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经历过的三次运动

我所经历过的三次运动　　

我的青年时代，亲身经历过3次较大的运动：“新三反运动”、“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运动”。这三次运动，都是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开展的，是地地道道的“群众运动”，任何一个正常的成年公民，都不可能袖手旁观，必定是身临其境。我是一个贫农子女、共青团员，是三次运动的依靠力量，也是顺理成章的积极分子。　　

新三反运动　　

50年代，“新三反运动”有两次。　1953年1月5日　，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提议，在“三反运动”（ 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基础上，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号召各级党委和政府大规模开展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新三反运动”。那时候我还是孩童，压根儿就不知道那回事。　　

第二次“新三反运动”在1960年，内容跟1953年的新三反运动不一样，而跟老三反运动则完全一样，仍然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那时我刚刚进入文艺团体，是个十几岁的小学员。领导看我忠厚老实，家庭出身好，又是共青团员，就吸收我为“新三反运动领导小组”成员，主要任务就是抄抄写写，作会议记录等。　　

首先是人人做自我检查，然后是互相揭发——大会小会可以明着说，也可以写检举信、写大字报。那时候，走廊里、会议室里贴满了大字报，我的任务就是抄写那些大字报备案。剧团里上百号人，除了我们那些娃娃学员少数有浪费现象，其他人无论干部群众，几乎都存在贪污、浪费问题和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所指的“贪污”问题，只要不是属于个人应得而据为己有的都算，哪怕是拿了几枚图钉回家贴年画，也要做检讨。　　

当然，那些属于多吃多占的小问题，领导小组和群众都没有过于追究，甚至也不要求退赔，但对每个人的思想触及很强烈，大家都牢牢记住了，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决不能伸手。剧团团长因官僚主义作风，受到了群众批判和行政处分；舞美队里有一个制作道具的木工师傅，由于贪污各种原材料累计价值80多元，被剧团开除。　　

我至今还在想，如果类似的运动经常搞一些，那就绝对不会出现今天的遍地腐败现象。　　

社教运动　　

“四清运动”又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运动”。那次运动起始于1963年，结束于1966年，是全国城乡普遍开展的一次大规模群众运动。1964年，我在农村长期深入生活，社教工作队进驻后，很快就把我作为团结依靠对象。　　

四清运动的初衷，主要依靠当地干部群众，清账目、清仓库、清工分、清财物，斗争目标是干部中的腐败分子。后来，XXX向下派工作组，扩大了打击面，整死了一些人。他的夫人率领的工作组，还在天津郊区搞了一个“桃园经验”。1964年，毛主席纠正了XXX的极左错误。1965年初，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四清”确定为“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　　

我们那里派下来的工作队，认真学习了“二十三条”，纠正了前期主要矛头指向“地富反坏右”的错误目标，将矛头直指“当权派”。工作队首先发动群众，揭发检举干部的四不清问题，同时将全公社的大队干部集中学习，进行思想教育，开展自查、互帮活动。　　

那时候，许多农村干部确实沾染了腐败风气，脱离群众，作风粗暴，贪污浪费，多吃多占的情况很严重。再不搞运动，腐败现象会迅速蔓延膨胀。社教工作队严格执行毛主席的“二十三条”，在一年多的四清运动中，全公社干部只有一人自杀。那个自杀的大队支部书记是个色狼，他把全大队（村）有点姿色的女人几乎搞遍了，人人都说他死有余辜。　　

我是文艺工作者，工作队支持我活跃社员的业余文化生活。我创办了一个农村基层文化室，业余时间带领社员学政治（主要是学毛著），学文化，学科学，学雷锋，排演文艺节目。后来，文化室活动经社教工作团在全县推广，各大队、生产队都建立了文化室。当时没有听说别的地方有基层文化室，也不知道我创办的那个文化室是中国第一个文化室。　　

社教运动，是人民群众真正享受到民主生活的伟大运动，对干部有意见尽管公开提出，谁也不敢打击报复。最重要的是，遏制了干部队伍的腐化堕落，缓和了日趋紧张的干群关系，从思想上挖掉了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萌芽。我不理解，一些人全面否定社教运动，究竟是处于何种居心？　　

文化大革命运动　　

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XXX、XXX再次背着毛主席，向下派工作组。那时候，我们的社教运动起步晚，还没有结束。社教工作队受命，摇身一变，变成了“文化大革命工作组”，矛头不是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挑动群众斗群众。　　

我那时不明究里，跟随工作组一起斗争群众。发动群众揭发一些人的错误言行，然后拉出来批斗，再戴上“坏分子”、“黑帮”、“反革命”帽子。《三进山城》电影中刘连长的原型，那时候是个回乡务农的普通社员，因为说“电影里的刘连长就是我”而遭到批判，说他“诬蔑英雄人物”，被批斗后戴上了“坏分子”帽子。后来证实，他没有胡说——他正是当年的特务连连长，原书作者赛时礼就是当年特务连一排排长，时任山东省军区干部。　　

1966年底，毛主席又一次纠正了XXX、XXX转移斗争大方向的错误，全国取消了工作组。1967年春，按照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指示，给群众斗群众过程中被错误批斗的群众平反，恢复名誉。我们又去揪回已经撤走的工作组长，回来给群众平反。那位戴了几个月“坏分子”帽子的刘连长，平反后毅然决然参加了造反派组织。　　

那是人民群众真正当家作主的年代，人民群众有结社、言论自由，有游行、罢工、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自由。但是，农村的造反派一般都是少数派，当权派背后操纵的保皇派实力大。因此，大多数当权派根本没有遭到批斗，因为人多势众的保皇派在保着他们。　　

当权派和保皇派穿一条裤子，对造反派恨之入骨。但是，他们又不敢公开对造反派下毒手，就对倾向造反派观点的四类分子大开杀戒。我所在的大队，就将地主成分的父子二人抓起来，严刑拷打，致使父亲被折磨死，儿子被打断腿，成了残废。据说，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父子倾向造反派（他们所在的生产队造反派势力大），主要原因是那个地主解放前经商，知道当权派过去倒卖解放军物资的罪恶历史，当权派实属杀人灭口。　　

整个文革时期，我在农村所见到的是走资派还在走，没有谁敢批斗甚至关押他们。到了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时候，成员还是原先的走资派和他们的狗腿子保皇派头头，造反派即便有一两个名额，也是聋子的耳朵——摆设，只能受窝囊气。走资派和保皇派掌握政权之后，便开始整治造反派。那时候，我已经离开了农村，听说那个刘连长被整得神经错乱，落入井中淹死了。　　

文化大革命后期，我支边在某农场工作。因为当权派在推荐工农兵大学生时营私舞弊，偷梁换柱，将群众推荐的大学生换成他的亲信，团支部书记和一批共青团员、青年职工写大字报揭发批判，结果遭到残酷地打击报复。当权派深知我在职工中有很高的威望，要求我站在“党委”一边，带领职工批判写大字报的人。我“不识抬举”，几次都严词拒绝。结果，我也被牵扯其中。再度上台的当权派，那时候气壮如牛——文革的疾风暴雨都闯过来了，如今还怕什么？他们采取停发工资，扣发口粮等惨无人道手段，害得我死去了一个儿子，妻子被迫离婚而去。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由于党内右派势力太大，难以正常地顺利进行，造成了许多地方革命不彻底，造反派群众反而遭殃。尤其是毛主席逝世后，成千上万的造反派和支持造反派的革命干部，惨遭关押，批斗。我认识的一个著名的造反派头头，在被“隔离审查”时遭到暗杀，他们设计了假现场，说成“畏罪自杀”。　　

有些人说我：文革害得你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前途断送，你怎么还这样说？我说：如果以个人的得失为准则去评价一场运动，那就太狭隘了。　　

如今，很多老干部由于在文革中受到了程度不同的冲击，便对文化大革命耿耿于怀，甚至波及到他们的子女，也对文革有抵触情绪。我认为，这就是以个人得失去衡量运动的狭隘之处。至于一些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他们仇视文化大革命，仇视无产阶级专政，仇视工农大众的伟大领袖毛主席，那是情理之中的事儿。因为文化大革命就是一场反对资本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的大革命，而他们朝思暮想恢复他们的资本主义天堂，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定是水火不相容。