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时政文摘（2010-3-8)

网络时政文摘（2010-3-8)

国富民穷堪忧　贫富悬殊更险
锺南山语重心长 治乱世须用重典

北京军方鹰派严重受挫
邓小平遗训
法令废弛军港被堵
利益是要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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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富民穷堪忧　贫富悬殊更险
 
东方日报

本文重点

    * 分配不公 加剧矛盾

收入分配不公是今年全国两会热点，无论是与会者的提桉还是传媒的评论，不少都围绕此议题。当前社会财富分配不公，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整体国富民穷，二是国民贫富悬殊、两极分化。

自古以来，藏富于民是历代明君的基本国策。然而，内地儘管已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而且拥有全球第一的外汇储备，但是民众生活水平提升的速度却慢如蜗牛。全国总工会调查显示，逾两成三职工已五年没有加薪。数字还显示，由九七年至○七年期间，在中国ＧＤＰ比重中，政府财政从近百分之十一升至逾百分之二十，而劳动者报酬却从逾百分之五十三降至不足百分之四十。

正如内地学者指出，国民收入这块大蛋糕，分给国家财政太多，分给老百姓份额太少，人们普遍觉得付出和收穫有差距。国富民穷不仅使经济增长失去意义，而且也会使政府失去道义。这一趋势不扭转，政府公信力将大打折扣，经济发展也将失去推动力。

相对于国富民穷，国民内部的贫富悬殊更具危险性。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激励民众发展经济的积极性。然而，随着经济发展，神州出现了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趋势，在富豪们醉生梦死、一掷千金的同时，万千下岗工人却靠微薄的最低社会保障金过着没有尊严的生活。
分配不公 加剧矛盾

令民众不满的是，这种两极分化，很大程度是当局的分配政策直接造成的。这种状况在大型国企内部最为明显。数字显示，两百多家上市国企的高层主管与一线职工的收入差距，从○六年的平均六点七二倍扩大到○八年的十七点九五倍。有些国企老总年薪超过一千万元，但一般员工年薪仅两三万元。而这些企业的丰厚利润，主要是靠其垄断地位取得，而非高管们努力的结果，「他们凭甚麽拿这麽高的工资？」

住房问题更凸显贫富悬殊的严重性，现时有钱人和高官一般拥有多处物业，有的更拥有别墅和豪宅，但众多打工仔却仍是无房一族，在目前楼价疯狂飙升情况下，打工仔拥自置居所的希望更淼茫。

贫富悬殊日益加剧，直接影响社会和谐与稳定，近年群体抗议事件频生，治安也在不断恶化，一些地区出现了专门打劫豪宅的犯罪团伙，有钱人买了别墅也不敢入住。

面对民间的强烈不满，本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承诺，要加快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虽然令人鼓舞，但能否实现仍是未知之数。阻力主要来自由官员和富人组成的利益集团，他们为了保护既得利益，必然千方百计阻挠社会财富再分配。

然而，严峻的事实是，分配不公不但阻碍经济发展，而且已严重威胁社会和谐与稳定。当局若掉以轻心，后果不堪设想。不要忘记，历史上不少社会动乱的导火线，都是财富分配不公。

锺南山语重心长 治乱世须用重典
 
太阳报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锺南山日前在北京指出，食品安全事件此起彼落，主因是「存在着体制之痛」。

最近武汉、广州、江门、深圳等地陆续发现来自海南省的毒豆角和毒指天椒，其中深圳问题最严重，先后检验出十一批次，而且其毒性是以前检出的五倍。有毒食品屡禁不绝，暴露了管理体制上的漏洞，而这漏洞之大，绝非地方当局可以堵塞。锺南山在出席全国两会期间公开指出「体制之痛」，用心良苦。

食品安全管理出了甚麽问题？首先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正如锺南山指出，没有严格的奖惩制度。「国外就不一样，一旦在番茄、鱼丸等日常食品中发现一点点安全问题，马上就会被罚得倾家荡产」。

事实上，种种食品造假行为都是在当今社会道德沦丧、世风日下的背景下发生的。奸商为了追求高额利润，置民众生命安全于不顾，对这种行为，绝不能姑息。但多年来，当局对生产、销售有毒食品的黑心商人往往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完全起不了阻吓作用，令他们有恃无恐，变本加厉。

多头管理 形同虚设

锺南山指出的另一弊端，是「多头管理、多龙治水」。例如，豆角生产归农业部门管，到了市面上归质监部门管，销售又归工商部门管，出口归检疫局管。由于政出多门、职能重叠，表面上多个部门都要管、都能管，实际上是没利益都不管，有了利益就争着管，到最后变成管不好、管不到位。

值得注意的是，监管不善、执法不严的背后往往有官商勾结的阴影。不少贪官收受奸商贿赂，双方结成利益共同体，狼狈为奸，成为黑心商人的保护伞。他们对生产、销售黑心食品大开绿灯，甚至在问题被揭发后仍撒手不管，或查而不办，千方百计保护奸商和黑心食品过关。

最骇人听闻的例子，莫过于三聚氰胺奶粉事件。○八年查处后，本应将毒奶粉就地销毁，可是各地却将奶粉封存，待风头过后擅自解封，运往外地再作食品原料，危害消费者。然而，事发至今，食监当局仍未作出处理。同样令民众担心的是，当日涉及毒奶粉事件下台的官员，除了几个基层替死鬼外，大多数已风光复出，异地做官。

锺南山于沙士一役成名后，一直不改敢于讲真话的本色，不断揭露医疗衞生及食品安全方面的弊端。他此次在两会期间就食品安全问题放炮，语重心长，但愿当局能听进逆耳忠言，全面整顿食品安全体制，否则，任由奸商继续祸国殃民，国家危矣！

东方日报：内地退市时急时缓　决策见步行步
 
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重申，从非常规政策退出，回归到常规经济政策，时机选择非常慎重，要避免过早退市。巧的是，大洋另一岸的美国，身为华府经济顾问的前联储局主席沃尔克批评，美国退市步伐过急。其实这仍不只是中美的默契，在爆发债务危机隐患的欧洲，央行也有类似的表态，显示欧洲债务危机折射复甦脆弱，全球有必要形成谨慎退市的共识，中美欧已作出表态，显示退市进入停一停、想一想的敏感时期。

今年一月，世界银行透过预测局局长发话，指出中国的资产泡沫问题，建议中国逐渐退出刺激政策，同时强调时机把握、免陷日本没有适时退出引发低迷的覆辙。年初人行曾有一系列措施抽资，包括两度出其不意调升存款准备金率，惹市场揣测退市加速。在一轮频繁的动作之后叫停，显示内地退市政策选择的特殊现实。

有两点非常突出：一是视美国取态而动，退市政策的前提，要看美国退市进程的快慢，当前内地不少经济学家坚持认为，不能先于美国加息，就是这一特点的表现；二是内地的现实扰乱决策时机选择。早前退市动作频仍，与内地一月信贷爆炸增速不无关係，其实信贷冲闸压下来以后，又有出现信贷断链的忧患，是否叫停退市的原因之一虽无从考证，但政策时紧时鬆的波动，与下面对策的放则乱、收则死是有关的。

人行再同美国、欧洲默契协调起来的话，退市政策会有一段收手时期。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两会定调，「保持足够的政策力度」，内地主流舆论甚至不承认处于后危机时期，更偏向接纳或陷入新一轮国际危机的观点。假定这是维持宽鬆的讯号，剩下的问题是，会否有另一轮的信贷爆炸？至少稍早前揭出的地方债融资危机，恐怕有待今次政策纾缓之机，重整债务事在必行。整个信贷会否伺机生乱，须靠强硬的窗口指导、有力的监管，否则难实现官方追求的刺激政策软着陆。

外界不难留意到，周小川说避免过早退市留下回旋空间，强调货币政策还要根据经济指标反馈的讯息，进行动态的调整。意思就是见步行步，避免把话说死。当退市放缓的时候，不应一概排除政策朝向轻度紧缩调整的可能。因为难以寄望当局对形势发展有精明的预见，甚至对内地调整的驾驭也不敢乐观，为应急时政策转身留馀地可以理解。

中国去年保八靠投资的快速增长，是藉信贷过度宽鬆达致成功的，亦即经济增长更倚赖资本投资，而非出口或消费。两会再订今年保八，靠甚麽实现值得考究。商务部部长陈德铭表明，出口复甦需时，而消费获结构性的持续上升，还有待分配制度调整，并非短期可见效，是否意味着今年仍靠投资兑现保八？一方面体现政策退市确不易；另方面说明消除信贷的根源亦不易，因为保八走的是旧路，难免再爆旧的问题。

除了中国国内固有的问题，国际上退市政策的正确或失误，会给中国带来重大的影响。一方面引发危机隐患的不确定，为退市添变数；另一方面退市与复甦平衡过程，出现经贸、金融的冲突和摩擦，可能打破退市的协调，譬如就人民币汇率的汇战，难免成为影响货币政策的因素，不为中国当局所可控。

太阳报：今年又保八　意义大不同
 
国务院向人大会议提交的政府工作报告，定出二○一○年的经济增长目标为百分之八。换言之，今年又是「保八」，但意义与去年大大不同。内地官员形容去年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今年则是情况最複杂的一年。在最困难、最危急的时候，要做的事反而比较直接，就是尽一切办法保增长。当顺利渡过难关，如何逐步退出救市，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便没那麽简单了。

究竟情况有多複杂，不妨听听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的一番话，大概可明白箇中困难。当被问到中国如何从非常规的救市措施中退出，并且回归常规的经济政策时，周小川没有明确回答，只说时机选择非常重要，既不能过早，也不能太迟，所以货币政策会根据经济指标进行「动态调整」。说得直接一点就是摸着石头过河。

世界各地今年均在讲退市，美国联储局主席伯南克已提出退市方针，列明各个步骤，而欧洲央行也有类似部署。虽然都是退市，但欧美的处境比中国简单一些，只需把救市时注入金融及经济体系的大量资金收回便可，前提条件是经济活动已回到爆发金融海啸前，增长模式不用来个翻天覆地的改变。中国则不同，除了要确保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之外，还要兼顾发展方式转变，有多一重考虑。

内地很多年前已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能再依赖几十年来的所谓粗放式增长，不可再沉迷于劳动密集型工业，需要大力发展消费及内需，多年来不断进行的宏观调控，也是朝着这个方向走。不过，一场金融海啸完全打乱了原来的部署，为了迅速保增长，结果还是选择了旧路，大搞基建投资、房地产投资、重工业投资。中国要退市，自然不是收紧银根、从市场抽资那麽简单。

事实上，在政府工作报告及多个部委的新闻发布会上，都明确提出调整经济结构的思路。例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遏抑楼价及支持新兴产业，发改委开列一大批需要淘汰的落后产能，人民银行及银监会重申优化贷款结构。问题是经济增长模式是有惯性的，而各级官员在执行时则有惰性，总会在有意或无意之间，走回投资带动增长的旧路，而且还是粗放式投资。房地产及一些重工业的投资，去年出现空前反弹，便是这种惯性及惰性的佐证。

如果说去年保八是为生存而战，今年保八就是防止过热。如果继续依靠信贷高增长、投资高增长来拉动经济。长此下去，必定造成经济过热、泡沫爆破收场。所以经济增长、信贷、货币供应及通胀目标定得保守一些，是有实际需要。不过，关键始终是能否把资源用于推动转型，除了时机之外，人的因素也很重要。将来如各项指标最终还是大幅超标，等于宣告转变增长方式失败。

住建部：经适房存在变相福利分房问题
 
本报讯（记者 傅沙沙）“很多人开奔驰来买经适房”、“买房者的钱都被政府赚了”。在社会福利和保障界的分组讨论中，全国政协委员、广州富力集团董事长张力炮轰保障房制度和高房价。

昨日，住建部副部长郭允冲参加该组讨论时坦陈，目前经适房存在变相福利分房的问题。

“很多人开奔驰买经适房”

前日，在社会福利和保障界分组讨论中，张力建议政府应少建经适房，多建廉租房，保证更多的人有房住。他称，建经适房是为解决买房问题，而有意买房的人最起码不是穷人，住不起房的才是穷人，“政府应该多关心没房子住的人，少关心买不起房的人。”

目前，经适房比廉租房多两三倍，张力认为这不合理。在他看来，廉租房量应达到房屋总量的10%左右。“现在很多人开奔驰来买经适房，我都见过。”张力说，这些人一买就好几套，房价涨后转手就赚几百万元。

“买房者的钱是被政府赚了，而非开发商。”张力说，以前土地成本只占20%，现在占到60%至70%，政府卖地的利润一般可高达200%，“本身价格100万元的土地，政府300万元卖给我们，这叫政府先喝头啖汤。”张力认为这是目前房价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

去年提供廉租房200万户

昨日，住建部副部长郭允冲参加了社会福利和保障界的小组讨论。在保障房方面，他介绍，去年全国提供廉租房实屋200万户，超出了计划。由于房地产市场发展较晚，国家采取了逐步放开的政策，到2000年才完全停止了计划供应，各单位福利分房被叫停，但也没有100%被停止。“在搞经适房方面，还是存在变相福利分房的问题。”

他进一步解释说，房地产市场不完全由市场调剂，说到底跟土地有关，土地资源有限，同时还是国家管的，造成房地产市场发展不完善、不充分。同时，供需不平衡推高了价，应适当增加供给，那就涉及土地供给和税收、资金，“住建部能使用的调控手段几乎没有。”郭允冲说。（新京报）

俞正声点评《蜗居》缺陷：没几个上海人是好人
 
　　香港文汇报两会报道组7日电

　　上海市市委书记俞正声今日接受採访时大谈楼价问题，称上海将在2010年採取一系列综合性措施遏制高楼价。俞正声透露，上海正酝酿今后几年的《住房发展规划纲要》，计划3月底完成研究方桉，4月份徵询意见。此外，俞正声说，他看过反映年轻人买楼难的电视剧《蜗居》，而且推荐其他官员看。

　　去年底以来，国务院先后颁布《国四条》和《国十一条》，力促房地产市场健康稳定发展。北京等地亦先后响应，出台地方性举措控楼市。而全国楼价最高的上海却迟迟未见动作。俞正声透露，皆因上海正酝酿一揽子住房政策，计划将经济适用房、公共租赁房、单位租赁房等保障性住房全部纳入其中，预计3月底完成研究，4月份徵询意见，条件成熟时即向外界公佈。

　　据本报了解，新纲要主要从3方面解决高楼价问题。一是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力度，通过住房的供给结构调整楼价。

　　去年上海总住房开工面积2,000万平方米，其中保障性住房1,200万平方米，佔总开工面积60％。今年上海仍将保持这一建设比例和开工面积。

　　二是增加土地供给量；三是调整需求结构，这部分将涉及公共租赁房和单位租赁房等保障性住房「新品种」的具体实施办法。其中，首批公共租赁房最快在3月份就将推出。

　　承认土地资源已近极限

　　俞正声称，「一揽子住房政策的出现，将使上海未来的住房预期向好的方向转化。上海的住房问题，会逐步地、更好地为人民所赞成和拥护。」

　　虽然俞正声称将继续增加土地供给量，缓解供需矛盾，但上海的土地资源却已十分紧张。今年2月，上海首次尝试实施「预申请制度」（又称「沪版」勾地制）的土地出让方式，意图控制地价。结果「地王」却接连诞生。业内人士便分析，地王「三级跳」的背后，实际反映了上海土地问题已相当严重。

　　对此，俞正声则未予正面回应，但承认上海的土地资源已接近极限水平。

　　看「蜗居」 感受百姓心境

　　另一方面，在当日的公开讨论会上，有记者问俞正声有否看过《蜗居》。俞正声回答称，他自己不仅看过，而且还曾经在干部会议上推荐大家看。

　　俞正声解释，《蜗居》反应的是一部分年轻人住房非常困难的状况，看《蜗居》可以亲身感受上海老百姓的心境。

　　同时，俞正声指出，住房问题是上海人才发展的瓶颈。很多上海的人才因为楼价过高，工作不是很安心。这取决于住房政策的某些突破。目前上海在很多工业园区和GDP特定发展区域设立人才公寓，正是为人才创造更好的条件。

　　最后，俞正声还笑言《蜗居》有很多缺陷。「我看了之后就发现，这个剧裡好像没有几个上海人是好人，这是非常遗憾的一个缺陷。」他说。

龙吟大地：北京军方鹰派严重受挫

本文重点

    * 军费增幅仅7.5%
    * 国防现代化受阻

中国二○一○年国防预算为五千三百二十一亿元人民币，比上年预算执行数增加三百七十一亿元，增幅从去年的百分之十五降至百分之七点五，打破了二十年来的两位数增幅。笔者留意到日本退役少将茅原郁生的话：「增幅低于百分之十很令人意外，我原本以为会有大约百分之十五，我想军队可能会不满。」笔者相信，北京军方鹰派军事现代化的雄心受到了严重的挫折。
军费增幅仅7.5%

英国《泰晤士报》分析说，军费增幅之低让人意外，说明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加州大学也有专家说：「这说明经济窘迫时期军方不得不勒紧腰带。」确实，本年度中国的财政预算也出现了令人惊讶的赤字，达到一万零五百亿元，刷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年度赤字的最高纪录。不过，预计赤字佔GDP的比重为百分之二点八，依然低于国际警戒线。事实上，赤字超高，是高层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刺激内需带动复甦，在涉及基础建设、教育、医疗等民生项目，都增加了投入。可见，「勒紧腰带」说是不成立的。

北京公布军费后，整个宣传口径是强调中国是世界上国防费投入相对较低的国家。今年美国国防费是六千三百六十三亿美元。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中国今年的国防费只是美国的百分之十二点三，人均国防费只有美国的百分之二点五，军人人均国防费也只有美国的百分之六点六。显然，北京还是怕人家说「中国威胁论」。

对此，有军方人员不以为然。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专家孟祥青认为，西方炒作中国军事威胁论有其政治意图，即使中国军费减少，中国军事威胁论也不会销声匿迹。有军事专家说，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全世界约有军用直升机三万五千架，全世界平均每万名陆军官兵拥有直升机十四架，装备数量最多的高达一百一十多架。然而，今天中国拥有直升机的总数量尚不足二十年前世界总数的百分之一，这种困境，在汶川救灾中充分暴露。显然，百分之七点五的军费增幅，与解放军所提出的要求有很大距离。
国防现代化受阻

在公布军费的记者会上，俄罗斯记者还问到是否包括建造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的费用，李肇星避而不答。军方人士说，增加的三百多亿元军费，还不够建航母。如果决心建时再追加或者另编预算，更会令「中国威胁论」者说三道四。

两会召开前，解放军大校刘明福在新书《中国梦》中提出「中国应该取代美国做世界第一军事强国」，军方鹰派的新思路是以国防现代化作为内需，带动经济再上台阶以及整个民族崛起。中共决策层勐减军费增幅，说明不接受这种思路。同时，北京对美国售台武器的报复突然降调，也说明中共高层决策相争，最后又摆回到鸽派那边。
古吕

菩提明镜：邓小平遗训
 
这次北京「两会」的焦点问题是甚麽？应该说，民众的焦点和官方的焦点各有不同，例如高层在会前多次强调「转移经济增长方式」，落实科学发展观，但老百姓才不会管经济发展是甚麽方式。高官也说要压抑楼价，不行也得行，但是农村人好坏都有茅舍一间，城市人也不是人人关心高楼价，早上车、中产以上的则认为楼价愈高愈好，好像是「八十后」觉得上车难。其实，年轻的大学生和其他有知识之人最痛恨的还是腐败，故会前高层也公布了新的廉政规定，有「五十二不准」之多，但能否奏效不得而知。

内地有一个民主党派，叫「九三学社」。三禅看到他们一个最新的调查指，中国居民收入佔国民总收入的比重正在逐年下降，贫富差距正在不断扩大。中国收入最高的一成群体与收入最低的一成群体的收入差距，已经从一九八八年的七点三倍上升到现在的二十三倍；同时，中国的奢侈品消费近两年却增长百分之二十二，上升至世界第二。不过，中国的人均收入排名则在几十名之后。

官员的腐败是非法获得利益，有主张认为，内地也要学香港搞「高薪养廉」，其中支持的人相当多。决定政策的其实也是既得利益阶层，高薪能否养廉？不知道，反正先拿了高薪再说。但是，中共第四代儘管几次给各级官员加人工，却还是不敢太高薪。是甚麽原因？有说是左派反对，也有说各级政府是四套班子，官员如海，国家财政出不起。

还有人称看过邓小平一九九二年后未公开的讲话，「让一部分人先富只是改变普遍贫穷的手段，最终目标还是要实现社会主义下的共同富裕。因此，中国将来应当着重解决两极分化问题」。三禅以为，是否执行邓小平的遗训，是未来中共路线斗争的焦点。
柳三禅

军政界：法令废弛军港被堵

近日《解放军报》披露，海军某潜艇支队的潜艇驶离码头赴某海区实射鱼雷，出港时鱼雷发射管竟被渔民违章设置的养殖网缠住。艇上的解放军官兵心有馀悸地说：「真是太危险了！如果潜艇出港后按照计划发射鱼雷，后果不堪设想。」按说潜艇军港必须有专用的航道，民用设施不得佔用，否则可酿成艇毁人亡的重大事故。中国军事禁区戒备森严，想不到「市场化」后，枪杆子竟敌不过「钱串子」。

《军事设施保护法》规定，在军事禁区和管理区内，严格禁止设置各类非军事设施。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是中国特色，煌煌《军事设施保护法》也失去「军法从事」的威慑力。透过该法令颁布以来的尴尬历程，便知法令废弛的严重程度。

一九九○年二月二十三日，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设施保护法》；同年十二月三十日，国务院、中央军委下发《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设施保护法〉若干问题的通知》。有了法律就依法行事，为何多此一举？

到了二○○一年一月十二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再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设施保护法实施办法》及《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设施保护法实施办法〉施行中有关问题的通知》。法律出笼逾十年再颁个「办法」？可见真是没办法了。再到二○○九年五月十七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又印发《关于加强军事设施保护工作的意见》。

从法律到办法到通知到意见，军法自我阉割，潜艇支队只有聘请当地青年做营区周边治安员，劝说违法民众离开。
司马成

关心集：利益是要害

中国工程院院士锺南山在内地深孚众望，不仅因为他是沙士英雄，更因为他的敢言本色。几年来，他一再批评当局的医疗衞生和食物安全政策，引起广泛关注。近日两会期间，锺南山又发炮了。

针对有毒食品屡禁不绝的问题，他指出，这是因为没有严格的奖惩制度。他直言「国外就不一样，一旦在番茄、鱼丸等日常食品中发现一点点安全问题，马上就会被罚得倾家荡产」。

好个「倾家荡产」！丧尽天良的奸商为了赚取高额利润，不顾消费者的死活售卖黑心食品，夺去多少人的健康以至生命，对这些人，无论怎样处罚都不过分。

可惜，这惩罚只有「国外」才有，在国内则是另一番景象，每当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件，当局都抛几隻替罪羊出来，而黑心食品商及在背后支持他们的官员都安然无事。例如，三聚氰胺奶粉事件被揭发后，当局处死了两名农民，多数参与造假的商家却逍遥法外。风头火势下，有几名官员丢官，但很快就东山再起。

为何有这种荒谬的事情？锺南山说得好，这是因为「存在着体制之痛」。他以近期的毒豆角事件为例，说明食品安全管理的溷乱。豆角的生产、销售、质检分别由多个部门管理，表面上大家都管，其实是有利益就争着管，没利益就都不管。

锺南山巧妙地点出了「利益」的问题，虽然点到即止，但大家已心领神会。事实上，正因为贪官与奸商在共同「利益」驱使下，千方百计为有毒食品开绿灯，才会出现目前的乱局。
关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