中央支持，我们其实一天也闹不下去，根本就不敢出来！陈安国、史宏现在一下子聪明了、摆脱了，转到那方面去了，他们不再有这种压力了，但我们永远不会跟他们一样，我们宁可坚持到最后的一天也不会低头屈服。　　
　　当权派方面现在暂时处于政治劣势，但他们的力量并没有多少损失，而且正是党中央给了一个保证，叫做“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他们不仅不感谢这句话，而且一有机会就要来个逆流、来个反复，如果被中央纠正了，就检讨说是思想认识问题。他们现在更抱团、骨里更强大了，蓄势待发。倒霉的、吃苦的、里外不是人的，实际上就是我们。　　
　　我们应该有埋怨的思想吗？我认为不必。因为我们是自觉自愿的，不是像以前有些人那样为了当积极分子、图个好表现才站出来的。我们是好汉做事好汉当，我们自己选择了站在哪一边，没有什么好埋怨。毛主席没有给我们下什么保证，相反，毛主席早就说过要奋斗就会有牺牲，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不平坦的，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这些话，我们过去是在字面上认得，现在越来越成为亲身的经历，成为刻骨铭心的体会。我听一个学生说过，想不到我们也有机会在毛主席领导下闹一回革命。他很来劲。我们也是这样的，也有这种思想情感，但现在我们已经渐渐体会到，所谓跟着毛主席闹革命的全部意义应当是什么样的了。不光是轰轰烈烈，痛痛快快，还有失败，还有牺牲！毛主席不是有多少亲人都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吗？　　
　　谁要“秋后算账”，就让他们算。如果我们有什么好让他们算，那是活该，是自己负责，而且上对不起毛主席，下对不起群众；如果我们没有什么好让人算账的，那他们不是跟我们算，是跟文化大革命算，是跟毛主席算、跟人民算。这也不奇怪。如果中央也没有办法救我们，那事情就大了，到那时，我们这些人怎么样，更是微不足道的了。所以，我们不要有患得患失思想，要全面看问题，要从最深的地方看问题，不要盲动，老想着往前冲，该退的时候，完全可以退，一直退到底，没有什么了不起。　　
　　我们现在所处的，还是属于“文革”第一阶段，就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运动以来，反来复去，就是“斗”，这边要斗垮那边，那边要斗垮这边。现在，已经有了基本结果，市委不成市委，省委不成省委，当权派靠边站，走资派受到冲击，这就是走资派的势力被“斗垮”了。中央认为第一阶段这样已经够了，“天下大乱”了，乱得差不多了，应该往第二阶段上推进，进入“批、改”，就是“收”，走向“天下大治”。过不了多久，市委、省委就要恢复，我们要承认这样的现实。　　
　　但有人想来个复辟逆流，也就是不服输，要再“斗”过来，不让你“收”，或者是要给“收”改个方向，这就是右的方面的干扰。　　
　　对于我们来说，是不要从“左”的方面去干扰中央，不要老是想我们的大旗永远插在大街上飘扬，好像那样我们就有保障了，这种思想方法是幼稚的。造反大旗总有一天要降下来，我们这些人像大江东去的无数波浪，自然而来，又自然而去，不要有任何得失之心，也不要有任何担心。现在，我赞成立即布置退却，但要有章法，当中央说的那种逆流来到时，能奋起反抗。　　
　　如果我们该退的时候不退，硬要前进，但又前进不去，就会变成瞎闯盲动。比如，我们现在想把市里的“三结合”搞起来，怎么搞？哪个常委听你的话？全市人民怎么认可你？军队的态度又如何？这就叫力不从心，前进不去。我们盲动了，逆流就更有理由了，他们就会拿这个向中央施加压力，说我们这些人只会胡闹，应当镇压！我们不如退一退比较主动，也不犯错误。　　
　　从我们个人来说，也许真的想一退到底，以后怎么也不出来了，过自己的小日子、做自己的事情，真正草民一个，不好吗？我们在座的找了女朋友、等着结婚的有好几个呢！但我们还不能去过自己的小日子，我们还有一定责任没有完成，逆流的那边也不会让你安安逸逸地退，人家要来找你算账，你一厢情愿要退到底，还不行。刚才郑林的担心虽然有点悲观，但假如真的整个形势都失败了，我们活下去都成了问题，那就不是我们能担心得了的，只好由它去。　　
　　袁懋垠说到此，摘下眼镜，用手帕揩着。　　
　　二　　
　　我赞成！袁医生说得对，先退一退。退到厂里，看着社会。果真逆流来了，重新杀出来！说实话，现在就看解放军的态度了。我们当然是拥护解放军的，但驻亭部队想执行什么路线，我们不知道。如果他们不执行毛主席路线，站到老保的方面去，跟我们算什么账，那我们也不是好惹的！　　
　　刘济武用他激愤的表情，简短的话语，表示了这个态度。他是瘦骨头脸型，挺精神，留一抹乌黑唇髭，衣着讲究，脚上一双擦得亮亮的深棕色皮鞋，即使坐着，头也是昂昂的，说话斩铁截铁。表面上的注意仪表，总的并不有损其质朴爽直的气息，透出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气概，但也让人感到有些不踏实的、鲁莽的成份。他就是乔丽所在的重型设备厂的工人造反头头。乔丽去当厂医，实际上也少不了他的同意。　　
　　谭向东说，我得到一份北京的传单，是中央文件的原文，我读一下。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　　
　　各中央局，各大军区，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人委，并转各级党委、人委、军区、军分区：　　
　　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个新阶段。这个新阶段的主要特点，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手里夺权。这场夺权斗争，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及其在党内的代理人十七年来猖狂进攻的总反击。这是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大革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最重要的工具。在这场伟大的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的夺权斗争中，人民解放军必须坚决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坚决支持和援助无产阶级革命左派。　　
　　最近，毛主席指示：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找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满足他们的要求。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问题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而是站在哪一边的问题，是支持革命派还是支持保守派甚至右派的问题。人民解放军应当积极支持革命左派。　　
　　底下是具体的五条指示，其中第一、第二条说以前关于不介入的指示一律作废，军队应当支持左派，第三条说坚决镇压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反革命分子、反革命组织，如果他们动武，军队应当坚决反击，第四条重申军队不得做走资派和资反路线顽固分子的防空洞，第五条点了刘邓的名，指出他们是代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是跟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对立和斗争的。要求这个文件原原本本传达到每个解放军战士。　　
　　这个文件，我想，驻亭部队当然早已收到，也应当向每个战士作了传达。亭州市委虽然表面上“瘫”掉了，但他们也应当早已知道这个文件，常委们早已晓得这个情况，他们放在肚子里不说。不清楚、不晓得的，只有我们。我们虽然从报纸上能知道一些精神实质，但不像看到中央文件这样直接，这样引起注意。点刘邓的名，报纸上至今没看到，但现在部队的每个普通战士都得到了传达，而且每个班排都一定开会学习、表态，这情况很重要。运动以来，中央曾经向各级党委发过多少这样的文件，我们不知道，但中央每有大的精神，总是首先向各级党委下达文件，然后在报纸上用社论形式向全国人民宣传。在这种情况下，当权派们对于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仍然是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甚至反过来执行资反路线，这简直太说不过去了，这是一个很可悲也很可怕的事实。我们千万不要被所谓的“胜利”冲昏头脑。事实上距离真正的胜利差得很远，也许根本就没有真正的胜利！　　
　　中央这个文件是一月二十三日的，今天是三月十二日，一个多月过去了，驻亭部队没有动静，这不是他们没有动静，也许是他们的上级没有对他们下达命令，或者他们正在暗中调查、摸情况。我们只有等待。陈安国的分裂造成了我们最大的被动，要不然，大联合的形势不遭破坏，部队的支左也就不复杂。现在，请求部队支持的这一条，是头发丝拎豆腐，提不起来了。你这一边要部队支持，他那一边也要部队支持，部队怎么办？现在这就成了问题。　　
　　这种情况下，我赞成不能盲动，我们已经无法前进，只有退却，要有理有利有节。有理，就是回到生产岗位，抓革命、促生产；有利，就是自我整顿，养精蓄锐；有节，就是不可能一个劲地往前冲。半个月到一个月之内，我们主要是等待军队的态度。我们怎样促成他们支持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有靠我们自己做得正确，这方面要尽力而为。至今为止，我们做得是正确的，我们是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跟资反路线斗争，跟保守势力斗争的，迎来了“一月风暴”，保守派垮了台。全市人民都看得很清楚，不可能有人出来否定得了这个事实。而且，我们没有任何错误可言。在亭州，我们就是中央说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革命左派。但我们没有必要说这话，只有当别人否定我们、要跟我们过不去时，我们才有必要去加以反驳。除非把文化大革命彻底否定了，那我们也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可是我觉得文化大革命是不好否定的。　　
　　我同意召开一次支队长大会，把我们的意思灌下去，我想是能得到大家理解的。我们要准备一份《关于时局的声明》，让大会通过，公布出去，向全市人民、向全市各个方面、也向驻亭部队，表明我们的立场，态度。　　
　　谭向东的话把问题又加深、推进了一步。谭向东是饮服公司下属食品厂的工人，看上去平平常常，也是从贫寒中走来的人，能成为整个饮服公司的造反头头，并且被选进“工红”头头部，想必总有其过人之处，他的发言是沉着、稳健的。　　
　　“工红”的笔杆子张大同说，这一向时，我也感到沉闷、看不清，好像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刚才谭向东读的中央文件，其中的说法很新、很尖锐：“资产阶级及其在党内的代理人十七年来猖狂进攻……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大革命”。这些话，很重大！以前《炮打司令部》只提到六二年的右倾、六四年的形左实右，现在是回顾到十七年以来了，而且点了刘邓的名。这一方面说明了中央的决心，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运动阻力为什么这样大，因为是要清算党内的一条要搞资本主义的路线，而这条路线不是一天这样的，是从建国时就有了，如果再参考毛主席在七屈二中全会的讲话，那么对于建国后走哪条路，在解放前就应当有所讨论了。　　
　　什么是党内的资本主义路线？就是主张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什么是资本主义？那就是资本家有资本，工人有劳动力，资本家自由投入资本，工人自由出卖劳力，看上去是很公平的。马克思说，那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乐园，“大家都是在事物的预定的和谐下，或者说，在全能的神的保佑下，完成互惠互利，共同有益，全体有利的事业”。这句话写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篇的末尾。马克思这是讽刺说，在资本主义前提下没有真正的和谐，只有工人阶级受压迫挨剥削的和谐。他从经济分析入手，揭穿了这种和谐的实质。反过来说，只有社会主义能给人类带来真正的和谐。“文革”是极端不和谐，但它是不准向资本主义倒退，要保卫和发展社会主义和谐。辩证法、矛盾论指出，矛盾的斗争是绝对的，矛盾的统一是相对的。我也想，难道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就不过日子了？就没有我们过得好？那不一定。因为资本主义早已向全球发展，列强们几百年来对世界武力掠夺、经济剥削，所以那些国家要比我们发达、富裕得多。它们国与国之间也有竞争以至战争，但都会尽量把自己国内的事情办好。西方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工会领导的斗争，客观上促进着那里劳资之间矛盾的解决照顾到工人阶级的利益。在物质的相对的意义上，甚至在某种自由民主的形式上，也许我们的享有远不如美国的工人，但在国家主人公的本质的绝对的意义上，就不能这样说了。　　
　　作为一个工人，不管在哪个社会，他总是劳动，而劳动产生价值，扣除抵偿工人工资的部份，就是剩余价值，问题是它归谁所有。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它到了资本家手上，成为资本家的积累，他们用来继续投资、继续剥削，所以工人是为资本家劳动，资产阶级成为国家的统治阶级，国家的实质是资产阶级专政。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我们劳动的积累是上交国家，国家再给我们生产计划、生产资金，国家还帮助我们打开市场甚至出口进口。加上农民的集体经济，工农联盟成为国家的基础，国家的实质是人民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我们是国家主人公。现在的斗争，就是这样两种命运的抉择，或者说是重新明确，要决定以后这个社会往哪里走，运动跟全体人民最深的关系就在这里。　　
　　但我们的思想未必适应，我们有些糊涂不清，我们想不到现在还要做这种选择，我们简直不敢相信有人真的要来改变社会主义、要来演变它。随着运动深入，我们的头脑逐步清醒、复杂起来，晓得问题严重，而且为什么这么严重。虽然不像战场上看得到敌人，但斗争实际上是你死我活的。从前闹革命会闹到一个杀头坐牢的结果，难道今天闹革命就不应当有挫折、有失败吗？抱着把文化大革命看得很容易的想法，显然是不对的了。现在要在这方面提高一点自觉性了！什么是文件上说的十七年来猖狂进攻？有什么表现？十七年来毛主席是怎样跟这种进攻做斗争的？这一切跟国家前途命运、跟工人阶级全国人民是什么关系？跟这次文化大革命又是什么关系？　　
　　确实，我们在很多方面缺少充分的思想准备，对于总是有个“反革命”的帽子在头顶上绕来绕去，随时要给我们戴起来，感到不理解。现在才明白，这就是斗争，斗争本来就是这样的，不是现在问题复杂，而是我们本来头脑简单。我们出来革命造反，被说成私心杂念、反党反动、青面獠牙，而对抗革命的，被说成动机纯洁、高尚无比、妙不可言。我们是魔鬼，他们是天使。这一切，都不奇怪，都是应该的、正常的。　　
　　假如这时候有位山中高士来讥笑我们，那我们只有惭愧，我们是凡夫俗子，我们太没有仙风道骨了。外国有句话说，不要跳进浑浊的水中，可我们偏偏就跳进去了，而且义无反顾地跳了进去。现在我们也许想把身上洗洗，趁早回家。但假如有人来对我们说，什么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反修防修，那都是空想、骗人、胡闹。只有私有制、世袭制、资本主义才是正常的，只有特权自私、和平演变才是人间正道、天经地义。面对这种说法和这种做法，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能沉默不言吗？能像马克思所讽刺的去“和谐”在一起吗？那不仅是虚伪、自我阉割、为一碗红豆汤而出卖长子的权利，而且真的意味着活下去都要成问题！我认为现在的形势，就要这样去理解。　　
　　现在我们是拿着工资闹革命，将来有一天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工厂、我们的铁饭碗，说不定会被人砸掉，要把我们这些人赶散，因为我们得罪了他们，伤害了他们的尊严，对抗了他们的路线，比挖了他们的祖坟的罪还要大，他们要把我们来个连根铲、连锅端！而且毛主席早就说了，这很容易。怎么容易？我想了一下，确实简单，我们怎么对私改造的，人家就怎么对公改造，毛主席怎么把工人农民组织起来的，人家就怎么把工人农民打散，我们怎么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人家就怎么防止社会主义复辟，我们怎么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人家就怎么搞资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大家笑了起来，好像觉得这说得太离奇、太夸张了。当然，他没有笑，他被吸引住了，这个工人真是好学、善思、深刻，而且在读《资本论》，不但读懂了，还能深入浅出、设问解答、联系实际，真不简单。《资本论》被称为工人阶级的圣经，由此可见一斑。　　
　　张大同继续说，现在有种怀疑，说，斗了半天，除了中央指出的刘邓，走资派在哪里？在我们亭州，谁是走资派？资本主义怎么可能复辟？心中想，这种说法大约为了吓唬人的。因为我们好像一直是在跟一种概念、一种词语做斗争，情况比唐·吉诃德还差一些，他眼前还有个风车，可以把风车当作强敌从而与风车搏斗，而我们呢，眼前连这样的风车也看不见，好像是在跟空气、跟风的本身搏斗，我们比唐·吉诃德还要唐·吉诃德。但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是，什么叫资反路线，我们是亲身领教过了，那是要用一顶什么帽子，叫我们永世不得翻身的。这说明，我们不是在跟空气搏斗，是有厉害的东西躲藏在这个空气里面的，只是我们看不见，这厉害的东西就是我们所说的走资派，特别是那条路线。走资派不就是一个干部吗，真不敢相信他就是走资派，倒反而糊涂了，想跟他握个手、赔个不是。我认为这就是这次革命的一个特点。看来，我们不要把走资派理解为一个具体的干部，而要理解为一条路线。谁跟这条路线走，谁就是走资派；他明天不跟了，明天就不是走资派，而且还可能成为坚定的左派，他们成为左派，就比我们有用。我们时常怀疑自己，认为这革命不好弄，真是得罪人。但既然我们领教了资反路线的厉害，那么走资派就一定是存在的，他们的意志也是比铁硬、比钢强，只不过在目前情况下他需要伪装，能够让他伪装的东西也很多，被这种伪装所迷惑的群众也很多，所以我们造反的总是处在劣势，成为左派的干部几乎没有出现，他们可能在比较遥远的将来才会出现！我们真是吃力不讨好。而且现在工人阶级自己都不能统一，这很不利。革命有被弄成折中主义收场的可能，中央有了社论要阻止折中主义，但社论恰恰说出了已经出现的现象和必然的结果。中央写社论的人，心里真比我们还急。　　
　　纯而又纯的事物是不存在的，我们今后斗争的结果，其实是为了能得到一个较好的折中主义，而不是较坏的折中主义，让结局对革命的方面有利一些，不要有对革命的报复，或者报复得不要那么厉害。我同意大家的看法，不能消极无为，但又不能盲动乱闯。巴黎公社时期的布朗基主义认为，只要少数先锋带头，就能把一切鼓动起来，并且决定一切。这是不对的。所以巴黎公社失败了。现在，退却已经是一种形势，毛主席也不能不因势利导，他不可像神仙一样吹一口气就让天下变、变、变，他老人家不光要考虑这一场运动，还要考虑到国家，考虑到更多的问题，他也不可能让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斗争毕其功于“文革”这一役，他的理论就不是这样认为的。他老人家亲自发动和领导了这场运动，就是他所尽的最大的努力了。　　
　　我再说一个让我们有思想准备的事例：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废除王政，宣布了共和国的成立，但革命本身是既胜利又失败了。胜利，就是打碎了旧的社会，推动了历史前进；失败，就是革命派最终遭到厄运，那样优秀的罗伯斯庇尔竟然被送上了断头台，而共和国实际上还不存在，旧的东西又回潮。历史后来经过了督政时期、拿破仑第一帝国时期、王政复辟时期、第二共和国时期、路易·波拿巴第二帝国时期、巴黎公社时期，第三共和国时期。一百年，几起几伏，几伏几起，法国资产阶级共和国才算确立起来，王政或者帝国都不可能再回头了。毛主席说，中国要经过一百年到几百年，才能最终解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对这句话，我过去想，哪有这么严重？社会主义的天下不是好好的吗？谁还敢反对社会主义？所谓旧社会复辟的危险有那么大吗？但对照法国革命的历史，对照“文革”以来的斗争情况，我有点想通了，也好像有了准备。法国是从王室到普通民众，各个阶级、各种人物阵线清楚，“文革”是阵线不太清楚，都是老革命，都是领导干部，我们怎么能晓得他们真正的政治主张？不管怎样，越是我们可能被埋进黑暗之中去，越是资本主义真正复辟了，我们越是应当感到一种荣幸，因为我们以满腔热血，义无反顾，为了社会主义，为了工农联盟的国家，曾经参加了毛主席亲自领导的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一阵沉默。所有人的呼吸气都加重了起来，就连他也是这样。　　
　　张大同说，我认为确实要开个支队长大会，把我们大家今天说的，对他们说一说。我认为要办一份报纸。市委小印刷所的设备，被济武弄去了，出了一期小报，我看过了，上面发表的东西与革命没有什么关系，不知是什么人在那里弄，成了渺小文人自我呻吟、陶醉的园地，趣味和水平都很差，说实话，真让我感到奇怪，怎么出现这样的东西？不知道正在开展文化大革命吗？　　
　　刘济武说，印刷所是我用卡车从市委里搬出来的，在厂角落上弄了两间房做了印刷间，报纸是交给旁边小学里的钱文山办的，他有积极性，也听说他懂文学、会写诗，我就交给他了，我没有重视，我检讨。很简单，回去不让他弄就是了，我说了算。　　
　　张大同说，主编的大权现在要收到“工红”宣传部来，编辑部由我负责，印刷所的运转和安全就由济武派专人负责。今天我们这里有一位在省党报做过编辑、参加过新四军的老师，还有二位学生负责人，我们工人造反派、学生红卫兵合办一份《红色造反报》……　　
　　他心里一直想离开这样越听越重大而可怕的会议，而觉得自己身份不合，碍于情面，勉强坐着没走，姑妄听之，但渐渐听得有了味道，以至忘记了心中一直念着的危险，一听张大同这话，顿然猛醒，急了起来，想开口拒绝，张大同用手势制止了他，说，我晓得老师想说什么，你不要怕，我们不要你负政治责任，虽然最好是把报纸全交给你，你会比我们弄得好，但我们不能这样做，因为你跟我们不同，我们要保护你。但我们还是想请你做一点技术性的工作，主要是校正错别字，划版子，还有我们不懂的事情。我们要么不办，要办就要办得正规。不要你到编辑部来，到时我们派人把材料送给你，你在文字上、版面技术上把把关就行。我们认为你是可以为我们做这件工作的。按道理说，你一样有参加文化大革命的资格，但毕竟你的情况不同，我们要对你负责。如果你觉得就连这样的工作最好也不做，那我们也尊重你的意见，不过我们认为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们希望你最好能帮助我们，因为我们这些人都是工人，我们需要你的帮助。　　
　　他的心，不知为什么一下子被打动了，他点头说好吧。身旁的江进海马上握住了他的手，林集也抓住了他的臂膀，表示他们的高兴。工人们鼓起掌来。　　
　　张大同又说，关于电台的事情要议一议。亭州的夺权，大约只有广播电台算是有这么回事，“革命造反有理广播电台”一直到现在每天都在工作，但我总觉得我们的播音员的声音听上去不那么坚定自信宏亮有力了。其实，除了每次开头的那一句“革命造反有理广播电台开始广播”之外，所有内容都是转播中央台的，我们并没有编排自己的节目内容，这一点，我们是严格掌握的，电台是公器，不能随便播送大字报。现在，我认为可以把电台交还，但是要跟他们说清楚，广播内容还是转播中央台，每次播音要用“亭州革命有理广播电台”做开头，去掉比较刺激人耳朵的“造反”二字。但这两个字也没有丢掉，而是折中主义一下，移到我们的报纸上来了。这样，我们在电台里的那几个人，就可以撤出，到宣传部来工作，不要担当“夺权”的虚名，特别在发生了分裂的情况下。这个问题就是他们向我提出来的，他们好像觉得没有必要呆在那里了，我觉得有道理。　　
　　张大同的提议，大家赞同。　　
　　散会的时候，刘克成告诉他，他们在华东局上访，接待他们的是一个女同志，叫朱芸，当他们汇报到亭州医校有个教师郁平的情况，这个女同志特别关心，详细询问，他们把他的情况，包括他的妻子的情况，都说了，朱芸说，运动当中这样逮捕郁平是不对的，历史问题要放到运动后期处理……　　
　　他听着真是呆住了，原来朱芸在华东局！看来，从盐阜师范一别之后，她在革命队伍里走在一条正常的道路上，随着大军过江、解放南方而在上海定居下来，她现在一定是一位高级干部的妻子。他为朱芸感到一阵欣慰，同时心中泛起一阵久已陈旧的遗憾，想起了朱芸和他的那一次谈心。他为朱芸现在多少知道了他的情况而有一种莫名的高兴，脸上竟然很幼稚地火辣辣的，大约脸都红了。　　
　　刘克成说，当时我们估计她一定认识你，所以把你的情况讲得比较详细，并且说你的历史问题可能是个冤案，你把自己的情况写上了大字报，而且揭露市委里一个叫宗进庭的领导干部对你的迫害，大字报出来之后，他们就把你第二次抓进了看守所。这个女同志把我们反映的这些情况都记在本子上了。　　
　　他告诉刘克成他们：一九四六年，在新四军盐阜师范学习时，朱芸与他是同班同学。后来他生病，正好当时撤退转移，组织让他回家坚持，跟同学就分别了。朱芸大约一直跟着大部队走，后来就打过长江去了。　　
　　工人头头们用好奇的、敬重的眼神看着他，羡慕他的经历，分享他的高兴。　　
　　那天晚上从饮服公司回家，一路走着，一路想着自己竟然参加了“工红”头头部这样重要的会议，而且还接受了他们的《红色造反报》的工作，真是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但那些头头的发言，让他对事物有了较深入的了解，要不然哪里能了解到这些人是什么模样、什么性格、怎样说话、心里在想什么？他对他们本来就是同情的，旁听了这个会，心里的同情又更多了一些。对于为他们的报纸做些技术性工作，是推不掉了。如果没有不恰当的文章，那也就不会有什么事，如果发现不恰当的文章，就向他们指出来，也不至于要他负这种责任。　　
　　乔丽没有睡，在看着书等他回家。乔丽问他去有什么事了，这么晚？他轻描淡写告诉她，被两个学生拉了去听工人开会，不好意思中途退出，只好拖到现在。乔丽问，不会有事吧？他说，我只是一个听众，没有说话，以后不去了。乔丽这才放了心。　　
　　乔丽告诉他，医院里有个老同事来看过她，谈了医院里的一些事，想不到王副院长自杀了。他问乔丽，这人怎样？乔丽说，人挺直爽的，我倒也说不出他有什么不好，至于把我安排到这个小屋里来，因为我没有资格住那个小洋房了，这也不能怪他。大字报上写他这是别有用心，让我受了刺激，这话也有些道理，他确曾要我打个请求调房的报告给他，我后来没有按照他说的做，别人也劝我不要去求他。但文化大革命为这些事，怎么就把这样一个高高大大的人斗死了？别的还有什么事？具体是怎么斗的？他说，不是被斗死、打死的，是投河自杀，主要是挨了群众批斗，精神压力大，又没有人及时跟他谈谈心。老子说，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对于人来说，看来自胜比胜人更重要。　　
　　熄了灯，乔丽依偎着他，说，做个人真不容易，有时想想真不一定要做人，做一个鸟儿，做一棵小草，反而好。　　
　　第七章   无妄　　
　　一　　
　　形势总的来说，有点沉闷，他这个让自己置身事外的人，也时时感到空气有点令人窒息，好像一切都僵住了。那天晚上不意旁听了“工红”头头部的会议，加深了他对这种沉闷空气的感受。因为听工人的宣传部长张大同谈到法国大革命，他正好有一本旧书，就翻出来看，商务印书馆一九六三年出版，《法国革命史》，是法国历史学者马迪厄著，杨人楩译。明代汇集《清平山堂话本》的人叫洪楩，也钟情于这个“楩”字。经查辞典，“楩”乃南方大木名，读如“骈”。寄名于木，是一种象征手法、文化意识。正当文化大革命，读这本《法国革命史》，确实有点参照性，他心里很佩服张大同这样好学的工人。马迪厄说，他这本历史著作，“要描绘一幅具有各个方面的法国革命的图画，尽可能办到正确、明晰与生动。我们所特别着重的在于表现各史实彼此相联的关系，根据当时的思想形式及各种利益与力量所发生的作用，来解释此类史实，至于个人因素，只要我们能把握住它们的影响时，也不忽略。”这番自白，表明着一种客观的科学的研究态度，是值得敬重的。　　
　　他不觉把《国民大会的选举》一章中的一些话用铅笔划了出来：　　
　　吉伦特党与山岳党的冲突是深刻的。这几乎是一个阶级冲突。吉伦特党包括“一大群业主及有教养的公民”，他们具有社会尊卑感，他们要保全并加强此一尊卑感。他们对粗俗而未受教育的人民，天性表示厌恶。他们认为财产权是绝对不可侵犯的。他们认定人民是无能的，他们要给本阶级保留政治垄断权。　　
　　反之，由山岳党代表的是小民，是那些受痛苦的人，曾经推倒王权的人，因暴动而得接触政权的人。他们容易地提出生存权来对抗财产权，提出公共利益来对抗私人利益。他们不了解竟会有人在尊重原则的借口之下，拿一阶级来与祖国衡量。遇必要时，他们预备限制自由及私有财产，倘使为着群众最高利益而非此不可的话。　　
　　吉伦特党之恨巴黎，不仅因为这个城市之反抗他们及摒弃他们，而且因为这个城市是第一个行使这个公安政策的，它计划了并且施行了要牺牲他们这一阶级的专政策略。使他们反对山岳党的，由于恐惧者少，由于保守的天性多。　　
　　罗伯斯庇尔要在平等及大众利益的原则上建立共和国。他提请注意，有人把骚乱及抢劫的观念与人民及贫乏的观念联系在一起。　　
　　读了这些话，他感到历史还是有惊人相似之处的，特别在某种意味、某种思路、某些分歧、某种“形式”上。大约自古及今的社会，大而言之，无非分为平民与贵族，所以后来的一些情况就有点像以前的一些情况，甚至现代的情况也会有点像古代的情况，并且能从中获得某种可靠的诗意和激情。　　
　　忽然想起范公望柳春芳两口子，他们最近以来思想有何变化和发展呢？而他是答应了去拜访他们的。应当去交谈交谈！他就合了书，锁了门，去找他们。　　
　　但一出门就正好遇到一个教师，说，复课闹革命了，你怎么还没到学校去？其实，说复课也没有复课，乱糟糟的，但你我既然拿了工资，还是要去转转的呀，一起去看看吧！他没有理由拒绝，也不便多说什么，也就只好跟他同行，往学校走去。　　
　　一路上并无什么新鲜的标语，对立的标语几乎没有，倒是不同的组织写出了相同的标语，“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欢迎革命干部站出来亮相”，“向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学习！致敬！”，还有“抓革命，促生产”，“复课闹革命”、“破私立公实现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之类。至于“欢呼一月革命风暴”、“欢呼东北的曙光”之类的老标语已经陈旧、零落了，尽管相应的任务在亭州并未实现。亭州小城的人主要是在观念、情感和想象中经历了那些“风暴”和“曙光”。　　
　　他们正好赶上了一件事。只见一群学生把王校长和教导处高主任反绞着臂膀推着咚咚地向前走，进了大会堂，后面乱乱地跟着许多学生和教师。他们也就跟了进去。王校长和高主任已经被强行跪在地上，一个学生冲上去在高主任背上踢了一脚，发出沉闷的一声，想必踢得很重，但高主任却并没有被踢倒，坚持着老老实实跪着的姿势。一个学生指着低了头的王校长和高主任义正辞严地说起话来。因为他没有敢靠近，所以也听不清这批斗的内容，然而也就看到站在四周的学生们举手呼口号。这个批斗会好像是临时发起的，但跪在地上的两个人所感到的恐惧却决不会减少。他远远地站在后面只觉得自己无能为力，如果他蓦然上前劝说，效果只能适得其反。正犹豫之间，后面冲进许多学生来，为头的正是江进海，只见他们猛扑上前，立即跟先前的那些学生打了起来，并且就把王校长高主任救起，迅速护走，且战且退。他赶忙抽身而出，并且干脆就出了学校。　　
　　他匆急地走着，朝着到范公望家去的方向。他心中像被塞进了一团乱草，刚才的印象给他很大的刺激，群众的水平显然远远不能跟上中央的要求，学生尚且如此，社会上的人们呢？那就会有品行不正的人趁机报复、做坏事。正如马克思说过的，无产阶级也有一个水平问题。他进而怀疑：这个运动，理论虽对，想法虽好，方式是否现实？对社会国家是否有利？然而，他又进而怀疑自己的怀疑，因为，在本质上，正是由于相信和依靠人民，才终于打下江山，并且使社会主义建设突飞猛进，也未见得从前相信和依靠人民，就没有出过什么不好的事情。毛主席在这次运动方式上的考虑，竟然会经不起他这样的责疑吗？岂不笑话？对于得失，毛主席必有他的大算盘和长远的考虑！　　
　　他进而又反过来着想，如果运动不产生这些混乱，群众之间不产生这些分歧和斗争，又何须提出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就拿跟他直接有关的事来说，他的得救，就说明了这一运动方式的正确，要不然，他在运动初期被捕之后，将会真的把牢底坐穿，宗进庭会让他冤沉无底！当时正是史宏、江进海这些学生，学习中央的《十六条》，对照现实，指出问题，为之斗争，闹到静坐市委的程度，这才使他获释，这正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的过程！何错之有？有何不对？虽然借助了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神威，但毕竟“天高皇帝远”，要学生自己站出来经风雨、见世面，自己取得胜利成果。学生得到的锻炼和提高，比他们平常坐在教室里啃有限的书本知识，岂可同日而语？说是经受革命锻炼，此言不为夸张，因为史宏江进海这些孩子，也每天处在运动后期“秋后算账”的压力之下。运动初期矛头指向群众时，是说在高中毕业班学生里面也要抓右派分子反党分子的。这种“资反路线”虽被冲垮了，但阴影依然存在，保守的人们没有停止这样的威胁，造反的人们心里也没有消除这样的恐惧，真是随时会像乌云袭来、笼罩大地。　　
　　当然，要不是有这个运动，也就没有什么运动初期，也就不会有拿他当“老反革命”、拿刘镇琛当“小反革命”来加以逮捕的事情。可是，在这个运动之前，他不早就遭了冤屈吗？他申诉了多少回？等待了多少年？在这个运动之前，刘镇琛这样的学生，不一直是背着出身问题的“黑包袱”吗？运动初期，竟被称为“黑五类子女”，连革命的权利也没有，就好像是可怜的“不准革命”的阿Q一样，永世不得翻身。这样荒谬、令人压抑的情况，在这个运动中被群众自己解放了自己，自己教育了自己而冲破了，首先是敢于认识新中国的社会里竟然也会有这种沉重的黑暗，而后敢于揭露这沉重的黑暗，争取公正和光明，这难道不是事实？不经过斗争能实现吗？他怎能怀疑这个运动，哪怕是在运动方式这个问题上！没有这个方式，就没有这个运动，就没有他亲身经历的社会进步。这大风大浪是必然和必须要有的，是不可避免也不能避免的，道理上正如法国大革命一样，即使二者有着许多不同。毛主席有两句话说得朴素而厉害：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而这一切，在毛主席主持制定的公布于世的中央文件《十六条》上，是预先说得明明白白的，在毛主席畅游长江时就暗示清清楚楚的，只有富于革命经验的人，才能有这种为了长久之计而敢于打破一些坛坛罐罐、不怕一时混乱和损失的大魄力、大手笔，岂能为平庸短视之见所囿！一切不用疑惑，不应动摇，永远也不要动摇。　　
　　想到此，他觉得畅然起来。那些学生为何这时候要搞这样的所谓批斗（这令他反感），江进海这些学生又为何“劫法场”一样去救下王校长二人（这令他感动），他不去推想了，随他们各执一端去闹吧，最后总有一种共同的原则，让他们能心平气和坐下来谈，而总的大形势其实已经向他们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只是还要有一个客观过程，他们还要在这其中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　　
　　范公望家居住的地方，他摸到了，是一个较宽大的巷子，巷口墙上有个地名牌：“紫藤花架街”。地上还是过去的青石板，被无数人的脚走得光滑了，有的已经破裂，石缝里冒出几茎青青小草。按照他记得的门牌号码，他举手敲门。门开处，正是范公望本人，双方大喜，让进屋里。范公望说，柳春芳到学校去了，不能两个人一个也不到校，派一个去探探情况。他说，我也刚从学校里出来，离真正复课还早呢，还有一个过程。范公望说，我们乐得在家里做自己的事，工资又不少我们的。农民不下地一个月不行，我们不上课一年没关系。在古书里，我们这种人总是被讽刺的对象，还被列入“蠹”的行列，就是蛀虫，但我们还是我们，哪个统治阶级敢不要知识分子？哈哈一笑，坐了下来，他问，你最近看什么书？做什么研究？　　
　　范公望说，我一直在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史，这是不能公开的，会说我反动。他说，你不能以这种说法为转移。不过，这个课题也不大好研究，虽不说是禁区，但问津者少，你果真研究出什么来，也不容易问世，为什么要啃这个硬骨头？　　
　　范公望说，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既然如此，就应当研究政治，它反过来是要作用于经济的，而经济直接跟每个人有关。眼前的“文革”，不就是发动全国人民来讨论政治吗？而且企图通过运动实践来进一步确立某种政治，摒弃某种政治，大破大立。但是，运动以来发生了激烈的斗争，在一片浑沌之中怎样认识这种斗争？或者问一下，这种斗争是必然的还是可以避免的？是一定要这样搞，还是另有它途？是一时性起要这样搞，还是有较长久的蓄积期？如此等等。研究政治史，以史为鉴，用镜子照一照，或许有助于看得清楚些。社会斗争归根到底是不同政治主张之间的搏斗。应当人人都来关心政治，研究政治，发表政治见解，这样就能减少无原则的斗争和无谓的牺牲，从整体上提高斗争的价值。但我们现实的斗争，可以说是低于批判的水平的。此话怎讲？运动来了，要大家关心国家大事，可以接着就盛行“出身论”，出身不好的学生不能成为“红卫兵”，多么大的政治歧视！伤了多少青年、多少人的心！实际上是把群众划成可以关心国家大事和不可以关心国家大事的，也就是说，认为这个国家有“政治贱民”的存在。更有甚者的那些事就不说了。后来把它叫做“资反路线”，其实这还抬高了它，它实际上还有封建奴隶制的气味，它是低于批判水平的，所以跟它的斗争也就使我们不得不俯下身来。历史上真正的革命时期，或者社会危机时期，就是政治最热的时期，人人无不谈论政治，这是不可阻止的。莫谈国事永远是愚昧和虚弱的象征或征象。“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这就是古代的经验之谈。至于我的政治观点、研究方法、以及我的表述，会跟别人不同，会遭到别人的批判，那当然也是正常的。问题是要有学术平等，不能用官方的立场来压制个人的立场，也不能用你的个人立场来压制我的个人立场。要真正实现毛主席主张的“知无不言、言者无罪”，看来还遥远。“文革”以来，这个问题比较严重，一会儿从右的方面严重，一会儿从左的方面严重，实际上“文革”以前就严重，所以运动一来，首先就在这方面发生了斗争：到底你有没有关心国家大事的权利？“文革”就这样推动了社会的民主进步。但现在，就连一个普通中学生，甚为无知，也动不动就来压制别人的言论，这同样不正常，不符合《十六条》“摆事实，讲道理”的要求。好像我们的人民，我们的青年，无师自通有某种压制人的习惯和本领。是的，我们平时受到压制，往往逆来顺受，到我们有机会压制别人时，也很自然地就反作用出来，陷入一种可怕的无意识。看看鲁迅的批判，就知道我们有着漫长的压制的历史，而手段极其残忍。　　
　　兴兵夺位的永乐皇帝对于渺视他的夺位、反抗他的执政的大臣，是残酷到活剥人皮、以其妻女充军转营的。张献忠也曾施行活剥人皮的酷刑。根据这个，鲁迅说，“有明一代，以剥皮始，以剥皮终”。最后连屡败清军的抗清前线总指挥袁崇焕，也被从前线骗回，蒙冤遭剐，清军一个小小的反间计，就让崇祯皇帝如此丧心病狂。这样有功，这样必须倚重的柱石，国家竟然自己把他杀害，并且杀得这样惨，而麻木的百姓还去抢吃从他身上剐下的每一片肉和内脏，这样的明朝，这样的社会，焉得不亡？我读书到此，连恨三声该亡该亡该亡！当然，这并不等于我赞成清军扬州、嘉定屠城以及它的统治。现在，亭州看守所的位置就在市委旁边，这正是明代格局的遗存：衙门右边是监狱，左边是土地庙。现在监狱还用着，就是看守所，而土地庙已经不见了，大约做了仓库。据说过去剥人皮就在土地庙面前。不少地方的人在假意发狠、开玩笑时，还有这么一句：“活剥了你的皮！”这时往往还带着笑容，好像那是一件双方都会感到很有趣的事情！这就是历史遗存在活的语言中的痕迹！我们的历史如此，我们还有什么话说！“有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鲁迅在这样无边的黑暗中发出了新世纪的第一声追求光明的呐喊！那声音多么凄厉、悲痛而愤怒！　　
　　好！他为之一赞，说，看样子，你是有感而发呢。范公望气愤愤地说，确实！他说，我告诉你，你们两口子在学校挨批斗的时候，我作为在场的一名观众，是看到了的，而且，你们的《现实乌托邦形式论纲》，我也是拜读了的。作为大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就善于抓形式，思维形式，社会形式，自然形式，甚至还有后来对经济学很重要的价值形式，也被这老头子在那时就抓住了。你们也是抓住了形式做文章啊。范公望大为吃惊，瞪眼看着他。他说，是我们学校的学生拿来给我看的，看过后书稿又让他们拿走了。你家里还有底稿吗？果真弄丢了很可惜，你们可以再整理一份出来，好好密藏，经受时间的考验，也可以继续研究、不断加工，毕竟是你们的心血。但你们写的，好像还只是一个大纲，还有待扩展和深入。你们的“形式论”，我觉得我读懂了。当然，我并没有对学生说什么，我说这是谈哲学的，我想模糊他们，我本能地要保护作者。但我小看了学生，他们其实也读懂了，他们读出了你们在“形式”下面做的文章，说你们写的不是哲学，而是政治。　　
　　范公望倒抽一口冷气，丢开学生那头，转而问他，那么，你同意我们的观点吗？　　
　　他说，你们是认为，社会主义无视以至想消灭人作为个人的存在，这就最终将被人抛弃，人将因此回到绝对的自私性，即回到历史的正题。从正题产生反题，从反题又产生正题，振荡不已，但人性必胜，说穿了，也就是资本主义必胜，这就是合题。将来，不是社会主义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而是资本主义要防止社会主义复辟。你们还暗示，文化大革命也应当这样从“形式”上受到讥讽，从人性上予以批判，虽然你刚才还说了一些文化大革命的好话，你们实际上对这场运动持很不以为然的态度，视为“乌托邦”的垂死挣扎、历史终结的最后悲鸣，必将从“反题的自身”，而回到“正题的前身”，于是“作为人间正道的合题”，也就不遥远了，就是说，资本主义的“真身”必然在神州重现，并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孤立将不复存在，人将成为世界的人，将回到自身那个自由的“唯一者”，但因为进化太迟，必须在一个长时间里跟在先行者后面学步，也就是在各方面屈服于西方列强，认为这是天经地义、必经阶段，正如非洲黑人曾被奴役，在奴役下至少死了几千万，如今黑人的子孙却自由生活在白人的西方文明中。中国就是新的非洲，中国人就是新的黑人，要蔑视和抛弃自己一切旧的历史，包括最为光荣的革命史，向西方看齐。你们的观点如此，确实有你们自己逻辑，而且是疯狂的逻辑。　　
　　范公望笑了起来，说，你这是最高的夸奖！哪怕你是不同意我们的，是批判我们的，这也是最高的夸奖！　　
　　他说，那我就算是你们的半个知音吧，不过，我确实是不同意你们的，你听了不要生气，我只是在学术角度说的。如果你们接着写下去，就要翻很多历史旧账，就要肯定洋奴卖国理论也是对的了。其实，真正的社会主义不是你们所理解的那样蔑视人性、否定人作为个人的存在。社会主义并不比资本主义更不人性，社会主义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的不人性中产生的。社会主义是取消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从而改变传统的一切关系和意识形态，这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进程。马克思说到过这个问题，他设想的社会主义是“自由人联合体”，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产品属于社会，其中一部份留作公共生产资料，另一部份作为生活资料在“自由人联合体”成员当中进行分配，供他们消费。这里面有一个公与私的关系，但并不等于否认个人、个性、人性和家庭及其私人财富的存在，并且这恰恰是这个“自由人联合体”存在的前提，没有一个一个的“自由人”及其家庭，哪有什么“自由人联合体”？真正社会主义社会，应当是这样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产品社会所有，在社会成员当中进行分配，从而对于劳动的安排是有计划的，对于分配的安排是有尺度的，总原则也就是“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这并不排斥市场贸易，也并不否认个人，这些加在一起，就是完整的社会主义、初级的共产主义。《毛主席语录》上就有，说，要争取跟帝国主义国家和平共处、做些生意。这涉及的就是这个“自由人联合体”也需要世界市场，需要进口和出口，至于国内，当然也是一个大市场。现在我们每天买菜，不就是拿着货币上市场，或者农民把菜卖到家门口来吗？工业产品进入农村消费，农业产品进入城市消费，是通过市场关系，是有价的，不是无价的。只是有个定语：社会主义市场，意味着消除资本主义市场的那些唯利是图的混乱、不顾民生的罪恶。毛主席还说过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局面中要有“个人心情舒畅”这一条，这涉及的就是在一切领域个人、个性、私人天地的存在。所以，你所指出、所批判的，充其量是社会主义社会实践中的某些存在问题，或是你刚才说到的历史遗毒，它们毕竟不是社会主义的原意和本身，所以你们是抓住了枝叶，丢掉了主干。枝叶有病要治，乃至可以砍掉病枝，但不能砍树。这个问题，前人已经说了起码有一百年，社会主义的实践也早就有过正反经验教训，比如，一九五八年发生的“浮夸风”、“共产风”，就是社会主义原则被向“左”的极端推去，这并不是社会主义原则的不好，而是人们的理解有误，后来得到了扭转，现在基本稳定而且经济上大见成效。还会有新的问题、新的分歧产生，不会是一劳永逸的。社会主义是在公有的基础上做事，是私有制以来前人未曾做过的伟大事业，它碰到的问题会理当是最多的，遇到的反抗也理当是最普遍最激烈的，甚至会发生资本主义的复辟，但不能以这个来否定社会主义的历史进步性和必然胜利性。所以，你们主张的实际上是开历史倒车。　　
　　范公望克服着被他批判所产生的情绪低落，竟然高兴地说，痛快！你这就是“摆事实，讲道理”的态度，这才是正常的人与人的关系，我简直如坐春风，如饮甘泉，从未有过的心情舒畅，而不在乎你的观点跟我对立，不在乎其实我仍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回答你，现在你骂我几句我都觉得痛快，甚至我可以仅仅因为你就改变我的观点！观点不同算什么，让所有的观点都见鬼去吧，人的自由、人与人的平等相处，人在这个世界上感到心情舒畅，才是最高境界！而现在这成了最大的问题！　　
　　他说，这些话作为我们个人的生活愿望，无可非议，作为指出运动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也无可非议，但作为一种社会理论，是很不够的。因为它没有联系具体的时间和空间，是抽象的，因而可能反而成为虚伪和反动。我只要举出列宁的一句话来，就能说明。列宁在《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中说：　　
　　自由如果同劳动摆脱资本压迫相抵触，那就是骗人的东西。……马克思恰恰是把他一生的很大一部份时间、很大一部份著作和很大一部份科学研究，用来嘲笑自由、平等、多数人的意志，嘲笑把这一切描绘得淋漓尽致的各种边沁分子，用来证明这些词句掩盖着被用来压迫劳动群众的商品所有者的自由、资本的自由。　　
　　多么深刻啊！至于什么是边沁分子，可以从马克思的一些论述中看出来，马克思说，在劳动力的买和卖这个“天赋人权的真正乐园”里，也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自由！因为商品例如劳动力的买者和卖者，只取决于自己的自由意志。他们是作为自由的、在法律上平等的人缔结契约的。平等！因为他们彼此只是作为商品所有者发生关系，用等价物交换等价物。所有权！因为他们都只支配自己的东西。边沁！因为双方都只顾自己。使他们连在一起并发生关系的唯一力量，是他们的利己心，是他们的特殊利益，是他们的私人利益。正因为人人只顾自己，谁也不管别人，所以大家都是在事物的预定的和谐下，或者说，在全能的神的保佑下，完成着互惠互利、共同有益、全体有利的事业”。资本主义所自以为是的“自由、平等”的主张，被马克思如此揭露无遗。马克思还说，“十九世纪资产阶级平庸理智的这个枯燥迂腐、夸夸其谈的圣哲”耶利米·边沁，“幼稚而乏味地把现代市侩，特别英国市侩，说成是标准人”，并且“用这种尺度来评价过去、现在和将来”。“如果我有我的朋友亨·海涅那样的勇敢，我就要把耶利米先生称为资产阶级蠢才中的一个天才”。马克思太辛辣了，因为他太深刻、太才华横溢了。但边沁的思想，好像正是你们的《形式论纲》的理论基础！　　
　　范公望红着脸说，我承认，我不得不承认，但马克思所讽刺的边沁主义其实远远没有过时，它至少还要存在一千年！你刚才说到社会主义社会发生资本主义复辟，好吧，我问你，它资本主义怎就会复辟的呢？你们是怎么搞的呢？如果它复辟成功了，那就有它成功的理由、人心的基础，说明资本主义存在的合理性、必然性，你就不应当否定它，而且应当接受它，完善它，维护它，巩固它，帮助它防止社会主义的复辟！哈哈，即使一个少女在无意中被人奸污了，这无意、这大意，也就是她被奸污了的合理性！我敢说，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实现，应当是一千年以后的事情，如果硬要在它不可能真正实现的地方实现，那它就不会令我满意，而我虽然芥豆之微，却具有潜在的很大的代表性！　　
　　喝着茶，双方似乎有点不愉快而沉默着。过了一会，范公望谈起他赞成孔斯坦的思想，还有杜威的思想。他说，你就“开讲”吧。但范公望突然说，现在我没劲再“开讲”那些了，但你应该同意我们的《形式论纲》。他问，为什么？范公望说，因为你的情况。他问，什么情况？范公望说，你的情况，我都听说了，很不幸，很糟糕。难道我们不应当对环绕我们的、造成我们不幸的根源及其思想，有所怀疑和批判吗？虽然真理的信仰不应当以个人遭际为转移，但个人遭际，是有时代烙印的，因此不应该阿Q式地轻轻放过，那是卑微、胆怯，……还有奴性。　　
　　他知道范公望的意思了，他说，你实际上还是要我以个人不幸为转移。奇怪的是，我的不幸确实不能算小，我在我所经历的时代里确实过得不怎么样，不是我出了错，而是我的时代社会的某一方面对我出了错。我对我的时代社会，应当怀有不满，而且有权追问、批判、希望它能正确些。但我还是不能同意你们的《形式论纲》。我既然认识到了真理，在没有更具说服力的真理征服我之前，我怎么可能抛弃它，认为它已经不是真理呢？道理要用道理来说服，或者用实践来纠正，而且要多次地全面地进行验证，我一直在注视，但没有能让我抛弃我认可的真理。而你们的真理，在我看来，还不是更具说服力的，在理论上它没有能站住脚，在实践上它早就失败了。我不相信资本主义能够救中国，而社会主义反而行不通。如果时间允许，我会看到你们的真理捉襟见肘、再一次失败。言重了！　　
　　范公望笑道，痛快，但我认为是干号！眼前这运动，我看就有行不通的地方，我对它是不乐观的，所以我在运动中的表现都不会是认真的，而且会是互相矛盾、自己有时也莫名其妙的，就像是一个两面派，可能还不止两面。　　
　　他说，这我能理解，那我就跟你讨论“文革”吧。我在家里才看了《法国革命史》这本书，一路上都在思考，所以有话可说。我认为，毛主席作为人民的新中国的创立者，在言论上，在实践上，都提出了政权不脱离人民的问题，为此他从经济到文化教育各方面进行了艰苦的奠基性的努力。现在，他发动人民来对抗特权倾向，认为这会成为走向资本主义道路的契机，而走资本主义道路是违背人民利益的。他还从南斯拉夫、苏联的情况，从世界上两大阵营的对立，在理论上对这个问题作出了概括。具体而言，他是探讨和实践怎样使新中国真正、永远、可靠地属于人民，而不抛弃打江山那时的初衷和誓言。这当然能得到人民的理解。　　
　　所有背离人民而去的倾向，如《法国革命史》所说那种需要“社会尊卑感”的倾向，是在“当权派”那边，同时还有相当的习惯势力的支撑；像种子一样，只要空气湿润些，就会生长出来、长成森林，遮天蔽日，而以其“私人利益”代替“公共利益”，并且是以“祖国”的名义。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虽然这一切还只是萌芽、可能和迹象，也是作为习惯性的东西自然地存在着，人民还处在朦胧之中，一些人民还会认为那是“理所当然”而趋炎附势。这一社会矛盾远远没有到尖锐的程度。但开天辟地的、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毛主席，却不能放过，他看出了问题的严重性，特别看出党内上层有一条路线是主张那个方向的，正好与南斯拉夫、苏联的修正主义遥相呼应，是有规律性的东西。于是，他挺身而出，勇敢面对着这个比多少万敌军更强大、更不好对付、更危险，所谓来自内部的斗争。他是在跟“当权派”们现实和未来的特殊利益过不去，他要保卫社会主义的、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保卫以前的革命成果。他表现出了革命的彻底性。　　
　　再打个冒昧的洋比方，毛主席就是敢于向风车挑战的唐·吉诃德，但毛主席毕竟不是塞万提斯笔下的那个骑着一匹瘦马、几乎赤手空拳的人，第一，毛主席有崇高威望，他正在利用这个威望来搞这个运动，虽然他实际上并不主张个人崇拜，真是“圣人不得已而用之”；第二，毛主席相信人民会理解他、成为他的力量，这也应当包括“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虽然几乎百分之一百的干部目前是沉默的。毛主席认为依靠人民能取得胜利，正如罗伯斯庇尔说的：“我只依靠人民，只有人民是可靠的”。好奇怪，十八世纪法国革命英雄所说的这句话，每一个字都像是二十世纪中国革命英雄毛泽东说的。这里面一定有一种根本性的联系。　　
　　反过来试想一下，假如毛主席从来就不曾提出这样的问题，更不曾从党内到党外一次又一次努力在实践中解决这样的问题，而是放任自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听凭“当权派”演变成“将私利混同于祖国”的人，做成了他们的事业，同时假意歌颂他的英明正确；或者，假如这回毛主席在其高年所尽的这一最大努力也没有能阻止住那种倾向，一切变本加利地发生了，那又如何？那时，“当权派”们将很满意，将会说历史证明他们对了而毛主席错了，但人民则绝对不会满意。另一种“合理性和人心的基础”就会起作用。当这种社会矛盾演变到一定的尖锐之时，革命必将蠢蠢欲动，历史则可能重复从改良到革命的老路。对于这种可能的反复，毛主席早已指明，并且多次提醒。　　
　　据我所知，表面上口号喊得震天响的造反派们，从“形式”上说，其实跟你一样，也并不乐观，他们很有些悲观的思想情绪。这说明这次运动把他们投入这样重大的实践和既看得见又看不见的两军对垒，作为要完成的任务，是这样巨大艰难，又是这样欲罢不能，在希望几乎渺茫的同时，预感到一种并不美妙的下场。这次运动在多大程度上能推进“反修防修”这一巨大问题的解决，确实需要拭目以待，因为这一问题是历史的和世界的，它不可能凭着一个国度的一次政治运动，获得十分的和圆满的成功，也许它只能提供出经验和思考，包括提供一些令人沮丧、并不美妙的教训。如何建立一套有效的让社会主义得到巩固和发展的保障，决非一蹴而就，但更不能畏首畏尾，也不要在乎你这样的人的讥笑和诅咒，方向已经指明，文章已经破题，经过这一运动所体现和提出的原则，已经宣告于世界，将成为历史的深刻记忆，到时就会自动地从人民的头脑里跳出来，以其“合理性和人心的基础”重新夺得胜利，这大约就是毛主席的一种战略意图。一往一复，道之动！螺旋式上升！毛主席承认这种矛盾运动，所以才指出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他并不是形而上学地认为已经建成的社会主义社会只有一种发展前途和可能性，当他说出“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时，他在理论上经过了多少次的反复论证，包括你所说的一切，他一定都考虑过的！你说你有潜在的很大的代表性，就算是这样，那么试问，能跟毛主席的代表性同日而语吗？　　
　　毛主席七十多岁了。这次运动，从根本的意义上说，相对于人民国家的建立，就好比接着文章的上篇往下写，是顺理成章的，是尤为重要的，其艰难性和意义不像决胜战场那样明显，却不亚于决胜战场。可以说，毛主席因为这个运动，而将完成他自己，而在理论上完成着未来。但显然，毛主席已经深深触犯了最不能触犯的东西，如同马克思所说，是“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他。那些从前信服他、尊扬他的，现在已经在怀疑他、反对他、贬损他、仇恨他。只有历史，会更深地把他铭刻在自己永不风化的岩石上，只有人民，会把他永远铭记在心灵的深处，而“当权派”们、既得利益的人们的态度，则必然是相反的，只除了其中少数的最杰出的人，因为他们能超越自身的私利而具有公正而远大的眼光，像民主革命时的彭湃这样的人物背叛自己的阶级一样。　　
　　“文革”作为历史运动，也会成为过去，但现在它就发动、发生了，它正在进行着，充满较量和痛苦、失望和希望、赞成和诅咒。将来，只要它所根据的社会矛盾依然存在，使它发生的条件依然存在，它就可能再度被讨论，乃至再度兴起，继续成为旗帜和口号。但如果那种矛盾和条件消亡了，真正时移事易了，它就将成为人们不再引用的历史，而这正是它的出发点和归宿，并不是它的不幸。伟大人物的伟大之处，就在于提出自己时代最重大而有远见的课题，并且付诸实践，尽力地把握它，使之完成到它可能完成的程度。伟大人物不可能永远主宰历史，只有他的思想精髓和伟大精神是永恒的，而他具体所做的，虽然在要求上尽可能十全十美，在实践上却不可能十全十美，因为什么？因为有对立面的斗争，还因为群众的水平参差不齐。一切现象不能、也不应简单地为历史所重复，只有真正有价值的实质才会被历史所敬重和继承。　　
　　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马克思这句话多么彻底，这就是真理的品格。　　
　　由此可见，真正伟大而又完整的人物，只能是悲剧性的，而不可能是喜剧性的。同样如此，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地球上成为历史，随着商品生产在社会生活中的消亡，就连马克思的《资本论》，也将摆到博物馆里去，否则，仍然会作为工人阶级的圣经和世界上最伟大的思想而发挥指导的和预言的作用。这就是马克思的伟大之处，同时也是他的消亡之点，但马克思距离自己的这一消亡，当然还差得很远，他死了，但他依然微笑着看着世界。　　
　　范公望举起双手，说，讲得好！我确实几乎要被你说服了。看来，不用别人评论，事物自身就在肯定与否定这样的两面性中存在，肯定是世界的本质，否定也是世界的本质，这两面推动了世界的前进，两面性是最正常的现象！所以我是两面派！学生批我批得对，批得好！难怪外国作家说，世界是荒谬的。哈哈！　　
　　他笑道，我为你提供同样来自西方的一个理论根据，《资本论》好像就说过“通过荒谬的形式呈现”这句话。我想这有道理：比如，战争作为人类自相残杀的现象，无论如何是荒谬的，但即使是赶走日本侵略者这一最正义的战争，也不得不是人与人之间的残杀。整个人类已往的历史都可以这样看。在某种意义上，真正的人类，和真正的人类社会，还是将来的事，那时我们今天所说的“历史”将真正走到终点，在现在的历史意义上说，从那以后才再也没有历史，即所谓历史的历史。所以，我们现在的世界……　　
　　只能是荒谬的！荒谬就是历史的存在方式。“文革”是客观存在的，不管你怎么赞成“文革”，它也不能不是荒谬的。同样，从理论上说，不管我怎么否定“文革”，我也不能不是荒谬的，虽然我不想承认我也荒谬。“斗争”是人类社会到目前为止最主要的荒谬形式，它几乎就是人类历史本身。思想家为人类的“斗争”做了一个概括，叫做“阶级斗争”，它的极端就是国内战争和世界大战。组织性越高的斗争就越是可怕。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是法国的“阶级斗争”，第三等级的一方也罢，王朝或贵族的一方也罢，他们都处在历史的荒谬之中，不管多少人为哪一方写出了多少赞歌，后来的人们总是要问：为什么要用断头台？为什么一定要这样残酷？但后来的人们总是有一天又会程度不等地再次坠入这种荒谬之中，断头台也许不再使用了，剥皮酷刑不再用了，代之而起的却是别的荒谬的残酷的形式，比如杀人武器的不断升级。我们的“人民江山”，是通过三大战役等等，在血与火中诞生的。想一想吧，双方军队都是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农民，而残破的国家正需要建设，他们却在用枪炮互相残杀，产生许多伟大杰出的将领和英勇的战士。那还不荒谬？后人阅读这段历史，就会读出一种荒谬感。历史就是无数荒谬的堆积，人们还嫌不够，又让历史成为一切悲剧与喜剧、正剧与闹剧的源泉，来欣赏它，就像饮鸩止渴、嗜痂成癖一样！真正的作家就应当对世界具有荒谬感！　　
　　不用多久，时间就会证明我的《形式论纲》是一种预言，是预言一种荒谬将要谢幕，另一种荒谬将要登台。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句老话不是随便说的，一定是有大智慧的人说的，这人掌握了无情的辩证法！他虽然没有留下名字，这句话却又形象又深刻，道出了天机，千古印证，千古相传。世界永远按照正题，反题，合题的次序，周而复始。既然如此，那就不会是一种理论主宰天下，就会继而有相反的理论主宰天下，因为有句成语叫做“相反相成”。相反，再相反，又相反，所谓螺旋式上升。这不是很符合马克思主义吗？一阴一阳之谓道，一反一复道之动，何必死抱一种真理，不承认还有另一种真理呢？真理将轮流坐庄。一九五七年的头面人物主张的“轮流坐庄论”并不错！所以在美国，干脆把这一点体现为政治制度，既有民主党，也有共和党，既有参议院，也有众议院，一是便于争论的展开，二是使争论文明化、集中化、条理化，而不是诉诸街头。马克思说，“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现代的欧洲”。美国不过是欧洲的延伸。对社会主义制度，我也不是不赞成，它既然被历史提到桌面上来了，而且在一定范围实行到了今天，说明它已经具有现实意义，它将用它的荒谬主宰世界。但我更赞成各种经济形式、生活形式共存同在、互相交流，才更有意思更五光十色，是人类就该大家发挥、充分享受！那么，社会主义也就不必一定要跟古希腊罗马以来源远流长的民主制度绝对排斥，不必一定要采取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不要在多数的借口下施行压制，这是可以思考、可以提问的。　　
　　他说，社会主义当然没有说过，它一定要跟古希腊罗马以来的民主传统相排斥，社会主义根据国情可以而且应当汲取有史以来一切优秀的还有用的政治经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也产生于西方，首先，从那些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到科学社会主义学说，都是那些熟知古希腊的西方人发明的，然后是巴黎公社，然后是俄国的、东欧的社会主义革命，然后才是东方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国之所以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之后，接受了社会主义学说，除开这些原因和现实原因，还有中国的文化传统。　　
　　在两千多年前儒家《礼记》中，早就有空想社会主义的经典表述，所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那长长的一段，这说明社会主义作为人类的社会理想，是东西方共同所有的，马克思主义只是指出它从什么时候起已经是一种科学的存在。至于社会主义国家采取什么政治形式，如何专政与民主，可以有怎样的改进，那首先是一件很实际的事情。如果社会主义还不如资本主义民主自由，人们还要它做什么？它理当在民主自由方面继承并推进以前一切优良传统，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做到的那些方面。正如列宁所说，“无论是社会主义革命或是民主主义革命，自由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口号”。　　
　　但你也不必崇拜西方的“自由”。“八国联军”的“自由”，就是我们中国人永远的伤痛。西方资本主义光靠国内发展，是不会有现在这么富有的，它抢掠了世界财富，用战舰加贸易来实现，鸦片贸易就是他们的好品德的表现，这个不会改变的。日本人向西方学习的头一条就是做强盗，直至在中国建立血腥到极点的“满洲国”，用南京大屠杀来表示它对中国人能做到像美国人二百年前对待印第安土著人那样无情和有力，当然，它本来就有到朝鲜、中国来抢掠烧杀的历史习惯。日本人的这种“自由”，中国人能接受吗？应当接受吗？美国、日本，还有老牌的英国等等，将来一定要向人类检讨、忤悔！那时你所侈谈的“自由”也许才有眉目。　　
　　范公望说，听你说话，你比共产党还要共产党呢，共产党感谢你吗？重视你吗？　　
　　他说，那是另一回事，我们是在探讨真理，与我有没有参加哪一党，或哪一党对待我如何，是无关的。本来，参加哪一党或退出哪一党，是个人可以随时对自己作出决定的事情，但在一党执政的情况下，就复杂起来了，而要求加入执政党的人，跟随时可能为革命做牺牲的年代相比，心理动机也会大为不同。这个问题在这次运动中就有深刻反映。　　
　　本人不是共产党员，但信仰社会主义总可以吧？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或者“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他们的特点，就是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资本主义。我是欢迎任何一种新鲜的观点的，但你们的《形式论纲》没有能说服我。我看你们属于马克思多次批判过的蒲鲁东主义，也就是“把商品生产看作人类自由和个人独立的顶峰”，认为“联合的坏处多于好处，它是束缚工人自由的锁链之一，它是空洞的信条，违反节省劳动的原则，只有竞争、分工、私有制是有益的经济力量”，但另一面，又想用这种所谓“永恒的商品生产来消灭资本主义所有制”，是一种互相矛盾的、小资产阶级的空想，因为资本主义正是从商品生产中产生的，所以蒲鲁东主义是不要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是掩耳盗铃，是羞羞答答，是自欺欺人，也是一片天真。我敢说，如果从中国的现实退回去实行资本主义，首先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再现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血腥历史。　　
　　什么？怎么会？范公望不解，望着他。　　
　　你来分析：你要把现在遍于天下的集体、全民的所有，变成个人的所有，以便实现你理想中的蒲鲁东主义，方式手段如何？或者说，“形式”是什么？基本有两种，一种是按人口平均瓜分。所谓平均，只是理论上的，这么大国家，做起来怎么平均？一个生产队好对付，一个小小的集体企业也好对付，大些的企业就复杂了，还有许多省级、国家级的企业与机构，就更复杂了。即使在一个生产队，队长会计也可能有暗账，到时他们会暗中私分，侵吞集体利益，更不用说从上到下无数比这大多少的经济单位了。那时人的私心被调动出来，是私字当家，公字被丢到一边去，真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情况可想而知。　　
　　还有一种，就是干脆少数人公然关起门来按权力大小瓜分，其实跟生产队的队长会计的暗分私分是一个意思。等那少数人把多数人的财富瓜分完毕，多数人还不知道，因为少数人总是披着合法的外衣，装着正经的面孔，说着漂亮的话语，他们懂得如何做得不露声色、尽量平稳。社会主义建设搞了这么多年，高积累，低工资，国家积累的财富、创造的产业，是属于人民的，但具体掌管财富与产业的毕竟是少数人，这些人近水楼台，明账暗账全在肚子里，也懂得银行手段、世界金融这些诀窍，并且可以内外勾结起来，一旦进入瓜分，少数人怎能不变成劫贼和强盗？但他们懂得怎样把人心暂时欺骗，他们也将最为心毒手辣，等他们把财富装进自家口袋，把人民赶到阶下去，那时自以为天下大定，其真实面目就会暴露出来。　　
　　但人民会觉醒，人民的社会主义意识会马上复苏，于是要跟他们算账，讨还人民的财富，所以那时资本主义还是很难搞成，因为又面临严重社会问题了，实际上也就是阶级矛盾，这一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于是接下去就会有人想到革命、有人想到改良。还要提请你注意，外部环境我还没有说到，也就是世界资本主义会觉得有利可图，会来插手。即使鸦片战争，人家也不承认是侵略，而是要跟你做生意，至于倾销鸦片嘛，也是你的国内有这个市场。不也理由十足？这方面人家真是有几百年的经验，会有圈套让你钻进去的，会有一批又一批中国人甘心去做洋奴。吃亏的反正是普通的赤手空拳的人民。当人民像共产党闹革命以来这样被组织起来是有力量的，当他们一旦成为一盘散沙、作为个人和家庭时，那就一点力量也没有，怎么敌得过内外勾结的这些堂而皇之的劫贼和强盗？他们有到手的财富，再加上权力，成了统治的阶级，这时候不管打的是什么旗号，事实都已经不一样了。庄子所说的“劫钩者诛，劫国者侯”的现象，将依然是人民的和历史的恶梦！你看，我成功地为你描绘了一幅你所向往的资本主义复辟的过程和景象！实现了你主张的荒谬！　　
　　你的想象力真丰富，感谢你在我们的“形式”里，填进了它应有的内容！但就连《九评》里关于这方面好像也只有一句话，说“在经济方面，他们用各种方式破坏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发展资本主义势力。”高度概括，哪有你想象得这样详细？你倒好像经历过了似的。我大喜过望得倒不敢相信起来了。　　
　　他哈哈一笑，说，不是我经历过了的，也不是我发明的，是你阅读不细，《九评》的第九评上就列举过这方面的例子，就在第二段“苏联存在着敌对阶级和阶级斗争”。它举例说，苏联一些人怎样把国营企业变成了私人企业，怎样成了所谓新的企业家，厂长怎样有好几个老婆、好几辆汽车、好几所房子，并且是赛马场上的大赌棍，这些人又如何跟国家机关人员、司法人员勾结，并且有高级干部庇护；集体农庄也是如此，那里的负责人，相当于我们的农村大队党支书吧，能使全村处于恐怖之中，集体的职务都让他的亲友担任，把农庄变成了私人领地，真是比地主还厉害，这些人又与城市里的那些新的企业家之类的联成一气，城乡结合，大赚其钱，并且收买保安人员、监察人员、稽查人员、巡视人员来为他们服务。这些人同工人农民的关系，已经变成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这些，不就是我刚才所描绘的吗？他们像劫贼与强盗一样霸占或瓜分了全民与集体的财富。另外，在社会上，私人企业、商业投机也发展起来，与前面的这部份一起，形成资本主义复辟的生动图画。“文革”之前的《九评》，早就这样深刻地写到过。　　
　　范公望说，这情况可能是有，但还不会是苏联社会的全部吧？　　
　　他笑道，你的心倒不黑！你还要全部！但很快就会是全部的！如果上面的路线顺着这趋势，那变化的速度就会更快。还有南斯拉夫，那情况有所不同，但更为严重。中国看到了这情况，就来搞“文革”，要让全党全民有这种觉悟，来阻止中国走他们的路。　　
　　南斯拉夫怎么更为严重？范公望侧着头追问。　　
　　简要地说，它的社会主义改造先是不彻底，后是培植和发展私人资本、私人企业。它的所谓全民经济其实是铁托集团为代表的官僚买办所有。它的农村基本没有触动富农经济，后来又解散合作化，实行土地自由买卖、自由租赁、自由雇工，结果当然两极分化。在国际上，南斯拉夫成为美国的附庸和别动队。就是说，南斯拉夫本来没有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前进多少，已经前进了的，还大踏步后退，反过来苏联倒向它取经。他们实际上是建立新的更严密更残酷更虚伪的剥削压迫制度，终将失去民心，有亡党亡国的危险，这是中国的看法，但它们狡辩，于是爆发了大论战，两三年之前的这场国际共产主义大论战，可以说是现在“文革”的先声，号角在那时就吹响了。　　
　　老郁，毕竟你这都是从《九评》上来的，我们没有亲眼见过。　　
　　虽然没有见过，从事理上听听还是像那么回事的。既然想在中国搞资本主义，怎样入手呢？中国已经建立起来、而且有了很大建设成就的社会主义，你怎样去改变它呢？你同样只有一个字的方针，叫做“退”。你不能光有“形式批判论纲”，而没有理论与实际的联系，那你还差着一步甚至几步。理论要变为路线，路线要变为方案，方案要分为若干部分，最后还要分为若干步骤去付诸实施，每一个步骤应当有怎样说得过去的口号与提法，等等。另外，还要考虑政治等各个方面怎样配合，也就是话怎样说，纪律怎样交待，总不能直截了当说我要搞资本主义你们都跟我走，那怎么行？社会主义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你首先要能把人糊弄住才行。到你把牛拖下了水，有人来拽牛尾巴也迟了，那时我才能祝贺你成功。这也是一个不破不立，破中有立的过程，只不过方向相反，是破社会主义、立资本主义。其实，你大可把《九评》细读细读，把那些反面教材反其意而用之，作为正面经验归纳一下，再扩展一下，你的具体方案就出来了，作为你的“论纲”的下半部，至少再写八万字，你这部书就完整了，提供给政治家，比如，就算是宗进庭，让他们去执行，你就成了大学者、大智囊、大功臣。哈哈哈，我是信口开河，务请海涵！　　
　　范公望说，惭愧惭愧！那我们不说这些了，真理越争越明，你实际上补充着我，我实际上也补充着你，加起来就将是完整的历史，不管你我是高兴还是不高兴！丢下这个，我来谈谈你的学生史宏，还有宗进庭，行不行？他说，可以可以，换个话题也好。　　
　　二　　
　　范公望说，史宏在学校里第一个写出大字报，指出逮捕师生是方向的路线的错误，并且领头静坐市委，把你从监牢里救了出来，这不是不需要勇气的。他说，是的，我很佩服，也心怀感激。这次运动，就是学生冲在前面，老师反而落在后面，老师跟着学生走，学校成了学生的天下。真是造反了，但我们也不觉得有什么荒谬，而觉得是很自然的。哪有老师不喜欢学生意气风发的？青年永远是希望。至少从康有为开始，闹事的就是学生，其实还可以上溯到东汉太学生闹事。学生闹事往往出于正义、出于对国家前途的关心。老师看到学生以天下为己任，是欣慰的，无私地欣慰。　　
　　范公望说，但是，你注意到没有，史宏实际上已经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我预计，他会成功的。要不然，他就只是一个转瞬即逝的“勇敢的闯将”而已。这小子，别看他年轻，倒是个搞政治的，深通进退起伏显隐之道，有前途。对这样的人，我佩服但不喜欢。　　
　　你说的就是他成为新思潮派或新保守派，跟反击资反路线以来的激进造反告别，向右转，走上中庸的明哲保身之路。想来这也正常，谁都有自由选择的权利，所以，从“形式”上说，史宏是无可非议的，而从内容上说，那是另一回事，有人欣赏，有人鄙视。但我不想加以评论，我只是一个站在岸边观潮的看客，虽然不免有出其不意的狂风恶浪扑来打湿衣服，但毕竟我不会跳进浑浊的水中去弄潮。　　
　　范公望笑道，你表达得真好，不过我估计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你只看到无形的大而化之的东西，你不了解有形的具体的内容。跟你说实话，我跟迫害你的人——宗进庭，有一定交情。我在学校里是支持学生造反的，我也可算是一个造反派，我老婆就是学校里第一个贴领导大字报的人，比学生造反还要早些，可以算是朝阳初中的、以至于亭州的聂元梓。她受到资反路线压制，是我鼓动学生造反，而让她得救的。　　
　　他听了甚至不胜艳羡，说，你们真是“战斗的友谊啊！”　　
　　范公望说，可惜不幸的是，后来曹校长自杀了。虽然曹校长的死跟我们并无直接关系，而且我们还悄悄的送过我们的喜糖给他，这也是想以特殊方式做一种感情的弥补，回头看，这对于他应当起过好的作用，但毕竟，没有能帮助他扭转自绝的念头。我们不知道他的内心当时已经到了什么程度，我们没有想到这个，否则，我们当然会劝说他，也许还能有用！现在，他的自绝，也成了我和我老婆永远的内疚，我们是有责任的，我们有忏悔之心！后人如果谈到朝阳初中这一段校史，不知将怎样看待我和柳春芳，至少，曹校长的亲人对我们是永远不会原谅的了，我们也无法求得他们的理解。这就是运动！造成人与人之间无可弥补的裂痕。还是那句话，历史是荒谬的。　　
　　朝阳初中这一切，宗进庭都晓得，是我把情况都如实告诉了他，其实，我不告诉他，他也会注意到我和我的老婆、把我们放在心上的，所以不如跟他挑明。让组织上那样记着我们是不好的。　　
　　从宗进庭谈话当中可以体会，他十分痛恨史宏这样的人，如果真的有“秋后算账”的一天，他非得让史宏穿一世的小鞋不可，就像对待你那样。当然，作为造反的我和我的老婆，也在他的痛恨之列。有朝一日，他会有办法来把我们一网打尽，彻底清算，永世不得翻身。我想这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一切都在人性之中，一切也都在历史上有过无数先例，太阳底下并无新鲜的事物，只有荒谬而已。　　
　　人因为其地位、天赋、经历的不同，而所具有的人性不同。所以我在理论上越来越重视人性这东西。所谓阶级性，其实也是人性。但还有一般人性、抽象人性的存在。我既不反对阶级分析，也承认有一般人性。从人性角度，我知道宗进庭也是可以沟通的，我就大胆跟他沟通，果然也就沟通了，交流了不少看法，他从我获得了一些情况，我从他也获得了一些情况，所以我具体知道了他对造反派是多么的仇视，他从我也增加了对群众的了解。闹静坐那时的史宏作为一个造反学生的内心情况，就是我告诉他的，这能让他不要过于简单地看待学生，但也许引起了他更深的仇恨，然而那是他自己的事情。表面看，有人可能要怀疑我在做什么，但其实，我这也是帮助学生做对方的思想工作，这绝不亚于正面开展的攻势。你不这样看吗？　　
　　他说，你可以算是当前这个革命的同路人，但你骨里有自己的《形式论纲》。　　
　　范公望一笑，说，你开始挖苦我了。现在找个能挖苦我、挖到痛处的人，也不容易。昨天傍晚，我秘密地到看守所里去看望了宗进庭。你感到吃惊吧？我还以为我这是很勇敢而独特的，其实，宗进庭告诉我，到里面去看望他的人可不少，当然，都尽量是秘密的，外界毫无所知。去看望宗进庭的人劝告和安慰他最多的一句话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他对我说，这个道理，其实他早就想过了。当然，他如果想不到这一点，他还是宗进庭吗？他对外面的大势了如指掌。我去了以后，心里立即更加认为，我去看望他，是对的。如果这已经有投机之嫌，这投机也投对了。我是不是去看望他，对他并不重要，对我却很重要。问题的复杂性这就显出来了。但我并不是有意投机，我还没有那样卑鄙，我是从人之常情出发的。我已经认识了他，可他坐了牢，落难之中，所以我应当去看望他。即使他永世不得翻身了，我们还是应当去看望他，或者更应当去看望他。我和柳春芳的结婚证还是通过他才顺利办到的。由此我想到政治投机在这个运动中必定是隐蔽而大量的，而多数的人们却不知道，最不知道的就是造反派，他们在那里一个劲地得罪人，做孱头。　　
　　这就要说到史宏了。当宗进庭带着恨意说到史宏时，我就把“一月风暴”之后造反派发生分裂告诉他，说明史宏的转变，史宏已经朝着相反的方向转化。宗进庭听了沉默着。但这一情况好像立即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他对史宏的恨意。他当然还不能就这样立即认可了史宏，他心中发生着一种矛盾，倒不知道该怎样对待史宏了。我说，也许我可以让史宏秘密地来看望你。他说不要。　　
　　他听着，不由得皱起了眉头。他说，你这是何必？　　
　　范公望说，我也不知道我这是何必，但当时的情势让我立即提出了这个建议，好像是自动地就从我的嘴里说出来的，这也说明这个建议有它的合理性呀。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嘛，要不然它就不会存在。还有一句：凡是合理的都是将是现实的。谁将是现实的呢？谁来决定呢？是时间，而不是我们的立场、观点和争论，也不是我的《形式论纲》。我只不过是在搞社会试验，也可以说是在搞恶作剧，试试能导演出什么来。运动初期我导演出朝阳中学的一幕，我获得了一种做为导演的信心。编导们能在舞台上让不可能结合的结合起来，让不可能分开的分了开来，设计了不可思议的转化，他们是在舞台上掌握转化的艺术家。哈哈哈！关于史宏、宗进庭，我要让这两个对立的看上去不可能走到一起的走到一起去。人物是现成的，他们也早已冲突起来，现在我要让他们转化为握手言欢。我告诉你，我导演成功了！　　
　　他的心怦然一跳，他听范公望说下去。　　
　　对于让史宏去探狱，宗进庭虽然没有首肯，但他的态度并不是断然拒绝，是有接纳的可能性的。问题的主要方面在于史宏，如果史宏去了，宗进庭总不会以辞色拒之。我到你们学校去找到史宏，我说我有重要事情跟你谈，他就领我一路走进西南角的小花园，那里翠柏阴森，竹林环绕，寂静异常。原来你们医校的解剖室就在那里，不上课了，解剖室关着，旁边一间密封的大屋也是门上一把大锁，门口牌子上两个字真吓人：尸库。小路久无人走，长满青草。小花园能藏人，也可以在竹树的缝隙中一眼发现远处走来的人。我说你怎么把我带到这么可怕的地方来？史宏说，这里谈话最好。确实，那是个秘密谈话的好地方。　　
　　他说，那地方我只在散步时去过一回，后来再也不去。据说那里一块花圃下面还深埋有十几具尸体，目的是让其腐烂干净，取出来做骨架。学校里有个善于做骨架的老师，所以就带来了这个项目。全国需求骨架的单位不少，那东西是教学必需，摆在一定的地方显出科学的气氛。但制作周期长，数量有限，供不应求，从尸体的来源，到埋下去，都很神秘，毫无惊动，一般人也避而不谈，不去好奇打听。　　
　　范公望张嘴“啊”了一声，史宏这小子，把我带到那么个地方，那旁边确实有一块花圃，他想必知道那下面是什么，他倒不怕！　　
　　他到那里上学，就是学医的么，无所谓了。有的学生能一个人呆在解剖室里对着一个真真实实的脑袋做专业研究，用过以后再送到药水里去。那里，尸体躺在药水池中，像活人很随便地躺在浴池里一样，而且照样有曲线美，只不过是睡着不动的姿态。　　
　　啊哈！我真是少见多怪了。那天我就开门见山，问史宏想不想见一下宗进庭？他问我：什么意思？他问我这话，等于已经明白了是什么意思，他是绝顶聪明的。但这层纸要由我来给他捅破，他反而把架子端起来了，这小奸雄！但我不好跟他计较，我对他说，我今天就特地为这事来的，我认为你现在很有必要去跟宗进庭见一面，这对你很重要。见面之后当然首先要致以人之常情的问候和安慰，然后是倾听他说些什么，相应地你就说些什么，要有小学生的态度，是晚辈在革命长辈面前应有的样子，是关心的和同情的，而不再是一个造反学生领袖。他在里面是知道外面的情况的，知道你们闹了分裂，所以他对你的看法实际上已经在转变，这时你去看望他一下，以前的一切就跟你无关了，他对你就消除隔阂了，以后会把你看做自己人。他在里面的时间，我估计也不会很长，马上不是要军管吗？那就是要恢复一些起码的秩序，整个运动已经在“收”，市委的一个常委关在看守所里这件事，军管的方面不会不研究，总不能老是关着。你不趁这时候去看望一下，说不定机会就失掉了。你们既然急流勇退，跟那些扬言“一反到底”的人们划清了界限，你们实际上就是准备靠拢宗进庭这一边。这时去看望一下，比以后检讨一百句还重要。人的头有时要昂起来，有时要低下去，不会低头的人不懂政治，那就可能永远抬不起头。　　
　　我想不到史宏回答得很快，他看着我，说，感谢你来向我提醒。他几乎有点急切地问，我怎样去看他？我说，我马上去安排，我晚上到你家带你去，你在家里等我。你跟宗进庭单独交谈，我回避。他点头，要我绝对保密，而且说，保密期为三十年，我是认真的。我的天，这小子智力过人！我答应了他。不过，我只告诉你一人，连柳春芳也不知道这事，没有必要让她知道太具体。我知道你是不会说的，因为你实际上处于世外，不在世内，你最适合做我的交谈者。　　
　　他笑道，不胜荣幸。你们真是鬼地谈鬼，鬼到一起去了。不过，如你所说，我其实处于世外，我并不看重你说的事。这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细节罢了。史宏在这之前已经改变了他的立场，这是最主要的，至于他接着又做了这方面的什么事，那是次要的。作为一个观察历史的人，首先我是抓住主要的东西，然后也乐意听到一些细节的东西以增加趣味。我最关心历史人物的动机，比如，史宏愿意听你的话去看望宗进庭，他的心理动机是什么？这跟他以前表现出的人格是统一的不矛盾的吗？　　
　　范公望说，是统一的不矛盾的，是他在一定程度上认识了世界之后，在新的历史关头，巧妙地重新作出了选择，是一种修正，从原来的立场往后倒退，往右转进了一大步。他迅速懂得了很多道理，他的原初的对社会的不平，以及空想的平等的愿望，还有模糊的自己也说不清的社会理想，这些寄托在“反修防修”口号下面的民粹的激愤的东西，都永远是不可能实现的，社会永远分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大多数人永远处在下层，这是天经地义，哪有绝对平等的社会？那是哄人的，政治家总是把无产者的乞食袋当作号召的旗帜，用乌托邦的幻想充当他们的精神食粮，让他们充当炮灰。聪明的他何必坚硬到底？而他已经冲杀到这样的地位上，退也退不下来，他得为自己做些考虑，求得一个好结果。他需要“曲线”救自己了，而不能再直线往前冲；他需要低头而后才能抬头了，不能简单地一直地把头昂着，那将来就要低着了。至于你刚才从《九评》上分析的那些，即使他也认识到，小小的他，又怎能管得了？越是认识到，就越是觉得管不了，反而认清了方向，那就赶早背叛过来！他认识到了这一切，从而对自己作出了最重要的调整，坚决地分裂了出去，而且这不是他一个人，他幸运地，能够冠冕堂皇地，及时跟上了一种新的潮流，这股潮流是从北京的大学里传来的，一切由潮流负责。他和陈安国他们在向世界说明分裂理由时，实际上表明了他们与从前划清了界限，就像洗清了自己的“文革原罪”一样。　　
　　能这样分析的人不多，也许只有我，但能这样感受到的人是很多的，所以那些坚持原来立场表示“一反到底”的造反派工人学生，就对他们这样的人十分痛恨，称之为叛徒，视之为无耻和狡猾，命名为新保守派。这是对的。他们都是对的。但真正对的只有一方，而不会是双方，最后是谁对呢？胜利属于谁呢？这一点，你可能比我还要清楚。你的同情在哪一方我也清楚。但是，对于我来说，谁上历史的断头台，我都无所谓，你已经知道，属于我的胜利是在他们这种胜利与那种失败之后。所以，现在我暗助史宏他们先获得这一胜利，这是我的历史使命。就好比欧洲历史上的情况一样，人们结成第三等级去战胜封建统治者，然后这个获胜的混杂等级还会分化为不同的等级，再进行较量。历史已经提供了这一现成的“形式”。不管怎样，我也是历史的斗士，现在还没有人知道我的隐身存在，只有你。哈哈哈！　　
　　他原不是汗手，但手心不觉有些潮湿了。范公望深深刺激了他的一颗平民之心。　　
　　我说得对吗？你同意我的分析吗？　　
　　你分析得完全对，你的逻辑可能将完全吻合历史的轨迹，我们已经说了，历史是荒谬的。不过，我不能像你这样感到快乐。在这个问题上，你能这样快乐而有信心，令我羡慕，而我总有些挥之不去的悲哀，虽说我比你世外一些，倒好像更在其内了。　　
　　范公望说，你有人民性或者说是民粹性。其实，最不足为凭的就是人民，我不看重人民，人民永远只是漂亮的借口。这也是我的内在的政治历史观点之一，加上你所说的蒲鲁东主义。我反正是不赞成目前这样的社会主义的，我跟所谓的中国赫鲁晓夫是一致的，来自北京的一本思想资料，汇集了他的言论，我看了感到他很了不起，他主张的确实是另一套，是我拥护的。　　
　　他听了无言。他问，那么，陈安国的情况呢？　　
　　范公望说，陈安国不当“红旗派”的头头了，以后也许就连在厂里，他也不会是主要头头。他们作了大调整，由一些新面孔组成了新的头头部，这些人在运动中原都不出名，在出身上三代查不出问题，本人起码是中专毕业，有几个人还具有中共正式党员或预备党员的身份。这样的头头部，对今后参加“三结合”比较有利，是一种有远见的调整。你可能会问，谁出的这个主意？谁有这样的调整能力？陈安国怎么愿意的？我告诉你，据我所知，确实是有人在指导他们，而且能让那些人听话，陈安国即使不十分愿意，也不行了，在那里面他不可能再发动一次分裂。我路上遇到他时，也对他说过，这样也好，叫做“急流勇退”，以后你就知道了。他大眼睛往天上翻翻，对我点了点头，没说话，可能有点抑郁。但他其实已经体会到了一种解脱，只不过略有些空虚、惆怅。　　
　　他笑道，你也深知情感的“形式”呢。　　
　　时间已经不允许再交谈下去，原准备听范公望谈孔斯坦、杜威，也只好作罢。至于史宏如何夜晚去看望宗进庭，似乎也不必听了，范公望也不会说，就任其湮没在历史的浑水中吧，在这一点上，他们也处在相同的感觉上，保持着一种“形而上”的品位。范公望同样兴味已过，似也觉得累了，于是两下告别。他几乎是强人所难地跟范公望借了一本书，一九三八年上海复社版的《西行漫记》，他再三保证完璧归赵。　　
　　回家路上，他不无痛惜地感到，史宏在他心中已经远去，以至于面目模糊。他不想再见到这个学生了。可是史宏对于他是很重要的，他不愿意忘记史宏为他所做的一切。这令人有点伤感。　　
　　乔丽还没有回家，他捅开煤炉，准备弄晚饭。一边就无聊地在桌上丢起一枚铜钱来，丢了六次，用笔记下，得出一卦，一查《易经》，是“无妄”卦。他猛然想到“无妄之灾”这句话，心头一惊。　　
　　但《易经》却认为这一卦总的说来是“元，亨，利，贞”，吉利之卦，只是有个条件，就是如果行为不正，轻举妄动，就会有灾难，不利于有所作为。反过来说，只有守正，才能避灾，才能得到吉利的结果。这些话说得似乎“唯心”，但又有一半的真理，让人狐疑。　　
　　往下看，《易经》又深入一步说，灾难是随时会有的，不要以为总是好事在等着你，一方面你正心诚意、不轻举妄动，就会好，另一方面即使你心诚意正、并未轻举妄动，也仍然可能有麻烦，这就是“无妄之灾”。　　
　　“无妄之灾”原来的出处原来在这里。是说世界并不总是有序的，并不总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就是那另一半的真理，是人们往往不愿承认的，而《易经》却能直面这种严酷的事实。真理就应当具有这种坦然面对的本色。　　
　　这样读来读去，到最后，《易经》其实没有给你一个确定的答案，只是给你提供了许多不确定的可能，启发了你的辩证思维，让你能看到事物的正反两面，估计到好坏两种前景。　　
　　眼前运动，两边仍在较量，争取各自的前景，奔向最后的结局，依然符合几千年前古老《易经》所体现的辩证的与不确定的原理。　　
　　难怪黑格尔的思维是颠倒的，他说现实是理性的感性显现，好像存在着一成不变的天上的理性，地上的历史不过是这一理性的不断显现和证明罢了。　　
　　《易经》给出了六十四卦，以说明天上人间的规律性的东西，有包罗万象、言必有应、应答如响之妙，这岂不正是黑格尔的“理性”？又岂不正是儒家的“天命”？　　
　　当然，黑格尔要年轻得多。《易经》作为哲学的诞生，而且如此深刻、成熟、丰富，早于古希腊哲学六百多年，至于十九世纪的黑格尔更是晚辈后生。但创造了《易经》的民族，当八国联军和日寇入侵之时，却被当作牲畜一样屠宰，这确实是对西方海盗文明的一个不可忽略的注脚。　　
　　无论是黑格尔的“理性”，还是儒家的“天命”，都是看到了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一些辩证规律在自然与人间的存在，好像是至高无上的主宰。而其中含有的变动不居、相反转化的原理，《易经》对此表达得极其生动、十分明显。　　
　　“文革”目前流传的“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这句不平常的话，毛主席给红卫兵造反派们壮胆打气的这个思想，可以说，其渊源即在《易经》之中。《易经》不承认任何一成不变的东西，“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本来，马克思主义作为革命学说，其哲学之根，有一条就在人类古最老的辩证思维之中，而中国的《易经》正是人类最古老辩证思维的一个突出代表，中国人民接受马克思主义，有其自然而然的一面。　　
　　千百年来，人们在解释儒家的“天命”时，却往往去掉其中含有的革命论的核心（不能想象指导一个人口众多的民族达几千年之久的学说中一点也不包含革命论成份），把它弄成了禁锢思想的东西，每当说到“天命”，就理解成凝固不变的东西，以至于神化它、敬畏它，这是不对的，恰恰是违背《易经》思想的。　　
　　孟子的“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还有“诛独夫不为弑君”的变革思想，就鲜明地抓住了传统“天命论”本义中所含革命性的一面，从而在历史上起了积极的作用，这才是深得、真得《易经》之理。　　
　　所以，可以断言，做皇帝的大体不会喜欢孟子。就连比较喜欢他的文章的读书人，比如给《孟子》作注的程氏弟兄，一方面看出孟子的“英气”，一方面又把这视为“圭角”，也就是“头上长角”，所谓比颜回差些“浑厚”，比孔子差些“含蓄”。但他们也知道，这之间本来就是不可调和的，“才有英气，便有圭角”。既要英气，又要无圭角，是不可能的。终于也没有拿出办法来，只好责怪说“英气甚害事”，实际上就是主张去掉这“英气”，也就终于走向保守，泯灭人性，成为奴才。他们说，《孟子》一书，“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养性，收其放心”，这就是有意磨灭孟子思想的革命光芒，这样以偏概全的注解孟子，封建统治者看了是高兴的，这就是程朱理学作为统治者帮闲的要害和秘密所在。他们违背了《易经》，虽然他们是解读《易经》的大专家。　　
　　历史上孟子式的“英气、圭角”，与孔颜式的所谓“浑厚、含蓄”，跟眼下造反与保守的对立，岂不有着相似相同？看来，几千年来这样的两面，已经深深化为中国人的性格类型。用黑格尔的语式来说，作为“理性”，它们将不断在“感性”即实践中和人的身上显现出来。而眼前的显现则是：我们人数众多的国民同胞，因为“文革”运动，而分成了两部份，一部份被称为“保守派”，他们确实有似孔子为代表的“礼”的等级观念的捍卫者，一部份是“造反派”，发扬着以孟子为代表的民本思想。荀子虽然主张“性恶论”，对立于孟子的“性善论”，但在民本思想上是一致的。　　
　　思考到此，真是打通古今，洞察幽微，心情畅快。从范公望那里带回的一肚子闷气，这才一扫而光。　　
　　晚饭时，他把刚才打得“无妄”卦之后的所学所得，比划着讲给乔丽听。她是学医的，他总是担心她听不懂这些东西，所以尽可能深入浅出。但乔丽听懂了，而且向他提出了一个问题：孔子孟子原来有这样的不同，为什么合称孔孟之道呢？　　
　　这问题提得好，他认为有三种情况：以读书人变成的官僚，如果是明白的，则是故意含混；以不读书人为主体的大众，是难究底细；那些虽读书，而且读得很好，却无权势的人，是话说不到庙堂上去，只能成为在野的清谈。所以，千百载而下，孟子被连接在孔子之后而成孔孟之道，并且被强调那含蓄、顺从、保守的一面，所谓的孔孟之道成了奴役人民的思想文化工具，而人民则越来越孤独、冷漠、痛苦，弄得旧中国的情况正如鲁迅形容的那样，成了一个万难破毁的铁屋子，等级森然，高度稳固，却到处写满吃人二字，就是说，人的能动精神，民族的活力，被这样地扼杀了，人成了祥林嫂那样的，只有眼珠间或一轮，还能说明她是个活物。金元灭了宋朝、清军扬州屠城、帝国列强瓜分、日军南京屠杀，人民就像麻木了一样失去抵抗能力，因为强者就是统治者，而对统治者是不能反抗的。　　
　　其实，孔子并不一味顺从，他说过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这不是很有原则、很有骨气吗？孔子偶尔还有骂人的时候，比如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就是说，你如果不施仁政，人心就会失去，这时候你强调等级秩序、你摆弄多少歌舞，又有何用？孔子这不也是一种“英气”？头上也是长角的，只不过很少表现或表现得不强烈。孟子呢，直截就有点像现在的造反派了。但人们一般不会像我这样认识孔孟。日本武士道源于中国孔孟之道，人家就是发扬其“英气”，以至成了狼，我们是倡导其“含蓄”，压制其“英气”，以至成了羊。　　
　　鲁迅说，孔孟之道被靠它混饭吃的人解释成奴颜婢膝、献媚帮闲的东西，正中了统治者的下怀，受到赏识、推崇。中国民族的心，有些是早给我们的圣君贤相武将帮闲之辈征服了，宋以道学替金元治心，明以党狱替满清箝口。人民被奴化到伸着脖子挨杀的地步，还没有被杀到的就站在一旁伸长脖子做麻木的“看客”。鲁迅的幽默多么深刻而痛心！　　
　　你想写关于这方面的文章吗？　　
　　不写。我是“述而不作”。　　
　　对！什么文章都不要写。　　
　　乔丽跟柳春芳在功名心上是不一样的，虽然她们都是女子。她更爱乔丽的这种淡漠之心。乔丽在出事之前原就是这样的，从来没有在这方面怂恿、要求过他。　　
　　幸福跟幸福是不一样的，而不幸跟不幸大体一样。托尔斯泰的那句名言是可以这样颠倒过来说的。　　
　　第八章   有惧　　
　　一　　
　　一九六七年三月下旬的那几天，他这个名叫郁平的微不足道的人，又一次经历了自己似乎能理解、而又不能理解，虽然不能理解、却又能够理解的惊涛骇浪。那种主动投进历史波涛中去的人，是多少想要去改变历史，或是想嬉戏其间，他们是英雄，是冒险家，或是怀有一定理想，或只是胆大妄为，总之他们乐意如此，他们的感受，跟他将不会相同。　　
　　张大同派一个小伙子把第一期《红色造反报》的材料送了来。那小伙子中等以上身材，清秀、苍白，和气善良，但在神情态度上，有点低眉顺眼、不能正视，这是出身寒门、性格卑微的形迹。离开时，小伙子低了头走着，显现出一种历久的自卑和柔弱，但忽然有所努力地让自己抬起头来，姿态却不很自然，身子有点固执地歪着前行，也就走远了。他能理解小伙子表现出来的这种情况，那是内在精神世界的不自觉的反映，是一个人在让自己成长，就像受到遮阻的小草的努力生长一样。他问出小伙子是木雕厂的雕刻工，说他刻的山水小屏风，在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上是很好卖的。木雕下面能找得到他的名字：汪国维。手工艺品旁边就是出口机床，我们手工业小厂也跟重工业大厂一样能为国家创外汇，厂长感到很自豪。他问什么时候有广交会的？小伙子回答说，一年两届，一九五七年是第一年，出口了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解放牌汽车。他说，你比王国维只多了三点水，你知道王国维吗？小伙子说，在鲁迅的书中晓得有这个人，是个大学者，他的书，我一定是读不懂的。这回答使他十分高兴，他很喜欢这小伙子并且记住了他的名字。　　
　　小汪临走时问他什么时候能好？他是巴不得赶快脱手的，他说，我马上就弄。小汪说，我天黑以前来取。他说，要不了到天黑。小汪很满意，就走了。　　
　　他不觉就把门关了起来。他对着窗户坐下，面对着那一叠稿子，仿佛要责怪自己当时怎么就终于接受了这一可怕的任务的。他想象到了一切的后果。倘若有朝一日真的跟造反派“秋后算账”起来，他这个为造反派服务的知识分子，而且是为他们办报纸的，将要遭到怎样最沉重的打击！好像有一种不成文的、不言而喻的、天经地义的道理：最恨的不是那种“大老粗”，而是这种有文化知识的人！　　
　　是的，韩非早就指出过，“侠以武犯禁，儒以文乱法”，乱法与犯禁相比，其害不知要大多少倍。韩非是知识分子，他是为韩国以及天下的统治者着想的，而他的身份也是韩国贵族。没想到，这位老兄后来却在秦国被他的同学李斯给害了；李斯也是堂皇地站在国家立场，说是为秦国着想的。他们其实都是鲁迅说的“帮忙”或“帮闲”，互相也会杀起来的。这血淋淋的悲剧已经让人咀嚼体味了两千年，其中味道还正悠长。　　
　　而他，到时怎么辩白说自己并没有编报纸，而只是做了些技术性的工作，大约也还是绕不过去。他确实很后悔。他刚才怎么就接受了的呢？狠下心来，不顾情面，不守信诺，不接受，一推也就推掉了。什么叫错失良机？这就是！　　
　　然而，他并没有拿起稿子，走到“工红”去退给他们。他为了自己不做一个食言的人，他为了自己的一种心软，他还为了一种报答，竟也就拿起稿子看了起来，就好像明知万丈深渊，却跳了下去。　　
　　他虽然只负责技术方面的工作，但总得把稿子看一看，内容如何，这才能决定怎么安排版面，要不然，仅凭篇幅字数划版，一张报纸出去，岂不成了笑话？而且，报纸既然经了他的手，他又怎能不看内容呢？万一有“违碍语”或可笑的错误，日后他能说没有责任吗？　　
　　他是拾了一个烫山芋在手上了，丢不掉，还要吃下去。好在乔丽到厂里上班去了，到晚上才回来，要不然，乔丽知道了会说什么？肯定要责怪他欠考虑，至少很为这事担心。他不能让乔丽知道这事，他还是尽快把这活儿干掉、送走。　　
　　八开小报，容纳有限，这第一期的主要内容，看来是宣传中央文件。谭向东读过的那份中央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放在头版头条，占据左侧，题目竖排，用大字、红字。《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的“元旦社论”，并列头版头条，放在右侧，题目也是竖排，文章较长，转到第二版。《红旗》杂志的第五期社论《论革命的三结合》，放在第三版。“本报评论员”一篇大文章《回顾与展望》，放在第四版。三版四版的多余空白处填以两篇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报导，还有一首阶梯诗（歌颂红五星），一篇故事（写一个参加过保守组织的阶级兄弟如何“觉醒、归队”的），版子也就满了。　　
　　他把《回顾与展望》仔细拜读了一遍。作者用两条路线斗争这条线索，把亭州“文革”以来的总体情况、大小事件，理得很清楚，其中还提到“逮捕两名无辜师生的医校事件”，是“资反路线在亭州的突出表现，已经被永远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他盯着这句与己有关的话看了好久，想把它删掉，或者想让它能表述得婉约一些，但终于是没有办法，只好把它放了过去。在文章的“展望”部份，表达了对前途的信心，对人民解放军的期盼，隐藏在这种正面表达出来的信心和期盼下面的，就是前天那次“工红”头头会上的思想和心情，只不过那些话没有直接说出来，而是尽在不言之中。文章结束以独立一行写道：“这是两种思想、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大搏斗。共产主义是不可抗御的！”好像把所有的力量和千言万语都凝聚这两句中了。他估计，这文章肯定出于张大同之手。这位青年工人的思想水平、文字能力，都很强。　　
　　张大同的工作是很细的，送来的材料里，竟然还有不知哪里弄来的十多张划版纸。他也就在划版纸上最终完成了任务。这是一件不算费难的工作，让张大同做，当然也能完成，并且差不多也是划出这样的一个格局。但他们是认为他总要做得内行一些的。他赶紧把这搭材料收好，连同没有用完的划版纸，都卷在一起，用旧报纸包了封好，拿在手上，给“工红”送去。他不必等小汪来取，他不想让材料留在家中，甚至那空白的划版纸。　　
　　他拣了小路走着，也就走到工商联了，所幸并未遇到熟人，他走了进去。想不到大白天的他自然而然就走进“工红”了。走过一个长长的天井，首先到达一个能容不少人的会场，一排排的长椅，并无会议，只有少数工人或坐或站，在谈他们的话，也并不注意他的到来。穿过会场，他往里走去。里面又有一个院子，长两棵很大的桂花树，有一座太湖石假山。迎面是办公楼，两层，有几十间房，很讲究的小青砖砌成的，墙上爬满青藤，绿油油的一片，已经把上面的窗户都包围了。他找到楼梯，上了楼，一眼便看到“工红宣传部”，正好见到小汪从里面出来，但有几个人跟小汪激动地嚷着，坚持着他们的什么要求。他站住了，只等把手中东西交出，就好离开。　　
　　不料，小汪却指着他，对那些人说，正好，郁老师来了！不信，你们问郁老师！稿子是早已定好了，插不进去了，而且……。　　
　　那几个人就丢开小汪，对他嚷着，你就是郁老师？我们早就晓得你！报纸是在你手上编？我们有一篇重要稿子一定要发！说着就把一篇东西塞到他手上，你给我们看看！写的全是事实！很重要！　　
　　他不知道该说什么，这真是没有想到。小汪挤过来，推开那些人，从他手上拿过他们的稿子，塞回给他们，说，你们不要跟郁老师闹，他不负责审稿！　　
　　小汪这句话顿时成了一种提醒，他忙说，我不负责审稿，我只负责版面技术方面的工作。他忙把手中那个纸包给了小汪，说，都弄好了，都在里面。小汪就举着那纸包对那几个脸上激动得红红的工人说，看，都编好了，马上就要送排，除了张大同，谁都无权改变，这不是硬闹的事情！下一期再说，行不行？　　
　　不行！让我们看看！让我们看看！为头的两个工人却提出这样的要求。别的人也就附和，一定要看编好的稿子。小汪郑重地说，你们不要动手，由我给你们看！那些人一愣，立即答应了，并且就后退了一步。小汪就把那纸包打开，一份一份给那些人看，并且说，文章位置都摆好了。主要文章都是中央精神，次要文章都是有特别含义的，一定要发在第一期，明天就要出报，事关大局，不能改变！　　
　　那些人立即就通情达理，互相看看，说，好吧，我们去写大字报！走！　　
　　小汪说，我看你们等一等，这个大字报现在不能写！　　
　　但那几个人一阵风似的走了，剩下他和小汪。小汪对他抱愧一笑，说，工人就是这样。他们的稿子根本是不能发在我们这个报纸上的，他们把矛头指向解放军了！  　　
　　啊？！他吃了一惊。　　
　　小汪说，驻亭部队还没有出来支左，但也快了，这是关键时刻，再有理由也不能写这种大字报！部队有没有偏向，现在难说，我们要冷静、要争取！　　
　　小汪这话是对的，但他不想对此说什么，他含含糊糊点个头，说，稿子就交给你了，我回去弄晚饭了。小汪说，刚才我正要到你家去，谢谢你给我送来，节省了时间，我立即就到我们的印刷所去，刘济武说那里一切都准备好了。报纸要赶快出来！小汪说罢跟他握手再见，就急忙往回走，大约是到办公室里还有点事。他也就赶紧掉头下楼，离开这是非之地。　　
　　一路上，他不免把经过他手的报纸内容在头脑里又过了几遍，反复认定是没有问题的，似乎才完全放了心，但终于还是觉得做了一件让自己的心悬的事情，不免懊悔。他不该跟江进海林集走，不该旁听了“工红”的头头部会议，不该接受了编报纸的任务，不该真的就编起了报纸。他是早就想到过这些“不该”或“不能”的，但事实上还是跟去了、旁听了、接受了、完成了，这不是“陷进去”了吗？这正是他的弱点，他拉不开情面。他真佩服那种遇事能拉得开情面的、很死板的、能决断的人。他犹犹豫豫、模模糊糊，但后果真的到来的话，那一定是不容分辩、毫不客气的呀。这一切，他全知道，他全想得到，可是他还是照着不该做的做了。他把自己弄进了浑浊的水中。　　
　　乔丽已经回家，正在家里忙着。见到乔丽，心就往下一放，似乎他原来是不放心的。但乔丽对他的关注看来也不亚于他，问，你有什么事去的？他说没什么事。乔丽说，你有心事，一进门我就看出来了。这令他心中暗惊。是的，所担心的事情虽然还没有发生，也许不会发生，但内在的焦虑却是很大的，大约不觉都反应在脸上了。　　
　　回头再跟你说吧。他跟乔丽没有什么可隐瞒的，他打算告诉她；但小屋就这么大，门外随时都有人走过，说话似乎都不便了。那就等晚饭以后跟乔丽去散步，把一些事情告诉她，包括以前从来没有说过的、他的老家的那些可怕的事情。但饭碗才丢下，小汪来了，自行车在门口一停，站在门口，压抑着气喘，说，郁老师，还要来请你！他忙用手势制止住小汪往下说，走出去，把手放在小汪肩上，走出几步，低声问，什么事？　　
　　小汪说，我来带你去校对、清样，真是麻烦你了，要开夜车。　　
　　这是没考虑到的，还要亲自到印刷所去，而报纸起码校对三遍，才能清样，都是中央文件、中央社论、政治文章，不能有一个字的错误，需要特别仔细，也确实应当是他的责任范围。从时间上看，半夜能弄好就算是快的了。这跟他当初想象的不一样，当初只以为他们会把小样送到他家来，让他逸逸当当、也不为人知地在家里完成工作，哪里想到会这样急？简直是要他完全配合他们“战斗”的需要了。他犹豫着，甚至不快着。　　
　　小汪感觉到了他的心情，说，开始是两个排字工，现在又找了两个去，正在抓紧排字，工作起来是很快的，张大同也去了，让我来请你。　　
　　他的心又活了，他又不忍心不讲情面了，他做不出那种死板的样子来，他只有继续走进浑水里，毕竟这也不能算是掉进黄河洗不清，他确实只是在技术性的事情上帮他们的忙，而他们也不是在做什么不好的事情，况且内容主要是宣传中央精神、是没有问题的。　　
　　他答应了小汪，于是走回屋里，跟乔丽说，我还要去有一下事，可能时间很晚，要到半夜。你安心睡觉，把门关好。乔丽那一双黑眼睛望着他，好像在推测他是去有什么样的事，但终于是理解的，也是放心的，而且好像知道他去帮什么人的忙，她不反对他去尽自己的义务，至于这里面好像多少要有一点勇敢和神秘，那也是正当的和值得尊敬的。乔丽说，你去吧。　　
　　小汪在他身后，不免观察着乔丽的神情态度，大约竟起了一种敬意和感动，对乔丽鞠了一躬，说，乔医生，你放心，我一定负责把郁老师送回来！　　
　　小汪让他在后座上坐好，然后推动自行车，稳稳地做了一个前上车，骑了起来。　　
　　小汪带着他，穿过城市街道，骑向郊外，骑了好远，到了一个大工厂的围墙外面，就是重型设备厂了。立即就有一种实实在在的工业的氛围有力地裹挟了他，使他自愧平日处在虚无不实的“精神活动”之中。这里就是接纳乔丽当厂医之处，他心里起着一种亲切和感激。下了车，小汪跟门口说了一声，就带着他往厂里骑去，而道路却也宽大好走，两边绿化杂以高树矮树与花草。他们显然来到了工厂的内部深处，一大片空地，长着大树，只有两排简易平房，有两个窗户里透出了强烈的灯光，在外面的黑暗中开辟出一片光明。小汪说“到了”，就向那里骑去。　　
　　他们走进雪亮炫目的灯光里，张大同正在看一份小样，立即从坐着的地方站起来迎接他，握住他的的手，说，郁老师，难为你了！他说“不要紧”，就问小样有了吗？张大同说，边排边校，边校边排。他看到，有四个中年的工人正在紧张地工作，稿子拿在手中，在铅字架子面前熟练地找到字，并且放进手中的小木盒里，那就是在排字了。而所谓印刷机，就是比较原始的小机，一般只用来印刷文件、报表、票据之类的。印刷是要将纸一张一张地放上去、又一张一张地拿开去。如果套色，印刷次数就相应地增加，是很麻烦的，然而也只好如此。屋子里是他曾经熟悉的印刷厂的味道，那是铅字、油墨、机器、汽油、机油、纸张、用过的纱团发出的混合气味。　　
　　他对张大同说，让我来吧。张大同说，《回顾与展望》排出来了，我再看看有无修改的地方，看过后，请你再给我看看。说着就给了他两纸，是文章的前面几段，已经用笔略有增删。他也就坐到桌前，工作起来，他主要是找错别字，当然，也得留意有无病句和欠妥之处。报纸既然经了他的手，他也就不能睁着眼睛把那些问题放过去。　　
　　就那样，他在那里审阅着一遍一遍打来的小样，实际上是把即将印出的报纸重复看了多遍，真是一种既枯燥烦心又不能马虎大意的工作。小汪和张大同有事离开了，让他一个人静静地做他的事。到最后清样时，已近十二点。那几个工人在小印刷机那里忙着，准备印刷。他走出去，外面是沉静的夜，空气清凉新鲜，天上星星都大而且亮，灿烂星空笼盖人间。工厂一片沉寂。只见前面路上来了几个人，原来是头头们来了，除了张大同，还有刘济武、刘克成，此外就是小汪和另外两个工人，就是先前要求在报纸上刊登他们的大字报的，这才清楚，他们一个叫包吉，一个叫梅有韬，是刘克成厂里的。他们的大字报上了墙，只不过没有上大街，而是在下面写了“赤峰大队”四个字，贴在厂里的大字报专栏上了，刘克成知道后赶快派人覆盖掉，并且把他们臭骂了一顿。　　
　　头头们向他问了辛苦，热诚感谢，就都看那清样，说，像个报纸呢！然后便用感激的目光看他，好像一切都是他的功劳，好像一切没有他是不行的。　　
　　刘济武说起，他着人把旁边小学里的钱文山叫来说，报纸的事，今后就不要你管了，“工红”宣传部直接管。钱文山一听，当场就急得像小孩子一样哭了起来，用他那荷州口音说，我的文权！我的文权！那么大岁数的人了，为这事急得那个样子，真想不到！　　
　　工人们都笑了起来，他也感到那个钱文山好笑，只不过另有一种东西同时堵着心，因为钱文山是个“知识分子”，是他的同类，他没有像他们笑得那样快乐。　　
　　他提醒张大同在清样上签了字，这才觉得他的工作是最后地完成了。小印刷机格锒锒地响了起来，像奏出了悦耳的音乐一样。试印了一份，效果不错。大家看着，很满意，说明天一早就散发出去！　　
　　他这是跟工人们在一起“战斗”了，这让他的心暗自沉浸在一种特别的感动之中，虽然他的岁数比这些工人要大到十岁，他们之中最大的也不超过三十岁。　　
　　印刷工人在进一步检查机器，准备纸张，将进入大量印刷。张大同看了手表，说时间不早了，还有好远的路，国维，还是你送郁老师回去吧！刘济武说，走，一起到食堂里下面条吃，吃过再走！他说，肚子不饿，也不习惯夜里吃东西。刘克成说，那还是早点送郁老师回去休息，路上小心。　　
　　大家送他到印刷所门口，一一跟他握手致谢，小汪就用自行车带着他离开了。　　
　　他多时不见深夜中寂静的几乎荒凉的亭州小城了，而以前“遣返原籍”期间，因为申诉，却在夜间独行其中好几回的，留下很深的印象，总的也就是寂静与荒凉，灯光很暗或绝无路灯，百姓的房屋显得那么古老，有的极其破败，拥挤一起，也都好像睡着了。白天来到，人们从睡眠的房屋里走出来，人间的喧闹也就在晨烟中重新开始，一切都苏醒而生动了，今天与昨天连接起来，明天在今天的把握之中，于是就有无数执着的事情发生，而不考虑它们终将成为过眼云烟。想到人间如此“荒谬”，他的心不觉顿时淡漠到底，甘心着坠进虚无的深渊。跟着去为那份报纸忙了这半夜，可算是无意义中的无意义。　　
　　但努力蹬着自行车的小汪，一定决不是这样看的。小汪忠于自己的革命职责，要把他尽快而又安全地送到他的家中。他在心上倒觉得对不起这个小青年了。随着小汪轻轻一声“到了”，自行车停下，他站在了自家门前，他的思想回到现实之中，跟小汪握手致谢，叮嘱回头路上小心慢骑。小汪立即匆忙地走了，当然是回到印刷所去，这一夜是不会好好休息的。但小汪毫无倦色，勇往直前，正是一种“战斗”的激情，把青春燃烧着，像火光，复又照亮了他的心，让他不免自愧起来。　　
　　他轻敲他的家门。这薄木板的家门，作为一种防守，是多么无力，假如真有不法之徒想要破门而入，那是很容易的。环顾四周，家家莫不如此，有的门就是破木板钉起来、补起来的，而不觉得寒酸。人们白天都开着大门过日子，晚上都安然深睡。　　
　　门与屋相配，屋与财富相配。在街巷之中，从前富人家的高房大屋比之四周低矮的平房高出一头，日见显出文物的价值来。百姓们是没有多少个人财富的，但他们好像不在乎自己不富裕。他们每月从工作单位上能领到固定工资，而且达到一定工龄就可以升级，国家几乎不让他们有什么负担就培养他们的孩子上学或安排就业，他们的住房也总之可以依靠单位得到解决，医药费也是这样，这一切，就是他们的财富。你只要进了单位，成了一个有工作的人，即使只是一个普通工人，你很自然地就把自己跟整个国家联系了起来，有做了国家主人公的自豪感。所有人每天的工作都是为国家的现在和未来出力，所有青年人都随时准备听从国家召唤，哪怕是支援边疆建设。这一切的道理好像在于马克思揭示的劳动力的使用为私人资本增殖的那种剥削压迫的制度不存在了，人民都把国家看作自己的，同时也把自己视为国家的，而不觉得自己没有财富或者特别应当拥有个人财富。　　
　　千百年来个人发财的思想和渠道，正在这个国家社会里淡漠、消失。对于一般人们来说，经营之道的知识和能力也离他们越来越远，只有那些领导着和具体做着经济工作的干部、管理人员，还与此有着密切关系，担负着计划工作和市场工作，那是社会分工给予他们的职责所在。还有一些百姓被允许做某种小生意以养家糊口，比如卖某种小吃的人，卖某种手工制品的人，在家里做小糖到农村去卖的人，这些人口袋里的钱也许比普通百姓多些，但在人们眼中却比较卑微渺小，不把他们看作有钱人，反而看成比较困难的人，因为他们没有单位，全靠自己挣钱，也就意味着跟国家建设的伟大事业脱节，意味着没有依靠。　　
　　人们依然生活在一个一个的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里，到了一定年龄的人就要独立出去成立新的家庭，个人不是不需要财富，只是应当“摆正国家、集体、个人的关系”，还有树立“共同富裕”的思想。在单位上，如果一个人流露出个人发财的意识，大家就觉得这是很可鄙的，如果去做了，就会受到一定批评或打击而不会有人同情。社会就这样趋向平等并且反映到人们的精神风貌上。这是社会的主流，也是它继续巩固和加深的方向，并且抑制与阻止相反的倾向。这一切人们已经顺从和逐步习惯，平时已经很少想到，就像鱼儿在水中却没有想到水一样。　　
　　毛主席共产党建起来的这个国家社会，就这样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社会完全不同，可以说与几千年的旧世界划清了界限。由于“跨越了资本主义阶段”，在一穷二白基础上实行社会主义的原则，是有范公望尖刻所说的“乌托邦”的味道的，但已经是一种最基本的社会秩序，自然、朴素、现实，没有矫揉造作之处，凝聚了人心，符合人口众多的国情，也符合“不患贫，而患不均”这一古老的社会安全思想。　　
　　占人口大多数的人民按照这种现实来要求自己、要求一切，所以他们对一切特权现象都不满，他们理解和拥护“反修防修”，并且敢于“造走资派的反”。这就是人民如此积极参加“文革”的最内在的原因、历史深处的“秘密”。“文革”，就像是国王发动的平民的造反。　　
　　毛主席一再警告的那个“很容易”的，像苍龙一样被缚住、抬不起头了。但“文革”这一场搏斗仍在进行，范公望手握一卷《形式论纲》冷眼旁观，有时还出来进行某些活动；他则刚刚为《红色造反报》出了力。　　
　　他心中一阵激动，感到自己从十七岁投奔新四军盐阜师范至今，在思想上是坚定、没有改变的。这对不对呢？这还用怀疑吗？当然是对的。　　
　　正是春二月最好的气候，不冷不暖，似有若无地飘逸着香气，有时猫儿会冷不防地在某个屋顶上叫了起来，因追赶而把屋瓦踩得一片响，却使得夜更深、而睡更香了。　　
　　乔丽睡意朦胧给他开了门，又躺到床上，侧卧朝里，很香地又睡着了。春天是最睏人的。他把自己放倒在床上，立即忘掉一切，沉入睡眠。　　
　　早上他醒来时，乔丽已经上班去了，给他买好了豆浆和两个烧饼。他把豆浆用酒精灯烧沸过了（做医生的家里就有酒精灯，做工人的家里往往都有扳子锤子一类的工具），吃着烧饼，慢慢体会忽然而有的一种异样之感，于是豁然明白：那是因为他跟乔丽晚上无言自睡，早上不辞而别。就这么一点点生活中的异常，也引起了心理上的反应。到将来岁数很大时，怎么行呢？人是可以变得这样脆弱的么？一九五九年他出事以来，还有乔丽出事以来，他们那样艰难的日子，各人都独自地过来了，哪有这么娇贵？而他跟获释的乔丽重新生活在一起才一个月还不到，心理怎么一下子产生了这样由强到弱的变化的呢？是的，他对于重新聚首的生活是很珍惜的。　　
　　他不想出门。至于学校，去了也是白去，假如有事，会有人来通知他的。所以，他也就把自己关在家里看书，“遗世而独立”了。他想到那份小报，似乎害怕看到它在人们手上的出现，而这时它一定已经在“工红”门口散发给群众了。　　
　　“这是两种思想、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大搏斗。共产主义是不可抗御的！”　　
　　张大同文章最后的这两句话，又在他心中读出。其所含之意确实很多，它将像重锤似的打在读到它的群众心上，让他们产生某种强烈共鸣，以至昂起他们的头颅。这句话是从他手上发表出去的。假如这是在法国大革命的年代，一旦反复过来的贵族势力，是不会放过他的，会让他上断头台！那么他将如何？他是感到骄傲自豪，还是感到不值得？但他的头颅是要在断头台上掉下来的，他的血将加入那历史的殷红的颜色中去！　　
　　他的眼睛潮湿起来，一种历史的深沉的东西刺激着他的心。　　
　　六月革命侵犯了这个秩序。六月革命罪该万死！　　
　　秩序！——这是基佐的战斗口号。　　
　　秩序！——他所发射的霰弹在炸开无产阶级的躯体时这样轰鸣。　　
　　巴黎工人被敌人的优势力量镇压下去了，但是并没有向他们投降。工人被击溃了，但真正被打败的是他们的敌人。暴力取得暂时胜利的代价是：二月革命的一切幻想和空想的破产，一切旧共和政党的瓦解，法兰西民族分裂为两个民族即有产民族和工人民族。三色旗的共和国今后只有一种颜色，即战败者的颜色，血的颜色，它成了红色共和国。　　
　　秩序党获胜了，它已经全权在握了，——现在，不免要显示出它的本质了。　　
　　梯也尔说他，“将手持法律走进巴黎，迫使那些洒流了士兵鲜血和毁坏了公共纪念物的恶棍们抵偿自己的罪责”。　　
　　他乱乱地翻看着马克思的有关著作，好像要从经典中为现实找到某种现成答案或预见似的，不断地为这些饱含情感、深刻犀利的词句所激动着，紧张着。这些词句当然不能简单用来看待眼前现实，“文革”作为自己发动的内部的政治运动，跟历史上的法国革命不可简单对照，但他还是感到隐含有一种“形式”上的相似之处。范公望把“形式”二字打进了他的脑袋。　　
　　“于是我们高呼：革命死了，革命万岁！”　　
　　马克思写下的这句激情澎湃的话，实际上说出了革命的结局，那就是失败。“万岁”的意思，大约有两层，一是革命总之是推翻了旧的统治，推出了一些新的精神，社会再也不能回到旧的情况上去了；二是革命虽然失败，但革命的思想却传播下去，只要有革命的任务提到历史的面前，革命必然再度发生。　　
　　“文革”这一特殊的“革命”，在本质上、在现象上，也是这样，工人头头们也意识到了，不能想象只通过一次“文革”，那些所要实现的“反修防修”任务就解决了，只能说是通过这一次巨大“演习”，在实践的意义上第一次提出了这个历史任务，而人们也在这个任务面前表现出了不同的立场态度。这个“演习”触动了社会深处的某些真正的东西，所以让人体会到了严重的意味，比军事演习闻到的硝烟味道更为深烈而真实。但毕竟是“演习”，这些闹革命的人们，即“革命造反派”，即使今后命运多么不好，也总不至于像巴黎公社的社员们那样，被集体枪决在拉雪兹神甫墓地。毛主席会来保护他们的，毛主席总是不让资反路线来打击他们。当他们唱着或者听着“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主席”时，每每含着热泪，这也就是其中的原因吧？　　
　　他就这样乱翻着书，乱想着，在屋子里把自己关了一天。他要“与世隔绝”，却这样在词句上和思想上跟现实发生了最紧密最紧张的联系。　　
　　二　　
　　下午，看书累了，他出去散步，把身体和脑子松动松动，顺便也买点什么，晚上吃。他在街上走了一圈，没有看到新的动向，也没有看到人们的异常。他庆幸没有遇到什么熟人，特别是造反的学生、工人，因为他似乎不想知道他们的任何事情了，也不想跟他们再有任何的关系；他因为没有看到一个人手里有那份小报而感到些放心，好像那是不存在的。灵魂在内心深处收缩和躲藏着，就像一条虫子要躲进自己的壳中去一样。他知道这是可笑的、没有用的，但他阻止不住内心的这种很不高明的蠕动。这街上，有谁能从他安闲的外表，看穿他的惶惑不安的内心世界的呢？他倒希望有这样的一个人来给他以深刻无情的解剖，有一个拯救他的法子，让他决绝一些。也许，范公望有这个能力，但他没有在范公望面前暴露过什么，他倒是大谈过自己坚定的信仰，但不等于说有了那信仰就没有这些懦怯的思想活动，因为他也能感到一个人造反之后所会感到的那种压力，而且他还有他的更具体些处境，他觉得他随时会被人看得很可疑，而一切的自辩都是没有用的。所以就连范公望，也怀疑于他的真实。只有组织上还他以清白的那一天，他的灵魂才能得到安宁，他的头才能自然而然地抬得起来，而不必戴着假面似的故作镇静，不必害怕被人推下什么泥坑似的提心吊胆。　　
　　他暗怀着一种希望，一种人之常情，也就是盼着运动的早日结束和正常秩序的恢复。“工红”式的悲观情绪虽然不是凭空想象，但运动的结束不会以那种情绪为转移，而只能注意到、照顾到那种情绪的存在，以便把工作做好（折中主义）。另一方面，他相信，运动的结束也决不至于需要基佐、梯也尔用铁血来涂污历史。在法国的一七八九、一八四八、一八七一年，是明摆着的阶级斗争，而“文革”，虽也说是阶级斗争，毕竟规定了方式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并且有着毛主席党中央以此为原则的领导，铁血的收场是不可思议的。如果哪里出现铁血事件，那一定是局部的、不正常的、违反“文革”要求的，会遭群众反对，也会被中央纠正。　　
　　亭州人晚上常吃的小菜如熏烧之类，饮服公司的小店早早地就开门售卖了，他买了一些。那卖熏烧的青年似乎认得他，说“是你呀”，顺手就给他剁了一块好的，而且份量上很足。他心想，这青年必定是参加了“工红”的。他无法拒绝，而接受了这小小的好处。另外又到做小生意的私人家里，买了一包油炸蚕豆瓣，到国营的酱园店里买了几块香干。往回家的路上走，心情散漫而轻松起来。　　
　　到十字街口时，前面被站着的人们堵住了，好像发生了什么事情。走近一看，一支解放军队伍正在通过大街，他们一身新军装，红五星，红领章，没有带武器，步伐齐整，动作一致，手举《毛主席语录》小红本，一边行进，一边有节奏地向两边群众挥动着，而且雄浑地唱起《毛主席语录歌》来：“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群众自发地鼓起掌来。他的眼睛一下子就湿润了。　　
　　他想起了一九四九年在丹阳见到的解放大军入城仪式。傍晚夕阳在战士的刺刀上燃烧，战士的脸庞都如紫铜的雕塑，武装齐整的队伍如同钢铁洪流，肩上的枪支如同移动的森林。那时他欢欣而又羞愧。他没有成为这铁与火的大军里的一兵，但他本来是可能成为那随军而来的工作队里的一员的，他看到了队伍里那些随军的男女知识分子，不胜羡慕。历史曾给了他时间和机会，可是他因病失去了，他虽不愿落伍但成了一个落伍者。好在当时的丹阳军事管制委员会及时给他指引了方向。　　
　　军管了！军管了！人们这样说着。收了！收了！他的心里这样下着判断，感到一种欣慰。政治家多么熟练地运用着“形式”啊，一九四九年军管，一九六七年又是军管，军管就是政权的特殊“形式”。　　
　　他似乎很想找个无人的地方痛快地哭一哭，为了历史，为了现实，为了现实中又出现历史，为了历史又在现实中出现，而他似乎总是做着一个旁观者，一个在其中沉沉浮浮、立足不住的人。他抓不住任何东西，某种不幸却随时可能抓住他；他侥幸苟延而不至于毁灭，然而他尝尽了痛苦的滋味。别人的命运虽也不见得都好，但他的命运为什么就这样差的呢？他像被一根绳索牢牢地綑住了，却又不至于綑死。这是永远也弄不明白的。他只明白了自己是芸芸众生里的一个，但他好像还看重自己，好像总是处在一种等待的状态之中，这支撑着他，有点可笑，但自己不觉得可笑。大约也不是因了什么“天生我才必有用”的高人一等的信念，只不过是作为一个人的本能罢了。他走到小巷深处一处前后无人的墙角，让自己把眼泪流了出来。　　
　　旧市委门口掛起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亭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的牌子。两个战士手持《毛主席语录》小红本在门口站岗。他有意从那里经过，并且凝望了一眼，心头热热的。　　
　　乔丽下班回家了，洗了手和脸，所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军管了！他说，是的，我亲眼看到解放军从街上经过，亲眼看到市委门口掛上了军管会的牌子。乔丽说，这下子好了，运动要收了。他说，是的，要收了，革命退潮了，要恢复正常秩序了。有许多事情，需要社会相对安宁，才有解决的可能。　　
　　吃着晚饭，享用着亭州的小吃，门关着，窗子撑开着，电灯亮着，美丽的妻子坐在对面，听他发表宏论，斗室虽小，却觉得并不缺少什么了。　　
　　乔丽只吃了一点，就放下了筷子。他诧异地望着乔丽。乔丽坐到他身边来，抱着他，说，我可能有了。他放下筷子，抱住了乔丽，二人久久地无言地互相抱着。乔丽啜泣了一声。他抚爱着她。好像千言万语都在手对身的抚爱中传达着，而乔丽也就得到了必要的安慰，领会了他对她的内疚和感谢，共同明白这正在形成中的小生命对于他们的重要。他觉得了小屋的狭小、简陋和压抑。他说，我们出去走走吧。　　
　　夜晚的亭州照常是宁静的，偶尔的自行车铃声在远处的响起，都显得突兀，耳朵不由得关注着它的渐渐消失，心也就安然返回到四周的宁静之中，享有着它。即使是主要的大街，到九点之后，也就行人稀少了，更不用说周围的街巷，那是早就安宁了下来的。东西方向的国道线在城的北郊，南北方向的国道线在城的东郊，小城的工厂区划定在西部、北部和东部，至于交通河道，也处于西郊和北郊。因为这一切，亭州城里极其安静，亭州人耳朵里听到的最大的声音，莫过于城郊“华泰纱厂”早晨的汽笛声，像一条老牛，突然吼起，尽量悠长不止，响彻全城，亭州人把这当作美妙的晨曲，知道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他和乔丽在宁静无人的东门大街上走着。这是一条老街，如果一辆卡车通过，那就很妨碍行人了，并且震动两边人家的房屋。路面是早已破碎零乱的石板路，隔一段距离就会有一口水井，在街边凹进去的地方，占了两间屋的地盘，两边的房子让着它，尊重它作为至今使用的公共水源的存在，这情况说明着这条路的古老。据说明代以前东门大街是亭州最繁华地段，两边都是大宅红楼，后面是私家园林。明将徐达、常遇春一把火将这条著名大街烧得精光，只有石板路没有烧掉，至今两边就是后来搭砌的低矮的平房了，再没有兴旺起来。《水浒》上写的梁中书居住的“东门大街”，就是对元代这条大街的写照和纪念，因为施耐庵很熟悉这条大街。施耐庵白驹人，与朱元璋的对头张士诚同乡，白驹属亭州东海之地，以盐业著称，为亭州所辖，亭州是东都名城。　　
　　乔丽轻轻依偎着他，他们慢慢地走着。他把亭州学者这一很认真的说法讲给乔丽听。他说，你感到没有，你听我说了这些之后，现在，四周的一切和脚下的路，就不是跟我们隔膜无关的了，我们已经知道它们有它们的历史和生命，有它们的呼吸和存在，行走其间的我们好像得到着一种深沉无言的滋润和关心。这就是人间，人间是需要历史的。历史，哪怕是传说，都是生命的源泉。这无形之中的源泉，谁能肯定它不会传达给正在母亲怀中的小生命呢？包括正在天上照耀我们的星辰，都不会对我们是没有影响的，所谓生辰八字的道理，就在这里，不过那几乎是不可知的。我们总之是处在天地之间，“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生命和思想跟宇宙怎会没有交流？我们很少去思考这一点，也很少抬头遥望，但这对我们其实很重要。　　
　　乔丽叹息了一声。于是他滔滔不绝讲了下去。乔丽素来是他最好的听众，命中注定更多地要用耳朵了解和接受他这个人，自从归来团聚，好像更自觉地把自己摆到了这个位置上。他们的幸福，现在很大一部份表现为他的讲和她的听。而他，作为一个“述而不作”的人，总是有说不尽的话题。现在，他把他最近以来的所学所思都讲了，也就讲到了对“文革”的理解，对形势的分析，讲到马克思写法国革命的文章，最后讲到他对自己的分析，形容自己一半是革命者、一半是庸人。　　
　　乔丽笑了起来，说，你对自己要求太严格了，其实每个人都是这样，一半想要做什么，一半又没有信心。他高兴地说，你进行了抽象，上升到形式了，把静止的变成了活动的，把判断变成了描述，把完成时变成了未完成时，说得太好了！乔丽说，我随便一句，你发挥出这么多，做教师就练了嘴皮子。他说，那也不一定，茶壶里煮饺子倒不出来的教师，何止一个，叫下面的学生为他着急。　　
　　他们在最宜人季节的最宜人的夜晚，又轻松又愉悦、东拉西扯地说笑着，走到了市委前面的那条“府前街”。军管会大门敞开着，门口依然是两个站岗的解放军战士，而旁边的看守所的门是关着的。他说，宗进庭和一些干部还关在看守所里呢，什么时候才把他放出来呢？乔丽拽紧了他的膀子，把他往路边拽，意欲快些离开，她本能似的害怕这地方了。他们就折向往南的一条路。于是发现了墙上的三份布告，都是大铅字印刷。一份是《中央军委命令》，上有毛主席批语：所定八条，很好，照发。　　
　　他看了一下，是一月二十八日发出的，已经两个月了，部队现在将它公布了出来。内容一共八条，那头一条的头一句话就让他困惑：“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和团结大多数，”那么，所谓“真正的”，标准是什么呢？就亭州而言，军管会是认刘克成他们为革命派呢，还是认陈安国他们为革命派？还是认双方都是革命派？这是一个很现实的疑问。　　
　　而头一条的后面两句话，则令他胆寒：“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这一类的话，“文革”以来一般是保守派用来威吓造反派的，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总是有利地站在权势一面的，而造反派却从来不用此类语言针对保守派，好像知道自己天性就不去靠拢权势，也就无法用那个来吓唬人，而像他这样的人，一般现成地莫须有地就是这种语言所指的对象，所以他只要一听到或看到，就困惑、就害怕、就反感，并不是他认为不应当对反革命之类进行专政，而是这种专政不知为何总是会对他形成了压力。　　
　　八条命令的其余七条，基本都是针对军内单位的，提出了严格的要求，但显然也适合于地方，比如：不允许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　　
　　八条命令里，那第一条与地方的关系最直接。现在把这份军委命令公布出来，当然意味着这是在亭州实行军管的依据，文件开头就明确说了：“军队必须改变过去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规定”。这份命令，总的精神是对运动有所规范和管束，是对“文革”中群众的某些不正确行为有所纠正。那么把这精神用到地方来，将如何执行呢？　　
　　然而，其第八条却又是耐人寻味的，说：“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用毛泽东思想严格管教子女，教育他们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认真与工农相结合，拜工农为师，参加劳动锻炼，改造世界观，争取做无产阶级革命派。干部子女如有违法乱纪行为，应该交给群众教育，严重的，交给公安和司法机关处理。”难道以上所说的一些不正确行为倒与高级干部的子女有很大关系么？从前后文的联系看，好像是有这回事。　　
　　无论你怎样理解，总之是有一种管束的要求，以至一种肃杀之气，从这份命令上扑面而来。　　
　　另外两份布告，一个是军管会一号《布告》，主要是说遵照中央军委命令和上级指示，驻亭部队司令部决定，自某日起对亭州军事管制，军管会下设革命委员会、生产委员会、办公室。一个是军管会二号《布告》，是宣布对公安局、检察院、法院、邮电局、广播电台、交通局、人民银行、华兴机械厂、亭州电机厂、纱厂、布厂、重型设备厂、电子仪器厂、粮库、电厂、水厂等单位实施军管。　　
　　面对三份布告，除了一般会有的紧张之外，更有一种特殊的紧张，像一股寒雾笼罩了他们，不因为别的，就因为他是背着“历史问题”的，而她是“监外服刑”的，他俩都不能算是普通正常的百姓，跟“反革命”之类的距离很近，用亭州话说，特别应当“缩缩魂”。而重型设备厂是军管单位，对乔丽不会有什么妨碍吗？她还能像现在这样平安无事吗？这也不能不担心。　　
　　他们无言地走了一段路，脚步不由得是加快了的，好像要逃离身后的某种危险。他们无心再在外面走了，回到了屋里，关上门，坐下休息。乔丽依偎着他，好像怕被重新抓去劳改。过了一会，他们才从某种阴影和压抑下挣脱出来，能够活动了，乔丽站起来，调了两杯温开水，两人喝了。他笑道，我们好像有点紧张。他觉得自己笑得有点惨。他认为还是应当放松些的，所以他要努力地笑一下。乔丽坐到他身边，说，是有点紧张，不知为什么。他说，我们是身上有问题的人，要“缩缩魂”。他又笑了一下。乔丽也笑了一下。　　
　　某种比较严重的可能性，越来越明白地来到了他的心间，也许是要做些准备的。回顾下午看到部队时的那种激动、欣慰的心情，真好像有点不可思议了。就连乔丽，本来不也对实行军管很兴奋和赞成的么？怎么一下子又害怕了起来？到底哪样是对的呢？怪都怪自己的情况有点复杂。有一条“毛主席语录”说，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他和乔丽应当是属于人民大众的，但他们现在的情况，确实又有可能会被看作在这个范围之外，或者是在“边缘”上。他笑了起来。　　
　　乔丽问，你又笑什么？他说，你看我们是属于人民呢，还是属于人民的敌人？乔丽说，属于人民，我们一直属于人民，我们本来就是人民的一分子，但发生了特殊情况，就一半把我们当人民内部，一半把我们当人民外部，这就是我们的处境。　　
　　他夸赞她有幽默感。他分析说，当别人这样看待我们时，他们自有他们的道理，他们甚至还会认为对我们是很宽大、很客气的呢。好在我们自己没有失去信心，但我们是站在有点危险的“边缘”上，要忍受一些可能发生的事情，要耐心等待有正确说法的一天。　　
　　乔丽看着他，他深入地说，一方面运动能促进一些问题的解决，另一方面运动也是最乱的，我们不能只接受好的一面，不接受不好的一面。没有运动，我的问题就不会有现在的突破性进展，但运动却已经让我坐了两回牢；虽然让我坐了两回牢，我却不但不想怪这个运动，还对这个运动有好感，因为这个运动的本义不但不是要拿我坐牢，并且是反对这样做的。运动中拿我去坐牢的，正是坚持运动以前的不正确的东西，来对抗运动所主张的正确的东西。拿你来说也是这样，没有运动，可能就没有削减监狱的事情，这也是突破性的，你也应当感谢这个运动；但你回来之后，处在“文革”当中，可以说随时都可能受到无理的渺视和欺侮，会使你在某些方面比在农场还难受。是不是这样？　　
　　乔丽点头，能理解他说的这些话。但又担心地看着他，不知道他还会说出什么来。　　
　　他觉得是时候了，他应当把他从前的事情，原原本本都告诉她，也需要把运动中的复杂情况告诉她，以防万一发生什么事情，好让她有个思想准备。　　
　　他说，以前一直想告诉你，但一直没有机会告诉你，就是关于我的历史上的事情，还有我的哥哥的事情。我的历史上的所谓告密，到底怎么回事，这个你已经晓得了；还有一件事你不晓得，就是宗进庭为什么要把我往死里整？他弄得我家破人亡还不够，又借着这次运动的机会，打着这个运动的旗号，两次把我投进看守所，如果翻不过来，那是要算数的，因为那是政府行为。宗进庭跟我这样有仇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以前我不敢告诉你，没有把这个底说出来，是不想让你晓得那种可怕的事情：一九四六年，我拿枪打过他！那颗子弹是很有可能就把他打死的。　　
　　乔丽惊得站了起来，瞪着他。他拉乔丽坐下来，把他被卷进除奸队的情况具体地告诉了她。虽是自己的事情，说来还有点惊心动魄。　　
　　他怎么知道除奸队里有你的呢？惊魂稍定的乔丽问他。　　
　　也许他以后从什么途径听说了。仅凭这一条，他就要把我恨个洞！何况他另外还有个心病。所以，他几乎是本能地不能见到我这个人。如果见到了，而且无可回避，他就会巴不得我这个人从他眼前消失，他会抓住机会来实现。他果然有了机会，一九五九年把我查了下来，接着利用你出事，把你送得远远的，可算是打扫得干干净净！在我的努力和人们的同情下，我回到亭州苟延残喘；但运动来了，又成了他的机会，他立即就又下手，毫不留情，毫不犹豫，而且是在最新的最正当的理由之下！　　
　　乔丽深叹一口气，问，那么，你说他还有另外的心病是什么？　　
　　这就是要告诉你，而一直不想告诉你的另外一件事：我的哥哥，那样年青、有才华、有前途的哥哥，是这之前，宗进庭作为一乡的领导人，领着“除奸队”从我家抓走、在野外打死的，而且至今不明不白，永远不明不白了！　　
　　啊！乔丽扑倒在他的身上，簌簌发抖。　　
　　他就把他哥哥郁富当时的进步情况说了。宗进庭会认为我拿枪打他是趁机要为哥哥报仇，我是他的仇人，他也是我的仇人，他这么看，所以他屡屡要对我下毒手。　　
　　乔丽真是听呆了，默默地坐着，回味着他说的这一切，流起了眼泪，说，我以前再怎么会想，也想不到你的身上会有这些可怕的事情。他说，是的，我也想过，我既然是从那样复杂的情况里出来的，就不该选择你做我的妻子，因为你是纯洁的，你没有必要知道这些，历史的污泥浊水不应当泼溅到你的身上。可结果呢，还是让你也成了牺牲品！你的不幸，归根到底不是因为你自己，而是因为我！乔丽，我早就说过多次，我真的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是很深很深的！也可以说，我欺骗了你！　　
　　乔丽俯伏到他的身上，说，不能这样看。虽然来龙去脉确实就是这样，虽然你在向我走来时你身上带着这些情况，但是一切也不能要你负责啊！你完全是没有责任的！怎么谈得上是你欺骗了我呢？你说的那些，早已丢在旧社会了，是战争年代的复杂情况，还用那些来套着你，把你拉回，固定在已经过去了的时间里，是没有道理的，是残忍的。在体校时，当你站在我面前，你也是青年的、纯洁的！你的纯洁不比我差，你的纯洁而且是在旧社会和战争环境中锻炼过的。在我们互相认识时，你很受人尊敬，所以我才接受了你，所以我们才能走到一起，而社会也是承认的，人们为我们高兴，羡慕我们，没有人说我们结婚是不行的，没有人说你不配我，或者我不配你，可是后来，一切都改变了，被强行地改变了，弄到今天这样的心情，真是越活越糊涂了，还有多少美好、光明是属于我们的？这样活着有什么意思？简直是无理，我的天哪！　　
　　乔丽抱着他大哭，他也泪流满面。　　
　　过了好一会，他们的心情恢复了一些。他就这样让乔丽完全知道了他的情况，乔丽也理解了他为什么以前没有说，到现在才说。于是，好像紧迫地，关于眼前可能发生的事情，他已经想到，而乔丽却不知道的，他觉得要让乔丽有一点思想准备，他不能再让她因为他的可能的出事而又一回处在突然的打击之下。　　
　　他说，你身上的事情，虽然没有结束，但实际上结束了，也许要再等十年，才会宣布你完全回到了人民内部，发给你选民证，也许不需要十年，只要一到二年，你的问题就提前解决、彻底解决了，给你改判为无罪、撤销刑事处分，这是最好的情况，差一点的，就是免于刑事处分或减刑。只要你自己不要当回事，你实际上从现在起就什么事也没有了，你正常地只是一名医生，你完全可以把自己当作以前的自己，不必介意。　　
　　乔丽说，我已经无所谓了。那么你呢？你的事情还会有什么麻烦吗？　　
　　他说，我的事情以后也不会有什么麻烦了，我只等着这个运动过去，社会恢复正常，组织恢复工作，来认真调查我的所谓历史问题，我心安理得坐在家里等结果出来，还我的清白，给我恢复一切的待遇。但眼前运动还在进行，可能还会找我的麻烦，如果有这方面的事情，哪怕我又被抓起来，你也不要担心，运动中这样的事情，叫住“反复”，今天“反复”过去，明天又会“反复”过来。这对我来说，已经是老经验了，只要自己没有问题，就不必害怕。不过，在一个旁观的群众眼中看来，还是很可怕的，一个人被抓进看守所，还不可怕吗？是最可怕的事情。　　
　　你凭什么说你还会被抓进看守所呢？你已经有消息、有预感了吗？　　
　　没有消息，但有预感，或者说是担心。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份，政权总要求社会稳定，军管就是来维护社会稳定的，造反是不稳定，所以对造反派的看法就会比较复杂，对保守派的看法会比较好，这很自然。另外，部队干部家属随军在地方单位里工作，她们一般不可能是造反派观点，她们会对造反派反感。那么在军管会眼中，我就仍然可能被看成一个有问题的人；因为我跟造反派方面不是一点瓜葛没有，是他们“造反”把我从看守所里放出来的，我也写过“造反”的传单，点名控诉了宗进庭，而他是市委常委、代市长；现在，对你的工作安排也是依靠了造反派；昨天我出去半夜是做什么的？是为造反派办报纸去的，虽然我只负责技术性工作，但如果说起来，我就是为造反派办报纸。　　
　　唉！乔丽叹了一口气。　　
　　没有世外桃源啊，洁身自好也很难做到，这方面我已经尽了努力，但好像还是越陷越深。也许我只能躲到乡下去，但乡下也不太平，中央规定不许地富家庭子女回乡，总的还是一种好意。你呢，你只能呆在亭州，不能擅离亭州。真是在劫、在数、在难逃，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我们处在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矛盾运动之中。我们只好小心地过着、躲着。但实在躲不过去也没有办法，那就硬着头皮挨着。他朝乔丽苦笑了一下。　　
　　我们的孩子，他能感到吗？乔丽问。　　
　　你是说母体正在经历的一个梦，婴儿也能感到吗？这不可能！但也许你应当多传达一些欢乐到你身体内部去，你精神放松、情绪愉快、不要想得太多，对婴儿可能有利一些，如果你处在惊恐、担忧、悲伤之中，大约对婴儿是不好的吧？　　
　　那我们就不谈历史，也不谈现实了，蒙起头来过日子吧！乔丽坚决似的站起来，去拿吊桶，准备上井打水。　　
　　我跟你一起去！他拿起了提水的小水桶。　　
　　第二天，不用人通知，他自己就到学校去了，而教师们不约而同都是这样的，好像都明白要恢复正常秩序了。学生好像也都回到班级上，而且两派相安无事。他也就看到了刘镇琛。他正想招呼刘镇琛，那孩子却分明是回避了他，顿时使他明白了他们最好不要公然地聚在一起说话，以避某种嫌疑。在学校里到处走走消磨了一些时间，他也就趁早人不见，溜之乎也，回家看书。就这样，过了两天，学校里出现了一份“医校军训领导小组”的《通知》，说是下午召开全体师生大会。　　
　　主席台上就座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一位中年的英武的军人，一位是王校长，这是意味深长的。被“打倒”的王校长，忽然又成了台子上主持大会的人，成了全场师生目光的集中点。只见王校长不卑不亢，先是站起来，手捧《毛主席语录》本，朗读了一段毛主席语录：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然后放下《语录》本，说，请全体起立，奏国歌……请坐下……请大家欢迎医校军训领导小组组长张科长讲话！他自己这才坐下去。　　
　　张科长站起来，向全场敬了一个很标准的军礼，全场报以一阵鼓掌。张科长坐下来，一口纯正的四川话，自我介绍是驻亭州部队政治部科长，说，人民解放军奉中央军委命令，介入地方工作，是来向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学习的，要胜利完成支左、军管、军训的工作，就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在医校，就是要依靠全体革命师生。对于学校里的两派革命组织，我们一视同仁，希望两派能响应党中央号召，实行革命大联合。两派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应当学习上海鲁迅兵团的经验，用整风和开门整风的方法，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破私立公，提高认识，达到团结。昨天，亭州市军管会主任、驻亭部队政治委员宋云同志，向全市作了号召整风的报告，我们学校的师生代表也到场听取了这个报告，我们要坚决贯彻、全面落实！学校要复课闹革命，社会要恢复正常的生产秩序、工作秩序。明天下午，市军管会在体育场召开“全市抓革命、促生产，掀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新高潮誓师大会”，会后还要大游行。全体师生下午一点准时到校，学生按班，教师按组，在操场集中出发，只打国旗、校旗、红旗，一律不打各群众组织的旗帜，人员不得无故缺席！经过军管会研究批准，王淮兴同志从今日起，协助军训小组，临时主持学校日常工作！将来，我们要在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基础上，实现革命的三结合，一切革命的教师、革命的学生、革命的干部，都应当积极配合，为这个光荣的目标而共同努力！毛主席教导我们，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我们要遵照毛主席的上述教导，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来指导我们的思想和工作。我们在此严正警告一小撮心怀鬼胎的阶级敌人，要立即停止你们的一切破坏活动，随时准备接受革命师生的揭发批判！让我们记住毛主席的教导，按照中央军委八条命令的精神，进一步把我校文化大革命搞好，取得最后胜利！　　
　　那天散会之后，他回到他所呆的隶属教导处的那间屋子里，是以前专门刻写、印制试卷的地方，已经空空如也，油印机和刻写器具、纸张之类，早已被学生弄去了，一切要重新添置才行，但他当然不急，到时自会解决。他就很无聊地一个人坐在屋子里，竟然以阅读《毛泽东选集》来消磨时间，等待下班。没有任何一个人来找他，他也不去找任何一个人。他独自品味着张科长的讲话，那最后所说的“严正警告”，在医校，他就最有可能是所指的对象，别的有历史问题并且在运动初期受到“上挂下联”和“横扫”的教职员工也有，但都没有他突出，他在运动中已经是“名人”了。而且，他现在正有点“心怀鬼胎”，这说得很准确、很厉害。张科长的讲话把“收”的意图和步骤说得很明确了，总的也是无可非议、应该接受的一种形势，每一个人都感到了这种空气，都有收敛之心。全场安静，并无任何反对和不满的表现。他告诫自己，从现在起，要十分谨慎，决不多说一句话，决不多走一步路，按时到校，按时回家，别处不去，尽量回避。至于是不是要拿他作为“阶级敌人”对待，那不是他所能反抗得了的，他听天由命。　　
　　第二天下午，他也排在队伍里到体育场参加了万人大会。只见秩序井然，全市各单位按系统站在指定位置，也果然只见国旗、单位旗、红旗，没有群众组织的旗帜。高音喇叭播放着毛主席语录歌和别的一些革命歌曲，在空中回荡。一种整肃的空气笼罩全场，象征着一种新的局面的庄严出现；人们抱着最美好的期望而顾全大局，把属于自己这一派的立场、观点暂时放到了一旁。这是很不容易的。　　
　　大会以后，依次出发，到大街游行，领呼口号的人此起彼伏前后相应，整个队伍口号声不绝于耳，响彻天地。他走在医校的队伍中，也就从一种特别的情境中感受到作为人民一分子的安全、安逸、安心，而如果作为排斥于人民之外的阶级敌人，那感到的就只有孤立和可悲了。他当然愿意留在这个队伍里，哪怕并不心安理得属于主要的人民，而只是厚着脸作为勉强能够容纳的人混在这个队伍里，也是好的。　　
　　大游行散了，他心中有所宽慰地走回家。虽然耳中依然回响着张科长的“警告”，但那大约可以看作泛泛之言，是必然要那样说到的，而不必把它跟自己联系起来，何必这样一点自信也没有了呢？　　
　　他这才体会到，虽然他好像连第三次进看守所都有了思想准备，但一切仍然是可怕的，也是深不可测的，最好不要发生那样的事情。　　
　　第九章   砸烂　　
　　一　　
　　晚上九点多，他和乔丽在灯下做各自的事情。她在专心地从借来的一些医学杂志上摘抄资料，做卡片，她得多多益善温习和补充这方面的知识。居住条件虽简陋，跟一九五九年住的小洋房不好比，但久违了的生活的温馨之感，却悄然来到心头，而且一下子浓郁得甜腻腻的，弥漫在小屋里，萦绕于呼吸之间。他心存感激地悄悄看了一眼乔丽。一切都在于她，一切都来于她。女性是伟大的。　　
　　他拿着《西行漫记》，已经读完了，但有点爱不释手。韩愈再世，来写此文，也不过如此吧。我们总自以为古老文章大国，比外国人强，其实也只能说各有千秋，西方文学史上那么多作品，是可以跟中国文学比一比的，现代以来，明摆着是我们心悦诚服取法于人家。我们没有无穷细致分化发展的哲学，而哲学发展的基础是自然科学，我们的哲学说来说去还是大而化之的儒、释、道，怎么够用来催化现代的文学呢？仅从这角度看，“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意义也是十分巨大的。想了解一个美国记者是以怎样的头脑和勇气观察分析一九三六年的中国及其国际环境，想了解一九三六年的中国红军及其被“国民政府”重金悬赏的毛泽东等人的情况，想了解一九三六年的国民党与蒋介石以及在一个外国人笔下的“西安事变”，想了解一九三六年那时中国西北民情风貌，总之，想认识那段政治历史、自然社会的真实可感的方方面面，就得阅读这本书。　　
　　此书直陈见闻，挖苦幽默，无所顾忌，却对事物的两面尽量抱着客观分析的态度。一九三六年的一个美国记者，对中国共产党当时思想与策略的熟知，对中国社会与政治的认识，中国当时的许多知识分子未必能望其项背。作者对长征刚到西北不久的红军进行数月采访，写出了这本书。达到什么程度呢？可以说，达到了不朽的程度。不朽虽然与它的选题有关，与它的文笔有关，主要在于它客观、真实、公正，修辞立其诚，否则，也就失去了价值。范公望舍不得借给他，应该说是版本原因，出版于一九三七年的这本书，亭州可能就没有第二本，而此书解放后没有再版。但他这个读者并没有读出什么“有碍”的东西。不再版如果出于某种掌控，这掌控不过是鲁迅所说的“扯淡”而已。　　
　　窗户上忽然有轻扣的声音，他和乔丽不由得迅速交换了一下眼神，他问，哪一位？外面有人回答，是我！他听出来了，是范公望，不知何事此时来到，有点异常。　　
　　他开了门，范公望站在门口，跟乔丽礼貌地一点头，对他说，我们到外面说话，那本书你看好了吧？　　
　　他从桌上取了《西行漫记》，送在范公望手中，说，读过了，很好。　　
　　他关照了乔丽一声，就跟范公望走，像两个做地下工作的人一样。到了一处隐蔽而黑暗的地方，范公望停下来，看着他，压低声对他说，你要作好准备，军管会可能要抓你！　　
　　他一听，头皮麻麻的。但他本来不就似乎是有思想准备的吗？他仍不可自止地感到一种恐惧和悲哀，说不出话来。　　
　　范公望说，不止你一个，他们要在造反派里逮捕一些人！这是史宏透露给我的。军管会找他去，把这个决定告诉他，他为你说了话，说你实际上不存在历史问题，但军管会并不是找他商量的，而只是出于某种考虑，告诉他而已，并且给他提了要求。史宏也很悲观。虽然他通过分裂已经跟造反拉开了距离，但这样逮捕人，在他心理上还是会有反映的。他不知道我们的关系。我说我最近跟郁老师倒有点谈得来，我能去给郁老师说一声吗？他说，“文革”以来郁老师已经被抓过两回了，他能挺得住。我说我有一本书在他那里，我要冒险去他那里一下，把书要回来。史宏说，既然这样，那你给他说一声也无妨。“文革”发展到这一步，真是想不到，我们太幼稚了。史宏竟然说了这句话，有点黯然神伤，也无能为力。　　
　　他一阵感动，说，多谢你，还有史宏！他伸出手去，范公望跟他握了一下。他惨然一笑，说，如果我还能出来，跟你再高谈阔论一回！黑暗中的范公望也惨然一笑，说，好吧，一言为定！把手向他伸来，他用力握了一下，就各自掉头离去。　　
　　他发觉，在他和范公望之间，有某种东西超乎彼此的观点、见解之上，而这种东西，在“文革”这样的紧张情况下，越来越显得珍贵重要了。　　
　　他回到屋里，把门关了，坐下来，面对乔丽，而乔丽也一直看着他，就等着他告知刚才出去的情况，她好像感觉到了什么。他看着乔丽对他睁大着的黑眼睛，忽然觉得一切是多么荒谬！然而却无法摆脱，因而有着双重的痛苦！他几乎是平静地说，我竟然，确实，又要被捕了！这回是军管会来抓我。他惨痛地看着乔丽，乔丽也惨痛地看着他，好像顿时坠进了恶梦。循着“文革”以来的一种逻辑，他陡然清醒，果敢地说，不要怕，这只不过是又一场闹剧！　　
　　乔丽没有说话，但乔丽的神情说明她立即相信了他，并且做好了某种精神准备。这令他欣慰，虽然也令他痛心。　　
　　他们不会拿你怎么样的，你照上你的班，做你的厂医，不要跟别人谈我、谈“文革”，一问三不知、一百个不开口。　　
　　要不要把你的东西整理一下？读的书，还有可曾写过什么东西？　　
　　没有什么要整理的，日记、文稿，一概没有，只有马列著作毛主席著作。哈哈哈。他竟然笑了起来。　　
　　不一会，他和乔丽已经随意漫行于小城的街巷，直到疲倦让他们不得不回到屋里，睡了下去。他们很快就睡着了，真是一切置之度外。他们一觉到天亮。乔丽买了较为丰盛的早餐，一起默默地吃了。这分别的情景跟七年多以前真有点类似。生活好像总是会这样那样地重复一些情景。乔丽看了一下手表，说，我要上班了。他把乔丽送到路口，平静地说，你上班去吧，我不要紧！乔丽看他一眼，平静地点个头，骑车而去，在街口转弯不见了。他回屋收拾了一下，也去上班。　　
　　他坐在他的办公室，即学校教导处旁边的刻印室里，阅读《毛泽东选集》。心情跟看到军人们举着语录本上街那时，是多么不同，好不令人感慨。九点多，那个似乎等待着的时刻如约一般来到了，一个穿军装的人出现在门口，是军训小组的张科长，后面跟进一个穿着很朴素的蓝布制服的人，虽没有打过交道，却认得是公安局的一个副局长，大约姓牛。亭州小城，彼此有时能一天遇见三回，时间长了就能这样大体上知道人，心照不宣，却不必相识。本能地出于一种礼貌，他站了起来。　　
　　张科长站在门口就不动了，也不说话，用一种似愁似怜又似厌恶的眼神看着他，而那个牛副局长走上前来，并不说话，从包里取出一纸一笔，放在他面前，他一看，也无话说，拿起笔来在上面指定的位置签了“郁平”二字，心不惊、气不喘，轻轻放下笔。那一纸，就是逮捕证。　　
　　牛副局长把逮捕证和钢笔收进包，从包里取出铐子。他也就伸出双腕，铐子发出轻轻的而又毫不含糊的“咔嚓”一声，双腕被紧紧铐在一起，标志着从那一刻起你失去了自由，去经受特殊的人生旅程，前途莫测。他虽然多么有精神准备，头还是晕了那么一下。　　
　　牛副局长往旁边一让，不用吩咐，他走出了刻印室，在前头走，牛副局长在后面跟着他。至于军人张科长，大约在刻印室门口还伫立了那么一会，注视着他被押走，心中说，一切是无情的、必然的、不值得同情的。他缩肩收臂，让袖口能遮住手腕，装得很自然，也就一直走出了校门，他不想让人看出他的被捕，倒不是因为怕丢人，而是觉得悄悄的离开比较好。他感到一阵羞愧，却不是为自己，而是为这个世界。他熟门熟路，走进了看守所。　　
　　他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被捕是在校长室，那是十分突然的，还开了全校大会，有意隆重地宣布了他（以及学生刘镇琛）的被捕；第二次被捕是晚上来了一位民警把他从家里叫进派出所，而后从派出所带进看守所，是有意缩小影响；这第三次被捕，既光天化日，又平平静静，最接近正常的形态。从一九六六年八月至一九六七年三月，七个月之中，他被拘捕三回，要说这就是“文革”，真有点匪夷所思、对不上号，但这至少确实就是他郁平的“文革”，一切都在事理之中，不在逻辑之外。他越来越有把握，不管他的被捕是多么正式，还是不会算数的。但会不会硬是成为不可改变的结果？一切会到那样的程度吗？想来想去总还不至于。不过，事情的某种严峻性，又一次让他有了亲身的体会。　　
　　一进二道门，透过一个号子的栅栏，他一眼看到了关在里面的宗进庭，老宗冷峻精明的脸上闪过一丝诧异神色，但迅速也就因为明白了什么而平静了。他向宗进庭把头一点，宗进庭也向他把头一点。他向里面走了过去。　　
　　看守所是把宗进庭安排到靠近门口来了，这里座南朝北，倒是适合往夏天过的。跟宗进庭关在一间屋里的好像是公安局的汤局长，该是跟宗进庭一批进来的。他不由得体会到，他们的进来，在他们的感受上，该是有某种荒谬性的，因为简直是颠倒了世界。那是“一月风暴”当中群众的要求，在那种激情范围内才可以理解。而他不同，他的每次进来，都是出于组织的行为，再怎么样也称不上荒谬，最多只是弄错而已，这之间的意思总之有着很大的不同。“文革”群众运动的气势，好像是要改变这种不同的，这里面有一种绝望的东西，而写在《十六条》上的一些话，比如“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却似乎正是把这种绝望变成了一声呐喊……　　
　　他被押往对面的号子，一间大屋，里面已经有十多个人，旁边也是一间大屋，也已经关了有十多人。他被解了手铐，关了进去。那些人都在通铺边上坐着，垂头丧气的，一见他进来，都盯着他，失神的眼在判断他是什么人？为什么被抓进来？那些人显然都是些青年工人，都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他们。他心中已经明白，这些就是军管会从造反派里抓来的人，只是不见刘克成这些头面人物。　　
　　突然，其中一人从墙角那边跳下地，一步到他面前，喊他：郁老师！你怎么……也进来了？话到最后成了悲声，那悲声更多的是为了这共同的不幸的命运。　　
　　他一看，是包吉，他记得是华兴机械厂的。大眼含泪的包吉把双手举起，晃动着，仍然戴着手铐，对他说，郁老师，这是镇压我们！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毛主席说得对啊，他们真是“何其毒也”！接着就朝着栅门外面怒吼：打倒走资派！打倒一切走资派！声音嘶哑，可怕地打破着监狱院子里的寂静。但不曾有人来管。他们不理睬这个狂怒的造反派。　　
　　他抬头看到，对面有一个高出房顶的四角形岗亭，他以前没有看到过，不知于何时新砌的，分明有一挺架得好好的机枪朝着这一边，机枪旁边有一个持步枪站立的战士，面朝着他们。而宗进庭他们那边，相对说来，是岗亭上的射击死角，也是监控的盲点。这高高的岗亭、正对着他们的机枪、时刻警觉着的战士，在实质性的意义上决不只是形式，虽然也许永远都没有表现其内容的机会。这个岗亭就把他们这些人目前的身份和处境明白而现实地告诉了他们，不容含糊，不管他们是否买账。　　
　　他不知道该怎样让包吉安静下来，别的一些人走上前，拉住包吉，拉到铺边上坐下，劝说着。这些人都同样是在逮捕证上签了名，用铐子铐进来的。他们被捕的原因，都是因为文化大革命，只除一个例外，那是本来关在这里的一个死刑犯，是郊区的一个农民，一个月前因吵架失手打死了生产队的保管员。死刑犯看上去有四十多岁，精神是完全萎靡了，但身体宽棒，很结实，失神的眼茫然地朝外望着。　　
　　就连这个死刑犯也没有戴手铐，为什么包吉还戴着手铐？原来包吉一直采取了反抗的态度，而且身强力大，所以唯独是从厂里反铐手臂，用汽车送来的，嘴还被扎了起来，进来之后才把双手放到前面来，但仍然上了铐。包吉进了看守所还是反抗，就挨了打。他们把包吉的衣服掀起来让他看，他看到包吉身上有多处被踢打出来的青斑。他没有说话，然而人们注意着他的神色，从他脸上看出了他的心情是悲愤的。“上了铐子就不算好人，进了这个门就更不用说了，你不服降就可以打！这里面一向就打犯人的。”这些可怜的人好像为了要让他想得开些，向他做着这样的解释。他听了也无话可说。　　
　　郁老师，他们为什么抓你？戴着铐子的包吉倒来关心他。　　
　　我？他自己一时倒回答不出。　　
　　因为你支持我们！你为我们“工红”办了报纸！包吉十分干脆地做出这个判断。别的人听了，一齐很敬重地看着他，他们本来晦气色的脸上都有了一种亮光，腰杆也挺了起来，好像因为他这个会办报纸的、因而不言而喻很有知识的人，竟然也来和他们一起坐牢，这坐牢的含义就完全不同、被提升了。顿时，有一种温暖气息从这些人的身体里散发出来，在他四周升起，充斥洋溢在牢房里，来温暖着他的心，也温暖着这些人自己，所有的人都暂且忘记别的一切而相濡以沫地团聚在一起。他觉得唯有他心中还保留着一块自己的很冷静的地方，但他无法、并且其实也不必让自己与这些人区分开来，他几乎完全认同了跟这些人的完全融和。他点头，说，是的，主要大概就是因为办《红色造反报》，其实才办了第一期，而且我只是做技术性的工作，但是……。他忽然觉得话已多余，再说下去就要让这些人对他感到失望了。　　
　　正好急性的包吉打断了他的话，说，郁老师，你不要怕，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毛主席这句话当然是被压迫者的真理，但在此时此地听来，多么无力，甚至都感到没有意义了。而这次造反，很容易被看成牛鬼蛇神向党进攻，“文革”以来，对于造反的人们，这一直是个巨大的阴影和可怕的指责，而现在，无情打击又一次真真实实地降临了。　　
　　只听得包吉继续说着：他们抓我，我有什么罪？我六五年才从部队退伍，本来也是从厂里出去的，当兵三年，立了一个三等功，后来不该得理不让跟排长吵了一架，结果没有能入党，也没有当上班长，到时就退伍了，但部队给我的评语还是好的。在厂里我是生产班长、被评为机械系统先进工作者。文化大革命来了，我积极参加运动，写领导的大字报，批评他们没有贯彻毛主席命名的《鞍钢宪法》。凭这些，都不好抓我。他们抓我，是因为我跟梅有韬合写了一张特殊的大字报，直接揭穿了他们的秘密，他们说我跟梅有韬是“反革命”，说“赤峰大队”是反动组织。其实，“赤峰大队”是写大字报的时候随手写上去的。我们写大字报有什么罪？我们写错了吗？他们不是果真抓了造反派吗？而且是全市大逮捕、可能还是全国大逮捕！怎么没有抓一个保守派？怎么抓的都是我们“工红”的人？我们的大字报说，革命造反派要提高警惕，防止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利用人民军队达到他们的目的，就这么一句话，犯法了吗？是“反革命”吗？我不相信！打死我也不相信！　　
　　这时一个人说，这个大字报有点冒失、不策略！　　
　　包吉说，你以为策略了就有用？就凭我们这点不策略就把我们当反革命抓起来？他们的策略早就定好了！我们算是冒失，他们比我们还要冒失一百倍，竟敢这样动用专政工具镇压群众！即使我们不写这个大字报，我们就保险了吗？他们还说梅有韬和我偷了厂里的国旗做“工红”的旗子，你们看，这又该是多大的罪？其实，情况当时在市委杨书记面前就澄清了，公安局的人到现场去核实的，我们拿的是普通的红旗，不是国旗，可是他们要整我们时，还是要这样来作为我们的罪行，永远要这样说，永远要作为我们的罪行。他们根本是不跟你讲理的。这就是阶级斗争，他们是卑鄙无耻、残酷无情的！　　
　　包吉的话，他听了都理解，但他除了麻木似的听着，无法说什么。　　
　　这时一个工人也控诉似的说，我是布厂的，我叫郭德明，我在部队也立过“三等功”，我是预备党员回来的。我回来以后要求工资级别跟没有去当兵的师兄弟一样，我不应当比他们低一级，这不合理！但当权派就是不给我办。我父亲叫我到当权派家里送礼，我不送！文化大革命来了，厂里的造反头头跟我一起去找劳动部门，还是没有解决问题，我自然而然就参加了造反派。其实我没有做什么造反的事。但公安局的人就去把我铐起来了。我问了一句为什么？公安局的人态度还好，说，我不好回答你，既然你问了，马上让你看看街上的《通告》。后来他押我走时，确实让我停了一下，看了外面墙上军管会的《通告》，上面有我的名字，我的“罪行”是“隐瞒资本家兼富农出身成份，趁“文革”之机，实行阶级报复。”全是瞎说！我的父亲从前在厂里有一件纱的股份，太渺小了，根本算不上是资本家，他其实一直是为资本家保养机器的工人，他技术好，资本家要用他，就让他参加了一件纱的股份，后来公私合营的时候，退了股，跟资本家划清了界限，到现在还是厂里最老最好的保全工，还没有退休呢，选老工人代表时，总是选到他。我们老家怎么也算不上富农。土改时老家的村支书后来被查出是个坏分子，当时他让我们家送十担稻的钱给他，就可以定中农，我们家没有理他，他就把我家定为富农！我父亲根本就没有理这事，早就把我母亲和我都弄来了，我母亲也当了布厂的工人。我十三岁进厂学徒，跟在我父亲后面管机器，填表一直就填我是工人家庭出身。我的父亲明明白白是个老工人嘛。我入伍的时候政审也不曾有疑问。现在不晓得是什么人竟然把这些老账翻出来，给我改了成份，说我“阶级报复”，我报复过哪一个？真是无中生有！我不怕！　　
　　就这样，他知道了同牢间的人的基本情况。除了包吉等少数人，逮捕他们最核心的理由几乎一致，那就是他们都在家庭出身上被抓住了把柄，像郭德明这样情况有很大出入的，竟然就有好几个，草率得不可思议，可见很仓促。估计隔壁牢间里这方面的情况也不会好到哪里去。所谓“阶级分析、阶级路线”，是被极端庸俗化，而且工具化了，失去了本来含义，成了一种很容易的借口，成了一种大帽子，却又似乎所向无敌，让人只有束手就擒。　　
　　隔壁牢房里忽然有人领唱起来，这边的工人一听，也就和了上去，越唱越齐整，唱的是《团结就是力量》，唱到“向着法西斯蒂开火，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声音不约而同提高，表达出对这句唱词的共同的理解，唱到最后一句“向着自由，向着太阳，向着新中国发出万丈光芒”，简直推向了一种高潮。真是些天不怕、地不怕的造反派啊！　　
　　只有那个死刑犯没有唱，在墙角那里蜷缩一团，有点发抖，好像希望地上有个洞能让他钻进去，以便躲开这可怕的场面。　　
　　几个人冲进院子，最前面是两个战士，一边一个分开站好，用冲锋枪对着他们，于是一个瘦精精、能把最朴素的军装穿出拿破仑一般英俊气概来的军官就站在了当中，大声说，看守所里不准唱歌！你们把自己当成什么人了？把这里当成什么地方了？这里是无产阶级专政机关，你们没有资格唱革命歌曲！借唱革命歌曲表达反动思想，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更加反动！如果再唱，就要严加惩处！　　
　　军官说得一口纯正好听的普通话，口词十分清楚，一字一字说得明明白白，毫不含糊。说罢，手一挥，向后转，全部撤走了，留下了空荡荡的院子。　　
　　想不到一进看守所，就来了这么一出戏，一扫牢间里低落晦气的思想情绪，有了一种团结的、不屈服的空气，改变了单个人沉浸在自己痛苦中的情况。本来，似乎只有包吉这样个别的好汉才敢于肯定自己参加“文革”不错、根本不能承认自己是反革命，现在是所有被抓来的人都清醒了过来，都不把被捕当成是自己的错，好像忽然之间想起了他们原是可以抗争的。他感到了这一点，想起了《十六条》上著名的“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这句话。他受到了鼓舞，虽仍不免担心。不过，如果他们都像他这样畏首畏尾，也就不会这样竟然唱了一首革命歌曲，让精神的存在得到了根本扭转。他是只有跟他们一起“团结战斗”的了，虽然他觉得自己的“心”似乎不以自己意志为转移地总保留着一块，那也许就因为他是一个“读书人”，要真正地跟群众“打成一片”是很难的。　　
　　热烈的情绪过去之后，包吉往下一躺，说，现成的铺，躺下来歇歇，准备继续斗争！人们都往后一仰，一排儿躺了下去。他也躺下，放松了身体，长吁出一口气来。从被捕到此刻，加上刚才激烈的情况，确实是很累的了。包吉对蜷缩在一角的死刑犯说，你给我们望风，有什么情况，马上报告！那死刑犯竟好似意外获得了一种荣幸，应了一声，接受了这个任务，很高兴自己也能发挥作用。　　
　　包吉就躺在他旁边，说，郁老师，我有时想，“文革”的任务，能完成吗？你想，跟走资派斗，就是跟当权派作对，到最后还要扶他们上马，服从他们。他们有那么高的觉悟吗？我们这个蜡烛做大了！我不是怕报复，报复了又怎么样？《鞍钢宪法》，两参一改三结合，实际上说的是工厂的民主，要当权派执行，才能实现，如果他们不执行、假执行，你工人有什么办法？工会能坚持这个要求吗？工会主席不是他们任命的吗？干部给你民主，你才有民主，不给你，就没有。毛主席不可能一个一个的辖着他们！说得不好听，一定情况下，工人就像马戏团的老虎，心再雄，还能怎么样呢？反过来还有那种败类争着给干部舔热屁眼！国家的主人首先是干部，哪里是工人农民！厂里是书记、厂长、经理，然后是科长、车间主任，农村里是大队支书、公社干部！如果经过“文革”还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情况一定还要坏，因为干部经过这么个大风大浪，看看也没什么要紧，临了他们还是仙家，群众还是凡人，那他们各方面就更特权、更不怕、更厉害了，倒霉的只有群众，特别是造反派，简直就成了新的阶级敌人。越是有几条道路的斗争，干部就越是选择让他们有钱有势的那一条道路，这是必然的。他们的选择就是真理，然后就拿他们的真理来压你的真理！“文革”总要过去，我们也不能天天起来造反，造了反又怎么样？不是被弄到这里来了吗？你看那岗亭上面，人民军队的机枪二十四小时对着我们，一开火，就把我们所有的人打得稀巴烂！我也想象我如果在资本主义社会怎么样？像我这样一个工人当然也谈不上有说话的权利，资本家和他们的走狗打手才有说话的权利！但有一条，在那里，从道理上说，你有本事你也可以去做资本家，做不成资本家就做那个社会的三教九流！大家都有冒险的权利！你偷，我也偷，你骗，我也骗，你抢，我也抢，你坏，我更坏，不信我就坏不过、狠不过你。我成功了，我就不让你成功，你成功了，我成功就不容易。但这也总算是“平等”，是“进步”。而现在，如果领导看不中我，我连个小组长也当不到，永远都当不到，我要去坏、去狠，社会又不允许！我们为什么“造反”？实际上就是要求平等！我想来想去，走资本主义道路对于我们来说，也不可怕，问题只有一个：从现在的情况，怎么变成资本主义呢？书记、厂长、经理这些人总是要比我们条件好得多，工厂、公司一直就在他们手上！毛主席号召我们造反，是利用我们在这个地位上的革命性，来保卫社会主义，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代表了我们工人农民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这个任务对于我们确实是太现实、太重要了，但也太艰巨了！而且我们这些人，大老粗，没有水平，要一崭齐都像你郁老师这样的水平就好了！眼看“文革”八字还没有完成一撇，我们就被抓进了监牢！狠啊，毒啊。但是，跟下棋一样，一着过来，一着就要过去，也是不奇怪的啊！不是毛主席一说，就什么都解决了。郁老师，这“文革”，能胜利吗？　　
　　通铺上躺着的人，都静静地听包吉说这番话。这番话有许多意思是打动了他的，当然也一定打动了所有的这些人。可是他能说什么呢？首先想到的倒是不能说什么、很难说什么。想了一下，他叹一口气，说，你刚才都说到了，一个是民主制度，一个是经济基础，还有一个是选择。我要社会主义经济，我就要社会主义民主，反过来，我不要社会主义经济，我也就不要社会主义民主。怎样判断民主的性质？就看它主张什么经济。怎样判断经济的性质？就看它是什么所有制。一个社会实行什么样的民主与经济，一切在于现实的情况，在于力量的对比，这就叫做人民的选择。表面上是政治家在选择，但最后的认可还是在于人民。毛主席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里说，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有时有些失败，并不是真理不对，而是因为实现真理的力量还不够。原话我记不清了，大意就是这样。所以胜利还是不胜利，都不能只看一时。不同的事物要用不同的时间尺度来衡量。　　
　　大家听得似懂非懂。但他也无法说得更多。他发觉自己的“知识”是很不够的，自己的研究更谈不上，真是“书到用时方恨少”。　　
　　包吉说，上学时，《语文》书上有鲁迅的一篇文章，现在还记得，说的是有一间铁屋子，一点儿缝隙也没有，里面有许多人，都睡得好好的，其实渐渐就要闷死了，但他们不知道，不会感到死的痛苦。这时有一个先醒的人嚷了起来，又惊醒了少数几个人，可是他们没有办法打破这铁屋子，最终还是死，倒不如不醒过来的好，那第一个清醒并且嚷起来的人反而就受到了大家的责怪。“文革”好像也是这样，我们本来都睡得好好的，这下子成了那被惊醒的少数！　　
　　人们听着都不吱声，好像已经身受着铁屋子“万难破毁”的痛苦。他说，鲁迅的文章下面还说，既然有少数人已经醒了，就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子的希望。毛主席发动“文革”，就是要打破世界的资本主义统治而且苏联正在变修这样的一间铁屋子。　　
　　包吉说，对！我们已经成了醒过来的少数，是不敢再昏睡过去的了。我们正在参加打破这样的一间铁屋子，抓起来一万回，也不屈服！我们选择毛主席的路线，这就是人民的选择！　　
　　包吉说着冲动地就要坐起来，但双手被铐着，一时坐不起来，他帮了一把，另一侧的人也从后背推了一把。包吉坐了起来，大家都坐了起来。正在这时，一直蹲在口边的死刑犯掉头报告说，隔壁有话要跟你们说！包吉就下了铺，站到栅栏边上，一面叫死刑犯望着风，一边跟隔壁通起话来。但死刑犯忽然惊慌说有人来了！包吉就停止了与隔壁的通话，而站在栅栏边上望着来了什么人。　　
　　只见进来一个班的武装，等距离散开站好，端着枪朝着他们，好像是要把他们集体枪毙的架势，但那太不可思议了，然而他也立即作好了这种思想准备，到这种时候，死亡已经不可怕了，只是等待着发生的那一瞬间而已，好像只是参加一出戏的表演。接着，看守所人员进来了，一个一个叫着他们的名字，出去一个就铐起一个，把双手反铐在后面。只有包吉费点事，先将其手上铐子解开，再把双手反铐到后面去。“立正！报数！”一共是三十六个。　　
　　一个中年微胖、脸色严峻的军官威武地走来，嗓门宏亮有力，是北方口音，张开嘴说道，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现在取得了最伟大的决定性的胜利！你们牛鬼蛇神的总后台，国际帝修反的代理人，中国的赫鲁晓夫、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揪出来打倒了！　　
　　他的脑筋飞快转动，心中把军人的这些话翻译了出来，就是说，中央有一个很高位置的人，被定为“中国最大的……”，他不再是亿万人民仰望的党中央显赫领导人之一，而是归入了那个军人所说的可怕而又可耻的类别，因为他的地位毕竟很高，所以他被现成地说成是天下“牛鬼蛇神总后台”和“国际帝修反代理人”。他当然猜到这个“最大的”是指哪一个。其实，在“工红”头头部那次会上，谭向东所读中央“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文件上，已经提到过两个具体的人名了，而且文件要求是传达到每个战士的。但他此时此刻在看守所、在这种状况下听来，仍感到十分新鲜、惊心动魄。不过，一切却又忽然都变得可以理解，似乎平淡无奇了。但这种平淡无奇，似乎又浅了，因为双方在纲领上的重大分歧，是否不可调和、孰是孰非，才是最实质的。而这方面的事情，作为一个普通人，目前还所知甚少。　　
　　他轻轻叹了一口气，感到一种痛惜，不愿意心中的一些已经固定下来的美好的东西消解、坍塌掉。他的渺小而细微的思想触角悄悄在黑暗中探索，而他的耳中继续震响着军人宏亮的声音：根据中央命令，亭州市军管会决定采取断然措施，夺取本地区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现在宣读亭州市公检法军管会《通告》！　　
　　《通告》宣布取缔八个反动组织、三个反革命组织，逮捕三十六名反革命分子和反动分子，也就是这时站着听取宣读的他们这些人。这一宣读，大约也就是晓谕他们明白自己现在的身份。而这些人虽然是不承认给他们所定的这种身份的，但没有一个人当场说一个“不”字，都默默地听着，逆来顺受，因为这时候不该他们说话、他们无权说话、说了也没有用。　　
　　他听着，被取缔的反动或反革命组织前面都冠有“工红”二字，比如，某厂“工红”某支队。而“工红”里面有这么多反动或反革命组织，“工红”是个什么组织，虽然没说，似乎也就不言而喻了。他每听到一项宣读，就有一种大祸临头、万劫不复之感。　　
　　军人手中的《通告》是铅印的，四开大，想必已经满城张贴。　　
　　一声“向左转！”就往看守所外面押解。看守所门外就是市委中山塔面前的小广场，“文革”以来最热闹的地方，现在看不到一个“闹革命”的人，而是停着三辆军用卡车，上面站着一些背枪的战士和一些便衣人员。一辆吉普车停在南边的街口，车上有一挺机枪朝着正前方，好像是负责开路的。还有一辆同样的武装的吉普车停在北边的巷口，是负责殿后的了。看来是要押解他们上哪儿去，总不至于是集体枪毙他们。果然，把他们分别地推上了卡车，一上卡车立即就有两名便衣人员负责看住一人，一手抓住你的臂膀，一手抓住你的肩头，这样就有四只手对付了你，把你的身子微微压低，压在车箱板上，动弹不得的了，也休想呼喊出什么口号。只听得前面开路的吉普车上扩音器响了起来，一个响亮的喉咙威严地说道，亭州市公检法军管会宣布，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游街示众开始！原来是游街示众，一个很古老的形式。车子开动起来，不一会，他们看到路边站满群众，都恐惧地、面无表情地仰观着他们。前面吉普车上不时有一男一女呼喊“镇压反革命”一类的口号，令他印象最深的却是“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后胜利”这一句。他想，是的，“最后胜利”大约就应当是这样的，而且就是这样“夺取”的，可怕之处正在此，而他们这样的被捕、示众，已经算不上可怕，他们只是牺牲品而已。　　
　　游街示众的路线，也就是平日群众大游行的路线，反正是在亭州有限的几条主要大街上走一遭。街道两边全是观看的群众。这样的事情，必然是万人空巷前来观看的。鲁迅不是讥讽过“看众”吗，而这时恰恰希望有很多的人来当“看众”。他不知道乔丽是否就在人群之中，想来也真是很难过、很无奈。人群之中必然有许多造反派的工人、学生，心中的压抑可想而知。这游街示众所镇慑的主要对象，不就是这些人么？从范公望所透露的可知，即使是分裂成另一派的史宏他们，心中的感受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兔死狐伤嘛。中间的群众，原先参加保守派的群众，总之一切的各方面的群众，包括本来就不敢“乱说乱动”的“牛鬼蛇神”，心中都会感到这个游街示众的恐怖。这当然就是预期的效果，于是乎天下大定。但是，经过这样的手段，来“收”起运动，岂能算是“文革”？如果不是被两个人紧紧摁住，随时能采取必要的无情的措施，包吉这小伙一定早已在车上对着群众大喊大叫表示反抗了。他心中推论并且肯定，这一斗争在全国某些地方，在中央，将比在小小的亭州更为激烈。这样一想，正在被游街示众的他，对这个游街示众，可以说，也有点无所谓了。　　
　　游街示众也就结束了，车队开回市委门口，把他们一个一个又弄下车，押进看守所，关进牢间。众人情绪十分低落，没有一个人开口说话，个别人还嘤嘤哭了起来，包吉大声说，不要哭！我们不是反革命！这时包吉手上不再有铐子了，他吼叫时能用一只手有力地挥舞了一下。郭德明说，小时候看到过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想不到现在我也变成镇压反革命的对象了，可是难道我真的就算是反革命了？我一件坏事也没有做！那么以前我们小时候看到的那些人，有的也就像我们这样，并不真的是坏人？包吉说，游街把你游昏了，那是不一样的！　　
　　二　　
　　第二天上午，看守所的一个眼皮几乎完全耷拉下来的干部，后面跟着一个持冲锋枪的面宠幼稚的战士，走来，枭薄的脸上表情冰冷，以一种跟犯人绝不平等的口吻，拉长尖细的好像是职业性的声音问，谁是郁平？出来！说着就来开了牢门锁链。他正要走出去，包吉拉住他，说，郁老师，光明正大的，不要怕他们！他点个头，走了出去。　　
　　进了预审室。提审他的人，他是认识的，就是法院的汪院长，几年以前，曾经倾听过伤心的他诉说乔丽的案子。旁边的一个人他也认得，就是负责审理乔丽一案的赵庭长，说过“乔丽还不至于被判死刑”这句虽是好意、却把他吓得不轻的话。他想起军管会的布告，公检法是实行军管的单位，那么，汪院长他们现在都归军管会领导了，在干部遭到“文革”冲击、都“靠边站”的情况下，他们算是最早被起用的，因为急需要使用他们。军队、法庭，是国家机器上面最重要的部件嘛。　　
　　小小的自得的眼、天然凹陷的眼窝、肥嘟嘟的好像随时口吐妙语的嘴、有种事后诸葛亮神情的汪院长，浮现着浅浅的笑容，闪耀着狡黠的目光，以幽默讽刺的口吻、有所嘲弄的态度，主动叫他：郁老师！　　
　　这抑扬流转的一声，要让他领会的“潜词”是说：你郁平这样的人，本该有些政治经验，窝了尾巴靠靠墙，怎么也跳出来造反？如果你的历史问题是可以商量的，那么运动中的问题是不可商量的啦，这下子你掉进万劫不复、不能自拔的泥坑了，等着真正地弄个帽子戴起来吧。什么人也救不了你，我只好公事公办来审你了，对不起，这是我的工作。我作为院长亲自审你，你还有点受宠若惊吧？我这也是特殊情况，先是“靠边站”，被你们这些造反派“打倒”了嘛，乐得呆在家里，工资又不少我一个子儿，现在又军管，得听人家军人的了，能让我出来工作就算不错啦，其实，管我的军人哪里就比我懂这一行？这是暂时现象，政权终归要交给地方，我只好这样将就着、配合着，竟然跟你老人家在这里打起交道来了。要在平时，预审嘛，该是一个普通科员的工作。这回就算是我们之间的缘份吧。我当然记得你为你老婆的事情来找过我，那时我对你是有所同情的。想不到现在你老婆被放回来监外执行，情况总算好转，你反而进来了，不值得啊！也许你生来就是造反派脾气吧？听说运动中你进来不止一回了，但这回怕是出不去了。军管意味着什么？军队意味着什么？我来审你又意味着什么？收网啦！逮住了鱼啊，虾啊，乌龟啊，王八啊！毛主席伟大就伟大在这里，你想不上钩也不可能，你想溜掉更不可能，一步一步的都给你们准备好了。你可能会说毛主席没这个意思，但对这方面的解释权永远在我们这些人，而不在你们这些什么“革命群众”。群众就是群众，前面冠以“革命”就革命了？凭着群众想成什么气候，岂不是做梦！一九五七年难道不曾有过教训？想跟共产党碰，有好果子吃吗？这么大的运动，你自己身上并不干净，还不谨慎，真是利令智昏，回头已晚！　　
　　他相信皮笑肉不笑的汪院长肚子里说着的就是这些逻辑混乱的话。他从汪院长身上感受到的，是一种习惯势力的强大、政治思想观念的糊涂，根本就不能真正弄懂毛主席开展这次“文革”运动的思想，固执地坚持一九五七年以后形成的“秋后算账论”的观点，殊不知那根本不能算是、更不能用来概括毛主席的思想。略加回顾便知，且不说一九四二年抗日战争的艰难环境中就有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说一九四九年建国以后，从批判武训传，批判红学领域的问题，批判右派思想，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直到“文革”前在政治、哲学、历史、经济、文艺、科技各个思想领域开展的讨论和批判，都说明着毛主席“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这一思想的持续发展、不断深入、执着坚持，最后在政治上凝聚为“反修防修”这样的一个政治纲领，真是堂堂正正，明明白白，你可以不赞成，但你得承认，那跟“秋后算账论”这种阴险冷酷并无一点相同，可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　　
　　他多么想对汪院长发表他的这一认识，他甚至要如同一个思想的斗士、演说的大师一样慷慨陈词，像包吉那样，爽直地释放出自己，但他释放不出来，有种种考虑让他暂时还不必如此、无须如此。　　
　　在汪院长示意下，赵庭长出示《红色造反报》，并且问他，这份小报，是你办的吧？　　
　　当赵庭长拿出那份报纸时，他的心就扑通扑通乱跳，情况就跟犯有命案而心存侥幸的凶手看到不容抵赖的凶器证据被摆到面前一样。虽然在他把办报的任务应承下来时，多少是想到后果的，但没想到后果这样严重地出现，好像凭这张报纸，就能把他打入十八层地狱似的。他让自己把心定了一下，努力去抓住问题的实质，就是说，在“文革”运动中，为“工红”这样的革命群众组织的报纸做了这么一点事情，算不上错误，更算不上有罪。　　
　　他沉着回答说：我只负责技术性工作，我对内容不负责，但报纸的内容在事前我当然看了，以我现在的认识，仍然认为没有问题。　　
　　汪院长说，报纸有问题还是没问题，暂且不谈，我们要弄清楚的，是你办这份报纸的过程，由赵庭长来帮你理清这事。　　
　　于是，赵庭长向他层层深入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的讯问：你怎么去编起这个报纸来的？“工红”的什么人向你交代的任务？是谁把稿件送给你的？你有没有校对小样？是谁在清样上签的字？报纸在哪里印刷的？你看到还有哪些人去过那里？刘克成这些人既然到过印刷所，你跟他们有些什么交谈？你对这份报纸的编排构思是什么？《回顾与展望》这篇文章是你写的吗？是谁写的？你有没有做修改？你校改了哪些内容、那几个字？张大同跟你讨论过这篇稿子没有？报纸开印以后你在哪里？是什么人送你回家的？用的什么车子？除了编这份报纸，你是怎样跟刘克成这些人认识的？学生江进海跟你是什么关系？他为什么要领你到“工红”去？江进海是领你在哪里见到刘克成的？在场的还有一些什么人？后来呢？这么说你是参加了“工红”头头部的这次会议？当然当然，事出偶然，但为什么没有找我和汪院长去参加他们的会议呢？会上你有没有讲话？刘克成说了些什么话？别的这些人说了些什么？你一个一个地回忆。就说了这些吗？他们说了这么多，你一句话也没有说吗？乔丽是怎么从农场回来的？是怎么到重型设备厂当厂医的？总得有个介绍人嘛，是谁？为什么？　　
　　这种盘问，给他带来最大的痛苦，是他时时面临着自己是否在“出卖灵魂”这个问题。因为几乎在回答每一个提问时都会涉及到别的人，都实际上会“揭发”别的一个人，而那些人不过都是些普通的工人、学生，据他所知，都是怀着比较单纯的热诚，积极投身党所发动的政治运动的，他怎么能“出卖”他们呢？怎么能在这种受审的语境下，去描述他们珍爱地视为自己投身革命运动的言行呢？而且还有严检察长这样的有恩于他的人，又怎么能在这种被审讯的方式下，把人家对自己的好心帮助招供一样说出来呢？只要一说出口，似乎就变了味，变成了一件很有问题的事情了。但如果把汪院长赵庭长看作“组织”，那么他对组织说实话，就很正常，就算不上可耻。归根到底，他认为，他虽然进了看守所，却不能看作是进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监狱，他与汪院长赵庭长的关系，也不能视为歌剧《江姐》里革命者与沈养斋的关系，谈不上需要他“坚贞不屈”。他还是应当看作是面对“组织”。可问题又不这样简单，汪院长他们对待他和看待他，却似乎并不是出于“组织”的身份，干干脆脆，跟他是审讯和被审讯的关系，军管会的布告上明明白白写着逮捕你这个历史反革命分子，这可不是随随便便写在上面的，我们审你也不是做做样子的，你所招供的，都将是口供，最后是要判你的罪、量你的刑的，你的交待，也就是你的坦白，一方面要作为你的“态度”来衡量，另一方面还要从中发现别的有问题的人和有问题的事。总之，不是“组织”在找你谈话，而是专政司法机关在审讯你，是敌我关系，不是组织内部、人民内部的关系。如果是“组织”找你谈话，就应当是在学校里、在市委机关大院的某一间办公室里，而不应当是在看守所里，门外还站着把你押解来的持枪的战士！这你还不明白吗？你就不要自作多情、至死不悟、把自己当作什么内部儿的、正面儿的了！所以，他必须在自己的意识中克服那种很不自信的意识，从中跳出来，而把汪院长他们看作是“组织”，用这种态度去针对汪院长他们的态度，从而在回答他们的提问时，能坦然如实、不失尊严、不至于丑化自己，也不会觉得灵魂有什么绕不过去的地方。　　
　　就这样，他把什么都如实地说了，也就觉得一切没有什么不可说的，一边说着一边心里给自己安慰：难道这些就算是反革命罪、或是参加了反革命活动吗？不可能的！正如包吉所言，是光明正大、合理合法的。就在这种特别的煎熬之中，他经过大约两个钟头的反复盘问，让他们把笔录写满了十几张纸，最后还按照要求在他们的笔录上签了字，让他们很圆满地完成了军管会让他们来完成的、而他们自己也很乐意来出口恶气的任务。事实就是这样地荒谬而严峻，从预审室出来时，他还是觉得自己的灵魂从未有过地受了重创，有如《庄子》里形容的那种嗒然若失。　　
　　他让自己镇定了一下，但要回到被提审前的人样儿，似乎已经不可能了。他还是做出了努力，摆脱那种灵魂若失之感。回到牢房，大家都看着他，这是一种关心。包吉上前来问他，郁老师，没有给你动手？他说，没有。包吉又问，你都回答了？他说，都回答了。包吉说，文化大革命又不是什么反动的地下活动，没有什么不好回答的。我看他们把我们估计过高了，也把我们估计过低了！郁老师，现在要告诉你一个情况，刚才隔壁跟我们商量，我们被抓进来的这些人，要成立一个组织，叫做“革命无罪控告团”。我们进来之前，《人民日报》上就有社论，说到“出现新的反复”，没想到这样的事情在亭州也发生了，成为我们的亲身经历。《人民日报》代表了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声音，他们不但不听，还要继续这样做，他们是在听谁的话？我们要控告，要向全国、向中央报告。大家推选我当“控告团”的团长，推选郭德明，还有你，担任副团长。　　
　　他本来已经越听越怕，一听要他当什么副团长，更是吓得不轻，忙说，我不行，我不能担任，我不适合。包吉看着他，立即对他理解而同情了，说，那好吧，你就不挂这个名，但你是我们的成员。他无法推辞，把头点了一下，心中叫苦不迭。包吉就到栅栏边上跟隔壁说了一会儿话，走回来，对大家说，跟隔壁商量过了，决定副团长是郭德明、梅有韬两个人，郁老师情况特殊，不担任。大家同意吗？都说同意。包吉又说，从现在开始，“革命无罪控告团”就算正式成立了！　　
　　包吉眼神一转，又到栅栏边跟那边商量了几句，然后把那个犯了死刑的农民拉到大家面前来，说，我们研究了一下，想救你一条命，你要听我们的。那个农民茫然地点点头。包吉说，放风的时候，你去“报告”有话要说，让他们提审你，你就把我们秘密成立“控告团”的事情揭发给他们，你就立大功了，他们会考虑给你减刑。农民一听，连忙摇手，说不行不行，我宁可死，也不能做这样的事。包吉把眼瞪起来，说，我们叫你去揭发的，我们不会怪你，我们就是要他们晓得这事情，看你可怜，就把这个机会给你。你不要说是我们让你去揭发的，你才算是有立功表现，懂吗？那农民点点头，抹了一下眼泪，又蜷缩到门口很负责地去望风。　　
　　他对包吉他们这些工人，不由得又敬佩又自愧弗如，想起了一九五九年以来自己的情况，简直是活得有点窝囊了，如果换了敢作敢为的包吉，那就会不一样，也不至于让乔丽吃这么大的苦。是谁把这样软弱无能的灵魂安放在他的躯壳里？他为什么没有获得包吉这样顶天立地的灵魂？他勉强被拉上了“控告团”这辆战车，却充满忧虑，要在古代，他决不合格做一名披甲之士，而包吉是合格的。宋以道学替金元治心，明以党狱替满清箝口，他又想起了鲁迅这两句话。在这一方面，他对自己不觉进一步失去了很大的信心，而重铸一个灵魂几乎是不可能的了！　　
　　当天傍晚放风之后，他们发现，犯了死刑的那个农民不见了，没有再回到这个牢房里来，包吉兴奋地说，成功了！说，大家歇一下，我跟隔壁去商量我们的行动。他指定一人负责望风，就拉了郭德明一起蹲到前面隔墙下与那边通话。他们商量的结果令他大吃一惊，说是要宣布绝食，对亭州军管会提出最严重抗议，要求对这次无辜被捕的三十六人立即无罪释放，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包吉见大家心怀犹豫，说，不要怕，要树立信心，军管会肯定是错了，我们肯定是无罪的。如果有人认为自己是有罪的，可以不参加绝食，请举手！结果没有人举手。包吉说，认为自己参加“文革”无罪，并且在“文革”中也没有犯罪，没有做任何不好的事情的，请举手！结果所有人都把手举了起来，他也把手举了起来，包吉自己也举了手。包吉说，这就行了！大家都可以互相放心了！说实话，你们对我也不了解，我对你们也不了解，现在都了解了，我们是无辜的，我们是清白的，无产阶级专政不应当专到我们头上来，这是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我们要抗议！宁可饿死在这里，也绝不承认我们参加“文革”有罪！　　
　　估计下面就要一个一个提审我们，我们讲话要实事求是，不能顺着竿子爬、瞎说自己，要把我们怎么克服“怕字当头”，勇敢响应毛主席党中央号召参加运动的，理直气壮说出来！我们是普通群众，不可能没有缺点错误，但我们没有罪。我们要反问审我们的人，如果他们认为我们在“文革”中有罪，那么他们是不是认为响应毛主席号召参加“文革”就是罪？他们如果连这个大是大非也没有弄清楚，那就请他们回去再把《十六条》好好学学！《十六条》就是衡量各人“文革”表现的一个标准。除了党中央颁布的这个标准，我们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标准，比如中国赫鲁晓夫给他们的标准！请他们自己回去弄清楚了再来审我们，我们就是这个态度！　　
　　郭德明说，对照《十六条》，有错的是他们，不是我们！他们把我们无辜地逮来，还武装游街示众，架着机枪，这算什么？我想通了，确实是有人在搞“阶级报复”，是代表走资派对“文革”进行阶级报复，是中央在报纸上指出过的“反革命逆流”。军管会犯了方向的路线的错误！　　
　　大家都因为郭德明的说法而眼睛发亮，郭德明也惊讶于自己竟能把问题说得这样深。包吉说，农民兄弟大约已经照我们的布置“告密”了。提审我们时，如果问到，就犹豫一下，然后承认成立了“控告团”，团长包吉，副团长梅有韬、郭德明。众人默然同意了这一布置。一种紧张庄严的空气顿时笼罩了牢间。包吉又到墙边与隔壁通了些话，走回来对大家说，那边也弄好了，也没有问题，三十六人，全体参加！从现在开始，我们“控告团”的斗争开始了！牢间里一片寂静。　　
　　他心中震惊着，感动着，又担心着。最感到担忧的是，他成了“控告团”的成员，他又一次地、而且更为预见到严重后果地，感到身不由己的痛苦，他简直算是正式加入造反派了，这是前所未有、非同小可的事情！他这个力求成为世外之人的人，“文革”以来，这样地一步比一步深陷其中、无力自拔，有如坠进怪梦一般。《十六条》开篇头一句话就说，“文革”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现在他是更加不能不信服这句话的了，真是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毛主席喜欢说自己只是一个教员，那么，他老人家对待全党全民，就像一个胸有成竹的教员，在不断地用各种方法，来考验、调教自己的学生的么？从现实来看，许多人至少一时还很难跟得上他老人家的思想，某种埋怨的情绪，当权派、保守派的方面早就如此，就连造反派，老是这样挨整、受苦，动不动就被“秋后算账”，甚至被算到这种程度，不也要有埋怨情绪么？但毛主席好像并不在乎这一点，而且对这一点还早有说法，对干部、对当权派，他老人家相信他们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最终都能转变，对青年、对群众，他老人家要大家在大风大浪中经风雨、见世面。也许，还有好多事情是大家现在想不到的，也许，世界对于人们来说，将会越来越不可思议，却尽在毛主席的料算之中。这样一想，倒也顿然轻松，好像从身上卸去了本来就担负不起的重任。　　
　　审讯又开始了。从隔壁，从这一间，连续被提审了好几个。于是知道，“控告团”的事情已经不是秘密，这就可以断定那个农民是“告密”了，而被提审的人也都按照包吉的布置，承认有成立“控告团”这么回事。包吉对大家说，底下如果提审我和梅有韬、郭德明，我们就要代表我们全体向军方提出严重抗议，宣布绝食！我们不是刑事犯，我们是政治犯，我们要看报纸，看守所应当给我们看《人民日报》，我们要听到党中央的声音，我们要了解全国的情况！郭德明同意，大家也认同，包吉又去跟隔壁的梅有韬通了话，两边取得一致。　　
　　但接下来被提审的却不是他们三个，而又是他。包吉对他说，郁老师，不要怕他们，他们问到什么你都告诉他们，我们的抗议，我们的要求，我们要进行绝食斗争，都告诉他们。你可以代表我们如实跟他们谈一谈，你如果不好谈，也不要紧，我们会跟他们谈的。　　
　　他领会了包吉的意思，而包吉对他是信任和理解的。他就去接受审讯了。这回审他的，不是汪院长，而正是那个中年微胖的军官。旁边桌子后面做记录的，看上去是起用了过去的公检法人员。　　
　　他进了屋子，在受审者坐的椅子上坐下，面对着令他肃然起敬的那身四个口袋的绿军装，红五星、红领章。　　
　　你就是郁平？军官居高临下地问他。　　
　　是的。他回答。　　
　　被捕了，有什么想法？　　
　　我认为逮捕我，还有其它三十五人，都是不对的，不符合毛主席党中央对“文革”的要求和规定。　　
　　是吗？所以你们成立了“控告团”，要控告我们？　　
　　不是控告你们，是控告这件事情，要求纠正、平反。我认为这是不难理解的。　　
　　你是主谋、策划吗？　　
　　我没有主谋、策划，但我是“控告团”的当然成员。　　
　　什么叫当然成员？　　
　　如果我没有被捕，我就不是成员。　　
　　那么你倒要我们为你负责了？你为什么不肯当“控告团”副团长？　　
　　我不适合当头儿，我也没有这种能力。　　
　　“控告团”有什么行动计划？能给我说说吗？　　
　　有。要进行绝食抗议。我们的要求是，一，每天有《人民日报》看。二，无罪释放，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砰！”一声响，军人的拳头重击在桌上。狂妄！军人目光炯炯，轻蔑地冷冷地掷出这两个字。　　
　　我不认为这是狂妄。我认为这很正常。　　
　　你继续狂妄！你有历史反革命问题，为什么还上窜下跳？你要达到什么目的？你到底是怎样看待这场运动的？你以为是什么时候到了？政权就是镇压之权，你当真不怕吗？　　
　　感谢你问我这些问题……　　
　　感谢？为什么要感谢？　　
　　因为你提的问题关心到了我的命运、我的内心世界。不过，这些问题，我是不难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我有历史反革命问题，为什么还上窜下跳？首先，我的历史反革命问题前面，要加上“所谓”二字，因为那是一个冤案。制造这个冤案的人，此时此刻也在这个看守所的一个牢间里，他就是亭州市委常委、代市长宗进庭，他已经主动亲口向我道歉，但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冲击他，让他有了一定认识，他是决不会向我道歉的，如果亭州文化大革命仍然在他的主持下，我就会一直坐在牢房里，也就根本用不着军管会再来逮捕我了。　　
　　你在讽刺我们。　　
　　不敢。我说的是实情。至于我的历史问题是一个怎样的冤案，一切都在我的档案里，只要真正按照毛主席提倡的调查研究的精神，不出三天，就能弄清楚，但长期以来，就没有人想这样做，而且在宗进庭主持下就有意这样模模糊糊，让我的冤案拖延成了翻不动的铁案。宗进庭向我道歉时，告诉我一个好消息，市委杨书记对他说过，运动后期要来重新调查我的历史问题。这对于我，就是一个从未有过的好消息。其实，我的问题的症结所在，红卫兵小将已经弄清楚了，但他们不具备给我甄别平反的资格，他们如果给我平反也没有用，可能还会产生适得其反的作用，所以一切还是要等待这个运动结束，等待组织上来处理。第二个问题：我怎样看待这个运动？我想在这个运动中达到什么目的？我以为现在是什么时候到了？我的回答是，我对这个运动的伟大意义，没有个人的不同看法。我本来就是信仰马列主义、拥护社会主义的，所以我也是信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但我至今其实并没有积极参加运动，而且想尽量躲得远远的，因为我毕竟是有所谓历史问题的人，我也是有了一定岁数的人，我没有资格没有勇气冲在前面当闯将，就连能不能在里面做一个普通战士、做一个可以被团结利用的人，也不是我自己能决定的。运动初期有个最主要的口号就是“横扫牛鬼蛇神”，像我这样有历史问题的，不管到底真假，就可以被“横扫”，所以不管是怎样“横扫”、谁来“横扫”，我都应当小心谨慎为妙。可是我躲也躲不掉，这已经是我第三次被抓到这里来了。我拥护文化大革命，但我使不上劲。至于我在“文革”中的曲折经历，这是因为，不同的人，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和对待不同，并且涉及到了我，具体说，宗进庭就是这样，所以他两次逮捕我，让我这个不想参加“文革”的人，也好像参加了进来，也在“文革”中出了名。让我想不到的是，宗进庭本人后来也被关了进来，碰巧还跟我关在一室。文化大革命对我个人有这样复杂，如不亲身经历，连我自己也不敢相信。关于你问我的第三个问题：问我怕不怕？我当然是怕的，我比任何别人都要怕得早，但怕了也不曾有用，第一次被捕是从图书室里被叫出来的，那时文化大革命正在学校里发动，我正想埋头于古代历史研究，想不到书还没有借成，突然就被捕了。如果不是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不是红卫兵小将出来反对资反路线，而是让宗进庭在亭州贯彻到底，我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可不是闹着玩的！第二次被捕……　　
　　好了，不必介绍了，你的意思很清楚，你是洁白的猫儿，你是身不由己的，我们军管会逮捕你，就跟走资派宗进庭一样，是弄错了，是资反路线的继续。你装得像，你装得太像了！你恶毒，你恶毒得倒像是善良无辜！你有知识，可是你的知识是用来对付共产党的！至于你在“文革”中的表演，到底事实如何，你自己清楚，我们也清楚！　　
　　他说，我不能同意你刚才说的一些话！他多么想跟这军人辩论下去。但军人把手一挥，审讯结束了，他也明白了抗争无益，就服从着起身往外走，被押解回牢间。军人所表示的对他的鄙视和深深的成见，令他心伤，他觉得自己有多少话要说啊，但他很快就让自己无所谓了，进而体会到人是只有自己最了解自己的，而军人对他的评判，却是相去十万八千里。“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头脑里冒出《金刚经》上这些话，确实一时破除烦恼，当即放下，了无掛碍。他也就“顿悟”，既有世界，又没有世界，既有我，又没有我，无所来，无所去。老子曰，能如婴儿乎？亚里士多德说，存在不比非存在更存在。当他回到牢间里，他平静得如同在家时散步归来回到自己的书桌面前。　　
　　怎么样？包吉问他，大家关心地看着显得过于平静的他。　　
　　我说了，关于绝食抗议，还有无罪释放、彻底平反的要求，还有我们应当每天看到《人民日报》。　　
　　太好了！太好了！包吉和众人都兴奋起来，包吉说，郁老师，想不到你这样勇敢！我本来以为你不敢说的！　　
　　他想说“勇敢，就是非勇敢，非勇敢，就是勇敢，坐牢，就是非坐牢，非坐牢，就是坐牢，庄严，就是非庄严，非庄严，就是庄严，我就是非我，非我是名为我，你就是非你，非你是名为你，凡所执著，皆是虚妄，凡有所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但他还未开口，已觉无法开口，他开口所说的话却是：　　
　　包吉，我认为，一切都是不必的，也不要绝食，也不要提要求，坐牢就是坐牢，心里不是坐牢就行，最后自有结果。你们商量一下，马上必然要提审你们，你们可以见机而作，实行让步。虽然他们把我们当成阶级敌人，我们却不能把他们当成反动派。他们错了，我们不能错。只要上面指示一下，他们就会释放我们，平反也应当是能做到的。如果上面不来纠正他们，我们怎样绝食，怎样斗争，都没有用。这事情一定有个大形势、大背景、大来头，不但我们决定不了，也是他们决定不了的。我们可怜，他们也可怜。　　
　　包吉沉默不言，大家也都不说话。郭德明说，郁老师说得对，我也有这样的想法。我看这样，要求照提，但不绝食。不到一定时候不绝食。不是我怕绝食，是情况特殊。抓我们好抓，一抓就来，放我们就难了，不是三天五天就能改变，总要拖一向时。即使上面来了指示叫他们放人，他们也要拖十天半月，说有个做工作的过程。如果我们绝食，我们就被动了。我们不绝食，他们不敢不供应我们吃饭，自古有打罪骂罪，没有饿罪。但问题是，郁老师话已经说出去了……　　
　　说出去可以改口，现在不绝食，但保留绝食斗争的权利。　　
　　包吉这样一说，大家都说好，他也赞成。包吉就叫了郭德明，到前面墙边跟隔壁交换意见，过了一会儿回头，告诉大家，那边也同意。他一颗心放了下来，总算能相对清净一些，从精神到身体少受些无谓的煎熬。　　
　　大家坐着，等着来把谁叫去提审，但不曾再来提人，中饭却不期然而然送来了，竟然有红烧五花肉，有肥有瘦，一两一块的样子，每人两块，加在一勺青菜上，油亮诱人。　　
　　吃！包吉说，几年前自然灾难的时候，居民一人一个月才供应一两肉。　　
　　吃着饭，有人说，这顿肉饭，要感谢郁老师！还有人说，假如我们天天说绝食，就天天有肉吃！但又有人说，你倒想得好！他们上一次当，还能再上当吗？你今天再说明天绝食，他们明天就送馊饭馊粥来，叫你吃又吃不下去，不吃又挨饿！吃着，说笑着，一时全不像正在坐牢的样子。忽然，有几个军人和看守所的人进了院子，远远地望着他们吃得有滋有味，看了一会，掉头离开了。两间牢房里笑了起来。　　
　　接连几天，所有未被提审过的人都被提审了一遍，各人“文革”以来的真实情况，各人都坚持事实，不承认军管会布告上所定的罪名；郭德明等人为了澄清自己的家庭出身，也据理陈述；对于成立“控告团”，包吉、梅有韬、郭德明三人被反复提审数次，他们如实承认，而且就以“控告团”名义一再提出他说过的那些要求。在这些提审中，看守所人员打人的行为也受到包吉他们的责问，提审这些造反派变成了这些造反派的抗争，提审也就停止了，以至于听之任之，不再来找他们的麻烦，后来，空气不知为何有些松动。　　
　　坐牢的人们一再提出要看报纸，但一直没有得到同意，后来有一天，看守所耷眼皮的人忽然放下了那种盛气凌人的架子，以私下说话的样子对他们说，你们不是要看报纸吗，我去找些来给你们看，看过后还给我，报纸上确实有对你们有利的话，但你们不要闹，你们一闹，上面就要怪我了。于是弄来了一些《人民日报》。　　
　　他们看到了戚本禹的大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其中有“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句话，甚至说，“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文章中公布了毛主席的一句话，“《清宫秘史》，有人说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的，彻底的卖国主义”。从报纸上还看到“清华大学师生揭发控诉《论修养》一书的毒害”，还有毛主席的话“《修养》这本书是欺人之谈”。毛主席的话都用的是黑体字，一目了然。　　
　　文化大革命在中央的结果，原来就是这样宣告天下的。这之前，军人已经对他们作过那样的宣布。现在亲眼看到报纸，是进一步得到了证实，心中的一种恐惧深入骨髓，真是比自己一切表面上的存在都更存在。　　
　　报纸上确实有对于他们直接有利的文章。其实就在他们被捕后第四天，四月二日就有社论《正确地对待革命小将》说，“当前，社会上出现了一股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全盘否定革命小将的大方向，把一些革命小将重新打成反革命”。他这样的人，算不上是“革命小将”，包吉他们这些工人，似乎也算不上，只有学生红卫兵才算，但他们是处在社论所说的情况之中的。　　
　　四月八日的报纸公布了一段毛主席语录：“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经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这段话在他读到的同时就永远刻印在心上，再也抹不去了。　　
　　登在《人民日报》上的四月十日《解放军报》社论，好像就是针对着亭州来说的，“当前，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不甘心他们的失败，正在勾结牛鬼蛇神，网罗社会渣滓，用极其阴险毒辣的手段，拼命转移斗争目标，对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疯狂的阶级报复，掀起了一股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我们每个干部战士，一定要高举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伟大旗帜，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紧紧地和左派广大群众在一起，坚决把斗争矛头对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绝不允许把矛头指向革命群众。否则，就会走到邪路上去，就会犯方向性的错误……”，还有“严防坏人利用专政工具镇压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等等，这样的话写得很多。令他注意和欣慰的是，“牛鬼蛇神”、“社会渣滓”这些词的使用方向，不是指向造反的这一边，而是拨转过去，指向了保守的一边。运动开展以来，保守派最喜欢拿这些词来指向造反派，这下子应当是被封了嘴、没有话说了。　　
　　到四月十五日，《解放军报》又有社论谈这个问题，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千方百计企图搞垮革命左派队伍，他们勾结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并指使一些保守派组织，抓住革命左派的某些缺点错误，加以夸大，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甚至造谣污蔑，无中生有，给革命左派妄加种种罪名，他们颠倒黑白，混淆视听，妄图使我们认错门、站错队……”，还有，“我们衡量和识别一个群众组织是不是革命左派，就要看他们的大方向，看他们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不是坚决揭露，坚决斗争，看他们的斗争矛头是不是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看他们在两条路线斗争中究竟站在哪一边……”。　　
　　看到这样的社论，特别是毛主席那段让人一读就会永远难忘的语录，个个激动、振奋，都说“天要亮了！”而且说，“毛主席真是下了大决心了！”郭德明失声而哭，说，“毛主席为我们说话了，句句说到我们心里！”所有人的眼睛里都含着泪水。他们于是明白，为什么看守所这一向时对他们松了下来，也看不到军人来要把他们怎么样，因为军管会在他们之前就看到了这些社论，还有那一段应当说是最为重要的毛主席语录。　　
　　报纸上还有一些能让他们激动的内容，比如，转载的《北京日报》社论说，“彻底埋葬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说“旧北京市委的反动统治被推翻了”。这样的语句，就连这些坐了牢的造反派看了好像也觉得是否说得过份了些，但总的来说，他们当然要看作是好消息，也许在革命年头，就必须说得那样激烈才行。让他们激动的还有江青同志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上的讲话，江青说，“一月二十八日中央军委八条命令是正确的，有效的，八条命令的主要方面，是讲群众应当怎样正确地对待人民解放军，是讲拥军的。现在，四月六日中央军委的十条命令，也是正确的，有效的，十条命令的主要方面是讲人民解放军应当怎样正确对待群众，是讲爱民的。”虽然是两边和稀泥、给军队留面子，但从时间上说，侧重点毕竟是军委十条命令了。什么是十条命令，他们不知道，但《解放军报》社论上的那些内容大约就是一种体现。这就进一步明白了中央的态度，明白了总的有利形势，所以他们从中受到鼓舞。令他们遗憾的是，一场重要的好电影，他们被坐牢错过了时间，4月19日报纸上说，“亿万革命人民渴望已久的一九六六年国庆节大型彩色文献纪录片开始上映”，可以看到毛主席在天安门上怎样向海洋一般的广场人群挥手，并且高呼“人民万岁”。　　
　　四月底的一天，江进海、林集和七、八个学生，忽然出现在他们面前。耷眼皮的看守所人员来把牢门打开，大家都涌了出来，学生们和大家握手，都是热泪盈眶。有人喊出了“毛主席万岁！”于是一齐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林集抱着他哭了起来。　　
　　忽然看到几个学生拖拖扯扯要把两个看守所人员拖进院子，但学生体力小，那两个人身强力壮，虽然表面上任凭学生拖扯，并不反抗，但学生就是拖扯不动他们，好不容易才拖扯到院子当中。江进海走过去，喝令说，向毛主席请罪！向革命造反派请罪！学生们捺着，终于让那两个人跪了下来，学生们呼喊口号，其中竟然有“砸烂公检法”！这“砸烂”二字跟“公检法”联系起来，让人心惊肉跳、胆寒不安。他们看到，就有学生把这条标语刷在牢房院里的墙上了，并且说这也是毛主席说的话！　　
　　学生让那两个人站起来，狠狠教训着，那两个人低头听着，后来就让他们自己走了。整个过程他们站在牢间门口看着，谨慎地没有走近。他松了一口气，因为学生对二人的这番“武斗”是很轻微的，而他们作为“犯人”，也保持了距离。当然，对于那二人来说，却是从未有过的“奇耻大辱”，将来有机会，要把这事情说成“反革命事件”是很容易的。　　
　　江进海气愤地说，我们调查过了，他们两个人是打你们的。包吉说，确实，他们就打过我，一拳头下来让你疼几天，到现在还阴疼！别的也有几个人证明说，这两个人确实最会打人，“文革”前就打人。　　
　　江进海就简略告诉人们，亭州的“三月镇反”不是孤立的，在四川，在河南、安徽，很多地方都是一样，全国最严重的是“青海2·23事件”，篡夺了青海省军权的赵永夫下令开枪打死了许多学生和工人，中央已经作出处理，中央军委下达了十条命令，纠正军队支左中出现的这些严重问题。你们被捕、被游街示众之后，全市一片白色恐怖，但第二天，我们的大字报《摸虎头》就上墙了，是他（指林集）执笔写的，观看的人日夜不断，看着流着眼泪，夜晚就打着手电筒一行一行观看，上面加满了赞成的批语。接着是中央四月二日社论发表，证明我们的大字报写得不错，证明“三月镇反”是错了！到四月十日、四月十五日，中央接连又是两篇社论下来，更证明我们是对的，我们到军管会去谈，军管会说话的口吻才有了一些转变，但到现在也不说什么时候可以释放你们。我们到这里来之前，到公检法军管会里去过，但他们躲起来不见我们了！我们就在那里造反，写大标语，又到看守所来看望你们！公检法作为专政工具这一次是保皇派面目大暴露，迫不急待推波助澜，逮捕造反派都是他们走在前头，把你们武装游街时，他们提着手枪，站在第一辆吉普车上开路，显示威风，精神抖抖的！当然，问题不光是我们写了几条大标语就什么都会自动解决，斗争是艰巨、复杂的，就我来说，我越来越感到斗大的馒头没处下口，而且也不知道这馒头到底有多大、有多硬、里面包着些什么，我们学生对社会了解得太少了，一定要工人阶级、全体人民起来斗争才行！　　
　　人们凝神屏息听着江进海说话，不时地揩着泪水。他心里多么为这样的学生自豪！这些学生都才只有二十岁，或者还要小一点。毛主席要让他们在大风大浪中经风雨、见世面，事实果然如此，他们的确得到了锻炼。　　
　　只见林集把公安人员的一副帽徽领章交给一直站在一旁的耷眼皮，并且做着说明，耷眼皮不肯收下，江进海大声说，这事情好办，你打个电话告诉那边，是谁的叫他来跟你拿。耷眼皮只好收了下来。原来，这是他们在冲击公检法时，与那里的人发生辩论，林集把一个老民警的帽徽领章揪了下来，说你不配当人民警察！林集本想把帽微领章留在身边玩玩，但想到那个老民警也挺可怜，就决定还给他。　　
　　江进海他们离开后，他们自动回到牢间里去。耷眼皮这时就来把牢门重新锁上，很谦卑地打着招呼说，做个形式，做个形式。造反派们说，这是你的工作。一时竟出现彼此的理解、宽容，很有意思。　　
　　四月二十九日这天上午，耷眼皮和另一个看守所人员走来，开了他们这一间的栅门，按名单叫人，叫了三个出去，又把栅门上了锁。过了二十分钟，还是这两个人，从隔壁牢间里叫了三个人出去。包吉问，喂，把人叫去做什么？玩什么鬼？怎么三个、三个的，还一边、一边的？耷眼皮说，放你们哪。包吉问，怎么放？什么说法？耷眼皮小声说，这个我不清楚，马上你就知道了。说罢赶快押了人就走。　　
　　这时，郭德明发现，对面半空中那岗亭上的机枪撤掉了，只剩下一个背枪站着的战士。　　
　　下午，隔壁的梅有韬、这边的包吉被叫出去。包吉跟还没有走的人郑重握了手。跟他说，郁老师，出去再见！　　
　　晏下午，耷眼皮走来，开了栅门，说，郁老师，出来吧！他跟牢间里的郭德明等人握手道别，就跟耷眼皮走。出院子时在宗进庭那一间牢房前停下来，而宗进庭也看到了他。他说，我先走了，你保重！宗进庭坐在铺上向他做了会意的手势。出了二道门，耷眼皮对他说，你跟宗市长熟？他说，很熟，不是一般的熟。耷眼皮“噢”了一声，好像方知事物的某种复杂性。他不明白，对宗进庭这些人，军管会为何还不释放呢？既然镇压造反派了，这几个在“一月风暴”中被群众逼着市委关进来的干部，就大可以放回家了，然而军管会却没有这样做。是的，事物并不截然非此即彼，而是有一些中间性的存在，他跟耷眼皮一样顿然一悟。　　
　　耷眼皮把他交给一个脸上还很稚气的军人，军装四个口袋，是个军官。军人以较为客气的态度说，“请，到公安局去。”他就在前面走，军人在后面跟着，出了看守所。在公安局旁边墙上，他看到并排张贴着两份《中央军委命令》，一份是一月二十八日的八条，一份是四月六日的十条，都是新贴上去的。军管会大约想这样来说明他们自己。但他认为，前面的那个八条并不能用来为他们做辩护。至于后面的十条，他来不及细读，那当然是明确纠正支左以来发生的这种“镇反”错误的。　　
　　进了公安局，果然看到学生写下的“砸烂公检法”的大标语还留在墙上。军人又说了几回“这边请”，曲折而行，最后把他“请”到最里边，上了一个二层小楼，说，“姜主任在等你。”　　
　　一间红地板的办公室，里面一个中等身材、很健硕的军人迎着他走来，伸手跟他一握，淮海口音，说，你就是郁老师？让你受惊了，全是误会！我是公检法军管会姜顺堂，现在你是我的客人，请坐。年青军人泡了一杯茶，放在他面前，而后退了出去。　　
　　他在办公桌对面椅子上坐下，神经绷紧着，意识到这是姜主任要跟他“交朋友”，认为他具有某种价值。这与造反派请他办报纸相比，好像是转到了强大而有利的一面，但他心中不觉已经产生一种警觉和抗拒。他喝了一口茶，他有一个月不知茶叶的味道了。　　
　　姜主任拉了坐椅，隔着办公桌的一角对面坐下，这样与他在位置上就是平等相待的了。姜主任说，我们经过查看档案和调查了解，认为给你定的历史问题，确实是一个冤案，你没有历史问题，你是一个正常的同志，跟我参加革命的时间一样：一九四四年。你上学受培训，我直接入伍。　　
　　他一听，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但他是听清楚了，他站起来，朝姜主任一个鞠躬。姜主任忙站起来拉他坐下，说，都是革命同志，不作兴这样的。他说，这是我自一九五九年以来，也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第一次听到有人这样对我表态，并且，我认为你的话是代表组织的，不仅代表你个人。姜主任说，某种意义上可以这么说。但我们毕竟是军管会，是临时的。将来，我们要把调查结果转给恢复工作的地方党委有关部门，由他们来做最后的结论，并且还应当给你恢复待遇。当然，就我们来说，从现在开始，看待你就不是有历史问题的人了。所以，对于逮捕你，让你坐了一个月牢房，我代表公检法军管会向你表示赔礼道歉！姜主任站起来，郑重地朝他鞠了一躬。他连忙站起来说不敢不敢。　　
　　姜主任就从办公桌抽屉里取出一纸，说，这是给你的《平反决定》。他接过一看，是“亭军（平）第36号”，上面打印着几行字：“经研究决定，取消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八日对郁平的逮捕，予以平反。郁平的所谓历史反革命问题，经查不实，有待运动后期提请组织部门改正原有结论。”下面是“亭州军管会”并盖有公章、签有日期。他反复看了几遍，抬头对姜主任说，这可以说是目前所能写下的最好的结论了，对这个结论，我已经盼望了七年多，我，我的一家，经历了太多的痛苦！他的泪水涌了出来，站起身朝姜主任一个鞠躬，姜主任双手来扶，说，你受苦了，你受苦了，我能理解，能理解。　　
　　姜主任给他的茶杯续了水，说，你看了这个，你就知道，我们是真诚的，我们犯错误是真诚的，我们改正错误也是真诚的。你无须对我们，对我，有什么戒备心理了。他心中一愧，说，是的，本来是有一点，虽然那是不应该的，但现在情况确实有些不同。姜主任又说，这份平反书，军管会留档一份，给你们学校一份，给你本人一份，你要收藏好。　　
　　具体就谈了这么多，没有涉及运动，也没有对他提什么希望或要求。姜主任让他再喝点茶，他好好地喝了几口。姜主任说，今天我们是初步认识，以后有机会我们还可以交谈，你也可以来，我也可以拜访你，不打不相识，交个朋友嘛。时候不早了，你就回家团聚吧，请代我们向你的家人表示道歉！　　
　　毫无疑问，姜主任是一个很有水平和政治风度的人。　　
　　那个青年军官陪他走到公安局门口，互道再见。跟刚才进公安局不同，这时他作为一个恢复了人身自由的、而且比这还要好得多的人，走出了公安局。他怀揣着那份第36号《平反决定》，独自走回家去。这个《平反决定》，不是搨在他鼻子上的够不着、舔不到的糖，而是有真实份量的东西，决不是可以随便这样写、这样盖上军管会公章的。　　
　　第十章   侦察　　
　　一　　
　　从公检法军管会出来，走着走着心儿按捺不住狂跳起来，想不到这次坐牢竟有这样好的结果，简直是因祸得福，那结论多么直截了当，多么实事求是，多么敢于负责并且尽力而为，感激之情洋溢他的心中。　　
　　天色渐暗，仍有群众认出了他，大约见过他被押在大卡车上游街的，不免惊愕，但见他不卑不亢、不慌不忙的走着，比一个正常的人还要正常，也就掉转了疑问的目光，把肚子里因恐惧而忽然涌起到喉咙口的一个东西，“啯笃”一下，又吞回肚里，心想：反正是文化大革命，很多事情是闹不明白的，于是当下心安，走自己的路。　　
　　碰巧就对面遇到五十多岁的那个女街道主任，耷着眼皮，却一眼认出了他，掩饰不住一愣，有点浑浊的小眼珠瞪着他，也好像怀疑自己是不是看错了人，这么出名的一个历史反革命怎么又从牢间里放出来了？该不是自己跑出来的吧？他不由得就上前一步，这时他注意到主任表现出很高的政治素质而镇静着不为所动，他也就装出些卑微，从怀里把《平反决定》拿了出来，尊称一声“主任”（惭愧，他不知她姓什么），说，军管会给我平反了，而且我的历史问题也弄清楚了，根本不存在历史问题……。　　
　　街道主任神色不动，眼睛看着他手里的那张纸，听他说着。他估计她还没有听出他的提醒，或者在傍晚光线下看不清纸上的字，就一行一行指着念给她听（其实他已经背熟在心里了）：“平反决定，亭军（平）第36号，经研究决定，取消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八日对郁平的逮捕，予以平反。郁平的所谓历史反革命问题，经查不实，有待运动后期提请组织部门改正原有结论。亭州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印），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九日。”　　
　　念罢，他说，从现在开始，我不能再算是牛鬼蛇神了！　　
　　他就这样几乎是强行地把《平反决定》灌进了街道主任的脑袋，让她明白了对于他来说如此重要的事情，而这事情与她的工作也是大有关系的，她不应该再用老的眼光看他了，从此以后，她应当以这个《平反决定》为准来看待他这个人，并且对乔丽也应当另眼相看。随即，一丝怜悯之情却暗起于他的心中，因为街道主任毕竟是这样五十多岁而且很显老的一个妇女，估计识字也不多，只知道按上级布置去做工作，据说每个月只有很少的一点工资，只能算是补贴，工作中虽然不免方式呆板简单些，但她的存在对于一方社会的安全是很起作用的，即使以前对他、对乔丽有过什么样的眼光和态度，也是可以理解的。这样一想，他愧疚起来，补说了一些问候的话语，尽力要把一种尊敬和温暖送进街道主任的心中。　　
　　本来一直板着脸，好像从来都是板着脸的主任，绽开笑容，指着他手中的那张纸说，这个你要收好。其实，我们一直也是为你们可惜的，你们看着也不像是坏人。现在好了，乔丽回来了，你的问题也见底了，你们还年轻，还有得过呢！　　
　　说得多么实在啊！他连声道谢，总算圆满结束了跟街道主任的这个乍然相逢，成功压抑住了心中一股桀骜不驯的野蛮力量，如果压抑不住，那会是多么无理、多么有害，但他似乎也不应抹杀它，因为它一直让他能挺住、能活了下来，那可能就是生命力本身，而拥有这生命力的人自己，似乎也无奈何它。　　
　　四周一切如故，小屋的门是开着的，自行车停在门口，乔丽已经下班回家了。他进了屋，乔丽转身看到了他，马上扑在他的身上，抽泣出一声。这他想起《罪人归来》的著名油画，可惜他并不是那在俄罗斯文学中特别光荣、也打动了无数中国知识分子的十二月党人。他安慰着乔丽，问，你不曾有事吧？乔丽说，还好，派出所来把屋子里搜了一下，把地下挖了二尺深，竟然挖出一把手枪、几十个子弹来，吓死我了，还好，都锈透了，跟泥土锈在一起，有年代了，跟我们无关。但还是问我们是什么时候住在这里的，我说从一九五九年算起，住在这里七、八年了。他们没有说挖出来的东西跟我们有关系，但我心里还是生怕被缠住，越想越怕。怎么我们偏偏就住到这个是非之地上来的呢！我就想，难怪我们接二连三倒霉的呢，原来我们住的这个地方下面有这些不安宁的东西啊！总算挖出来弄走了，以后我们就要太平了！隔壁老太也是这样说的。　　
　　他们把我带到派出所去谈话，问你的情况，我说我劳改了五年，回来才一个月，我不了解情况，他们训了我几句，就让我回来了。有一天几个街道青年忽然闯来，把我就在这门口站到大凳上批斗，说我是“牛鬼蛇神”，命令我“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别的倒也不曾有什么事，目的好像只是为了表现他们自己“革命”。幸好厂里是“工红”一派当家，到了厂里我就不怕了，住在家里总是怕。他问，我们被游街，你看到没有？乔丽说，没看到，听说了，给我带来的压力真大！说着抱紧了他，问，你没有吃苦头吧？他说，里面也有人挨了打的，我没有。以后，我再也不会被抓起来了，不会有任何抓我的理由了。乔丽却大有疑问：真的吗？他说，军管会对我有了一个很好的结论。他就把《平反决定》拿了出来。　　
　　乔丽看着，他还在一旁一句一句念着。乔丽问，就这一份吗？他告诉她，军管会存档一份，学校里也有一份。乔丽说，这么些年了，总算等到了这张纸，害死我们了！说罢，恐惧地看着他，他把乔丽揽拥在怀中。乔丽说，真正最后的结论，还要等啊。他说，等吧，不至于再有更多的曲折了，反正我们已经习惯了，你看这个转不过身来的小屋，将来有一天我们还会舍不得离开它呢，比住小洋房还好，有种非常脚踏实地的感觉！乔丽不以为然轻轻摇头，然后丢开这个话题，脸上亮出一种光来，告诉他一个好消息：　　
　　她确实是怀孕了！　　
　　他们久久相拥在一起。他感到人真是太可怜了，可是他何必说破这可怜呢，你不说，那就几乎是不存在的，事实上此时此刻他们不是正感到很幸福吗？多么珍贵，比平常的单纯的幸福还要幸福！　　
　　他注意到桌上有一叠《活页文选》，问，你买的？乔丽说，中央的重要社论上面都有，而且便于收藏。从社论上我就估计到快要放你们了，好像写社论的人也晓得亭州的事情。他笑道，你也学会研究社论、分析形势了，你已经切实成了社会的一员！我本来还担心你会不理解、不适应呢。人生随遇而安，怕只怕天下事了而未了。“文革”让所有的人都成了政治家！　　
　　自从乔丽从劳改农场回来，他就想带乔丽回老家一趟看望父母，如今出狱，这愿望更为强烈。但乔丽每天要上班，厂医务室很忙。原有一个老厂医，她上班之后，人家得着这个机会，就调到老家海塘人民医院去了，她就走不开。现在，到医务室就诊的人增加了，到医院看病的人减少了，厂里对她很满意。而他呢，坐牢出来之后当然还是要到学校去报到。在他这次被捕前，学校就“复课闹革命”了，他应当到校报到，至于回乡探亲，只有等待暑假的来临。但“文革”期间，也没有什么放假不放假的了，去年的暑假正是闹革命的高潮，寒假期间也正是又一个高潮，都过去了，人们都没有想到有放假这回事，实际上师生们都把放假忘记了。但外地的老师或农村的学生，大多是回家去的，没人注意。即将到来的一九六七年的暑假，又如何呢？这很难回答。　　
　　他和乔丽一时不觉都成了现行军管秩序的拥护者，巴望就这样军管下去，逐步回到社会正常秩序。他需要写一封信，说明暂时还不能回家看望的原因，其中最重要的，要给父母大人报告乔丽怀孕的喜讯。他征求乔丽的意见，乔丽立即愧疚而且流下泪来，说，这事以后再写吧。　　
　　晚饭后，他同乔丽一起到王校长家去。他认为他应当立即去见王校长，让王校长最及时地知道他平安获释，而且有了这样意想不到的好结果，不应当到学校报到时才跟王校长见面，那样就混同于一般了。当然，王校长也许已经知道了他的情况，但他还是应当在最早的时间内出现在王校长面前、向王校长报个平安。这一切都是出于一种报答。　　
　　王校长握住他的手说，我在等着你呢。他说，我应当今天晚上就来见你。王校长说，我能理解，我也估计到了，说实话，我有愧、有愧啊，在你的问题上，我一直地有愧。他忙说，我的事情哪能怪你，你要是能决定一切，我和乔丽就会是别的样子了。　　
　　他把《平反决定》放在王校长面前，王校长一字一字认真看了一遍，说，这说明军管会对你的问题，还是很负责的。他们一开始是仓促上阵，但后来的工作做得还是细的，从你的问题上看，是用了功夫的，要不然得不出这样的结论，更不敢这样负责地写出来。这最后一句话，他们不写也可以，只要给你这次被捕做了平反就行了，别的他们可以不管，也可以不写上来。这样写，客观上对你是有利的。　　
　　他点头。王校长接着说，这就是我想跟你说的，以后我们各方面恐怕需要更加谨慎，千万不要再卷进去，高低不沾边不就行了吗？我们的身份毕竟跟群众不同，我们的问题不是靠群众运动，而是要靠组织解决。《平反决定》上面最后一句话，意思就是这样，这就把你同那些人区分了开来！　　
　　王校长是这样去理解的，倒也有些道理。只不过他心中好像已经跟包吉那些人分不开了。“文革”以来，他确实把“组织”对于他的存在给忘记了，这简直很奇怪。自一九五九年以来，他心中一直是只盼着“组织”来关心他的。　　
　　所谓“高低不沾边”，实际上很难做到。以前他也不曾想去沾边，可是后来还是多少沾了边，并且就被卷进去了，一直被卷进了看守所、被游街示众，在别人看来好像卷进很深似的，其实又不是那回事。　　
　　他说，我很想躲到乡下去，但现在怕是不好请假。王校长点头。他说，不过乡下也不太平，农村也是开展运动的，也很复杂，而且中央规定我这样家庭出身的人不要回去。　　
　　王校长说，也不一定要躲到哪里去，也不是不要关心国家大事，而是对实际的运动，如何保持一定距离，当然，群众要来批判我们，或者来向我们请教，那也没有办法，只要我们不是主动参加这一派那一派的，那问题就不大、不深，有了问题也离得身、说得清。　　
　　耳朵里只听得王校长说“问题”，是的，“文革”对于他，对于王校长，对于很多人，就是不要在运动中有什么“问题”，这是最重要的。只要在运动中不曾有“问题”，以后就不会有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许是一种小算盘，但限于自身情况，何不明哲保身呢？至于学生红卫兵、工人造反派那些青年人，那些普通群众，情况确实跟多少有自己特定身份的人不同，是好是歹，由他们自己去经受，你关心不了他们，左右不了他们。最保险的信条应当是：国家大事虽说要关心，但在运动中最好不要惹上什么“问题”。你不能保证你“正确”，你“正确”了又怎么样？你“正确”不等于你就不吃亏，而且，你的“正确”说不定就是你的“问题”。这种道理已经是很明显的了，它复杂而又简单。　　
　　他说，是的，运动总之是在“收”，这次“三月镇反”，只能看作是一个意外、一个曲折、一次失手，是执行“收”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不能改变“收”的总趋势，一切还是要“收”。　　
　　王校长说，你这就理解对了，现在要防止的，就是受压的工人学生不服气，又一次起来大闹天宫，我就担心这个。学校里已经有动向，早就军训不下去了，都不听话，具有“全军毛选学习积极分子”称号的人当军训员也当不下去，学生都不听他的，看不起他，弄得他哭笑不得。军训小组最近干脆不到学校来了，学生又自作自为起来，大字报专栏上天天是新的大字报，天天都有新传单印发，有自己写的，有转抄外地的，不同观点的都有，都在讨论从“一月风暴”到现在的形势。我看主要观点只有两种，一种认为要将革命进行到底，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反对妥协、改良，一种是认为运动不应当继续搞下去，以免动摇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这两种观点都言之成理，能结合起来就好了，但他们互相攻击。江进海在学生中的威信很高，是所谓革命到底的，而史宏好像变成保守的了。有些学生，我有时心里也不得不佩服呢。我只是担心他们以后要犯错误！他们不是不知天高地厚，他们是只知天高，不知地厚，他们有点唯意志论。光是对了，算什么？说不定呀，对了就是错了！我的思想是有点保守的，但我是从经验里来的，是很现实的。习惯的势力最强大，它就存在于每个人的心里。革命能推动社会前进，但无法一下子改变所有的东西，有许多东西是要卷土重来的。过日子是人心深处最普遍的愿望，至于一些高深的东西，知道一些就行了，普通人哪里弄得清、管得了？看来史宏比较老成，他就知道转弯，他不再持激进的态度了，现在有点不动声色。你回校以后，千万不要被卷进去，他们都是学生，我们不好赞成一派，不赞成另一派。　　
　　王校长的话比较朴素，但相当深刻，他听了心中折服。他连说是的是的，我也特别要注意这个问题。我本来就是最不关心的人，倒好像成了一个重要的当事人，其实又不是那么回事。　　
　　王校长说，你总算是幸运的，还得到军管会这样负责的平反，在运动中因为历史问题而丢了性命的一定不乏其人啊。　　
　　他把头直点。王校长这样的提醒，能让他头脑冷静。　　
　　乔丽从王师娘那里出来，眼睛红红的，流过泪了。说，我们该让王校长休息了。看来，乔丽跟王师娘也有了很好的交谈。　　
　　夜晚宁静的小城，空气清新，悠然飘逸着不知从何而来的春天的花香，气候不冷不热，最是宜人。他和乔丽在小屋里几乎很甜蜜地睡去，“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新的烦恼从释放后的第二天就开始了。一伙人突然来到，有江进海、林集，还有包吉、梅有韬。至于他们怎么走到一起的，他就不知道了，这些人聚在一起是很自然的。屋里太小，他们都站在门外，他也就到屋外去接待这些不速之客。他们说，郁老师，你知道吗，郭德明他们到现在还关在里面，而且给我们的《平反决定》上都留有“秋后算账”的尾巴。我们来找你，一起去研究怎么弄？　　
　　这情况他还不知道，他也感到惊讶，但他想说“我不去”，他还想说“以后我跟你们、跟这个运动没有任何关系了”，如此等等，可是他说不出口，他做不到那样绝情绝义，他无法让自己摇身一变成为一个不可思议的人。如果他能让自己只值得他们鄙视和唾弃，那是多好，可是，他不知道怎样才能做到那一步，在社会上他是见到过那种人的，可是他做不出那种样子来。他只能“姑妄从之”了。他进屋很有愧很抱歉很无奈地与乔丽说了一声“我跟他们去有一下事”，就跟他们走了，也顾不得人们眼中将会把他看作这些风风火火的造反派里的一员。事实上在一般人们的眼光中，他几乎已经就是一个很著名的造反派了，他的角色好像是造反派的“军师”、“高参”、“笔杆儿”之类。他早已收获着或者敬佩、或者敬畏，乃至或者恐惧、或者仇视、或者讥笑的目光，而这些“他人的目光”其实都弄错了，都是他们自己的内心世界对“文革”这一客观事件的反映，真是“我思故我在”，他们只是生活他们自己的思想中而已，确实是唯心主义的，他根本无须介意。　　
　　他公然跟着这些造反派走着，走进大街旁边的长巷，一直向北，穿过几个街口，长巷还没有到头。原来，从前这长巷是市内长河的西岸，与东岸的十里长街隔河相望。河宽三丈，不算宽，但水深流急，南北贯穿全城，北通淮河水系，南接扬子江水，有潮涨潮落，北边水清而南边水浑，有如泾渭分明；河里盛产鱼虾，河边商贸兴旺，也是市民的饮用水源之一。他们正在穿过的几个街口，原是长河上的一座座桥梁，桥梁两头人群攒集，商业兴旺，有如清明上河图一样。四十年代的民国地方志上已经说水政失修，长河正在湮没，桥梁塌陷，踏平为路，成为十字路口。现在走在长巷中，有时还能看到尚未完全消失的小片河段，那是附近居民倾倒垃圾的场所，不久之后势将完全填平。真是眼睛看得见的沧海桑田。解放以来，农村到处兴修大中小型水利，这样的城市水利，似乎不够重视。　　
　　他们拐进长巷旁边的一个小巷，里面豁然一条小街，当中麻石铺路，两边青石到边，一眼远望无尽，二面俱是人家，是个清洁齐整，闹中取静的地方。固定在高墙上的蓝色瓷牌上写着这里叫做“明德街”。进了街边的一个大院，说是职工夜校。重新出来活动的“工红”以这里做了临时总部。　　
　　职工夜校里有很多的人，一目了然都是工人群众，抽着烟，说着话，他们从某种蛰伏状态下又出来活动了，显得很兴奋。一个工人在一张很大的桌子前俯身悬肘抄写大字报，四周站着观看的人，啧啧称赞那一手好字。　　
　　他跟着包吉他们往里走，在里面的一个小院里他看到已经久违了的刘克成、张大同、刘济武这些头头们，还有另外的一些他不认识的工人。头头们也惊喜地看到了他，于是握手问候，一种温暖和热力立即将他裹挟、并且侵润到他的心中，把冷漠、封闭和小心驱逐出去，让热血流动了起来，要想抽身而退也很难。　　
　　一个工人苦脸含泪诉说前一阵他在厂里受到了怎样的压制乃至非人的对待，而现在，那些压制他的人们晓得形势不妙，又躲下去不吱声了。其他人也争着要诉说自己的情况。这些工人，就像战争中被打散了的队伍又汇聚一起，一面诉说被打散后所吃的苦头，一面摩拳擦掌，要举旗再干。他们重新见到了他们的头头，他们的头头也重新见到了他们，又走到一起来，又体会到自己的整体的力量了。　　
　　他想起他同王校长其实已经预见到这一切，而且他是应当谨防自己被卷进来的，可是，看来仍有身不由己之处，一切不可能一切两断，只是要注意保持距离。好在他是知识分子、文雅之人，并且有自己的问题，事实上这些人也从未对他有过更多更高的什么要求。一次一次地，他都是因为某种却不过去的情面，加上一定的同情和理解，而跟这些人发生了一定接触，其实他如果对他们硬是敬而远之，硬是拒绝来往，他们也不会对他怎么样的，至多在心中鄙视他、可怜他这个人罢了。　　
　　造反派作为“群众组织”，本来就建筑在自愿自觉的基础上，并无约束，对任何一个成员都无法提出“你必须参加”或“你不得退出”的要求，全凭着同气相求、同声相应，有了事不管是甘心赴汤蹈火，还是不好意思躲避，总之看上去就是几十几百、几千几万的人，而且用着“战斗队”、“兵团”、“方面军”、“总部”之类的名称，但事实上远不是那么回事，“三月镇反”这样的形势一来，不就全都鸟兽散、无影无踪了吗？　　
　　他之所以不能按照自己内心也存在的某种冲动，而真正加入他们的队伍，之所以老是在心里嘀咕告诫自己跟这些人保持一定距离，其中一条原因也是这些人具有这种“乌合之众”的性质，你怎么能就把自己的已经很可怜的政治生命跟他们“乌合”在一起呢？你跟群众不是一回事，而像现在这样总是发生一定的联系，都是在没有料到的情况下发生的，是一次一次的特殊情况决定的。好在他并没有失去理智，他遭到三次抓捕、三次进狱，换一个人也许完全有理由发疯，完全有理由跟造反的工人们学生们铁了心“打成一片”，真的成为他们“军师”、“高参”、“笔杆儿”，乃至在一定情况下走在前头、振臂一呼！但他并没有这样。多么悲哀啊，人是有自己的处境、心境的，人很难改变自己，自由的人本身在社会里是不自由的。　　
　　在小院旁边的一间屋里，包吉激动地向刘克成、刘济武报告了还有一半人关在牢里没有放出来，而且已经放出的人的那一纸《平反决定》都是留有尾巴的，意味着随时可以再跟他们“秋后算账”。包吉指着他说，郁老师也来了，我们总要有个对策呀！幸而他们没有问他的《平反决定》写得如何，要不然真是很难回答。他也就像心里怀了一个鬼胎似的。　　
　　刘克成说，经过明天的“五·一大游行”，我们一定要跟军管会提出这个问题，还有其他的许多问题。你们记住，以后我们不叫“工红”了，我们叫做“文革”串联会。“三月镇反”之后，我们“工红”已经不存在了。中央的要求是按单位按部门大联合。但发生了“三月镇反”这样的曲折，运动“收”不起来。我们不得不重新战斗，根本的是怎样看待文化大革命、怎样看待我们这些人，这个问题不解决，一切都不会解决，除非还是把我们镇压下去。这一回是血的教训！明天的“五·一大游行”，就是重新发动，今天要全力以赴做好准备。　　
　　包吉听了浑身来劲，说，好！就盼着你们出来领着干！　　
　　刘济武说，你们被抓进去，还游街示众，我们的日子也不好过！我们这几个人，一个一个都被叫到公检法军管会去谈过话，对我们每一个人都说随时可以逮捕我们！我们厂里，他们把朱荣兴调虎离山，调到军管会生产办公室去看电话机，从人武部抽派了三个科长到我们厂来实行军管，这三个家伙暗中培植一些人来做我们的对立面，要不是形势及时翻过来，我们厂肯定要变一个天！昨天我们把那三个家伙轰走了，到军管会把朱荣兴要了回来。“三月镇反”是全国性的，我们不起来斗争是不行了！　　
　　刘克成说，好吧，情况都清楚了，各人都去宣传、发动，明天“五·一大游行”参加的人越多越好，早上八点半在本单位排队出发，把老旗子都打出来，如果没有了，就赶快做新的，自行上街，到时大家会在街头上遇到，相互呼应，小队伍自动合并成大队伍，形成声势。十点钟游行结束。郁老师，你不要走，我有好多话要跟你谈。　　
　　包吉一声“走”，和在场的工人们都风风火火地离开了。江进海说，我们学生也要配合行动，要为“文革”串联会叫好！明天我们也要上街游行！说着也领了林集等几个学生风风火火地走了。　　
　　刘济武、张大同都分头去工作。刘克成对他说，郁老师，你被抓进去，我就想，我们对不起你，当初还是不该请你帮助办报纸，我们考虑得还是嫌简单了。这回真是血的教训，人家对我们下手多狠啊！　　
　　他很想对刘克成说，那你们为什么还要出来“斗争”呢？就此歇手不行吗？可是他说不出口，一种巨大的无形的东西堵住了他的嘴，这就是眼前明摆着的形势。这些人是不甘心被镇压和压制下去的，也确实不应当这样对待他们。这股子委屈，这股子恶气，一定要发作出来，一定要讨个公道，一定要把形势从根本上扭转过来，在他们所认为的意义上，而不是如前一阵军管会所认为的意义上，“夺取文化大革命的胜利”，从而走向第一次“文革”运动的结束。现在，一切问题都集中到一点上，就是运动应当在什么样的状况下结束？像“三月镇反”这样的“收”，刘克成他们是不能接受的。把亿万人民都裹挟进来的那无形而又有形的两股力的斗争，就这样又打了一个回合，下面将进入新一轮的较量。鹿死谁手，谁胜谁负，并不因为有了毛主席党中央的表态就在全国自然地解决了，否则就不会有“文革”以来的这些反反复复。这次军管会“三月镇反”所代表的那种力量，此时在大街上也许看不见一个人了，又都退却下去暂时沉默了，但其实像山一样不可能被刘克成他们移动一点点，他们仍然随时会出来以“阶级斗争”的名义，对刘克成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然而，刘克成他们还是要出来进行“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斗争”。他注意到，造反派对“路线斗争”的强调，超过对“阶级斗争”的强调，他们强调更加高级别的、更加要害的、更加实质性的斗争，而不赞成庸俗化的、以“地富反坏右”为对象的“阶级斗争”。这是与保守派的明显不同。没见过专门论述这个问题的大字报，也没见过专门阐释这个问题的报纸社论，情况好像是不言而喻、心照不宣的，但不是无意识的，因为都反映在“文革”以来的反复斗争上，也反映在群众双方的大字报上，这种情况作为一种潜在的东西而顽强存在着，好像只是用语的不同，但背后是势力的不同。总之，刘克成他们现在更加明白，真正属于他们的“胜利”，不会自动来到，保守派高高祭起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达摩克利斯剑，依然危悬在他们的头顶，随时可以落下来对他们无情斩杀。他们外表的斗志昂扬不能取消他们内心的焦虑、恐惧。这种内心的焦虑、恐惧，越来越成为他们起来斗争的推动力，与其说这是斗争，倒不如说是抗争。他们心中甚至会埋怨毛主席为什么不痛痛快快地解决问题，而一定要让他们来“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他们一方面欢呼和赞扬毛主席“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的方针，另一方面又确实希望毛主席最好能挥手免去他们这样的苦斗，把“胜利”切实地放到他们手心上来。他们的一切其实带有绝望和悲怆的意味。　　
　　他问刘克成，刚才刘济武说，军管会也把你叫去谈话的吗？刘克成说，是的，我得到通知，就去了。姜顺堂对我说，刘克成我问你，解放以来可有哪一个反革命分子敢像你这样跳出来跟我们较量的？毛主席引蛇出洞，乌龟王八果然就出来了，现在，毛主席的命令终于下来了，运动“收网”了，跳出来的都跑不掉，都有一本账。告诉你，我们定你什么罪都够了。你们在社会上闹得最狂的时候，我们在兵营里就把你们看得清清楚楚，只等着上面一声令下来收拾你们。我们早就注意你了，把你定为亭州地区解放以来最大的反革命分子不为过，批捕名单上你是头一名！查你的档案，你当过我们的兵，还到北京受到过接见，退伍回来当工人表现也是好的，综合考虑，暂时不予逮捕，交给单位监督，至于最后怎么处理，那要看形势发展，反正帽子已经给你做好了，抓在我们手里，随时可以给你戴起来！你听到没有？当时我说，我不能同意你的这些说法。姜顺堂桌子一拍站了起来，说，这里不是你跟我交换意见的地方！我说过了，根据形势发展，我们随时可以逮捕你！他手一舞，我就被两个当兵的押了出去，到公安局门口放了我。以在部队的级别说，我是小兵，他是团级，他看我是用团长看一个坏兵的眼光来看的。我们厂从大门口到车间里，都写满了大标语，坚决支持军管会镇压反革命、取缔反革命组织，反革命分子刘克成必须老老实实低头认罪，坚决支持逮捕反革命分子包吉、梅有韬，打倒反革命分子刘克成，等等。厂里没有人敢跟我说话。　　
　　他听了，如同身受，觉得刘克成虽然没有像他们被抓进监狱，但受到的压力，却不亚于他们。但刘克成叙述中的姜顺堂，是一个粗莽无情的军人，与在公安局里接待他时的印象截然不同，这是很令他感到疑惑的。也许是不同的时间面对不同的对象表现出不同的侧面吧？他印象中的，加上刘克成所说的，才正是完整的姜顺堂，想来也并不奇怪。　　
　　刘克成超乎常人的大脸盘对着他，睁着又大又圆的乌黑的眼，清沏得一点杂质也没有，双腮密密的满是新冒出的钢针一样的胡茬，雄浑威武与淳朴善良这样结合在同一张脸上，而其人虽是初中文化的工人，却又有一定才艺、经历、胆略和智谋，成了亭州工人运动的领袖，这一切综合一起，让他似乎不知该如何看待。只听刘克成对他说，郁老师，姜顺堂说我们是跳出来的，当时我听了心里真憋着气，有多少话要反驳他，但那时已经没有我们说话的资格了！我们现在又跳出来了，姜顺堂又在那里瞪了眼看着我们了。我也想不跳出来，可是不行啊，就像有多少双手在后面推着，而且我们不出来对得起毛主席吗？毛主席的大手也在后面推着我们出来，要我们反击资反路线的复辟逆流，要我们经风雨、见世面！既然出来了，就不能萎头耷脑，就要有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跳出来就跳出来，我们就是要跳出来！郁老师，话虽这样说，心里就没有一点私心杂念吗？有啊，担心将来有一天真正要被打成反革命，连毛主席也救不了我们，好像这是有必然性的了；有担心，还有幻想，幻想获得最后胜利，我们是被肯定的正面人物，其中一些人被选做革命接班人，就像我们厂里群众选我当工会主席的时候那样。得到当选的滋味我早就体会过了，世界就应当这样由群众来选举，选不到我，我也没有意见！但想不到“文革”走到现在这一步，这样你死我活，担心真的成了担心，幻想也越来越是幻想，骑虎难下！你说，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　　
　　刘克成这番话是坦率的，说的是真实的心情，但他该如何回答呢？他有万全之策、两全其美的方法吗？他有水平能指导、能驾驭他们吗？他不是要避免充当、避免被误解成“高参”这样危险的角色的吗？他立即陷入一种巨大的矛盾和恐惧之中，他表现出了慌乱、犹豫和无能，而这却使他自己满意，因为这将产生一种效果，果然，刘克成见到他这样也就立即放弃了某种期待。他苦笑了一下，心中惭愧，于是尽量真诚回答说，看来斗争比人们想象的要深、要复杂，一切并不是毛主席说了就行，要不然就不需要搞“文革”了。只有严格遵照《十六条》，注意政策和策略，不要犯错误，才能上对得起毛主席党中央，下保得住自己和跟着自己的群众。　　
　　他的话虽是竭诚的，但平常到几乎等于没有说什么。刘克成听了倒也点头，有甚为听懂和接受之色，说，杨敬尧也对我们说过这话，看来这确实是最重要的。　　
　　一伙工人带着那种“我们又出来了”的新鲜和激动的神情，从外面涌来找刘克成，他也就趁机告辞，抽身而退。　　
　　一路急急而归，回到家中时，乔丽正在那里不舒服。这才是他的最重要的事情，他温存抚慰，问长问短。这很有用，好像正因为他的关心，乔丽好了一些。算来乔丽怀孕大约有一个月了，孩子应当在丁未年腊月出生，是个属羊的。小羊儿，睡觉觉，不要哭，不要闹，妈妈要休息了，爸爸要看书了，外面狼来了！他随口诌着儿歌，苦着脸的乔丽责怪说，瞎说什么呀！他赶紧改口说，狼来又走了，花开草长了，蜜蜂蝴蝶飞来了……。乔丽笑了起来，也好像才恢复了说话能力，告诉他，上回给你报信的那个老师刚才来找你，还有一个女老师，看样子是夫妻。他说，那是范公望和他的老婆柳春芳。他们住在城北。我们一起出去走走，到他们家去喝茶，怎么样？乔丽想了一下，说，你去吧，我还是呆在家里，有些资料要看。乔丽拿出一个大纸包儿来，说，这是我才去买的半斤春茶，你带去做个小小的见面礼吧。　　
　　他就带着半斤春茶，来到范公望家中。　　
　　二　　
　　想不到，范公望还当真把他们的《形式论纲》进行了扩展，而且就按照他上次讽刺地说的，从《九评》上取材，把南斯拉夫、苏联受到《九评》揭露、批判的做法，反其意而用之、引其意而申之，当作正确的必由之路去加以肯定和分析。书稿已经达到二十二万字，手制的封面上仍然郑重写着范公望柳春芳的名字。他倒抽冷气，说，这可不是闹着玩，这回千万不能再落到学生手上啊！范公望说，我就等着你来看一下，然后密藏起来，或者干脆烧掉，二十年后再看是不是说中了，那时就好青梅煮酒论英雄！　　
　　他的手不由自主有点颤抖着翻动那书稿，发现范公望确实大有挖掘和发挥，要把社会向右、往回，或者说是朝资本主义世界那边推了过去，给出了一幅所谓“解冻与变天”的景象，一种特殊的既有点发霉又有点新鲜的社会生活气息仿佛就从纸面上扑了过来、钻进他的鼻孔、沁透他的肺腑。这样，原有书稿就成了理论的部份，而新扩展的，就成了具体实施的纲领，份量大为加重，确实成了一部完整的政治著作，是彻头彻尾斗胆包天唱反调的，是精心竭力丧心病狂为复辟资本主义出谋划策的。他感到受着很大的挑战，就像他代表着社会主义在受到疯狂的渺视。《九评》上说，“复辟、反复辟斗争不可避免，不等于说复辟不可避免”，而范公望却作为“不可避免、势所必然”的来做文章了。他多次想把目光离开书稿，他要把那定为疯人呓语，但他分明看到一种现实性的存在。　　
　　前苏格拉第哲学家巴门尼德说过，“存在而不能不在，非存在而决不能是存在，非存在你不认识也说不出，作为思想和作为存在是一回事”，黑格尔的“存在即是合理，合理即是存在”看来是上承巴门尼德的这个思想。事实上范公望这文章是在南斯拉夫、苏联的情况已然存在的前提下写出来的，不是写的不存在，不存在是无法说出、更无法写出的。这是两种存在的斗争，社会主义的存在和资本主义的存在，就看谁战胜谁了，或者谁有本事能以我为主、限制和兼并对方。一切虽是纸上谈兵，却决不是纸上谈兵的事情，人类为此已经付出了多少代价！　　
　　他不敢看下去，好像怕受牵连似的。这事情假如闹成什么案子，他也脱不了身，他们都会是严重的“思想犯”甚至“政治犯”。可是，他并不支持范柳的观点，他对范柳的观点是持批判态度的，然而当你受牵连而成了“犯”的那时，是不会耐心听你辩解的了，你的一切都将受到无可挽回的可悲的影响。真是很可怕的事情。　　
　　他把书稿递到范公望手上，说，你赶紧收起来，立即密藏，不可示人。如你所说，二十年后你再做英雄，也许巴尔扎克小说和茅盾小说中的那些人物会重新出现，那种社会的一切会重新到来，那时我如活着，可以给你作证，说明你是先知先觉、大智大勇，但现在我还不能多么夸奖你。　　
　　他言色夸张，却真实不虚。范公望大喜，抓住他的手说，我晓得你在观点上是不赞成我们的，而且我在你的脸上看到了恐惧，从你的态度我知道了我的成功，我掌握了真理和历史，我看清了未来，哪怕那被说成是大倒退。如果它存在，它就不可避免；如果它不可避免，它就存在；我们谈论它，它就已经是存在。它是倒退，但同时也是前进，就像行船必须跟着河道拐弯、盘山公路不时迂回一样很正常，你不能说那就不是前进，恶有时是历史前进的动力，善却不是。我将乐在那恶的卷土重来之中，欣赏其两岸绮丽风光，也许还会有很多意外的收获，而现在，我一无所有！认识历史的这个秘密也许就是我的天职。让苦苦的反啊防啊都见鬼去吧，让我们恢复失去的自由和天堂，归来兮归来！青春作伴好还乡！范公望在椅子上摊开身体，随即收缩，坐起，将手稿送进房中，又出来，正襟危坐，对他说，现在，你可以对我展开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情批判了，洗耳恭听！　　
　　他说，我记得上次我谈的看法还是较尖锐的，如果不是两个能把友谊与学术分开看待的人，一定会闹崩，我们之所以没有这样，大约因为“文革”这个特别的环境吧。我们是两个躲在旮旯里说悄悄话的小孩，你说你的，我说我的，有时还会争论起来，但说掉就拉倒了，从旮旯里走出去就忘记了，一起玩别的去了，我们真的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至少目前是这样，也许将来有一天你会手握你的存在来找我这个社会主义者算账，要我低头认错，那时我们再翻脸大吵一顿也不迟。　　
　　范公望大乐，伸手跟他握了一下，很满意他以上的说法。他继续说，你的下半部，是上半部向实践方面的延伸探讨，其事实的依据，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我们每天生活其中的，一个是从《九评》上读来的。这些确实也就足够做全部的立足点了。你的意思是应当向右转轨，而且要转得彻底些，一直转回新民主主义阶段去，认为完成了土地改革之后，就应当万事大吉，任其发展，也就是发展资本主义，好好地建立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而不是现在实际上仍在努力建成之中的人民当家作主的共和国。你倒是没有为地主阶级说话，你仅仅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说话，为新的官僚阶层说话，你是一个民主自由主义者，也就是新等级主义者。这样说来，你所说的，就不是很新鲜的了。毛主席，还有许多大头脑，在一九四九年前后，早就遇到了这个问题，结果是采纳了毛主席的主张，也符合共产党人一贯的宗旨，坚决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而不走资本主义道路。但问题一再地又被提出。国内有国内的情况，国外的就反映在《九评》上。“文革”运动的发起，是将国内国外二者联系起来，作为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向全国人民、向自己的时代，提了出来，不光是提出来讨论，还要求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坚决讨伐一切现在和将来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以，你写这本书，虽说是你个人的发明，却不是突然的和孤立的，而正是时代矛盾斗争的反映。你的特点在于，你不回避问题，你敢于按照自己的观点、逆流而动，去做反面的研究和回答，而且写了下来，真正读到的人都无法回避，都不得不来回答你提出的问题。只是由于你的主张是特别的，是唱反调的，所以现在不能拿出来公之于众，否则要惹麻烦。上半部已经惹了麻烦，好在那还比较抽象，学生也把它丢到一旁去了。他们如果看到你这下半部，就要来把你的头打扁了！　　
　　范公望笑着点头称是。　　
　　他说，问题已经不在于《形式论纲》力主资本主义复辟，它既然如此固执要复辟，从可能性上说，那就是可能的。毛主席也一再承认这种可能性，他老人家正是面对这种可能性考虑问题的。如果一切是必然，那就即使发动“文革”也阻止不住，“文革”只是与之划清历史的界限而已。但我认为一切并不是必然，因为这个社会不必一定要退到资本主义去也是有很多理由的。从《资本论》上看，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是一种刀山火海，加上对外侵略掠夺，随时把别的国家和地区也变成刀山火海。一切正义的责难和批判都没有能阻止资本主义大踏步前进的步伐，资本主义到今天已经三百多年下来了，它主宰了世界。但是，虽然它在社会主义的压力下不断改良自己以缓和国内矛盾，它终究不是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标志着从此以后社会主义才是合理的，才是历史必然，应当努力实现社会主义；在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国家，更应当充满社会主义积极性，把社会主义搞好。这是我要说明的我的第一个立场，也就是我主张社会主义。　　
　　我的第二个立场，是尤其不赞成复辟资本主义。因为我们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了，已经建成得这样了，农村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集体经济已经稳定，社会主义新农村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在这样的基础上迅速实现着国家工业化，还有方方面面的经济部门都是社会主义的，一齐努力跨越资本主义阶段、建设社会主义的强国，原子弹、核试验成功，是一种有说服力的标志。在意识形态文化艺术上，在武装力量专政工具上，在普通的街道工作中，都贯彻着社会主义的、人民国家的精神，我觉得这些是很好的，是千百年以来所不曾有过的一个强大的平等的中国社会，以后会更好，可为什么偏要退回去搞资本主义呢？现在的某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会比我们各方面要好得多，但不等于你走了资本主义道路，你马上就跟它一样好，你的起点，你的四周环境，跟它当初与现在都不一样。从旧中国过来，跨越资本主义阶段，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而不是放手让资本主义发展一百年二百年再搞社会主义，我认为这样的路子是对的，是最经济最智慧的选择，也是必然的选择。但里里外外的斗争也最激烈，如果有一条折中的道路就好了，那就不必争论了，但看来没有，或者说实际上不能实现，中间的东西是充满两难、变动不居的，所以我们就一直在争论、在斗争，我们两个也在这里争论起来了。说实话，你写的下半部，你自己不感到一种残忍和荒谬吗？你会说，必然的历史从不会在任何困难面前退缩，然而，我要问，中国已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不也是一种必然吗？为什么承认那种必然，不承认这种必然？为什么一定要认那种必然更是必然，而否定这种已经是普遍现实的必然？至于个人是否在某种历史的弯路和迂回中有收获，我认为无关紧要，最重要的是全部的真理，到底何为全部的真理？你给出了一幅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生锈的犁头在社会主义社会广阔苗地上恣意向前耕翻的景象，这跟它当初锋利雪亮势如破竹在封建的小农经济的社会里向前耕翻，是很不一样的，但确实也有惊人相似之处！　　
　　范公望笑起来，说，我是按照你提示的路子去做的，虽然那只是你的讽刺。我做了两件事，一是反复研究“九评之三”《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从政治到经济，从城市到乡村，把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那些方法概括出来，无非是私有化并且在宪法上予以巩固，无非下面是任凭资本主义泛滥，上面是官僚买办阶级所有，无非是财富向少数人集中，社会主义的工农沦为资本势力下劳动力的出卖者；这篇文章说，“南斯拉夫提供了一个资本主义复辟的典型”，“这是一部社会主义国家怎样‘和平演变’到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确实说得对！在我看来，也确实好得很！我是以人的自由为标准的。在人的社会里，人的自由理当是唯一的和最高的标准。　　
　　苏修方面的情况稍复杂一些。从“九评之九”《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看，它比南斯拉夫还差着一步，但总的倾向也是一样的。文章说，“赫鲁晓夫集团所追求的，只是苏联特权阶层分子、新旧资产阶级分子的‘美好生活’，这些人侵吞了苏联人民的劳动果实，过着资产阶级老爷的生活，他们的确是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化了”。其中还有这样一句话说，“赫鲁晓夫的‘共产主义’，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我查了《共产党宣言》，确有“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这个词，在谈各种社会主义的那一章中。但用这个词还无法直接想象苏联的情况，因为苏联是从原先的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演变，所以也可以说是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这好像是两种并立的、正好相反的中间性存在，是特别有意思的过渡的阶段，也将是争论最多的阶段。　　
　　第二，我仔细拜读《资本论》，特别是第一卷关于“原始积累”的论述，结果看到了资本主义在社会主义社会内部复辟的可行之路与必由之路，那就像小虫子把蚕蛹吃空，最后从茧子里钻出来一样，那么大的蚕蛹是斗不过小虫子的，只有被它吃掉。你说得对，就是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生锈的犁头，去狠狠地在社会主义苗地上犁、犁！犁它个底朝天！人民，这个伟大的字眼是没有办法的，因为它是抽象的，它作为一个一个的老百姓是毫无力量的。到那时，虽然新的资产者未必就是老的资产者，虽然捷足者总是先登，虽然我可能仍然只是一个穷教师，但那个社会是自由社会了，一只箍得紧紧的桶散了，一切限制得死死的都松了，解冻了，在资本主义泛滥下、在过渡的阶段，也许必将货贿公行、纸醉金迷、人欲横流、娼妓遍地、盗贼出没，甚至走向分裂、割据，但那本来就是中国这个大染缸最正常的社会，大染缸变成了一只清水缸多没意思！我们没意思得太久了！我们失去自由太久了！要把这么大的清水缸维持下去，是多么大的乌托邦！人人都拾起一块砖头来共同把这个清水缸砸破了吧，人人都来向里面扔进一些脏东西吧！浑水里才有鱼，浑水里才好摸鱼，你如果摸不到鱼，是你无能。那时我有可能成为市议员，甚至可以竞选市长，公开发表我的政见，而不是做这个民办教师还不知哪天能转正，每天要看干部的眼色来决定我的面部表情，写了著作还要偷偷藏起来不能面世！我提请人们不要把旧中国说得那样可怕，如果不打仗，旧中国就是最正常的中国，那时出国只要有钱买船票，不至于以偷越国境论处！旧中国的时候我的父亲穿着绸缎的衣服，我的大哥穿着一身法国名牌。那时润土是润土，迅哥儿是迅哥儿，润土一定要喊迅哥儿是“老爷”，尽管迅哥儿有平等思想，但那是空想，人与人永远不可能是平等的。那个社会的人从来不搞什么思想斗争，各人凭本事挣钱吃饭！那时你也不差，但你一时狂热投奔新四军去了，你所信仰的社会主义让你落到今天的地步！社会主义再好，为什么要你我这样的人有这样的处境？这可不是孤立的和偶然的。一九五七年的头面人物之所以提出他们的纲领，不是出于个人处境不好，他们有的已经做到中央政府的部长，他们是为知识阶级说话的，他们主张我刚才所说的贵贱有序，应当由我们这些人来在社会上有头有脸、主持一切，这才是公平、合理！所以，要问我真实的政治主张，我坚决地要“复辟资本主义”，如果这个特定的词是代表着回到旧中国那个五光十色的大染缸，至少是回到新民主主义去，而这个新主主义的含义是偏向资本主义、是以西方为师向资本主义走去的！但在这部书稿里我只要求某种折中主义、中间的道路，至于走上中间的道路，然后滑向哪里，我就管不了、也不用管了，资本主义是不可战胜的！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路易十五这句话是最伟大的至理名言。一个人老是担心死后洪水滔天，这不是比杞人还要杞人吗？哈哈，只有人老了才会这样一个劲地担心不已，要防、防、防，结果防得了吗？我认为是防不了的。　　
　　范公望侧着头拿眼瞪着他，就像全身心处于一段剧情之中的一个“民不畏死”的角色一样。这是多么“恶毒”啊，但他因了范公望的眼目张狂的表情忍不住笑了起来。范公望也立即笑了起来，手一挥，说，这是我的阶级本性大暴露，从反面证明毛主席是最正确的。《九评》上公布了他老人家的一段话，《语录》本第三十六页上也有，是一九六三年五月九日的一个批示，四年之前的啦，说：“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再往前，他老人家一九五七年，也就是十年前，说，“在我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还会长期存在。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我们已经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方面，取得了基本胜利，但是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方面，我们还没有完全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不了解这种情况，放弃思想斗争，那就是错误的”，这段话在《语录》本第十七页。《九评》上介绍毛主席“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论和政策，一共列出了十五条，其第二条说，“单有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这一切，真是厉害啊！我们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听了真是浑身发抖。只有从反面的立场才更能认识这种厉害。我一字不差记得这些话，而多数的人们，只是嘴上跟着说说、纸上照着抄抄罢了，我甚至还听到人私下议论说毛主席把话说得太紧张过份了呢！可悲啊，反而我这样的反动分子倒是理解了！　　
　　他说，你也不要把自己说成反面的人物，其实你只是较为深思而已，正如古人有一种文体，叫做设客问，就是从反面摆出观点来加以回答。如果社会果然倒退到旧中国的不堪的状况，你这样的人往往倒不至于为虎作伥，反而会转过来成为民主斗士。许多大知识分子，包括一九五七年的右派头面人物，不是这样的吗？他们对旧社会不满，并且对旧社会在政治思想文化战线上战斗有功，所以共产党的新中国政权才承认他们也有功劳，用他们做了高官。但他们主张民主自由社会，或者就是你说的“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要“轮流坐庄”执政。马列主义的共产党怎能答应？怎能拿流血牺牲打来的人民江山搞这样的试验、开这样的玩笑？他们真是空想到家了，一股知识分子气息，却也咄咄逼人、十分厉害，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　　
　　范公望叫道，不是空想，而是原则，当然厉害！自古以来是实现了的，一直延续到章、罗这些人能当到部长、处于高位，初建国时从上到下这种比例很高，反右斗争以后就收缩了，讲依靠工农兵，讲阶级路线了，一直发展到“文革”初期谭力夫“出身论”，走到另一个极端，散发出“特权阶层”、“上品无寒门”的历史臭气，所以这次平民学生特别有造反积极性，我骨里感到欣慰，我从骨子眼里是支持的。运动初期李宝安到我们学校去用一九五七年整风反右斗争警告学生，其实他自己也未必就弄得懂这个问题。中学生的思想成份并不单纯，其中也有属于我们的思想萌芽。自古以来健康清醒力量在国家政治中是否有地位，表现为知识分子是否主持朝廷。历代儒家确立的“尊贤重士”的传统是不容改变的，谁改变了它，谁就得不到“士”这个特殊阶层的支持，历史书是“士”写的，你不把“士”弄好了，他们将来不会说你的好话，给你编几个谣言也不算费事，过了几百年以后才有历史学家去考证是否属实。这就是自古以来的中国文化，而不是什么工农兵，也不是什么“出身论”，至于革命造反，当然也不是，那只是民心可用而已！儒家“尊贤重士”的有关论述，现在一笔抹倒、谁也不提了，我看要遭报应！知识分子现在不吱声，但正如《史记》上说的，“公子虔闭门不出八年矣”。公子虔这种代表人物一旦出来，那就要流血，把商鞅这些人五马分尸！然后请知识分子出来起作用，治理天下。我也想不到我对“文革”的理解这样越来越有历史深度，像我这样理解的人是不多的，在双方队伍里都只有凤毛麟角，如果不是这样，而是有四分之一的人理解到我这程度，那“文革”还要进一步斗得更为自觉、你死我活！　　
　　他笑道，你打了一个大算盘，有理论，有依据，理论竟然是《资本论》，依据竟然是《九评》。我记得马克思是这样说的：“创造资本关系的过程，只能是劳动者和他的劳动条件的所有权分离的过程，这个过程一方面使社会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另一方面使直接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因此，所谓原始积累只不过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确实，这好像也可以用来对付社会主义社会，因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劳动者跟劳动条件所有权在法律上是结合在一起的，就是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那么就针对这个来做“分离”和“转化”的工作，资本关系也就重新创造出来了。三百年前西方原始积累的景象就会在东方再现一次。毛主席不是说过吗，“在我们共产党内部，我们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有一部份人认为中国是个很穷的国家，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低，不能发展社会主义，必须在一段时间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然后再走社会主义道路”。你跟党内这部份人是一致的，而且比他们还进一步，或者说是道破了他们的天机，就是要对已经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下手，也就是某人只用一个字就高度概括了的，那就是一个“退”字，这么大的纲领只有一个字，一字之纲，也是好水平啊。照这样看来，毛主席发动“文革”，把这个问题提交给人民，最敏感最明白的其实就应当是党内的“公子虔”，目前正在“闭门不出”，一旦出来，就要把颜色给天下人看。党外还有支持的力量，就是你这样的“贤士”。这样的“贤士”认为自己是未来自由民主政治的主体，是大染缸里的弄潮儿，不经意间就能当上议员、市长。又是一个大翻身，工农大众成了新的“润土”，而“贤士”们从此再不会被要求走与工农大众相结合的道路，工农大众要尊他们是“老爷”，确实舒服得很，只差手中有一根让阿Q心惊胆战的“文明棍”了。但还有个疑问，他们实际上是为未来新的资产阶级服务的，是依附在国内外资产阶级这张皮上的，就像他们在古代只不过是依附在封建皇权这张皮上、依附于“公子虔”这样的权势贵族，归根到底还不能算是独立登上历史舞台，有成为鲁迅所说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之嫌，还有做汉奸买办之必然，悲乎！　　
　　范公望高举双手，“哈”地一笑，说，“对于我们国家抱着敌对情绪的知识分子，是极少数。这种人不喜欢我们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他们留恋旧社会。一遇机会，他们就会兴风作浪，想要推翻共产党，恢复旧中国。这是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路线、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路线中间，顽固地要走后一条路线的人。这后一条路线，在实际上是不能实现的，所以他们实际上是准备投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人。这种人在政治界、工商界、文化教育界、科学技术界、宗教界里都有，这是一些极端反动的人”。一共是“五界”，真不怕得罪人。毛主席说话太直爽、太尖锐、太不留情了。我够资格吗？对，我是在教育界的，在这个范围之内，哈！范公望说着，脸上微微地红了。　　
　　他笑道，如果你不够资格，我也不够资格，这个问题我们姑置不论。马克思揭露和批判了资本原始积累的种种残暴无理之后，写下过这样著名的一段：“要完成劳动者同劳动条件的分离过程，要在一极使社会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转化为资本，在另一极使人民群众转化为雇佣工人，转化为自由的‘劳动贫民’这一现代历史的杰作，就需要经受这种苦难……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然而，历史也就这样过来了，其解释就是“需要经受”，也就是说，历史并不是按照善良法则和愿望发展的，正好相反，它是按照“恶”的法则，带着恶相和血腥气来发展的，真是无可奈何！现在我只问你，经过你的研究，你认为我们中国现在的社会主义社会，还“需要经受这种苦难”吗？还需要回头去走三百年前西方的资本主义道路吗？如果是的，那么就是说劳动人民应当再“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同样也就是说，毛主席发动“文革”的努力既是可以理解的，又是徒劳的？往前说，什么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什么农业集体化、国家工业化，这一切的一切，本来就是大可不必的？就连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本来也都是大可不必的？所谓“抱着敌对情绪的知识分子”倒彻头彻尾是对的？这可是一个很大的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真是有了血腥气。试问“公子虔”什么时候破门而出？　　
　　一阵沉默。忽然，房间里面传来一股燃烧纸张的味道，范公望急忙去看，惊叫了一声！他忙赶去，是柳春芳在一个盆里烧那书稿，已经无可挽救了。范公望叹口气，坐下来，说，烧就烧掉吧，烧掉也好，反正在我肚子里呢。他说，那就把一切交给历史了，我们概不负责。范公望苦笑说，对，概不负责！还是柳春芳果断，烧掉是正确的！烧掉为妙。多么轻松啊，一了百清！他说，柳老师，对不起，也许我不该来的……。柳春芳说，郁老师，你来得正好，真的要感谢你，这书稿确实不能留，我心里一直在犹豫。刚才听你们讨论，让我下了决心，不能再犹豫了。要写书的话，可写的东西很多，研究经史子集，分析明清小说，钻研唐诗宋词，照样可以发挥才华、寄托思想，还可以增加学问、引来尊敬，何必空谈政治？“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我们的梦该醒了！　　
　　一盆冷水，醍醐灌顶，他和范公望相视而愧，默然而出。　　
　　然而梦境依然。五月一日这天，他和乔丽足不出户，在小屋里却也听到了大街上的喧闹，好像走过一拨又一拨的人群，口号声喊过来，又喊过去。他知道，这就是刘克成布置的“五·一大游行”，也同时宣告了“文革”串联会的成立，工人造反派重新从四面八方“杀”了出来。另外，江进海这派学生可能也上了街，表示对工人阶级的声援。但是，令他困惑的是，第二天又听到大街上像前一天那样喧闹起来，也是口号声一阵又一阵的，虽无“五·一大游行”的气势，却也连续不断。难道还继续大游行吗？但他就看到有二十多个工人突然来到他的窗户外面的空地上，而且其中有包吉，还带着崇敬神情朝他这里望了一眼，但无意来打扰他。他们紧张地在准备做什么事。这时大街上传来游行的口号声，包吉手一舞，就领着那些工人向西朝大街上冲了过去，于是听到了呐喊声，他们好像去进攻什么而跟什么人打起来了。他立即想象到了一切，赶忙拉了乔丽，锁上门，向东，马上拐进一条小巷，以远避他所估计的大街上正在发生的冲突。　　
　　事情正如他所估计的，包吉那天正是领了一伙人多处冲击了对方的游行队伍，而且撕破了对方的旗子。这事情立即从街谈巷议中听到了批评，人们认为这是不对的。原来，“红旗”派那边见到“工红”这边重新“杀”出，并且更名为“文革”串联会，于是也重新出现，打出了“大联合促进会”的旗号，也组织人马上街游行示威。群众两派斗争就这样重开战局，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边自夸说“‘文革’串联会好得很”，成了“好派”，那边把这边蔑称为“文革串”，说“‘文革串’好个屁”，成了“屁派”；但“屁派”那边成立的“大联合促进会”，也就被这边蔑称为“合促会”，后来干脆写为“活畜会”。全市工人学生旧的两派，就在这样新的而且是污蔑性的名称下，重新登上历史舞台，以决胜负。包吉这些人觉得对方可恨，却也找不到制服对方的办法，就简单鲁莽从事，给自己造成了不好的影响。　　
　　两派这样极其对立地重新问世，满街大字报，互相攻击。渐渐赖得关心的人越来越多，至少他就是这样的心情。时光也就这样地过去，他倒反而清静了一些时，好像体会到“心生则种种魔生，心灭则种种魔灭”的意思，但当然，那对立的两派是客观存在的，不因为他的“心灭”就不存在。　　
　　炎夏之际七月底的一天晚上，有两个穿圆领白汗衫的青年来到他的门上，对他说，“我们姜科长请你去”。他感到突然，过了一会才挺过神来，看出这原来是两个年轻战士，也明白了“姜科长”指的是谁。他跟乔丽说明了一下，就到公安局去。他想在前面走，但战士说，郁老师，我们给你领路。就前面一个后面一个，让他走在当中，领护着他走进小巷，曲折而行，来到深巷之中的一个小门面前，举手敲门两下，门也就开了，里面有一个战士。他跟着进去，走过一个小花园，来到一个小院，他就站在他到过的那个办公楼面前了。原来，他们领着他走的是公安局的一个后门，平时大约鲜为人知。这给他此行带来了一点秘密的色彩，但他认为这是无所谓的，姜顺堂无非是要跟他交谈交谈，出于某种考虑，做了这种安排。　　
　　姜顺堂准备了好茶请他，说一个人喝没意思，请个能谈谈的朋友来一起品尝才有意思。他表示感谢。饮了一口，果然清香甘醇。姜顺堂说，一回生，二回熟，我们是朋友了，所以有些不愉快的事情，我还想跟你做进一步的沟通。他一听，明白姜顺堂要说什么，就忙说，不用不用，一切我都理解。姜顺堂说，从大的形势，你肯定是能理解的，但具体的轨迹，你未必了解，我说一点给你听听。别的不多说，就说“一月风暴”以来的社会斗争，中央一直是密切注视的，就是说，一方面让群众关心中央两条路线的斗争，这就是“文革”的主要任务，但另一方面，也没有放松对一般阶级斗争的警惕，我们不断得到这方面的提醒，这都有中央文件。一月二十三日，《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的决定》上面就有镇压反革命和反革命组织的内容，接着，一月二十八日，就是《军委八条》，第一条就说对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要坚决采取专政措施，还有关于“保护银行问题的通知”，关于“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关于“不得把斗争矛头指向军队的通知”，关于“保护粮食、物资仓库和监狱等问题的决定”，关于“民用航空系统由军队接管的命令”，等等等等，一系列的通知、通告、命令、指示、规定、意见，都体现了一个字，就是“收”，就是社会出现很多乱的现象不能放任不管，革命要进行，国家不能乱。　　
　　“文革”是一场特殊的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是我们自己发动、为了巩固我们自己的，不是越乱越好，有的方面可以乱，有的方面不许乱。作为军队，我们当然很敏感、很重视。所以仓促上阵，性情很急，看到一些表面现象，没有深入分析，就逮捕了一些人，还有你这样所谓有历史问题的人。我们的工作存在偏听偏信，我们对中央精神也理解不全面，这是教训。我们好心办坏了事，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群众。所以对你的问题，我们特别做了调查研究，结果没有费事也就弄清楚了，你本来就是冤案，我们“三月镇反”对你是冤上加冤。给你的《平反决定》是经过反复研究才定稿的，你还满意吧？　　
　　他说很满意，很感谢，可以说是因祸得福。自从一九五九年蒙冤以来，八年了，是解放军给我平了反，是解放军解放了我。他感伤激动起来，泪水浮上了眼睛。　　
　　姜顺堂握住他的手说，有你这个态度，我就放心了。对其他的人，也不是不重视，也一样要一个一个地把问题弄清楚，有什么问题就是什么问题，没有问题就是没有问题。两个多月之前，抓的人就陆续全部释放了，但现在街上大字报还在批这件事。有的人确实给带了一条小尾巴，可能不满意。但我们不是机会主义者，不能无原则地讨好群众，如果有问题，还是要写上去。你可能也听到一些意见了？　　
　　他点头。　　
　　姜顺堂说，不是我们硬要面子，是有些人确实有一些问题，让我们说他们完全没问题、十分清白，怎么行呢？目前我们的认识只能到这一步。谁也不能强行要求我们必须怎么样，我们是军队！说实话，如果说我们有错，那也只是错在时间上，还有调查研究不足，搞得不太准！　　
　　他感到处在了最尖锐的矛盾冲突之中，不好表态。他沉默着。　　
　　姜顺堂给他斟茶，说，刚才我所说的中央的态度，至今也没有改变，继续有一系列的通知、通告下达，直到上个月的《六·六通令》下来，一共七条，纠正打、砸、抢、抄、抓的歪风，讲得很严厉。社会形势依然是复杂、严峻的嘛！“三月镇反”这件事，我们已经纠正了，但有人要抓住不放，而且是全国性的。这种倾向是不对的，据我分析，中央的战略部署不是这样的。你研究了最近的报纸没有？　　
　　他说，我买《活页文选》，重要文章社论上面都有。　　
　　姜顺堂说，报纸公布了去年中央对全党的《五·一六通知》，还公布了毛主席去年八月五日写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社论说，中国赫鲁晓夫被揭露出来了，他就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内部的资产阶级的总代表，他写的《修养》一书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五月份以来报纸上最大的事件，就是打倒中国赫鲁晓夫。关于今后运动，是报纸上的另一个重点，体现着一个“收”字。中国赫鲁晓夫问题既然解决了，运动当然就应当“收”。社论公布了毛主席最近的讲话，说，“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毛泽东同志近几年经常说，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我体会这段讲话，虽然讲的是不断革命论，但同时也就讲的革命阶段论，作为第一次文化大革命，任务是完成了，可以“收”了。是不是有这个意思？　　
　　他点头。他心中却回味着“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一、二次，三四、次”这些话，感到茫然。因为现在才第一次，就令人有难以为继之感了。到底是伟人脱离了实际，还是人们跟不上伟人？伟人好像硬要拽着人们往前走。他似乎要认为伟人脱离了实际，但伟人想得有多远、多深、多大，岂为常人所能理解？西方哲人巴门尼德说，“常人意见全无真理可言”，冷峻得有点使人不寒而慄。　　
　　姜顺堂说，中央不但有这个“收”的意思，而且实际上也讲得很明确，社论说，经过一年来的文化大革命，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被揭露出来了，同时，证明了干部大多数是好的、比较好的。阶级阵线已经清楚或比较清楚了。如果把民主当做目的，就会走到资本主义的邪路上去。不要被私字、被无政府主义思想引到邪路上去。你看，还要说得多明白！报纸上还重新发表了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怎样正确对待干部和群众，还讲要夺自己头脑里“私”字的权，还说，最近，毛主席着重指出，必须善于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毛主席、林副主席在北京接见了军训会议代表。对学生实行军训是什么意思？用这个方法“收”嘛！报纸说北京航空学院开始复课闹革命，从以大批判为主，逐步转到以学为主。你看，处处体现了“收”的意图。我说得差不多吧？　　
　　他点头，他同意姜顺堂的分析。　　
　　姜顺堂说，可是，你要“收”，是不是就能“收”得起来，已经成为一个大问题。造反派不但不想“收”，他们还要东山再起、继续闹。先是“文革”串联会成立，接着针锋相对是“大联合促进会”成立，一个说“好得很”，一个说“好个屁”，在大街上就能打起来。武斗的空气越来越浓，不但亭州这样，全国也是这样。亭州电机厂刚刚发生的事情，你听说吗？　　
　　他摇头，他确实一点也没有听说。　　
　　姜顺堂就把情况告诉他，是这样：傍晚以后，“文革”串联会有很多工人涌到亭州电机厂门口去，说是电机厂抓了他们的人。电机厂关上大门，形成了对峙的局面。得到消息后，军管会负责这方面工作的王海来科长，就到电机厂去了解情况。引起事情的这个人是梅有韬。他不知为什么跑到对立面的电机厂里去了，结果被扣留在那里。“串联会”方面涌去的人越来越多，现场混乱，弄不好会爆发武斗。王科长陷在电机厂里出不来，外面许多人不了解情况，就说军管会有人在里面支持屁派。大标语上了街，说我们支右不支左，还点了王科长的名，说他是这次事件的“幕后指挥”。这些话说了有人信，因为一部份人跟我们情绪对立。　　
　　现在怎么办？他问。　　
　　姚主任打了电话还不行，宋政委亲自打了电话，电机厂才把王科长和梅有韬放了出来。现在，人是放出来了，电机厂门口解围了，但是王科长让群众弄到“串联会”去了。　　
　　他听了就觉得自己负有某种责任与义务，他试着说，我可以作为一个中间的群众去找他们谈谈，刘克成、梅有韬这些人我都认识。　　
　　姜顺堂给他斟了茶，说，你这是好心，我支持，但我请你来，并没有这个意思。西方哲学家说过，“不要跳进浑浊的水中”，我不能让你跳进浑浊的水中。不过，你有机会如果能劝劝他们，也好。要提醒刘克成，历史不光是让人出风头的，是好是歹，最后总要给每一个人轧账，说不定啊，不是上天堂，就是下地狱。说句最正面儿的话，他上要对得起毛主席，下要对得起跟在他后面的群众，这就是他现在的位置对他的要求。历史，是最不会原谅人的，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大浪淘沙。这些，他懂吗？他有充分的准备吗？我们这些人是在浑水里泡过来的，见过多少人上天堂、多少人下地狱。孔夫子站在岸上看大江东去，发出一声叹息，“逝者如斯夫”！就这么一句话里，里面有多少沉重的历史！　　
　　他很欣赏姜顺堂这番发挥，但他没有说话，因为他面对的不是平起平坐、可以随便交谈的范公望，他本能地避免奉承。　　
　　来，喝茶！真高兴！幸好姜顺堂自己就足够兴奋，也无须他再凑趣。离开姜顺堂那里时大约也才九点多钟，他就到明德街去了。　　
　　第十一章   抢枪　　
　　一　　
　　七月底那天晚上，告别姜顺堂，下了那座小巧的办公楼，从公安局大门出去，外面很黑，几无行人。临街而居的一些百姓，在门口搁起的竹床竹榻上面睡下了，床边还点起了蚊香。这是他们度过炎夏之夜的老习惯，但也不是所有的人都睡在外面。路灯暗暗的，且被树荫遮住了一些。到处显得很安静，夏虫夜吟之声也清晰可闻。白天因“文革”运动而有的喧闹此时销声匿迹、全无踪影。　　
　　明德街的职工夜校里面却满是人，朝南大屋里有个人在主讲什么，屋里住不下的人就都站在天井里，不顾汗腥味而挤在一起聚精会神地听。站在后面的一个工人告诉他，那是南通的头头，从南京过来，路过亭州，给大家讲“武汉事件”。　　
　　他无心听这个，就在里面找人，后来看到刘克成、刘济武等头头在开会，还有江进海。他本能地后退了一步，他虽有很多话想对他们说，由衷地希望他们能做得正确而不犯错误，却不想像上次那样竟然参加了他们这样的会议。　　
　　坐在靠近门口的张大同走出来，对他说，郁老师，进来吧。他更后退一步，连说不不，这时江进海也走了出来。他说，我听说电机厂那里出了什么事情……。张大同说，噢，那应当说是一场虚惊，但激化了矛盾。不知哪里传来的谣言说，电机厂里面正在制造大刀长矛，为武斗做准备。当时梅有韬说，我去看看，就骑自行车去了。后来有人报告说，梅有韬被电机厂扣押起来了。于是就有很多人涌到电机厂门口，要电机厂放人，事情就闹了起来，我们这边有人往大门和墙头上爬，结果里面有人用棍子打下来，把我们这边一个支队长的嘴唇打豁了，鲜血直流，被送进医院去缝。这样我们有更多的人往那里涌去，要攻打电机厂。我们一面控制局面，一面用向军管会报告，军管会急忙派王科长来处理。现在梅有韬已经放回来了，事情已经平息。　　
　　他问，电机厂里真的有大刀长矛吗？张大同说，我们问了梅有韬，他说没有看见，但里面是不是在制造，这个就不知道了，因为他被控制起来，他没有能深入到车间里面去。　　
　　他问，梅有韬怎么被扣留在电机厂的呢？张大同说，他没有进去，他在门口张望，结果被电机厂里的一个熟人喊了进去，这人是电机厂运动初期的一个活跃分子。喊他进去玩玩也很自然，并无恶意，但梅有韬说话随便，说，我是听说你们造大刀长矛，特地来看看的。这么一说，旁边就有人说，他是来侦察的。情况就起了变化。梅有韬一再对他们说，你们不可以这样扣留我，第一，我是被你们的人叫进厂里来玩玩的，第二，我并没有做什么不好的事情。你们把我扣留的时间越长，越不利，引起的一切后果由你们负责。军管会王科长去了之后，电机厂还不肯放人，一直到宋政委打电话叫他们放人，才放了出来。　　
　　那么王科长呢？他问。张大同说，王科长是同梅有韬一起回来的，把梅有韬交给了我们，在这里喝了一杯水，谈了一会儿，就回去了，刚刚才走。我们没有对他怎么样。外面出现大标语，矛头指向军管会和王科长，跟我们无关，是群众的自发行为，我们没有这样布置，我们也无法阻止。　　
　　他说，我是不放心，来看看的。你们要谨慎啊！　　
　　张大同说，我们正在谈这个问题，你正好来跟我们说说你的看法。就拉他进屋，江进海也推着、劝着他。他把心一横，也就进去了。他觉得这一步跨出去，立即使他发生了一种重大的改变，有点头晕，有点前途未卜，但这只发生在他的内心里。他为这样重大的改变而似乎惋惜自己，却又无可奈何，这正如他一步跨进来了，怎好立即又一步退出去呢？　　
　　新的矛盾立即就来到心头。他想到姜顺堂反正是知道他到“串联会”来的，不至于认为他是刘克成他们一伙的。他感到因为姜顺堂的这次邀见，他获得了一种特殊的秘密的身份，虽然不是姜顺堂任命的，却是姜顺堂所知道和鼓励的，所以他在“串联会”的出现，以至于能这样偶然地出现在他们这样的会议上，姜顺堂是无由见怪的，更不应以后像“三月镇反”那样作为他的问题来看待。那么，他倒真的成了特务式的人物、正如他的“历史问题”所指控的了？他终于成了一个“特务”而这就是他的命？他立即否定了这一胡思乱想，问题确实不应当这样看。因为文化大革命有它的特殊性。他跟每一个普通群众一样，本来就可以自己决定自己的活动范围，或者说也同样拥有“文革”所特许的一份民主权利。你可以参加这一派，也可以参加那一派，还可以哪一派都不参加；你可以成立自己的群众组织，也可以不成立自己的群众组织；你可以被群众拥戴为或大或小的头头，也可以拒绝当头头；你可以写这样那样的大字报，也可以不写任何大字报；你今天可以热情地上街发表看法，跟别人辩论，明天也可以做世外之人，拿上鱼竿到野外去逍遥；对姜顺堂这样的人，你也不必怕他，你对他可近、亦可远，你可以听他的，也可以不听他的，甚至还可以写他的大字报；这一切全由你自己决定。你如果愿意充当特务式的人物，那也是你自己的事，姜顺堂虽然没有这样布置，但未必不欢迎有你这样的眼睛和耳朵，也未必不欢迎你能从中化解矛盾，关键是你自己是不是愿意。但他一向凭着赤子之心，凭着对运动的理解和关注，来决定自己的行为，而并无任何的投机意识。他过多考虑的倒是自己的政治安全，他绝不是一个政治冒险家。但他也不是一个庸人，他有自己的立场、观点。无论他跟哪一方面发生多少接触，只要他是有自己的人格、自己的立场的，他就不是投机分子，他就是光明磊落的。他不做两面派，但他可以为两面做些沟通和劝说的工作。他是独立的、自由的人，他完全可以而且应该根据情况决定自己何去何从、在什么人面前说什么或不说什么。反正自“文革”以来，他要想一点也不说什么、一点也不沾不惹，是不可能的了。他想起小时候他玩乌龟，用一只脚踩在乌龟身上，另一只脚悬空，使整个身体的重量压在乌龟身上，让乌龟不得不把缩着的头伸了出来。“文革”以来，他就是一只总想缩头却总是被外力压迫着伸出头来的乌龟。　　
　　但他是不会给刘克成他们打气鼓劲的，他想给他们泼一点冷水。　　
　　他们正在热烈谈论的是“武汉事件”，说武汉的保守组织“百万雄师”，在武汉军区支持下，竟敢揪斗“中央文革”的代表谢富治、王力，武汉三镇到处写出大标语要谢富治、王力“到工农群众中来”，要谢富治、王力“下连当兵”。周总理化装进入武汉，要武汉军区承认支左工作犯了方向的路线的错误，要他们肯定“工总”是革命左派，是革命大联合的核心，指出“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陈再道不但不听周总理的指示，还对周总理不敬。七月二十日凌晨“百万雄师”和湖北省军区独立师武装大游行，冲击东湖宾馆，揪走王力，他们的口号是“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他们要把造反派“扫光”，打死打伤许多的人。其时毛主席就在东湖宾馆，不能排斥有少数人有意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来逼毛主席，这个性质严重到了极点！毛主席虽然安全转移，但情况真是很危险。这就是武汉“七·二0事件”。现在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已经上北京做检查去了，中央一表态，“百万雄师”立即垮台。北京，全国，都在声援武汉的造反派。　　
　　他们谈论着，兴奋、恐惧、向往、忧虑，这一切反映在每个人的脸上，表现在他们的言谈中。兴奋中有着吃惊，恐惧中有着愤恨，向往中有着急躁，忧虑中有着绝望。他们在“武汉事件”中看到了希望，但某种压力对于他们总是挥之不去。　　
　　武汉的造反派最幸福！　　
　　但人家吃的苦也大！那里的斗争比我们激烈！　　
　　中央对各地要能像武汉这样具体表态就好了！　　
　　中央能表态到我们亭州这一级来吗？　　
　　所以我们这里总是硬不烂，半生不熟，全要靠我们自己！　　
　　我们要军管会承认前一段“支左”犯了方向的路线的错误！要他们为“三月镇反”彻底平反！要他们承认我们“文革”串联会是革命左派，是革命大联合的核心！军管会应当明确表态“活畜会”是保守派！　　
　　嘿嘿，军管会要能做到这样，那我这会儿就回去忙结婚、准备抱孩子，“文革”没我的事了，你们去当“核心”吧！　　
　　说最后这句话的，是赵家琪。而赵家琪说出的这话，没有人能回答。　　
　　刘克成以某种亲切的、邀请的、以至小学生一般的口气说，郁老师也来了，请郁老师谈谈！　　
　　十几个人眼睛都看住了他。他好像这才觉得这个“核心组”的人未免太多了些，但立即也就理解了，他们作为“文革”串联会，要尽量团结不同“山头”的人。　　
　　他来是想劝劝他们的，这时该他说了，但还未开口，就有一阵不忍之心，这倒也好，让他没有开门见山直指他们的弱点和可能会犯的错误，而是设身处地从他们造反的悲壮经历和艰难处境说起。他说，“文革”从去年开展到现在，我们亭州，也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全国造反派所经历的，我们也都有所经历，从当权派执行“资反路线”，到冲破这条路线，我们都经历了，跟人家比，只是规模不同、程度不等。“一月风暴”，除了上海，真正实现“夺权”的，全国也都很少，我们这里更谈不上。青海省有个赵永夫下令军队向造反的工人学生开枪，打死不少人，惊动中央，我们这里就没有那么严重，我们是三十多个造反派被捕坐牢、游街示众。在青海、四川那里叫做“二月逆流”，流到我们这里是“三月镇反”，相差一个月。刚才有人发言说到“硬不烂”，我看这种情况可能不会改变，这就是我们这里的特点，我们这里比较“文”，跟青海那种边远地带不同，跟四川那种地方也不同。再从城市说，我们跟南京不好比，跟武汉不好比，我们是“县级市”，连一所大学也没有，亭州全市人口号称十三万。　　
　　说到此，人们因意识到的自愧弗如而笑了起来。他继续说，我认为我们要防止的，反而是一种急躁情绪。就以今天电机厂的事情来说，为什么要去看人家是不是制造大刀长矛了？就是说，如果他们造了，那我们也造，我们骨里巴不得看到他们制造了，那我们就有了制造的理由。其实是我们心里想制造这些东西，以为这些东西能解决问题，能显示我们的意志和力量，能让对方害怕。如果我们真有这样的思想，那就会是我们走向错误的起点，因为这样的思想超出了“文革”的含义。我们可能希望我们这里的情况也激化到武汉那样的程度。如果是客观发展到那一步，那也没法阻止，但如果由我们人为地去改变“硬不烂”，那激化的责任就变成我们的了，我认为这恰恰是我们不应当犯的错误，叫做“左派幼稚病”。据说在中国革命初期就有这样的事，那时叫起义部队去把多少里之内老百姓的房子烧光，人为地把小资产阶级变成无产阶级、把人民都变成赤贫，赤贫了就最革命了。作这种决定的人就没想到，你让人民变成赤贫，人民最痛恨的就是你。就是说，我们应当有正确的策略。“屁派”没有在街上撕我们的旗子，没有到华兴机械厂或者重型设备厂来侦察我们，这就说明他们比较冷静、谨慎。为什么这样的事情总是出在我们这一边呢？我们在“三月镇反”刺激下，一些人可能变得比较骄傲，由极度的灰心而发生极度的急躁，认为自己是响当当的“左派”，认为军管会应当无条件支持我们，认为“屁派”应当向我们靠拢，亭州应当是我们的天下，我们就代表亭州“文革”的正确方向、正确路线。我认为这种思想情绪对我们是十分有害的。这就是我们当前最主要的问题、最大的危险。　　
　　他注意到，这些话说出来很有份量、很起作用，头头们都听得很入神，面色严峻起来，屋子里异常寂静，在他说话间歇的时候，只有日光灯呜呜地响。他说，总之，根据亭州这种“硬不烂”的特点，我们要多用柔劲，有耐心，讲策略，上上下下克服急躁情绪。我们不能要求军管会、要求全市人民承认我们是左派、是核心，这一切都只应当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事情，如果硬要人为地去争，那就会适得其反。从“文革”初期，到“三月镇反”，可以说，我们没有错，错的不是我们，但如果我们现在这样去争左派、争核心，可以说，我们就真的要犯错误了。报纸社论里说，最近，毛主席着重指出，必须善于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社论里还说，要夺头脑里“私”字的权。我理解就是指的这方面。当然，我们听了也许有点不服气，因为我们不是硬要当什么左派、核心，我们其实什么都不要当，我们只是为了运动后期不被“秋后算账”，因为当了左派、做了核心，自然就不会被算账了。　　
　　说到此，头头们被点破了幼稚的心理，灿然而笑。人们，包括这些头头们，程度不等都确有这种很幼稚的想法，而且还难以克服，因为这好像也是一种现实，它总是很严峻地摆在人们的面前。而且，几千年来，好像都是这样的，永远都是这样的：不是你算我的账，就是我算你的账，最后就看谁得天下。这些人的可怜之处在于，他们想的主要还是不被别人算账，而不是如何给别人算账，他们几乎不敢想象这种优越的地位。“一月风暴”前夕，保守派一夜之间的垮台、消失，对于他们是突如其来的，他们还没有来得及、还不知道如何享有这一胜利，紧接着就是内部分裂和“逆流、镇反”的到来。可以说，造反派没有过一天好日子。他们刚才那灿然一笑的脸上，竟有着惨苦的凄凉的成份，是尤其令他心动而且心酸的。　　
　　他又想起了《荀子》说，“民之贪乱，宁为荼毒”，进而说，“人之有斗，何哉？我甚丑之”。荀子这种说法看上去很欠分析，前一句话甚至颠倒了是非。但荀子对“斗”的现象的发现和议论，却很有意思：“凡斗者，……则是己为君子而人小人也。以君子与小人相贼害也，忧以忘其身，内以忘其亲，上以忘其君”。“将以为智邪？则愚莫大焉。将以为利邪？则害莫大焉。将以为荣邪？则辱莫大焉。将以为安邪？则危莫大焉”。　　
　　也就是说，只要斗起来，就没完没了。他想到这一悲剧性和历史性的存在，他的话也就嘎然而止，觉得说不下去了，乃至觉得此晚此行以及所说的话，完全多余。以后他们还说了些什么，他是怎样从那里“散会”而去的，他都没印象、记不得了。　　
　　那天晚上之后的一天，他还曾和江进海谈过一回，是在学校解剖室那边的小花园里。下午，江进海让林集把他领到那里去，开口告诉他，他们准备组织学生静坐军管会。他立即说，我要泼你的冷水、打你的拦头板，我不赞成你们做这样的事情！他不管江进海脸上挂不住，接着说，你们替毛主席想想，他发动文化大革命，最大的依靠就是军队，你们用对旧市委的方法来对军管会，怎么行？毛主席会让你们这样“一反到底”，四处出击，一点也不讲革命的策略性吗？我看到传单上周总理的话说，“政策是路线的保证”。这就是教育你们的。有一句毛主席语录你们不是背熟了吗：“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你现在不仅是一个普通学生，在“文革”这个特定情况下，你也是一个“各级领导同志”了，万万不可粗心大意呀！你们以为毛主席依靠你们就行了？你们算什么？一个“三月镇反”，就足以让你们偃旗歇鼓、销声匿迹！从运动初期到现在，每次你们被压下去，都是毛主席解救了你们，要不是上面有毛主席，你们被打下去就打下去了，说你是反革命你一辈子就完蛋，谁也别想翻身！你们如果这样闹，是不会得到毛主席支持的，毛主席还要来敲敲你们的头，让你们清醒清醒！报纸上已经有这方面的话了，但你们不听！　　
　　江进海摆出一番道理来，辩解说，中央越来越把军队的问题提出来了。先是五月份向全国公布去年党内的《五·一六通知》，上面的一段话特别引人注目，就是“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那一段，六月份《红旗》社论对这一段又加以引用，《解放军报》社论明确提出“在革命左派和保守派之间，我们要一边倒，要坚决倒向左派一边”，“如果大联合不是以左派为核心，那就会把革命群众运动引到邪路上去”。七月二十日的报纸出现了“军内一小撮”的提法，这个提法充满七月下旬的报纸，七月三十一日《红旗》第十二期社论明确提出了“军内一小撮”是斗争大方向，并且说“历史在飞跃，革命在前进。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新的高涨开始了。让我们伸开双手，迎接阶级斗争的新的大风暴吧”。到八月五日，报纸纪念毛主席《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发表一周年，社论点出了“抓枪杆子的”人的问题，号召我们“为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创建新的功勋而奋斗”，如此等等，说明“揪军内一小撮”就是新的斗争大方同。联系亭州实际，“三月镇反”就是执行了资反路线，至于有没有“军内一小撮”，我们现在不能肯定，但我们针对“三月镇反”要求军管会向全市人民做检讨是可以的，是有理、有利、有节的。毛主席让军队“介入、支左”，既是形势需要，也是对军队的考验，现在把“军内一小撮”、把“拿枪的刘邓路线”考验出来了，要解决他们的问题。　　
　　他听了真是满肚子的气。他说，哪怕报纸上天天说“揪军内一小撮”，我也不相信毛主席会要你们这样干。如果你们一定要这样认识，那我建议你不要忙着搞静坐，你们可以写大字报，提出问题，可以跟军管会有所接触、见面、交谈，何必一下子剑拔弩张、激化矛盾？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你们读过没有？军队在国家政权中的地位是什么？容许这样对待吗？军队如有问题当然也不行，但决不会是采用你们这种方法，决不会要你们来帮这个忙。“文革”闹了一年，天下大乱还可以说是表面的，如果让你们去“揪军内一小撮”，那就将是真正的天下大乱，毛主席一定会来制止你们！　　
　　江进海一时无语，脸上红红的，厚嘴唇微张着，眼神迷惘，似乎就要被他说服了。　　
　　林集插上来辩解说，归根到底，天下稳定在于人民。他立即说，你这话归根到底是对的，但拿到这个问题上来是不对的，你们就是人民？军队不是人民？前不久报纸上重新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有针对性的。两派的矛盾，你们跟军管会的矛盾，都是人民内部矛盾！你们是人民，别人也是人民！你们就不会犯错误？你们就天生正确、永远正确？你们说报纸上号召“新高涨、新风暴”，据我的研究，从“一月风暴”以来，中央对运动就在“收”，由于矛盾斗争，一直“收”不起来，也就因势利导，发展到了现在，但总的还是要“收”。《伟大的战略措施》那篇社论说，不要把民主当做目的，不要被私字、被无政府主义思想引到邪路上去，后来还有社论说毛主席最近指出，必须善于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毛主席、林副主席一同出来接见了军训会议代表。军训谁？就是学生。就是把你们集中起来“立正、稍息”，加强纪律性，“收”你们。报纸说北京航空学院开始复课闹革命，转向“以学为主”。这一切，说明什么？是要“收”，还是要准备掀起“揪军内一小撮”的“新风暴”？　　
　　林集说，郁老师你说的“收”是对的，但是，“武汉事件”把“军内一小撮”问题提了出来，联系前一阶段的“二月逆流、三月镇反”，打破了中央“收”的部署，中央要这样“收”，他们要那样“收”，所以现在要来解决，解决了之后才真正“收”得起来。“收”有个方向问题，不能让他们往“资反路线”那边“收”过去，把造反派再“收”到监牢里去，这是要让文化大革命归于失败。树欲静而风不止，“军内一小撮”挑起了一场新的较量。“新高涨、新风暴”的说法是鼓励我们起来斗争的，我们不跟上去不对。军队是枪杆子，但我们不能做怕死鬼啊！针对“三月镇反”、“武汉事件”、“军内一小撮”这样严重的问题，我们只有向前，不能后退，斗争在推动着我们！这是最后的斗争！　　
　　江进海眼睛一亮，整个人都激动起来，说，对，这是最后的斗争！　　
　　他说，我是不同意你们的。我请你们慎重、慎重、第三个慎重！　　
　　江进海、林集没有跟他具体说到何时静坐、如何静坐，他也没有问他们。他虽然为他们担着心，但他反而不关心起来。学校里的空气一直就谈不上“复课”二字，作为教员，到校不到校早就无所谓了。但他也不能下乡去，乔丽每天要到厂里上班，他不能把她一人丢在亭州。他散步到园田上时，心中一动，跟农民要了一支他们扎豆棚瓜架的竹竿，回去用厨刀略加整理，就成了一支很合手的钓鱼竿，将大头针弯过来，在酒精灯上烧了一烧，丢进水中，算是淬火，就做成了鱼钩，至于鱼饵，饭米就行。他钓起鱼来，也不远，到城河边上找个地方站下来把竿子向河面上伸出去，城市里的一切就远离了。他钓了不少的大鲫鱼回家，做成了雪白的鱼汤，异常鲜美，看着乔丽喝下去，心里特别得到安慰。人们真呆呀，为什么想不到去钓鱼呢？　　
　　一天下午，他到井上胣了鱼，收拾干净，提了一桶水回家，在路口遇到久违的史宏。史宏从自行车上下来，帮他拎了水，跟他进了屋，立即也就发现了鱼竿，判断说，郁老师，这鱼是你自己钓的呀？他说，在城河里钓的，好钓得很，钓了八条，就回来了。胣了四条，养了四条。他揭开盖着的盆，里面的活鱼泼拉拉孓动，溅出水来，急忙又盖上。史宏见了也快乐天真地笑了起来。他请史宏坐下，泡了茶，史宏没有拒绝，看来有心跟他谈谈。他说，好久不见你了。　　
　　史宏说，我都有些不好意思见你了。他问，何故？史宏说，“文革”以来，我已经两次到看守所去接你出来，想不到你又第三次被关进去。你第三次出来，我们不知道，即使事先知道，好像也不怎么好去迎接你。情况真是越来越复杂。其实“文革”跟你有多大关系？为什么一再牵涉到你？过去是不穿军装的人，后来是穿军装的人，眼光不约而同落在了你的身上，把你当作假想敌，当作某一种象征。但事情既然这样发生了，就有它发生的道理。这个道理我们是不想承认的，但不承认也不行，它一定有根深蒂固性，所以才一再地、顽强地表现出来。文章做在你的身上，却是给所有的人看的，其实他们心里也不见得就认为他们在你的问题上做得有多对，但他们还是就这样做下来了。有没有起作用呢？还是起了作用的，包括我在内，不能不有所考虑。其实毛主席早就考虑到了这一点，所以在《十六条》上早就有了策略，预先说了要团结绝大多数干部、绝大多数群众，而且对真正的走资派也不是一棍子打死，说最后要给出路、让他们重新做人。《十六条》第三条关于目前党组织的四种情况，与第八条干部问题，是对应的，所谓干部里“少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就对应于“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二者是一回事。但看来，对立和阻力可能大于他老人家“少量的”这个估计，或者不如说不以这个策略为转移，所以运动才这么艰难、复杂，好像触犯了什么不能触犯的东西，毛主席去触犯它也不行，谁也不能触犯它。也许你只能顺着它，在这个前提下你才可以推行你自己的主张，而且要受到它的检验，决定你能通过、还是不能通过。这个“它”，是什么？看不见、摸不着，它就是最强大的存在，好像自古以来它就存在着，真正主宰历史的是它，它有时会被压下去，终究还是要翻上来。所以我产生了许多的疑问，我内心里有着很大的动摇。　　
　　他不想听这些，他想把话题岔开，问，这一向时，你读什么书？　　
　　史宏说，碰巧发现了一本从前的论文集，连封面也没有，里面的文章倒是全的，是谈近代史的，有好多人的文章，其中最主要是胡绳的，他提出近代史上三次革命高潮的说法。我把那些文章一篇一篇的看下来，等于把中国近代史重新认识一遍，产生了一些感想。我最大的感想是：革命虽然会发生，但做人应当保守。保守些对社会对自己都好，而革命的东西，最终是站不住脚的，只能一时起推动的作用，而且对社会的破坏性很大，随后就要退出历史舞台，让给务实的方面。一个人为什么要冒杀头坐牢的危险去革命呢？这不正常。如果既不想当革命先锋，又不想保守，最好的就是折中主义，就是“中庸之道”。　　
　　他心中真是暗吃一惊。他听史宏说下去：　　
　　“文革”以来，即使一个普通学生，其实也一直处在这两种思想的矛盾中。长辈的、有社会经验的人，一般总是劝我们“安稳些”，不要出去“造反”，最好是呆在家里，而我们自己总是受着革命精神的感召、鼓舞，好像历史的重任就担我们肩上，我们应当赴汤蹈火、在所不惜。这个思想怎么就灌注在我们头脑中的？总之不是我们出生时带来的。从戴起红领巾的那天，我们就告别童年，成为革命者、以至于立志做革命家了。说到此，史宏自嘲自讽自愧地一笑，而他却没有笑，他觉得不能亵渎。　　
　　太平天国的那些为头的人，我给他们算了一下岁数，都是二十上下的人，最小的是陈玉成，参加起义时才十四岁，石达开是二十岁。杨秀清、李秀成、韦昌辉、洪仁王干 ，这些人岁数稍大，但也在三十岁之内。这些情况跟现在参加“文革”的学生、工人差不多，大约也跟当年上井岗山的人差不多。金田起义时冯云山三十岁，但他组织“拜上帝会”、有三千徒众时，才二十三岁。洪秀全起义时三十七岁，但他也是在二十多岁时形成了他的思想、有了他的革命活动。这些人凭着一时豪气起义了，跟着他们的当然都是差不多的很年轻的人。他们不过是偏僻落后之地贫苦的农民，对天下国家能懂得多少？这样大的农民起义，这样庞大的农民人群，一路杀来，攻城略地，对正常社会带来的破坏和损失可想而知。虽然我们的历史书从革命方面肯定它，给它以正义性、合理性，但它的负作用也一定是客观存在的，只不过我们不说。相反，曾国藩就看得很准，选择了坚决维护国家、维护社会的立场，最后他胜利了，接着，他审时度势，成了洋务运动的开拓者。要依了太平天国，我们虽然离开清朝，却来到一个新的皇朝。相比之下，还是已经立国二百年以上的清朝成熟老练，也只有靠清朝来实行洋务运动，太平天国的《资政新篇》当时还停留在纸上，而且还较肤浅。金田起义虽是当时社会矛盾的反映，有其发生的必然性，但有这场起义，不如没有这场起义，一切问题还是通过国家途径解决比较有利。　　
　　同样如此，如果没有康梁那把火，让国家，也就是让慈禧太后和张之洞去发展洋务运动，君主立宪今天不搞，明天终归要搞，就能避免好多灾难。后来又有什么义和团。袁世凯当了皇帝，君主立宪仍可能在袁世凯手上实现。可是有孙中山闹革命，这又是比较火的，他发动起义、要建立民国，一次次失败，很艰难，这就又把君主立宪的时机失去了。如果没有洪秀全，没有康梁维新，没有义和团，没有孙中山，一切是不是要好得多？有可能上海外滩那种洋楼比肩林立交相辉映的壮观景象早就遍布全国了。大串联的时候，我一马到上海，看到了外滩，心里真震惊啊！历史课上教给我的许多东西一下子就崩塌了，觉得一切不是那么回事，我心里甚至想：所谓崇洋媚外，其实是有道理的啊！　　
　　他等着史宏往下说，因为下面就要说到共产党起来闹革命是否有必要了，但史宏没有再往下说，而且中断得很自然。史宏这些思想，当然是不对的，竟用无师自通的保守意识，把近代史整个地做了反说、曲解，真是好本事！人的思想原来可以这样有多种的发展方向，真像水里的鱼一样，活得很啊！　　
　　史宏不过是偶尔路过，说的是一些不着边际的随想，他何必就此多说什么？他一笑，也“折中”地说，是的是的，历史太复杂了，有时好像真是说不清。像你们这样在“文革”这个活的历史中做“勇敢的闯将”，追求历史的真理，不容易啊！　　
　　史宏说，现在我不闯了，江进海闯到前头去了，他们敢把斗争矛头指向解放军，就在刚才，他们宣布静坐军管会了！已经静坐在那里了！我确实半年之前、“一月风暴”那时就开始有点转变，也可以说是保守了。怎么转的？是因为想得很多，不是老局限一个角度。我跟你郁老师说，现在我的疑问确实有些大，我们中国还没有“修”，仅仅为了反苏联的“修”、防我们的“修”，就让天下这样大乱，是否有必要？毛主席指引的前进方向我们不应怀疑，但心里确实不敢相信问题有这么严重。“武汉事件”就反映了多数基本群众，还有军队，思想跟不上来。你说他们保守，他们还真敢造反！这样下去，不等到资本主义复辟，我们自己就要把自己闹垮。太平天国的内讧真是不该！先是杨秀清逼洪秀全，后是韦昌辉杀杨秀清，接着是石达开杀韦昌辉，最后是石达开出走，内部滥杀，大伤元气！读书到这里，真是扼腕长叹，怎么就不能正确一些的呢？现在我越来越理解为什么绝大多数干部从一开始就对“文革”不理解，不肯站到造反的这一边。他们怎么竟然不如我们所想的应当“一边倒”、跟《十六条》走？在我们的想象中一切不是只要中央一句话就行的吗？现实看来并非如此。我们从前坐在教室里哪里能晓得情况可以是这样的？我们是一下子被拖到非常非常现实的现实中来了！现在越来越看出干部们整体上采用的是阳奉阴违的办法，替他们想一想，他们不这样又能哪样呢？不是说大民主吗？我们有造反的民主权利，他们也有他们的民主权利呀！可是我们就没有想到问题的这一面。中央也打算“见好就收”，可是“收”不起来！军队一出场，对于“文革”，跟干部一样，也是“不理解”。他们是枪杆子，一出手就不得了！江进海他们跟着社会上的一些人对军管会的“三月镇反”不依不饶，这样下去怎么行？运动既然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还是保守一些比较好吧？总之问题的复杂性越来越显示了出来，而造反派如果仍然想得很简单，那是不行的，所以我确实越来越转向保守了。郁老师你说呢？　　
　　史宏所说确实是比较现实的。他不由得十分敬畏。相比之下，江进海、林集他们就显得“不成熟”了，他们的激进和勇敢，反而有点“僵硬”。然而，史宏那种保守的混乱的历史观，他却未必喜爱和同意。　　
　　二　　
　　从史宏嘴里知道江进海果然领着学生队伍静坐了军管会，他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着急和失望，只恨无力拎着江进海的耳朵，让他叫学生从军管会立即撤出、回到学校里来。　　
　　史宏谈了一会也就走了，他送史宏到路口，望着史宏骑着自行车远去的背影，心中仍油然而生一种敬畏。这敬畏在某种意义上也来自《九评》，其中有关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很著名的一段话，包括五个“他们必须是”，即五条标准，而方法呢，说得很明确：　　
　　“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是在革命的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的。应当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考察和识别干部，挑选和培养接班人。”　　
　　这“五条标准”，其实是毛主席亲笔所写，已经选进《毛主席语录》，在“干部”这一章。　　
　　文化大革命果然就这样做、这样付诸实践了。毛主席不是用畅游长江做了一个形象鲜明的象征吗？而且扣住“大风大浪”这四个字，说了那一大段精彩的话，成了鼓舞青年投身这场运动的一个直接的伟大的号召。真有心心相通、上下呼应之势，说明在一代青年整体的思想上，是认同了接班人的标准和“大风大浪”这一说法的。　　
　　这么多学生、青年工人如此踊跃积极投身文化大革命，虽不能说他们个个都想争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尤其不能说他们个个都想以后做领导干部，但“要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确实是对他们全体的一种呼唤，是他们必须担当起来的庄严的历史责任。他们戴红领巾的时期受的是革命传统教育，而到了戴团徽的年龄，又加上“反修防修”教育，两年前他们读过《九评》，他们实际上是带着这样的思想基础、精神准备，迎接了这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满腔热诚、无比自豪、充满历史的自觉意识，奋不顾身扑进了“大风大浪”之中。然而，这场“大风大浪”的复杂和艰危，他们真是始料不及，他们几乎是毫无政治经验的，于是研究和探讨、迷惘和动摇、分化和重组，他们都在“锻炼成长”，至于“成长”到哪个方向上去，看来会是因人而异、也因势而异的了。　　
　　他独自叹息着，摇着头，前景难测，无可奈何。他的心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固执地牵挂着江进海他们，似乎很想到军管会那里去看看。但他立即打消了这种念头，决定不到那个他极不赞成的、并且让他为学生担着心的场合去。他惊奇地发觉他的心一时静如止水，要不是天已下午，要不是已经钓了不少鱼，他还是会拿起鱼竿到城河边上去，力求让自己进入一种“出世间”的境界。　　
　　刘镇琛来了。多时不见，来得正好。刘镇琛说他才从军管会门口来的，学生静坐在中山塔里面的道路上，门口挤满群众，里面也有一些，他挤进去看时，正发生一件可怕的事情：一个学生（朝阳初中的）要降下旗杆上的国旗，已经解开绳子、降下了一点点，旁边一些群众立即很好心很着急地大声叫了起来：“不能”！这时江进海正好走来，问那学生想做什么？那学生说，想把“总部”的旗子扎在国旗下面再一起升上去。其实那学生也明白群众为什么向他说“不能”，也正在犹豫着，但似乎仍想坚持自己的做法，以说明他本无不好的动机。这是要用坚持错误来说明“正确”，这时必须有人对他下果断的命令才行。江进海起到了这个作用，坚决地说，不行！把国旗升好！那学生立即就把国旗升好，惶愧地拿了自己的旗子走了。这旗子立即出现在中山塔二楼窗户上，迎着大街，位置倒也恰当。这个小同学当时的真实意图，大家当然都知道，但那样做是不行的，会发生各种误解，会引来污蔑、攻击，确实是太危险了！　　
　　他听了只觉得憋不过气来，那小同学确实差点犯下大错、酿成大祸，到时再怎么辩白其动机也无用！就这情况，以后的污蔑、攻击，一定还是难免。欲加之罪，还何患无辞呢，何况确实有过这件事……　　
　　他长叹一声，把头摇摇。他问刘镇琛，你怎么到那个是非之地去的？刘镇琛说，按理我是不去的，现在我好像跟你一样，也是所谓有“历史问题”的人了，但正好路过，看到群众多，心想挤在群众里看一眼也不要紧，我不说话、不表态，一看就走，谁来注意我？想不到正好看到这情况，倒为他们捏了一把汗。你认为他们静坐会胜利吗？　　
　　他反问刘镇琛：什么叫胜利？胜利就是胜利吗？　　
　　刘镇琛说，是的，我也觉得从根本上说，胜利很渺茫。绝对意志是无法实现的，现在造反的人就好像抱着一种绝对意志。我感到社会上已经产生厌倦心理，我也有。我一个人躺在铺上想，运动什么时候结束啊？让我们考大学，或者走上工作岗位吧。我考大学是没有希望的，出身不好，现在又成了坐过牢的人，大学里何必一定要录取我这样的人？一看到这种档案就会丢到一边去。其实，早点参加工作也好，还早点拿到工资呢。我看不少在我们前面毕业出去的，不管初中、高中的，进厂以后就有一种脚踏实地走上生活的样子。如果要学习，要成名成家，就“自学成才”，华罗庚、高尔基就是最好的榜样。从报纸上看，中央早就要“收”了，这个运动让你们有这么点儿意思就行了，就像演习一样，如果当真这么大弄特弄、绝对意志，就过份了，国家还没有到那个地步嘛！当真到那个地步，那就是另一回事！但只怕那时又没有这么多人敢参加了，最重要的问题是：天安门上还会有挥手发出号召的人吗？　　
　　刘镇琛的口没遮拦，有点令他吃惊，但那观点他是赞同的。可以说，不但中央明确地要“收”，人们也都认为这次运动该“收”和要“收”了，只有刘克成、江进海这些人固执着不肯“收”。他们说他们不但是不得已的，而且是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他们不肯把问题放到更大、更深的范围里考虑，他们一叶障目，不见树木，更不见森林。就他所感所知，工人头头部里赵家琪张大同的意见不占上风，或者在支队长大会上得不到赞同，因而较为正确的思想策略在他们整体上来说，显得欠缺。他们在整体上还不能真正懂得退却、忍让，不懂得对立统一，不懂得事物发展有自身的客观过程，他们确如刘镇琛所言成了唯意志论者，其结果只怕难免整体地在坚硬的墙壁面前碰得头破血流。至于江进海，他跟赵家琪张大同的意见一般倒是较接近，但他总是把自己摆在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位置上，所以他也不能改变工人方面的主要倾向。这次静坐军管会，不是为了学校的或学生的事情，而是为了社会上的“三月镇反”，要抓住这一点在整体上打个什么翻身仗似的，这就是以学生的运动自觉配合了工人的运动，成了整个造反派的“绝对意志”、无形的行动计划的一部份。　　
　　刘镇琛又说，我也观察过江进海那几个人，感到他们是革命的浪漫主义者，同时又是悲剧英雄，好像抱定了要用自己的牺牲与毁灭，去迎接一种最人民、最平等的新世纪的曙光，或者说是为之奋斗。令人敬佩。但在客观上，他们的理想虽好、虽有理，却是不可能实现的，至少不可能像他们所想的在一个早上就实现。现在，结局就连最普通的人也已经看出来了。一切将适得其反！也许，历史需要的就是他们的牺牲，或者说是一代人的牺牲，包括我在内，只是牺牲的情况不同！　　
　　刘镇琛离开了，刘镇琛最后所说的话却久久压抑在他的心上。作为一个特殊的旁观者，这孩子的思想触角也有点特殊了。　　
　　他的心虽然牵挂着正在静坐军管会的学生，但他几乎做到了不去想，只当没有那回事似的，他像上班一样按时到达城河边上的一个偏僻之处，隐身树丛蒲苇之中，伸出他的简陋的钓竿。远处烟水微茫，近处独钓清波，确实是可以将身外的世界暂时地忘掉的。　　
　　姜顺堂又派人来请他去。时间是晚上九点多，走的依然是那条神秘的小巷，从后门进了公安局。　　
　　老渔翁，老渔翁，哈哈哈！　　
　　姜顺堂握着他的手就开起了玩笑。幸而他并非像电影上描写的特务似的借垂钓搞什么见不得人的活动，要不然会被姜顺堂的讥讽把胆吓破的。但毕竟感到自己的生活好像受到了监视，心头为之黯然。　　
　　下午我就派人到你家去找你，邻居大妈说，郁老师钓鱼去了，要到晚才回家。所以我晓得你做了老渔翁。我也是喜欢钓鱼的，等有了空，换上便衣，跟你一块儿去。吃鱼没有取鱼乐，哈哈哈，这是人类永恒的乐趣！　　
　　姜顺堂用这些话及时拂去了他心头的阴影，而且做得不着痕迹。一切不管是有意无意，他都没有介意的理由了，他也就让自己的心情放松下来，回到常人的心态之中。　　
　　老郁，假如这会儿我们能谈谈“钓鱼经”，那是多好！但现在谈不起来，你的学生正在静坐军管会，你虽然钓鱼去了，你的心未必不牵挂着那些学生，你一定是为他们担心、着急的，可是你无能为力，他们现在听不进不同的意见，他们受着极“左”思潮的影响，他们正在犯错误，可是他们揪住我们的错误不放，拿这个来说明他们是正确的，这是以一种错误来反对另一种错误，而犯下真正的更大的错误。你虽然无能为力，但你还是应该尽你的努力，因为江进海他们对你是很敬重的，你至少可以向他们表明你的态度，这样有利于他们能冷静下来。　　
　　他说，事前我已经向他们表明了我的态度，我是反对他们静坐军管会的，我主张他们跟军管会交谈，不主张他们激化矛盾。　　
　　姜顺堂说，好嘛，我说他们是敬重你的！你事前就劝过他们，这个我倒没想到，但确实也应该是这样的。你现在还可以继续做做这方面的工作，不能丢下他们不管了。当然，现在他们是不听任何人管的，我是说，作为他们敬重的老师，你还可以继续劝说他们。这不是说你有特别的责任，也不是我们给你布置任务，而是说你有这个条件。你不要有顾虑，我们是理解你、了解你的，你也不是为我们工作，我们都是为文化大革命、为毛主席做工作。你可能还不知道，他们提出了三条要求，一是要求我们承认“三月镇反”犯了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二是要求我们在体育场召开万人大会，给这次被捕的人和被取缔的造反派组织公开平反；三是要求我们在这个大会上向全市人民作深刻检查。我跟你说老实话，这三条，我们一条也不能答应。我们认为他们静坐军管会是错误的，他们只有先撤出军管会，我们才有跟他们谈判的可能。我们如果答应他们的三条，我们就违背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我是说，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是认为经过一年来的文化大革命，最重要的任务已经完成了，运动应该往回“收”了，不要把民主当做目的，不要搞无政府主义。毛主席的这个伟大战略部署，我们是执行的，但在执行中确实做得不妥，仓促上阵嘛，也可以说是犯了错误，对不起毛主席、党中央，但如果有人要抓住我们这个错误不放、做文章，让我们不能开展“收”的工作，让文化大革命“收”不起来，这就不对了。所以我说他们的三条我们不能答应，他们的这个“兵临城下”的方式，我们军人更不能答应。这里面有个“度”，我们过了“度”，是我们错了，他们如果过了“度”，他们也不对，我们不能让步，不能往后退。我说的这个意思，你同意吗？　　
　　他说，我基本同意，但学生比较单纯，对形势很难达到你这样深的理解。姜顺堂说，这就是问题所在，学生打先锋冲在前面，又不听劝说，总认为我们是跟“资反路线”走的，跟我们斗，要把我们斗得跟他们完全一致，我们怎么办？我们跟他们是不一样的，我们可以理解和原谅他们的冲动，吸收他们的意见，但不可能跟他们完全一致。　　
　　他问，军管会首长接见过静坐学生代表吗？　　
　　姜顺堂说，没有。但我们的意见已经通过我们的接待人员告诉他们了。　　
　　他说，静坐已经是第二天了，我认为不能这样僵着。第一步，首长可以接见一下学生代表，倾听他们的要求，做出一种较高的姿态；第二步，双方派出谈判人员，就他们的三条要求进入具体的商量，形成共同的认识。要相信学生也是能通情达理的。如果你们同意这两步，我愿意去跟学生联系，劝说他们进入这个步骤，让他们派一个人到你这里来具体谈这件事。但这以后就没有我的事了。　　
　　姜顺堂笑了一下表示对他最后一句话的理解，然后立即表态说，你这个建议好，我认为可行，那就劳驾你去找学生头头谈一下，让他们先派个代表到我这里来商量解决的步骤，现在就可以来。至于以后怎么谈判，那就照你说的，没有你的事了，我们要保护你。你这就去，我呢，也立即把这个情况向首长报告。　　
　　就这样，在对立着的军管会和学生之间，他充当了一回说客和信使。　　
　　虽是夜晚，中山塔附近尽是人，有的从中山塔里出来，有的进中山塔里去，有的就站在路边上摇着芭蕉扇谈论着观望着。突然，头上半空里有高音喇叭响了起来，是一个女学生的声音，用很不错的普通话庄严说：“现在播送中共中央《关于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　　
　　他吃了一惊。这个《决议》是他没听说过的，他听了一遍，是一九五九年的决议，八年前的，不知为何现在拿出来播放。他穿过人群，进了中山塔。里面尽是学生，秩序井然坐在地上，广播里关于彭德怀决议的播音，正好起了给学生助威的作用，他们真是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还跟彭德怀元帅这样的大人物发生了这样的联系，不觉被一种又紧张又有趣的心情抓住了，“文革”以来早已不止一次发生这样的情况，在具体说明着他们这样“斗争”是意义重大的，是在直接参与着国家大事。他往里找去，终于找到“指挥部”，日光灯亮着，里面有一些学生，播音员看上去是一个初中女生。满头汗水的江进海却在他身后出现，“郁老师，你找我？”　　
　　他和江进海站到旁边树影下，他问，你们下面怎么打算？江进海说，军管会领导人至今不出来，来过两个科长，他们不承认“三月镇反”犯了方向的路线的错误，倒说我们静坐军管会是错误的，根本谈不拢。我跟他们握过手，他们的手都软得像棉花一样，他们才是团级，就“修”得这样了，还怎么打仗、怎么带兵！我们决不在三条要求的立场上后退。虽然我们是拥护解放军的，但军管会的“三月镇反”，还有目前对我们的这种态度，我体会到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东西，这种东西是最脱离人民、最跟人民对立的，认为他们是可以为所欲为的老爷，人民是可以随便对待的奴隶！只要是不把人当人的地方就有革命的理由，何况是用“镇反”对待人民、对待响应毛主席号召起来闹革命的人民的呢？他们是代表“走资派”来报复造反派的，所以一介入就像虎狼一样扑了过来。这不是什么理解的错误，这在政治意识形态上是带有根本性质的，就是资产阶级专政的性质。作为打过江山的人，他们变了，他们很轻易地不知不觉地就忘记了革命的过去，而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我越来越体会到“文革”的伟大，思想上政治上革命性的彻底，它的艰巨性不但不能使我们气馁，而且更使我们意志坚定、三生有幸！　　
　　江进海的激愤言词深深打动着他，但眼前问题是不能凭这些言词来解决的。他对江进海说，你是知道的，我这个人不宜这个时候到这里来，但我还是来了，就是想在当中沟通一下，我跟姜顺堂刚才有过接触，军管会愿意跟你们商量怎么解决问题，你们怎么谈，我不参加，你们现在就可以派一个或两个人，到公检法军管会里面去找姜顺堂，他在那里等你们。我看你们去谈一下是可以的。　　
　　江进海稍作沉思，也就答应了，并且握手表示感谢。他放了心，总算没有遭拒，而且看来确实有这种联络的需要。江进海显然立即从激愤的“革命浪漫主义”，回到了现实之中，并将具体去做。作为“大风大浪”中这样一个学生头头，其思想确实总是会在这二者之间来回振荡，前者鼓舞着他的斗志，后者却限制着他前进的步伐。这是一种大痛苦。　　
　　他虽理解却无法分享这种痛苦，他回家去了。看着乔丽疑问的眼，他把事情告诉了乔丽，他让乔丽放心。他说，这是做好事，不是做坏事，不要怕。古代侠义之士无不以排难解纷为己任，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这样畏首畏尾呢？这是精神的倒退，是不对的。我只做了这么一点点事情，而且明天我又钓鱼去了，天掉下来跟我无关。想来其实很惭愧，一个人难道应当这样明哲保身吗？为什么我们要自己压抑自己？真不符合我们的人性，可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一切不都是我们现实人性的产物吗？他像个演说家一样舞动着手臂，似乎在向苍天发问，似乎要掀翻他们的小屋。他不知道他为什么突然这样发作起来，好像进入了尼采所说的“狄俄尼索斯”状态。乔丽叫了他一声，抓住他的手臂，担心地痛苦地望着他的眼。他冷静下来，现一苦笑，说，我们只有自己做自己的心理医生了，不过现在人人都在痛苦，只是痛苦得不一样。静坐学生的痛苦是革命为什么还不能胜利？哈，这个问题多么有趣啊！你说呢？他深刻地问着乔丽，但乔丽的眼睛里含满着泪水！　　
　　这一夜，他的睡眠竟特别地好，一觉到天亮！他真为自己惊讶。他一骨碌起身，好像要去做什么重要的事情，可是他随即让这种感觉放松了下来。他服侍乔丽吃了早饭去上班，然后把家里稍作收拾，就拿起鱼竿出发了。他大步地朝东走去。这一回不打算在城河里钓，而要跑得远些。他的心中出现一个不小的池塘，四周是树木和玉米的青纱帐，寂静无人，水底的蓝天好像凝固了一样。走了一个小时之后，他心中的这个美景成了他眼前的现实。他坐在池塘边休息，享受了一下大自然，然后就伸出了鱼竿。看着那带锡坠的上了鱼饵的鱼钩在明净的水中悠然下沉，鱼线上一串白色的浮子一粒一粒地入水，最后留了数粒在水面上，成为他注视的目标，只要浮子出现某种动静，他就要挺起鱼竿，那时手中将有沉甸甸的感觉，以至于感到鱼儿的挣扎，他将把它钓上来，放进他的鱼篓！　　
　　时间大约过了中午，他的收获也“差不多”了，不必贪心了。他收了鱼竿，洗了手，坐在池边丰茂而干净的草地上很从容很惬意地用餐，也就是带来的三个烧饼和一条黄瓜，还有一个旧水壶里的冷开水。奇怪的是这旧水壶倒一直没丢掉，那还是他在江南参加农村工作队时的用品，可以说是他个人的革命历史文物。他一边吃着，一边听着鱼篓里鱼儿打出的泼喇喇的水响。用餐之后，他躺下休息，走了远路和站着垂钓了几个小时，使他有一种适度的疲劳。　　
　　一阵低沉的雷声让他醒了过来，睁眼一看，天色变了，乌云在汇聚。他收拾东西，赶紧上路。回到城里，正要穿街而过时，大雨下来了，而在哗哗雨声之外，还传来一种可怕的愤怒的声音，分明是多少人跑步而来，并且有节奏地喊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路上的人们一边躲雨，一边都朝北边望去。只见大队人马在雨幕中向这边跑近了，他们的吼声冲破了哗哗的雨声而震动人心。雨下得更大更疯，无数雨鞭抽打着这支队伍，轰隆隆的雷鸣沉闷地响着，不时有惊雷“咔嚓”一声劈了下来。但这支不屈的队伍，在雷雨中跑得更加齐整、更加斗志昂扬了，地上快速积起的雨水在他们脚下飞溅着。学生！学生！人们惊叫起来，这才看清这雨中的悲壮的队伍原来全是学生，就是在军管会静坐的学生。他们这是到哪里去？这不是奔向南山寺吗？那里是部队的驻地！这是要去找部队首长说话！人们都睁大了眼，凝神屏气，好像知道这通常是一种历史性的场面，应当好好盯紧，永远地记住！　　
　　学生队伍有一两千人，停止了喊口号，只是哗哗地在雨水中齐整地跑着。大雨不断地从天而降，好像是倾倒下来的一样，男生女生身上早就全湿透了，但他们对此已经全然不顾，只是坚定地跑着、跑了过去。旁边有两个妇女互抱着哭了起来。泪水不断地从他的眼中涌出，与打在脸上的雨水流在一起。　　
　　学生们消失在茫茫雨雾中，从远处传来他们有节奏的口号声，估计他们快到部队大门口了。大雨还是还是一个劲地下着，下得空荡荡的街道上起了烟。突然，从北边黑压压地又有一支队伍跑了过来，吼声雄浑，是工人的队伍，也都在大雨中全身淋湿了，人数超过学生一倍，达到四千人左右，脚步震得地动，也一直地向南跑了过去。这是去支援学生！人们这样地说着，兴奋而恐惧。　　
　　天上雷声隆隆地响远了，在工人过去之后，雨也渐小，阳光透出西边的云层，形成彩霞，残余的雨丝飘逸着在霞光里闪耀。刚才站在路边躲雨的人们，纷纷都向南走去，是去观看学生工人的情况到底怎么样。　　
　　他沉重而木然地从躲雨的檐下走出。他手中提着那简陋的鱼竿，拎着鱼篓子，显然与时代极不协调，足以令他惭愧有加。好在他的头上戴着一个破旧的草帽，倒给他有所遮挡，真是“破帽遮颜过闹市”，不过他无意于嘲笑刚才的学生与工人。　　
　　街墙上一份破了的大字报上却有一段他没见过的“毛主席语录”：“发动一下大鸣、大放、大字报批评领导。这是一种无产阶级的气氛，共产主义的气氛。群众骂你一顿出口气，并没砍你的头，撤你的职，这是蓬勃的战斗的情绪。是很高的共产主义的风格。现在群众斗争的风格很好。我们同志之间也要提倡这种风格”。在一个小括弧里说是“录自一九五八年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毛主席出语就是这样与众不同，站在一种至高至正的立足点上，泼辣风趣。他唯有敬畏与崇拜。他继续低了头走自己的路。　　
　　他久久呆坐在屋里，想着刚才惊心动魄的一幕。倘若说那因为意义的某种不确定性和发生地点的偏僻渺小而够不上“历史性场面”，也应当客观地说那是一切真正历史性场面在一个小城的勇敢而完美的模仿，在那些年轻的当事者当时的心情上是体会到了真正的意味的。　　
　　晚上，乔丽下班回家，他把雪白的鲜美的鱼汤端上桌，心头不觉叫了一声惭愧，也就过去了。乔丽在路上买了一份《活叶文选》，是《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大文章：《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吃过晚饭，他立即拜读一遍，是论证“中国赫鲁晓夫”如何一贯要让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也就是回答为什么要打倒这样一个大人物。那些内容，对于他，是闻所未闻，对于所有的中国老百姓以至绝大多数干部，都是闻所未闻，因为过去在人们的心目中，中央的那几个屈指可数的大人物，都毫无疑问是最拥护毛主席、最懂得毛泽东思想、最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他们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但内情怎么会是现在报纸上说的这样呢？完全打破了过去的印象。真是常人的头脑很难理解。但现在中央的报纸这样说了，真实情况也就确实可能是那样的，一个家庭里还会有不同主张呢，只是过去没有公开、没有激化、捂在里面。对于一个普通老百姓而言，有点恍然大悟，有点吃惊不小，也有点将信将疑。但老百姓哪里管得到那么高、那么大、那么深的事情？反正都晓得中国是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是不对的，不管他是多么大的人物，如果主张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都不行，那是要让党变修、国变色，让人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这样的人，打倒就打倒了吧，毛主席不会错。　　
　　他有本事把自己关在屋里看了三天书，完全做到了“两耳不闻窗外事”。至于学生冲到部队驻地后的情况，以及更为严重的情况，他是后来从范公望嘴里知道的。　　
　　原来，学生冒雨冲进部队驻地之后，工人也到了。学生在里面的操场上站成方阵，就站在雨中，工人则沿着围墙站了一圈，形成的格局是包围了部队、支援着学生。宋政委从办公楼里出来了，后面跟着十几个徒手的战士。他站到学生面前，战士们紧贴着站在他身后，他们也立即被大雨淋透了全身。学生们热烈鼓掌欢迎宋政委出来接见，并且高呼“毛主席万岁，解放军万岁”。宋政委才说了一句“红卫兵小将们”，就一时泣不成声，整个操场上一片寂静，天地间只听见哗哗的雨声。学生们为此对宋政委又报以热烈的鼓掌。宋政委终于控制住了自己，说，红卫兵小将们，在你们这样的革命精神面前，我们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承认，还有什么放不下的东西呢？同学们提出的三条，是合理的，是正义的，我代表军管会，代表部队党委，全部接受！军管会将尽快召开全市万人大会，从方向上路线上深刻检查“三月镇反”的错误，向全市人民赔礼道歉，同全市人民一起，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江进海这时走到前面，领呼口号：热烈欢迎宋政委的表态！坚决支持宋政委的表态！说，现在，欢送首长回去休息！在学生们齐整的鼓掌声中，宋政委在那十几个战士的紧随下，离开了现场，并且向学生频频招手致意。“解放军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冲天的口号声欢送着他，同时雨声雷声不绝于耳。大雨也仿佛就在那一刻停止了，好像一切都刚好配合着起到了悲壮感人的效果。学生工人的队伍撤出部队后，就在外面解散了，人们各自回家，就像从电影院里散了场一样，走在大雨停歇之后的霞光之中。这次静坐就这样结束了。但第二天就有消息说，宋政委在部队内部受到批评指责，认为他不应该那样表态。对于这种情况，造反的学生工人方面似乎并无反应，而对于军管会何时兑现宋政委的允诺，也并无追问。究其原因，原来他们的注意力转移了，他们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了，街头一份“蒯大富讲话”的出现，就是这种标志。清华大学的红卫兵司令蒯大富说，要准备跟毛主席重上井岗山！　　
　　听到此，他问范公望，真的吗？形势真的严峻到那种程度吗？不敢相信！范公望说，我亲眼看到那份大字报，虽然并不是“串联会”宣传部出来的，而是“串联会”下属一个战斗队转抄张贴的，但一样能说明问题，而且事实就证明了这一点。　　
　　什么事实？他问。　　
　　他们抢枪了，昨天夜里，他们抢了部队的枪，难道你一点也没有听说？　　
　　他真的是吃惊不小，想不到自己与现实如此脱节，真好像是做梦去了，一点也不知道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他说，这两天我根本就没有离家。　　
　　范公望说，我认为“革命”已经被“用尽”了！　　
　　什么意思？他问。　　
　　范公望说，“革命”，当它是社会的需要时，它必然爆发，当社会只需要一分“革命”时，你只能给它一分，但你却一下子给出了十分，或者是把那一分“革命”维持的时间太长，这就多了，这就是“用尽”，结果呢，必将产生对“革命”的厌倦，而被“革命”批判和驱逐的东西反而受到人们的同情和欢迎，它会化个装，借着人们的厌倦情绪卷土重来，世界就会在人心的这种集体无意识、同时又是集体有意识的演变、默许下，走向“革命”的反面。闭门不出的“公子虔”等的就是这种时机。“革命”终于成了“反革命”的催生婆。将来，肆无忌惮的“反革命”又会把自己“用尽”而成为“革命”的催生婆。这样的一往一复、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就是历史的基本形式。我坚持从“形式”上来观察一切。　　
　　他领会范公望的意思，他心中悲哀地无法否定范公望说的这个道理。　　
　　范公望说，造反派贴出了《声明》，摆出他们“借枪”这一“革命行动”的理由。我们就依他们的说法，不是“抢枪”，而是“借枪”。“文革”从《十六条》看，是好事，但一年来的“文革”运动发展到这一步，总不能说还是好事吧？所以我说“革命”现在已经被“用尽”了，或者说“革命”已经有被“用尽”的危险。　　
　　中央是不会赞成的，中央早就在“收”，但一时还“收”不起来。另外，一个巴掌拍不响，造反派总是受压，有压迫就有反抗，所以……。他竭力地为“革命”辩护着，或者说是做着分析，但有点吃力了。　　
　　不，历史不这样看，历史是从整体上来算账的，你既然“用尽”了“革命”，你就要遭到倒算，很简单，“三月镇反”就是一次倒算，但急了些、早了些，也简单了些，所以暂时被否定了。一切还没有结束，“革命”还继续在“透支”，中央也制止不住，着急也没有用，洪太尉放出了妖魔，个个都是好汉，什么白花蛇、九纹龙、豹子头、锦毛虎、出洞蛟、花和尚，都出来了。现在，枪到了群众手上，将会出现什么结果？这已经是常识问题！　　
　　面对范公望的严密逻辑，他开不得口，竟无言以对了。　　
　　我的《形式论纲》所论证、所预见、所策划的一切，必将成为现实，这场以“反与防”为宗旨的“革命”，就是所要“反与防”的那一切的催生婆！那伟大的固然伟大，而无数渺小的也将伟大，只是不为人知，比如我，这个躲在阴暗角落里的剥削阶级孝子贤孙、不才小丑！哈哈！　　
　　范公望拍着屁股，整个人像蚂蚱一样跳了起来。　　
　　他笑道，你不要把我的小屋拱翻了！　　
　　他问范公望看了报纸上《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那篇大文章没有？里面所说的“中国赫鲁晓夫”一贯主张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你相信吗？　　
　　范公望说，我完全相信！但我以前完全不知道，我看了之后就完全相信。如果那一切不存在，如果上层从来不曾有过那些分歧，从来就没有代表了另一种意识的人，才是奇怪的。要知道，我说的那另一种意识，它的事实基础，在当今世界版图上的面识，是绝对的大，而在我们国内，实际上也是强大的存在，并不光是有上面大人物的存在，有像我这样具体小人物的存在，而且是一种普遍的存在、习惯势力的存在，即使在布尔什维克的血管里也每天在生长、发酵，所以最好是用“意识”一词来表达。正如《九评》所正确地指出的，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是产生修正主义的国外根源，资产阶级的影响，是产生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这只是说法不同，你这样说，我那样说，所指的事实都是同一个。说实话，我看了报纸上这篇大文章以后，心里反而觉得欣慰、觉得正常、觉得充满希望。那些所批判的，在我看来都是正确的，都是指引中国正确前进的灯塔之光。如果对那个人的这条路线的揭露都是事实，那我十分十分地崇敬这个人！他无愧于在上层取得那样的高位，仅仅差着一步的距离，真可惜啊。但我相信，越是这样，越是自有后来人！　　
　　他听了无言。他当然不会接受范公望的立场观点，但范公望也不是故意瞎说，而是自有其深刻性，自己比起来，对现实反而缺少了真正现实的感觉，因而在理解力上也差了许多，就像身体失去了疼痛的知觉还感觉良好一样，这是为什么？失去了知觉，不是应了“头掉了也不知道怎么掉的”这句话吗？他感到一种软弱和恐惧，为这种感知力、知解力的缺乏。　　
　　当天夜里，他和乔丽被外面“砰”的一声惊醒，接着是一只狗奔逃而去的惨号。他判断出来了，是手中有了枪的人看到夜游的狗，千百万年来那狩猎的意识使之不由得就打了一枪，狗被打伤或者只是受惊，逃走了。乔丽也判断到是怎么回事，“有人打枪”，说着就偎紧了他。但寂静又笼罩了一切。这个持枪的冒失鬼大约明白这样随便打枪的某种危险性了吧。亭州的夜的街道几无行人，但误伤人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比如子弹穿过门窗打进人家屋里，那将如何呢？比如一个人正好从小巷里走出来撞在枪口上，那将如何呢？他长叹一声，心中为学生担心起来，恨不得立即去问一下江进海：学生手中有枪没有？　　
　　第十二章   芦荡　　
　　一　　
　　“串联会”方面抢了驻亭部队的枪，早上他出去买烧饼，从人们的议论中也证实了这一点，老百姓流露出了担心的神色，还提到了夜里有人用枪打狗的事情。晚上乔丽下班回家，告诉他：厂里的“基干民兵”真枪真刀的武装起来了，大门口武装站岗，刘济武走到哪里身后一步不离有两个挎短枪的工人，看样子是用上了警卫员，朱厂长身后也派了这样的两个警卫员。厂里有了一种特别热烈而紧张的空气。刘济武路过医务室，拍拍别在腰上的手枪，对她说，乔医生，你看，形势都到这程度了，你医务室也要做些准备啊，我已经派人到医药公司去采办必要的药品，到时你验收一下，另外我还派了两个小女工到医院外科接受培训，回来以后做你的助手。你也不要紧张，我们厂里不会有什么事的，但我们要做好一定的准备，以防万一。　　
　　于是他更少出门，但偶尔也有需要上街的时候，也就在街上走一段路，看看形势。有一天，他亲眼看到刘克成坐在一辆无篷的吉普车上，在其左右和身后，高高低低坐着七、八个如狼似虎挎着短枪或冲锋枪的青年工人，坐在当中的刘克成货真价实像个大司令了。他站在路边群众中观看着这辆全副武装的军绿色吉普车毫无必要地在街上疾驰而过，惹得人人侧目而视。亭州的这条主街并不宽大，平时几乎没有任何汽车通过，人们习惯于悠哉游哉满街走，这辆全副武装的吉普车的出现，实在是有点意外，虽然人们并不特别感到骇人，但有反感。他心中一寒，以至十分失望，觉得这全是胡闹，全是出风头，也全是不策略。半年前“一月风暴”时，刘克成被陈安国他们攻击为“个人野心家”，从而形成了“工红”的分裂，这在刘克成，也不是没有一点责任吧？他对刘克成这些“工人领袖”到底有多少政治头脑和智慧，不由得起了怀疑。但当然，时势是首要的原因，没有一定时势，原先的一个普通工人，怎么会变成这样重要的人物？虽然刘克成既不算哪里任命下来的行政长官，又不算夺取、执掌了这个城市的政权，而且分明还有作为政权的军管会的存在，但刘克成他们却能够如此耀武扬威、主宰了一切似的，这是个矛盾，然而一时还改变不了，因为现在仍属“革命时期”。刘克成江进海这些工人学生头头，代表了一种可以称之为“群众专政”的势力，一定程度上就像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罗伯斯庇尔那些人一样，站在社会大潮的潮头之上，成了决定世界何去何从的主宰似的。别的人、别的势力，比如旧日的那些“当权派”干部老爷们，根本就看不到他们在街上露脸，好像都消失了。他们是仅仅“潜伏爪牙忍受”，还是暗中也有自己的活动，这不为人知，也很少有人谈到这一点。但他们跟所有享受工资的人一样，按月有工资拿，所以想必大多是躲在自己家里过日子，就像兰贞一样，她带着她的孩子在过日子，她的困难和痛苦是老宗暂时还关在看守所里，而就全市干部来说，绝大多数人捱不到这样的事，乐得在家静观时变。运动本来就要求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给了他们这个根本的保障，所以群众也从来不认为要在这方面去“革”他们的“命”，要不然，干部们才真的天天没有日子过呢。　　
　　刘克成他们存在的合法性，一方面因为他们出来“革命造反”是应了党中央的号召，另一方面是他们实际上也恪守着中央规定的一些政策界限，就是说，这时中央的有关政策的相当一部份也是要由他们来遵照和维护的。勇敢决断的“三月镇反”的结果却是不好，反而要向这些人赔礼道歉、作检讨了。然而，造反派这个新势力的产生和存在，所引起的关于社会上下秩序的矛盾，依然是客观存在的，总的方向还是应当“收”起，不可能让群众无限地这样威武下去，那岂不是国无宁日、走向反面？范公望这个自称“躲在阴暗角落里”的思想家，对此洞若观火，正欢迎和期待着这个社会在“走向反面”时走得远一些，以便他的《形式论纲》的精神被提上议事日程。　　
　　问题在于，“收”的方针尽管已经从报纸上宣布于世，形势却还没有瓜熟蒂落，就像一个气球，不到球破气泄，是不会掉下来的。你看吉普车上的刘克成和那些如狼似虎的工人们，这些“英雄好汉”气泄了吗？未也！但他们为什么不能很理智地立即“功成身退、见好就收”呢？不能，他们做不到，他们就是要闹下去，而且认为自己不得不闹下去，虽然他们有时也有些厌倦，刘克成就说过“骑虎难下”的话，但他们为什么不能决断地从虎背上跳下来呢？中央在报纸上体现的“收”的精神，可以说已经不止一次给了他们下来的台阶，事实上他就听说亭州有的造反头头已经急流勇退，成了所谓“逍遥派”，这真是明智的选择。但作为主要造反组织的头头刘克成他们还要如此大弄，要么是他们实际上还不清醒，要么是他们也有自己鬼迷心窍的地方，或者二者兼而有之。还有一条令他困惑不解的是，代表着中央声音的《红旗》杂志社论为什么要发出“揪军内一小撮”的号召呢？这与“收”的方针是矛盾的，是十分令人担心的。总之，“文革”这出巨大的戏剧仍在进行之中，也许还得有几回跌宕起伏，才会剧终、落幕，只是不知那时像刘克成以至江进海这些人将走到哪一步？　　
　　那天，他回家时，心绪极其恶劣，低头走着，被一个拍着一只小小的红皮球向前跑着的小男孩撞了个满怀，猝不及防、跌在地上。那只有他一半高的小男孩惊讶自己竟然撞倒了大人，抱着球不知所措地看着他，旁边的行人也发笑。他爬起来，看着那一脸天真顽皮的小男孩，愧然一笑，走自己的路，不觉很沮丧地想到他永远失去了的亮亮，勾起了许多痛苦的回忆。好在走了几步之后，一抬头看到墙上一份已经旧了的大字报，竟然是江进海他们的“总部”在抢枪以后第二天发表的《告全市人民书》，其中特别说到本“总部”的学生目前一律不持有枪支。他叹了一口气，虽然有那“目前”二字好像是个玄机莫测的伏笔，但总算能让“全市人民”把心放了一点下来，这是很及时的。原来那小男孩撞倒了他，客观上是让他看到了这份大字报。这就是因缘生万事。　　
　　有一天，乔丽下班回来时在路上得到一张传单，他凑到灯下一看，是《毛主席重上井岗山重要谈话》，亭州朝阳中学红旗兵团前哨战斗队翻印于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一日。　　
　　一九六五年毛主席重上井冈山，对一起上山的江西副省长王卓超说：　　
　　“人家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了几百年，比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得多，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中国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会历史长，地区发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国主义弱肉强食，搞得民不聊生，实际上四分五裂。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是别人的附庸。帝国主义在能源、资金等许多方面都有优势。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既合作又排挤，怎么可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我们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搞不好，还会被敌人利用。”　　
　　一九六五年五月二十五日，毛主席送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下井岗山，大声说：　　
　　“你没有忘记我在专列上说的话吧？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怎么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　　
　　张平化激动地望着毛主席，大声回答说：“主席，我懂了。”　　
　　这些重要内容，看来是真的，不像捏造，也不敢捏造。从这里能看出上层的激烈争论。现在学生们热心传播这些材料，无非是要说明“文革”爆发的必然性和进行“文革”的必要性。传单接着有一大段批判，叙说“中国赫鲁晓夫”如何先是反对农业合作化的道路，后是主张农村直接朝共产主义“穷过渡”，接着又大刮“浮夸风”，说“一万斤，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等等，“三年自然灾害”等困难降临后又鼓吹“工业要退够，农业要退够”，刮起“黑暗风”、“单干风”。这些，都遭到了毛主席及时的批评与纠正。而“中国赫鲁晓夫”却在七千人大会上矛头向下，把存在问题和暂时困难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试问，“中国赫鲁晓夫”一会儿极右，一会儿极“左”，一会儿又极右，把错误归于别人，却不检讨自己，到底安的什么心？只能说，他对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真心，故意瞎折腾、搅浑水，好让他摆出收拾残局的架势，来顺利推行资本主义。这是一个多么狡猾的大政客、大内奸、大野心家！说穿了，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才是“中国赫鲁晓夫”的本意。　　
　　批判很犀利。如果所说是事实，那是无法招架的。但大批判的这种文风文笔，不能令他欣赏。他叹一口气，心中刺痛、一团乱麻，把传单折起来压进了书堆。　　
　　日子就那样糊涂地又过了不知几天，耳朵里零碎听到的一切使他知道，目前亭州是完全被“好派”即刘克成的“文革”串联会这边控制了，对立面“屁派”即“大联合促进会”的总部撤退到了郊区，而旁边碧阳县的“好派”却不占优势，一些人撤退到了亭州，就住在亭州招待所里，但在里面私设公堂、吊打他们从碧阳抓来的“屁派”人员，住在围墙外面的老百姓听得到里面喊“救命”的声音。他听着这些纷乱的说法，大有身陷乱世之感，但好在那些事情只发生在两派之间，普通过日子的百姓让得远远的还不至于碍什么事。　　
　　有一天的一大早，大约也才五点多一点，有人敲门。他刚刚起来，还没有洗脸，而乔丽还未起床。他把门开了一点，一看，竟然是张大同、赵家琪二人。他忙走出来，同时把门掩上，轻声说，我老婆还没有起来。二人点头，表示对他掩门这个动作的理解。张大同说，有个紧急的事情，想请你一起去研究。他忙摇手连说不，一时间不以自己意志为转移地流露出了可以说是卑微渺小的恐惧和退缩的表情，心中很是抱歉和惭愧。张大同二人注意到了他的神情态度，但好像认为这是不奇怪的，也不以此小看他这个人，因而也不放弃所来的意图。张大同看着他的眼睛，以一种让他不能不关心的神情，放低了声音说，出事了，死了好几个人，情况很严重。听到这样一说，他立即感到自己欠着某种情份不好再拒绝他们的邀请，同时又想到姜顺堂说过，你有机会如果能劝劝他们，也好。要提醒刘克成，历史是严肃的，最后总要给每一个人轧账，有可能不是上天堂，就是下地狱。说句最正面儿的话，他上要对得起毛主席，下要对得起跟在他后面的群众，这就是他现在的位置对他的要求。姜顺堂这些话，很客观，意思也是好的。他让二人等一下，他进去在乔丽耳边说，你起来吧，我要出去有一下事。乔丽立即拗起，紧张地问，一大早，什么事？他说，两个工人头头来找我，有什么事情要告诉我，我跟他们去一下，听听也不要紧。乔丽说，好吧。他立即洗了脸，出来，只见二人一脸的焦急，就坐在赵家琪自行车后面，跟他们去了。　　
　　他们把他带到“明德街”，进了职校里面上次他没有留意到的一个单独的深深的小院，门口有两个工人持枪站岗，一条小径通向里面，两边有树木花草。屋里一些人已经在等着，神情沮丧、一片沉默，闷着头抽烟。他也就沉默着坐下来。张大同说，现在就开会吧，包吉，你把整个情况详细说一下。这时他注意到，主要的头头都在，而刘克成却不在场。包吉才准备开口，江进海、林集也到了，一眼看到他，就在他身边坐下来。　　
　　包吉说，前天军管会两个科长来找到老刘，专门谈招待所的问题。碧阳来的那些人一共上百，在里面睡，在里面吃，都是招待所支出，听说他们还从碧阳带来十几个“俘虏”，围墙外面的居民听到里面把人打得鬼哭狼嚎的，影响很不好。公家也不能老把这么多人养在招待所里。军管会让我们帮助做工作，叫他们离开，而且碧阳军管会那边也说好了，他们回去是安全的。好比我们这里，嘴说亭州是我们“好派”控制了，但难道我们会在街上看到一个“屁派”人员就会把他怎么样吗？所以他们不敢回去是不对的，如果你们是正确的，就应当回去坚持斗争，而不能躲在外面。老刘就到招待所去找他们谈，先叫他们把“俘虏”放了。他们提出，不回碧阳，但有个地方好去，就是鹊湖镇，鱼米之乡，能够长驻，虽属于碧阳县，却离亭州不远，只有三十里水路，那里“好派”人也不少。但听说前几天碧阳“屁派”总部给鹊湖“屁派”送了枪，而那里的“好派”一支枪也没有，所以“好派”不敢出头了。他们要求护送他们去占领鹊湖镇，帮助他们把鹊湖镇上“屁派”的枪缴了，他们保证以后能在那里站得住脚。老刘向他们了解鹊湖镇的情况，他们就画出了地图，连那里晚上有几个武装岗哨都画了出来，看来他们也是有准备的。老刘看着他们把“俘虏”放了，就回来召开中心组会，就是昨天下午在这里开的会。　　
　　正好这时荷州来了五卡车的人，每人手中都有一支枪，说他们要去攻打碧阳，也要求亭州配合，一起去赶走那里的“屁派”。老刘对他们说，这个问题我们研究一下。就安排这五卡车的人在华兴机械厂吃饭。荷州那些人手都痒痒的，在华兴机械厂随便开枪玩，把厂房墙上打了好多弹洞。中心组研究，认为不能去攻打碧阳，这么多人真刀真枪的，后果不堪设想。老刘就把荷州的人劝阻回头，让他们开回荷州。对他们说，用不着这样费事了，碧阳的一部份人就在亭州，我们跟他们谈好了，由我们护送他们到鹊湖去安身。这样劝走了荷州的人，老刘就调兵遣将，晚上九点半的时候，在大河边的航运学校操场集中，全副武装出发了。三条轮船，“基干民兵连”一百个人，刘济武负责。刘克成负责我们尖刀排二十个人，加上一个碧阳人做向导。也给从招待所撤出来的那些碧阳人发了十支枪，领枪人都签了字。出发前老刘讲了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没有命令不准下船，没有命令不准开枪，不许擅自行动，枪口一律朝天，发生对方冲打过来的紧急情况先朝天鸣枪警告，万不得己只准朝小腿以下打。还规定了口令。如果都照这样规定的做，以后就不会出事，但想不到以后全乱了。　　
　　大家听着，沉默着，抽烟的人还是闷着头抽烟。刘济武脸色灰暗，也闷着头，一声不响。　　
　　包吉继续说，半夜里到了鹊湖镇，水面茫茫，岸上黑沉沉，没有一点声音。轮船选择比较荒僻的地方悄悄靠岸，但差点在芦荡里迷路。靠岸后，老刘一条船一条船到舱口对大家说，我带着尖刀排先上岸侦察，你们都呆在船上不要动，什么时候下船上岸，到时我会通知你们，记住，不许擅自行动，不许随便开枪。　　
　　就这样，老刘带着我们二十个人先上了岸。跟向导绕着路走，要从东北角直插镇中心。头一关是要打掉河东庄水塔上的岗哨。那上面据说有一挺机枪，是个威胁，要除掉。我们悄悄摸到那里，水塔上有个土造的探照灯，直对着东边照着，好像认为东边是个登陆口。水塔西面还亮着一个灯泡，是上下水塔时照明用的。上面站岗的人可能睡着了，没有动静。老刘说，先把探照灯给他灭掉。他扬手一枪，“当”的一声，灯灭了，四周一片寂静。水塔上枪响了，“哒哒哒”，一梭子，不知打向哪里，我们都趴了下来。我们判断那不是机枪，是冲锋枪。老刘说，不要怕，估计就一个人，叫他下来投降。老刘就站起来，朝上面喊，你被包围了，下来投降！说着，又一扬手，把那照明的灯泡给打灭了。又是一片寂静，我们都等待着。结果上面有个人喊，不要打了，我投降！老刘喊，先把枪丢到底下草堆上来！过了一会儿，那人喊，不要打，枪下来了。只见上面探出一个人影，把一个东西丢了下来，“卟”一声落在下面的草堆上，滑到地上。我去捡起来，是一支冲锋枪。我检查了一下，上了保险，是怕丢下来走火伤人。那家伙就下来了，嘴里喊着不要打，我下来了。经过审问，向西有座砖桥，过桥不远就是镇中心，桥口有两个人把守，都有枪。老刘叫他带路，他不肯，说，你们往前走，就这一条路，不复杂，他们也会投降的，我不能去，我是本庄人，以后我还要过呢。老刘问你的家在哪里？那人手一指，说，东边。老刘说，那你回去吧，老老实实回家睡觉，不准通风报信！那人连声答应，弯腰点头，回家去了。我们继续往西走。　　
　　他听着，心里寒毛竖竖的。这哪里是《十六条》规定的“文化大革命”？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了。　　
　　包吉说，我们还没有到桥口，那边两支冲锋枪就打响了，“哒哒哒，哒哒哒”，还有“沙沙沙”，是一些芦苇被打断的声音。我们全都趴下。刘克成说，拿个手榴弹来。我就给了他一个手榴弹。他把手榴弹拉了导火索就撂了过去，“咣”一声巨响，弹片“呜呜”地飞，因为是夜里，又是水乡野外，特别地响。乘着响声消失，刘克成大声喊，缴枪不杀！但那边没有反应。刘克成叫我们一齐朝天鸣枪，二十支手枪一齐响了起来，那边还是没有反应。估计是逃走了。于是我们就冲过去，那边果然没有人。我们就向西深入，但走着走着，听到镇子西边一片枪声，接着枪声大作，只觉得到处都在打枪。刘克成站下来听，一听，说不好，他们下船了，打起来了。走过一条大田埂，到了镇口，前面全是房屋，看不见一个人。我们要找的是运输站，那是“屁派”的老窝，要抓的是鹊湖镇“屁派”的两个头头张二王四。向导领着我们进了镇，耳朵里听到这边也是枪声，那边也是枪声，都是冲锋枪，一梭子一梭子的打，心里毛毛的，生怕被子弹打中。我们冒着枪声在小巷子里转，刘克成发现一个人倚墙坐在地上，吆喝了几声，不回答，也不动，到跟前一看，坏了，中枪死了。转过一条巷子，又看到地上仰着一个人，也是被枪子儿打死了！刘克成说，走，到船上去看看！我们直奔镇西河边，三条船停在那里，我们的两条船上一个人也没有了！只有碧阳人还在自己的船上，缩在里面不敢动，但有枪的十个人也都上岸去了。三条船之外还多出了一条轮船，一问，说是亭州来增援的。问来了多少人？回答说不多，大约十几个，都有枪，都上去了。刘克成一听，头皮发麻，连声说坏了坏了。又领着我们回镇，一定要把我们的这些人找到。　　
　　这时枪声少了些。走到街头上，一下子就看到一大堆人，都站在那里吃饭，是镇上的“好派”来慰劳我们的。刘克成一眼就看到梅有韬，吃的那个样子，好像三年不曾有饭吃。刘克成上前一巴掌就打翻了梅有韬的饭碗，吼着说，你们还吃得下去啊？哪个让你们下船的？哪个让你们开枪的？吃的人都放下了饭碗。梅有韬说，我们在船上，后来听到你们东边又是打枪又是撂手榴弹，都呆不住了，都要下船，刘济武拦不住，就都下了船，下了船就四面八方走散了。刘克成问，你们打枪了吗？梅有韬说，打了，听到枪声，就紧张，反正要不住地鸣枪前进，要不然不敢往前走。刘克成下命令让吃饭的这些人原地待命，加强警戒，一个不准走动。就让向导领着我们找运输站，去抓“屁派”头头。　　
　　到了运输站，里面“乓、乓”就是两枪打过来，我们往后一退。退在巷口。刘克成朝天鸣了一枪，然后大声喊，你们被包围了，缴枪不杀！里面没有动静。刘克成又跟我拿了一颗手榴弹，拉了导火索，就撂了进去，一声巨响，弹片在天上“呜呜”地飞，响声比在野田里还要大，连我们听了都怕。运输站的大门突然开了，里面“哇哇”叫着冲出几十个人来，手里打着枪，撂着土制手榴弹，有的头上顶着棉被，手中舞着大刀，朝我们直冲，冲过来就要短兵相接，不得了。刘克成朝冲在最前面举着大刀的一个人扬手一枪，只见那个人抱着一只脚喊了一声“妈也”，倒在地上，其余的人停止了冲锋，四下逃走。刘克成让我们扶起那个人，交给了跟上来的镇上的“好派”，让他们送到镇卫生院去。　　
　　这时有人来报告，说乔国柱被打死了，在河边上发现的。刘克成一听，说，他怎么来了？一百二十个人里面没有他！我提醒说，大概就在来增援的人里面吧。我们就都到河边上看，确实是乔国柱，用电筒照着检查了一下，不是枪打死的，是好几种铁器戳死、斫死的，身上有几十处伤口，血肉模糊，不是一人所为。这时王大头开口说，他是同乔国柱一起来的。到达以后，遇到过几个自己人，听说“屁派”头头还没有抓到，就立即参加了行动，但镇里镇外到处是黑的，后来看到菜田当中有灯光，那里有一间小屋，就走去一看，有十几个人，妇女居多，乔国柱说，你们好，我们是送你们碧阳的人来的，不是来打你们的，决不伤害老百姓……。那些人说，你们先把手里的家伙收起来，我们怕。乔国柱就把手枪交给王大头，让王大头退到门口去，他自己摊开手对那些人说，现在我手里没有枪了，你们告诉我，“屁派”的头头会躲在哪里？话没说完，只见一个人突然亮出杀猪刀就朝乔国柱扑上来，真是说时迟、那时快，就听到乔国柱叫了一声“啊呀”，那些人都扑了上来，而且也有两个人手拿凶器朝王大头奔来，当时王大头来不及救乔国柱，掉头就跑，边跑边鸣枪，那些人就没有再追王大头。后来那个屋子灯关掉了，那些人都不见了，王大头就喊“乔国柱”，喊不到，就找，发现了他的尸体。王大头把情况说着，河边上大家都哑口无言，晓得事情是糟糕透了，懊悔来不及了。　　
　　听到这里，无人心中不是一片沉重，他这个局外人也体会到一种大祸临头之感，开始思考这些人下面该怎么办？包吉问，下面还说不说了？张大同说，继续说，把情况讲清楚。　　
　　包吉说，刘克成就决定撤退。人都集中到了停船的地方，碧阳那十个有枪的人也撤了下来。乔国柱他们几个人是自己找到轮船公司的老周，派了一条机船带他们来的。这样一共是三条船停在河边。反正事情已经这样了，三条船就往回开。乔国柱的尸体就摆在船头上。刘克成让大家把情况汇总了一下，鹊湖镇上一共被打死五个人，我们这边伤亡就是乔国柱一个。那五个人是谁打死的，不知道，我们里面没有人说自己开枪打死了人。检查子弹，都打掉了不少，没有人一枪不放的，碧阳那边持有枪支的人也把子弹打得差不多了。刘克成长叹一声，说，大家都不要紧张，事情这么乱，查也查不清，我们内部就不查了，反正我跑不掉，以后都是我的罪，我就一个人扛过来。现在的问题是回去怎么向乔国柱的家人交代？乔国柱还没有找对象，没有老婆孩子，只有父母，还有两个哥哥、一个妹妹。结果我们就研究了一套方案，在这里就不具体说了，他是我们厂里的人，由我们厂里负责处理，现在尸体摆在人民医院太平间冰房，请法医来验了尸，做了记录。刘克成关照，对乔国柱家人不能说乔国柱挨了几十刀，只能说挨戳了两刀。碧阳的那些人也真没出息，我们撤退回来，他们也跟回来了，死了人那么多，他们不敢留在鹊湖了，现在他们又住进了亭州招待所，想送他们走的，结果没有送得掉，还闯了这么大的祸。　　
　　包吉讲过了，张大同说，济武，你把情况说说？刘济武把头抬起，说，情况就是这样，没有补充的了，反正是弄糟了，要事先想到是这样，无论如何也不会去的，我也有责任，一个是研究时没有考虑会有这种后果，还有就是我没有管得住队伍，我没有当过兵，没有带兵的经验，人都从船上一哄而下，当时我如果硬拦，也应当是拦得住的，可是我犹豫了一下，马虎了一下，人下了船就更管不住了，都走散了，又是黑天，谁也看不见谁，有枪有子弹，手都作痒，心里又紧张，不打死人才怪！还好自己人没有打起来，要不然还不晓得要死多少。唉，木已成舟，完了，完了！　　
　　这时的刘济武，跟平时在他心目中的有些不同，他忽然有点失敬地想到“虚有其表”这个词，刘济武平时那仪表堂堂、硬汉子的样子，在他心中打了很大的折扣。很明显，刘济武是负责那一百个人的，当时只要按照刘克成的关照，拦住大家等到通知再下船，就不至于发生后来的事情。可是，现在确实是说也没有用了。　　
　　攻打鹊湖，打死这么多无辜群众，这事情的严重性，是明摆着的。这完全超出了“文革”的许可范围，这是犯下了罪行。他忽然又想起姜顺堂说的话，“是好是歹，最后总要给每一个人轧账，说不定啊，不是上天堂，就是下地狱”。他的心为刘克成、为这些人，而沉重得坠坠的。“文革”一年以来，从“工红”到现在的“文革”串联会，参加者有数万工人群众，如果以“派”而言，那还要加上江进海这些学生等各方面的人，都是为了关心国家大事、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而来的，共同经历了风风雨雨，充满了自己这一边是正确的这种不可动摇的自信，可现在怎么向群众交代？现在还能自信正确吗？而且，“文革”串联会是不是还有存在的合法性？这些就是最现实的问题，就是最大的压力。古人云，“冒进患生”，攻打鹊湖镇这一“冒进”，带来的被动与损失，对眼前这些沉默着的人们来说，将是无法估量的。可以说，这是硬伤，这是死结。作为错误，这明摆着，而作为命案，是要调查的，不可能不处理。不论从什么角度，这件事都回避不掉、定要追究。既然“冒进患生”，就要“尤不终无”了。但如果这些造反派真的“胜利”了，由他们来处理这事，说法上可能要好些；如果相反，从“三月镇反”那样的角度来处理这事，那就大不相同，也成了否定“文革”的口实。眼前这些人对自己的前途与命运，一贯就有这样的焦虑，而现在，突然出了这个大麻烦，他们的这种焦虑是更深、更不可摆脱了。如果说他们原来似乎还有一点造反的“本钱”，能够使“三月镇反”都显得不对，那么，现在这“本钱”还能抵尝这样大的错误吗？他们自己也没信心了，有种绝望的空气弥漫在他们当中。　　
　　他心中不由得为这些人想着下一步怎么办？只听得林集说，召开支队长大会，刘克成、刘济武引咎辞职，改选头头部，这样才能保存组织！　　
　　又是一片沉默。似乎应当按林集说的这样做，但是能这样做、能做到吗？　　
　　刘济武说，我们厂的“革命委员会”筹备得差不多了，他们要我当“革委会”副主任，老干部朱荣兴为主任，军管会已经批复下来了，就等着开成立大会。我同意我从总部中心组退下来，把大部精力用到厂里去，但我一如以往，随时听从总部的号令！　　
　　不行，不能这样做！谭向东手一挥，说，中心组的人一个都不能退！“水电安装公司革委会”也成立了，家琪是主任。马上可能还有基层单位的革委会成立，我们在座的还会有人被选为主任、副主任，难道我们这就散掉吗？我们还负有搞好全市“文革”的责任。至于鹊湖的这件事，情况现在并没有调查，我们自己不要慌。到底是谁打死了人，怎样打的，目前都不清楚，我们不能把这摊屎一把都抓到自己头上来。首先，武装护送碧阳“好派”到鹊湖镇去，是我们大家决定的，集体负有责任，责任就在于没有经验。第二，刘克成正确地抵制了荷州的盲动主张，要不然出的事要大几倍。出发到鹊湖时，刘克成有过正确的规定，到达鹊湖后也有过正确的指挥，但由于是群众组织，不是军队，结果没有听从规定和指挥，刘济武在场也压不住。所以，作为这件事来说，去护送，是对中有错，效果不好，是事出有因，总的是对群众的组织纪律性估计很不够。第三，再说刘克成的一枪，在对方举着能致死人命的武器冲过来的情况下，用打伤对方的脚来阻止对方，而且当场派人送进医院，这个具体事实，也不能说刘克成错到哪里。刘克成撂出去两颗手榴弹是很危险的，可以说很欠考虑，但所幸没有听说这两颗手榴弹炸死炸伤了人。还有个账我们要算，如果刘克成刘济武引咎退位，那简直就是亭州的政治地震，我们这个组织就要崩溃，我们就失败了，“文革”一年以来的苦斗，就全部付之东流，走资派保守派弹冠相庆，我们就等着一个一个挨“秋后算账”、打成“反革命”。这样行吗？这样对得起跟着我们的群众、对得起我们积极参加的文化大革命吗？我们应当把这一关不动声色地应付过去，至于到底该负何责，错有多大，到运动后期让党和人民来调查决定，到那时，我们完成了我们的历史使命，我们有什么缺点错误自己领下来，那是自己德性不高、水平不够，上对不起毛主席，下对不起群众，我们死而无憾，更不要说受到什么政治惩罚了！　　
　　谭向东的话打动了他，更打动了所有的人，有好几个人在抹眼泪。大家好像都清醒过来，都觉得有办法了。他在心中急速搜索，竟找不出可以否定谭向东的理由，也就暗叹一声“只好如此”。张大同说，那我们这个会就到这里，一律不要对别人透露这个会的内容。大家要镇静，不要慌。现在除了郁老师，我们一起去跟刘克成见面，商量下一步的工作。谢谢郁老师来参加了我们的会，还不曾有说话机会，郁老师有无不同意见？他想说“只好如此”，但马上意识到这样说还是嫌多，于是就抱歉地回答说，没有没有。　　
　　他赶紧离开了那里，几乎有逃离之感，但心里一点也丢不掉这件事，而且因为没有尽言，心里对那些工人很抱歉。张大同、赵家琪二人大清早就来请他，寄很大希望于他，无非在这困难时刻，想听到他的高明意见，可是他起了什么作用呢？又不说是，又不说非，哪怕能骂他们几句、能劝他们几句、能说几句冠冕堂皇的话，也是好的呀，可是他什么也没说！他对自己真是不满和无奈，然而一切已经在瞬间成了过去。　　
　　二　　
　　他接连几天都是一大早就到郊外钓鱼去，到黄昏才回家。有一天他回家时发现家门口聚着些学生，他正想仔细看清楚，那些学生却看清了是他，向他走来，大声喝道，郁平！你这个老反革命，跟我们走！不由分说，拿下他的鱼竿、鱼篓，摘下他的草帽，都丢在地上，众目睽睽之下把他捉走了，他注意到家门关着，乔丽还没回家。他们把他捉进了医士学校，推搡着、吆喝着，进了西北角的一间教室，那里亮着灯光。　　
　　这些学生都似曾相识，但他叫不出一个名字，他没有教过他们，也没有接触过。他立即明白他们不是江进海这一边的，而是史宏这一边的，并且还是低年级的，即一九六八届，但他们至今实际上才学习了一年基础课（一九六五夏至一九六六夏），第二年是闹革命闹掉了（一九六六夏至一九六七夏），他们应知应会的一些专业还完全没有学，但他们明年（一九六八夏）就应当毕业离校分配工作，只有一年时间了，而眼下仍在闹着革命，何时能学到专业？这怎么行呢？他们虽然一向被江进海那边称为“保守派”以至“新保守派”，但他们当然同样是在“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比如把他抓来就是他们认为的一个必要的革命行动。　　
　　他们拿了一块准备好的小黑板挂在他的颈项上，他看见上面贴着的白纸上写着“打倒反军黑手郁平”，他的名字被用红笔划了一个大叉。小黑板下绑了两块砖头，以增加重量。他们把他上面捺、下面踢，“咚”的一下，让他朝着毛主席像跪下。他的膝盖一阵疼痛，顿时侧身倒在地上。他们把拎起，让他跪好，叫他“不要装死”。他说膝盖、我的膝盖！他疼得“咝咝”的说不出话来。他们喝道，你的膝盖算什么！你们反军、抢枪、攻打鹊湖、枪杀贫下中农，罪恶累累！你是黑高参、人民的死敌！说着拳头就带着这种正当的痛恨而狠狠地落在他的脑袋上，脚头就狠狠地踢在他的身上。虽然身上被打得到处疼，但他感到脖子后面特别疼特别难受。扣着小黑板的是一根铅丝，他不得不调节身子低俯的程度，好让小黑板下面稍稍搁到地，让后颈松开铅丝的勒痛。但他的意图让学生发现了，骂了他一声“老狐狸”，喝令他站起来。他要用手从下面略微捧着小黑板，学生不允许，打他的手臂，让他把手放下。他说铅丝吊在颈项后面吃不消。他们说你老实回答我们的问题，就给你把这个拿掉。这些孩子，这方面好像是无师自通的。　　
　　他们要他“老实交待”怎样幕后策划静坐军管会的？他说他没有参加策划，他事先不知道这件事。他们吼道，你撒谎！你事先不知道吗？那你跟江进海在解剖室那边密谈的什么？你在军管会里跟江进海又密谈的什么！我们的侦察员早就把你们盯得紧紧的，都有时间记录，只差没有照相机把你们拍下来！你以为你装成老渔翁天天去钓鱼，就能迷惑人、就说明你与世无关了？真是一个老特务！说吧，你跟江进海前后密谈了几次？谈的什么内容，你是怎样让他们冲击部队的？他说，确实跟江进海有过这两次接触，但我表示不同意静坐这种方式，我找他们是做化解的工作、以便促进问题的解决。　　
　　这么说，你倒是拥军的了？你是一个和事佬、一个最善良的人了？学生讽刺他，并且都笑了起来。　　
　　我的觉悟不高，我是不关心的，但问题顶到面前时，我没有说错话，没有做错事，也没有做对不起解放军的事情。　　
　　哈哈，你倒是一贯正确的了？我们把你找来是不对的了？你要我们向你道歉，是不是？你说的这些话，你自己能相信吗？你说的全是鬼话！跪下来！一声令下，就有学生冲上来让他重新跪下，而且调节他跪的姿势，让铅丝能有效地勒着他的后颈，让小黑板的重量能发挥刑罚的作用。他只有沉默着，他当然无法让他们相信，而他们也不可能相信他。　　
　　他们丢开刚才的话题，又问，你是怎样参加策划抢枪的？说！　　
　　他说，我不知道这个事，我后来也是听说有这个事，我内心并不赞成这样的事情，这样的事情超出了文化大革命。　　
　　那你简直跟我们一样是反对他们的了？哈哈哈！可是我们的侦察员看到你进了职工学校，而且你跟那些工人头头很熟、还一起开会，你以为你做的事我们不知道吗？　　
　　他说，我到那里去是很偶然的（他当然不便于说出姜顺堂来，虽然如果他一说，就可能扭转这种对他不利的情况），并不是去参加开会的，但我后来就参加了旁听了他们的会，而且也说了话，我说的话是劝他们的。　　
　　啊？你劝他们不要抢枪？你简直太了不起了，哈哈哈！你竟然跟我们这样当面胡说八道！你拿我们当傻瓜！　　
　　不是不是！我说的是事实，那个会不是谈抢枪的，是谈跟电机厂的冲突的，他们有个工人被电机厂扣留的那件事，那在他们抢枪之前有二十多天，正好“武汉事件”发生，离他们抢枪还早。　　
　　照这么说，你一点儿也不知道他们要抢枪？　　
　　事前我一点也不知道，我也是从街谈巷议才知道的。　　
　　那攻打鹊湖呢？　　
　　事先我也不知道。我跟他们其实并无什么联系。但他们都认得我，我也认得他们一些人，本来也不应当认得，因为我“文革”以来经历特殊，被捕两、三次，后来又……　　
　　这个我们晓得。我们就算你预先不知道攻打鹊湖，那你怎么参加他们事后的中心组会的？说你是他们的黑高参，不冤枉你吧？凡是关键时刻，你就出现他们身边，给他们出主意！　　
　　我刚才说了，我有特殊性，虽然我跟他们没有联系，但他们都认得我，所以他们有时来把我找去，我不好不去，去了以后就听听，我从来没有出什么主意，最多有时正面劝说几句，尽量化解矛盾，决不火上浇油。　　
　　那你说，你在攻打鹊湖之后的这个商量后事的会上，说了什么？　　
　　我什么也没有说，他们最后征求我的意见，我说“没有没有”，后来就散会了。　　
　　你简直想哄鬼呢！那个《芦荡的枪声》跟你是什么关系？　　
　　他听不懂，他摇头。　　
　　你装蒜！全亭州都晓得这张大字报，芦、荡、的、枪、声！只有你不晓得，这不是想哄鬼吗？你们把一场武斗，描写成一次美妙的旅行，你们把屠杀无辜的人民，说成是解放了鹊湖，那里难道是国民党反动统治吗？你们只字不提打死了五名贫下中农，反而说你们有一人光荣牺牲。你们颠倒黑白，掩盖罪行，想蒙混过关！历史会跟你们算账的，恐怕都等不到秋后，这笔账就要清算，你们输定了！　　
　　他从这正义的无可辩驳的怒斥中猜测到，是刘克成他们指使一位文人写了这张大字报，确实是颠倒黑白、掩盖事实，想蒙混过关。他听了觉得无言以对，好像那大字报就是自己写的，好像他也参与了这样见不得人的事情。　　
　　你怎么不说话、不回答？　　
　　我有责任。他说。　　
　　你晓得你有责任了？你有什么责任？老实交待！　　
　　写这份大字报，我虽然不了解，但那个商量后事的会，我是一大早被叫去参加听了的，我的责任就是他们最后征求我的意见时，我说“没有没有”，我其实应当说几句，正面地说几句，也许就不会出现这样弄虚作假的大字报了。　　
　　你花言巧语、狡猾透顶！你还把自己打扮成正面人物！你永远是洁白的猫儿！看来不让你好好反省，你是不会老实交待的！你这个老特务、老反革命、地主阶级残渣余孽，我们送你到一个好地方去，等你想通了，再来问你！　　
　　他们上来两个力气大的，把他左右架起，出了教室，黑暗中从操场边儿上往南去。饥饿、疼痛、痛苦，他头昏眼花，后来就失去了知觉。　　
　　他被浓烈的药水味刺激得醒来，昏暗的灯光下他看到好像是在一个浴室里，因为看到有两个人赤裸着躺在水池里，他很想爬过去跟他们一样躺在水池里，而且他很口渴，可是他进一步清醒过来，判断自己这是被关在尸库里了，而那些学生一个也不在，尸库的门是关着的。小黑板仍挂在他的脖子上，他想把它拿下来，但手臂无力得抬不起，不能执行他的所想。他模糊意识到，在尸库里这样呆下去，他是性命难保了。他又看了一眼那两具浸泡在满池药水里的尸体，其中一具上身的皮像是桌布一样掀了开去。人体的线条美在赤裸的尸体上依然如故表现着，他为上帝的这一杰作而迷惘、而努力思考人作为存在的意义，但他又昏了过去。　　
　　这是学校的医务室，他躺着，正在给吊水。他听到人们说，醒过来了。灯光炸眼。他看到了一些人影，他看到了史宏，还有何银森。他心中涌起复杂的感觉，眼泪不由自主从眼角流了出来。郁老师，别难过，这是误会，我们已经晓得了，这是误会。听史宏这样说着，他心中一阵惭愧，好像他真的是一个特务式的人物似的，因为史宏好像把他当成“自己人”了，想必是姜顺堂给史宏做了解释、为他说了话，无非如此吧？否则史宏不会说刚才的话。但也许史宏只不过说了一句政客式的话，现在这学生是不一般了。这次抓他、审他、整他的行动，也许正是史宏布置的？这当然极有可能。但也许史宏只是事后得知。都有可能。他厌恶地丢开这些不再去想，也无力去想。　　
　　颈项后面刺激性的疼痛好像被记忆起来似的又出现了。小黑板当然不再挂在脖子上了，但疼痛却很剧烈。一切的知觉都渐渐恢复，他感到他的身体是被折磨得不行了，脖子后面是外伤，呼吸之间全是福尔马林药水味，好像肺子在药水里浸泡过了一样，或者他确实喝了一口那池子里的药水？他记不清了，头脑昏昏，欲死不得，欲活又难。　　
　　他再睁开眼时，电灯不亮，墙上一块阳光，听到麻雀叫，已经是第二天的早晨。身着白大褂的校医老孙就坐在他的身边，正咬着烧饼当早餐，看着他，说，好了，醒来了，能起来吗？说着来扶他。他试着起身，站到地上，感到身体确实恢复了不少。他说，我要回家。但他就摇晃了一下。老孙扶住他，说，不要急，再观察两个小时。他说，不要，我回去休息。老孙叹口气，说，我给你听过了，心肺各方面正常。脖子后面是外伤，注意不要碰它，给你处理过了。还好史宏得到消息，赶到学校来，把你放了出来，假如再晚一个小时，岂不要出人命？怎么想得起来把活人关进尸库的？这样的“革命行动”还真少见，也只有出在我们医校！老孙愤然起来。他说，算了，是学生。他走出医务室，阳光胀眼，他慢慢走回家。摸一下口袋，所幸钥匙还在，却发觉门上没有锁让他开，原来是掩着的，那么乔丽在家？他推开门，却不见有人。他向前两步，侧着身让自己在床上轻轻躺下，把脑袋小心翼翼地在枕头上安放妥当，但颈项脖子后面还是被撕裂了一下似的火辣辣的疼。　　
　　他迷糊了半天，慢慢起来，想喝点水，想吃点东西，但发觉家里有点荒芜景象。热水瓶里的剩水不多了，喝了一口，不太热，滋味也不对，好像是隔宿水。而饭锅里剩下的一点烫饭，好像已经馊了，不能吃，也不像是乔丽早上吃过的样子。不能怪乔丽，她早上要赶去要上班，晚上才回来，而邻居想必也把他的情况告诉了她，所以她昨天晚上也就没有做饭做菜，就吃了一点烫饭，最后就剩在锅里了。他这样估计着。但她是无法解救他的，她即使到医校去找过，也一定没有找到他，或者根本就没有能进校门。她这一夜一定没有睡好，但早上照常要上班，匆忙得连门也忘记锁了。他只有自己动手。但当他在门口生煤炉的时候，邻居老太却走来对他说，你回来啦？乔丽回来没有？他说，她要到晚上才下班。老太从他的神态作出了某种判断，对他说，你大概还不晓得，昨天晚上乔丽也被人抓走了。他一听，手中拿着的火剪就掉到地上，说不出话来。老太说，有人认得，有医院里的人。乔丽以前不是在医院工作过的吗？她被抓到医院去了。你到医院去问问！他感谢了老太，煤炉也不生了，立即到医院去。　　
　　他到了医院，从门口墙上，到里面墙上，都有大字报、大标语之类的，他一个字也不去看，直往里走。他进了门诊大厅，依然是有看病的人，依然是有医生护士。他走进一间一间的就诊室，寻找他面熟的医生，但一个也没有。他想起了妇产科，就到妇产科去，那里也依然有将要生产的大肚子妇女，有医生护士在工作着。他满眼望去，也看不到一个熟人。他凄惶地站在那里，希望有熟人能发现他，主动来跟他说话，但也没有。他站到妇产科外面他曾经站过的一棵树下，想起了乔丽曾从里面出来跟他说话的情景。现在他不知道该如何去寻找乔丽。这时有个穿蓝大褂、戴蓝布帽、白口罩的女工友走过他身边，他一把抓住人家的袖子，吓了人家一跳，他急切地问，你看到乔丽吗？这时他记起这个女工友该是姓沈，也该是知道和认得乔丽的。沈妈认出了他是谁，但有点怕着什么，朝左右观看一眼，说，你到后面老花园里找。说罢赶紧地就离开了。为了保护沈妈，他故意重新走进门诊室，却从那里的一个边门出去，进入医院里面的大院，从一条小路直奔后面的花园。依然是荒草丛生、大树参天，还是那个池塘，听说王副院长就把自己淹死在这里面的。他感到毛骨耸然地从池塘边上草丛中走过。他看到了可疑的目标，就是角落上树丛中的一间破败的房子，只有那里好把人关在里面。他放慢了脚步，以便观看是否有人看守。他没有看到人。他走了过去。那里潮湿阴凉。又旧又脏的门是锁着的，一把锈锁，但已经坏了，只是挂在那里。他拿掉锈锁，推开门，一股阴凉湿气扑面而来，里面没有东西，是个废弃不用的小屋。他看到里面墙边上有一张破长椅，有一个人侧身睡在上面。他大着胆走近，正是乔丽！他万箭钻心，立即把她抱起，转身出屋。他看清了，乔丽脸肿得很，肿得眼睛都睁不开了。他把乔丽背上身，不顾一切快步走出这恐怖的花园，直奔门诊，他要让乔丽赶快得到抢救治疗。门诊室轰动起来，一些医生护士都来看望，发出谴责。这时他看到了一些熟脸。人们把乔丽做了安排，立即给她吊水。一个妇科医生也被叫来了，给乔丽做了检查，在耳边告诉乔丽，也告诉他：孩子不要紧。他守在乔丽身边，感到自己像只红了眼的老虎，只要有哪个家伙胆敢来噜苏，他就跟他拼命。　　
　　他一抬头，竟然看到姜顺堂出现在病室门口，目光严重而关切。他站起来，迎上前。姜顺堂问，你爱人不要紧吧？他说，正在挂葡萄糖。姜顺堂问，能进去看看吗？他连说“能”，让了进来。姜顺堂到病床边观看了一下，乔丽还处在一种衰弱之中。姜顺堂走出病房，对他说，有人打电话向我们报告了情况，因为听说跟你有关，我就自己来看一下。这件事我们要调查，这个性质是严重的，怎么可以私自抓人、私自动刑、私自关人呢？难道是黑暗的旧社会吗？不管是谁、以什么名义干的都不行，哪一派的都不行，都要追究！查个水落石出！你的事情我也听说了，也是有好心人打电话给我们的。我联系到了史宏，批评了他，他说他不知道，后来是他去把你放了。我对他说，你不知道就不怪你，如果是你指使的，也不行，也要记一笔账！我本来想找你去谈谈心的，现在不行了，你要把爱人照应好，过几天我们再谈吧。你放心，医院里我已经跟有关的方面给你关照过了，我们部队也有家属在医院里工作。他万分感激，送走了姜顺堂，回到病室里，在乔丽耳边说，刚才是公检法军管会的姜科长来看我们的，那些家伙不敢怎么样了，你安心休息，好了我们就回去。乔丽轻叹了一口气。　　
　　来了两个女工模样的妇女，都是中等个子，一个生得粗犷些，一些生得细致些，都很和气，带来很多水果，自称是重型设备厂的，来看望乔医生。他让进来，她们到乔丽病床前，俯身叫着乔医生。乔丽睁开眼，认出了她们，伸出手来，她们叫乔丽不要动，用手帕给乔丽擦着涌出的泪水，说，我们代表全厂职工来看望你，你要安心休养，身体恢复了再去上班，不要急。你放心，坏人跑不了，他们决不敢再碰你一下。问，孩子还好吗？乔丽点头。她们又高兴又羞涩地互看一眼，一齐对乔丽说这就好这就好。　　
　　两个女工走了，乔丽告诉他，这两个女工，一个是开吊车的，一个是机床工，刘济武在外面时间多，内部就是她们两个当家，加上老干部朱荣兴，厂里各方面井井有条。她们上台讲起来，从政治到生产，一套一套的，最后就指挥全场唱一首革命歌曲。厂里称她们是两个“赛小伙”，说她们两个没人敢娶。说到此，乔丽笑了一下，这是她出事之后第一次露出笑容，也第一次说了这么多话。　　
　　乔丽在医院里住了两天，就回家了，回家慢慢调理。原来，乔丽被一伙人抓去，就在他被学生弄到学校去的当天晚上，她没有能看清其中任何一个人，他们既没有走大路，也没走医院大门，七拐八弯的，把她推进了那间黑屋子，里面乌黑，她不知道是在哪里，她只看到黑暗中是一伙人围着她，其中好像也有女的，但对她是一样的凶，她弄不明白那是一些什么人、要拿她怎么样、会做出什么样的事，她护着身子大声说我是孕妇。他们打了她一巴掌，说不准叫，叫就打死你。他们倒也不曾打她的身体，而是抓住她，让她动弹不得，由两个人动手，把她劈头盖脑一顿巴掌，都打在脸上和头上，打得她觉得下了地狱。他们紧紧抓住她，不让她倒下，让她回答问题。他们说，找你来，因为你的男人郁平是老特务，是“文革串”的黑高参，我们要弄清有关的情况，你要老老实实把郁平跟江进海、刘克成这些人的关系说出来。她一听，明白了他们是哪里的，好像倒反而放了心。但灾难还是没有能逃过。他们问，学生静坐军管会是怎么回事？抢枪是怎么回事？攻打鹊湖是怎么回事？《芦荡的枪声》这篇大字报是怎么回事？他们问的全是她无法回答的，所以她只能说我不知道，而且说你们弄错了，郁平不可能参加策划这些事情，郁平也不赞成这些事情。结果他们没有能问出任何东西来，她是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的。她得到的就是挨打，不停地挨打，眼冒金星，只觉得自己的脸肿了起来。他们还问她，你的刑期还没有满，是什么人把你放出来的？是什么人安排你的工作的？她说，释放回家是因为毛主席有指示缩减监狱，是大批性的，不是她一个人；安排工作是亭州公检法，是组织上的事，她不知道。这个问题他们就不再问了。回答得稍微慢了些就挨打，后来脸就全麻木了，头就全昏了，失去了知觉。　　
　　他听着，一切如同身受，又有万箭钻心之感，但事情已经发生了，无法倒回去让它不发生。联系学校里那些学生对他的提问，事情的起因全在闹静坐、抢枪这些事件，特别是攻打鹊湖，竟然死了六条人命，成了刘克成他们这边的重大错误，对立面的人们有所愤慨、以至有所幸灾乐祸都是可理解的，同时他们也想抓住这个机会，要给刘克成他们致命一击，就选中了他这个目标，再加上乔丽这个更加好对付的目标，误以为能从他们嘴里得到些内幕、乃至核心的情况。他和乔丽就这样成了这种“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他说，都怪我，我应当断绝与社会上的一切联系，我没有做到一点联系也没有，其实应当能够做到，但到时我就妥协、让步、马虎了。乔丽说，你不要怪自己，你不是说过“在劫、在数、在难逃”吗？“文革”以来，一切不是你招惹的，但找上了你，就影响下来到今天，好像什么事都碍到你，其实有你什么事？但你一生的情况不也是这样吗？就像一个人掉在大海里，哪有不喝几口海水的？一点联系也没有，现在是做不到了；既掉在海里，还想身上是干的，不可能了。姜科长找你谈谈，难道你不去吗？姜科长到医院里看望我们，对我们来说，不也是很重要的吗？没有江进海他们学生的帮助，你的历史问题是怎么发现根源的呢？我的工作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呢？你已经做得很好了，我一点不怪你。我们的处境，总的来说比从前还是好的，我们正在从海里往岸上爬，这回算是突然打来一个恶浪。　　
　　乔丽所言，见识上很不错，驱散了他心头的阴郁。　　
　　过了几天，晚上姜顺堂又约他去谈心。从姜顺堂的谈话，亭州“文革”最近的情况他才知道了一些。原来，“鹊湖事件”之后，刘克成除了让人写了《芦荡的枪声》这篇掩盖真相的大字报，来欺骗舆论、稳定军心，还举行了庄严隆重的追悼仪式，把在鹊湖死掉的工人乔国柱作为“革命烈士”，厚棺安葬在亭州烈士墓。“这闹得简直太不像话了！”姜顺堂愤然一巴掌拍在桌子上。他也觉得这是很荒唐的，为之羞愧，好像其中也有自己的一份似的。他真为刘克成他们着急，他们的这些做法，都很不高明。于是他只感到一种爱莫能助。他无可自拔，处在一种悲悯的心境中。　　
　　你怎么啦？姜顺堂察觉到他的某种神情态度、心理内容。　　
　　我？他无法解释。　　
　　你心里为他们难过，恨铁不成钢。　　
　　是的，有这么一点。　　
　　我们也是这样。毛主席、党中央也是这样。可以说，很遗憾。他们的觉悟、水平就这样。毛主席发动“文革”是不错的，但“文革”搞成什么样子，这段历史成为什么样子，既然是亿万人民这样热烈参加的，那就要由所有参加的人来决定了，当然，也包括我们。　　
　　他听姜顺堂有点激动地说下去：　　
　　早在一九六六年八月颁布的《十六条》里就有“要用文斗，不用武斗”的规定，这样的语言，一看就知道是毛主席亲笔写上去的。差不多一个月以后的九月五日，中央又专门有社论《用文斗，不用武斗》。但一年来的群众运动说明，有些情况不以中央的意志为转移。群众是充分发动起来了，但群众的水平参差不齐。今年中央在六月份下达了《六·六通令》，明确要纠正“打、砸、抢、抄、抓”的歪风，严禁武斗。这说明情况的严重是全国性的。但有了这样的《通令》，也不见得就管住了，我们亭州这样的弹丸之地，这样民情温和的地方，也竟然发生了武装攻打鹊湖镇的严重事件，六死一伤啊。亭州这地方，全城有十多万人口，平时要是听说公路上汽车压死了一个人，或城河里淹死了一个人，也成为全市街谈巷议的大新闻，现在倒好，一下子死这么多人，而且是这样死的，这是创造了解放十七年来亭州最大的人为恶性事件，但现在这事情晓得的人还不多，《芦荡的枪声》起了作用，假如群众一下子晓得了，那情况就不一样。说实话，要按照《六·六通令》，我们现在就有权逮捕刘克成，不管他是怎样的“左派”，有多么大的“造反功劳”，有多少人“拥戴”他，都不行，因为他要对事件负责，而且他亲自用枪打伤了人。王子犯法，与民同罪。老革命如果成了走资派，也要批判、打倒、靠边站。你一个工人，领头造了几天反，就算是参加革命吧，也才几天？就犯了这样大的错误。中央三令五申、有言在先，你有什么特权能豁免吗？“文革”不就是反对特权阶层、反修防修的吗？所以这笔账是一定要算的，不是我们要跟他算，是天理国法要跟他算，他自己也要甘当惩治。但看来，他继续在错误的路上往前走，没有人能纠正他。　　
　　整个形势，我认为，问题从武汉事件开始。问题出在上面，提出什么“揪军内一小撮”，什么“拿枪的刘邓路线”！这些提法表面上看也没问题，但稍有政治头脑和社会经验都能知道，实践上是不能这样干的，是形“左”实右的嘛，是要弄得天下不可收拾的，而《十六条》以来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不是这样的。我说一句极端的话给你听，退一万步，即使我们军内这时确有“拿枪的什么什么”，你这时候也不能说出这句话，你不能两个拳头打人嘛，你得慢慢来，是不是？　　
　　所以，在这些错误口号下，形势迅速恶化，运动推向极“左”。静坐军管会也许还有点道理，因为我们的“三月镇反”确实有错误嘛，但从静坐发展到把我们部队的武器抢去，那就没有道理了。打了收条，算是“借枪”，但《十六条》里没有这一条嘛！你不知道，抢枪那天夜里，对我们部队来说，是多么大的痛苦！刘克成和江进海带领几千工人学生，开进了我们部队。我们就像电影上的反动军队那样束手无策，不过我们不是像电影上那样在睡大觉，我们在等着他们来呢。不是我们软弱，我们是听从上级的指示，叫做“骂不还口，打不还手”。要不然，人民解放军可从来没有被人缴枪的习惯。我们好多干部战士都哭了。我们反而要“配合”他们抢枪，做好部队的思想工作，我们是人民军队嘛，人民这时候发生这种不正确的情况，我们要忍受，归根到底还是要相信人民。　　
　　我们只担心群众手里有了枪会出事，没想到会出这么大的事，没想到他们武装攻打鹊湖。这样发展下去怎么得了？如果天下真的到了要跟着毛主席重上井岗山的程度，我们当兵的只要听到一声令下，只要听到真的有这么回事，没有二话，马上就跟毛主席走，决不跟别人走，但情况不可能有那么严重嘛。　　
　　现在我们已经从内部听说，中央对“中央文革”里王力、关锋、戚本禹这些笔杆儿，已经有了处理，不让他们这样把运动引向歧途。号召“揪军内一小撮”的《红旗》杂志第十二期社论，毛主席说了，那是大毒草。毛主席还写下了“还我长城”这四个大字。毛主席多么英明、果断，谁犯错误也不行，先让他靠边儿站！本来是的，你笔杆儿怎么能来打倒枪杆儿呢？我们枪杆儿里面有什么问题，也不能千篇一律用群众运动来解决。　　
　　情况的变化从报纸动向上也可以看得出来。“七·二0武汉事件”之前，报纸上谈的是怎样实现革命大联合，谈的是要对党内最大走资派开展大批判，还有北京航空学院开始复课闹革命，传达了毛主席指示，“必须善于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这是要“收”。这之后忽然来了一个“武汉事件”，接着就号召“揪军内一小撮”，来作为文化大革命“新的高涨”。这是要“放”，而且大“放”，白纸黑字写在社论上。这个插曲一来，全国都反军了，亭州也反军了。当然，我们不能说群众“反军”，但总之是要来跟我们部队过不去。最近呢，又转过来了，从八月底开始，报纸上谈“军民团结”了，九月三日，首都十万军民举行“拥军爱民”大会了，社论说我们解放军是“伟大的长城”了。一百八十度转弯啊。中央发出了《九·五命令》，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人民解放军也不得将武器发给任何组织与个人，已经抢夺的武器一律封存、限期归还。　　
　　你看，从刘克成他们抢枪，到中央《九·五通令》下达，才十几天嘛，中央发现问题是很及时的，但就这么十几天，全国因为群众手上有了枪，出了多少事？我们有消息说，在四川等地，坦克、装甲车、大炮也用上了！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江青也出来讲话了嘛，明确指出“揪军内一小撮”是错误的，两派之间“文攻武卫”是不对的，是败家子，要把这股风煞住。　　
　　刘克成他们这几天就在向我们归还武器，按照“借条”上登记的枪号，一件一件对照归还。我们当初流眼泪、不理解的干部战士，又都破涕为笑、理解了。当然，全国的刘克成这些人的错误，“中央文革”的少数笔杆儿要承担很大责任，不是他们提出错误口号，扰乱毛主席战略部署，下面不会发展到这个程度。但鹊湖的事情，将来还是要算账。不算账，对鹊湖的人民怎么交代？对运动怎么交代？你是知道诸葛武候祠那副对子的，其中一句“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是宽是严，不是呆板固定的，是跟政治形势走的。历史无情啊。历史也最会开玩笑，你想走进这个房间，却走进了那个房间，你想成为英雄，结果做了狗熊。我也对一些人早就警告过、劝说过，但他们听不进去。现在我们要抓住这个时机，把两派搞到谈判桌上来，让他们实现大联合。刘克成犯了这么大的错误，总该心中有数、放老实点儿吧？这就是我们做工作的时机！群众组织终归要解散，社会终归要恢复正常，这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这也是毛主席党中央的战略部署，但一再受到干扰，不能落实。运动就像一头犟牛，它就是不听话。当然，我们要吸取“三月镇反”的教训，不管出多大的事，现在决不从造反派里面抓人，关键是把两派大联合这个工作做好，扭住这个不放松！　　
　　那天姜顺堂就这样谈了许多，使他明白了好多东西，但心中并不畅快，不知有什么压抑着，不知为什么而感到压抑。他从那里出来回家时，打了一个寒颤。白露已过，天气确实是早晚凉了。　　
　　第十三章   骑虎　　
　　闲闷了不少时，他觉得都与世隔绝了，也没有人来找他，“文革”好像再也不来找他，把他忘了，所有的人都把他忘了，而他也忘了有身外世界的存在，如果一切真的就这样下去，却是谢天谢地。乔丽身体渐渐复元，已经正常上班。他在家里看《易经》打发时光。这本书，不看时就往杂物里一塞，看时再拿出来。不是怕别的，怕的是这本书上有八卦、六十四卦图样，不能随便放在桌上，以防不懂的人闯来看到，误以为是算命打卦的封建迷信书，对他有不好的印象，乃至给他带来麻烦。时代的空气就是这样，要与“封、资、修”文化实行绝裂，但不免流于形式和简单化。运动初期时，郭沫若说，他以前写的那些书都应当烧掉。传达这话时，连学生听了也觉得发笑，觉得不能拿这话当真，发笑之余也有点不解，但郭老确实就是那样说的。　　
　　他曾从《易经》、《老子》、《庄子》里寻章摘句，做成一个小本子，以便随时拿出来看着玩玩，封面上书写了“三玄集”这三个字。要说“玄”，中国古代“玄”的书多呢，但这三本书当算是众玄之祖，也玄得正经，不是故弄玄虚。“玄”，就是深含哲学道理、终极真理，但一般人听了会觉得深奥、神秘，这也与古人那极其精练的语言表达有关。“文革”一到，他自觉地把《三玄集》之类的笔记都处理掉了，但这本《易经》没有舍得丢掉。　　
　　他对其中这样一类句子百读不厌：“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这种宏大的议论，真是让人读了提神，有助于开通思想。哲学史上王艮泰州学派“百姓日用即道”的名言，毛主席的“字，润之”，原来出处都在这句话里。　　
　　毛主席一生，对于中国，确实是“润之以风雨”，他用人民大众的阶级斗争的风雨，荡涤、改变了旧中国，并且还要用“大风大浪”来进一步改造中国，让中国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以求中国的繁荣富强。　　
　　读书累了，他就逸而当之散步到学校去。愈近学校，心里面就愈有些紧张。前不久在学校里受的折磨，记忆犹新。他并不记恨那些学生，然而他大约还是呆在家里为好。他的脚下就有了些勉强，但一步一步地，还是走进了学校。里面正有一些学生在旁边大字报专栏上刷写很大的大标语，是把白纸先贴满，然后直接在上面用毛刷蘸墨汁书写。一边已经写好：“鹊湖血案是刘克成一小撮野心家犯下的滔天罪行！”另一边正在写着：“坚决搞好革命大批……”。他赶紧走了过去。　　
　　学校里没有“复课”的迹象，而且似乎也不大看到有江进海他们那边的学生，看不到“东方红”方面的大字报大标语，满校都是史宏的“井岗山”方面的舆论，这显示着一种此消彼长。九月份以来中央的态度，说明江进海他们所认准的“揪军内一小撮”的“斗争新阶段”被否定了，而在这个口号之下所做的事，特别是抢枪，还有“鹊湖事件”，已经成了他们这一派明显的错误。设身处地，这是很尴尬、很不利的，要真正能跳出小山头看问题，很不容易做到，还得有个过程。他在依然呈现些荒芜的学校里略微转了一圈，无处可去，最后走进了总务处。总务主任说，你来做什么？呆在家里歇歇呢，学校里没有什么事。他点点头，感谢这关心与点拨。　　
　　总务主任正在看报纸，说，你看，这个社论说得对呀。就念给他听，社论是《伟大的历史潮流》，其中一段是这样写的，“革命大联合是一股不可抗拒的伟大历史潮流，那些还在迷恋小山头的人们，应当打破‘私’字，从小资产阶级派性的小天地里解放出来。”主任说，这些话就说得很不客气了，以前从来没有这样说过。确实是小山头，是派性，是“私”字，就是不看国家的大局，这样下去是不行的。他以点头表示同意。　　
　　他走出学校，刚才那条未写完的标语是：“坚决搞好革命大批判革命大联合和拥军爱民！”这一条标语，表面全对，但由于是这一边写的，在那一边学生身上就会产生不同的心理反应。至于那一条标语，直指这一边的错误，其效果就更不用说了。两条标语这样左右对着，实际上依然表达着派性。问题就是这样简单，又是这样复杂。　　
　　他没有径直回家，而是选了相反的方向，在很少行人、曲曲折折的小巷里踽踽独行，聊以散步。他遇到了一个人，这让他大吃一惊，这人就是宗进庭。他惊愕地看着老宗，问，你，什么时候出来的？老宗却不答，把他一拉，出了巷子，往右一拐，却见有一个小湖，四周长满芦苇、树木，湖边有两面是居民的房子，有两面是种菜的园田，再向远处不知通向哪里。老宗领着他向农村似的那边走，走进了芦苇之中。恍然之间他竟想起了他被卷进去参加“除奸”的事情。他不觉下意识地朝宗进庭的后脑勺看了一眼。真是世事白云苍狗，一对冤家如今成了秘密碰头的朋友似的了。城里还有这样荒野的一片，这样亦城亦乡的景观，他在这个小城生活也好几年了，竟然不知，可见关门读书是不免顾此失彼，未经的路，未闻的事，不知有多少呢。宗进庭说，这里叫“芦洲”，在《光绪县志》上是“亭州十景”之一呢，几十年一过，还有这么一点留在这里，再过几十年，怕是连影子也没有了。　　
　　他被领着走到小湖边一户菜农的院子里，里面的老农一见到宗进庭就认识，叫着“宗市长！”忙着要招待，但不知用什么来招待，嘴里说着，唉呀，连一口热水也没有，我来烧，我来烧。宗进庭说，你不用忙，你去有你的事，我借你这地方跟人谈个心。那农民说，好，好，家里没有别的人，堂屋里、房间里，随便你们坐。宗进庭顺手拿了一张小凳给他，说，我们就在这里。他们就在院子里的一张小桌两边坐了下来。那农民说着“好，好”，就钻进了厨房。宗进庭说，他烧开水去了，让他弄吧，我们谈，你最近怎么样？他说，没什么事，在家里看看书。你是什么时候……？宗进庭说，我是昨天才放出来的，就想找个能谈的人谈谈，当然只有你了，但你那个家，怎么去找你才不惹闲话倒是个问题，现在呀，是我不能连累你。但正好就在四不靠的地方遇到了，天下事有时就这么巧。我们一起的几个人都放出来回家了。军人对我们说，你们是“一月风暴”的时候，群众要求、旧市委批准，关进来的，把你们留到现在，有多方面的考虑，总的来说，你们要理解成对你们的保护。他说，是的，应该这样认为。宗进庭说，那就这样认为吧，不这样认为又怎么样呢？不是自己找气生吗？何必！我们在里面一直有报纸看，还不断有人去看望我们，对外面的情况，我们清楚得很，亭州发生了什么事我们马上就会知道。“一月风暴”之后，中央提出“革命的三结合”，眼看又要用干部了，但还临不到我们这几个人，我们心里有数，所以坐在里面也不着急，骑驴看唱本，走着瞧。事实上从提出“三结合”，到现在，八、九个月了吧，“三结合”的事情全国也没有个眉目，就连真正实现“大联合”，也早着呢。还是只有上海一家算是弄好了，毛主席直接关心的，上海一定要不惜代价先稳定下来，我听说上海是把另一派硬压下去的，但对全国就很难这样去做了。亭州两派表面上也“联合”了，是九月二十九号嘛，宣布两派成立“工人革命造反联合总部”，双方各派五人负责总部工作。但实际上呢？是个空架子，砖头撂进去打不到一个人。两派根本没有走到一块去，还是各占各的山头。要不是刘克成打鹊湖，犯下这样严重的错误，他还没有这么老实，军管会算是抓住了一个机会，把他拉到了谈判桌上。当然，能有个空架子，也是个进步，总算是把“大联合”的事情提上议事日程，摆在全市人民面前了。刘克成做梦也不会想到，攻打鹊湖之后一个月，坐下来签字实现两派大联合，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但中央不早就说过要两派大联合吗？他们就是不听嘛，非得要犯个大错误下来，才老实些。现在还不能说是完全老实了，还有个过程，可能还要再犯些错误才行。试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现在群众的两派之争，实际上就是为这“天下”二字了，其实“天下”哪里是他们的？“荷花池里打架，哪里有你的藕？”但他们认为有自己的藕，一定要有自己的藕，而且还想多得一点藕，真是“头想尖了戴笋壳儿”！现在我们看的就是这么一出戏，戏还没有结束。你说这运动，弄来弄去，变成这样，始料不及吧？想不到无产阶级、“无产者神”是这么个水平吧？都说人民无限崇拜领袖，我看是领袖无限崇拜人民，或者说是太把人民当回事了，不晓得人民是这个德性，简直抓不上手嘛。几十年浴血奋斗，打国民党反动派，打鬼子，内部反对“左”右倾错误路线，好不容易建起一个思想组织纪律性这么强的党，轻易就丢在一边，用乌合之众的造反派来整党，能行吗？要反对走资派，也要依靠党自身来反对嘛，怎么能用造反派从外面攻？“无产者神”这话，是马克思的讽刺。“神”总是虚假的嘛。倚了草鞋戳了脚，弄得自己被动，“灾必逮身”，我还是这句话。　　
　　宗进庭出了狱还坚持这样说，而且言词如此锋利，全无顾忌，他觉得不好应答，含含糊糊点个头，表示自己是认真听着，是有所领悟的。　　
　　你不是光点头，你也跟我说说呀，我也很想听你谈谈呢。我们同坐一牢的那天晚上，外面下着雪，你谈得多好，真的对我触动很大！一个你，还有一个叫范公望的，我出来就想着要找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听你们说说，跟你们谈谈！　　
　　听到宗进庭提起范公望，他心中一动，他也有好久不见这位老兄了。丢开范公望不去说，他认真想了一下，似乎想找出点儿深刻的思想来，以便对得起宗进庭这样看得起他，但最后只有摇摇头，说，我没有思想了，搜索枯肠，一片空白，好像什么都不去想了。这一向时我在家里读古书打发时光，还有钓鱼。我就等着运动结束。好在很明确有“三结合”的政策了，你们迟早是要恢复工作的，一切还是要由你们来领导，离不开你们，丢不掉你们，正如你说，你们是几十年血与火当中培养起来、凝聚起来的，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不能把玉打碎。　　
　　宗进庭点头赞赏他的话。　　
　　他不觉就滔滔而言：当然，严格地说，中央从来没有说过以后一切要靠红卫兵、造反派，《十六条》上没有这样的文字，相反，倒是很明确地有“最后达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这句话。文件是中央委员会讨论通过的，是考虑得比较周全的。乱来乱去，最后还是要发展到起用干部这一步，这也是以前历次运动的规律，所以才能在《十六条》上预先就说到。运动只是利用群众来冲击一下，说得再大一点，是想通过这个运动，找到一条巴黎公社式的、人民如何监督和管理国家的路，要在这方面取得经验、摸索做法，另外呢，让大家知道解放十七年来两条道路的斗争，明确中国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到最后，群众还是群众，政府还是政府，干部还是干部，这个东西没有突破，群众有无政府主义，但中央不要搞无政府主义。中央的政府一直是有的，当中乱了这么一气，但右了就纠右，“左”了就纠“左”，中央的指导没有中断过。群众呢，总的来说，是在运动中学会用毛泽东思想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互相辩论，不曾看到有人趁机举出别的颜色的思想旗号来。党政基层组织一时确实受到很大冲击，靠边站了，但接着就军管了，重点部门都有军管小组。反正最后总是要“收”，该恢复的总要恢复。正如你说过的，“天道好还，无往不复”，否定不掉，不该冲掉的，它就会恢复过来。　　
　　中央也没说过要冲掉一切、打倒一切。现在的问题，确实是群众自作多情起来了，在那里“争夺天下”，变成叫花子打架了。想来确实有点好发笑。但是，就我的个人感觉，我倒不想简单嘲笑造反派，我是能体会到造反派的悲剧性的。他们做了蜡烛，勇敢燃烧自己，最后有什么呢？什么也没有，只有干部对他们的怨恨，只有自己在运动中犯下的错误，到运动后期轧账，等于是从“原告”变成了“被告”。而站在干部一边的群众，一直对造反的人们冷嘲热讽，不断地用“出身论、牛鬼蛇神翻天论”这些政治压力，朝他们压过去。这部份群众“文革”以来所做的实际上就是这事。这样形成了“文革”以来两派斗争的壮观。我这样说，意思只是要说明，历史是所有的人共同的创造，历史不是一厢情愿的，是诸多力量交织所产生的一个综合的结果。想推动历史前进一步的人，也就不得不把它推出两步、三步，在阻力、回力的作用下，结果就只是推动了一步。现在，一个做了造反派的人，想复归以前一个正常老百姓的地位，好像也不可能了，他们将成为“坏人”、“历史的罪人”，等等。这确实可悲，也是他们的劫数难逃。他们第一天造反，第二天以后一切的努力，都是想拒绝这种命运。就像无知的小孩，用手去抓一个东西，一抓才知道不能去抓，粘在手上了，于是就甩手，一直地甩手，就是甩不掉，这就是个悲剧的动作，悲剧到有点可笑。现在刘克成他们的情况，可以说就是这样，他们正在做最后的挣扎，带有绝望的意味。我同意你的分析，他们还要出事，还要犯错误。　　
　　刘克成肯定没想到会犯鹊湖这样的错误，这个错误是出了格了。但他也是尴尬人难免尴尬事，身不由己，骑虎难下。事后他想躺倒不干，群众还是要他出来继续干，但能有什么好事干出来？明摆着就又做了一件不好的事，《芦荡的枪声》这种弄虚作假的大字报且不说，简直是亭州“文革”以来不曾有过的虚假大字报，更严重的，怎么能把在鹊湖死的那个工人葬到烈士墓去呢？鹊湖那边被打死的人又算什么呢？他们自己心里也应当知道这样做是不合适的，但还是这样做了，这就是身不由己、骑虎难下，打肿脸充胖子，这个胖子到鹊湖去就充不得了。历史终归不会按照虚假的东西认账。他们现在硬着头皮，跟运动初期那种干革命的好感觉是不同了。他们也许曾经力挽狂澜，但他们现在对自己内心的这种狂澜却无能为力，就像一个人对下坡车一样止不住、人被车推着往下冲，最后结果真是令人不寒而慄。他们内部比较清醒的人不是没有，也就是比较讲“策略”的，但他们不占上风，遏止不住那股盲动的力量。　　
　　我是既理解你们干部，也理解造反派的。他们的那种痛苦，我看得很清楚，幸而我不在其中。我的、你的痛苦，是另外一种。响当当的造反派在表面上是不说自己的痛苦的，但当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倒苦水、发牢骚了。这个你可能还不一定知道吧？我偶尔有所了解。他们的痛苦其实是很深的呢。他们怕的就是“灾必逮身”，但最后肯定还是要“灾必逮身”，你们即使宽洪大量，不跟他们“秋后算账”，从感情上也是排斥他们的，这个结过几十年都不会解得开，一辈子、两辈子的事情了。这也是一个大时代以后必然的情况。　　
　　宗进庭说，你刚才那个蜡烛的比喻，我好像也听人说过的，真是英雄所见略同。但你说的大时代，应当是自然发生的，而不是人为叫它发生的。　　
　　他被宗进庭这句话问住了。是的，“文革”是毛主席一个人发动的呢，还是自然发生的？如果是一个人发动的，那似乎就是人为的，就缺少了真正的历史合法性，它虽然也成了历史，这历史却是不自然的，也就是说，是非历史、反历史的，是一个意外，简直是可以否定的！不，不是这样的。它虽是毛主席最热心的，是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但也是中央委员会举手通过的，更是全国人民都这样热烈参加的，它将来就是一段历史，一段可以研究可以认识可以总结可以纪念的历史，哪怕它全是灾难。　　
　　宗进庭在等他的回答。他勉强试着说，凡历史都是人为的历史。哪怕是一个人发动的历史，它也是历史。一个人能把历史发动起来，说明它就不是一个人的历史，它就从一个人的历史，成了全体人的历史，成了历史意义上的历史，成了人们无法回避的历史。从一个人来说，“戊戌变法”的历史不是康有为这个人发动的吗？“辛亥革命”的历史不是孙中山这个人发动的吗？“王安石变法”、“商鞅变法”，等等，都主要与一个人有关，这个人代表了历史的某种要求站出来说话并且行动，我们的古代史干脆就以这个人来命名这一段历史，秦国统一天下，也可以说成秦始皇统一天下。“文革”已经牵动了我们的心，事实上还影响了我们的一切，我们无法摆脱它，世界也无法摆脱它，于是它成了我们共同的历史，而不是毛主席一个人的历史，哪怕就算它是强加于人们的，它也已经成了世界历史的一部份。也许从来的历史，不管从正面说过去，还是从反面说过来，都是强加于人的，又都是能从社会的方面得到解释的，历史就是强过来、强过去，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历史是力的遭遇和较量。　　
　　宗进庭笑了起来，竖起大拇指，说，逻辑性，但也可以说是诡辩。其实这个历史起初是一个人的历史，后来才变成了所有人的历史。尽管已经变成了所有人的历史，但所有人都知道，这仍是一个人的历史。所以这个人才是伟人呀！　　
　　他们一齐笑了起来。他不能同意宗进庭这个讥讽的说法，但他不再议论这个话题，放弃对立，心中紧绷起来的东西也就立即松了下来。真是要善于放弃、放下。　　
　　老农用两个洗得很干净的碗把开水端来了，为没有茶叶而再三抱歉。他们感谢他烧了开水来，让他去有自己的事，他就拿了锄头，说，我去有点事，说罢，有点佝偻着腰，到院子外面去了。　　
　　他们喝着水，丢开沉重话题，闲谈了一会儿，互相勉励和叮嘱了几句，就在门口分了手，他从原路走，而宗进庭则同老农说话去了。　　
　　想不到竟有这样一遇。他好像忽忽有所失落，失落了什么呢？是后悔他好像比宗进庭说得还多了些，他本来似乎应当多听宗进庭说说才是。而他所说的，倒底表达了什么，似乎已经模糊不清了，滔滔而言，好像是同情造反派？是理解“文革”？在老宗面前表示对造反派的同情、对“文革”的理解，岂不大谬？简直是说话不看对象，简直是一个错误。但似乎老宗也听下去了，也没表示出什么反感，而且听得懂，不是听不懂。也罢，就算是他在当权派与造反派之间义务地做了一回沟通的工作吧。他在“文革”中可起与应起的作用，现在似乎越来越清楚了，就是可以在对立因素之间做些沟通工作。但也不是当成自己的任务，而是随机应变，如果太执着了，反而不好了。你不可能代替别人参加“文革”，你的意见只能供别人参考而已。还好，除了学校里史宏那一派的学生对他有过误解，别的方面，如姜顺堂，如刘克成、江进海他们，乃至如老宗这样的人，都还没有这样。　　
　　离开老宗，走出一段路后，那似乎是在潜意识中暗暗捉摸的东西捉摸出来了，那就是老宗在狱中就几乎明确说出来的很“反”的思想情绪，现在还坚持着，考虑得更成熟更坚定了，是真正的“反骨”，铁了心了。正是从这里能体会到“文革”对他们的伤害有多深，而“文革”的深刻性、艰巨性、伟大性、悲剧性、甚至可以说是空想性，一切的一切，也都在这里。双方是集中到根本的一点上来了，就是“人性”。老宗引用《大学》上的话，所谓“拂人之性”，说中了这根本的一点。《老子》说，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一是什么？一是浑沌。二是什么？二是分化，有了天、地，有了男、女，有了公、私。三是什么？三是历史，历史就是不同时期的天与地、男与女、公与私的较量。天地生出自然史，男女生出两性史，公私生出社会史。所谓“三”，只不过是指历史的开始、第一场较量，以社会史来说，就是《史记·夏本纪》所记载的：　　
　　诸候皆去益而朝启，曰，吾君帝禹之子也。　　
　　他一直觉这句话特别惊心动魄，所以一直记得。多么经典的描述啊，廖廖数言，“去、朝”两个字，描写了文明史的开始，描写了第一个私有制王国在政治上的确立以及原始公有制社会的消亡。所谓“诸侯”，是当时社会拥有经济政治实力的人们，而不是普通民众。现在，社会主义的公与资本主义的私的对立，是《资本论》、《共产党宣言》所揭示的历史的秘密，这一对立在不同国度只是情况有所不同而已。我们将“去”什么而“朝”什么呢？这就是毛泽东用“文革”提出的最尖锐而严重的问题。听听“灾必逮身”这句话，多么浓的火药味，多么尖锐的对立、多么的不可调和。老宗的立场态度将来也许会起变化，但现在这时的老宗是准备好了，一旦时机成熟，他就要倒转眼前这历史的车轮，朝着相反的方向猛推，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他是一定要这样做的，与他相类的人们，也是要这样做的，他们要改变一切，要改写一切。从范公望的“形式”的角度来说，老宗他们就是现在的“诸侯”，他们将重演“去益而朝启”的历史戏剧，范公望夫妇的身影也将尾随其后。这对于发动“文革”的毛主席而言，是结果与初衷相反，是事与愿违。老宗会来给他的所谓“历史问题”彻底甄别平反的，这成了区区小事，成了老宗他们的“大赦天下”。　　
　　他多么想扑倒在地大哭一场！然而这已经不能算是历史的秘密，老宗他们所代表的另一种潮头的声音，在愤怒的阴云密布的天边，越来越隆隆作响地逼近了。他仰望秋日的天空，悠悠白云，对他没有任何的回应。苍天万古如斯，好像因为太阳底下并无新鲜的事物，可是在蝼蚁一样的我们而言，一有风吹草动，都得竖起耳朵听着啊。　　
　　不日之后的一天，来了两个人，江进海、林集。他们还没有开口说话，他就从他们身上嗅到迷惘、徬徨、沮丧、苦闷所发出的气味，某种无可奈何，某种欲罢不能，表面的镇静轻松，骨里的焦虑紧张，稚嫩的气质，坚定的意志，尚未起步的人生，满腹革命的经纶，他为之喜，他为之忧，他为之爱，他为之愁。他这心情，与毛主席要在革命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雄伟气魄相比，可算是小资产阶级庸人的司马牛之叹了。　　
　　孔子对他的学生司马牛说，“君子不忧不惧”。实际上这“君子”二字，作为孔子，当然也是要努力去做到的。能成为这样的“君子”，其实也就是成了“圣人”。只有“圣人”，才能真正做得到“不忧不惧”，因为“圣人”思想博大，也因此，是“至大至刚”的，用俗话来说，有点“铁心肠”。杀敌一万，自伤三千，大约是个正常比例，要照我们庸人的心情，悲天悯人，见不得流血牺牲，那就什么仗也不要去打，敌人要来奴役我们就让他们来奴役吧，奴役着总不至于死一万三千人吧。这时只有“圣人”才站出来指出正确的路，即一条“至大至刚”的路，那就是坚决杀敌，不怕自伤三千，也不怜悯杀敌一万。这个道理，用之于建设事业，也是一样，比如青藏公路，不因那样艰难就不兴建，据说将来还要造铁路。　　
　　毛主席让千百万江进海、林集这些孩子投身“文革”的大风大浪，当然只有这样去做理解。但作为做老师、做家长的，感觉就不同了，不是“不忧不惧”，而是忧惧甚多，但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就比较渺小了。怎么办呢？就是服从，就是相信，就是做向日葵。事实上你要拦着这些孩子也拦不住。运动初期多少家长满怀忧惧要把孩子从静坐市委的队伍里拖出来回家，结果也没成功。一年之后静坐军管会时，按理应当更为担心害怕，但就没有一个家长再去干涉。　　
　　他对眼前这两个学生不禁油然而生崇敬之心。然而他也就发现林集的眼镜架子用白胶布粘着，脸上也似乎青肿着一块，一问，原来是在学校里挨史宏那边的人打了。情况是这样：林集在“井岗山”的大标语上写了一段批语，立即被对方几个学生围住，把他眼镜打坏了，脸也打肿了，“东方红”这边的学生闻讯援救，而那边的学生也围来更多，双方就混战一场，后来是他们这边获过省少年标枪冠军的大个子赶来，一拳将对方最厉害的一个击倒，把林集从人堆里救出，双方也就散了。　　
　　他听了说不出话来，叹了一口气，说，以后要尽量避免这样的事情。但他这等于说的是空话。就此事而言，如何避免呢？在大字报上加批，是“文革”以来约定俗成每个人都有的权利，我加了批，你也可以在旁边再加批，或者跟我口头辩论也行，动手围打一个正常写批语的人，在社会上也没听说发生过，却在学校里发生了。这正是某种矛盾激化而需要解决的标志。　　
　　林集把一份刻印得很清楚的油印材料给他，一看，是《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讲话》：　　
　　毛主席说，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发展很快。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从来的群众运动都没有像这次发动得这么广泛，这么深入。全国的工厂、农村、机关、学校、部队，到处都在讨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大家都在关心国家大事。过去一家人碰在一块，说闲话的时候多，现在不是，到一块就是辩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父子之间、兄弟姐妹之间、夫妻之间，连十几岁的娃娃和老太太，都参加了辩论。　　
　　毛主席说，有些地方前一段好像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　　
　　毛主席说，再有几个月时间，整个形势将会变得更好。　　
　　毛主席号召各地革命群众组织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毛主席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一个工厂，分成两派，主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保自己，蒙蔽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群众组织里头，混进了坏人，这是极少数。有些群众组织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也是一个原因。有些人当了保守派，犯了错误，是认识问题。有人说是立场问题，立场问题也可以变的嘛。站队站错了，站过来就是了。极少数人的立场是难变的，大多数人是可以变的。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两派要互相少讲对方的缺点、错误，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这样才利于革命的大联合。　　
　　在谈到革命的大联合以谁为核心时，毛主席说，什么“以我为核心”，这个问题要解决。核心是在斗争中实践中群众公认的，不是自封的。自己提“以我为核心”是最蠢的。王明、博古、张闻天，他要做核心，要人家承认他是核心，结果垮台了。什么是农民，什么是工人，什么打仗，什么打土豪分田地，他们都不懂。　　
　　毛主席说，要正确对待受蒙蔽的群众。对受蒙蔽的群众，不能压，主要是做好政治思想工作。　　
　　向坏人专政的问题。毛主席说，政府和左派都不要捉人，发动革命群众组织自己处理。例如，北京大体就是这样做的。专政是群众的专政，靠政府捉人不是好办法。政府只宜根据群众的要求和协助，捉极少数的人。一个组织的坏头头，要靠那个组织发动群众自己去处理。　　
　　关于干部问题。毛主席说，绝大多数干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要整的，但是他们是一小撮。我们的干部中，除了投敌、叛变、自首的以外，绝大多数在过去十几年、几十年里总做过一些好事。要团结干部的大多数。犯了错误的干部，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只要不是坚持不改，屡教不改的，都要团结教育他们。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运用“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这个公式来解决我们内部的矛盾。在进行批判斗争时，要用文斗，不要搞武斗，也不要搞变相的武斗。有一些犯错误的同志一时想不通，还应该给他时间，让他多想一个时候。要允许他们思想有反复，一时想通了，遇到一些事又想不通，还可以等待。要允许干部犯错误，允许干部改正错误。不要一犯错误错误就打倒。犯了错误有什么要紧？改了就好。要解放一批干部，让干部站出来。　　
　　毛主席说，正确对待干部，是实行革命三结合，搞好本单位斗、批、改的关键问题，一定要解决好。我们党，经过延安整风，教育了广大干部，团结了全党，保证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这个传统，我们一定要发扬。　　
　　关于上下级关系问题。毛主席说，有些干部为什么受到群众的批判斗争呢？一个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有气。一个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为了不起，就摆架子，有事不跟群众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欢骂人，训人，严重脱离群众。这样，群众就有意见。平时没有机会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爆发了，一爆发，就不得了，弄得他们很狼狈。今后要吸取教训，很好地解决上下级关系问题，搞好干部群众的关系。以后干部要分别到下面去走一走，看一看。遇事多和群众商量，做群众的小学生。在某种意义上说，最聪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　　
　　要讲团结。干部有错误，有问题，不要背后说，找他个别谈，或者会议上讲。我们现在有的严肃、紧张有余，团结、活泼不足。　　
　　关于教育干部的问题。毛主席说，干部问题，要从教育入手，扩大教育面。不仅武的（军队），而且文的（党、政），都要进行教育，加强学习。中央、各大区、各省、市都要办学习班，分期分批地轮训。每省都要开县人武部以上各级干部会，一个省二、三百人，多则四、五百人，大省应到千人左右。半年之内争取办好此事，否则一年也可。今后，争取每年搞一次，每一次的时间不要太长，大体上两个月左右。　　
　　毛主席教导我们，对红卫兵要进行教育，加强学习。要告诉革命造反派的头头和红卫兵小将们，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要用我们自己犯错误的经验教训，教育他们。对他们做政治思想工作，主要是同他们讲道理。　　
　　毛主席在视察各地的过程中，高度赞扬了广大工农群众、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红卫兵小将、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在一年多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建立的功勋。毛主席号召他们，要斗私、批修，要拥军爱民，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各方面工作做得更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江进海问，郁老师，你说我们现在怎么办？　　
　　他说，“怎么办”不都写在这上面、写在报纸上了吗？现在的问题是，你们不肯照着办。毛主席这些话，你们，还有刘克成他们，心里想通了没有？甚至有无抵触情绪？现在好像是你们“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处于软弱无能的地位”了，跟运动初期的干部们的思想状况对调了一下位置。报纸社论叫你们不要“迷恋小山头”，叫你们跳出“小资产阶级派性的小天地”，你们是不是听得进去？毛主席提出要你们“斗私批修”，你们“批修”好像没问题，但“斗私”好像有点难，首先是对“派性”的认识有点难，认为自己的派性是“革命性”，不是“私”字，而是“公”字，是正确路线对错误路线的斗争。其实，如果说当初是“革命性”，那么现在就变成“派性”了，“公”转化为“私”了，为什么呢？情况变化了，你们自己的东西多了。你们要自己好好去体会、认识情况有了哪些变化？形势有了哪些新的要求？现在你们根本不想真正按系统、按行业、按班级实现革命大联合，你们还在幻想着是不是会再来一个革命高潮？你们好像是要为革命而革命下去，运动就是一切。你们已经不能推动历史前进，已经成了历史前进的阻力，成了让中央头疼的麻烦。我真佩服中央，对你们一而再、再而三，有这样说服教育的耐性！毛主席对你们太仁慈了，但毛主席对你们看得很清楚，已经在点拨你们。你们不能老是这样下去，应当好好坐下来想一想了。　　
　　林集说，郁老师，现在的问题有三个方面，我们力不从心，左右不了，好像只能一边观看、一边随波逐流了，你想，中央现在都没有办法令行禁止，我们能怎么样？　　
　　他问，你说哪三个方面？　　
　　林集说，一个是“文革”串联会方面，一个是“大联合促进会”方面，一个是军管会方面。从表面看，两派大联合的工作有了成果，但并无实质性成果。在军管会心目中，一向认为刘克成“文革”串联会这方面不算好人，原来的保守派及其摇身一变的方面才是好人，这是沿袭了运动初期走资派方面的思想政治路线，所以才有“三月镇反”，才“镇”的是这一边，而不是那一边。事实上运动初期、“一月风暴”之前，保守派在帮助干部镇压群众方面有很多劣迹，也有人命，但因为是当权派叫他们干、让他们干的，所以都不算账。刘克成他们这一边从“文革”以来的历史、从人数上，都应当是革命大联合的核心，虽然他们自己不好说自己是核心，但军管会应当公道，应当贯彻文化大革命的原则。比如刘济武厂里，本来就是革命造反派当家，生产也弄得好好的，可现在冒出另一派来了，另一派原来为数不多的几个人，现在反而在扩大山头，来要求“对等”，怎么行？反过来看就很清楚，比如亭州电机厂，一向是陈安国他们的势力，现在如果刘克成在那里扶持一个基层组织，让他们去要求“对等”，能行吗？合理吗？现在问题是，这种情况并不是出在刘克成他们这边，而是出现在“促进会”的那一边，并且是大量的。刘克成他们怎么办？只有也布置下面这样做。战火在基层燃烧得更厉害，直接影响到生产。这问题的根子在哪里？根子就是军管会究竟是怎么看待文化大革命、怎么看待亭州两派、打算怎样实现“大联合、三结合”？　　
　　在我们学校，那一边的学生现在一个个袖子捞捞的，恨不得立即把我们消灭，让我们销声匿迹、不复存在。两个军代表整天跟他们在一起，是怎样做工作的？这样下去，所谓“大联合”的工作怎么做？所以，现在不是我们这边以什么“核心”自居，而是他们那边气焰嚚张，要做“核心”。我们静坐军管会，甚至抢枪这些事，都是有当时原因的。但他们那边就是洁白的猫儿吗？他们那边也有枪的，只不过他们不需要抢，军队就站在他们那边，他们要抢什么枪？如果形势需要，他们手中的枪将会比这边还要多，而且没有“抢枪”的恶名。中央《九·五命令》的第三条，“军队不经中央批准，绝不许将武器、弹药、装备发给任何组织、任何人。”这句话可不是毫无针对性的，说明在有些地方就是这样做的！　　
　　他说，我不否认亭州军管会可能会有一些人带着派性做工作，但军管会对自己总的工作职责应当是清楚的，这个地区的大联合、三结合这些工作如果老是不能完成，他们也会有压力的。你们也要让他们在工作中学会工作。你们要用自己的正确行为让军管会从心眼里承认你们是有觉悟有水平的，是顾大局的。他们如果有偏心，有不正确的地方，你们当然也可以向他们提出来。我认为总的来说，军管会不至于成为亭州革命大联合、三结合的障碍，主要的问题还是在两派，特别是在你们这一方面，在刘克成这一方面。人家怎么样，不能成为你们怎么样的理由。就算是人家“撩”了你们一下，你们难道就可以为此去犯一个错误？这样下去，你们不是享有犯错误的专利权了？你们不是比猪还蠢了？如果多少错误堆积起来，你们正确在何处呢？到最后就非垮台不可，还“核心”呢，连你们坐的地方、站的地方也没有，上历史的断头台去！历史上正义的一方不等于就一定胜利，如果加上自身不断犯方向的和策略的错误，那就更不能取得胜利了，并且给复辟的势力以一面正义的旗帜，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你们不能一点也不退却，你们现在要学会退却。　　
　　这番话说得二人沉默了一会儿。　　
　　江进海说，那天我们两人也跟着到刘克成家里去的，刘克成说不想干了，干到临了不会有好结果，鹊湖这事总有一天要算到他头上，他虽然对“秋后算账”也同大家一样担心，但想不到出这么大的事，这个账是让人家算定了。刘克成说想不到革命这样难！对不起毛主席他老人家！当时大家听了眼泪都流了下来。刘克成还说到运动初期杨敬尧让他背诵“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的事，说假如真正能做到“公报”上的话，就好了，可是回头来看，差得很远，政治水平不够，你们选别的人来代替我吧。但后来刘克成还是被大家说服，出来继续当头头。他出来之后，就把那个在鹊湖死的工人葬到烈士墓去，还有什么《芦荡的枪声》。我们也觉得不妥，但我们好像只有沉默，我们不能揭露事实真相，不能反对他们把人葬到烈士墓去。对于他们来说，究竟应当怎样渡过这个难关呢？是公布事实，向全市人民和鹊湖人民作出检讨吗？在目前情况下，确实很难做到，人家求之不得要把你们打入十八层地狱呢，这不正好，自己都作检讨了，犯了这么大的错误，还正确什么呀，还造什么反呀，早点解散吧！现在我们进不得、退不得，真是骑虎难下。毛主席看得多准，说现在是革命造反派头头和红卫兵小将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其实，造反派的错误已经犯下来了，人家正抓住大做文章呢。我们学生并没有到鹊湖去，但学校里也是铺天盖地的舆论要把我们一锅端、往死里整！一些人捋捋袖子，说，好呀，结果还是证明我们保守派是对的，造反派是不对的，造反能造出好事来吗？毛主席讲话要我们正确对待保守派，但在亭州，造反派还不曾有资格去正确对待保守派，保守势力实际上一直很强大，一直得到有力支持，这反过来也是激化造反派犯错误的原因。现在，是要人家正确对待你的问题，而不是你能够正确对待人家的问题。这就是我们面对的实际情况。这种时候，我们只希望刘克成他们，能正确一些，不要再犯新的错误，我们无论如何也不想站到反对和责疑他们的立场上去。我们现在有点成了一个旁观者，主要是看亭州两派工人，还有军管会，怎样唱下面的戏。我们现在能做的事，只剩下写大字报，但我们的大字报渐渐有了自我辩护的味道，为“文革”、为革命造反、为“文革”以来我们走过的路而辩护，驳斥种种的非议，我们感到了悲剧的、悲哀的、悲愤的意味！　　
　　他听了心头有点沉重，转换了一下话题，问，杨敬尧当时让刘克成背诵“公报”的哪一段？他拿出已经收集齐全的“活页文选”来。江进海找出了那一段：“……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克服从反革命修正主义和‘左’右倾机会主义诸方面来的阻力，克服困难，克服缺点，克服错误，克服党内和社会上的阴暗面，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他看了不语，要参加“文革”的这些工人、学生做到这“五个克服”，真是谈何容易啊，倒像说的是中央对自己的要求。事实证明，作为革命造反派，这“五个克服”，有的不是他们力所能及，有的他们自己就会卷进去。所以，“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就有点落空，“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也有点没完没了。代价确实是常人为之忧惧的，司马牛不得不叹，也就不同程度加入了怀疑、抵制和反对“文革”的力量之中，成为“习惯势力”的一部份。只有毛主席“至大至刚”，还说“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而且“将会变得更好”。看问题的立足点和方法真是不同，让人感到意外、感到自己的渺小！　　
　　他说，谢谢你们给我送来这份材料。关于今后怎么办，我看还是要好好领会毛主席这次讲话，包括最近以来报纸社论提出的要求。刚才读的“公报”上的这一段，现在回头看，它其实是个总纲，说明毛主席发动这个运动时，对于从上到下可能发生的一切是有预见、有预言、有估计的。这也不奇怪，从井岗山到天安门，从一无所有，到打下江山，有着那样艰难卓绝、丰富复杂的斗争经验。你们要立足于“收”来调整自己的思想。中央早就发出了运动要“收”的信号，从“一月风暴”以后就要“收”，不信你们去把报纸翻一遍。至于到今天也没有实现这个“收”，当然不能光是怪造反派，矛盾有两面，不是光有一面，一个巴掌是拍不响的。但矛盾的两面总有一面占着主要的方面，从而负有主要的责任。“一月风暴”之前，从两派来说，保守派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他们阻碍文化大革命的开展，阻碍“放”。但他们也是有“功”的，要不是他们，也就没有造反派在斗争中成长。现在，中央的口径不说哪一派是保守的，哪一派是革命造反的了，而说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你们的说法也要改一改了，如果再称对方是“老保”，那实际上就是“唯我独革，以我为核心”，是不准别人革命的假洋鬼子，是在阻碍革命的大联合。就我们学校来说，你们不能说史宏他们是保守派吧？保守派在“一月风暴”那时就有权利“反戈一击”，参加革命造反的行列，叫做“革命不分先后”。即使当了国民党的兵，也可以参加人民解放军嘛，历史不就是这样的吗？何况是文化大革命，大家都是群众，参加进来受一次锻炼教育而已。现在，两派不管是哪一派，都不要使自己成为阻碍“收”的主要方面。如果那样，就是犯历史性错误。我们要顾大局，要高姿态，不要斤斤计较。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一切都会过去的，一切都将成为历史而已，不会永远停留在这个时间里，你们如果能这样看问题，那就好了。据我看到的传单上说，毛主席在井岗山的时候，不止一次被从领导岗位上排斥下来，从中央到省委都说他在井岗山的红色割据是错误的，是“逃跑主义”，无情打击他，罢掉了他的政治局候补委员，还传闻说开除了党籍，弄得他很艰难。毛主席如果是斤斤计较的，是不顾大局的，就不叫毛主席了，就没有今天的新中国了，是不是？　　
　　他用这些他们爱听的革命道理劝说他们，着重灌注“收”的思想，是出于对他们的关心、爱护，是他做老师的本份。他的确抛开了某些顾虑，他现在越来越有点“不忧不惧，至大至刚”了。他看到他们还是听得懂、听得进他的这些劝说的，甚感欣慰。　　
　　他目送这两个学生头头离去，心里沉甸甸的，他们才是二十岁的人啊。　　
　　想不到，若干天后，他亲眼目睹了刘克成那边的工人冲打医校。那天，军代表主持，全体教师开会学习，学的是十多天前发表的“两报一刊”社论《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是“纪念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五十周年”的文章，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教师们都虔诚地要从中得到理论的指引，以更好地理解眼前仍在进行中的文化大革命，让思想跟上时代。社论所说在苏修统治下，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被剥夺了，他们处在新的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压迫和奴役之下”，苏修“把全民所有制企业和集体农庄蜕变为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和富农经济”，而“十月革命滋养起来的社会主义文化”，如何“遭到严重摧残”，社会道德风尚如何被“日益淹没在利己主义的冰水之中”，这些话，听上去像是那么回事，没有人敢怀疑社论所说不是事实。社论从马克思、列宁的理论上来解释苏联为何“出现了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接着就介绍“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要点”，一共是六点，而眼前仍在进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这一理论的“伟大实践”，运动本身“还会出现各种新的问题，遇到各种困难和曲折”，但“重要的是，坚冰已经打破，航线已经开通，道路已经指明”，而这一“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一个崭新阶段，即毛泽东思想阶段的一个极其重大的标志”。　　
　　社论的逻辑性当然是无可挑剔的，是令人信服的，只不过每个人到底领会了多少，心里到底是否有不同的想法，那就不知道了，口头上都说“伟大，伟大”。他的心中是至少有一点疑问的，那就是：这“继续革命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的序列里，固然是顺理成章，但眼前“文革”，却未免混乱和令人失望了些，人们都希望它早点结束。作为一个普通人，与社论所持的那种自信而乐观的态度，总还是有些距离的。　　
　　正在讨论发言，军代表却被叫走了，接着就听说工人来冲打学校，教师们于是都走出会议室，到外面去看。外面已经站着许多学生，他们也就站下来，都朝着正在发生“战斗”的大门那边望着。大门关了，是木头的，被外面轰隆轰隆地撞击着，惊心动魄。许多学生在呐喊，在传递着砖块，爬着梯子往屋上送，有的女学生显得特别勇敢，而屋上已经站了许多学生，甚至也有女同学，接了下面送来的砖头往外面砸，有的揭了屋上的瓦向下砸去，但外面也就有砖头瓦片飞上来，而且就有一个男学生被砸中，脚下一滑，从屋上直往下滚。一片惊呼，上面没有拉得住这个学生，下面的人赶快用手去接，人掉下来了，还好，自己在屋檐口抓住了一下，经过一个缓冲才掉了下来，又经过下面许多举着的手，碰倒了两个人，掉到了地上，于是马上被抬往医务室，那被碰倒的两个似乎不碍事，站了起来，重新投入“战斗”。很快就明白了，站在这里袖手旁观的，是江进海“东方红”这边的学生，而在那里“战斗”的，是史宏“井岗山”那边的，外面往学校里冲打的，是刘克成那边的工人。大门被冲开了，无数头戴柳藤帽、手拿短木棍的工人们如狼似虎冲了进来，学生们往后跑，同时回头掷出手中的砖头，而屋上的学生则转过身来用瓦向冲进学校的工人砸。工人不再深入，而是一部份人跟后撤的学生对峙着，一部份人掉了头朝梯子上爬，往屋上冲，而且就冲了上去，屋上的学生被往下逼，纷纷跳了下去，有跳进学校，有的跳到学校外面去了。正担心这“战斗”如何停止，工人吹哨子集合，列队跑步撤出了学校，一边喊着“一、二、三、四！一二三四！”看来工人里面没有受伤得不能走的，但有好几个工人脸上有血，就是挨砖瓦砸中了。正以为“战斗”已经结束，想走开，不料学生跟学生又打了起来，这是徒手的博斗，纷纷纠打在一起，一边打，一边发出各种凶狠的骂声，哪里像是未来的医务工作者？教师们正愣着不知所措，军代表忽然在他们身边出现，朝他们厉声吼叫：你们都愣着干嘛？不去劝阻武斗吗？教师们于是恍然大悟，发扬“不怕牺牲”的精神，纷纷插进纠打着的学生中去拉劝。“战斗”终于渐止，学生互相骂骂咧咧分了开来，他看到江进海、林集也在其中，而且看到了史宏也在指指戳戳的跟对立面的学生狠狠的说着什么。他心中好一阵失望、失望。　　
　　事后得知，工人冲打医校，是因为有几个工人在医校先挨了打。“水电安装公司”工人上班时发现，挂在门口的“水电安装公司革命委员会”牌子不见了，找来找去，竟发现被扔在附近一个厕所的粪坑里，经过打听，有群众看见的，说是医校的学生干的。“水电安装公司”属刘克成这一派，革委会主任赵家琪既是刘克成的中心组成员，也是两派联合“总部”的中心组成员。工人们判断干这事的学生自然是史宏“井岗山”那边的，决不会是江进海“东方红”这边的。赵家琪就跟几个工人到军管会“报案”，然后就由军管会一个军人陪着到医校来调查。史宏没有出面，而是何银森出来接待的，学校军代表也在场。何银森说他们不会干这样的事，指责工人这边没有证据，是污蔑了他们，是别有用心。于是争吵起来，学生围拢来的人一下子很多，纠缠起来，三个军人在场也制止不住。几个工人寡不敌众，吃了亏，被打骂出了学校，有一个工人眼睛被打肿了，赵家琪小腿被踢伤，是被搀着回去的，由那个军人陪着到医院检查，结果是骨裂，住了院。这下子炸了窝，工人那边立即调集最能“战斗”的码头工人大队、运输工人大队前来兴师问罪、冲打医校。武斗结果医校学生被打伤的有五个，都是头部挨了砖头，所幸不算严重，那个从屋上跌下来的学生反而没有受伤。还有一个青年教师的头被砖头砸伤，进行了包扎。这位青年教师像学生一样勇敢参加了“战斗”，得到了学生的崇敬。　　
　　就在武斗的第二天，中央又一篇新的社论发表了，在大清早的广播喇叭中就听得很清楚，题目是《再论大中小学校都要复课闹革命》，实际上就是“复课”二字，就是要学生回到自己的学校和教室里去，就是要把文化大革命“收”起来。这种三令五申，说明着一种紧迫和焦急，但现实情况距离中央的要求，看来还差得很远。到底能不能“收”起来、怎样才能“收”起来呢？　　
　　第十四章  叫将　　
　　一个严重的问题摆到了他的面前，而且没有回避的余地。包吉、梅有韬、郭德明，另外还有几个人，到他住处来，把他的小屋挤满了，向他宣布了一件事情，就是在狱中成立的“革命无罪控告团”恢复活动，在“三月镇反”中被抓进去的三十六人都是当然成员，要静坐军管会，所提出的要求，简单说来是三条：彻底平反、公开平反、公开销毁黑材料。他们眼睛发亮，满脸兴奋，而且袖子捋捋的好像就要去干一番轰轰烈烈惊天动地扭转乾坤的大事业。他们看着他，等他的回答，也好像觉得他应当二话不说马上表示积极参加。在这种情况下，他哪怕只表现出一点犹豫，也将使他们大为失望，并且鄙视他。小屋子里七、八个人站着坐着倚着，形成了一个独立的世界，这个世界就是一切，它不逼迫你表态，但有一种至高的道义在暗示你，让你服从他们、听他们的，而不应当拒绝。但他不可能像他们那样兴奋，于是他有意做出些深思的样子，这是他作为知识分子的权利，他们是认这个、要这个、能尊重这一点的，而这正成了他可以利用的手段。他就做出深思的样子，问，这个时候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包吉说，中心组开了会，认为“攻打鹊湖”以后，我们这边整个形势有点被动，要想个办法来扭转，就想到军管会对“三月镇反”的事情到现在还不曾有明确说法，这是个一切的根源，也是突破口。静坐学生冲进部队那天，宋政委的表了态，但没有兑现。当时宋政委说，要召开全市万人大会，从方向上路线上深刻检查“三月镇反”的错误，向全市人民赔礼道歉。这三句话至今一句也没有做到。后来说是宋政委在党委内挨了批评，现在看来，这是一个幌子，成了军管会不兑现这三句表态的借口，我们竟然就相信了，也不追问，我们太老实了。我们被捕的三十六人，最后接到的《平反决定》上，都留了尾巴，如果加起来一看，好像我们这些人之所以被捕，也是我们自己不好，他们“镇反”倒是情有可原的。郁老师，你的《平反决定》是怎么写的？　　
　　这一问，把他问住了。看来，他的《平反决定》可能是写得最好的一份，军管会对他这个人可能是特别有所考虑的。他只得说，我的情况有些特殊，我牵涉到历史问题，我主要是历史问题，所以军管会做了内查外调的工作，结果把我的历史问题查清楚了，我不但被证明没有历史问题，而且历史上是做了好事的，以前我自己一直这样说，但旧市委的个别人就是要压着我，文化大革命来了，学生红卫兵能客观地对待我，而且是他们首先弄清了事实真相、查清了我没有问题。军管会“三月镇反”把我抓起来，主要就因为我有历史问题，但结果发现历史真相不是那回事。所以我的《平反决定》跟你们的可能不一样。他就找出来，给他们看。“平反决定，亭军（平）第36号，经研究决定，取消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八日对郁平的逮捕，予以平反。郁平的所谓历史反革命问题，经查不实，有待运动后期提请组织部门改正原有结论。亭州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印），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九日。”他们传看过了，又还给他，都没有话说，因为一切正如他刚才所说，这份《平反决定》确实只针对着他的历史问题。他们脸上有点僵住，好像他退出了他们这火热的集体一样，但又不好对他有意见。凭着这一点，他得以巧妙应对了他们，没有使他们产生怀疑、反感、对立。　　
　　那么，“革命无罪控告团”这次所谓静坐军管会，他们还要不要他参加呢？他是否还有参加的义务呢？这显然成了一个问题。其中就有人说出来了，只不过已经有点酸酸的：那我们这次行动，郁老师就不要参加了？口气上用的是疑问句。这话说出后，其他人都看着他，就等他的表态，就看他这个人是有义气、还是没义气了。现在，他如果说，那我就不参加了，他们将很失望，他们拍拍屁股走了，心里不免鄙视他。　　
　　于是，他说，“鹊湖事件”以来，确实比较被动，你们做了几个动作，《芦荡的枪声》大字报、把那个在鹊湖被打死的工人安葬到烈士墓、还发生了医校的武斗事件，平时在街上冲击对方的游行队伍、撕他们的旗子，这些都没有能改变被动局面，说实话，效果还有点适得其反，一天天失去一些中间群众。着急也没有用，形势就这个形势。现在你们又要恢复“控告团”的活动，那是“三月镇反”时在狱中成立的，现在“三月镇反”过去九个月了，人都放出来了，再这样弄，说实话，不会有很多社会同情。大家的《平反决定》写得可能都不太好，留了尾巴，这当然可以跟军管会交涉，要求坐下来谈也可以，但何必要静坐呢？你静坐了，就反而被动了。你是不是天天静坐在那里？你什么时候结束静坐？你怎样坚持静坐？这都成了问题。“文革”以来，亭州学生先后两次闹过静坐，一静坐，虽然给对方造成了被动，但自己也有些被动，容易僵住，进好进，退难退。现在都什么时候了？大联合、三结合、大中小学一律复课，中央真是三令五申，一个运动不可能永远搞下去，我们几十个人反而来闹静坐，这样行吗？所以，你们来问我，我的看法就是这样。但你们一定要弄，一定要写上我的名字，我也不反对，我确实是“控告团”成员，不过我不可能到军管会去静坐，一来学校里复课闹革命，教师起码要每天到校，而且我的身份还只是一个代课教师，二来我的老婆，你们知道的，她吃了那么多苦，现在她怀孕了，身体又差，我要服待她，走不开。另外，你们为我带个口信给刘克成他们中心组，我认为用这个办法，是不能扭转被动的，这只能算是“战术动作”，而一切要从战略考虑才行，战略就是要把中央的要求、整个的“文革”形势正确吃透，来调整我们的行动，不能再犯新的错误。　　
　　包吉他们走了，虽没有反驳他的话，也没有赞成他的话，走得有点沉默，有点不高兴，也有点心事重重。　　
　　然而，他们还是照他们的计划实行了，使他得知这一消息的，是范公望。那天，久违了的这位老兄，一头钻进他的小屋，说，老郁，你的大名上墙了，不简单哪！他一听，似乎也就猜到了怎么回事，他问，是什么“控告团”吧？范公望说是。他说，前天他们在我这里跟我商量的，我不同意，而且给他们分析过这样做不妥，但因为我跟他们确实一起坐了牢，对他们抱着同情，我说，你们如果一定要做这事，一定要写上我的名字，我不反对，但我不可能参加你们的活动。这也就是有其名无其实。范公望说，你就这样对待你自己的政治生命吗？各人在运动中的表现，最后都是要轧账的呀，以后光凭那上面有过你的名字，说不定就是你今后真正的政治问题。他笑道，你这话本来是对的，但“文革”其实把这个冲掉了，因为这在“文革”中已经很不稀奇了，不知多少人写了多少张大字报，在社会上亮相了一次又一次，司空见惯寻常事，哪个还跟哪个算账呀？大账不错就行。我只要没有参加他们的实质性活动，名字又不是我自己写上去的，而且我是劝阻的、有言在先的，我怕什么呢？用不着担心。　　
　　范公望说，好，我且认你这一说。你还记得我们上次见面是什么时候吗？他想了一下说，是在他们抢枪之后、“鹊湖事件”之前。范公望说，对，是那时。你还记得我那时说过一个什么观点吗？他又想了一下，说，你说“革命”正在被造反派“用尽”，而“用尽”以后，某种相反的时代就要到了。范公望点头，他又加上一句，说，那跟你的社会理想可能比较靠近。范公望大笑，说，回忆正确！现在，又四个月过去了，我说的话不错吧？他们进一步在“用尽”，要把革命“用”得光光的、什么也不剩，他们才称心、才服肚。这个服肚的肚，大约也可写成赌博的赌吧？或者本来就应当那样写？你看《水浒》里那个李逵，赌了一回又一回，就是不服赌，他的性格“直”是“直”，但赌博表现很“不直”，像不像现在的造反派？造反派就是李逵，这是我对历史的一种发现，从这一点来说，《水滸》能写出这个典型，真够伟大。什么《芦荡的枪声》，“不直”到极点了，全讲的假话。他们在一年前是有“革命”的味道的，里里外外都“直”，直得也有些道理，是真老虎。现在已经成了“赌徒”，表里不一，成了纸老虎。而且越来越不冷静，开始输了。“鹊湖事件”是大输了一把。现在他们像李逵似的，想“扳本”，但这个“本”怎么“扳”？要按照“直”来“扳”，就要讲清事实、承认错误、改弦更张。但他们不敢这么“直”，做不到这么“直”了，他们选择了“不直”。这样越是要“扳”，就越是输得多，直到输得光光，再也“扳”不回头。他们现在已经有点像浔阳江边的李逵一样狼狈了。他们今后几个月之内还不会改变，他们自己改不过来了，将来只有准备让人来给他们算账。欠了“鹊湖”这样的账，想不还，可能吗？他们还在继续往下欠账，就跟赌徒一样，总想赢回一把，结果是越欠越多，最后大家都不跟他赌了，观众看这赌徒也看厌了，一致同意跟他清算，逐出赌场，下面由新的赌徒带着新的赌资，辉煌登场，重开赌盘，让人看了也新鲜有趣些。哈哈哈！　　
　　他听了，如同自己在受着无情的批判、尖刻的嘲讽一样，有无地自容之感。范公望这鬼才，不但骂了如今的赌徒，而且骂了未来的赌徒，痛快、辛辣，倒也无法反唇相讥。应当把范公望请到刘克成他们支队长大会上去对他们全体痛骂一顿才好。自古天下少不得这种人才，一万年以后也需要。这种人应当到报馆去任主笔、任专栏作者、做骂人骂世的专家，但时代不同了，现在没有这种“自由主义的”用武之地，只有在这种个别的场合偶尔一遇、让人有所受用。　　
　　范公望说，你的那些“狱中难友”，现在这个时候，还来闹静坐这种把戏，简直太不得人心了。站在他们的那个局部，不是一点道理没有，一点道理没有就来闹静坐也不可能，但现在确实不是闹这个的时候了，他们那点小道理，怎么能同“大联合、三结合”这些大道理、大主题相提并论而且还要凌驾其上呢？所以他们背后有无别的更大些的意图？他们的“斗争水平”现在确实越来越高了，简直有了阴谋的气味。他们的目的，无非要造成军管会的被动，逼着军管会买他们的账，认他们是“左派、核心”，封他们是响当当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让他们在“三结合”里有较多较高较大的交椅。现在的一切问题，都是由中央认定的“大联合、三结合”这个大主题决定的，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你骨里不想顺，表面上也不得不顺，所以也只能从这上头来猜测刘克成他们的真实意图、正确估计“直”中之“不直”，“不直”中之“直”。　　
　　他的心揪紧着，范公望正在猜测到这种“秘密”，这有点惊心动魄，好像他本来是保守着这一“秘密”的人，一旦被捅破，随即也就是一阵无聊之感。为了解除心头无端的压力，从某种不该他受着的困境中解脱出来，他笑道，你成了福尔摩斯大侦探，而我好像成了作案的人了，你正在当面破我的案呢。你猜对了，他们如你所说的“真实意图”，确实是想改变“鹊湖事件”以来，他们所陷入的被动局面，不过他们这样做，我并不赞成，也认为并不高明，我那几个“难友”来跟我商量时，我这样给他们说过。　　
　　范公望一拍大腿，叫道，这就对上号了，好家伙，我真是猜准了！范公望眼中盈盈的有了泪水，这是一个人在为自己的智力而感动吧？只见他继续说道，老郁，我们既然改变不了他们，他们既然要一意孤行，那就只好袖手作壁上观，看看到底鹿死谁手。行了，我们以后再谈！范公望精神亢奋地走了，瘦瘦的，昂昂然，临走时给了一份东西，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四章《所谓原始积累》摘抄，说：我特地抄了一份带给你，你没事时看看，我发现马克思这些论述，其实可以支持我的《形式论纲》，从历史和理论上说明我的思路在形式上是对路子的。　　
　　范公望走了，他把那份东西夹到乔丽的厚厚的医书中去。他感到一种压抑，并且来自范公望，虽不是在精神上，但在对历史社会和未来的感觉与认识上，他似乎不及范公望那样自信、坚定，那样简直挟带一股必然崛起的气势而呼之欲出，正如秦国的八年不出的“公子虔”那样，商鞅将被他们车裂，因为商鞅不能妥协于他们的特权。商鞅力量不及，只有失败，但商鞅是不能妥协的。对范公望的一套，以前他早已当面给以了剖析和批判，然而，他也确实感到，就社会分类而不是就个人而言，范公望定将成为宗进庭所说“无往不复”的那个“复”过来的力量，就连他到时也不免要附和他们几句，或者站在一旁开不得口。因为他是承认他们有一定合理性的，因为“革命”的缺点不可避免总是很多。“革命”，从来不是一种正常过日子的秩序，它终将成为过去，这就是人心所向，历来如此。人心者，常人之心也，日常之心也，这将成为新的号召的依据。你刘克成之类再挣扎也没用，你哪怕就是一只了不起的狮子也没有用，你哪怕就是一个完美无缺的天神也没有用，因为我们不可能都跟着你成为狮子和天神，你作为狮子和天神折腾过了，让我们精神了一阵，长了不少见识，为我们冲破了一些东西，就行了，不要老折腾了，该你滚得远远的去了，就连把你们号召和支持起来的，也一再地要“收”起你们了，这正是顺乎人心，是明智之举，是有张有弛的文武之道。这也正是这次“革命”的一个特点，它只是适度的整肃，它只是一次警告和教育，它只是对未来的一种探讨和演习。在政治上，你们，刘克成之类，将死去，你们的苦斗将被丑化，成为笑料，遭到厌恶，但苦斗的主旨和精神仍将被历史作为火种悄悄收集、深藏到历史的灰堆中去，有朝一日冒出火光来，召唤狮子和天神像恶梦一样再度出现。　　
　　乱思到此，心中似乎好过了一些，一抬头，站在门口的却是刘克成本人，而不是狮子和天神。他注意到，在门外较远的地方，站有两个工人，那定然是刘克成的随从或者说是保镖了，这是刘克成现在的风格。　　
　　郁老师，你说我们怎么办？骑虎难下，越来越感到骑虎难下。刘克成的大脸盘朝着他，眼睛瞪得圆圆的，一股质朴而强悍之气迎面而来，让他精神为之一振，狮子就是狮子。他泡了茶，请刘克成坐下来，他也坐下来。他说，毛主席视察三个地区时的讲话，报纸上不都公布了吗？只有照那个去办，是你们急流勇退的时候了，即使真正的革命，到时也总是有退却的呀。刘克成说，毛主席的讲话当然不错，但具体做起来有很大困难，而且，我们亭州怎么办，还是要我们自己想办法呀。他说，你们首先要认清总的形势，“一月风暴”以来，中央总的要求是什么？毛主席对你们的希望是什么？你们做到了多少？没有做到的有多少？违背的有多少？现在毛主席直接出来讲话了，话也讲得再明白不过，既肯定和爱护了你们，又对你们提出了要求，既站在国家人民利益的最高立场，又这样体谅和关心你们，这样亲切引导，这样苦口婆心，真是一片佛心啊。你们最难做到的，你们最容易犯的，毛主席都说到了，他怎么对你们看得这么清楚的？他对你们简直是太了解也太理解了，说实话，我都感到有点不可思议。这样伟大的人，这样来关心、研究、指导造反派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真是把造反派太当事了，我心里都有一种不过意的感觉。可是你们的感觉好像有点不同，你们尾巴翘得高高的。　　
　　刘克成不无愧色说，是的，看了毛主席讲话，我们心里也是很惭愧、很感动的，可是……。　　
　　他打断说，在毛主席这样的讲话面前，你们不能再有什么“可是”了，你们越是“可是”，就越是要打折扣、犯错误，“文革”作为运动，都到这一步了，你们何必还要对毛主席这样的讲话来一个“可是”呢？我对你们的一些行动，感到不理解，你们正在失去人心，已经失去得不少了，再下去你们的老本就要拼光了。刘克成说，我们也不能就这样伸出手去，让人家来綑啊。他说，毛主席讲话里没有说要綑你们，他只是说现在是你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毛主席说得委婉、宽厚、留有余地，他这句话的前提是说你们以前的造反是对的，不算错误，如果有人要跟你们算这个账，那么他们是错误的。但为什么不说那个，只说现在你们有可能犯错误呢？因为现在的重点不是要说那个，而是要说这个。其实讲话的最后还是对你们以前作了充分肯定。毛主席也是在对你们做工作啊。有时你不愿意犯那个错误，但就已经犯下来了，这就是当前你们的一个特点，你们如果陷入盲目性，那你们就要辜负毛主席他老人家了，你们总的来说，不少事情，已经让毛主席很担心、很失望，但毛主席爱护人民的革命积极性，并没有怎么批评你们，你们要听话听音，从里面体会毛主席的心情，来考虑自己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我认为特别是你，要回去把毛主席这篇讲话反复看、反复体会。我认为你们用“控告团”静坐军管会来“叫将”、来扭转被动，这方法是不对的，这不是正道，正道在哪里？就在毛主席这篇讲话里，那是代表大局，代表人心，代表客观规律的。就看你们有没有水平跟上来。我听说杨敬尧让你背诵过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里的一段，你可以回顾一下，运动以来，你作为一个主要的头头，一个工人领袖，公报里这段话对你是不是有指导性、重要性？我把那一段找出来看了一下，真是了不起、有预见性、指导性，现在毛主席这篇讲话，跟那个是一致的，如果我们一直就能做到、也就是真正“紧跟”的话，那就太好了，即使由于群众自发性的原因而有些事情失控，到最后总还能问心无愧。我认为这是最主要的，胜与败反而是无所谓的了。现在看来，失败是有可能的，历史是有可能倒退的，因为对“文革”不理解的、反对的力量很大，加上普通人过日子的平常之心的习惯力量，我们犯的错误越多，就越是增加社会的不理解和反对，一些人反对“文革”也就越是有理由、越是得人心了。刘克成啊，总有一天，你自己要跪在毛主席像前说对不起他老人家。如果说历史会倒退几步的话，那么我们已经有一份责任了，我们所犯的错误，就是我们的责任，从另一面来说，“中国赫鲁晓夫”式的人，要给你们发个大奖章，你们让“文革”失败有“功”啊。　　
　　刘克成渐渐是把他的话听下去了，一直瞪着眼诚恳地听他说着，努力地领会着。最后说，郁老师，你说得完全对，我全听得懂。但是，最近，我们听到有干部发牢骚说，这样下去全不上路子了，首先要恢复秩序，然后让各项工作上路子。我们想，他们要上的是什么路子？是《鞍钢宪法》“两参一改三结合”的路子吗？是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正不合理的管理制度，工人、干部、技术人员三结合的路子吗？不是的，他们要上的路子，就是他们来一把抓、把工人只当成劳动力的路子，就是他们来做官当老爷的路子，那样下去总有一天还是要资本主义复辟，他们很容易摇身一变成为红色资本家，最后总有一天要把红旗丢到东洋大海去。他们就是这样的路子。这是争夺管理权的斗争，是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人民创造的财富掌握在工人阶级手里，还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问题，如果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他们说得再漂亮，怎么可靠呢？自古家奴欺主，人民的公仆摇身一变成为人民的主人，以前我们就领教过不少了，“文革”斗来斗去归根到底斗的是这个，他们怎么不恨我们！我回去要组织我们头头部、还有支队长，把毛主席讲话，把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再好好学学，错误要改，革命还是要革的。　　
　　刘克成一番话，又从另一角度感动了他，让他深思，也让他体会到一种无奈。但是，刘克成有这样虽然质朴却很高度的认识，怎么同他眼下指挥的错误动作联系得起来呢？历史还能让他有时间来改正错误吗？他能改正自己的错误吗？矛盾就这样结合在小城的一个工人领袖的身上。用范公望的比喻来说，就是“直”与“不直”这样一对矛盾现象存在于一个统一体内。不管怎样，他该对刘克成说的，都说了。　　
　　好几天过去，没听说情况有什么改变，“控告团”是真的静坐了军管会，但不是“静坐”，而是“进驻”，军管会让出了一座小楼，就让他们在那里折腾。他们架上了高音喇叭，每天在高音喇叭里吹军号，他在家里也听得到。看来刘克成还不想或无力改变他们原有的错误决策。那些“难友”们怎样在军管会里闹，他不想去看，一步也不想走到那里去。他早已厌恶那种纷纷扰扰的场面，他们的“革命”钻进了死胡同和牛角尖，尽管他们确有自己的某种合理要求。正如毛主席指出的，他们正在“犯错误”，这就在犯给全市人民看呢。从毛主席的谈话中可以看出，他老人家大慈大悲，微笑着把孙猴子看得清清楚楚，但他没有发火，没有训斥，一点也不急躁，从容不迫，以极大的耐心循循善诱进行教导。　　
　　但刘克成打的这个结，到底怎么解？他们这个“叫将”，到底怎么破？好比一出戏、一盘棋，让人不得不关注着。　　
　　无聊时，他取出范公望留下的那份资料，纯粹是摘录马克思的原句：　　
　　创造资本关系的过程，只能是劳动者和他的劳动条件的所有权分离的过程，这个过程一方面使社会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另一方面使直接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因此，所谓原始积累只不过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　　
　　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是从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中产生的。后者的解体使前者的要素得到解放。　　
　　使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的历史运动，一方面表现为生产者从隶属地位和行会束缚下解放出来，对于我们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来说，只有这一方面是存在的；但是另一方面，新被解放的人只有在他被剥夺了一切生产资料和旧封建制度给予他们的一切生存保障之后，才能成为他们自身的出卖者。而对于他们的这种剥夺的历史是用血与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　　
　　在原始积累的历史中，对正在形成的资本家阶级起过推动作用的一切变革，都是历史上划时代的事情；但是首要的因素是：大量的人突然被强制地同自己的生存资料分离，被当作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抛向劳动市场。对农业生产者即农民的土地的剥夺，形成全部过程的基础。　　
　　货币是一切权力的权力，因而，把耕地变为牧羊场就成了他们的口号……（马克思原著脚注：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一书中谈到一个奇怪的国家，在那里，“羊把人吃掉了”。）　　
　　十八世纪的进步表现为：法律本身现在成了掠夺人民土地的工具，……促使农村居民变成无产阶级，把他们“游离”出来投向工业……只要这是为建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所需要的，政治经济学家就会以斯多噶派的平静心情来加以观察……从十五世纪最后三十多年到十八世纪末，……是一连串的掠夺、残暴行为和人民的苦难……掠夺教会地产，欺骗性地出让国有土地，盗窃公有地，用剥夺方法、用残暴的恐怖手段把封建财产和克兰财产变为现代私有财产，这就是原始积累的各种田园诗式的方法……为资本主义农业夺得了地盘，使土地与资本合并，为城市造成了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阶级……变成了流浪者的农村居民……新兴资产阶级为了……把工资强制地限制在有利于赚钱的界限内，为了延长工作日并使工人本身处于正常程度的从属状态，就需要并运用了国家权力。这是所谓原始积累的一个重要因素。……工人结社一直就被认为是严重的犯罪行为。　　
　　法国资产阶级在1791年6月14日颁布法令，宣布工人的一切结社都是“对自由和人权宣言的侵犯”，要课以500利弗尔的罚金并剥夺公民权一年。这个法律用国家警察手段把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斗争限制在对资本有利的范围内。　　
　　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这些田园诗式的过程是原始积累的主要因素。跟踵而来的是欧洲各国以地球为战场的商业战争……在对中国的鸦片战争中继续进行下去……原始积累的不同因素……都利用国家权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来大力促进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过程，缩短过渡时间。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　　
　　荷兰，它是十七世纪标准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使爪哇岛得到奴隶而在苏拉威西岛实行盗人制度。为此目的训练了一批盗人的贼。盗贼、译员、贩卖人就是这种交易的主要代理人……新英格兰的清教徒，1703年在他们的立法会议上决定，每剥一张印第安人的头盖皮和每俘获一个红种人都给赏金40镑，1720年每张头盖皮的赏金提高到100镑……大工业是以希罗德王式的大规模掠夺儿童来庆贺自己的诞生的……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在工场手工业时期的发展，欧洲舆论丢掉了最后一点羞耻心和良心……利物浦是靠奴隶贸易发展起来的……棉纺织业在英国引起儿童奴隶制……　　
　　要在一极使社会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转化为资本，在另一极使人民群众转化为雇佣工人，转化为自由的“劳动贫民”这一现代历史的杰作，就需要经受这种苦难……　　
　　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多数人的小财产转化为少数人的大财产，广大人民群众被夺土地、生活资料、劳动工具，人民群众遭受的这种可怕的残酷的剥夺，形成了资本的前史。这种剥夺包含一系列的暴力方法，其中我们只考察了那些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资本原始积累的方法。对直接生产者的剥夺，是用最残酷无情的野蛮手段，在最下流、最龌龊、最卑鄙和最可恶的贪欲的驱使下完成的。　　
　　如果是别人给他这份摘录，他也许只能当成历史来读，而这是范公望给他的，并且还说，这可以支持他的《形式论纲》，这就不能不使他倒抽了一口冷气。他不能不承认，范公望是一个历史的鬼怪，躲在阴暗角落里对现实发出切齿的和血腥的诅咒，讲着可怕的预言，而且竟然还借用着马克思的精僻的论述来暗喻。就是说，范公望要在中国社会主义大地上，重复马克思的深刻文笔描述下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只不过不是针对着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而是针对着眼前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他无法按照范公望这个历史鬼怪如此疯狂的思路想下去，他把摘录仍然夹回厚厚的医书中去，不打算考虑、也无法考虑这个问题了。　　
　　那个月，接着发生的是“农机厂事件”。他在大街上亲眼看到一个解放军战士被迫站在高凳上，底下是仰面愤怒责问这个战士的一些人，四周是想听出究竟的群众。他感到惊心动魄，因为运动以来，像他这样因为或真或伪的“历史问题”而被勒令站到高处示众、责问和批斗，像宗进庭这样为群众所不满的当权派遭到群众这样的对待，都是司空见惯、视为平常的事了，而如此对待一个身着军装的解放军战士，是非常令人震惊的，但它就在眼前发生了，群众除了围观，并无一人站出来说“你们不能这样做”。　　
　　这时，一个他不认识的人，或者是认得他，或者只是出于想跟人说话，向他介绍说，“工红”这边得到情报，说有军人在农机厂里帮助造武器，得到消息，刘克成马上调兵遣将，包围了农机厂，攻打进去，里面工人都跑光了，果然发现有这个解放军战士在里面，问他，什么也不说。从厂里翻砂车间查到一大堆手雷，灌好炸药的已经有五箱，当场试验，掷出去落地就炸。群众就把这个战士弄到大街上来，以向人们说明军管会如何支持“屁派”，因为农机厂正是“屁派”的一个据点。这会儿，农机厂里里外外全是人，“战斗”虽然早就结束，人证物证都抓到了，但有一个家伙不知为何爬到水塔上去了，据说是厂里“屁派”的一个头头，“工红”就在水塔下面展开了宣传攻势，要水塔上的人下来投降。　　
　　眼前景象和这个人的介绍，刺激着他的神经，他无法评论，也无话可说，掉头回家时，却就看到大街上已经出现对立双方的大字报，一份大字报的题目是《向水塔上的小伙子喊话》，一份大字报的题目是《冲打国营工厂，围攻解放军战士，“文革串”罪该万死》。他从仰面看着大字报的人们后面无动于衷地走了过去。　　
　　但街上的人们忽然被惊扰起来，原来，一股骚乱从大街远处像大风吹着满地树叶迅速地过来了，他赶紧让到人行道上去，只见激动的人们抬着一个担架奔过来，旁边和后面跟着无数的人，叫嚷着，像浪潮一样从眼前卷了过去，不知出了什么事情。　　
　　这事情，到第二天，他就听说了。林集，这个戴着白糊糊的深度眼镜的大头小身的孩子，这个红卫兵的理论家，让他联想到庄子笔下“浑沌”这个形象的，笑嘻嘻的出现在他的门口，被打坏的眼镜依然坏着，脸上被打青的的地方依然青着，进来之后，就像谈一个很好玩的社会新闻一样告诉他一件应当是很秘密的事。原来，昨天在学校食堂吃晚饭之后，林集就上街转悠，走到医院门口，却见包吉骑着自行车到了面前，彼此招呼了一声，他就跟包吉进了医院，包吉在车棚里停了车，拎了一包东西往里走，他跟着，一直跟到医院后面的一个荒凉的有池塘的花园，那里有一间孤另另的破屋子。　　
　　听到此，他心跳起来，他想起了那个地方，也想起了那间屋子，那是医院王家山副院长寻了短见的地方，也是乔丽被绑架关在那里的地方。　　
　　林集说道，没想到，刘克成等一些头头全在那里，好像就是等着包吉去取所需要的东西的。他们都进了那间破屋子，一股阴气让人身上一凉。他们把门关了起来，派了一个人在屋外站岗放哨。屋里没灯，他们打开了两支手电筒，照出里面有一张破长椅。只见包吉把带来的东西放到破长椅上，原来只是一大块猪肉。这时有人把一个破棉花胎摊到椅子上，把猪肉层层包了起来。林集心中正在诧异，却见一个头头拿出手枪来，对着破棉胎打了一枪。然后那些人就用电筒寻找，在下部的棉胎上发现粘着那个弹头。说，行了。于是乱纷纷地都走了，带走了棉胎和猪肉，还有那个弹头。　　
　　这是做什么呢？后来林集把谜底给猜出来了，因为林集在第二天看到街上的大字报说，在昨天的事件中，有一个工人在农机厂被一颗子弹打中，幸而及时送医院抢救过来，这说明农机厂的“屁派”不但在制造手雷，而且持有枪支。林集看到“工红”的这份大字报，就想到昨天亲眼看到的那神秘的事情，其目的一定是为了获得一个弹头作为证据，而这个弹头必须是穿透过皮肉的，才经得起法医的检测。他们是在做假。　　
　　他听了倒抽冷气，而林集却似乎没当回事，表情还笑嘻嘻、浑浑沌沌的。他说，这怎么行呢？林集说，我也想过，这怎么行呢？但又想，历史也许就是这样的。他说，不行，这是走进了搞阴谋诡计的泥坑，这些工人当初冲出来造反时，还是比较单纯的，哪里会想到自己以后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真正的政治是光明正大的。　　
　　林集不但不附和他的说法，而且说，我虽然也觉得这样做不好，没有必要，但是我理解他们，我觉得他们是在做最后的博斗，至于手段，能用的就用上，这也是无法之法。胜利以后，一切都好说。　　
　　他说，你这种说法是机会主义的，这样做充其量只能赢得一时的效果，带来的危害却是极大，一个是很容易被揭穿，成为否定自己的把柄，一个是自身受到一种腐蚀，这种腐蚀对自身也将是致命的。这可以从陀斯妥耶夫斯基描写无政府主义者的小说中读得到。　　
　　林集服膺了他的这一说法，叹了一口气，说，现在，真是没有办法，好像已经看到了失败。　　
　　他说，如果造反派失败了，也不是绝对的坏事，毛主席说“文革”是一次大演习，顾名思义，演习就是取得正反经验教训的，失败给人的教训往往更深刻，有句话说，失败的军队更善于学习嘛。毛主席虽然预计到这种艰难性，但并不等于我们可以用犯错误来增加这种艰难性。　　
　　林集表示同意，说，是的，从参加“文革”到现在，得到的经验教训是不少。但是，一切虽然是大演习，斗争却是实实在在的啊，始终对立着的两股力量不是虚构的，不是闹着玩的，我这才体会到毛主席伟大，他坚决地站在普通人民一边，他像是童话里的正义的国王，又像是悲壮地偷火给人间的普罗米修斯。街上争论着的人们，都是人民内部，但背后的斗争实质却是严重的，看不见摸不着但感得到的斗争实质在决定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虽然每个人自觉的程度不同。　　
　　他问，难道你们在一开始的时候，以为实质不严重，以为是闹着玩的吗？你所感到和理解的实质是什么？　　
　　林集说，不是，从一开始就觉得很严重，从运动看，实质就是要不要平等地对待人，就是民主与不民主的问题，当然，民主只是手段，不是目的，不民主也只是手段，不是目的，目的是更深的实质，那就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但这个问题对于我们学生，在很大程度上是理论性的，我们年龄不够，经历不够，有待将来再加深理解。但现在我们对斗争的尖锐残酷，有了亲身经历，开始知道情况的艰难和危险，决不是纸上谈兵的事情。很多同学最初不过是想“积极参加政治运动，图个好表现”，这种肤浅想法早已被严酷的斗争现实打破了，所以有些人就退缩回去不参加了，特别是来自农村的同学，大多数早就回去了，有个别人甚至在乡下结了婚，过小日子了，农民真是现实主义者啊。　　
　　他问，那么你后悔吗？　　
　　林集说，我不后悔，但是现在的感觉是很复杂的，好像都有点动摇了，我还要把《九评》再好好读一遍，从理论上在我们本来的立足点上站稳，来坚定我们的意志。　　
　　他问，“控告团”静坐军管会了，你们是怎样表态的？　　
　　林集说，我们写了坚决支持的大字报，我执笔写的，但我一边写着一边心里也有矛盾，因为我怀疑是否有静坐的必要，怀疑是否能静坐下去，但“控告团”的要求是正当的，我们也理解到这是整个斗争的需要，是为了要把不利的局势扳过来，所以我们要表示支持。工人运动是主体，我们学生有呐喊助威的责任，但我感到是在啃硬骨头，而且硬骨头像山一样大，啃不动。现在学生里面逍遥派不少，在家里打扑克，不出来参加活动，也不到学校来。社会流传几句话：逍遥派，真自在，运动后期当左派。我思考，流传这样的话，也是客观矛盾和斗争形势的一种反映，它是庸人哲学，但是它好像抓住了人心，就连我的心，至少也有一部份被这句话击中了似的。做一个真正的彻底的革命者，为真理而斗争，多么不容易，多么孤独啊。我想来想去，一切都在于人性的卑微。　　
　　对此，他无话可说，因为他也体会到这种深刻的无奈。　　
　　林集这样谈了一会儿，离开了，身上带着革命性和彷徨性，坚决性和犹豫性，崇高性和庸常性，还有年轻学生宝贵的青春和看不见的未来。一切都正被放在炼狱里苦炼着。他想起了《炼印》这部有趣的戏曲片，那方假印在火中一炼，被证明是蜡做的，随火而化，不是真金。　　
　　他虽然不朝军管会那里走，但从那个方向传来的军号声却准时响起，是一个人对着里面的高音喇叭话筒，每天早、中、晚三个时辰吹奏他的军号，用他的号声说明“控告团”在那里的存在。这个人想必当过号兵，或者是喜欢吹号，这时用上了，用在这火热的革命运动中，心中想必很自豪。有一天他在街上遇到一个人，看样子是个工人，只见精瘦的三号身材，有点猫儿脸，脸上表情率真无邪，三十岁年纪，戴一顶褪色的旧军帽，穿一身褪色的旧军装，腰间扎着皮带，一根绳子把一个铜号斜挂在身旁，铜号上系着红绸子，随着他的匆急的步子而飘动着。这个人想必就是每天在军管会里按时吹号的角色。他停下脚步观看着这个人走过去，这个人发觉受到他的注视，就朝他一笑，随即又只管走路，一种重任在肩，抓紧时间的样子。　　
　　没想到，路边也有人在观看他，是公检法军管会主任姜顺堂，向他招呼说，好像有好久不见你了，何时到我那里去谈谈，怎么样？他漫应了一个“好”字，姜顺堂就立即来落实时间，说，下午三点，到我的办公室去，我们关起门来吃茶，如何？他无可推辞，就答应了。　　
　　下午，他进了姜顺堂的办公室，姜顺堂掩上门，请他坐下，给他泡了茶，头一句话问他：你认得那个吹号的人吗？他说不认识，他只是从那个人的那身装扮，估计就是每天在军管会里吹号的人。姜顺堂说，对，他就是每天在军管会里吹号的人，所谓的“控告团”在里面二号小楼上设立了宣传站，有扩音器材，有工作人员，这个吹号的，据我们掌握，不是工作人员，但每天都去，按时吹号。他问，这个人过去当过吹号的兵吗？姜顺堂说，这个人的情况，我们已经掌握，叫申恩梅，在山东部队当过号兵，复员在亭州印刷厂当切纸工，以前是平平常常的一个人，“文革”以来也不活跃，不知道为什么这时候突然有了这样的积极性，好像赶上了末班车似的。　　
　　姜顺堂最后一句话让他心中暗地一惊。丢过这个话题，姜顺堂问他，“控告团”名单上有你啊？他就做了解释，姜顺堂说，我们估计也是这样的。他们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不到黄河心不死，不见棺材不掉泪。现在我们是投鼠忌器，只好忍耐，但忍耐是有限度的，矛盾终归要解决。　　
　　他听了无话可说。姜顺堂问他，你说呢？他说，我只觉得悲哀。姜顺堂问，哪方面的悲哀？他说，说不出来的、整个的悲哀。　　
　　对他的话，姜顺堂点头表示理解。他问，你们一个战士在农机厂被群众弄到大街上，是怎回事？姜顺堂说，这事情，我们不好写大字报辟谣，好在有两派群众，而不是只有一派，他们这样说，会有人出来那样说，那就让人们自己去辨别真相辨别是非吧，我们不着急。他们说他们有个工人在农机厂里中了枪弹，而且把弹头送来让我们的法医检验，但我们也问过另一面了，人家向我们保证厂里没有枪支，所以这事情是值得怀疑的，我们不好表态，总有弄清楚的一天。　　
　　他的心不由得狂跳了几下，出于诚实，几乎想把林集告诉他的情况说出来，然而，这岂不是一种告密行为吗？他虽然不赞成刘克成他们这样的行为，但他有一种不忍，就好比家丑不可外扬一样。即使刘克成他们在错误道路上不能回头，像一个拼打到最后的拳击手一样最终失败，倒在地上，他除了悲哀与怜悯，也不会去指责或鄙视他们，那样做，是别人的事情。现在，一切就只是情感问题了，他守着自己的不愿动摇的情感，而让自己置身事外。由于自身政治素养和政治经验的不足，也由于对立面势力的强大并且富有经验，像刘克成他们，看来只是昙花一现了。作为普普通通的群众，他们做了一回昙花，这已经很值得纪念。他立即让自己镇静下来，问，那个战士后来怎样？　　
　　姜顺堂说，他们把那个战士在大街上围攻了一个多钟头，最后送交到我们这里来，就散了。我们问了那个战士，他只是有个亲戚在农机厂，他是去看望这个亲戚的，其它一切他都不明白。郁老师，当然，在群众运动中，产生这样混乱的事情，是不奇怪的，它是社会矛盾的反映，但是，反映了什么呢？反映了刘克成他们困兽犹斗，想找突破口，来扭转颓势，扭转败局。不管他们是不是有预谋有计划的，他们现在的一盘棋，我们看得很清楚。他们一方面用所谓“控告团”静坐军管会，来牵制我们，另一方面就这样找机会闹事，要达到的目的，就是让我们乖乖地屈服于他们，承认他们是亭州响当当的左派，依靠他们，在大联合三结合当中让他们占据优势，这样他们在“文革”以来的错误，就可以不算账了，他们一直最害怕、最反对的，不就是“秋后算账”吗？其实，越是这样，犯的错误就越多，就越是要算账，不算是不行的，不算，不把他们这种势力压下去、打下去，社会就安定不下来，就不能恢复正常秩序，天下就会永远地乱下去，这是任何一个政府最起码的职责所在。　　
　　对这番话，他虽能理解，但无言以对，好像他成了刘克成他们的代表在接受这种训导和警告。他心中有着自己的保留意见，那就是，这一切你们不也有责任吗？归根到底，你们对“文革”，对这些群众的态度，是怎样的呢？这不也是问题的一个症结所在吗？从这一点来说，他们犯错误的原因，除了他们自己的私心和政治上不成熟，就是因为你们的不公正。但看来，所谓公正，站在不同立场，就有不同的公正，所以你们一定不认为你们不公正，而认为你们所做的就是公正，比如三月镇反，在你们看来，就是必要的、公正的，只不过性急了一些。如果是这样，那就永远说不到一块了，一切只是力量的对比而已，所谓强权即是公理。他发觉自己心中是一个坚定彻底的革命造反派，并不比包吉他们差，只是包吉他们率直地表现为情绪，由情绪支配着他们，缺少头脑，乱冲乱撞，像李逵一样做出直而不直的事来，授人以柄。　　
　　你给我说说，也许我说得不对呢。姜顺堂做出向他请教的姿态。　　
　　你所说的，站在你这一面，是完全对的。他回答。　　
　　那么站在当中呢？姜顺堂立即敏感地问。　　
　　如果能站在当中考虑问题，你们的工作也许能开展得更为顺利一些，到将来你们要给他们算账的时候，也会客观一些，处理得合情合理一些，让他们口服心服，减少后遗症。不算账确实是不可能的，不是你要跟他们算账，而是客观形势的发展就是这样，至于什么叫客观形势的发展，只要看看几个大作家的小说，就可以得到很生动的了解。　　
　　哪几个大作家的小说？　　
　　雨果的《九三年》、《悲惨世界》，法朗士的《诸神渴了》，狄更斯的《双城记》，我所知道的，就是这几部，其它可能还有。看一看这几个我们定义的资产阶级作家，是怎样去描写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的，他们有哪些方面是高度一致的，他们的同情心是在哪方面，他们的批判锋芒是朝向哪里，他们的文学是不是客观真实的。作为人民这样普遍热烈地参加、发生了这样尖锐对立的社会运动，“文革”与法国大革命必然有许多相同相似之处，是可以用这些历史来作比较的。　　
　　姜顺堂不说话，体会到他的话意。稍停，对他说，你说的我也都能理解。但政治不是文学，文学也不是政治，政治是极其现实的。就拿你说的法国大革命来说，极其血腥和残酷，但作家用来写小说时，就是纸上谈兵了。纸上谈兵是另一回事，作家的正义情感不能代替历史，历史是现实的阶级力量的对立和博斗，人民的是正义和愤怒的，贵族也是正义和愤怒的。　　
　　那么是非呢？他问？　　
　　没有是非，有的只是力量的对比。历史就是这样，是非只是后来的笔墨官司，是文人们的事情。　　
　　姜顺堂竟然这么说，他无言以对。他是知识分子，他只能是一个纸上谈兵的角色。纸与铁与血，确实不是一回事。　　
　　回到家中，却见屋里是两个女人，而不只是乔丽一个，另一个人是宗进庭的夫人兰贞，二人的交谈显得亲密无间、十分投合，当一个男人看到两个女人这样密切交谈时，总是有着一种羡慕和向往，女人之间的心思，比起男人之间，似乎容易沟通一些。　　
　　原来，兰贞是有事情来的，但并不显得紧张，倒是比较从容。告诉他：下午，“工红”，也就是“串联会”，来了几个工人，让老宗跟他们去了，说是到“常委学习班”去集中学习，地点在农校。兰贞说，工人的态度是和气的，对老宗是尊敬的，他们是全市最大的工人造反组织，他们说办这个“学习班”是为了解放干部、实现“三结合”，这当然是好意，所以我也没什么不放心的，但毕竟他们只是群众，而不是军管会，不能代表组织。　　
　　他说，这情况我一点也不了解，刚才公检法军管会的姜顺堂约我去谈心，也没谈到这件事，看来他还不知道。这事情，我的看法，首先是不要紧张，看样子你也没有紧张。目前形势是要实现大联合三结合，但表现出来的情况，正好相反，两派之间，街头上的冲突和武斗事件反而在上升和扩大。“工红”他们单方面把常委弄去，这一行动，肯定是不对的，他们的目的，无非就是争夺领导干部，在将来的三结合当中能得到干部的支持，使自己处于优势的地位。　　
　　兰贞说，真没想到，老宗他们还有这样吃香的时候。　　
　　他说，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不是任何个人和群众组织的私有财富，经过运动，党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为党为人民工作，而不是为某一派群众组织所用，哪怕它是百分之百的左派，也不行，这个道理，太显而易见了。但“工红”他们既然是这个意图，也就不会用不好的态度对待他们几个常委。从好处讲，也可以说，他们这种国家主人公的自信和气势，倒是令人有点肃然起敬。　　
　　最后这句话似乎有点幽默，让兰贞开颜笑了起来。不过他的心里却暗暗有点痛苦，因为他本来并无对刘克成他们有这种讽刺之意，然而一出口，兰贞这么一笑，就有了这种意思，而这意思，是他不同意的。　　
　　他不觉就对兰贞说，在毛主席的思想里，一贯提倡人民当家作主，“文革”的发动，从《十六条》里“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中心思想，以及这样让群众组织像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似乎每个人都成了国家主人公，就有进行这种“当家作主”的试验的意思，就是一般所说的“反修防修大演习”。那么，“工红”把常委们集中起来“学习”，也就可以视为这方面的一种萌芽，虽然它含有杂质，然而也有合理的和了不起的东西，那就是人民起来管理国家，这是毛主席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回答黄炎培时，说过的理想。现在，中央对运动要“收”了，也就是说，第一次“大演习”要结束了，但亭州的这些工人们，仍然意犹未尽，仍在热心地要把他们的“演习”做到底，虽然他们在意思上含有不对的一面，但对的和可贵的一面，也仍然是很显然的，这本来是军管会应当想到去做的事情，工人们不但想到了，而且立即就做起来了，他们不认为自己犯了“鹊湖事件”这样的错误，就应当灰心丧气无所作为，他们照样继续担当国家主人公的责任，要去完成亭州的“文革”的任务。既然他们有这样很正经、严肃、好的一面，我们就更可以放心了。我估计不会出什么事情，另一派去抢夺的可能性很小，因为他们力量不够，如果他们要这样做，也一定会事先去问军管会，因为他们跟军管会关系密切，不像“工红”这样自行其事。据我听到的，“工红”这样做这已经是第二回，第一回是“一月风暴”之后，造反派把常委们集中在三峰园里学习，为夺权作准备，后来造反派分裂，这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但那一回可能还不包括老宗。兰贞说，对，那时他们把老宗送进了看守所，这一回是包括老宗在内了，看来亭州市委常委里是一个走资派也没有了。他说，我看，“工红”的这个事情，军管会马上就会知道，会研究出解决的办法来的。　　
　　兰贞说，听你把情况这么一分析，我就更放心了，正反两面，你都分析到了，确实是那么回事，对群众确实要这样一分为二的看，你真不愧是做老师的呢，而且比一般做老师的，水平要高得多。　　
　　他忙说，不一定不一定，水平高的人多呢，老宗虽然不当教师，但在有些方面，水平是我们这些啃书本的人不好去比的，这会儿，你在为他担心，他自己从容不迫，正在同几个常委有说有笑呢。　　
　　兰贞又笑了起来，说，你这一说，我真的完全放心了。你虽然不是造反派，但你认得他们，有机会给我去看看情况，啊？　　
　　他答应了兰贞。现在兰贞已经知道他不是造反派了，如果他是的，她和他将不共戴天，这是多么可悲啊。兰贞回家去，他和乔丽送至街头，挥手作别，看着兰贞在人行道上走去，形同常人。　　
　　他心里说：刘克成啊，你还想把你的“战术动作”玩到什么时候？　　
　　乔丽问，你打算到工人那里去一下吗？他说，兰贞来拜托过了，我当然要去看望一下宗进庭，顺便也要对刘克成他们适当加以劝说。想不到我在这场运动中，处在这样特殊的地位上，好像成为战国时代的游谈说客了，属于“士”这个阶层，一会儿不高兴了，他就足不出户，一会儿高兴了，他就游说诸侯。后来写书的“士”们，就夸大他们的这种先人的作用，好像能片言而改变天下局势，神奇潇洒之极的。我们医校，就是培养“士”的一个地方，学生毕业出来，叫做“医士”或“护士”，比起老百姓、普通工农，他们还是比较潇洒的。现在，普通列兵也称“士”，叫做“战士”或“士兵”，其实是不当这样使用的，古代甲士，是有身份的人，不等于现在的普通列兵，古代的普通列兵，称为“徒”或者别的什么，他够不到“士”这个阶层。再拿“生”这个字来说，指读书人，称为学生，还有“门生”这个词，都说明“生”这个字代表的级别是不高的，但是现在高等医校毕业的反而称为“医生”，中等医校毕业的反而称为“医士”，其实应当颠倒过来，“医士”应当高于“医生”。　　
　　乔丽笑道，你可以写个大字报，提出你的主张。　　
　　那就要说我这个人是神经病了。一个人如果违反习惯的大家认同的东西，那就是笑话，哪怕他所说的是真实、真理。　　
　　第十五章   郊血　　
　　天很冷，僵着，好像随时都会下雪。从军管会方向依然每天准时传来军号声，这个吹号人的情况，从姜顺堂所言可知，军管会已经掌握其情况，叫申恩梅，印刷厂的切纸工。他不禁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就是树上到底有几只鸟，山上到底有几只猴，已经在严密监视之下。其实，就是刘克成他们整个的情况，又何尝不在军管会的严密注视之下？但刘克成他们，对军管会的动向，却也是拿眼睛看着的，只是有点看不分明，自惊自乱的，一个普通战士进了农机厂，先是被他们当成，然后是被他们弄成了很大的一个事情。在这个事情上，刘克成他们作为头头，是做了群众情绪的尾巴，如果他们能冷静处理，控制住群众，也就不会弄成了一个事件。刘克成他们与军管会，双方需要某种沟通，能够沟通的前提是，双方有着共同的政治意识形态，都必须服从中央报纸上每天都在宣传的对当前运动的要求，虽然距离双方走到一起来还有一段路程，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但终归是要在某种方式之下走到一起来的，那时运动就“收”起来了。他出发到农校去。　　
　　农校在亭州城的西北郊，叫做麒麟湾的地方，至于为什么叫麒麟湾，民间故事自可说出一套云里雾里的东西来。从大道下来，踏上河边小路，那小路约宽一米，如果两个骑自行车的人对面遇到，那就要当心一些，不要让靠河边的那个人掉下河去。逶迤走了好长一段路，来到农校门口，却有两个站岗的工人，戴着红袖章，上面是“指挥部”三个大字。这红袖章在门口，就象征着权威，不得允许，是不能进门的。他们不认识他，在他说明情况之后，一个人进去报告，一个人依然在门口把守关口。过了不算短的时间，他看到赵家琪从里面走来，看到了他，喊着向他走来，门口的工人见了这情况，就放他进去了，他也向赵家琪走去，见了面，握起手来，进去报告情况的工人从他们身边走过，依然到门口去执勤。　　
　　赵家琪说，想不到是你来了。　　
　　他说，我也想不到你在这里。　　
　　他跟着赵家琪往里走。学校里到处枯黄的荒草，在冷风中摇曳，使学校显出些荒凉，但试验田里的麦子却长得好好的。　　
　　赵家琪说，农校的学生多数来自农村，大约都回家去了，他们基本上没有参加亭州的“文革”。目前正好也是寒假期间，老师们也回去了，他们倒是把麦子种好了走的。我们就趁这时候，把“指挥部”设在这里。　　
　　进了赵家琪的办公室，坐下来，他问，你在这里主持工作吗？赵家琪告诉他，全市“好派”开了会，决定联合起来，成立“十大总部指挥部”，以统一行动。这个“指挥部”其实在“一月风暴”时就有，把全市十大系统联合了起来，为夺权斗争服务，但后来陈安国他们闹分裂，中断了。这一中断，就是十个月，也可以说就是一年的时间。现在我们是恢复了它的工作。“指挥部”把旧市委常委集中到这里来学习，让他们转变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这样为下一步实现“三结合”作准备，这个工作让我在这里负责。我每天同常委们在一起，他们很有意思，各个人性格都不一样，想不到杨敬尧是个非常幽默的人，宗进庭也很会说滑稽的话，哈哈哈。　　
　　他问赵家琪，我记得你以前说过，你好像对参加“三结合”不感兴趣，你是想急流勇退的。赵家琪说，对，我现在还是这个想法。不过，既然身不由己，那就只能慢慢来，我就帮助做点工作吧，主持这个常委学习班，很对我的胃口，别的事我就不管了。他问，难道你认为你们“好派”单方面这样做，是可以的吗？赵家琪说，这叫“大礼不辞小让”。我们把常委集中起来学习毛泽东思想，让他们进一步改变不正确认识，但我们并没有让常委们学习我们的大字报，所以虽然是我们单方面做的这事，其目的并不是单方面的。我们已经向军管会，也向“屁派”方面，就这个事情，发出了《情况通报》，欢迎军管会来加强领导，欢迎“屁派”来共同参与，我们只不过先行一步，起个带头作用，随时欢迎他们来共理此事，这总是可以的吧？我们经得起检验，如果我们向常委们公开或私下说过一句要他们支持我们的话，我们负全部的责任。我们这样做，正是为了跳出派性斗争，抓住大方向，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部署。　　
　　他说，你说这番话，我可以假设你是诚心诚意的，但社会对这事情的看法，决不会是这样，即使是中间群众，也决不会像你说的这样来理解你们。你们这样做，说得不客气，可以比作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有的劫夺皇上，有的劫夺公卿，都想控制朝廷，而你们是先行了一步。“三结合”肯定是在“大联合”基础上的“三结合”，你们“好派”各总部首先实现“大联合”是可以的，但并不是全市两派的“大联合”，这个道理也显而易见，你们不是不懂，但你们没有进行这方面的努力，就连诚心诚意的尝试，也不曾迈出半步。在这种情况下，你们单方面把常委弄来，不管你说得多么天花乱坠，也不能自圆其说。好在你说你们已经向军管会、向另一派发出了《通报》，这确实提供了一个转机，如果军管会跟你们就这个事情商谈，我建议你们抓住这个机会，走上比较主动的方向，不要这样让自己陷入被动。这种小聪明式的“战术动作”，是没有用的，效果适得其反。这是我的一番忠告，我想你是听得进去的。　　
　　赵家琪说，你说的我都理解，我也考虑过，但是，我觉得我无力扭转我们内部的倾向，只好顺着，我们内部不能分裂起来，但我仍然是有我自己的看法和主张的，好比从前党内几次机会主义路线，造成很大损失，但是持正确意见的一方，也只有少数服从多数，坚持自己看法是可以的，但组织上不能闹分裂，要不然，就无法面对敌人，这是大局。“鹊湖事件”之后，你记得吗，讨论时，学生林集提出让刘克成、刘济武引咎退出中心组，但没有能通过，当时我虽然没有发言，但心里就同意林集的提议，然而，我也感觉到，这是很难实行的，刘克成的威信和影响这么大，我们也不忍那样做，林集的提议不可能被通过，如果硬要通过，对我们“工红”的大局不利，所以我当时没有说话。现在我还是这样的，明知这样做有些问题，但无法反对这样做，我只能做些拾遗补缺、加以完善的工作，比如，给军管会和“屁派”发出《通报》，说明情况，做出高姿态，主意就是我出的，《通报》也是我起草的。如果军管会和“屁派”有了反应，我们当然就会有相应的对策，也许最后就是这样曲折地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大联合，走向三结合。　　
　　听了赵家琪一番话，他倒觉得自己想得简单了一些。他说，我说的你能理解，你说的我也能理解，原因就是你在局内，我在局外。反正前面的大方向现在是很明确了，要真正扭转被动，就要站得高一些看问题，要不然，不但不能扭转被动，还会造成新的被动，就跟比赛一样，所剩时间不多了，一定要在终点时间到来之前，赶紧做得正确一些，得分多一些，而不能再失分了。在我看来，你们还在继续失分。老革命尚且不能吃老本，何况是你们呢？老造反的牌子，不能自然地让你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你们每每感到受压，感到悲观失望，最反感“秋后算账”，这说明你们通过参加运动，越来越认识到你们面对的是什么，那你们就更应当冷静，不能盲动，不能授人以柄。　　
　　赵家琪握住他的手，说，非常感谢你这番肺腑之言，我一定要在中心组会上把这些话跟大家说说。我心里是很想急流勇退的，但就像在大海上同乘一条船，我不能一个人弃船求生。　　
　　他看到赵家琪桌上是一份一个月之前的报纸，上面是“纪念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五十周年”的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他说，你在看这篇大文章啊？赵家琪说，刚才又看了一遍，感到要能亲身去看一下，苏联现在是不是这回事，就更好了。我不怀疑这篇文章所写事实的真实性，因为这篇文章，就是《九评》的继续，所说的苏联那些上面变修、下面复辟的事情，不是不可思议的，而是能看得懂的。我就在想，我们这么多群众积极投身“文革”，到底有多大自觉性？我发觉，反修防修的自觉性还是有的，这个自觉性，主要是因为听了看了中央的这些社论、文章，而这些社论、文章，体现了毛主席的思想，也是毛主席审阅和修改过的，但因为大家没有到苏联去看过，身边资本主义复辟的事情最多只能说是萌芽和可能性，所以对“文革”的斗争意义、必要性，在认识上也有朦胧的一面。对“文革”有个说法，叫做大演习，演习就是针对假想中的情况，从而作出反应。但是，从“文革”开展一年半以来的情况看，我觉得也不完全是演习，有些真的情况还是现出来了，“文革”就像火力侦察似的，侦察出了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的暗堡地道密如蛛网，里面藏兵无数啊，有的敌兵就藏在我们自己每个人的心里，这个斗争将是没完没了的事情，一切只能是相对的，哈哈哈。　　
　　他觉得赵家琪说得不无道理，但他无心讨论这个话题。他也是有所“朦胧”的，朦胧人讨论朦胧事，讨论的结果，仍是朦胧。他要赵家琪送他到里面去看望宗进庭。　　
　　他首先向宗进庭说明，是兰贞让他来看看情况的。果然，老宗一看见他时皱起的眉头松了下来，暗暗放下了一种对立的情绪，以至出现了笑脸。老宗说，我在这里很好，总之比坐在牢里好得多。造反派现在不但不斗我们，反而巴结我们了。你说滑稽不滑稽？当然，从《十六条》看，原本就是这个意图，让群众来教育我们一顿，最后还要请我们上台，不过我们没想到这个过程是这样的，所以一开始总是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还要镇压群众运动。那时要我们认错，我们确实很难认错，但现在我们痛痛快快的愿意认错了，几个常委都是这个态度。我们身上的官僚主义思想确实得到了改造，就像放到洪水里去冲了一个大澡，现在好多了，轻松了，决心重新做人。如果不搞这场运动，让我们就那样下去，不知不觉我们就会跟修正主义跑，成为社会主义的叛徒、人民的敌人，江山就变色了。　　
　　他说，真想不到你现在是这样的认识。这样好，这样跟中央、跟群众就一致了。心里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吧？老宗说，不一样，不一样，现在感觉真是不一样。以前是脱离群众，高高在上，现在是跟群众靠得这么近了。还是毛主席他老人家伟大呀，他用这种方法来教育我们全体干部，真是下了大决心，难怪，苏联变修了嘛，我们中国不能变修。这些道理，过去我们也懂，也在台上做过报告，但是不大针对我们自己，文化大革命运动一来，要针对我们自己，我们就很不理解很不得力了，而且还成了对立面，有意跟中央的路线阳奉阴违起来，群众把我们看得很清楚，就跟我们斗争。真是想不到，简直像做梦一样。　　
　　宗进庭的认识太好了，好到他不敢相信的程度。他不觉就说起了相反的话，他说，但是群众运动的错误还是很多的。老宗说，当然当然，这是难免的嘛，群众嘛。党的历史上，高级干部那么有水平，还犯了那么多严重错误，造成极大损失，何况群众运动呢？过去我们就是光看到群众运动中的问题的一面，太计较，所以很不理解、对立情绪很大，现在理解了。现在接触这些群众头头，发觉他们人真好，真有水平，而且这么年轻，我们几个人从心里感到高兴。　　
　　宗进庭这么一味说好，他倒不知道该说什么了。他怀疑老宗是不是在说假话？但老宗没有必要跟他说这些假话，他又不是“工红”的密探，而老宗这些话，也不像是假话，如果没有一定体会，是说不出来的。至少，是一时的真话吧？　　
　　他也就不谈这个话题了，说，你有什么话要我带给你夫人？是不是让她来看你一下？　　
　　老宗说，没有没有，不要不要。我们在这里蛮好，几个人集中在一起，一点也不苦闷，有说有笑的。从前正常工作的时候，还不曾有这样的机会成天的集中在一起。自从“冲垮资反路线”以来，几个常委如鸟兽散，我坐了牢，所以我们几个也是多时不会了，有这个机会聚在一起也难得，不要她来看，请她不要来打扰。现在这情况，造反派对我们真是好，恨不能把心掏给我们，生活安排上也不错，叫她放心吧。　　
　　最后一句大实话，让他对老宗刚才所有的话的真实性都不再怀疑，他告别老宗，回到前面的办公室。赵家琪问谈得怎样？他说，谈得很好，他们现在认识不一样了，对你们的印象也很好。赵家琪说，我们这些人一直就是这样，他们以前把我们想象成青面獠牙，是对革命的恐惧，现在要解放他们、请他们重新上台了，他们对这场运动才算有了一定的理解，心情也不一样了，当然就说些理解的话，说些好话。他们也是在不断思考的，有关的中央文件、社论，他们也一直是在学习研究的，现在情绪一转变，就好像一下子豁然开通了。人同此心啊，都是一样的。假如我是他们，也会是这样的过程。但是，　　
　　但是什么？　　
　　但是假如现在情况突变，文化大革命遭到了否定，他们一定会立即掉头，起劲地跟着跑，因为他们的另一面的思想还潜藏在头脑里，那才是他们的根子所在，他们地位不一样嘛，苏修特权阶层的一套，他们是愿意的，换了我，也愿意。至于害怕群众运动，千方百计要让群众规规矩矩的，那更不在话下，我们有几千年的传统，传统再加上现代的国家机器，要走那条路，很容易，而群众如果不是像现在这样有自己的群众组织，那就是一盘散沙，对特权阶层是毫无办法的，他们卖了国你也没办法，历史上这样的事情早就有过多次。所以《十六条》专门立了第九条，意思就是要让“文革”中产生的这些群众组织，在一定形式之下变成长期的常设的，而不是等“文革”一结束就简单解散，它们将纳入党的统一领导之下来正常地起自己的作用，也就是像“文革”这样的作用，但当然不会像“文革”这样激烈，而是变成细水长流。你回去研究研究。毛主席不光是有思想，他还抓住新生事物的萌芽，来具体实行他的思想。　　
　　他听了心中一惊，真对这个年轻的工人头头有些佩服，刚才在宗进庭那里有些悬浮起来不够踏实的心，反而有些踏实下来。但现实仍是不能乐观的，某种严峻性依然存在。离开了农校。河风冷冷吹来，河水泛着冷冷的白色，天上是冬日的厚重的阴云。　　
　　晚上，他和乔丽到宗进庭家中，把农校里的情况告诉兰贞，让她放心。宗进庭家三个孩子，让人看了觉得高兴和羡慕，老大宗真是高三学生，发育良好，像个将会大有作为的小伙子了，老二宗静是初中学生，不但生得美，而且精灵精灵的，老三宗欣还小，但也到上小学的年龄了，是个很可爱的小女孩。　　
　　回家之后，他找出《十六条》，看那第九条是怎样写的。他看的结果，那内容的意思，确如赵家琪所言，体现了一种深邃的意图。而这意图能否实现呢？从眼前现实情况看，可能很难实现，即使形式上实现了，将来能否如同设想的起作用，还是很难说。因为比如现在是宗进庭来做党委书记，他是否让你起作用，起什么样的作用，不是在于他吗？他会使你形同虚设或者改变你的组成，终于使你不是监督他、制约他，而是跟他一气、为他服务。而且，这样的组织同工会是什么关系？工会的作用本来不也应当含有这方面的意义吗？但从“文革”的情况看，工会像党委一样，被群众弃之不顾，群众成立了自己的组织。所以，第九条体现出的，是一种两全其美的理想，又有秩序，又真正联系群众、保持革命活力，这一理想，要想真正实现，看来很难，但其合理性，却又很显然。按照“凡是合理的，都将是现实的”这句哲言，群众现在的现实的斗争，正是为了实现这种合理的东西，所以否定现在的群众运动，是不对的，因此宗进庭现在也有了一些正确的认识。一切就是这么回事。　　
　　一九六八年元旦两报一刊社论发表后的第三天，即元月三日，亭州发生了“文革”以来，除“鹊湖事件”之外，最大的武斗事件，这就是亭州电机厂事件。事情的起因，真是“风起于青苹之末”：下午，刘庄生产队草堆起火，打电话到市消防队，但等到消防队的车子开来，两个大草堆已经烧光了，社员们一个冬天的烧草就成了问题。愤恨之下，有人说邮政局是“好派”的，是邮政局接转电话不及时，所以消防队来晚了，一言之下，于是聚起百十人打上街来。刘庄就在亭州电机厂后面，厂队关系密切，既然电机厂是“屁派”，则他们也就是“屁派”，所以就带着这股派性，不问三七二十一，直奔邮政局而来，到了之后，铁匠做官，打上前去，把邮政局的营业厅砸得不轻。街上到处是“工红”的游兵散勇，及时发现这一情况，立即聚涌而来许多的工人学生，就跟农民发生争吵、武斗。农民说他们的人被打伤了，就近涌到中医院来，主要是几个人外表皮肤受伤，门诊医生给他们进行了消毒、包扎处理，但他们要求住院，医生说这个不需要住院，于是又在医院里闹起来，说中医院也是“好派”的，不给他们治疗，于是把中医院又砸了一通，然后上街游行，呼喊“打倒牛鬼蛇神”，还有“打倒野心家刘克成”。街上有几个学生就跟他们辩论，结果被他们带走了，一共是五个人，其中就有林集。刘克成得到这一情况，就调集工人队伍，开赴刘庄，要去救出五个学生。　　
　　当时，他正好在中医院，因为中医院有一个李医生善治痔疮，他就去做了手术，农民砸医院时，他在病房里，听到了乱嚷嚷的动静，后来就听说了情况，是袁懋垠医生来看望他，讲给他听的。　　
　　袁医生说，“文革”这样子，是搞不下去了。他说，所以中央一再要“收”嘛。你看元旦社论，还是这个意思。袁医生说，社论题为《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我是一点胜利的感觉也没有，更不要说是全面胜利了。胜利只能是相对的，特别这样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斗争。你看这个刘庄的农民，他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理解了文化大革命呢？如果我接受了文化大革命的思想，受到了这种洗礼，那么文化大革命在我身上是胜利了，就好比打了预防针一样，如果我根本无动于衷，甚至我根本就反对，那么在我身上就没有胜利，甚至还造成了我这个顽固的反对派。但当然，开展了，与没有开展，是很不同的。假如没有开展，我们头脑里就没有两条道路、两条路线这些概念，也不知道当你起来造反，会怎样得罪人、得罪什么人，会有什么样的人起来跟你做对立面，斗争会有可能严重和残酷到什么程度，这些都将毫无所知，真是要过得很糊涂。“文革”确实改变了全国人民的思想，哪怕是一个顽固反对的人，他的思想也会跟以前不一样了，他如果要走“文革”所反对的道路，就得有所考虑，他的纲领和行动就会打折扣。这也许就是所谓胜利吧。　　
　　他说，这么大的一场运动，肯定要给历史打上自己的烙印的，而且是深深的烙印，这大约正是毛主席的总的意图，他下了这么大的决心，真是不怕一时打碎一些坛坛罐罐，影响一些经济建设，但他始终是兼顾到这一方面的，《十六条》就有“抓革命，促生产”这一条，这次元旦社论还有这一条。不过，现在有这一条，与在《十六条》里有这一条，含义有所不同。那时是从运动要求上作全面布置，现在实际上是说运动要逐渐向经济建设转移。你看它所说五个部份，第一部份是说要办学习班，这是提出解决两派问题的方法，把两派头头找在一起，坐下来学习，要不然，你在东，他在西，自行其是，到哪一天才能实现大联合？这一着，真是厉害。第二部份，是大批判，大联合，“斗批改”，正确对待干部，这几项内容，最后有个落脚点，就是正确对待干部，也就是说，要实现《十六条》上说的，经过运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干部恢复工作了，你两派还闹什么？这一着，也很厉害。第三部份，说是要整顿党的组织，其实是要恢复基层各级党组织的正常活动，这么一恢复，一切权力就归党组织了，你两派群众组织就更加不要闹了。田有野兔，众人追逐，一人得兔，众人皆罢。一个是干部恢复工作，一个是党组织恢复正常，这两条加在一起，真是天下大定，管你是造反的，还是保皇的，你们群众就不要闹了。第三部份里面还有一项，就是清除叛徒、特务、顽固不化走资派出党。这个也不是你们群众的事情，是党内的事、组织上的事。你看，这么三条，就像捆妖索似的，从天上往下一抛，两派还不乖乖的束手就范？不要多久，运动肯定能“收”起来。社论最后两条，就是拥军爱民和抓革命、促生产。这么五个部份，确实把当前的工作抓住了。其中还专门说到要吸收你们这样的人入党呢。　　
　　袁医生说，别的地方我不知道，从亭州看，这是不可能的。你想一想，既然干部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重新工作，党组织就是由他们来恢复正常活动的，他们能发展这些造反头儿们入党吗？在我们中医院里，我虽然只是运动初期领头一呼，写了一张大字报，冲垮了资反路线的一套，我后来也没有其它什么造反行动，但是我被推为头头，后来全卫生系统的造反派也推我为头头，我感到我被放到火盆上了，我时时感到我得罪人了，虽然我没有具体斗过、得罪过医院的、卫生局的哪一个干部，但是我得罪了他们全体，他们非常恨我。社论里那一句说，“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这句话说得是不错，但我感到在现实中它是很难把握的，甚至也是不可能实现的。　　
　　他说，我虽与你同感，你的感受确实是深刻的，但还是不要这样悲观吧。　　
　　现在，武斗好像更严重了。袁医生忧心忡忡说。　　
　　这个，也可以说是必然的，叫做回光返照，或者也可以说是垂死挣扎，好比参加了赌博，到最后就有点急起来，孤注一掷、孤掷一注，当然，这只是一个比喻，是说事理如此。　　
　　袁医生笑道，想不到在某种意义上，我们都被视为政治赌徒了，但我参加“文革”至今，并无这种赌博的、投机的思想，不单是我，就多数的人而言，也都是真诚的。　　
　　他说，我知道，在你们心中，是有许多虔诚的、认真的东西的，一年多来你们的斗争，不是没有意义的，起码，过去的一些东西，比如“出身论、血统论”，比如上级就是党，一个党支书就是神圣不可冒犯的，古代儒家的“君君臣臣”的等级观念，道家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的思想影响，都冲破了，提倡独立思考、敢想敢说敢造反，与此相反的一切无形的精神枷锁都要打碎，这都是对人的解放，是民主意义上的，这样下去，每个人都自觉关心国家大事，富有国家主人翁的意识，国家就更强大，因为它的人民是精神独立、健全、强大的，不是只顾自己鼻尖下一块而不谈国事的庸人。那些精神枷锁、庸人思想，是最容易卷土重来的东西，社会往往到时就要集中性地将它们冲击一次，“文革”就是解放以来最大的一次对旧思想的冲击。　　
　　说到这里，袁医生说，你说的我都同意，但我现在感到，你所说的这一切，马上都要“收”起来，只有运动让群众这样，群众才敢这样的，如果不让你们这样了，你们一个也不敢。　　
　　他说，我接着你的话，要来个“但是”，这一切，不仅是皇恩浩荡，也是你们起来斗争的结果。先是有清华、北大学生的斗争，后来有若干人被工作组和校党委打成反革命、右派，然后才有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才有《十六条》。但是有了这个皇恩浩荡，如果那里的师生一个也不敢起来，还是不行。就全国而言，就我们亭州而言，又重复了北京的这种情况，尽管有了中央的这些精神，你们还是要自己起来斗争才能抬头。所谓群众发动起来，就是这样发动起来的，不是毛主席一声号令，靠对毛主席的信仰崇拜，就自然地发动起来了，不是这回事。你要这样发动，他要那样发动，用他们的发动，来压住你的发动，结果群众就不能真正发动起来，反而受压，受压之后感到不对，经过学习《十六条》，先是少数人敢于起来抗争，后来是许多人赞成这少数人，跟了上来，就这样发动起来的。所以就有了“毛主席和我们心连心”的体会。我们学校那些学生唱“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主席”的时候，一个个都流着眼泪，这眼泪就是这样流出来的。我虽是旁观者，这一点是看得清楚的。　　
　　袁医生镜片后面的眼睛湿润起来，说，你刚才说得对，有些东西是最容易卷土重来的，我就已经感到许多东西将恢复过来，我们将会长期受压，遭到歧视。你别看刘克成他们闹得不可一世似的，其实他们心中压抑得很，真是有点后悔，后悔没有去当保皇派，哪怕做个逍遥派也行。在具体行动上我确实没有做什么事，我主要还是做我的医生，但在思想上精神上，我的感受是很深的，我觉得我们将成为悲剧人物，虽然只是底层的小小的悲剧人物，悲剧的意义却是一样的。另一面，我们在精神上也被提升了无数倍，这是从前的我们所不可能得到的，应当说，全国人民都得到了，就连最胆小的人在一定程度上也得到了一些，只有那些拒绝得到、而且加以诅咒的人们例外。所以我们也并没有白白地参加这场运动，我们不应当后悔，我们不会在乎自己今后的处境。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里有一段是这样写的：　　
　　前面一伙小孩子，也在那里议论我；眼色也同赵贵翁一样，脸色也铁青。我想我同小孩子有什么仇，他也这样。忍不住大声说，“你告诉我！”他们可就跑了。我想：我同赵贵翁有什么仇，同路上的人又有什么仇；只有廿年以前，把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踹了一脚，古久先生很不高兴。　　
　　现在我更理解这段描写了。我们也是踹了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啊。可是，另外一些人，历史将不会给他们有这样的体会，他们得不到这样深刻的精神感受，当然，他们也不看重这个，他们本来就拒绝这个东西。他们也会有他们的收获，收获另外的相反的思想成果，比如，人还是不要造反，社会还是不要乱，对当权派还是不能得罪，千错万错马屁不错，个人只要做好自己的事情，不要去理论国家大事，等等，也就是说，你刚才说到的古代的思想糟粕，就要第一百零一次卷土重来，变成人心的腐蚀剂。所以，“文革”会有结束的一天，而两种思想精神的斗争，仍然会继续下去。我真是感到有些累了，因为我只有百年之身。屈原早就碰到了这个问题，他拒绝了渔夫劝他的话，渔夫叫他像乌龟一样“曳尾塗中”，以免烦恼，他不听，结果宁可投身清洁的汩罗江，也决不同流合污。简直是恶梦。　　
　　袁医生说到这里，摘下眼镜，用手帕拭泪。　　
　　他说，我完全理解和赞成你的话。　　
　　他似乎睡了一觉，这时是醒来了，似乎听到外面有些声音，他起来，站到窗前，看到前面屋子里灯光耀眼，人影幢幢，好像有什么事。他走过去看看。室外很冷，气温大概又下降了。于是看到很多的人，有工人，还有学生，神情紧张、兴奋。他看到袁医生在张罗着，他走到袁医生身边，问：在忙什么事？袁医生简洁地说，跟我来。他就跟着进了一间大屋子，袁医生关了门，虽然没有锁，但外面的人也就自觉地不进来。屋子里的情况是在做手术，而且有四个人正在接受手术治疗，分别躺在四张病床上，每个人身边都有几个医生护士在忙着，他们穿着白大褂，戴着白布帽，蒙着白口罩。他凑近一看，原来是在给手做手术，那手像猪蹄爪被完全剖开、张了开来，而且肿胀得很大，医生正在对里面做清洗和清理，里面的筋、肉、骨，白生生的，历历在目，可以说跟剖开的猪蹄爪是一模一样。他简直不敢看。但好奇心让他又到另外一个病床那里去看，同样如此，又是一只手像猪蹄爪一样被完全剖开而且张开，白生生的肿胀得很大，也正在被清洗和清理着，最后势必是要给缝合起来，至于还能不能还原本来的手的形象，还能不能恢复手的功能，就不知道了。他把四张床的情况都看了，都是一样。他忍受着震惊和恶心，不想再观看下去，他走出了屋子。　　
　　他看到坐在一旁闷头抽烟的郭德明，就问情况，郭德明神情忧郁，旁边人又多，似不好说，他就把郭德明单独领到他的病房里，问发生了什么事情？郭德明就把他们到刘庄去所发生的情况告诉了他。说：　　
　　刘克成调集了几百人到刘庄去救学生，我也去了，天死冷，但跑着也就不冷了。农民家家户户都把门关起来，好像我们是鬼子进村一样。我们挨家挨户查问，结果没有找到学生。有农民说，几个学生都关到电机厂去了。这句话提醒了我们，立即就进电机厂，也来不及绕到前面从大门进，一个个从墙上就都进去了，就像解放军攻进敌人把守的地方一样。夜晚厂里空空荡荡没有人，加上我们到了，里面原有的人可能都吓跑了、躲起来了。大家在里面到处找，结果找到了，五个学生关在一起，在食堂里面一个小屋子里。一开始进去时还不晓得，以为没人，后来听到“咚咚”的声音，是有人在拿脚踢门，这才发现小屋，很隐蔽。把门砸开来，看到了学生。学生说，刚才还有人看守他们的，后来突然走了，他们感到不对头，想到可能是我们救他们来了，就拿脚踢门，踢出响声来，因为那个门做得很密封，凭嘴喊可能外面听不见。就这样把人救出来，就都撤退了。　　
　　郭德明的叙述就结束了，可是这几个人的手是怎么回事呢？他问。　　
　　郭德明懊恨着说，问题就在这里，要不出这个问题，多好。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乡下的小路看不清，不少人不管是路还是田，反正是往前奔，天也死冷，旷野上北风呼呼的，一下子就把身上吹冷了，赶着人一个劲往前冲，手上拿着手雷，都是华兴机械厂里做出来的，还有从农机厂缴获的那一批，有的人跌了跟头晓得把手雷撂出去，幸好都不曾伤人，但有的人跌跟头时，就忘掉把手雷撂出去，也有的是怕炸开来伤了前面的人，那个弹片如果炸飞到哪个人的头上，是很危险的，所以就死死抓在手上，那东西造得不高级，有震动就爆炸，结果就把自己的手炸开来了。当时死命的喊啊，只好把他们赶紧的抬到医院来。　　
　　他问，被炸伤的人，我认得吗？　　
　　郭德明就说了那四个人的名字，他一个也不认识。　　
　　郭德明说，还好，没有炸死人，如果把哪个炸死了，就不好交代了。事前我反对发这个东西的，又不是真的去打仗，万一去炸死一个农民，事情就大了。我还说过一定要吸取“鹊湖”的教训。但后来不晓得又怎么发到各人的手上了，到时就乱了，控制不住，到底不是军队啊。　　
　　他听了也只有陪着叹气。　　
　　郭德明又补充说，郁老师，你不晓得当时就真的像打仗一样，又是手雷爆炸声，又是枪声，又是喊声，农民家家关门，群众躲在家里真是吓得怕呀。　　
　　他问，怎么还有枪的？　　
　　郭德明说，中央《九·五命令》下来之后，部队的枪全还给部队了，每支枪都有登记的，一支也不会错。但是这之前刘克成向荷州“好派”借了大约十几支枪回来，这些枪还在手上，刘克成自己就有一把，他有两个警卫员，都有枪，另外刘济武他们几个人都有，平时不拿出来，晚上出来开会时，都带在身上的，刘克成也要给我一把，我不曾要，这东西是惹祸精，我认为文化大革命不需要这个东西。　　
　　郭德明给他讲了这些，带着排解不去的懊恨和几分疲惫，回到前面去，他是负责后勤的，要等那四个人的手术做好了，安排妥当了，他才能回家。　　
　　第二天正好是他可以出院的日子，他就出院了，好像要竭力从那四个人的手的可怕印象上逃离，事实上他这一夜就没睡好，那炸开的手就像印在脑子里似的。出院时，他也没有再去看那几个不幸的人。　　
　　他在家中休息着。街上大字报论战的情况，他可以想见，无非一方指责另一方冲打刘庄、冲打电机厂，而另一方则指责对方冲砸邮政局、中医院、绑架和关押五个学生，并且这是起因。他想，好在事情也就是这样，“工红”没有给刘庄和电机厂造成什么重大损失，学生也救出来了，遗憾的只是那四个人的手。　　
　　令他没有想到的是，事情还没有这么简单，农民又上街了，上街的人更多，不仅是刘庄的，还有马庄的，而刘庄在西郊，马庄在东郊，与农民一起上街游行的，还有亭州电机厂的工人，他们的口号是要严惩杀人凶手，声讨的内容还有“冲打国营工厂”和“破坏农业生产”。　　
　　告诉他这情况的，是小汪，曾经协助他给“工红”办报的青年工人。小汪来到他的小屋，是偶尔来到，来看看他的，于是给他讲了外面的情况。他说，所谓“冲打国营工厂”，这句话好理解，这么多人冲进去了，那就是“冲打”；“破坏农业生产”这句话也好理解，那么多人，天黑看不清路，一定把一些麦田踩得不像样，农民看了心疼。但“严惩杀人凶手”是怎么回事？　　
　　小汪说，是死了一个农民，这个人不是刘庄的，是马庄的，昨天晚上正好到刘庄会朋友，我们这边的人冲到刘庄去，刘克成也去的，他身边跟着两个人，都有枪，相当于警卫员吧，其中一个叫王大头，看到前面有两间屋，门虽关着，门缝里有灯光，他就一枪打了过去，这家伙亏他还当过兵，做事也这么麻木，一枪打过去之后就把门一脚踢开，只见一个人坐在铺上不动，上前一把揪住，说，装什么相，下来，问你话！这一揪，才发现那个人死了，正是中了刚才的一枪，子弹穿过门，正好打中了那个人的心口。从外面大字报上说的看，那是生产队的公房，这个人是被朋友安排在那里过夜的，想不到这样无辜地被打死了。大字报上说我们杀害了民兵排长，这是个很重的罪名。这个农民在马庄大约当生产队长，所以也是民兵排长。死者家属披麻戴孝在游行队伍里走在最前面。　　
　　他一听，直如一盆凉水从头上浇下来。他问，那刘克成怎么处理这个事情的呢？小汪说，怎么处理的，我没听说，我看到几个头头在那里唉声叹气的。　　
　　他想起西方的一句名言：上帝要谁灭亡，首先让他疯狂。　　
　　他说，失控了，在当时的情况下，死了一个人，还算是侥幸的，死三个人都有可能。但是死一个人也是不行的，这事情是太被动了。他们天天想扭转被动，结果越来越被动。　　
　　小汪也说，是啊，五个学生被他们抓走，就应当去找军管会出来说话，而不应当组织人马去冲打，而且是在晚上，天是又冷又黑，还带着手雷手枪这些武器，就没有想到会出意外的事情，真是一点脑筋也不动。　　
　　他说，不是不动脑筋，是脑筋动错了，所以考虑问题就不全面了，就要损兵折将打败仗。　　
　　他想，真是旁观清，刘克成哪里想到他的司令部里一个普通工人比他头脑要清醒些呢？虽然刘克成也是普通工人，但这时在“工红”里面所处地位是领导者、决策者、指挥者。毛主席在一九五八年写下过一句著名的话，叫做“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他从报纸上看到时，嘴上虽没有说，心里却怪不舒服的，他一直认为这说得有点极端、片面。可是，眼下，就在造反派这些“卑贱者”当中，当刘克成这样的人有点成为其中的“高贵者”之后，就没有小汪这样的“卑贱者”聪明了。这是怎回事呢？人们说登高望远，按道理，高位能使人看得远，但历史上许多极其愚蠢以至亡国的事情，不都是当时社会最“高贵者”们做出来的吗？哪一个朝代的灭亡，不是亡于作为统治阶级的“高贵者”们手中？从清朝、明朝往上推，一直到周、商、夏，没有一个不是的。然而，毛主席处在最高领导地位上，不也是一个最“高贵者”吗？在历史的关头，他为什么总是正确的呢？大约可以这样回答：因为毛主席看问题，是从实际出发的，是从“卑贱者”即群众的那一方面出发的，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所以才是正确的，这时候，他这个“高贵者”其实代表着“卑贱者”。同时往往也有某种“高贵者”持相反意见，那相反意见则是不对的，不对就不对在它或者只是拍拍脑袋想当然尔，或者只是代表少数“高贵者”的利益。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以天下而言，是为天下大众之利，还是为个人或小集团之利？以一特定集团而言，是为长远与根本之利，还是为眼前与一时之利？“高贵者”们因为私心私利，或因为脱离群众脱离实践，就会做出错误的决定来，成为最愚蠢的人。古代也有一句类似的话，叫做“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他读到时，十分佩服，但也疑有片面。真是要重新认识这个问题。因为，自从曹刿说了这个意思，到毛主席又说这个意思，已经几千年下来，人类在这一点上，可以说，并无进步，仍然是“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仍然是“高贵者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多么可悲，而且正是一切悲剧的根源。可是，为什么他以前对曹刿的话疑有片面，对毛主席的话心里暗感不舒服呢？难道他是一个“高贵者”吗？他的身份地位处境，哪里称得上是一个“高贵者”？想了一下，他把原因找出来了：因为他是一个“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在无意识中总认为自己是比较高明，比较高贵的，所以如果遭到渺视、轻视，就有点不舒服。但毛主席那句话并没有说及知识分子啊，他为什么有点觉得不舒服呢？这大约可拿孔乙己来说，孔乙己是一个知识分子，穷困潦倒到那样，身上那件破长衫，也是不肯脱下来的，这是他的身份，是他与一般群众的区别，是他随时可能跻身“高贵者”的象征，并且能让他认为自己不管怎样就是一个“高贵者”。看来，孔乙己的灵魂，还多少就活在他的身上。孔乙己虽然不是一个“肉食者”，而且比一般穷人还要穷，却不会认为自己是“卑贱者”，是不会同意曹刿与毛泽东的那两句话的。而他总比孔乙己要过得好得多，先前，他是有相当级别的编辑、教员，后来，即使他遭宗进庭毒手而被遣送原籍老家，他还有他的信念，认为组织终有一日能给他甄别平反、恢复工作，所以当他在乡下放牛时，也是将自己与农民看得不同的。毛主席那句话似乎有点刺痛了他的神经的某一部份。劣根性啊，这劣根性是随时乐意让自己成为“贵族”而走向自由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他在思想深处把自己这样“大批判”了一顿，而对文化大革命的精神要求有所感恩。这不正是所谓立场的转变吗？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立场，转到人民大众的无产阶级的立场。　　
　　他似乎是无端地放心不下这件事，于是就主动地去找姜顺堂。姜顺堂对于他主动来谈谈，很高兴。他说，你很忙吧？姜顺堂说，你这就开门见山了。刘克成他不让我们闲。上次跟你说的，刘克成现在一方面用所谓“控告团”静坐军管会，来牵制我们，另一方面到处找机会闹事，要达到的目的，就是让我们承认他们势力大，应当乖乖地屈服于他们。我这句话，现在进一步得到验证。他们把市委常委都弄去了，还给我们发来所谓《通报》，真不知道他们把自己摆在什么地位上，好像天下是由他们来主宰的。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啊哈，是他们。对我们军管会，他们目中无人，实际上不承认我们就是目前的政权，不承认毛主席党中央是依靠我们，团结和解决他们的。他们把自己的位置摆错了。他们口口声声紧跟毛主席党中央，这是紧跟吗？可以说，他们已经走向反面了。但当然，他们是群众，他们是响应毛主席党中央号召起来造反的，但他们现在不听毛主席党中央的号令，他们按照自己的派性行事，他们是从另一种角度，从极左的角度，破坏毛主席党中央战略部署，说得严重一点，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但说来说去，他们还是群众，绝大多数人心里不想反红旗，还是可以觉悟过来的，我们只有耐心做工作。毛主席的视察讲话，对他们也是苦口婆心，我们不能着急，着急了，我们就会犯错误，已经有过一次教训了，但我们也不会因此就缩手缩脚。对于他们关于常委问题的《通报》，我们军管会党组研究了，当然不能跟他们来硬的，只有来软的，就叫做因势利导吧，我们给他们做了电话回复，肯定他们朝着大联合、三结合方向的努力，同时指出他们的大联合的面还应当扩大，不能只是自己一派的大联合，要实现全市两派的大联合，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将来的三结合，完成毛主席党中央交给我们的重要历史任务。你看我们这个答复如何？　　
　　他说，很好很好。　　
　　姜顺堂说，当然，这只是纸上谈兵、文字游戏，目前还无法拿出具体措施，我们不能去把常委从他们手上弄过来，也没有必要立即就派军代表什么的参加进去，这不适合，这个问题将来要在我们军管会主持下来办，是不是让两派有代表来参加，都得考虑，要请示上级。目前他们也无非是让常委们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关于“文革”的中央文件，他们不可能对常委们说，你们将来进了三结合的领导班子，要支持我们呀，他们不好赤裸裸的这样说，对不对？　　
　　他点头。他想告诉姜顺堂，他已经到农校那里去过，情况确如这种估计，但他不便打断姜顺堂滔滔不绝的谈话。　　
　　姜顺堂说，所以我们也不着急，随他们去，暂且不理。问题是他们目前的情况，让我倒很为他们担心。我很想找刘克成谈一次，看看他是不是有点疯了。　　
　　姜顺堂说着时看着他。他略微点头，其实他已经这样想过，不过话从姜顺堂嘴里说出来，他的感觉就有些不同。　　
　　姜顺堂说，我有重要情况告诉你，你暂时要给我保密，因为还没有到解密的时候，时候未到嘛，时候一到，一切都报。　　
　　他静候着，等待姜顺堂把暂时不可公开的重要情况告诉他。　　
　　姜顺堂说，有两个事情，已经超出了我们所能理解和原谅的范围，说实话，从我个人情感上，我很气愤。一个事情，我得到情报，或者说是秘密举报，他们那个弹头，是伪造的。　　
　　他一听，脸热心跳起来，因为这情况他已经是知道的了，是林集告诉他的，而他没有对姜顺堂说，似乎成了一个同谋犯似的。他镇静着，依然只当不知道这回事。只见姜顺堂的嘴动着，而姜顺堂的声音在他的耳朵里响着，姜顺堂说，不是我们派了特务，或是收买了什么人，而是他们内部有人良心发现，觉悟过来，出于正义，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暗中向我们报告了这一情况。群众是不断分化的嘛。　　
　　他唯有点头，并且做出一定表情，以示惊讶和承认其性质确实超出了“文革”所能理解的范围。　　
　　姜顺堂说，如果说这件事还够不上犯罪，还能用派性恶性发作去理解和原谅，那么，一月三日晚上冲打刘庄和电机厂所发生的人命案件，就触犯了国法天理，就完全超出了所能理解和原谅的范围。　　
　　他想就他所知的说，那是误伤人命，不是故意要打死人，但幸而他忍住没说，只听姜顺堂说下去：不知你听说了没有，但其实街上大字报已经反映出来了。电机厂“红旗派”贴到大街上的调查报告，其实就是一份写得很好的案情报告，那个被驳壳枪打死的农民，是东郊马庄的一个生产队长、民兵排长，他是到刘庄去有私事的，他与两派斗争没有任何关系，他完全是无辜的。子弹确实是从门外打进去，然后击中了这个正好坐在铺上、倚在墙上的农民，这可以说是误伤人命，但是，问题在于，在中了子弹之后，有人又在伤口上扎了一刀，企图伪造现场，造成是刀杀的假象，为以后逃避追查做伏笔。但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事实上这一刀，并不能去除枪击的伤痕，而且现场还有墙上的血迹弹洞等其它迹象说明中枪在前，刀扎在后。问题在于，万一这个人在中枪之后，还有救活的可能，只要及时送到医院就可以救活呢？他们不是把四个炸坏了手的人员及时送进了医院吗？为什么不能把这个中了枪弹的人也及时送医院呢？哪怕救不过来，话也好说些呀。但是他们就没有这样做，反而又扎上一刀。你说，这是什么行为？并且，刘克成就在现场，就是他的警卫员干的，而他至今一声不吭，不向我们报告，默认了这一犯罪，也可以说是有连带责任，并且，现在还容许或指使写出掩盖事实真相的大字报，企图蒙混过关。这是不行的！我的法医已经写出了验尸报告，结论和电机厂贴上街的大字报是一致的。刘克成那个警卫员，只能以故意杀人定罪，而不能以误伤人命定罪，误伤在前，故意在后。但我们现在不抓他，现在不打草惊蛇，以免引起混乱，让他们继续表演吧。时候一到，一切都报。在文化大革命中，凡是遵照《十六条》“文斗”的要求去做的，不论其观点如何，那是人民内部矛盾，凡是违反《十六条》，搞武斗，打死打伤人的，造成国家人民财富重大损失的，就是另一回事了，就是毛主席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当中说的，人民内部也有犯了法的，那就不是“团结－批评－团结”的问题，是要坐班房，要移交司法机关处理的问题。不算账怎么行呢？算这些账不等于否定文化大革命，中央早就有《六·六通令》，那也是必须执行的，我们没有通过算这些账来否定“文革”的意图，因为这些情况有的虽然严重，但无损于开展“文革”运动的伟大意义嘛。只要对照中央两报一刊《元旦社论》，就可以知道刘克成他们的所作所为，背离中央要求有多么的远了。他们一直说大方向是对的，好像大方向对就能代替一切、原谅一切，其实现在他们的大方向也不能说是对的了，《元旦社论》就是大方向，他们遵照了吗？他们表面上遵照，实际上是违背和对抗。他们的大方向早就不对了，不是今天开始的。总有一天他们要认识到他们对不起毛主席。他们这头野牛，是一定要降伏下来不可的，虽然情况这样不好，但同时也说明解决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了，是到采取果断措施的时候了。　　
　　他听着，背后沁出冷汗来，心里为刘克成他们跌足长叹。　　
　　直到从公安局出来，回到家中，他都抑郁着，为了刘克成他们而有一股排解不去的忧愁和惋惜，同时也为那个农民感到无辜和不幸，另外还为一切的一切感到不可思议，一种无可言说的痛苦揪着他的心。乔丽发现他情绪不佳，问他，他说，街上大字报反映出来的情况不好啊。乔丽说，是的，我也听说了。在家里，他就不再谈这个事情，而乔丽也到了临盆的日期，就要去住院生孩子了。　　
　　第损害又不言之中嘛。施，我们不能去把常委从他们手上弄过来，没有那个十六章   终结　　
　　一月八日上午，他上街到国营副食品商店去买了些东西，主要是为乔丽生养之后所需的副食品做些准备。从商店里出来，街上空气好像有些不对劲，有一种无形的紧张，这紧张从每个行人的脸上身上走路的步子上透出来，四处弥漫、扩散，进入他的心中，成为他的感觉，把他也拉了进去，心里无端地就紧张起来。而气温也好像在下降，寒气透过衣服像无形的冰似的往身体上靠。　　
　　一个他并不认识的人眼睛看着他，对面朝他走来，在他面前停下，为的是要跟他说一句话，说：军管会出了《最后通牒》啦！说了就走了，并不打算听他的回答，好像说出这句话就能排解心中的某种恐惧似的，然而并没有排解掉，样子还是那样有点紧张，身子都收缩了起来，好像被寒冷驱赶着似的。　　
　　他从这人离去的背影上收回怜悯而疑问的目光，心中判断着，大约是军管会要求“控告团”限时从军管会撤出，因为他们在里面闹了有个把月了，不但影响军管会办公，影响全市应该做的那些工作，也已经引起了四周群众的不满，那高音喇叭一打开，不管是说话，还是吹号，反正那声音一出现，就让人的心揪了起来，真有国无宁日之感。虽然他好像还是能忍受、以至能理解的，但心里的厌恶也与日俱增。可是“控告团”的《成立宣言》上还写着他的大名呢，好在那《宣言》早已被其它大字报覆盖掉了。　　
　　他从簇聚着的一小堆人那里，看到了刚才那人所说的军管会《最后通牒》，其实是《最后通告》，铅字印刷的，字很大，只有寥寥数言，简单说了几条义正辞严的理由之后，即限令“控告团”必须在一月九日凌晨一点之前撤出，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皆由“控告团”自行负责。　　
　　一阵真正的紧张刺入心中，他想，这就是姜顺堂所说的“是到采取果断措施的时候了”。他的大脑这个接受器，敏感地特别记住了这句话。街上的无形的紧张空气，就是从这份全城张贴的《最后通告》上散发出来的，伴随着寒流，笼罩了亭州小城。　　
　　他的心收紧了，目无旁顾，从小巷抄近路，很快回到家中。感到小屋里是特别的温暖、安宁。他把门关掩得只留拳头大的一点空隙，考虑煤炉产生煤气的原因，而没有全关死。她对乔丽说，外面降温了。　　
　　然而外面也就有人光临，他开门一看，是两个学生，江进海、林集，两个学生身后还站着一些学生，有男生，也有女生。他从屋里出来，又把门掩上，解释说：我老婆要生养了。　　
　　学生们并没有在乎他的关门的动作，因为他的屋子太小了，也知道他现在不是一个人，他们本来就没有要到他的屋里去的打算，他们只是要跟他说一下话，要把他们的某种打算告诉他，听听在这关键的时刻他对问题是怎么看的，最好是能从他这里得到他们所需要的指导，要么是坚决支持他们，要么是有充分理由能把他们说服。他们神情紧张，面临大事，他们望着他这个年长于他们的人，是学校里有名的老师，又有那样不寻常的经历，是与邹韬奋这个响亮的名字有关的盐阜师范的学生，甚至有着新四军一员的资格，而且“文革”以来跟他们发生了那样血肉的联系，虽然他只是一个人，没有参加任何战斗队，甚至也算不上他们这一派的，他是一个无派的人士，但他的名字又是被写在“控告团”的《宣言》上的，他是同情和支持他们的，他一定能说出中肯的见解来，给他们增添力量。　　
　　你们，有什么事？他问。　　
　　学生们围近前来，江进海说，军管会出了《最后通告》，郁老师可曾看到？他说，看到了。江进海说，我们要抵制。学生们的眼睛一个个亮亮的看着他。他说，我劝你们不要管这事。为什么？江进海立即问。但也知道自己性急了，就不说了，让他说。他说，你们说，现在这形势，静坐军管会，是主动，还是被动？是正确，还是不正确？是得到群众拥护，还是引起群众反感？你们如果现在准备抵制，我说先不要忙，要抵制也来得及，你们先找个地方坐下来，把《元旦社论》好好从头到尾学习一遍，然后再作决定，好吗？“控告团”是有我的名字，但是我本人是不同意的。别的我也不好说什么了。我马上就要送我老婆到医院去生养。实在很抱歉，我说不出别的更好的意见。你们一定要慎重而又慎重，不要管这事，啊？　　
　　说罢，他就往回走，在学生们的目送下进了小屋，而且把门又虚掩成那样，好像把自己与世界小心地隔开来一样。他的心里是很不好过的，他应当跟这些学生去领着他们学习《元旦社论》才对，他应当一直跟着这些学生，决不让他们采取什么抵制行动才对，他应当对他们更热情更关心一些才对，可是他几乎是像个自私的冷血动物一样就丢下他们回到自己的小窝里来了。他是不是太让他们失望了？他没有负起他应当负起的责任。他是一个胆小鬼。但好在他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的心里像一团乱麻一样。　　
　　学生来，什么事？乔丽问。　　
　　军管会出了《最后通告》，限时要“控告团”撤出，但是学生说要抵制，我劝他们不要这样。　　
　　乔丽叹口气，没说什么。　　
　　我们马上就到医院去吧。　　
　　这时却来了一个女生，说：大家派我来帮助师娘。　　
　　这真是太好了，他心中对学生不免又是一阵愧疚。在去医院的路上，他试着问这个女生，街上关于刘庄事件的大字报，你们看了吗？女生说，看了。他问，对那个农民的死，你们是怎么看的？女生说，那个农民死得当然无辜，但那是误伤人命。他说，另一派的大字报上不是说后来又扎了一刀吗？女学生说，如果这样，这事情当然不好，但这是个别的偶然的事情，只是个别人处置不当的问题，“工红”的大方向一直是对的。他听了也就不再说什么，要想较深地谈这个问题，在路上是很不便的，而乔丽正挺着大肚子艰难地走着，女学生在一边小心地保护着她。　　
　　到了医院，住进了妇产科，正是乔丽工作过的地方，熟悉的医生护士们都来问候乔丽，祝贺他们，这祝贺的后面，无形之中联系着他们昔日丧子的悲剧和全部的凄惨，也就在不言之中不去说它了。他们感谢了那个女学生，让她走了。这样，他就一直守在医院里，倒也借此躲开了外面的世界。妇产科的大病房里，有刚刚生了孩子的，有等待着生孩子的，还有正在送去生孩子的，来来去去的医生护士，加上产妇的家属人等，以妇女居多，小声地说着话，品评着刚出生的婴儿，说着产妇生孩子时的种种情况，一派兴奋的、神秘的、充满无限希望的气氛，确实与外面正紧张着的“文革”的天下，是两个迥然不同的世界。他贪婪地呼吸着产妇病房里特有的一种气息，新生的婴儿的气息，和产妇们的极其安祥的气息。　　
　　乔丽来了阵痛，进了产房，他不能进去，就到产房外面的窗子下面去，想从窗帘的缝隙里看到一点，但里面窗帘遮掩得很仔细，什么也不让外面看到，而且窗子还比较高，需要用脚踩在墙楞子上，那墙楞子突出在墙外一点点，只够脚尖儿在上面着力，双手还要扒着高高窗台，这样支撑全身的重量，一次只能坚持十几秒，也就要下来，而且这种行为还可能被怀疑是何许人也，似乎是不适宜于他的，所以他也就放弃了这一努力，而改为站在那窗下听着。　　
　　午夜很冷，幸而无风，天上星空似乎比晚上看到的要低得多，星星也大一些，叫人想到古歌《敕勒川》里“天似穹庐，笼盖四野”的这个比喻，仰望“穹庐”，现在如此繁星缀满，简直是华丽而辉煌的。正当他因为夜空的神奇而暂时忘怀了别的事情，忽然听到远处传来一阵清脆而分明的“哒哒哒”的声音，接着又是一阵“哒哒哒”，难道是枪声吗？但接着他听到的是婴儿的啼哭声，分明是从产房窗里传出来的，他忙奔进屋，到产房门口去，一个护士走了出来，认得他，对他说，郁老师，恭喜你，大人孩子都平安，你有女儿了！他连说谢谢，内心充满对冥冥的感激之情，不觉的泪水满眶，很想躲到一个地方去大哭一场。他看了一下时间，已经是凌晨一点半，是一九六八年的一月九日了。　　
　　护士人员将乔丽和孩子送回病房躺下，疲惫已极的乔丽幸福地睡着了，那么美丽，婴儿就睡在她的头旁。他伏在床边上守护着，后来也就那样地睡了一觉，睁开眼时，天已经亮了。　　
　　他出去忙乔丽的和自己的早餐，屋外很冷，地冻天寒。一出医院大门，觉得人们的脸上以至走路的脚步上，都在向他传递着一种紧张的空气，好像发生了什么最可怕的事情。他想起夜里似乎听到了枪声，心头不觉如梦方醒，一定是的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想知道，又怕知道。他就只管忙自己的事去。烧饼、馒头、豆浆，都买到了，他也就听人们低声地惊恐地说着“军管会里打死了人”的可怕消息。他不及细听，心被一种恐惧感抓住，他的脸上他的脚步不觉也就把一种紧张同样传递到空气中去。他赶快到家中，吃着烧饼，喝着水，把豆浆煮过，把馒头蒸了一下，用旧棉衣包了保温，送往医院去。　　
　　可怕的消息也已经传到了产妇病房里，乔丽问他，在外面听到什么消息吗？这里的人说，夜里军管会里开枪打死人了。他回避着说，现在不谈这个事。就伏侍乔丽吃早饭。婴儿还不能喂东西，只能用一滴两滴水去滴在她的小嘴上，使她不要嘴干，她也就把嘴砸吧起来，而且还睁开了眼睛。他和乔丽看着都笑了。那孩子一目了然是像乔丽的，这很合他的心意。　　
　　妇产科的熟人照顾他们，正好有一间单独病房空下来了，立即就将乔丽转移了过去。这样就方便得多，更加安静些了。到上午十点钟时，有两个女学生找到妇产科来，找到了他们，说是来帮助他们做事的。他们真是感激万分。但暂时还没有很多的事情要做，尿布才用脏了一块，她们发现了，拿去洗净，晾在暖气管上。她们喜爱地看着婴儿，说着赞美的话，让乔丽很高兴。作为医校的学生，她们就是将来的护士，作为女孩子，她们也是将来的小母亲。她们的到来，更给小屋里带来了生活的家庭的气氛，因为他和乔丽在亭州并无亲人，她们就像是来探视的亲人一样，弥补了这一缺憾。　　
　　他问起外面的情况，两个女生看着乔丽，不知道能不能说，乔丽说，不要紧，我已经听到一些了，你们说吧。　　
　　这样，他初步知道了从昨天晚上起，军管会里发生的事情。　　
　　原来，江进海他们昨天上午从他那里离去之后，倒是听了他的话，没有采取什么抵制的行动，连一张大字报也没有写。（但是不是如他所说的去把《元旦社论》再学一遍，那就不知道了）。到晚上的时候，《最后通告》所限定的时间一小时一小时逼近了，空气紧张起来，街上行人明显地少了。十一点钟的时候，江进海林集他们到军管会里去一看，“控告团”一个人也没有，军管会里空空荡荡。江进海非常气愤，说，这么怕死啊。他们火拨拨地到“工红”司令部去。工人头儿们都在，江进海对他们说，军管会里一个人也没有，“控告团”的人都到哪里去了？如果要撤出，也应当是光荣的撤出，要坚持到凌晨一点的到来，不能在军管会指定的时间之内撤出，也不能这样不声不响的撤出。江进海这个观点，“工红”的头儿们都同意，有的头儿说，我马上就去，大不了就是一死。江进海也不等他们做决定，说，反正我马上把学生都叫去，坚持到夜里十二点。就这样，学生又打了先锋，“控告团”的事情成了学生的事情，但当时这种界限根本不存在了。江进海他们几个人就返回军管会，到了小楼上，打开高音喇叭一喊，把话一说，只一会儿的功夫，有上千的学生从四面八方都进了军管会，就连江进海自己也没有想到他振臂一呼，会有这样大的作用，而学生们好像本来就都守候着，都在四周等着听到这一声号令似的。　　
　　江进海把学生在军管会大院里集中起来，排成队伍，也没灯光，只见黑呼呼的一大堆人，他站在前面讲了一通话，接着就上大街游行。天气虽然很冷，但学生们热血沸腾，一点也不感到寒冷。学生队伍后面自觉地跟上了很多的工人。亭州大街空无一人，但他们把主要的街道都游行到了，口号呼喊了一遍又一遍。后来队伍就回到军管会，江进海对大家说，一定要坚持到夜里十二点的到来。学生们四下散了，但都在军管会里，其中也有不少的工人。江进海他们就上了“控告团”占据着的小楼，这两个女生也上去了。屋子里有不少人，都挤满了。那个说不怕死的工人头儿确实也去了，大约是运输公司的，叫郑林。楼上的人用桌椅堵住楼道，以防止部队冲上来赶人。后来，大家都站在一起，共同面对着桌上的一只小闹钟，十二点快要到了，只剩下五分钟。小楼上空气一下子紧张起来，大家都不说话。江进海说，大家唱《国际歌》。工人女播音员把旋钮调了一下，让唱歌的声音传出去。于是唱起了《国际歌》：“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唱得很全，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中大家都把歌词唱熟了。唱好了歌，大家都不说话，眼睛都看着小闹钟上的秒针分针，看着一分一秒地指向十二点整，一时万分地寂静，空气都凝固住了，好像等待着“轰隆”一一颂德看到的要低得多，星星也大一些似的声，大家一起在爆炸中壮烈牺牲，因为已经听到传闻说军管会到时要用炮弹准确地打中小楼。　　
　　但是，十二点过了，并没有发生爆炸，任何可怕的事情都没有发生。一阵奇特的寂静过后，大家发出了欢呼声，并且喊着“毛主席万岁”，而后就松驰下来，下面似乎应当是撤出了。但江进海说，我们不能半夜里这样不声不响地走了，少数愿意留下来的人就在这里休息，多数人可以回家休息，但早上六点必须到军管会来集中，当着全市人民的面，举着旗帜，正式撤出军管会。　　
　　江进海这个提议没有人反对。于是大家都散了，有些人就在小楼上没有走。她们也回家去了。但是枪声响了之后，许多人都重新涌向了军管会，那时也没有想到怕死。她们亲眼看到申恩梅被打死在地上，是下楼时在楼梯上中弹，滚到地上来的，头部中了两弹。　　
　　说着的女生不说了，怕乔丽听了不好。乔丽说，不要紧，你说，我也是学医的，做过人体解剖，我不怕这些。那女生说，估计是大家散了之后，军管会里没人了，只有楼上有人，这时候就有部队从埋伏着的地方出来了，他们进入小楼，守在楼梯下的走道上，准备上楼。申恩梅正好下楼去，也许还发出了叫声，就成了目标。一枪打在太阳穴上，从左穿透到右，一枪打在下巴上。可能下巴中的是第一枪，从下往上打，打穿了，中枪后往下倒，这时候太阳穴上又中了一枪，那就没有活的可能了。铜号还背在他的身上。　　
　　他叹了一口气，想起了那个工人和他吹的号。想起他夜里听到的枪声确实是响了两次。就在那一刻，他的孩子降生了，现在还没有取名字。他还不曾有空到邮局去打电报给乔丽的老家以及他的老家。　　
　　另一个女生说，早上又打死了两个人。　　
　　啊？但是早上的枪声他没有听到，可能当时他是睡着了。　　
　　早上的情况是这样：一个女孩被打死在机关后面宿舍区大院的一个厕所旁边。子弹正好穿过喉部，活不成了。可能她是起早上厕所的。而当时天刚亮，部队撤退，发现前面有人影一晃，就开了枪，大家分析说一定是这样的。其实这时不开枪也不会有人阻拦他们。　　
　　他问，那女孩多大？什么样？　　
　　女生说，那女孩看上去是个初中生，挺好看的，她爸爸是宗进庭。　　
　　啊！小宗静！他和乔丽都惊呆了。他的头皮一阵发麻。这时他好像才感到这一切是多么的可怕。　　
　　你们认得她？女生问。　　
　　我们认得。他说。　　
　　是很可惜，太可惜了。女生擦了一下眼泪说。　　
　　还打死一个什么人？他问。　　
　　还有一个人工作服棉大衣上有粉笔写的号码，说明他是大早出来排队买煤球的，听到军管会这里出了事，就来看热闹，在军管会里乱走，被打死了，趴在地上。　　
　　唉！他唯有一声悲叹。　　
　　现在三个人搁在军管会大门口。　　
　　啊！这？他没有说下去。　　
　　他们家里没有人来收尸吗？乔丽问。　　
　　没有，死者家里都没有人来，就连宗进庭家里也没有人来。　　
　　这事情特殊。只好这样。他说。　　
　　就这样，他大致晓得了情况，心中真是感慨万千，无从说起。　　
　　乔丽就说要去看兰贞，但她还不能出院，只好由他先去看看。兰贞家的门关着，他敲了几下，门开了，是宗真，见到是他，叫了一声叔叔，就让他进去，又关了门。兰贞从屋走出来，也就拭泪了。　　
　　他说，真不幸，多么好的孩子。　　
　　兰贞说，老宗可能还不知道。我们也不好去告诉他。　　
　　他说，我马上去，要让他来看一眼。　　
　　兰贞忙说，不要，情况太复杂了。　　
　　他立即意识到，是的，宗进庭怎么能到军管会门口去看那被枪打死的女儿呢？这将意味着什么？产生什么影响？即使宗进庭现在已经知道了情况，也只能忍着悲痛，不要有任何言论行动，以免遭误解、被利用。　　
　　他说，你们的处境真是太难了，但确实还是只有忍耐、等待。　　
　　兰贞说，人反正已经死了，随她去吧。　　
　　兰贞拭着泪。他说，乔丽要来看你的，但她刚刚生养，还没出院。　　
　　兰贞“噢”了一声，问生个什么？他说，是个女孩。兰贞点头，说叫她不要来，我去看她。　　
　　一切都不要再说什么了，一切的话都是多余的，没有任何东西能挽回和弥补这种损失，失去的永远失去了，小宗静再也不能复活过来，而且还搁在军管会门口，躺在寒风之中。　　
　　从兰贞家出来，他还是违背自己的意志，到军管会门口去。那三个死者确实被搁在军管会门口，军管会大门洞开，里面空无一人。街上路过的人，有的目不旁顾赶紧走了过去，有的近前来看一眼，马上就面无表情地离开了。他看到，小宗静安静地闭着双眼，蜡黄的脸上落了一层寒风刮来的灰沙，一颗子弹正好左右洞穿了她的咽喉，要了她的性命和一切。那个申恩梅的中弹情况，正如女学生的描述，而那个不知名姓的人，胸前中弹，血迹染污了他的蓝粗布的工作服棉大衣。　　
　　恐惧与悲剧的心情，攫紧了他，他也像所有近前来看一眼的人一样，低着头、面无表情地离开，说不出任何的话，不知道应该说什么，心里压抑着，心里的东西像核桃一样凝缩成结实的一团不能释放，是悲、是不幸、是无理，但不知道怪谁，就连开枪打死他们的人，也无法去责怪，一切都是不应该的，一切又都是有来龙去脉的，就像做的一场梦，凌乱而有头有尾，可是这梦又是很现实的，它就是我们的现实，是与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的，大家都忍受着，就像无可摆脱地必须忍受自己身体的病痛一样。　　
　　他遇到几个学生，他们抱着许多报纸，一路上发给行人，也发给他一张。他一看，八开四版小报，报名是《东方红战报》，下面就是满版整块大文章：《血的真相》，作者署名“本报编辑部”，路上不及细看，他把报纸折起来收到衣服口袋里去。　　
　　他遇到了刘镇琛。有好久看不到这个学生了。刘镇琛有点诡秘地左右看了一眼，向他走来，他也就让到路边，以便说话。刘镇琛说，早上我都没有敢出门，这会儿才出来看看。说着从口袋里拿出报纸来，问，这个报纸你有了吗？他从口袋里取出，说，还没有看。刘镇琛收起报纸，说，文章是林集写的，胆子真大，点名责问部队宋政委。但是他们不想想，部队如果没有上级同意，怎敢开枪？死的三个人当中，我认为有意识的目标只有一个人，就是申恩梅，他一天到晚在军管会里吹号，目标很明显，部队里也一定有不少人认得他了，正好他头一个下楼，当然就打他。至于其他两个人，是不该出现在部队撤退的路上。听说，江进海也是一个目标，因为他在军管会里集合学生，站在前面讲话的，目标很大。但后来正好他离开了。　　
　　他说，哪个是目标，哪个不是目标，这情况怎么可能让外面的人知道？我不相信这些说法。申恩梅是很明白地开枪打死的，但如果他没有下楼，而是别的一个人出现在楼梯上，那被打死的就会是别人。过了《最后通告》所限定的时间你还在小楼上，就有理由清除你。但部队既没有冲上楼去再打死人，也没有在小楼下面继续等待目标，而是立即就从小楼下面撤离了，这说明部队并不以打死人为目的。所谓部队，也都是很年轻的人，他们奉命执行任务，不了解情况，高度紧张，以为造反派多么厉害，而且是面对群众，情况复杂，心情紧张，后来被打死的两个人就是这种紧张心情的牺牲品。当然，这是我的估计，但真实情况大约也只能是这样。　　
　　刘镇琛信服了他的分析，也就把这份好奇丢到一旁去，问，下面怎么样呢？他反问，你说呢？刘镇琛说，我感到，枪一响，就冷静下来了，下面还是要老老实实坐下来谈大联合、三结合，把运动收起来。他说，对，枪一响，冷静下来，就要按照《元旦社论》指出的路子走。　　
　　他说要回去有事，就与刘镇琛分了手。　　
　　不想，又遇到范公望，遇到这个人，就不要想三言两句打发走，但他还是强调老婆刚刚生养，要去照应老婆，范公望却说，农村里刚刚生养的女人，天寒地冻的，就自己下河边洗尿布了，我亲眼看到的。这样，他就只好站下来，听范公望的高论。　　
　　范公望说，我们的《形式论纲》，你还记得其中的内容吗？　　
　　他说，大意是记得的，我的看法我都说过了。　　
　　范公望说，你可以坚持你的立场观点，我也可以坚持我的，但你的是目前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我的是目前不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我们共同承认的辩证法告诉我们，这种情况也是可以转变的。中外历史上都有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后来被别的思想取代了统治地位这样的情况。汉初尊崇黄老，后来是独尊儒术，这一变，就坚持了两千年。　　
　　他点头承认。　　
　　范公望说，亭州太渺小了，但它像大海的一个泡沫，同样反映大海的波动。我们就更渺小了，但我们的头脑，同样反映着思想的和社会的斗争，除非我们死了。　　
　　他看着范公望，等着听这“序言”之后的“正文”。　　
　　范公望说，我在《形式论纲》里提出过“反题的自身”，“正题的前身”，“人间正道的合题”这三个阶段，今天我可以明确说，它其实隐含着真切的社会内容。现在，亭州的枪声一响，不，已经不止一响了，它在“鹊湖镇”响过一次，在“一·三刘庄事件”中响过一次，这回在军管会里再次响起，这一回是最惊心动魄的。这些枪声的响起，说明了什么呢？可以说明我和柳春芳合著的《形式论纲》是对的，它预言了不远将来的现实。“反题的自身”已经走到了尽头，它想改变苏联变修式的命运，而让“反题”永远存在，从而成为永远的“正题”。但枪声响起，而且不止亭州一处，是全国性的，说明了它的最终失败。虽然说它是“演习”，但它是认真的，我们也应当认真地看它。只让它演习一次就足够了，不可能再有第二回。为什么？因为枪声响了。人们最怕的就是枪声，再也不愿听到，除非东洋鬼子西洋鬼子打来，不得不再有枪声，那是出于无奈。“反题的自身”提出什么“防止论”，那就是意识到了某种不可避免。既然不可避免，那么你要“防止”，就是逆天行事，就要失败。如果我看不到这一天，我的儿子孙子终归要看到这一天。那么，“反题的自身”，终归要回到“正题的前身”。前身是什么？我就不说了。我们的前身才是正题，那个社会才是最正常的社会，说穿了，三十年代旗袍美酒的旧上海的社会就是最正常的社会。你如果不信，只要问你一个问题，为什么那时鲁迅、茅盾、巴金这些人都居住在上海？那时的一个三流作家，就超过现在的一流作家，学者就更不用说了。所以我说我们这个社会的前身才是正题。那么，由反题转入正题，从而得到“人间正道的合题”，就是不可避免、也不可“防止”的，“防止”就是反动，所谓“革命”就是反动。怎么样？我说得对吗？《形式论纲》已经被我们烧了，但它仍是存在的，因为它所说的其实就是历史本身，它将由历史以事实的形式写在我们面前。　　
　　他说，我不跟你辩了，从逻辑上，你是站得住脚的，但仅此而已，你不要想我承认得更多一些，哪怕你的“正题”、“合题”成为我眼前的事实，我也不会承认它就是真正的“正题”和“合题”，那时我就会用你的话反过来对你说，你们这是“反题的自身”，必将回到“正题的前身”，从而得到“人间正道的合题”。　　
　　范公望大笑，说，好对手，好对手，这是我们知识分子的文字游戏，那就不说了吧，把眼睁大些，试看来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　　
　　他说，我想再提醒你一下：马克思于1881年3月8日写给某个人的回信提出过一个重要思想：在某种相应的历史环境下，某些民族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也就是不必经历资本主义给人类带来的那种痛苦和屈辱，而走上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我想，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以来的世界历史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中国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有力的证明。而你所向往的旗袍美酒的旧中国，并不是资本主义的天堂和乐园，而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泥坑，在资本主义列强称霸世界的情况下，只能是这样。　　
　　范公望说，但是，我们看到在许多方面我们要补资本主义的课。他说，那是在社会主义前提下汲取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成果为我所用，而不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并不是你所说的从“反题的自身”，回到“正题的前身”，还有什么“人间正道的合题”，亏你想出了这些概念。如果照你的思想，那么我们应当怎样对待国内包括西藏在内的少数民族地区呢？是不是要让他们逐一经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漫长时光，然后再让他们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同样，放在世界范围之内，也应当这样看问题。你的勇敢执着精神，我是佩服的，但在理论上，我无法对你肯定得更多。我们以后继续再辩吧。　　
　　跟范公望告别之后，他选择从大街上走。街上比起往日，人少得多，大字报也都是旧的，人似乎都尽量在人行道上贴着墙走，而不是像平常那样满街乱行。作为“好派”对立面的“屁派”，针对“一·九事件”，没有发表任何意见，好像都被这“一·九”的枪声镇住了，《最后通告》的言出法随、毫不手软、以至流血，令所有人胆寒和想不到。　　
　　他走着，看到在大街上的一处地方，聚集着百十人，都静静地仰头听着，原来，在街边一个二层楼上有人在扩音器里讲述《血的真相》，就是讲解《东方红战报》上的那篇大文章，他听出来了，是江进海，言词清楚，有条有理，愤激昂扬。这个学生真有一股得理不让、不屈不挠的劲头，他只觉得担心和害怕，他快步走了过去。　　
　　但他被人一把拽住了，是包吉。他心里真不想再跟他们有任何的关系，他甚至露出了、也许是装出了几分畏缩的模样。果然，包吉很令他失望，竟大大咧咧的对他说，怎么，枪一响，把你吓成这样了？他又不得不规劝道，发生这样大的事情，你们也应当冷静下来了！包吉一怔，立即收敛了他刚才的轻浮麻木和装出来的不在乎，说，头头部正在研究下面怎么办，反正“控告团”的事情，就这样结束了，他们是枪杆子，他们狠。他说，枪杆子不能瞎狠，不是枪杆子也不能瞎狠，这就是教训。　　
　　他掉头就走，包吉说，你，不想理我们了？包吉的声音里颤动着一种可怜。他掉过头来，甚至走近了几步，对包吉说，我的话，你们不听，现在这个结果，还要我怎么说？你带个信给刘克成，不要再搞任何小动作了，老老实实按照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的讲话，按照《元旦社论》要求的去做，那是必由之路，没有别的可能。毛主席是要搞“文革”，但毛主席也不能允许乱来。“文革”作为一次演习，早就进入收尾和总结的阶段了。你们应当自觉配合，来赢得一些主动，现在也许已经嫌迟了一些。　　
　　包吉眼瞪起来说，他们不会放过我们的，他们做梦都想收拾我们。他说，以后再谈吧，我老婆生养了，我现在要去有事。他就走了，他能感到包吉站在那里望着他，似乎还想听他说几句以至骂他们几句。勇敢的闯将包吉现在露出了一丝悲伤和孤独。他狠下心，坚决地离开了包吉，还将离开刘克成，离开江进海、林集，离开他们的这一切。他的头脑里同时出现寒风中小宗静可怜的遗体遗容和襁褓中刚出生的女儿的红红的小脸蛋，心头一阵痛楚，止不住一股泪水涌了出来……　　
　　然而，他却遇到了林集，这个像思想的怪物的中学生，刚刚勇敢地写了《血的真相》的，他想躲开，却来不及了，而且，林集那两片白色眼镜片，像两个白色而模糊的大眼睛，正瞪着他，那脸像是惨白的，人也走到他的面前来了。　　
　　“你……。”一刹间，不知从何而来的一种恐怖，像冷电在他身上一过，令他一颤，竟说不出话来似的。　　
　　林集却也没有说话，把一份传单送到他的手上，对他有点惨然一笑，说，这是瞿秋白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写的，给你看看。　　
　　他一看，题目叫《多余的话》，正文上面有个《山东矿院红卫兵按语》，说明着林集他们翻刻的这份材料的来源，《按语》说：　　
　　到目前为止，人们认为，瞿秋白是在国民党枪口下从容就义的，但现在发现的这份材料里，他却称自己是“叛徒的一种”，说“虽然我现在很容易装腔作势慷慨激昂而死，可是我不敢这样做。历史是不能够，也不应当欺骗的。我骗着我一个人的身后虚名不要紧，叫革命同志误认叛徒为烈士却是大不应该的”，说他“决不愿冒充烈士而死”。他为什么这样写？请你自己往下看，并作出你自己的判断。　　
　　他倒抽一口冷气，没有忙着看这奇特的材料，一抬头，看到林集已经离去，倒不像平常，总有些“多余的话”要对他说。　　
　　他站在路边一口气就把材料看完了。真想不到瞿秋白在最后的时刻，会写出这些话来，分明是不应当那样写的，简直令他震惊，轰毁着他的头脑，但是，他又不能不觉得，那写的是真话，是一种可以理解的真实的心情和思想。从文笔上看，材料可信，伪造不出来。林集他们是什么想法呢？为什么林集没有说更多的话？他把传单折起来，在身上收藏好，继续走他的路。瞿秋白说的那些不同寻常、却有着惊人真实的话，一句一句在他头脑里颤动着：　　
　　不幸我卷入了“历史的纠葛”……因为“历史的误会”，我十五年来勉强做着政治工作……一场误会，一场噩梦……一只羸弱的马拖着几千斤的辎重车，走上了险峻的山坡，一步步的往上爬……最好是趁早结束了吧……其实，最理想的世界，是大家不要争论，“和和气气的过日子”……累赘而反乎自己兴趣的政治生活，使我麻木起来，感觉生活的乏味……一出滑稽剧就此闭幕了……我始终不能克服自己的绅士意识，我终究不能成为无产阶级战士……不管宇宙的毁灭不毁灭，不管革命还是反革命，等等，我只要休息，休息，休息……一生的精力已经用尽，剩下一个躯壳……　　
　　拐了一个弯，进入小巷，头脑中不知为何突然蹦出梯也尔誓将镇压巴黎公社时说的话：我将手持法律走进巴黎！　　
　　他只不过是既模糊又确定地意识到了某种未来的情况。他裹紧了一下衣服，头脑里顿时一片空白。丁未年小寒刚过，气温降到零下七度，加上五级西北风，天是特别地冷。　　
　　（全文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