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处在最后一个十字路口——七十五年盼轮回

了解中国革命史的人都知道“遵义会议”。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遵义会议是一个决定中国工农红军生死命运，决定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存亡攸关，决定中国革命峰回路转、走出低谷、走向发展胜利的伟大转折点。
        但遵义会议前还有一个转折点不容忽视，我们有必要在这里再做一个简单的回忆与了解。此前的中国革命武装力量即中国工农红军有两大方面军：即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领导的活跃在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时称中央红军的第一方面军。由张国焘、徐向前领导的、活跃在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红军为第四方面军。以及由贺龙、萧克、任弼时率领的红二、六军团，时在湘赣边一带活动。后于1936年改为第二方面军……长征是由第一方面军首先开始的。1933年6月，蒋介石派宋子文在美国筹措了一笔经费，并聘请德、意、美等国军事顾问，积极准备了一番后，于当年10月，调集100万军队，200架飞机，自任总司令，向“朱毛”红军所属的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军事“围剿”。红一方面军在抵御此次围剿时，由于此前中央高层“左倾”冒险主义思想占统治地位，在军事上排挤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从而导致了五次反“围剿”斗争的失败。在此种不利局面下才被迫做出了长征（当时称战略转移）的决定。面对“朱毛”红军的“大败退”，蒋介石指挥着国民党军队在红军前面布下了四道封锁线，以求彻底消灭红一方面军和中共“首脑”（当时中共中央亦随红一方面军行动）。突围中最为惨烈的激战是突破国民党军队的第四道封锁线即湘江之战。过湘江前红一方面军兵力约七、八万之众，待突过湘江已减员大半，所剩大约只有三万兵力。然蒋介石并未给这支败师留有任何喘息之机，他又急匆匆的洗好了牌……
        这时的毛泽东仍然受排挤，红军的军事指挥权仍为最高“三人团”（博古、李德、周恩来）说了算。他们决策红军的下一步行动是取“萧贺旧径”，前去和贺龙、萧克领导的红二、六军团会合。而蒋介石此时已料定了惨败红军的去向，他又匆忙调集了二十万大军，在“萧何旧径”布置了一个大“口袋”，等待着这支疲败之师来钻……
        蒋介石似乎已稳操胜券了，而这支由最高“三人团”统帅的红军的前途命运也似乎铁定要全军覆没……
        然而历史没有忘记，这支军队里还有毛泽东！毛泽东虽然早已被架空，他虽然没有蒋介石的空中飞机侦察，地面电台反馈情报……但他依然洞悉了对手布置的天罗地网和蒋介石此招的凶险毒辣（因为此前总是他为蒋介石部队布“口袋”）。他在几万红军濒临绝境之际，临危建言……也该革命的火种不该在此灭绝、几万人的命运从此绝处逢生。也可能李德、博古经湘江血战后哪自负、傲气与骄横早已被红军战士鲜血染红的一江血水冲涮得一干二净了。他们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放弃了前去与贺萧会合的死亡之旅。又听从了毛泽东的建议——红军改道直奔贵州。几万忠勇红军将士的鲜血染红了湘江之水，也让错误路线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开始认识到这样一个无情的现实：即红军不能没有毛泽东。而毛泽东选择了贵州，一方面是因为他知道贵州的国民党兵号称“双枪兵”，即一手拿烟枪，另一手拿的才是能杀人的枪。而择弱敌打是毛泽东惯用的军事原则。另一方面，难道不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贵州才有遵义，遵义就在贵州。
         难道在枪炮声震耳嘶鸣喧嚣，天上飞机盘旋轰炸，一江血水默默流淌的湘江岸边，毛泽东那痛惜、睿智的眸子就看透了历史的重重迷雾，分明看到了前方遵义城的万丈曙光……
        中央红军长征初期，由于“左”倾错误路线的领导人在军事上实行逃跑主义，消极避战，又携带大批辎重，所以部队行动迟缓，经常处于被动挨打地位。湘江之战的惨烈不但是部队遭受了巨大伤亡，此前携带的辎重也被打丢。但因此部队的行军作战脚步也随之变得轻捷起来。1934年12月15日，红军占领了贵州黎平。12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举行会议肯定了毛泽东的意见，改变了红军前进的方向，使红军避免了全军覆没的危险。1935年1月2日至6日，中央红军从回龙场、江界河、茶山关渡过乌江。7日晨，红军先头部队占领遵义城。9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进驻遵义城。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了扩大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的错误，会议还作出一项决定：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这个决定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因为其他的常委分别是王明、周恩来、张闻天、朱德。周恩来一贯尊重毛泽东，在此前许多次错误路线批毛泽东的时候，他都以在党内的领导优势多方面的去维护毛泽东，为毛泽东的日后复出尽了很大的力。而张闻天，在长征以前和长征之初，他就是被“左”倾路线诬为“小集团”的“担架上的密谋”者之一，毛泽东早用自己军事上的正确路线理论和卓越的统战才能把张闻天从“左”的阵营里分化了过来。战时军事利益高于一切，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虽然在常委的具体分工上张闻天是中共中央总负责，但他不大懂军事，也比较信服毛泽东。而朱德是毛泽东的老搭档，从井冈山起，他们就是密不可分的“朱毛”了，在军事上周恩来也是很推重毛泽东的。而王明还远在莫斯科……所以实际上从这时起，毛泽东就开始真正为中国革命领航了。
        以王明为首的错误路线的执行者丝毫不顾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情况，机械的执行马列主义，生搬硬套外来的经验——苏联模式。结果使得中国革命的路越走越窄，实践业已证明：一切对外来的经验生搬硬套，机械教条无疑是极其愚蠢的，结果是必然毁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和革命的中坚力量，当然就更谈不上执政可能、执政地位了。当时横行党内的“冒险主义”和“教条主义”错误，许多军事指挥员和绝大多数干部战士都清楚地看到了。被誉为革命的红司令的朱德就说“再这样下去，我们就不能再跟他们走”，忠勇可嘉的彭德怀无比气愤的骂错误路线的执行者是“崽卖爷田心不疼”，许多的红军中下级指挥员、战士则无限怀念毛主席。他们想起跟随毛主席打仗时总是打一仗胜一仗，结果是红军队伍越来越壮大，根据地也越来越多。而错误路线的追随者与执行者总是标榜他们的正确，恶意诋毁和污蔑毛主席。但事情的发展最后证明了毛主席的伟大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无比正确。所以要求毛主席出来领导的基层呼声也越来越高。这无疑是遵义会议得以胜利召开的一个重要原因。
        遵义会议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它为中国革命开辟了走向胜利的航道。从此，中国革命开始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下，一步一步的走向胜利。
        我们再来看此前中国革命的几任领袖：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王明、博古。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是“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向忠发因为任职很短时间即遭逮捕，后叛变。更因其能力问题所以也没有贯彻什么路线。其余几位都是“左”倾了，瞿秋白是“左”倾盲动主义，再后几位而“左”的总根子是王明。都可以说是“左”倾冒险主义。
         因为以前“左”、“右”两方面的错误路线盛行，都为中国革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从而使得中国革命的巨轮偏离了正确的航向。既是中国革命的抉择，也是历史的选择，这才有了能正确导航的遵义会议。
        从遵义会议至今，时间已过去了七十五年。当我们再回首中国革命的航程时，今天我们又该从中思考得到什么？
         如果说建国后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再后来的“文化大革命”，都如后来“特别是”年代“极右”们所说是“左”的思潮泛滥。他们怎么不睁大了眼看看，那么其后的举国上下“改开搞”就没有“右”的因素在其中吗？从象征着“右”的改道易撤再到“极右”泛滥成灾的“右”倾投降卖国难道就不该引起我们的深刻思考吗？现在举国转基因，让全民做“小白鼠”又难道不是“极左”冒险主义泛滥的恶果吗？
        从中国共产党建立至今，已接近一个世纪的光阴……由于认知水平与外来因素的影响，中国的革命与建设注定有时会在“左”和“右”之间摇摆着，由此造成的损失与危害也是显而易见的……
        我还以为，衡量一个社会是“左”？或是“右”？或是坚持着正确的道路？我们尽可以抛开哪些复杂的定义和繁琐的概念，只需要用一点来衡量：那就是看这个社会是进步了还是倒退了？这又该怎么看呢？我们又都知道，社会的组成分子是人，只要从“人”来看，就能执简去繁、纲举目张。而人之所以称为高级动物，区别于低级动物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人不光是仅限于物质欲望的满足，人还有更高级的追求，如精神、信念、信仰等等。如果把人从高级动物还原成了低级动物，只知道去追求吃、穿、玩、用……最大限度的追求个人欲望的满足，并为此可以选择或者不择一切手段，对由此而产生的不良社会效应如黑猫、白猫啦、笑贫不笑娼啦、以及弱肉强食、丛林法则盛行等等皆视而不见，或者变相纵容……大家说这样的社会究竟是进步还是倒退？
      “特别是”后三十年如一日，“资改派”复辟势力和“极右”们，以恐怖暴力为手段，用把全国人民都还原为低级动物为目的，在“最大限度地解放生产力”、让全国人民都“被小康”等虚伪旗帜的招摇蛊惑下，把中国人民引领到一条充满荆棘的危险歧途……
       七十五年后的今天，毛泽东已离我们而去三十四年。我们可还曾看得到哪象征着胜利曙光的遵义城？
        黎平会议——回龙场——江界河——茶山关——再飞度乌江……——这曾经是一条深刻影响着中国革命的胜利通道。只是还不知道，今日的中国尚处在什么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